国际反恐怖主义探究论文

摘要：本论文分析俄罗斯中东战略思维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究当前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背景、思想根源及影响因素；解读俄罗斯政策基于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缘由；阐释叙利亚危机局势下俄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关键词：叙利亚；中东政策；反对派；伊斯兰谈到叙利亚现在的内战问题，人们总是发问，为何俄罗斯积极保护叙利亚当前的政权。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反恐怖主义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反恐怖主义探究论文 篇1：

恐怖融资犯罪防控路径研究（下）

内容摘要：面对当今世界恐怖活动蔓延，危害日益严重的现状，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控制尤显重要。从国际社会到不同国家，都面临如何结合具体情况，解决恐怖融资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的困境。

本文以刑法120条和191条为视角，梳理国际国内恐怖融资犯罪法律控制发展轨迹，剖析当前以洗钱犯罪和资恐罪为代表的法律控制的价值体现和制约因素，并从构建法律控制体系、完善行政监管机制、提倡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提出防恐怖融资犯罪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恐怖融资犯罪；洗钱；资恐；法律控制；行政监管；国际合作

四、当前恐怖融资犯罪法律控制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刑法罪名确定与执法中罪名管辖的冲突：涉恐案件概念界定直接关系到涉恐案件和洗钱案件的管辖和惩处

大量的研究表明，恐怖融资犯罪判例稀少与涉恐案件增多形成的反差并不能说明资恐案件微乎其微，而是很多案件没有对涉恐和资恐做出确定界定并加以统计。

作为刑法191条的上游犯罪之一和刑法120条之一，首当其冲要解决是否是恐怖活动案件的归属问题，才能提及是否是洗钱犯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区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根据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中提及的恐怖活动的目的为：“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手段为“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后果为“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加之目前我国刑法第120 条只对其中部分恐怖活动行为规定了专门的犯罪，对其余行为适用一般的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恐怖活动犯罪多以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故意杀人罪、爆炸罪、放火罪等罪名定罪处刑，这些犯罪的规定在罪状、刑事责任和刑罚上都未区别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

有学者提出：这种情形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首先，恐怖活动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我国法律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也已经对恐怖活动犯罪有特别的规定，但如果用普通刑事案件处理涉恐案件会使得国内相关部门法律的协调适用出现障碍，如对恐怖爆炸犯罪按照爆炸罪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时，在适用恐怖活动犯罪相关洗钱、融资、刑事诉讼程序等规定上，必然遇到相关法条适用的门槛问题。其次，以普通刑事犯罪罪名处置恐怖活动犯罪时，会造成国际司法合作上的障碍。例如，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寻求国际司法合作时，可能遭遇政治犯不引渡的法律障碍，以爆炸罪寻求合作时也会遇到不满足反恐司法协助条件的问题。最后，将恐怖活动犯罪按照普通刑事犯罪定罪处罚不适当。与普通刑事犯罪不同，恐怖活动犯罪人受极端思想控制，追求“殉教”等结果，无惧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刑罚，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对其设置更高法定刑或者明确规定对其从重处罚。

笔者在实务部门访谈中发现，仅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而言就有专门的反恐机构，也有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刑侦部门，也有侦办毒品案件的缉毒部门，也有涉及国内安全保卫和反邪教的部门，而洗钱案件和资恐案件属于经侦部门管辖，这些侦查部门更关注在各自案件管辖职责范围的侦办过程，彼此之间的合作意识、信息交流和防控机制构建都需要加强和完善，因此涉恐案件认定和恐怖融资犯罪案件管辖的分歧影响到了涉恐案件的实际惩处效果，自然也影响了刑法120条和刑法191条的动态运用。

（二）资金性质：“合法”与“非法”涉及刑法191条和120条的配合与适用真空

洗钱是指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使之表面来源合法化的活动和过程。 我国刑法191条的洗钱罪也明确规定：明知是七种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进行的清洗。即洗钱罪要求资金性质为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而刑法120条“资恐罪”中的恐怖融资在金融机构的行政解释中为：“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财产”，并未提及性质非法与否。

联合国《制止向恐怖活动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将恐怖融资定义为“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非法和故意地为恐怖活动提供或募集资金，其意图是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恐怖活动。同时，当有关资金还没有被实际用于实施恐怖活动时不影响资助恐怖活动事实的成立和犯罪性。而试图资助恐怖活动、以共犯资助或试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指使他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团体资助恐怖活动的，均属于恐怖融资”。 也未提及资金来源的合法与非法。

这就涉及到在金融监管部门与侦查部门对信息线索的甄别、移送、采用、侦办。如果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就需要是可疑资金，再根据管辖移交给相应的侦查部门；如果是尚未辨别性质和管辖范围案件的资金，来源合法，如何侦控？在恐怖融资的预防、监控、侦查、审批组成的整个工作链条中，人民银行的职责定位仅限于预防和监测两个环节的工作，与其他司法部门的配合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旨在建立跨部门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协调机制的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流于形式，实质性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而针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明显需要加强。

学界关于洗钱犯罪和恐怖融资犯罪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恐怖融资就是洗钱犯罪，其二主张洗钱犯罪不同于恐怖融资，但却认为洗钱是恐怖融资的唯一手段，两种犯罪的核心都是用洗钱技术隐藏资金的流向，二者的区别并不影响用反洗钱立法打击恐怖融资犯罪的有效性。

笔者综合搜集到的境内外恐怖融资现状分析，恐怖融资犯罪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既可能通过合法渠道筹集资金，包括对个人捐赠、慈善机构、自我筹款、正常经贸获利的滥用，也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获得资金，包括贩毒、走私、黑社会组织等犯罪所得及收益，也可能通过灰色渠道从某些政治势力获得秘密资助。因此从恐怖融资犯罪来源上看，洗钱犯罪和恐怖融资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洗钱犯罪为恐怖融资犯罪的一种手段，会产生竞合，又会构成单独犯罪。这就造成刑法191条和120条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配合，也会出现真空。如果上游犯罪是恐怖活动犯罪或其他六种犯罪活动，可以用刑法191条规制，如果是“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财产”或者是“意图如此”（或“明知”）资助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可以用刑法120条约束，但是在侦查立案之前，如何合理怀疑资金来源及用途？在侦查立案之后，如何搜集证据证明“意图如此”？在诉讼阶段，如何将预防、监控、立案、侦查、起诉等环节搜集的证据构成一个客观、真实、有效、完整的证据链？在审判阶段，法官如何采信？这些实践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法律适用的真空，也将面临国际国内的质疑。

（三）跨境打击：国际合作中“难民”与“人权”的认识分歧，各国反恐双重标准的取舍有异

恐怖活动犯罪超越国境，迅速蔓延，必须需要国际合作；控制恐怖活动犯罪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牵涉到复杂的历史、政治、宗教、民族、地理、法律等问题。多年来国际社会无法就“恐怖活动”概念达成共识，在以大国意志为主导的国际条约、公约及相关建议中，虽然有对恐怖活动行为的列举以及对恐怖组织、人员名单的设立，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奉为圭臬。因此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控制以及人员资金流动监控就受到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层度的制约。

从国际上看，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14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快速扩张，十余年来，国际反恐局势日趋严峻和复杂，尤其是2014年“伊斯兰国”的全球招募行动以及与此相伴的大规模恐怖分子跨境流动，使国际反恐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恐怖分子通过偷渡、合法入境、滥用难民地位渗透到目的国实施恐怖袭击，其跨境流动进一步推动恐怖活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并促使跨国有组织犯罪与国际恐怖犯罪结合在一起，为恐怖犯罪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日益呈现出组织网络及其活动的全球化，战略决策全球化及打击目标全球化，资金网络全球化的趋势。

从国内来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恐怖势力渐现与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合流的苗头。今年以来，中国警方已从东南亚国家遣返回国多批偷渡人员及组织者。仅2015年7月9日，中国警方成功从泰国遣返回国主要来自新疆的109名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偷渡团伙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偷渡网络，内部分工明确。偷渡路线是从陆路或水路经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最后从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前往土耳其，偷渡人员被送至土耳其后，不少人在“东伊运”恐怖组织的带领下进入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同时，土耳其存在多个组织偷渡团伙，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也为偷渡提供便利。 这些偷渡出境人员加入ISIS组织接受恐怖训练，参加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以争取国际恐怖势力认同以及资金技术支持，培养国际暴恐活动人脉，再累积回流中国境内策划组织暴恐活动。

笔者在西南边境调研时也发现：由于中国西北边防管控严密，而中国南方边境地区地理地形特殊，乡间小路便道较多，民族宗教复杂，长期形成了跨境民族交往的宽松氛围，所以他们会选择广西或云南偷渡出境。但随着边境管控的加强，原先内外接应，从便利河道或掩盖身份从合法渠道偷渡或出境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偷渡人员试图利用边境深山茂林，人迹罕至的小路迂回出境。偷渡所需资金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而在偷渡途中一旦遇到阻拦，偷渡人员往往就地“圣战”。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案件，就是企图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受阻后所为，共造成31名无辜群众死亡，141人受伤。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关注到这一恐怖活动发展的新趋势，于2014年连续发布了6项决议，再次将移民管制措施与国际反恐进行关联，凸显了移民管制措施作为打击恐怖活动的一项重要的非军事措施的战略地位。 但是在国际合作中依然出现对恐怖行为和人员判定的双重标准和对偷越国境线故意放纵的行为。一些外国政府和势力罔顾事实，毫无根据地将持假护照等手段从事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的非法偷渡者称为“难民”，甚至利用“人权”问题施压，对中泰两国在打击严重破坏国际间正常出入境秩序非法移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问题上的正常执法合作横加指责，这是对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的纵容，更违反了相关国际公约和法律。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加强国际合作，摈弃反恐双重标准，将深刻影响如何因地制宜，贴近国情，更好地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反恐。

五、控制恐怖融资犯罪的完善路径

反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样也需要同仇敌忾的联合阵线，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层次是法律控制，外围层次是行政监管，辐射层次是国际合作的问题。如图所示：

（一）防御为主的法律体系及执法能力建设的完善，跨部门协同意识的加强

在反恐联盟中，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一定是最有效的措施，从理论界立法到实务界的司法、执法，加强法律网络的严密和能力建设完善是反恐的核心问题。

1.构建反恐专门立法，统领反恐战略机制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不一，反恐怖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好反恐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也考验着立法智慧。尽管我国通过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反恐怖决定、反洗钱法，与相关的军事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构建了我国反恐怖立法体系，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但面对隐性突发的反恐局势，我国要尽快出台一部能统领、组织、协调、衔接各方面反恐力量的反恐法，构建立体防御型反恐怖法律体系。

对反恐法的基本构架，实务界提出了反恐法律应用形态的理想设计需要科学布局，应当打防兼备、预防前置、主体多元、内外协作、惩治强化、处置果敢的法治线路图。并从法律普适性、应用形态、立法权限、立法内涵、立法能动性划分标准几方面分析得出我国应当选择一般法的立法模式、独立式法律形态的立法模式、国家立法机关集权立法模式为主和地方分权立法为辅的体例、立体防御型立法模式、积极的进攻型反恐立法模式。

在理论界，针对反恐立法存在的问题和刑事法的完善内容，有学者提出：我国反恐怖系统化立法尚存在理念保守、系统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缺乏专门法指引、刑事法及相关法滞后等问题。为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需要对刑事法重点完善，对相关法进行补足。在刑事法完善方面，要准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类型化其犯罪构成；将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定位为行政犯；完善其罪刑内容；调整其级别管辖；明确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权划分；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强化相关主体的法律保护。

结合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看法，笔者赞成首先对刑事法律进行完善，准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对涉恐犯罪适用及时、明确的法律，保持对涉恐犯罪采取刑罚的持续性和不可避免性，尤其是加强对恐怖融资犯罪的防控中的法律适用，使刑法191条和刑法120条能真正运用到实务中；其次，在反恐法的构建中，要充分注意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宗教复杂、经济发展状况不一等情况，因地制宜设计立法模式，在反恐立法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预防、打击、救济”三项功能都要兼顾。此外，作为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武器，刑法191条也应进一步完善关于上游犯罪是否应扩展到“一切严重犯罪”、金融人员协助洗钱或隐瞒不报洗钱行为的入罪、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控制的问题，以更好地配合反恐战略和实施计划的开展和践行。

根据当前国际反恐形势和国内反恐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借鉴有关国家相关立法经验基础上，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活动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怖活动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这无疑将进一步完善反恐怖法律制度，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反恐怖活动合作。 反恐怖活动法草案还对有关工作体制机制责任和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应对处置等手段措施做了规定，是一部包括权力与责任、实体与程序的专门性法律。2015年2月反恐法草案二审，二审稿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直接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制定反恐法是中国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必然要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专门的反恐立法出台指日可待。

2.破解司法实践困境，完善执法能力建设

虽然为了解决反恐斗争中遇到的法律问题，2011年《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界定了“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概念，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但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依然受制于管辖、程序、证据规格、部门配合等困境。

如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涉外犯罪、经济犯罪、集团犯罪案件的侦查。上级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侦查下级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下级公安机关认为案情重大需要上级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可以请求上一级公安机关管辖。”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确定。”在恐怖融资犯罪案件中如果涉及贩毒、走私、黑社会、偷渡等犯罪行为的案件线索时，可能会在职能管辖中出现禁毒、缉私、刑侦、边防等部门同时具有管辖权的情形，而资金查控、追踪并甄别是否为洗钱犯罪或“资恐”犯罪又涉及到经侦管辖，反恐案件又有专门的反恐部门侦办，因此在涉恐案件的管辖中，实践部门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合作意识，成立协调部门，确定案件归属，给予侦查部门必要的特殊权限，根据案件情况强调执法程序、证据采集，适应审判需要，破解司法实践困境。

同时，针对以往办理经济案件查询、冻结资金手续繁琐，配合不畅，时间流程长造成资金转移的情形，对及时切断恐怖融资的资金冻结，要善于利用2014年发布的《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在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方面应履行的义务，解除冻结措施的条件，对被冻结资产的管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涉外冻结资产的处理以及监督与处罚。

涉恐资产冻结是一种法定冻结，即依照法定条件并且针对法定对象实施的资产冻结，不以存在具体案件为前提条件，也无需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逐案作出冻结决定。 对于我国主管机关依据法律授权和法定标准认定的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自有关名单公布之时起即负有冻结资产并停止一切金融交易、排查被列入名单者资产、报告涉恐资产冻结执行情况、向当事人通知资产冻结情况等义务。《刑事诉讼法》授权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启动对被冻结资产的特别没收程序。

3.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建立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

反恐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面非常广泛， 直接承担这一任务的有解放军、武警内卫、国家安全、海关、司法、公安等部门。公安内部又有专职的反恐机构， 国保、治安、刑侦、边防、禁毒、网监等警种也负有反恐职责。这些单位既是反恐情报的获取者， 也是反恐情报的使用者， 必须加强协作与交流， 在共享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发挥反恐情报的效能和作用。必要时可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促其发挥优势。

在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中，美国相关理论和实践值得借鉴。如“整体政府”理论，是指通过推动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一个能够为公众提供整合性服务的政府。有学者建议：将“整体政府”理论作为反恐跨部门协同的理论基础，创建反恐国家战略，注重公私部门间的合作，加强技术手段建设，完善机构设置。

笔者认为，在当前反恐形势严峻和恐怖融资犯罪复杂多元的情况下，尤其是面临网络犯罪和恐怖犯罪交织的现状，犯罪形式瞬息万变，资金转移弹指之间，犯罪现场上天入地，如果我们还停留在狭隘的部门管辖和固步自封的信息中，必然会滞后于犯罪的发展变化。所以，创建反恐国家战略，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管控有力、信息共享的行政主管部门势在必行。但是国情不同，体制有异，不能盲目激进，应根据现实情况和需要逐步强化跨部门协同意识细化相关规则，

以上措施和建议，不但彰显了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构建防御为主法律体系，完善执法能力建设，切断恐怖融资渠道，震慑恐怖融资犯罪扩散所做的努力，而且提出了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建立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构建反恐战略机制的理论蓝图。

（二）风险为本的行政监管机制和严密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测

风险为本是FATF等国际组织提倡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方法，强调各国应清楚地了解影响本国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并建立与风险性质相适应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2007年以来，FATF先后发布了针对会计师、贵金属经销商、房地产中介机构等不同行业的9个“风险为本”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使洗钱风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积极的应对，与此相适应，调整监管方法，使之与金融机构实施风险为本原则激励相容的理念开始得到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2012年FATF通过的新40项建议，其中对以风险为本方法执行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措施进行了明确和全面论述，使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原则最终成为国际反洗钱领域的变革方向。在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金融机构反洗钱措施及流程的个性化增强，对监管部门风险评估以及差别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在200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由公安部承担的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改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设置了专门的反洗钱局。2004年设立了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领域收集和分析金融情报的专门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其主要职责是收集、整理大额与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将涉嫌恐怖融资的大额与可疑交易上报给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中心甄别和筛选后，再将判定可疑的交易信息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经反洗钱局调查，如确实涉嫌恐怖犯罪，则由反洗钱局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并协助司法部门调查涉嫌洗钱犯罪案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银监会等23个部门参加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部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统一协调金融部门反恐怖融资方面的特定工作，探究并制定针对金融部门的反恐怖融资策略、规制和相应政策。作为反洗钱工作的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及时移送涉恐资金方面的线索，并积极配合涉恐案件的资金调查工作，有力打击了涉恐案件。从涉嫌恐怖组织到涉嫌恐怖融资，案件配合日益深入，监管力度加强。目前我国在金融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可供借鉴的做法相对较少。 面对新型金融业务和非正规资金转移体系以及现金运送，反恐融资和反洗钱预防和打击体系合力作用发挥需要进一步改进。

特别是风险为本方法对于公共权力部门和特定非金融部门（如非营利性组织）是一个挑战。该方法要求具有一定资源和专业知识，从国家和机构两个层面上收集、解读有关风险的信息，据此设计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但也可能造成负面结果，包括预期的不确定性、实行统一监管面临的困难，以及客户对开户或保持业务关系时要求提供信息感到不理解。

因此在借鉴较为成熟的金融机构行政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完善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恐怖融资制度和反洗钱制度的监管，进一步强化国内反洗钱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快构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风险评估体系， 有效落实风险为本的工作理念，提高反恐怖融资资金识别监测效率，加强新型支付机构反恐怖融资的风险防范。 而金融机构要开展预防和打击恐怖融资工作时，要完善日常联络协调、情报会商、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要在切实履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客户身份识别、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密以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树立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和搭建国际法与国内法适应的法律框架

面对恐怖活动犯罪和洗钱犯罪威胁，各国休戚与共，必须构建合作共赢的理念和设计因地制宜的法律框架。

我国从被动接受国际标准转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论，国际合作日渐全面。目前，我国已成为FATA、欧亚地区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组织（EAG）、亚太地区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组织（APG）三个国际性组织的正式成员，顺利完成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体系互评估，并与近20个国家/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流合作备忘录，与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主要国家建立了形式各异、紧密程度不同、各有侧重的双边联系机制或合作机制，为继续积极参与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

当前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驱使，文化认识不一，国际格局变换，对“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的认识难以统一，存在双重标准，以“难民”和“人权”问题干涉内政的情况屡屡出现，国际反恐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与矛盾。反恐斗争将长期化、复杂化。

在恐怖融资犯罪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中，我国面临着FATF新标准的挑战，既有专业领域的问题又有跨部门跨行业棘手问题；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领域，面临着某些大国制定规则，迂回利用金融、贸易的技术性评估和审查试图干涉他国的政策、监管、司法和执法的情况。

现阶段共同努力防范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为此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

由此，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搭建中，笔者赞成以下观点：“当今国际法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国际条约，而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主权国家都有缔结条约的自由，如同国内社会中的每个民商事主体都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一样。因此，每个国家都有权自行决定与其他国家开展缔约谈判、签署和批准条约以及申请加入已有的条约。一个国家之所以承受条约义务的约束，是因为这个国家自主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即“依法治国”中的“法”应该包括一国所接受的国际法，并非所有的国际法都是一国的治国之法。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具体衔接中，笔者认为需要以适应国内需要为出发点，以促进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在国际合作中加强政治磋商，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有理有节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认定，区别对待和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监控金融交易，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融资活动，规定了引渡、移管和司法协助的使用程序，进一步完善反恐立法和司法制度，完善反恐怖活动工作体制机制和防范处置措施，争取反恐国际合作主动权。以实际行动在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领域及时互通情报信息，加强国际资金监管合作、强化刑事司法协助，在维护边境秩序、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等跨国犯罪方面进行了合作，积极维护国家之间的战略友好关系，加强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反恐融资和洗钱犯罪。

由以上分析可见，只有解决了恐怖融资犯罪的核心法律构建、外围的行政监管措施、辐射而来的国际合作问题，才能使刑法191条和120条围绕国家的反恐战略和法律体系真正摆脱静态状况，发挥刑法预防、惩治的作用。

综上所述，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生存发展壮大的经济血液，只有对恐怖融资犯罪的进行有效管控和严厉惩戒，才能遏制其输血管道，从经济基础予以致命打击。而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控制需要国际国内法律的协调融合，需要完善实务层面的具体操作，各部门配合管控涉恐资金的运转，才能面对安全领域的新威胁与新挑战，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解决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众多问题，达到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作者：李春

国际反恐怖主义探究论文 篇2：

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分析

摘要：本论文分析俄罗斯中东战略思维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究当前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背景、思想根源及影响因素；解读俄罗斯政策基于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缘由；阐释叙利亚危机局势下俄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

关键词：叙利亚；中东政策；反对派；伊斯兰

谈到叙利亚现在的内战问题，人们总是发问，为何俄罗斯积极保护叙利亚当前的政权。也许我们能从普京2012年12月的发言中听出端倪：“我们不是叙利亚当局的辩护人，我们关心的是未来。我们不想重复不久以前的错误。谁又能想到，西方曾支持过的人（指前利比亚反对派）却带来了美国大使惨死的悲剧”。本文试从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角度分析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

一、历史上俄罗斯的中东战略

俄罗斯在中东的出现始于基辅罗斯时代（9～12世纪），当时与拜占庭帝国开启了著名的“瓦兰吉亚（瓦良格）至希腊”的贸易通商之路。出于地理位置考虑，当时的基辅罗斯采取了积极的区域政策，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南部边界及贸易通商道路。

彼得大帝（1672～1725）曾留下遗嘱，“要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将主宰世界”。这是意在通过征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黑海，进入地中海，经波斯（现伊朗）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策略。19世纪中叶，俄国开始真正地实施“南进”战略，英俄之间随之爆发冲突。

随着历史的推移，中东成了俄罗斯与欧洲强国之间的联系纽带和角力舞台。一战引出了中东历史的新篇章，十月革命对中东国家的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革命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解放运动。苏联很早就致力于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给予了土耳其巨大帮助，苏联废除了沙俄时代与土耳其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旧沙皇政府对土耳其的索赔。土耳其和伊朗传统上曾是沙俄扩张的对象。苏联时代继续对这些国家给予极大关注。斯大林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了“不用将苏联海军基地从土耳其迁出”的承诺。同时，苏联还希望继续在伊朗北部采取军事占领政策。

1943年，苏联支持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当时莫斯科的考虑是，以色列这个中东国际关系的新棋子会给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相互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诸多困难。1952年，斯大林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但随后又被其继任者恢复，他的继任者也积极修复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冷战期间，叙利亚也奉行亲苏联政策。除戈尔巴乔夫时期外，苏联基本坚持了南进战略。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顶峰就是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方针弱化了苏联的“南进战略”和大国地位。在苏联解体后，伴随冷战的结束，中东也出现了新格局和新的区域力量，俄罗斯对于中东的政策和立场也出现了新趋向。叶利钦时期，尽管俄罗斯宣称将“重返中东”，但是国力难以为继，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俄罗斯忙于内政和车臣问题，无法实施昔日的“南进战略”，只能提出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方针”（即争取多极世界）和“全方位外交政策”（实际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对中东地区的政局发展采取放任自流、退缩保守和减少主动参与中东政局的政策。此时，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大大削弱，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则得到极大加强。俄罗斯在1997～1998年联合国检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程中的成绩和作用也收效甚微。

然而，俄罗斯与中东的关系毕竟长达10个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末俄罗斯成功地保持、巩固了与阿拉伯、以色列的均衡关系。它将中东与中亚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地区，与美国一起参与了中东地区的冲突调节、军事停火及多方谈判。

二、21世纪初期俄罗斯的中东战略

21世纪初期，俄罗斯在中东仍坚持自己的区域政治利益，也展示了重返中东的决心。2000年以来俄罗斯秉承的是普京的务实中东政策和“梅普组合”时代的“现实+防御性”的外交政策，以实现“保卫俄罗斯安全、防止中亚不稳定军事及政治危机蔓延，及谋求阿拉伯国家帮助俄罗斯经济恢复”的三个战略目标。

由于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力量真空局面的出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希望染指该地区。但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也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它此时的区域政策就是积极面对困难，整合机遇。莫斯科方面也想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角色作用。俄罗斯在中东的区域政策也是其加强在世界舞台国际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正符合原俄罗斯政府总理普利马科夫对21世纪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憧憬和期待：俄罗斯应担当起全球角色，采取全球政策，俄罗斯回归世界强国角色是世界多极化条件下的自然意愿。

当然，在这个角色探寻和争取的过程中，俄罗斯也面临着全球及区域的挑战和威胁。莫斯科担心的是，俄罗斯可能会被排出解决欧洲及中东进程之外。莫斯科更担心自己被弱化成生产原料供应者的经济角色，导致自己不能参与世界现代技术革新的进程。

伊朗方面希望在基于叙利亚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这在俄罗斯支持伊朗核计划的政策中已经得以体现。21世纪初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东，俄罗斯已经感觉到了西方在原苏联边界地区造成的压力。莫斯科认为：土耳其希望扩大北约的影响，将俄罗斯赶出高加索，希望以此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直接接触，将矛盾和冲突引至俄罗斯。俄罗斯另一个隐患是，诸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势力可能会积极支持和援助车臣恐怖分子。

俄罗斯希望以叙利亚为最后防线，巩固自己的阵地。适逢2010年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叙利亚失去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同时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加剧，叙利亚更是充当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积极支持者，招致了以色列的憎恨和军事打击威胁。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就曾多次和巴沙尔互访并探讨过反恐怖主义、防核武器扩散、伊朗核计划、武器销售（包括米格29和苏30战机），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关系等问题。但是，为了平衡在叙利亚与以色列二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中东的稳定，此期间俄罗斯没有向叙利亚销售$300防空导弹系统，以色列以此为回报也放弃了向格鲁吉亚供应武器的计划。此阶段，俄罗斯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充当中东和平进程的调停人，加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倡导中东的无核化进程。

三、当前叙利亚危机T俄罗斯的政策思想

（一）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民族宗教因素

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称为政治伊斯兰。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瓦哈比教义源自18世纪阿拉伯半岛精神领袖瓦哈比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常用“瓦哈比”这个词暗指对莫斯科不驯服的本国穆斯林，甚至用来指“伊斯兰极端分子”。

现在，俄罗斯对中东的伊斯兰教有所防范，担心其传播至北高加索及乌拉尔河地区。～2013年的前九个月，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区的极端主义犯罪活动的数量增加了40%，形势有激化的倾向。原因就在于一些伊斯兰组织加强了行动，包括一些从叙利亚战争中返回的俄罗斯人。2013年末的俄罗斯社会调查显示：俄罗斯人感觉最大威胁不是“生态灾难”和“失业”，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俄罗斯记者周刊》在2013年11月刊中提及了对“瓦哈比分子在俄罗斯意图建立新帝国”的担忧。根据《俄罗斯记者周刊》记者的资料：现在俄罗斯有近70万瓦哈比分子。

若不能遏制叙利亚的内乱局面，则俄罗斯近邻乌克兰可能既无法与俄罗斯实现一体化进程，也无法融入欧盟，而是滑向类似中东的混乱局面。现在俄罗斯国内正在积极探讨伊斯兰教在北高加索的影响，常提及“阿拉伯影响力”的问题。诸如哈塔卜、奥马尔都曾给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带来负面影响。今天叙利亚国内的对立局面就牵扯了宗教因素。

1994年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并未与莫斯科方面对立，1999年还帮助过俄罗斯。车臣以及北高加索也没有被阿拉伯世界看作是“第二个阿富汗”。2000年初，高加索战斗着500名阿拉伯雇佣兵，但许多在车臣战斗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也被其本国的政府所通缉，参与高加索战斗的阿拉伯雇佣兵当时也未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叙利亚不仅对北高加索，而且对南高加索也向莫斯科方面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巴沙尔2008年就曾向塔斯社表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采取了双重标准。

但是，自从2013年叙利亚危机进入白热化后，为阻止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沙特阿拉伯以情报局局长班达尔为代表的官方多次向普京施压，包括“会尽量约束伊斯兰分子袭击俄罗斯”换取“俄罗斯放弃巴沙尔”的暗示。这自然会引发俄罗斯的联想和警惕，甚至可能加剧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2014年1月初，叙利亚和伊拉克当局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声明谴责利雅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就俄罗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防止叙利亚的瓦哈比派利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支持而获取最终胜利。若瓦哈比派获取最终胜利，也意味着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整体失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叙利亚的发展，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俄罗斯冒险与西方直接军事对抗。

（二）国际地位战略依托下的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

2012年5月就职总统以来，相对于梅德韦杰夫，普京的立场更为明确，不允许美国及英法通过“人民战争”方式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创造政权更迭的先例。事实上，不仅是俄罗斯，包括部分欧洲国家都担心叙利亚模式在自己版图上重演，乌克兰最近就几乎重蹈覆辙。维护叙利亚秩序不仅涉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也涉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叙利亚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几个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盟友，甚至自己的盟友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叙利亚秩序能否恢复的诸多因素取决于俄罗斯，就如同当年戈尔巴乔夫帮助过伊拉克一样。2013年12月12日普京在向联邦议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时不仅是要维护全球的稳定，同时也不允许让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任何威胁”。

俄罗斯自然不希望如同1914和1941年一样卷入世界战争。但是，面对叙利亚危机，它无法退步，因为退步会被西方视为软弱，不仅不能制止战争，而且可能加速战争的到来。普京的意见不仅仅代表俄罗斯政府立场，也代表了主流媒体的意见。俄罗斯主流媒体常见到“保护叙利亚，就是保护自己”、“今天的叙利亚，明天的俄罗斯”、“俄罗斯不能交出叙利亚”、“如果叙利亚倒下，俄罗斯也会倒下”、“俄罗斯就是下一个叙利亚”、“为何我们需要叙利亚”、“莫斯科决定着叙利亚的命运”等新闻标题。

正是俄罗斯的立场拖延了美国对当前叙利亚政权的军事打击，俄罗斯也期望通过更为强硬的行动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克林姆林宫也正在逐步增强对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普京力图向世界证实，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单极世界已经走向了末路，俄罗斯自然希望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变化也是基于白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连遭失败的因素。俄罗斯力图将解决问题的钥匙握在自己手中，以获取更多利益，希望以此获取美国在高加索问题上的让步。自然俄罗斯也不排除通过让巴沙尔出走的形式以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保留叙利亚的政治制度框架。

俄罗斯力图向世界证实：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联合国，它稳定了2013年末的叙利亚局势，并且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如前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所说，2013年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了近40年的新高度。2013年9月，俄罗斯提出了“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予国际监管之下”的建议。11月后，又积极协助联合国做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具体工作，如向叙利亚提供销毁化学武器所需的交通工具以及技术与材料，用俄罗斯军舰将化学武器运出叙利亚，向联合国提供近200万美元用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专项资金，以及用于还原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真相的俄罗斯记者拍摄的视频证据等。此外，多次邀请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到莫斯科会谈。俄罗斯认为，2013年11月末达成的“伊核历史性协议”也有自己的功劳，认为正是自己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推动了这一协议。同是在11月末，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欧盟未能说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一项令莫斯科不快的重大政治和贸易协议。俄罗斯力图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向世界证实自己坚持立场的决心和成效。

西方近两年一直力求获取俄罗斯对反巴沙尔政权行动的支持，但是至今未能如愿。普京就任总统后，对叙利亚的支持更为积极。这是俄罗斯的原则性立场，难以改变。普京在访问以色列时曾向以色列总理许诺，如果以色列不干涉叙利亚的冲突，那么俄罗斯将冻结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的供应。这可能是俄罗斯采用心理战的策略。

（三）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从经济角度考虑，俄罗斯也希望保护自己在叙利亚的投资。2008—2010年俄罗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旅游业的投资都得到了大幅增长。2010年俄罗斯向叙利亚的出口达到了110亿美元，在叙利亚的投资超过了200亿美元。2013年12月，俄罗斯天然气石油集团与叙利亚当局签署了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石油及天然气勘探、钻进及开采协议，协议有效期25年。而叙利亚石油的主要油藏正位于叙利亚武装分子的占领区域，靠近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塔尔图斯。

俄罗斯在地中海和黑海区域有着自己的战略意义，因此不可能忽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失去这个军事基地不仅仅是军事政治上的损失，也是心理优势的丧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火合同总额达200亿美元。

若西方军事干涉叙利亚，俄罗斯虽然仍能从石油价格中短暂获利，但无法长久。从长远看，若巴沙尔政府垮台，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将不妙，因为反对派政权可能会建设由卡塔尔经由叙利亚至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这样，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将受到严重打击。根据卡塔尔国家银行的资料，卡塔尔的天然气储量为25万亿立方米，足够开采160年。廉价的卡塔尔天然气会大幅降低俄罗斯天然气的收入。因此，制止卡塔尔天然气管道穿越叙利亚至欧洲，也是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一个原因。

现今俄罗斯对欧盟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是因为俄罗斯向欧盟提供着大量的天然气。波斯湾的中心地带拥有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田，分别位于卡塔尔北部和伊朗南部。如果叙利亚被西方颠覆，则下一个被西方颠覆的目标很可能是伊朗，那样，欧盟将会在能源上摆脱俄罗斯的束缚。

（四）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诉求与俄罗斯政策

叙利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教派冲突。叙利亚占总人口70%的是逊尼派，占总人口20%是什叶派。代表叙利亚逊尼派利益的反对派希望夺回由什叶派巴沙尔控制的政权。反对派一直坚持要巴沙尔下台。

叙主要反对派“全国联盟”最担心的是和叙当局的无限期谈判，而希望尽快得到西方及俄罗斯的承认。他们力主国际调解中排除叙利亚当局的参与，反对伊朗参与国际调解（在叙境内，伊朗和黎巴嫩武装人员一直协助叙当局和反对派作战）。这一诉求受利雅得的支持，但美国及欧洲对伊朗参与调解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他们把与伊朗的核问题谈判联系起来。

2014年1月以来，“全国联盟”向叙“基地”组织的成员发出必须向其投降的通牒。与此同时，另一重要反对派“伊斯兰阵线”以向本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宣战的“第二次革命”为口号，在叙北方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力量爆发了多次军事冲突。“全国联盟”并不赞成本国及来自外国基地组织圣战者的残酷行动（包括“胜利前线”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担心他们的负面影响。尽管他们处在反对巴沙尔的同一战壕，但是在推翻现制度后对叙利亚未来的问题还存在分歧。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希望建立他们所讲的“更为自由、现代制度”的叙利亚，而“基地”组织则希望建立极端恐怖主义的政权。

目前俄罗斯认为最稳妥的方式，是希望巴沙尔政权能争取到反对派阵营中温和的“世俗反对派”（持摆脱宗教主张的世俗主义者），与叙利亚恐怖分子作斗争，因为叙反对派中的恐怖分子不仅力图取代叙利亚现政权，而且希望控制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希望温和的“世俗反对派”能坐到谈判桌前。现在叙“全国联盟”与叙当局及俄罗斯谈判虽能取得进展，但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反极端主义问题上。

俄罗斯也许也在寻找另一股政治力量，以免利比亚悲剧的脚本重演。所以俄罗斯的坚持并非固守于对巴沙尔的支持，而是不失去长期以来给予俄罗斯战略支持的叙利亚。俄罗斯的目光较长远，它要防止瓦哈比派最后控制叙政权。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所说：俄罗斯从未说过，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必须在保留叙利亚现总统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四、叙利亚危机下俄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

（一）俄美利益的交汇

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的深层利益很多是吻合的。二者在叙利亚的共同利益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莫斯科与华盛顿均希望叙利亚政治保持稳定，也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叙利亚越稳定，中东及世界才会更安宁。若欧盟及美国对叙利亚开战，可能给中东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带来间接伤害。2014年1月土耳其总统就表示：对叙利亚外交将改用“互利”和“沉默”方式。这与土耳其之前力主军事打击的政策大相径庭。最近，伊拉克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的交界处也都发生了暴力冲突。极端主义势力已从叙利亚延伸到了邻近国家，并日益扩大，甚至有可能蔓延至整个世界。

叙利亚经过长期内战，一些大型武器军械流入基地组织支持的极端分子手中，这是美国及欧洲国家极为关切的。2013年12月美国及俄罗斯先后表达了对极端分子已占领十余处武器库情况的担忧。同月，极端分子还攻击了两处存放化学武器的仓库。美国也担心，叙成为极端分子威胁以色列及欧洲的基地。现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正招募和训练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恐怖分子，为后续的在美国及欧洲的活动做准备。

2013年末以来，西方情报部门主动与大马士革接触，希望获取叙反对派中极端组织成员内西方公民的信息。这与西方的官方外交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在考虑将2012年已召回的外交代表重新派驻大马士革。2014年初，大约300名原欧洲国家的圣战者返回了巴尔干半岛，这些人带回的是在叙利亚学到的反政府战斗经验。美国近期也对从叙返回的本国公民加强了审查。

俄美之间还有一个共同利益是吻合的：叙利亚内战极为残酷，带来了无数惨无人道的暴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逃离叙利亚的难民人数达230万，其中儿童占了近一半。这场冲突引发了1945年以来的第二大难民潮（2003年至2007年伊拉克400万难民逃离家园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难民潮），然而叙难民的逃离还没有终止。这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美国，都不符合他们的“世界领袖角色”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声誉。

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西方将其与“恐怖分子”划等号）之间20年来的冲突一直影响着世界走势。俄罗斯也是饱受恐怖主义的侵害，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在2013年12月30日指出的，伏尔加格勒爆炸事件同在美国、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所发生的恐怖活动一样，幕后有着共同的阴谋。现在美国也启动了对“阿拉伯之春”的再评估和再认识，由最初支持中东变革至今天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蔓延的担忧。俄罗斯力图说服美国及北约国家：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正处在世界“反圣战者”的最前线。叙利亚国内战场上，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武装分子和雇佣兵。在最近一年的内战中，极端分子接连残无人道地处死战俘。自2013年6月叙武装分子第一次斩杀本国基督徒以来，侵害基督徒的事件不断发生，50多座教堂被毁。

叙利亚危机前有居民约2400万，其中约130万为基督信徒，而现在约有40万基督徒已成为难民，他们或在国内流浪，或逃到了国外。叙利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巴沙尔政权较重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存，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密切。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中几乎全是穆斯林，未来的叙利亚若由反对派执政，能否处理好基督教在叙利亚的问题，美国还存疑问。

（二）俄美利益的分歧

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的深层利益也存在矛盾之处。2013年，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外交针锋相对的三个主题是：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危机及乌克兰协议，而叙利亚问题尤其突出。美国的战略构想是扩大海湾地区的战略同盟，形成多层、环行控制的战略框架。表面上看，叙利亚内战与伊朗获取核武器二者并无关系，但是，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击，对德黑兰则有着直接联系，因为巴沙尔政府是伊朗的关键性盟友。

总之，美国希望改变当前叙利亚政治制度，而俄罗斯则希望维持现状。最初在叙利亚问题上犯错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在21世纪初错过了变更叙利亚政治体系的机遇。2000年巴沙尔就任总统时就曾给过西方这样的机会，在巴沙尔与西方领导人谈判时就提到了希望进行众多的变革。而大马士革当时众多的变革信号被西方所忽略。当时，西方“接受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妥协，而对巴沙尔却置之不理。现在美国自然不会一错再错。因此，这一次美国变革叙利亚政治体系的决心非常坚定，底线是成立取代巴沙尔政权的亲美过渡政府。2014年按计划美国将把军队撤出阿富汗，这可能加剧叙利亚的紧张局势。②若俄美不能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统一或叙利亚反对派不能更迭政权，则美国可能选择与以色列联手在叙利亚南部建立安全区。此外，美国在叙利亚反恐问题上的双重价值标准也会导致俄罗斯和联合国调解难度的加大。

世界政治舞台上，除俄美两国外，还有欧盟、巴西、中国、印度等大国，它们的政治影响因素越来越不可忽视，现在一些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与大国合作或寻求护助的方式，例如，白俄罗斯获得了俄罗斯的护助，利比亚获得了法国与英国的庇护。对手的对手，若不是朋友，则可能是盟友，而盟友自然可帮助自己削弱对手。也许，这正是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直接原因。

五、结语

叙利亚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不符合俄罗斯的军火利益、能源输出利益，会削弱俄罗斯对欧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还会加剧瓦哈比派对俄罗斯高加索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水平，延迟俄罗斯新兴工业化的进程，动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未来俄罗斯还会坚持中东问题“非暴力”的解决方式，会坚持“制止西方军事干涉和防止冲突超出区域范围”的原则。涉及俄罗斯的还有个问题值得关注，若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问题上欧盟及美国不能实现更大的进展，则西方国家可能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相应措施，甚至可能会更多地参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斗争。

（责任编辑：李意）

作者：崔小西

国际反恐怖主义探究论文 篇3：

宗教视角下的南亚恐怖主义特征与反恐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探究和分析了后冷战时代宗教在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泛滥背景下的特征，指出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成为南亚恐怖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并分析了南亚恐怖组织的宗教背景，强调恐怖主义对南亚造成了巨大危害，加深了不同宗教间的仇视。最后，从南亚自身实际出发，提出加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和仇恨感是南亚地区反恐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南亚　恐怖主义　宗教因素

作者简介：胡志勇，上海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冷战结束以来，南亚发生了数起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南亚成为继伊拉克之后，全球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和因恐怖袭击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地区。自2006年至今，根据对全球恐怖袭击事件与伤亡人数的统计，巴基斯坦共发生各类恐怖袭击事件6956起，共造成10268人死亡，19462人受伤。自2004年以来，在全球发生恐怖袭击和平民伤亡人数方面，超过半数集中发生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地区。

一、宗教视角下的后冷战时代南亚恐怖主义特征

与冷战时期南亚恐怖活动多与政治相关的特点不同，冷战后南亚恐怖主义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恐怖事件基本上都与当地的宗教纷争有关系。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南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进一步诱发了本地区冲突和动荡。南亚恐怖主义的宗教色彩日趋浓厚，南亚恐怖主义泛滥无不与宗教因素有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南亚恐怖组织的宗教成分日益增加

近年来，在南亚地区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中，宗教背景日趋增多。其中以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尤为活跃，多数恐怖袭击与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有关，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的恐怖组织占南亚恐怖组织的2／3。具体而言，包括：(1)真主军。1990年成立于阿富汗。该组织也是国际伊斯兰阵线的成员。它以美国、印度和以色列为三大攻击对象，成员约10万人，其中多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真主军从1993年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后，目前已发展成为南亚地区最大的恐怖组织。2003年3月，该组织制造了印控克什米尔的纳第曼教派大屠杀，造成24人死亡。(2)先知军。为什叶派激进组织，有3万多成员。活动范围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3)圣战者运动。1991年成立，主张暴力解放克什米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异教徒压迫穆斯林的“圣战”。该组织成员主要是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4)伊斯兰圣战运动。1980年由巴基斯坦人成立，后被塔利班接管。该组织成员包括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沙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5)巴基斯坦圣贤军。1984年成立，主张把巴基斯坦建成纯正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该组织现有成员10万人。此外，还有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保卫先知者运动、奥马尔军、俾路支解放军、虔诚军等恐怖组织。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就是虔诚军所致。

(二)南亚恐怖袭击多与宗教有关

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在南亚的恐怖袭击事件多与宗教纷争有关。2002年发生的印度教派冲突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信仰与利益之争。印度教激进组织提出要建立印度教国家，遭致其他宗教势力反对，从而导致了印度教与其他教派的矛盾与冲突。2006~g9月8日，恐怖分子在印度西部马勒冈市策划了两起爆炸事件，试图借此制造当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遭“基地”恐怖分子袭击身亡，该事件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的选举态势，进一步加深了巴基斯坦境内不同教派间的对立。2008~129月29日，恐怖分子在印度的马勒冈制造了爆炸惨案，即为印度教极端势力为报复穆斯林而制造的恐怖事件。2008年发生在印度境内几大城市的恐怖事件皆为“印度伊斯兰学生运动”和“印度圣战者”所为，其目的就是“为了报复2002年古吉拉特骚乱中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严重的是，2008年11月26日的印度孟买恐怖连环袭击事件再一次暴露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恐怖威胁”正在扩散的现实。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不断发展，该宗教激进组织的据点遍布全境，并试图通过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犯罪团伙和政府安全部队成员加强联系，扩大其在巴基斯坦的影响。以巴基斯坦为大本营的“基地”组织从事恐怖活动的事件屡有发生，而巴基斯坦政府在基本自治的部落地区权力有限，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基地”组织在巴部落区根深蒂固。2007年7月11日，自从巴基斯坦军队不得不接管了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并解救了被困人质以来，巴基斯坦政府与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红色清真寺”事件表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极端势力有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向内地城市扩散的趋势。而在孟加拉国，激进的伊斯兰教登上政治舞台以及它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已经给其邻国带来了麻烦。在阿富汗，由于国内持续的经济和政治衰退，致使塔利班崛起，“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受到民众的支持。而在斯里兰卡，由于斯里兰卡与泰米尔反叛分子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整个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而且，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的恐怖活动也对印度境内的泰米尔少数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宗教社会地位不平等成为南亚恐怖主义泛滥的温床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原因，印度国内的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之争。

1947年6月，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提出了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即“印巴分治”方案。也就是把印度一分为二，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它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很快就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并引发了印度教和穆斯林两大民族长期的互相仇杀，客观上造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民族的长期分裂，助长了印度的民族主义和巴基斯坦的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导致克什米尔问题长期得不到公正、妥善的解决。在以印度教为主成立的印度国家中，穆斯林在就业、就学等各方面一直处于弱势的不利状态。由于穆斯林在印度的社会地位低下，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便开始在印度境内渗透，恐怖组织在印度本土滋生，从而促使伊斯兰恐怖主义日趋“本土化”。

近年来，由于南亚地区传统固有的民族矛盾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呈现出上升的新趋势，恐怖主义对南亚造成的危害已经引起南亚各国的关注，南亚地区反恐斗争形势严峻，反宗教极端主义和反民族分裂主义的任务成为南亚地区反恐怖主义的重中之重。

二、后冷战时代南亚恐怖主义加剧的原因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活动有增无减。追根溯源，南亚恐怖主义的泛滥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南亚，由于彼此信仰的不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既是国家、阶级、民族、宗教间各种矛盾复杂化、不可调和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冷战结束以来，恐怖主义在南亚的泛滥，破坏了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损害了南亚地区民众的基本利益，对南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的强权政治、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恐怖主义在南亚的泛滥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既同全球化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盛行有关，又同本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和南亚国家的外交、宗教政策密切相连。

(一)南亚地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是南亚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

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两大主要宗教而分别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利用宗教作为民族争斗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南亚，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也导致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复杂化和长期化。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也加剧了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人与占印度人口少数的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过来，又导致恐怖活动增多，使南亚形成了恐怖活动恶性循环的不利态势。

冷战结束以来，原教旨主义不仅在中东地区发展很快，而且迅速扩大到了整个南亚地区，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活动有所加剧。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是从激进原教旨主义中获得思想支持的，恐怖分子常把它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直接策略，也成为所有恐怖主义组织的基础。原教旨主义并非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也是对西方文化影响和伊斯兰世界世俗化倾向的反弹。但是，原教旨主义极端化则会演变成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宗教狂热有时会为恐怖主义火上浇油，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逐步显现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极端分子妄图以恐怖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南亚恐怖主义的宗教动机与政治动机混杂在一起，而政治动机往往又掩盖其宗教目的。在南亚，传统的宗教问题所引起的恐怖活动又促使长期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更为激化，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成为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特征。

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建立了以温和著称的伊斯兰国家，宗教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有限。但从1990年代以来，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巴基斯坦迅速扩张，在巴全国开设了近5万所宗教学校，部分宗教学校向学生灌输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导致敌视印度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教徒的情绪抬头。随着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不断发展，宗教暴力事件日益增多，宗教极端主义实际已成为巴基斯坦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近年来巴基斯坦成为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的原因之一。巴基斯坦日益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之一，“基地”组织的据点已遍布巴基斯坦，“基地”组织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国际恐怖组织。塔利班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产物，同时，塔利班又促进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成为南亚和中亚大量激进分裂主义运动和组织活动的温床。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长期支持塔利班，约有8万名巴基斯坦武装分子与塔利班共同战斗，为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式伊斯兰革命提供了雄厚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原教旨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交织在一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而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印度社会依照种姓制度组织起来，一直存在着不平等的因素。而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总处于不和的状态，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持续紧张，更加强化了彼此的仇恨与对立情绪，成为南亚地区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来源。恐怖分子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制造宗教间的不和谐来破坏社会结构。印度各地发生的宗教间暴乱则是其结果之一。斯里兰卡由于境内泰米尔反政府武装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民族和宗教矛盾越积越深，并成为恐怖活动在斯里兰卡频发的导火线。

(二)宗教矛盾日趋激烈成为南亚恐怖主义泛滥的“催化剂”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南亚地区的宗教矛盾日显突出，宗教矛盾的政治性质更加明显，直接影响着南亚国家的政治命运，并发展成为以宗教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极端宗教主义，成为引发该地区更深层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成为恐怖主义的主要诱因，恐怖主义利用某些民族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恐怖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也显现出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的极端性本质。

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相反却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冲突的新模式。南亚地区各国大多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南亚地区国家是一个处于同一政治实体之内不同民族居住在一起又各自分离的多元化社会。在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从而使这种多元化社会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在巴基斯坦，政治上已出现明显的地区化倾向，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的相互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巴基斯坦军队自行将政变合法化，使得伊斯兰激进主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军界和政界都拒绝与宗教人士分享政权，宗教界不得不从政府体系中退出，其中一些宗教界人士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化激进主义取得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它迎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真正缺乏一种超越现代文明与真正具有国际性特征的思想体系的时候，伊斯兰激进主义特别引人注意。在全球化以及国家或次国家实体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的前提下，伊斯兰激进主义更适合充当一种文化一国家主义的变体。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当地社会危机和长期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冲突和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引发了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分裂与极端主义组织间的仇恨与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而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附近的部落地区是巴基斯坦最贫困的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部落势力强大，巴基斯坦政府在此地区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武装分子、塔利班、“基地”组织等利用部落地区进行跨境袭击活动，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深受恐怖主义之害。

2003年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更使全球民族与宗教矛盾加剧，冲突进一步升级，为国际恐怖主义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可能会步美国后尘，发动“先发制人”的恐怖袭击，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伊拉克战争使处于“全球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之一的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渐趋活跃，为民族和宗教势力以及国际恐怖势力营造出更大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并为以暴力实现政治诉求的思潮和活动提供了适宜蔓延的温床。

而印度长期以来，由于不同宗教群体、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冲突，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的冲突，等等，直接引发了印度社会的冲突。

三、宗教视角下南亚打击恐怖主义的若干思考

(一)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增加彼此之间的互信

后冷战时代，伊斯兰教激进主义分子与现代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强大趋势的斗争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场现代化与传统主义的纷争使得当今世界重新回归到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恐怖主义

与伊斯兰教激进主义等的融合，已成为南亚地区各国的一大挑战。由于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从而决定了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长期性。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国际社会，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与现代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强大趋势之间的斗争与日俱增，这场现代化与传统主义的纷争主导着未来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与根除恐怖主义符合南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利益。在南亚，恐怖主义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呈现出更加多样化、更加致命化的特点，南亚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恐战略，采取强制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因此，在后冷战时代，南亚在反恐方面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南亚地区建立一种政治互信，加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和仇恨感。如何对待本地区的宗教问题，成为南亚地区各国的一道难题，关系到南亚地区各国社会发展与地区的稳定，关系到南亚如何遏止本地区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头上升的问题，处理好宗教问题，可以争取到本国民众的支持。消除恐怖主义活动根源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办法，就是使穆斯林民众从心理上和思想上真正感受到自己就是现代社会的主人，而非受害者。如何开放穆斯林世界并使之实现现代化成为南亚地区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而且是复杂的挑战。毫无疑问，关键在于穆斯林社会和民众把国际社会看成是伙伴和朋友，而非敌人。为了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南亚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该地区内建立一种政治互信，抛开政治偏见，通过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消除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及时化解、缓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寻求共处。不同宗教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将有利于重新掌握他们的宗教传统美德，更好地理解其起源与连贯性，从而使不同的宗教在南亚地区得以和平发展与传播。

第二、贫穷与落后是滋生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南亚地区应以发展本国经济为主，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拨款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南亚地区应重视帮助弱势群体，积极改善本国偏远地区和部落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降低贫困率，缩小不同宗教教徒之间的贫富差距。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应积极持久地着眼于本国各宗教社会的多方位改革，不断发展和提高不同教派的实际利益，营造全面发展的环境，逐步消灭失业和贫穷这两个因素，这是减少恐怖主义活动的最直接的手段。

此外，对南亚地区统一的多民族主权国家而言，加强国家主权的权威性，消除民族自决的副作用尤为重要。因为，民族自决原则的嬗变与滥用，为民族分裂势力分裂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势必导致多民族国家面临分裂瓦解的局面，将给国际局势的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加强本地区各国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行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组织的跨界合作给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反恐怖主义需要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共同努力，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单方面的努力不能解决这一国际性难题，南亚各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大反恐合作力度，统一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上的努力，加强地区各国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行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各国应重视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趋势，不能单纯地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或民族挂钩。在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的同时，加强沟通，在反恐问题上，尽管各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政策不尽相同，但是，面对恐怖活动，各国不同宗教者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打击恐怖主义，有效控制和根除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日趋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当代全球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意味着维护地区安全需要多边的共同努力。由于恐怖主义存在着跨国威胁的危险，加强南亚地区各国间的合作成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必要条件。因此，南亚反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使多边合作更有意义。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共同关切促使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对稳定两国关系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共识，从而为缓和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创造了条件。

南亚地区因恐怖主义活动加剧而成为世界上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同时，南亚地区各国又因在反恐问题上的利益逐步趋于一致，反击恐怖主义又成为该地区紧张局势得以缓和的转折点。因此，南亚地区各国必须在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的同时，贯彻标本兼治的方针。在文化、社会和宗教等方面实行综合治理，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交流与密切合作，制定共同的不分种族、宗教的地区反恐怖战略。只有在南亚地区构筑统一的反恐怖主义阵线，采取严厉打击等措施，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共享人类文明成果，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根除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使南亚真正真正成为各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地区。

(责任编辑　李　林)

作者：胡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