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新特征论文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对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各国都将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等领域；研发投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制定和实施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扶持政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全球化新特征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全球化新特征论文 篇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摘要：现代产业政策逐渐表现出与传统产业政策的一些新差异，主要体现在关注产业创新能力建设，兼顾供需两端作用，重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文献标识码：A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代理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在金融危机状况下，利用产业政策手段治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产业政策的真实内涵，充分提高产业政策手段的效率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世纪末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地位的提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使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成为制定现代产业政策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这直接推动了新世纪以来产业政策理论的革命。现代产业政策也真正从传统的“挑选赢家、直接干预、严密保护”的模式转向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在WTO等多边或双边协议的约束下，利用供需两种手段，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必要的政策环境，从而推动社会创新能力建设，实现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作者：姜达洋　张宏武

经济全球化新特征论文 篇2：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对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各国都将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等领域；研发投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制定和实施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扶持政策。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应当主要致力于提供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合理选择关键领域对技术创新进行支持，依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有序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通过新兴产业的渗透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关键词]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万军(196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新兴经济体；(北京　100835)

冯晓琦(1971－)，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风险投资。(北京　100029)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9JZD0018)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中国要想占据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就必须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发展新兴产业是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尽管中国新兴产业的成长非常迅速，但如果将中国置于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成就与不足，这有助于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

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一)新兴产业将重塑全球产业体系

二战结束后，技术创新频率的不断加快和持续变革的新技术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和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物、信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出现了密集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技术正在催生新兴的产业部门。在不远的将来，全球将形成一个以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及相关高科技产业为新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新兴产业通常建立在颠覆性技术的基础上，会导致传统产业的产业链重构，甚至使某些产业出现“创造性的毁灭”。但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可能赋予传统产业以新的生命力。新兴产业有着很强的渗透性。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随着清洁能源、低碳环保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技术会向其他产业部门扩散，提高这些产业中要素组合的产出效率。如果传统产业部门利用新技术的支持，对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造，开展广泛的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就有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与新兴产业一起，共同推动实现建立在低碳环保基础上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二)发达经济体力图占据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发达经济体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机遇，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进程，促进了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形成了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将产品的制造过程进行分解，并根据不同生产阶段对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地区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率的区位配置，把非核心的、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分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去完成，使位于不同国家的共同参与某项产品制造过程的企业形成一个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在全球生产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并没有被削弱，而是在研发、管理、财务运作和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领域进一步的加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前移到研发能力乃至研发方向选择的竞争。

在全球经济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发达经济体不仅都在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生命科技和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还根据各自的技术优势，分别在空间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寻求突破。一旦这些领域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有条件率先利用这些新技术，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并推动新兴产业的市场扩张，使之成长为带动发达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其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持续渗透，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产业融合将进一步加深，从而推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沿着所在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不断上移，始终占据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三)新兴经济体努力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升

近年来，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充分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成为金融危机时期带动全球经济实现复苏的重要力量。新兴经济体存在着后发优势，它们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丰富的知识存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的技术学习过程逐渐形成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但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新兴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创新能力，只有大力发展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才能拉动新兴经济体技术能力的跃迁，提升它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新兴产业的兴起为新兴经济体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新兴经济体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技术领域还处在国际前沿，这也使它们具备了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目前，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未来的市场需求出发，加快在新技术开发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布局。中国正在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俄罗斯在空间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印度在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领域，巴西在航空技术、海洋工程、生物质能等领域，南非在新能源等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为实现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预见，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格局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二、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态势和新特征

(一)各国都将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产业发展史表明，创新和竞争是产业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在技术创新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高的时代，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去推动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推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极其重要。新兴产业具有战略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容易产生市场失灵，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通常面临着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国内产业部门配套能力欠缺、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等不利情况，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以期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无论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不约而同地将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提出了《国家创新战略》、欧盟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日本提出了《新增长战略》；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先后提出了未来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如中国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俄罗斯的《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印度的《走向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印度》、巴西的《巴西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南非的《南非国家研究与开发战略》等。这些国家不仅颁布纲领性文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系统规划，还出台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鼓励和扶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企业的成长。

(二)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等领域

新技术的发展会催生一批新兴产业，并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如果能够预见到新技术发展的可能路径和新产品的市场前景，围绕着正在孕育中的革命性技术进行持续的投资，一旦技术创新最终取得重大突破，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因此，各国纷纷选择具备重大技术潜力和市场前景的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尽管不同国家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各自的选择，但各国不约而同地将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

美国通过发展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确保美国的研发优势和产业领先地位。欧盟将实现绿色能效和可持续增长等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列为2020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建立起基于绿色低碳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重塑欧盟的经济活力。日本提出了“绿色创新”环境与能源强国战略、“生命创新”健康强国战略、科技与IT导向国家战略等七大战略领域。新能源和低碳环保产业不仅是发达经济体竞相发展的重点领域，也成为新兴经济体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印度提出了具体的新能源发展目标，为了更好地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印度还调整了政府机构，将原“非传统能源部”更名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负责印度新能源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执行。巴西政府不断加大生物质能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力度，仅在2008--2009年度，巴西科技部在生物柴油项目就投入了4000万雷亚尔。南非早在2003年11月就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政策框架文件，提出到2013年可再生能源满足全国能源需求总量的4％的发展目标。就连油气资源极为丰富的俄罗斯也开始高调发展新能源。按照中国政府确定的产业发展目标，2020年节能环保产业将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各国的共同选择表明，以高耗能、高碳排放和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向低能耗、低碳和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三)研发投入的规模不断扩大

技术进步是新兴产业成长最持久的动力，技术进步依赖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资。为了推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根据著名的美国BATFELLE研究所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世界各国在研发上的总投资可能会达到1.2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3.6％。美国是全球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研发提供的长期财政支持，创造了良好的科研学术条件，吸引了优秀的科技人才，为美国保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也强有力地刺激了私营部门对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使美国在各项应用技术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研发投入最多的国家。从2009年到2011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稳定在2.7％左右。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将达到405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34％，继续遥遥领先于全球。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也在持续稳步增加，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也基本保持稳定。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日益重视，全球科技研发投入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最为迅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研发费用总额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加，从2009年的123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537亿美元。印度的研发投入增加也很快，从2009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研发投入也在逐步增加，2011年研发投入分别达到231亿美元、194亿美元和31亿美元。由于新兴经济体在研发投入上的持续大幅增加，使得它们在全球研发投入中所占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中国在全球研发投入的占比从2009年的11.2％上升到2011年的12.9％，超过日本成为研发投入的世界第二。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增加研发投入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中国只有1.4％，其他金砖国家占比更低。这表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其研发投入的规模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四)制定和实施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扶持政策

与传统产业不同，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从国外促进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来看，各国更加重视遵循新兴产业成长的内在规律，其政策重点和扶持方向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将促进技术创新置于首要位置，将基础领域、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作为政府支持的重点。发达经济体政府提供的研发费用在全社会总研发费用中所占比重并不太大，但对于科技研发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美国联邦政府2012财年的财政预算来看，虽然科技预算总额仅比上年增加了0.5％，但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预算比上年大幅增加了11.6％，主要用于资助清洁能源、宽带技术等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的发展。英国将在未来4年对财政预算进行大规模缩减，但仍将在低碳环保技术的开发上投资约30亿英镑，以保持在全球清洁技术的领先地位。为了更好地推动重点扶持的绿色创新和生命创新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以时任首相菅直人为主席的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建议，2011年度政府预算重点支持包括太阳能发电、低成本高性能蓄电池和燃料电池技术、智能电网等八个科技领域。二是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按照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的设想，美国还将设立更多的创新中心，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开展创新提供机会，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进程。为了更好地推进产学研的结合，俄罗斯于2010年3月在莫斯科郊外的斯科尔科沃建立了创新科研中心，重点支持通信技术、生物医药、空间技术、核能和能源节约五个领域的企业发展。三是加大对需求的补贴，以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市场需求。美国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将高达900亿美元的资金投向清洁高效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其中用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以及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分别为230亿美元和30亿美元。欧盟仅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一个示范项目的预算支持就高达12.5亿欧元。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不仅关键技术还不够稳定，消费者对基于创新技术的新产品也会经历一个从不了解到熟悉的过程。政府通过应用示范、购买新产品补贴等针对消费者的鼓励措施，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消费补贴，能够为新兴产业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三、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一)政府营造创新环境，市场引领产业发展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对于新兴产业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演进，表现出与传统产业迥异的路径和特征。面对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所证实。政府通过实施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引导创新要素向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集聚。随着新兴产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扩张，会吸引本国的经济资源向这些产业部门流动，从而推动新兴产业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部门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又会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尽管如此，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被过度夸大。在人类需求日趋多样化和技术创新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新兴产业技术路径的演化和主导产品的形成只能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竞争过程而最终实现，政府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政府决策代替不了市场选择。从主要国家已经颁布的推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来看，其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上，对可能产生的基于革命性技术的产业部门一般称之为“新兴产业”，并不冠以“战略性”的称谓。因为新的产业部门能否成长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导产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的认定。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新兴的技术领域，通常会涌现出大量竞争性的技术方案，哪一种技术路线最终成为主流技术并影响相关新兴产业的形成和演进，取决于市场竞争。即便在新兴技术领域挑选出的主导产业，其未来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日本在经济追赶时期，曾经通过“挑选主导产业”并加以扶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推动了不同阶段主导产业的有序更替，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当日本跻身于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前沿之后，寻找下一代主导产业的努力就失去了方向。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应当在促进日本经济实现“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化”方面起到核心作用。计算机产业是节省资源与能源的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且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效应，可望成为开创21世纪的主导产业。但由于日本政府在技术发展前沿的选择上决策失误，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第五代计算机研究，最终因为与市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不仅无功而返，而且延误了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为寻找新的主导产业群一直在努力，但至今尚未发现可与钢铁、家电、汽车产业媲美的，能够极大地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于在新兴产业成长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定位，美国政府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美国创新战略》中就明确指出，民间部门是创新产业的引擎，政府的作用是支持创新系统，主张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

这就启示我们，在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除了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提供资助和以需求补贴的方式去启动市场之外，更应当主要致力于提供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如建立和完善为新兴产业提供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各层次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使企业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开展创新活动，让一些勇于创新的企业和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率先对所面临的经济环境约束做出反应，并通过创造性的技术革新或者生产组织方式创新，改变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要素组合方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先行者的成功会通过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逐渐扩散，最终使创新企业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成为经济中的主流。

(二)合理选择关键领域，大力支持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部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企业的技术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技术水平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制造业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原创性技术和产品数量不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显著地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竞争中把握先机。

在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遵循产业成长规律，合理选择支持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领域。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所驱动的产业，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进步依赖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知识的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能够使生产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趋势。技术进步是创新型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主最优选择的结果，一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努力都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政策目标应当始终围绕着技术创新这个新兴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环节。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既无必要、也无能力去承担产业发展的全部责任。应当通过政府有限的研发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向具有潜力的技术领域进行投融资。

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也应当体现明确的导向性，主要的支持领域应当集中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这一点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的研发投入结构来看，政府是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等研发活动的重要资助者，企业等私人营利性机构才是科技研发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和研发活动的主要承担者。通常认为，由于创新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性，一旦技术通过某些渠道外溢，模仿者的蜂拥而至将使企业通过创新实现的垄断租金很快丧失。由于企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不对称，因此企业家将不会有足够的热情去开展创新。而近年来的研究则表明，技术创新其实可以分为共性技术创新和私人技术创新。新兴产业的形成离不开共性技术创新，由于共性技术通常具有技术复杂、投入成本巨大、正外部性明显等特点，从而导致社会投资的不足，这才是政府的研发资金应当真正扶持的领域。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方式上，政府可以鼓励产学研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整合各方的研发力量，共同开展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2010年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共性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企业为寻求更多的获利机会，会不断地自发推动私人技术创新，市场最终会选择最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品，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在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不应当设定技术路线，而应当鼓励企业去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和产品，由市场来完成对技术和主导产品的生存检验。

(三)认识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有序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

新技术的商品化和新产品的产业化是新兴产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从实验室的新技术转变为被市场所接受的新产品，这是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惊险的一跃”。从发达经济体新兴产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产业内还没有形成占主流的主导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产品竞争，不同企业竞相推出基于多样化的技术路线的新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品的应用前景。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非常频繁，商业模式也不成熟，为了避免巨大的投资风险，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业化规模一般不会很大。只有当市场选择出主导技术之后，新兴产业发展才会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企业竞争的重点也随之从产品竞争过渡到成本竞争。在这个阶段，只有既具有技术优势又具有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

但从中国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看，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颁布之后，各地掀起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浪潮。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产生了很高的预期，但由于对新兴产业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还是按照发展传统产业的思路去引进大项目和推动企业规模扩张，结果形成了地区间的趋同性投资。为了推进本地区的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地方的政府通过提供廉价土地和政府补贴等方式，将大量稀缺的资源导向技术并不成熟的新兴产业，通过优惠政策引领了大规模的投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类新兴产业园区，最终导致相关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如，太阳能和风能产业在2010年还被作为新能源领域的新兴产业加以扶植，在2012年却被列为需要制止盲目扩张的产业。这些产能过剩的项目大多集中在价值链低端的装配环节，对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并无实质意义。这种基于技术引进和规模扩张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背离了提升技术能力、实现技术赶超、推动产业升级的出发点，又回到了投资驱动GDP增长的老路上。

从产业技术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大力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都处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普遍存在技术变革剧烈、市场需求有待引导等问题，现阶段不仅需要通过包括财政补贴、贴息贷款、研发投入税收抵免等手段，大力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和商品化，积极推动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还要通过产品应用示范、购买新产品补贴等需求侧补贴的方式，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使用新技术和新产品，激发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市场需求，为新产品大规模的市场推广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通过新兴产业的渗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内外部因素的约束，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寻找经济增长新源泉的过程中，新兴产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发展新兴产业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显著地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来看，通过新兴产业的渗透作用，实现传统产业内的优化升级，其积极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产业间的升级。

传统产业是相对于新兴产业而言的构成既有产业体系的主要产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有了显著增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传统产业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依托和开拓国际市场的主力。不可否认，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些传统产业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但传统产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传统产业提供的产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以及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不断落实，将会为传统产业创造数不胜数的差异化的市场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夕阳产品和夕阳技术，而没有夕阳产业。只要传统产业中的企业能够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某一个细分市场的需求，它就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传统产业部门竞争优势尚存，但其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则是不争的事实。传统产业要想更好地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就必须利用先进技术，提升产业动态竞争能力，尽快实现产业内的优化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实际上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清洁能源、低碳环保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向传统产业的不断渗透，有利于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有机融合，从而推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转型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责任编辑：薛华]

作者：万军　冯晓琦

经济全球化新特征论文 篇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基础、价值底蕴及作用机制

[摘|菀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涵盖了以“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为主的作用机制。从形成基础、价值底蕴及作用机制三方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实践中追求“真懂、真信、真用”，要求既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又关照近代历史进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结合社会现状着眼长远发展。这是研究学习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维。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要矛盾；以人民为中心；意识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方位、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特征等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判断，很好地诠释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为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资源。纵观全局，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既是对过去五年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和行动纲领。为了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达到凝聚社会共识、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有必要从形成基础、价值底蕴、作用机制等三维统一的角度予以解读，以实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用”的目的。

一、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为形成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是“出卷人”，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由此，可以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话语转换过程，而且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从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角度剖析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真懂”的前提条件。

首先，新时代是社会主要矛盾演进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衰弱、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取得的成就逐步发展升级，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现代化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社会革命，其指向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突出表现，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逻辑。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由于之后党内“左”倾思想泛滥，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开始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严重阻滞了党和国家的生产建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基本国情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面临的更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两方面相互制约，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再一次发生了转化。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就是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演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深刻的问题意识。

其次，新时代是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阶段。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包含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实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动态过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并在曲折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有力的回答，并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斗，经过长期努力发展，逐步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继承发展的鲜明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2]。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阶段，既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进行实践变革和理论探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解答时代主题的进程中，通过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等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最后，新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发展现状相结合的成果。科学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除了理清产生该思想的“新时代”背景，还需要从新时代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入手，明确其核心主题及丰富内涵。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宏观发展大局揭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逻辑，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近代历史实践已经表明，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反复比较和总结得出来的科学结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40年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继承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对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又一次飞跃。从制度属性上说，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开辟了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方位。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理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都是根据中国发展现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重要结论，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向，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

党的指导思想中必然蕴含着某种价值底蕴，即“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这一点，是做到“真信”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人”的问题始终是关注的焦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一致，因而共产主义革命下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维护人民利益。这既尊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在坚持彻底革命性的同时体现了崇高的价值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新飞跃和斗争新武器，同样秉承着崇高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的标识性概念，如“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不忘初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牢记使命”等等，其核心要旨和精髓要义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命题，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创新和理论演进。毋庸置疑，把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关注人民现实利益，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具体来讲，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个过程，都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不同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反映了共产党人民观的不断升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结合中国发展新形势，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继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本”思想有机统一，形成了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内涵丰富的人民中心思想，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作为“统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核心价值目标”[3]，贯穿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

从共性个性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则包含着深刻的内在意蕴。首先，从共性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人本情怀，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由中国的国体、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等根本制度属性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4]并围绕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时代要求。其中，关于对“初心”的认识，有学者解读道：“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初就树立的奋斗精神和赤子之心。“不忘初心”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是要干什么的，我们过去怎么干的。[5]对此，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表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P1）无论是解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站起来”问题，还是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富起来”问题，以及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背景下解决“强起来”问题，都是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开的、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其实质依然是遵循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至上”立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此外，从个性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在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同时，还更加从话语层面和内涵层面突出了人民在改革、发展事业中的实践主体地位，更加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然包含发挥人民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这三个特性，即发挥人民团结奋斗的实践主体作用，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应有之义，对于动员人民主动参与改革、参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人民成为新时代的“阅卷人”，这一身份具体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得出的新论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得到全体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作为标准来衡量的；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是强调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这些都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脉相承，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本质上正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其核心思想都是强化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同时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建党初心和使命根本一致。总的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蕴，是基于把“为人民服务”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体现出来的，这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6]（P21）通过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使理想信念现实化、理论立场具体化。

三、以“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为主的作用机制

新时代产生了新理论，新理论反过来指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指导实践。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最重要的是在强国目标等新规划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方针政策，在实践环节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即在实践层面回答好“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好“怎么办”的问题，從而做到“真用”。这就需要构建实施一套完善的作用机制，充分发挥“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用“变”与“不变”相结合的辩证思维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将奋斗目标分解成具体的革命任务、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并为之努力，在每一阶段的实践中验证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理想的崇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依然存在许多“不变”的特征，如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没有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变；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没有变。这些“不变”的特征说明了“新时代”是漫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中的伟大时代，它并没有超出初级阶段的界限，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相对以往的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阶段与时期。在这个新阶段中，出现了许多“变”的特征，主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在时间节点上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作出了“两个十五年”的新规划，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并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外交战略。

总体而言，这些“变”与“不变”的特征揭示了世情国情党情的现状，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基本方向和前提条件。正如习近平反复告诫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6]（P11～12），就是基于“变”与“不变”的实际作出的科学安排。它决定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必须以总领全局的观点态度、在全面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另一方面，自觉发扬斗争精神、区分斗争性质、提高斗争本领[7]，通过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从而统筹推进新时代的各项任务。

其次，科学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基本方略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相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创新，吸收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路径和原则方针，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作用的最突出的实践要求。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民生等十四个方面，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严密完整的逻辑性和战略性。其中，“十四个坚持”最根本的原则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并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这是由中国革命和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状况决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苏东剧变说到底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民主集中制被肆意践踏，官僚主义和腐败堕落现象严重，不仅背离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使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且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导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占据上风，最终改弦易帜、彻底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悲剧。对此，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共垮台时对中国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可见，独立地掌握党的领导权并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政治建设，是确保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还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当前，党依然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和严峻的风险考验，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以及消极腐败等现象频频出现，严重侵蚀了党内正常生活，影响了党的执政效率和公民对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只有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承担好“答卷人”的历史重任。一方面，应增强核心意识，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机关的作用及其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实现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坚定地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突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时代课题的有力回应，是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带领人民团结协作的迫切要求。

最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这是“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条件。由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出现动摇，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的风险，思想理论本质上正是通过世界观方法论（即意识形态）来决定其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换句话说，意識形态决定了思想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因此，理论自信最根本的就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几乎同步推进，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很高比重，取代了冷战时期以军事、经济对峙为主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西方外部世界利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等社会思潮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所造成的冲击与挑战，使人们思想混乱，理想信念动摇。此外，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结构分层发生巨大变化，大众被裹挟在市场化的物质浪潮中，逐渐形成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以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导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威胁。当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信、使其得以真正贯彻落实必须明确的重要方向。

新时代，由于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交融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主场域，信息内容复杂化、信息传播无序性、信息网络化发展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管理和调控难度日益增大等问题，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重点关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使网络空间变成适合意识形态建设的培养阵地。除此之外，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坚定理论自信还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即理想信仰不坚定的现象。它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表面上讲共产主义，实际上不信的共产党人；另一种是公开否定共产主义、但可能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这种现象从理论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统一，从学风上倡导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格，具有极大的危害性。[8]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坚定理想信念入手，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不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概言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要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首先，明确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做到“真懂”；其次，体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端正思想立场，做到“真信”；最后，依据“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等作用机制，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地位，以指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实践，做到“真用”。这是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 注 释 ]

① 转引自：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下）——俄罗斯人在诉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23.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2]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1）.

[3] 郝立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中国逻辑”[EB/OL].（2017-12-10）[2018-07-18]http：//www.cssn.cn/index/index_focus/201712/t20171210_3775411.shtml.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5] 谢春涛.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EB/OL].（2016-07-04）[2018-07-18]http：//www.xinhuanet.com/talking/2016-07/04/c_1119162431.htm.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王伟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N].兵团日报（汉），2017-12-07（6）.

[8] 侯惠勤.科学的经典真理的旗帜——读《共产党宣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2）：5～14+153.

责任编辑：梁一群

作者：杨愉 刘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