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恐怖主义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在繁荣跨境旅游业的同时，也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频频发生，这既是跨境旅游业的梦魇，也严重威胁了地区安全。本文具体分析了此类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世界范围内应对此类恐怖主义活动的方法与对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恐怖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论文 篇1：

试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及其惩治机制

【摘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是当今国际社会与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从国家与个人也可以成为该犯罪主体；该犯罪构成要件也应当包括客体要件；主观方面应包括不可预见的目的；客观方面包括國家的不作为行为这四个方面加以认定以及从加强多边反恐条约法律规制和反恐刑事合作两方面来完善对该罪的惩治机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与法学界亟待解决与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认定；反恐机制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和概念界定

虽然，当今世界各国都依法打击国内的恐怖犯罪活动，但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至今仍没有一个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定义。然而，要深层次的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从根本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首先应当从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确何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如何依法打击，定义是分析其犯罪构成的基础。

1、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从近几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以及所针对的对象来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既包括确定的对象又包括不确定的对象，既包括特定的人、财、物，也包括不特定的人、财、物。第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均以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为手段。第三、不追求产生损害结果，也就是说制造恐怖的目的不在于产生多大的人员伤亡，财物损失，只是追求产生令人恐怖的效果。第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涉外性，这种涉外性不仅包括犯罪的准备阶段还包括犯罪的实施阶段，不仅包括犯罪主体还包括犯罪行为等。第五、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一直以偷袭的方式进行，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等有关因素往往是不被外人所知晓，具有不可预见性。第六、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或者宗教性质。

2、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呈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征，甚至超出国际法律的对反范围，给国际反恐活动带来了巨大阻碍，因此，对现如今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以上所提到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因此，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为达到一定的政治或宗教目的，在国际社会或一定的地区范围内传播恐怖，针对特定的和不特定的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跨越国境所实施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国际犯罪行为。再此仍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一个国家内部的组织在该国内进行的恐怖活动应认定为该国内的恐怖主义犯罪，不受国际反恐组织的打击。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

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准确界定需要首先明确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件。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可以同国内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一样从罪行的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四个方面来加以界定。

1、主体要件

从历年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主要是组织，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除了组织，还出现了个人甚至国家作为犯罪的主体，但是究竟个人或国家是否应当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目前对此国际社会上存在不同的看法。

“国际犯罪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主要是个人责任。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目前国际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在国际公约中有体现并且现在的国际法中也已经明确规定了个人也可以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但是对于国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不应当包括国家。理由是：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无法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也不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和个人，组织一样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国家到底能否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学术界存在不同的争议观点。

2、主观方面

主观要件指行为人实施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时所持的主观心态。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来说，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甚至在准备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是直接的故意。制造国际社会恐怖氛围是犯罪分子主观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犯罪分子也明知自己的犯罪行为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观方面还包括一种不可预见的目的，也就是说恐怖分子为了达到引起国际社会恐慌，人人自危的目的还会做出某种不特定的行为。这种不特定的目的不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而是故意制造国际社会恐慌或者传播国际恐怖氛围。

3、客体要件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体要件是指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侵犯了国际法或国际公约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客体要件是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标准之一，但是，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客体要件不能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件，理由是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概念。对于这一看法，应该大多数学者不会认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规定客观要件作为研究该罪的主要部分与我国刑法规定客观要件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根本上不存在任何冲突，二者并不存在会产生混淆的现象。如果把客体要件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构成要件中祛除，将会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不必要的麻烦与阻碍，会使实践中出现很多混乱的地方，造成国际反恐标准的缺失，由此，强调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体要件研究更显必要。

4、客观方面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国际刑事规范所规定的危害国际社会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等。从有关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國际法或者国际公约中可以看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有包括：直接施加于犯罪对象的危害行为；胁迫行为；预谋行为；参与行为；国家的“不作为”行为。国家的不作为行为主要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在其境内发生的具有涉外性的恐怖活动置之不理或者采取放纵的态度，则该国的这种做法就叫做国家的不作为行为。

三、国际反恐的法律规制以及刑事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日益猖獗，并且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使现有法律难以惩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完善国际反恐法律规制，加强新的国际反恐刑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1、完善与加强多边反恐条约的构建

法律是打击犯罪的有效工具，因此，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便肩负起了防范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重任，而且法律也是防范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在实践中，国际社会也是通过这一手段签订多边反恐条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

多边反恐条约不同于一般的多边条约，它是一列具有专门性和独立性，以防范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专门订立的一类条约。多边反恐条约作为一类单独的条约尤其独特的属性：第一是多边反恐条约在性质上属于刑事条约；第二是多边反恐条约具有明确的目的。多边反恐条约除了上述两种特殊属性之外还明文规定了缔约国在其本国内必须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为属于其国内犯罪并且积极予以打击，同时还包括打击此类犯罪要积极展开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合作。

2、加强反恐国际刑事合作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涉外性，它可能会同时涉及到好几个国家，也正是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这一特征，国际反恐就要求加强国际社会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刑事合作，以期更有力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顾名思义，国际刑事合作就是在防范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时，在刑事方面需要不同国家之间的各方面的刑事配合与协作。

目前国际刑事合作的主要方式是签订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确定缔约国都认可与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明确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构成要件。第二，在防范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加强国际刑法与各国国内刑法的结合。因此，加强反恐国际刑事合作将会给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管辖权带来极大的便宜。

【作者简介】

马素慧（1990—），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作者：马素慧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论文 篇2：

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应对

摘 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在繁荣跨境旅游业的同时，也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频频发生，这既是跨境旅游业的梦魇，也严重威胁了地区安全。本文具体分析了此类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世界范围内应对此类恐怖主义活动的方法与对策。

关 键 词：跨境旅游；袭击目标；恐怖主义活动

收稿日期：2016-07-16

作者简介：吴何奇（1992—），男，安徽桐城人，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杜雪晶（1975—），女，內蒙古通辽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

不容否认，全球在社会转型期暴露出的问题为恐怖主义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霸权与强权的压迫，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不断锐化的民族、宗教间的矛盾；文明碰撞下文化间冲突的升级；互联网技术成熟引起的信息传播速度的跃升等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为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国性“夯实”了基础。可以说，当前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以“超国家、超领域”的姿态活跃在不同地区。[1]具体表现为，活动主体的国家化、行为方式与活动危害的国际化。

面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方能有的放矢。因此，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根源的探索重未停止过。学者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一种观点将恐怖主义的根源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奉行的强权政治和单边政策。一些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只有美国的灭亡，才能根绝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发展；[2]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催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经济上的贫困、物质生活的匮乏往往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政局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贫穷落后的地区与国家在遏制恐怖主义方面显得无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全球化进程对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客观上这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运动、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文化交流的同时，不同文明在各自边缘地带的碰撞与冲突难以避免。诚如国外学者所预言，文化冲突越激烈，“个体的行为就越无法预测”。[3]文化冲突中，民族矛盾、宗教信仰成为了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借助新闻媒体以及相关数据库，通过对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归纳与总结，似乎不难意识到这样一个趋势，境外出行的游客正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首要目标。因此，分析这一类型的恐怖活动，可以从具体层面找到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一、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

主义活动概述

（一）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

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为国际旅游业的繁荣带来了福音，然而，危机与利益并存，在国际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境的游客则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主要目标。例如，2012年7月18日的布尔加斯真主党恐怖袭击，2015年8月17日的曼谷四面佛爆炸案，等等。这些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大都是境外游客。近年来，频频爆发的恐怖活动所袭击的对象以国际游客为主，并非偶然，袭击目标的针对性颇具意味，值得关注。

以跨境游客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域外的恐怖分子进入一个国家执行恐怖主义活动，正在该国旅行的跨境游客不幸成为袭击对象；第二种类型是外来游客遭受旅游国当地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参照这个分类，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跨境旅行是否会为目的地国招致恐怖组织的袭击；第二个问题是跨境旅行与游客成为受害者被卷入恐怖袭击是否存在联系。

（二）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

毋庸置疑的是，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会为社会、国家以及民众带来方方面面的危害，或是基础设施的破坏、或是人员的伤亡、或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或是政府声誉的损害，等等。但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具体特征上亦会有所区别。

第一，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受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具有较严重的危害性。现有的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即一个景点在各方面的形象是游客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因此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会对一个国家的旅游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制约该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也存在极个别的例外，如挪威于特岛在发生震惊世界的枪击惨案后，该地的旅游业并未出现明显的下跌，但现实情况则多如主流观点所诉说的那样。根据需求理论，旅游被视为较高层次的需求，游客的出行意愿必然随着目的国安全与稳定状况增加或削弱，若隐患增加，必然引发目的国旅游业的下滑与衰退，以至于进一步影响到相关产业的消费，从而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外曾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起恐怖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事件发生地的游客数量减少140000左右。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例，在新疆乌鲁木齐7·5惨案发生后，2008年的国际旅游收入相比2007年下降了10.76亿美元，降幅相当明显。[4]

2007-2008年新疆各月入境旅游人数[5]

又如，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旅游设施的建设以发展本国的跨境旅游业。然而，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恐怖分子为了施压政府、削弱政府的经济实力，通过实施对外国游客发动袭击、绑架等恐怖主义活动，迫使外国政府警告国民“慎游”菲律宾，导致该国的客房大量闲置，严重打击了其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六十年代未以来在中东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七十年代在牙买加发生的恐怖袭击，八十年代在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无一例外的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跨境旅游业遭到了沉重打击，“一些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如斯里兰卡、黎巴嫩）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国家丧失了大量的外汇来源。”[6]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对旅游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反过来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跨境旅游业的繁荣是否会诱发恐怖主义活动发生，也是值得关注的新命题。

第二，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笔者认为，恐怖组织、恐怖分子选择跨境游客作为袭击目标主要原因之一出于降低袭击失败风险的考虑。一方面，游客自身安全防御不足提高了恐怖组织及其成员制造恐怖活动成功的几率。相对于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在以往的恐怖活动中袭击的对象，如军队士兵、政府官员、警察等等，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压制，跨境游客的反抗力度明显较弱，袭击该类群体显然更容易得手；另一方面，跨境游客所在的旅游区、度假村往往是一国开放程度较高、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地区繁荣、开放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安全戒严程度较松懈，旅游区、度假村的购物中心、酒店、车站以及餐馆和宗教场所等地通常缺乏适当安全的保护或者难以开展相关的防护工作。以跨境游客作为袭击对象并选择在旅游区、度假村等安全防护较弱的地区展开恐怖活动，或许是恐怖组织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低风险、高成功率让恐怖组织及其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尝到“甜头”，也导致针对这一群体、这些地区的恐怖袭击频频发生。

第三，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危害后果具有深远性。除了前文所述的重伤本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此类恐怖活动还会带来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必须承认，任何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都必然会为国家或地区招致恐怖气氛以及恐怖效应。而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危害相比传统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恐怖组织在实施该类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常常通过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为这些屠杀“洗白”。他们为了获取本国群众的支持，甚至宣称对外来游客的袭击是为了反对敌对势力的经济入侵。另有一些恐怖组织甚至故意通过袭击事件逼迫当地政府作出反应，如增强地区的戒备等。随即，这些恐怖组织还会通过宣称政府的做法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以及诋毁政府维持公共安全的能力，损害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和形象。有的恐怖组织通过事后认领袭击事件、宣称对活动负责等方式，刻意在境外游客的心中营造恐怖氛围，引发受害群体的不良社会心理。具体表现为通过引起个体心理失衡引发群体不良社会心理，进而引起社会心理动荡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7]

二、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

活动的成因分析

（一）跨境旅行存在为目的地国招致恐怖组织袭击的可能

随着服务贸易的增加和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的扩大，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而跨境旅游（又可称国际旅游）作为促进人员和服务流动的“朝阳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数以亿万计的跨境游客出行的旅游消费，旅游业的产值已超过其他传统行业，跃居至世界产业部门之首。

然而，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来说，跨境旅游业的繁荣却是一柄“双刃剑”。以往，一个境外恐怖组织若想进入一个国家实施一起恐怖袭击，将会面临如下风险：他们通常不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语言和一个地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恐怖分子通常与当地人在容貌上具有较大的差异，等等。这些实际存在的风险将为任务的执行提高难度和失败的几率。此外，跨境过程中，恐怖组织投入的费用、为了任务的成功与当地反政府势力的合作所花费的资金都提高了实施一起境外恐怖袭击的成本。因此，在过去，一个恐怖组织实施跨境恐怖袭击的目标通常选择那些他们容易潜入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存在较为繁荣的边境贸易。通常来说，边境贸易发达国家的边境设防相对不足，边境人口流动频繁便于掩蔽。显而易见的是，边境贸易在自身取得发展的同时，也为恐怖分子携带武器进入一个国家提供了便利。同样的逻辑，在边境人口流动较大的地区，恐怖分子更易利用关卡的疏忽进入一个国家，严格的过关审查制度将会阻碍恐怖分子的潜入。

但随着跨境旅游业的繁荣，那些具有较强安防措施的国家也会因为外来游客数量的暴增而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政府发现境外恐怖分子潜入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跨境旅游业的繁荣，恐怖分子跨越边界的风险会降低。一些国家通过提高签证的难度阻止跨境旅游的人数，但这个方法无法查明哪些是过去已经进入本国但签证已经到期却仍然滞留的“居民”。以英国為例，当局通过对外来游客展开调查来获知国内有多少非法居留的人口，但这种大海捞针式的调查仅仅可以覆盖成千上万入境人口的0.2%。这也意味着，境外潜入的恐怖分子被发现的几率更加渺茫。因此，跨境实施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更倾向于混入跨境游客的群体中，从而隐蔽自己。

此外，恐怖主义活动的无国界性、目标的针对性实则是对我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为了其组织目标的实现和政治理念的伸张，恐怖组织会指派人员奔赴各个国家，并在那里打击曾经或正在镇压、清剿该组织的政府或民众，从而“以儆效尤”。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境外恐怖组织完全可以通过潜入一个国家并打击目标的暴力手段来回击对立政权或国家的“压迫”。如发生于2012年的布尔加斯真主党的恐怖袭击事件。这起发生在保加利亚布尔加斯机场造成多名以色列游客丧命的恐怖活动被视为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对以色列在对黎外交过程中所作所为的不满。

（二）恐怖组织选择跨境游客作为袭击对象的原因

以跨境游客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第二个类型是外来游客遭受旅游国当地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由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立场不同，导致“恐怖主义”的定义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不同的国家、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其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统计了自上世界90年代起至今的40个关于恐怖主义的权威解释，尽管立场不同，但在这些概念中，绝大部分都会将“暴力”“政治性”“有目的”视为恐怖主义必要的构成要素。[8]进一步说，恐怖主义的概念让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凸显无疑，即手段的暴力性、目标的政治性、行为的针对性（有目的）。

笔者认为，恐怖组织将跨境旅行途中的游客视为袭击对象，更易达到组织展开行动所追求的目的。第一，相比较具有正规武装力量的政府而言，外来游客群体本身的弱势性显而易见。而对境外事物的新鲜感令出行在外的游客本应具备的危机感、风险意识严重打折。诸多因素的交织让恐怖组织意识到，选择该类群体作为袭击对象，更容易成功。第二，针对跨境游客实施的恐怖袭击，无论其行动实际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都更容易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恐怖组织需要通过大众传媒为其造势，让政府和民众对其更加恐惧，而通过新闻媒体瓦解普通民众的心理防线比以往一次次的袭击更有效、成本更低。毕竟，互联网可以保证新闻的数量和传播的广度与速度。如2014年ISIS对美、英平民的斩首视频在互联网传播之后，瞬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这些外国平民被恐怖组织当成“演员”或者是一种符号，用以警告美、英政府。第三，恐怖组织多是反政府武装，通过对跨境游客的杀戮，有利于其向外界宣传本地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失策。通常来说，未经授权使用武器是对政府的蔑视，每一起恐怖活动的得手都会削弱当地政府的权威性和政治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加强恐怖组织的“声望”和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其行列。攻击外国游客便于加剧这种效果，袭击得手意味着当地政府不能保护其他国家的人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免受袭击，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该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上的疲软和无力。例如，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对停驻在巴国北部吉尔吉特地区的外国登山游客发动突然袭击，这起事件引发了业内人士对巴基斯坦政府在打击恐怖组织方面的质疑，甚至引起了相关人士对美、英驻扎阿富汗时期的“怀念”以及对那一时期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假象的“憧憬”。此外，袭击跨境游客同样符合恐怖组织的战略需求。频繁爆发的恐怖袭击体现了这一国家或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游客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必然会成为制约当地旅游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业生存与发展的不利因素。旅游业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产业，恐怖袭击引起游客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外汇收入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当局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经济财政支持。2014年2月16日，埃及一个恐怖组织在西奈半岛制造了针对韩国游客的恐怖袭击事件，仅仅事隔几天，该组织便向前往埃及旅游的外国游人下达通牒：“20日之前，要么离开，要么面对袭击。”并声明本组织将继续“打击旅游业和炸毁天然气管道”。各国政府随即向计划去埃及旅游的本国游客发出预警，建议公民取消一切赴埃及的“非重要行程”。这起恐怖袭击引发的威胁不仅令埃及旅游业元气大伤，同时也波及了埃及周边的约旦和以色列等国旅游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当地一家为休闲旅行者提供酒店客房的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恐怖主义活动令巴黎的旅游业损失惨重，酒店预订率只达到了恐怖袭击前一半的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跨境旅游业的繁荣直接导致跨境游客的不断增多，从而会使一国更容易遭受境外恐怖分子潜入和打击。同时，恐怖组织又热衷将入境一国的外国游客当作袭击目标，以实现组织的特定目的和需要。因此，在那些跨境旅游业繁荣的国家中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很高的可能出现袭击者和受害者都是境外人员的情况。

三、应对以跨境游客为袭击目标的恐怖

主义活动的策略

（一）应对方式之一：政府警告，避之若浼

恐怖主义活动因其目的而令人生畏，恐怖分子因其价值信仰而存在深深地执念。针对这种以跨境游客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避而远之、独善其身是目的地国以外的其他各国政府相对青睐的选择。告诫本国民众取消赴境外旅游的行程，损伤的往往只是目的地国的旅游经济，表面上并不会对本国的利益造成威胁。

以上文所述的埃及恐怖主义活动为例，在收到恐怖组织的威胁后，美国驻埃及大使馆随即在使馆网站的首页向其本国国民发出安全警告，重点提示本国公民切莫不要把当地恐怖组织向外国游客发出的“最后通牒”不当回事。安全警告中称，国务院强烈呼吁美国公民避免进行赴西奈半岛北部的旅行计划。即便在卢克索、阿斯旺、卢克索-阿斯旺的尼罗河巡航路线、古尔代盖以及沙姆沙伊赫等区域仍相对稳定的红海著名景点，本国公民也应尽量避免前往这些地区。

（二）应对方式之二：技术层面的升级

对以跨境游客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类型的审视，各国政府同样意识到跨境旅游带来的人员流动和该类恐怖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当其本国遭遇这一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时，谨慎提防境外恐怖分子的潜入进而防止出现对本国公民和外来游客的袭击需要国家注重边境防御等级的提升，要加强相关情报的收集，建立有效的边境控制。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善反恐情报以及预警系统设计的技术和资金。最明显的是这类恐怖主义活动很少在美国本土出现，反恐技术领域的领先迫使恐怖组织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较少地把美国本土作为首选，但本土暂时的安全导致的却是美国公民在境外的危险系数加大以及其盟友国频繁遭到恐怖组织打击的现实。但这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具备一套成熟的反恐情报以及预警系统，对于一个国家在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就一直通过对反恐情报预警体系的健全、对反恐组织体系的调整以及对反恐情报预警系统的重建来应对猖獗的恐怖主义形势。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对本国的涂炭，同样将反恐工作的重心調整为对反恐情报的搜集与分析，以便本国政府部门能够先于恐怖分子及时做好准备并将恐怖主义活动遏制在准备阶段。反恐工作中，重视技术层面的升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应对措施。

（三）应对方式之三：区域合作

实践证明，遏制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单单依靠受袭国自己是无法实现的。当前世界，以双边、多边合作反恐的区域化模式正逐步成为国际反恐议题中各国广泛接受的应对措施。而这种将跨境游客作为打击目标的袭击模式的特殊性使该类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区域性特征尤为显著，因此，阻止此类恐怖主义活动对跨境旅游业的侵害，反恐的区域性合作思路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在国际反恐的具体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实属典范。上合六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以数次峰会达成的相关公约、合作纲要、协定为其法律支撑，构建起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化的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活动的框架，有效缓解了该地区的跨境恐怖主义活动对地区安全局势构成的威胁。

（四）应对方式之四：事后的反应与恢复

一方面，没有人可以保证在预防、打击任何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中不会有百密一疏之刻。当恐怖组织制造的袭击已然发生，及时作出反应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发生本文所讨论的这类以跨境游客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之时，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可以及时反应、快速启动应急救援方案，将会有效避免跨境游客等受害群体的生命、财产损失的扩大化。

另一方面，这种恶性暴力事件是对社会的严重破坏，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结构的修复迫在眉睫。在这一修复过程中，首先是对受害者的修复。为了避免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夸大事实、扭曲真相地散步谣言，避免人心惶惶给受害者带来的二次伤害，避免一系列不对称的公众信息对于公众心态的左右，政府相关部门有效的信息管制不可或缺。同时，还应做好对受害者物质损失的弥补等善后工作，将遭受恐怖袭击的跨境游客的各种利益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是对于遭受袭击的地区的修复。我们不能逃避受袭地区的形象、国际旅游业等方面会因为恐怖袭击而大大受损的现实。发生恐怖主义活动后，对该地区若缺乏及时、适当的修复，将可能引发该地区国际旅游业的萧条，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将重塑地区形象、修复地区损失放置于事后处理工作的重要位置。

总之，我们需要认识到跨境旅行存在为目的地国招致恐怖组织袭击的可能，同时，跨境旅行与游客成为受害者被卷入恐怖袭击存在联系。在应对该类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选择。纵观上述分析以及遍览相应的应对措施，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启发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

第一，恐怖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活动，我们可以依靠武装力量的打击直接阻止一起袭击，但要遏制恐怖主义，仍需从根源上进一步挖掘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的成因。遏制恐怖主义，应当刻不容缓地阻止恐怖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宣扬恐怖主义的政治、社会和其他条件。

第二，恐怖主义活动是无边界且有针对性的，单纯依靠一两个国家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只会带来与乱同道的结局。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反恐的区域化合作才是应对的良方。一些国际组织在反恐区域化合作上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诚如《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宣言》所指出的：当前，国际关系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现代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急剧变化。团结一致、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确保可持续发展，是各国面临的最突出的共同问题。在对当前国际形势认识一致、不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维护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属于所有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推动合作和发展，已越来越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在应对特殊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过程中，要处理好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在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在反恐的实践操作中，不能为达目的而无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不能只看重信息搜集的重要性而无视对公民个人隐私的尊重。失去了对人权的保障，即便遏制了眼前恐怖主义活动对公民带来的伤害，但却不经意间因为反恐而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反恐程度的提升不能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为前提，尽管这对于在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环境中保护国家利益、公民利益显得极为重要，但过分强调打击而忽视人权的保护只会给恐怖分子制造非议、诋毁政府的作为留下口舌，以至于使民众岌岌可危。那么，这个“度”到底应当设定在什么范围内，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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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晓风.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心理危害及对策探讨[J].理论导刊，2009，（11）.

[8]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95.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吴何奇 杜雪晶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论文 篇3：

未来１０年国际反恐斗争不可能结束

“9·11”过去3年了，但它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创伤却远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除。3年来，一桩接着一桩的恐怖事件搞得整个世界终日不得安宁，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活动已成为世界性排在首位的公害。

今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对外政策。然而，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他们正决意要与他们敌视的国家、政权和领导人拼个鱼死网破。

恐怖主义政治化、宗教化、基层化、年轻化

3年来，从国际恐怖主义政治目标、活动方式和破坏对象看，与“9·11”前比有许多变化。

一是活动更趋政治化。如果说以往的国际恐怖活动多少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那么当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及其所进行的活动，则充斥着强烈的政治性，它们每一次实施的活动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比如，2003年底，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拉瓦尔晶第，由“基地”组织策划实施的刺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汽车爆炸案，就是试图杀死“9·11”后一直听从美国指挥棒的穆沙拉夫，以彻底摧毁这个亲美政权，改变巴美关系。今年西班牙“3·11”列车连环爆炸案，则是以爆炸达到报复西班牙派兵参加伊战和迫其从伊撤军的政治目的。

二是政策更趋宗教化。暂且不论“9·11”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战争是不是一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就拿“基地”组织长期宣扬的所谓圣战，以及在具体组织恐怖活动时来说，也都试图从他们信奉的宗教教义中得到思想和理论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往往是利用宗教的崇高和神圣性，在不断蛊惑那些虔诚的信教民众；且他们的政策越宗教化就越不易被识破，也就越有欺骗性。因而，他们往往是通过宗教化的政策图谋和活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是组织更趋基层化。这两年，国际恐怖组织组织机构的中间环节日渐减少，基层组织完全可根据最高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是公开媒体接受的信息和意图，自行组织对敌对国家的恐怖袭击。同时，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网络指挥样式，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易被顺藤摸瓜抓住最高领导人，也不易被对方一网打尽，即使有些组织成员暴露被抓获，对整个组织也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组织机构的优化比行动的隐秘往往更有效。这两年，几次“基地”组织重要成员被抓获，但并没有得到很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其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国际恐怖组织日趋基层化是今后各国反恐遇到的一大难题。

四是成员更趋年轻化。从近两年捕获的国际恐怖组织成员的年龄看，几乎没有40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二三十岁左右，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国际恐怖组织正是利用年轻人的政治冲动和宗教狂热，向他们灌输极端主义思想，以致发展到为某种信仰献身的地步。

国际恐怖组织成员年轻化直接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年轻人没有前科，不易被识别。另一个是，他们往往没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加之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容易藏匿于广大不知情的群众或宗教和信仰同情者当中，使政府和反恐部门很难区分他们中谁是群众，谁是恐怖分子。

再就是，年轻女性加入恐怖组织。像车臣的“黑寡妇”已直接参与到对俄罗斯的各种恐怖活动，这两年她们参与了多起爆炸、劫持案，令全世界震惊不已。

国际反恐斗争成果有限

“9·11”之后，美国等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就目前世界各国的反恐情况来讲，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集中打击“基地”组织，全面摧毁其根据地、领导层和组织机构。“基地”组织是窝首，在政治上对于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核心作用，铲除了它就容易使国际恐怖组织无所适从和失去目标，对于这一点各国都非常清楚。

二是查封恐怖组织的海外银行账户，切断其资金来源。断掉国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等于釜底抽薪，能够使其活动后给不济，最终因没有经济的支持而停滞。

三是建立国家间反恐联盟，加强反恐合作。国际恐怖活动迫使各国不得不建立反恐组织和国际联盟，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撒大网捕“飞虫”。

四是在国内建立政府的反恐应急机制，加强专业反恐力量建设。专业化的恐怖组织要求反恐力量也必须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特别是反恐机构更得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運行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大国早已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更重，所以他们的工作下手要早，做得也更多些。

五是对发现的恐怖组织线索实施紧迫不舍的打击。反恐作战与以往的国家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反恐行动必须是国际协作多，跨国行动多，而且要做到一露头就打，恐怖分子逃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然而，3年来的事实证明，国际反恐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很有限，国际恐怖势力仍然很嚣张，他们正在变化手法与国际社会对抗，试图进一步向文明社会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别无选择，必须认真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大国收益最大风险也最大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基本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构成的国家体制形式，这种构成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利益瓜葛，尤其现代社会及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对一些问题处理稍有欠妥，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就无法避免，甚至发展成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

国家内部情况是这样，国际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是大国还有民族宗教问题多的国家和地区，必然会处在恐怖袭击和反恐斗争的最前沿。

“9·11”中美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受益者。美国很好地利用了“9，11”反恐的理由，把过去若干年来想做而国际舆论所不允许的事情全干了，消灭了塔利班，占领了伊拉克，军事驻足中亚国家，大规模进行军事部署调整，而且随时都可借“反恐”向对自己有危害的国家发难，打击那些与自己观念相左和利益冲突的国家。

俄罗斯虽然也在运用“反恐”这把利剑，但是由于车臣问题的复杂和艰难，使得这种利益获取很有限，大量的时间被困在难以自拔的恐怖袭击泥潭中。

像西班牙、英国、印度等国家，还未见到收益却已遭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还击。为什么说，“9·11”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略格局，原因和结果都在这里。

当然，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收益，但这些国家与美国相比，它们的收益的确是很有限的。所以讲，无沦是今天还是将来，谁受益谁也将有风险，收益最大者其遭受的风险也最大。这就是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未来国际反恐斗争中所处的位置。

同时，要看到在国际反恐斗争中，“9·11”迫使美国在打头阵，但即便是美国的反恐力量大到难以形容，对于活动形式极端隐秘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无能为力的。美国必须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

不难预见，未来10年国际反恐斗争不可能结束，因为引发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前提性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况且，本·拉登已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的象征，他已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形象，他的信仰已被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所崇尚和追求，他的组织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因此他是否存在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换句话讲，摆在当今世界的客观现状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在加剧，且随着各国打击恐怖活动力度的加强，国际恐怖势力的反抗和破坏也在更为隐秘地发展。

作者：姜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