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恐怖主义研究论文

2022-04-15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项目编号：05JJDGJW001）的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070220［作者简介］张家栋（1975—），安徽霍邱人，复旦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反扩散与国际安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法恐怖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际法恐怖主义研究论文篇1：

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比较研究

摘要：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国际上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本文通过对国际条约中有关两者的定义和主要管辖机制的对比分析，试图找出两者的共同之处，以期对打击两种犯罪提出建议。

关键词：海盗罪；海上恐怖主义行为；普遍管辖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徐晨（１９８４—），女，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刑事司法。

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中都可能包含暴力劫持行为。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尤其在近些年来，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综合影响，这些古老的犯罪行为开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着海上贸易安全，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打击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已经成为各国之间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上暴力劫持行为确立统一的刑事管辖权标准，对于有效打击遏制海盗犯罪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的界定分析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０１条指出，海盗行为是指以下行为中的任一行为：ａ．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ｉ）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ｉｉ）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ｂ．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ｃ．教唆或故意便利ａ或ｂ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据此可将国际法上的海盗罪总结为：私人船舶或飞机上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了私人目的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该船上、机上的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暴力、扣留或其他掠夺的行为。从这条看来，国际海洋法公约对于海盗罪的规定具有以下特性。

⒈海盗罪的主体是私人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人员或乘客。这里的私人船舶或飞机，是指军舰、军用飞机、海关执行政府公务的船舶、飞机之外的民用船舶、飞机。“公共船舶或飞机不能从事海盗行为的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船舶或飞机不能从事非法行为，而是说，如果公共船舶或飞机从事了非法行为，它的国籍国在国际法上应负责任。”［１］（ｐ１７５）但是，如果军舰、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由于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并控制该船舶或飞机而从事海盗行为，视同私人船舶和飞机所从事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海盗罪。

⒉海盗罪的主观方面是出自私人目的的故意。这种私人目的通常主要表现为意图抢劫和掠夺另一船只或飞机的财物。当时的海洋法公约将海盗罪限定为私人目的，是国际公约拟定过程中政治妥协的结果，力图将政治因素排除在海盗行为之外，避免了各国政府由于政治斗争而产生对惩治海盗行为的分歧，增强了公约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

⒊海盗罪侵犯的对象是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其上的人或物。按照这样的规定，在同一飞机、船舶内实施的暴力、扣押或掠夺行为就不构成海盗罪。有人认为，由于海盗罪的本质是危害公海或其上空的航行安全，而某些对本船舶、飞机上的人或财物的暴力或掠夺行为并不危及航行安全，如果对本船舶、飞机的暴力、掠夺或扣留行为也视为海盗行为，实际上就不适当地扩大了海盗罪的范畴，不利于对纯正海盗罪的严厉打击，也不符合国际法的传统观念。［２］但是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尤其是国际条约的制定签署，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现今的国际环境之下，海盗集团已经有异于过去一条小舢板，几把短刀的蛮荒时代，而是开始具有先进的装备，严密的组织，甚至开始出现了国际化，集团化的运营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我们仍将海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另一船舶上的人或物，明显具有局限性。

⒋海盗罪是行为人在公海或任何不属于国家管辖范围的地方从事的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海盗罪发生的地点应当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范围，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从海域划分看，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属于国家有全部或部分管辖权的海域，自１６０９年荷兰著名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提出“公海是所有国家共有的，任何国家不得声明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领土主权的支配之下”的公海自由原则以来，公海自由原则就成了建构海洋法的基石，确定了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国际法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处理海盗罪的过程中，应用普遍管辖权。

二、海上恐怖主义的特征及发展历程

海上恐怖主义出现的历史并不长，因此长时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有对此进行界定。直到１９８５年“阿其尔·劳罗”（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ａｕｒｏ）案后国际社会才真正开始重视海上恐怖主义，鉴于该案的恶劣影響，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ｌａｗｆｕｌ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简称ＳＵＡ公约）以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但由于国际社会对海上恐怖主义的范围存在着许多分歧，该公约及其２００５年的议定书中都没有明确海上恐怖主义的含义，只是列举了３类危害海上安全的行为。一些学者对海上恐怖主义进行了界定，有学者指出，［３］海上恐怖主义是政治性的海盗罪，是旨在影响政府或群体的任何针对船舶、货物、船员或港口的非法行为；有学者认为，海上恐怖主义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以及船上财产和人命安全，危害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４］对于海上恐怖主义行为进行明确界定，才能够有效的联合各国力量，集中的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之所以需要国际法的规制，其原因在于：首先，海上恐怖主义是一个跨国问题，单个国家无力控制海上恐怖主义。由于海上恐怖主义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在打击恐怖主义时需要各国的配合，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尤其需要各国的合作。其次，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必须满足各国的现实需要。例如，严重破坏国际海运秩序的行为，利用船舶非法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危险物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都是各国共同关注的违法行为，这类行为构成了海上恐怖主义的主要部分。有学者认为，海上恐怖主义不妨定义为“旨在引起公众恐慌或胁迫政府从事的危及国际海运安全或利用国际海运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海上恐怖主义的构成要件包括：⑴目的要件，旨在引起公众的恐慌或胁迫政府。海上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犯罪，但“政治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此ＳＵＡ公约２００５年议定书采取了相对具体的的表述，这是较为可取的。⑵行为要件，采用暴力的方式试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海上恐怖主义的行为分为三类：一是对他人船舶或船上人员或船上货物进行攻击和劫持的行为；二是利用自己船舶对目标进行攻击的行为；三是用来走私危险物质或武器，为下一步攻击做好准备的行为。这些行为中都包含着暴力性和危险性，构成对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威胁。⑶主体要件，非国家主体。由于国家的武力行为受战争法的约束，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为豁免权是否适用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应该排除国家行为构成海上恐怖主义。ＳＵＡ公约第２条也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政府船舶和军舰。⑷后果要件，对公共航运造成危害，构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威胁。由于海上恐怖主义或者直接对航运安全构成了危害，或者滥用了航海自由原则，因此有规制的必要。

三、海盗罪的管辖权机制

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中，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了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但由于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因此，对海盗罪的管辖权在国际法上被分裂为两套系统：第一套系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海盗罪，它适用于普遍管辖权；第二套系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外的海盗罪，它由各国自行管辖。两套系统的存在为国际社会统一打击海盗的努力带来了许多不便，如何协调两套系统成为现行国际法的难题。

采用不同的管辖权机制对打击海盗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不属于该公约中的海盗罪都由各国自行管辖，国际法承认的各国自行确立的管辖权机制主要有３种：领域管辖权、国籍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领域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及事件有权进行管辖，虽然领域管辖权是优先性管辖权，但却要求海盗必须在受害国的境内才能主张管辖，由于海盗的跨国流动性，主张领域管辖权在打击海盗中往往是不现实的；国籍管辖权是指国家对本国人的管辖权，它要求海盗必须与受害国具有同一国籍才能主张管辖，但是实践中许多海盗犯罪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因此国籍管辖权也只能作为打击海盗的一种补充性机制；保护性管辖权是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对该国的国家或公民的犯罪行为有权行使管辖，虽然保护性管辖权有一定的域外效力，但必须得到他国的承认和配合，而且在引渡罪犯时受到一系列的限制。相比而言，普遍性管辖权才是最有效的管辖权机制。

普遍性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普遍地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权实行管辖，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的国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０５条肯定了各国对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即“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但是，对海盗罪的逮捕和扣押只能由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代表政府的船舶或飞机进行，私人武装力量不能对海盗进行扣押和逮捕，但私人武装力量在遭遇海盗时可以进行自卫。有学者指出，该公约的普遍管辖权是授权性条款而非义务性条款，普遍管辖权只是为各国打击海盗提供便利，而非强制各国履行打击海盗的义务。［５］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采用“必须”等强制性字眼，而且该公约也未规定国家在没有打击海盗时的国家责任，因此这种说法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四、海盗罪普遍管辖权建立的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所建立的管辖权不是创新，而是对习惯法的历史总结和继承，对海盗罪行使普遍管辖权既具有历史传统，也是现实需要。对海盗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依据在于：⑴海盗是无国籍之人（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６］从事海盗行为意味着放弃了原有国籍，而海盗一旦失去了原有国籍，那么海盗的原属国籍国当然就失去了对海盗的专属管辖权，任何国家都可以行使对海盗的管辖权。⑵海盗的活动方式要求建立对海盗的普遍管辖权。由于海盗具有跨国流动性的特点，单个国家很难在其管辖领域内抓捕海盗，只有各国联合起来对海盗进行惩处，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海盗行为。⑶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权是习惯权利。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权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罗马时期，海盗就被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敌人而要求罗马所有的城邦都应该参与打击海盗的活动。在近代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海上贸易开始活跃起来，资本主义各国都将危害本国商船的海盗活动定为严重罪行。例如，《美国宪法》第１条第８款规定：“国会有权界定和处罚海盗和公海上的犯罪及对国家的犯罪。”美国国会在随后制定的法律中规定：“任何人在公海上犯有美国法律中的海盗罪，一旦随后进入美国或在美国被发现，就应该判处终身监禁。”⑷海盗从事的是反人类（ｈｏｓｔｉｓｈｕｍａｎｉｇｅｎｅｒｉ）的罪行，是人類社会共同的敌人。海盗罪之所以被界定为反人类的罪行，是由海运业的重要价值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海洋是国际社会交往的主要通道，是资本主义各国与其殖民地联系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这一古老的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国际贸易必须经由国际运输才能实现，海上货物运输由于其运输量大、费用低廉的特点，一直是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国际贸易量的９０％以上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７］一旦海盗打乱了海上运输的正常进行，将对国际贸易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所以１６世纪著名法学家真提利斯指出：“海盗是公敌，所有人都有权对其进行攻击，因为他们不在法律的疆域内。他们蔑视法律，因此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８］

五、海上恐怖主义目前的管辖权规制

现行国际法主要有四种管辖权：领域管辖权、国籍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采用不同的管辖权机制对海上恐怖主义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领域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及事件有权进行管辖，虽然领域管辖权是优先性管辖权，但却要求恐怖分子必须在受害国的境内才能主张管辖，由于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性，主张领域管辖权在海上反恐中往往是不现实的；国籍管辖权是指国家对本国人的管辖权，它要求恐怖分子必须与受害国具有同一国籍才能主张管辖，但是实践中许多恐怖活动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因此国籍管辖权也只能作为海上反恐的一种补充性机制；保护性管辖权是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对该国的国家或公民的犯罪行为有权行使管辖，虽然保护性管辖权有一定的域外效力，但必须得到他国的承认和配合，而且在引渡罪犯时受到一系列的限制。相比而言，普遍性管辖权才是最有效的管辖权机制。

普遍性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普遍的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权实行管辖，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的国籍”。［９］犯罪行为只有得到有效的惩治才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但海上恐怖主义经常以跨国犯罪的形式出现，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和协调，因此在国际法中如何建立对海上恐怖主义的管辖权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管辖权既是一个国内法的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国际法决定国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管辖权的可允许的限度，国内法则规定国家事实上行使它的管辖权的范围和方式”。［１０］

目前海上恐怖主义还不属于普遍管辖权的范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把海盗罪列为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却没有给予海上恐怖主义相同的地位，习惯法也没有承认对海上恐怖主义的普遍管辖权。

六、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管辖权机制的缺陷

尽管海洋法公约肯定了各国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但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普遍管辖权在适用范围上却存在着空白，这些空白为国际社会联合打击海盗埋下了隐患。这些空白包括：第一，海洋法公约将海盗罪仅限于私人目的的犯罪，造成了许多带有政治性目的的海盗行为不适用于海盗罪，为政治性的海盗活动创造了免责的空间。这也是海洋法公约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由于海洋法公约对“私人目的”没有做出说明，是否只有纯粹以抢劫财产为目的的海上劫掠行为才构成海盗罪存在争议，尤其是海上恐怖主义是否应该在海盗罪的范围之内依然不甚明朗。第二，海洋法公约第１０１条将海盗罪仅限于船舶或航空器之间的劫掠行为，排除了非通过船舶或航空器的劫掠行为。由１０１条带来的争议是船员或乘客的叛变行为，及岸上发动的海盗行为是否属于海盗罪的范围。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承认船员或乘客的叛变行为属于海盗行为，甚至代表政府的船舶或飞机发生叛变后供私人使用的行为也属于海盗罪的范围。［１１］（ｐ１７８）第三，海洋法公约将海盗罪仅限于公海与任何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水域。由于国家管辖的水域在各国的主权范围之内，因此在海洋法公约排除了各国管辖水域内海盗罪的适用，这造成的问题是当一些国家无法在自己水域内控制海盗犯罪时，国际社会无法为进出该国水域的商船提供必要的保护，近期索马里海盗屡禁不止便有此原因，导致现今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如何合法地在索马里管辖的水域内打击海盗的问题。

而另一种严重危及海上运输安全的海上恐怖主义还不属于普遍管辖权的范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把海盗罪列为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却没有给予海上恐怖主义相同的地位，习惯法也没有承认对海上恐怖主义的普遍管辖权。

ＳＵＡ公约虽然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确立了普遍管辖权。ＳＵＡ公约将自己的管辖权限定在下列几类国家中，即犯罪分子的国籍国，船旗国，犯罪发生地国，犯罪分子无国籍时的居所地国，犯罪目标国和船东所在地国等，而且ＳＵＡ公约特别说明本公约不影响现行国际法，这表明ＳＵＡ公约并无建立普遍管辖权的“野心”；ＳＵＡ公约在起草中曾对公约管辖权的基础是否采用普遍管辖权发生争论，最后回避了这一问题，而并没有确立普遍管辖权；［１２］最后，ＳＵＡ公约只对签署国生效，而不能约束所有国家，公约的实际效果有待检验。

七、对于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刑事管辖权建议

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联结点和相似之处，例如海上恐怖主义被称为“政治性海盗”，“是指任何以影响政府或群体为目的的针对船只、旅客、船货或港口的非法行为”［１３］也正是因为如此，学界的长期讨论中，提出将政治性因素加入到海盗罪之中，弥补海盗罪仅以私人意图为目的的不足，从而将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相融合，加大对海上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是纵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之所以将海盗犯罪仅限于私人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避免政治性因素的加入导致打击海盗罪的国际合作陷入僵局，因此，对于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联结点的寻找，应当更加谨慎，不能盲目嫁接。

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在近年来的表现中，不断融合的特点愈发明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时任新加坡内务部部长的翁康生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假如在海上正在实施某种犯罪，有时我们并不知道是海盗还是恐怖分子在抢劫占有船只，我们只有把他们当作同样来对待……用另一句话来说，假如那是海盗我们却把他当成恐怖分子，那是因为假如你不登上船的话，你很难辨别所涉的恐怖分子。”［１４］与此同时，恐怖组织加入海盗的活动，也模糊了二者行为动机的界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教条的区分两者的区别或者要将两者嫁接的行为都是不客观不现实的，应当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对两者的相似点和连接性进行分析，确立更现实有效的管辖权机制，打击犯罪。

首先，力图制定新的国际公约，将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纳入相同的公约体制之内，明确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帮助世界各国更好的预防和打击两种犯罪。现行的体制之下，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由不同的国际条约规范，且两个条约的效力不同，容易产生疏漏和冲突，将两种行为纳入新的条约体系，在条约内部进行详尽有序的分类，有助于明确国际权利和义务，更好的促进在打击两种犯罪过程中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虽然ＳＵＡ公约及其２００５年议定书已经对危害船舶安全的行为进行了扩展，囊括了海上恐怖主义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公约是以维护航运安全为中心的，并没有对海上恐怖主义进行直接界定和防治，对于海上恐怖主义行为和海盗行为的进一步明确，有助于对于犯罪进行进一步的打击。

其次，确立对于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普遍性管辖原则。建立对海上恐怖主义的普遍性管辖权的意义在于：⑴确定海上恐怖主义是危害整个人类社会的暴行，肯定海上恐怖主义在国际法上的非法性，各国应保证本国有合适的刑法机制对海上恐怖主义进行惩处；⑵任何国家不得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在抓获恐怖分子后，应该或引渡或起诉；⑶任何国家不得支持或参与这类犯罪，一旦发现国家从事这类活动应该承担国家责任；⑷授权各国对海上恐怖主义进行拿捕，但在他国领域内拿捕时应该尊重他国的国家主权。由于国际法中其他管辖权机制在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属地管辖权、国籍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只能作为普遍管辖权的补充性机制。对海上恐怖主义建立普遍管辖权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有着法理和政策基础，因此海上恐怖主义借用海盗罪的管辖权机制完全可行。

最后，可以参考应对洗钱犯罪的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０ｎ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简称ＦＡＴＦ）的模式，设立一个应对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特别行动工作组，负责条约的制定和实施运行，并对各国在国内法层面上完善海盗罪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提出建议，将打击海盗行为和海上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常规化、有序化，从而有效推进抗击海盗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执法力度。

海盗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作为新形势下的旧问题，要打击乃至消灭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也包含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只有从一个审慎而又全面的角度综合考虑，有规范的条约作为打击犯罪的准绳，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海盗犯罪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蔓延，维护稳定的海洋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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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徐虹）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ｉｒａｃｙ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ＸｕＣ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ｐｉｒａｃｙ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ｅｎｄｔｏｂ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ｒｉｍｅ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ｇｉｖ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ｏ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ｃｒ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ｒａｃｙｃｒｉｍ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作者：徐晨

国际法恐怖主义研究论文篇2：

２００６年世界恐怖活动状况述评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项目编号：05JJDGJW00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70220

［作者简介］张家栋（1975—），安徽霍邱人，复旦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反扩散与国际安全。

（注：①在国际法上，战争只能在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发生。这些国际法主体包括国家、交战团体，而叛乱团体在接受国际法约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部分享受国际法主体权利，承担部分国际法义务。）

［关键词］恐怖主义；中东；南亚；本土化

［摘要］ 2006年是有可靠统计数据以来恐怖事件最多、恐怖伤亡最严重的一年。在地缘上，从中东、南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是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手段上，爆炸和袭击是恐怖活动的主要形式，但爆炸的比例有所下降，袭击的比例有所上升；在目标上，警察、平民和政府是2006年恐怖活动的首选。同时，世界恐怖主义在思想动机上的全球化与恐怖分子来源和恐怖活动的国内化、本土化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反恐怖阵营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

［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来看，200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除了索马里内战引来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干涉以外，没有新的大规模国家间军事冲突①。但是从非常规冲突角度来分析，2006年又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中东、南亚的恐怖活动继续保持着增加趋势；西欧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恐怖事件，但也是险象环生。

一、世界恐怖活动总体状况

评估世界恐怖活动状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恐怖事件数、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和受伤人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2006年是21世纪以来恐怖活动最剧烈的一年，不仅超过了“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也超过了恐怖活动迅速增加的2005年。

1．世界恐怖事件数量及地区分布。

由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世界恐怖活动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即使将“9•11”事件视为一个偶然或例外，但是随后几年发生的恐怖事件仍然高于2001年。特别是在2006年，全世界发生了6 425起恐怖事件，是2000年的5.6倍，是2001年的3.7倍，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29.5%①。

（注：①本文所有数据，除另有注释以外，均来源于http://wwwtkborg/Homejsp；东南亚数据包括大洋洲；另外，图中的数据采集标准有所区别，但是2004年以来的数据采集标准是一致的。）

从图2可以看出，中东、南亚和西欧是当代世界恐怖活动的三大热点地区，分别占同期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50%、20%和11%。(具体数据见表1)而在2006年中，这一比例更加突出。从图3可以看出，仅仅中东发生的恐怖活动就占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70%，排在第2、第3位的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19%和4%。这表明伊拉克战争将世界恐怖活动的烽火进一步引到中东。中东不仅仅成为西方眼中的世界恐怖活动策源地，更成为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舞台。相比之下，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事件数量急剧增加，而同时西欧和东南亚发生的恐怖事件则明显减少。

表1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2．世界恐怖活动致死、致伤状况。

2000年以来，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大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783人增加到2006年的11 886人。(具体参见图4和表2)

从图4可以看出，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开始了新世纪恐怖主义的活动高潮。从2001年到2003年，由于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国际社会所遭受的恐怖主义死亡不断下降。但是从2004到2006年，恐怖活动导致的死亡人数又不断上升，并且超过2001年的水平。这表明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在事实上使世界恐怖主义形势更加恶化。而从图5可见，中东是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死亡人数占世界同期总数的58%，而南亚和北美则分别占17%和8%。（具体参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0—2006年，中东恐怖活动死亡人数占总数的57.5%，而居第二位的南亚占17.4%，北美占8.4%。而从图6可以发现，2003年以来，中东地区所遭受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从2000年的占世界总数7.9%上升到2005年的79%，2006年时又上升到80.4%。与此相对应，南亚恐怖活动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占世界37.9%下降到15.5%，拉美从25.3%下降到1.2%，东南亚从12.4%下降到1.5%，西欧从41%下降到0.1%，非洲从4.7%下降到0.8%。这说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以后，中东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与图5相比可见，在2006年，除南亚略有上升以外，中东以外地区的恐怖活动致死人数都有所下降，部分反映了国际反恐怖努力在中东以外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情况与恐怖事件发生频率和致死状况大致相仿，区别在于西欧、东欧和拉美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较低，而受伤人数却相对较高，这与三个地区恐怖活动的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2000年以来的纵向比较来看，2006年是6年以来恐怖活动致伤人数最多的一年；从横向比较来看，恐怖活动致伤人数逐渐集中到中东等少数地区。

综上所述，从恐怖事件的发生率、致死人数和致伤人数三个指标来看，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并不断向中东、南亚等少数地区集中。这一现象延续了过去两年的恐怖活动发展趋势，^［1］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成为当代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特征。

二、恐怖活动的区域分布特征

2006年，中东、南亚、拉美、东南亚和西欧是世界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在恐怖事件数和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方面都占据了世界恐怖活动的绝大部分份额。

1．中东是2006年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舞台。

中东向来被西方世界视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但是在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随着美国等反恐怖政策的变化，却转变成为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地区和活动舞台。由图7可见，在中东恐怖事件迅速增加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事件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从图8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6年，中东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绝对值及其占世界的份额都在不断上升。

从图9可以看出，从2000—2003年间，在伊拉克发生的恐怖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2003年开始，伊拉克战争(常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在伊拉克发生非常规暴力活动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到2006年，伊拉克恐怖活动急剧上升。在2000—2002年间，伊拉克发生的恐怖活动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2003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开始，伊拉克恐怖活动几乎呈直线上升，增加值超过了整个世界恐怖活动的增长部分。据统计，2000年时，在伊拉克只发生了4起恐怖事件。但是到2003年，伊拉克发生了147起恐怖事件，造成539人死亡、1 176人受伤；到2006年时，这一数字则分别是3 946起恐怖事件，造成9 454人死亡、15 241人受伤。

2006年伊拉克恐怖活动形势，一方面延续了反美主义基调，在另一方面，宗教派别和民族间冲突逐渐成为恐怖活动的主要动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6年在伊拉克有34 000人死于各种暴力活动，36 685人受伤，大约47万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2］这表明，伊拉克局势在向内部宗教派别和民族冲突方向演变。

2．南亚的恐怖主义形势非常严峻。

南亚的恐怖主义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几乎所有国家。从图10可以看出，虽然与2002年相比，2003年和2004年的南亚恐怖活动有所下降，但是从2000年到2006年的总体趋势来看，南亚恐怖事件数量和死亡人数都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恐怖事件数量比2005年增加了35%，死亡人数增加了82%。但是，这一数据来源也许还不足以反映南亚的真实安全状况。从对2006年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4个国家的不完全统计来看，2006年的暴力伤亡情况虽然不是历史最高，但是相比2005年又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安全形势更是十分严峻。并且，南亚国家的爆炸案件也非常频繁。仅仅在巴基斯坦，2006年就发生了300起爆炸案件，造成359人死亡，766人受伤。^［3］

3．东南亚恐怖主义形势趋于缓和①。

（注：①在东南亚恐怖活动数据中，不包括泰国和缅甸两个国家；MIPT数据库将这些国家归入南亚国家进行统计。）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是民族矛盾与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这在印尼的亚齐和马鲁古地区、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都体现得比较明显。如图11所示，2000年以来，东南亚恐怖活动经历了两个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二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从图11中还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04年，东南亚恐怖活动的死亡率都大于1，而2005年和2006年的恐怖活动死亡率都小于1，这表明东南亚恐怖活动的激烈程度有下降趋势。(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但是，由于东南亚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地缘和文化联系，美国仍然将东南亚视为反恐第二战场。

4．拉美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趋于平缓。

拉美一向是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从1968年到1997年，在拉美发生的恐怖活动事件占世界总数的比例，一直在30%左右徘徊。^［4］(P98)但是，从图12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后，拉美恐怖活动在总体上比较平稳。在2002年达到一个高峰以后，更是显示出下降的趋势。而从图13可见，拉美恐怖活动在世界恐怖活动中的比例下降更快，从2000年的19.6%（恐怖事件）和25.3%（死亡人数），下降到2006年的2.3%和1.2%。

如果说中东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必然后果，那么拉美安全形势的稳定则部分是美国另一种反恐政策的结果。拉美一向被美国视为其战略后院，美国对拉美的社会、经济和安全援助更是长期坚持不懈。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共向拉美提供了9 800万美元的反恐怖援助。^［5］在美国向拉美的反毒品援助中，也有相当部分用于增强拉美国家的安全功能。早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就启动了一个涉及13亿美元的“哥伦比亚计划”。^［6］布什总统则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安第斯反毒品倡议”(Andean Counterdrug Initiative, ACI)，涉及资金133亿美元，主要用于对拉美警察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11月，美国在拉美反毒品和反恐怖的援助活动中共支出了29亿美元。^［7］美国的反恐怖、反毒品项目在拉美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使拉美的安全形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这也表明，反恐怖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犯罪活动的司法措施，军事手段只能是在必要情况下的一种补充而已。

5．西欧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大幅降低。

西欧曾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发源地和重要活动场所，现代意识形态矛盾和民族冲突最早产生于西欧。在当代，一些新型恐怖组织如“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ALF)、“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ELF)也最早产生于西欧。西欧同时又是当代世界恐怖组织最多的地区。1968年以来，在世界各国活动过和正在活动的恐怖组织共有965个，而西欧就有267个，占世界总数的27.7%，居世界各地区的第一位。^［8］ “9•11”事件以后，世界仍处于活动状态的恐怖组织共有169个，而在西欧活动的恐怖组织至少有67个，占世界总数的39.6%，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位①。从1968年到1997年，在西欧发生的国际恐怖事件占世界总数的30%以上。

（注：①以整个西欧为单位，如果一个组织在多个国家活动，则只计算一次。）

高恐怖事件发生率、低死亡率一直是西欧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从2000年到2006年，西欧共发生2311起恐怖事件，但是只造成341人死亡，平均每起恐怖事件死亡0.15人，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66人/次的1/11。(具体数据见表1和表2)从图14可见，与世界恐怖事件数量迅速增加的趋势相反，西欧发生的恐怖事件则明显下降，从2000年时占世界的33%下降到2006年时的0.24%。更为突出的是，2006年西欧只有6人死于恐怖活动，仅占世界总数的0.05%。

三、世界主要恐怖组织活动状况

在2006年，共有18个恐怖组织从事的恐怖事件超过20次或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20人。这些组织主要分布在中东、南亚和拉美地区。而在2005年时，这种规模的恐怖组织有22个。总体来看，2006年主要恐怖组织活动状况显示出以下特征：

第一，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能力明显下降。2005年，基地组织(包括扎卡维领导的两河基地组织和在西欧的秘密分支)共从事195起恐怖事件，造成1 500人死亡、3 217人受伤。但在2006年，基地及两河基地组织只从事10起恐怖事件，仅造成112人死亡、167人受伤，而在西欧的秘密分支则没有成功地实施过一起恐怖事件。这表明，随着扎卡维的死亡、美国对基地组织打击力度的加大以及西欧国家反恐怖措施的加强，基地组织正在失去其组织活动能力。并且，如果长期不能从事重大恐怖活动，基地作为国际恐怖主义象征的意义也会下降，有被其他组织吸收或取代的可能性。

第二，塔利班等组织的活动能力有所加强。2005年，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共从事100起恐怖事件，造成191人死亡、102人受伤。但是在2006年，该组织至少从事了159起恐怖事件，造成495人死亡、432人受伤，分别是前一年的159倍、259倍和424倍。并且，该组织表现出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趋势，在阿富汗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大。这表明，联军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和国家建设活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三，主要的极左极端组织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活动能力。在2006年，印度共产党毛派(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oist)、尼泊尔共产党毛派(CPNM)、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巴解人阵(PFLP)等四个主要左派极端组织，共从事308起暴力活动，造成239人死亡、360人受伤；而在2005年时，这些组织共从事259起暴力活动，造成247人死亡、459人受伤。

第四，西欧的民族冲突总体上有缓和趋势，但其他地区则继续波动。西班牙埃塔(ETA)在2006年从事了10起恐怖活动，造成2人死亡、30人受伤，该组织在2005年时从事了28起恐怖事件，造成47人受伤；法国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FLNC)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从事了22起和23起恐怖活动。但是在中东，民族冲突问题仍然非常激烈。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和库尔德自由之鹰(Kurdistan Freedom Hawks)在2006年从事了31起恐怖活动，造成22人死亡。在巴勒斯坦，哈巴斯(Hamas)的分支机构在2006年从事的恐怖活动大幅减少，只有36起恐怖事件，造成6人死亡。这表明哈马斯在致力于通过合法选举获得政权的过程中，对暴力活动进行了有效的抑制。在南亚，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从事的恐怖活动与2005年相比也变化不大，但是印度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的活动更加积极，2006年从事了36起恐怖事件，造成31人死亡。

第五，在大型恐怖组织中，宗教极端组织的数量在减少，活动能力也在下降，表现出小型化、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基地的活动能力明显下降以外，其他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组织，如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和伊斯兰教法护卫军(Ansar alSunnah Army)等，要么降低了宣传调门，要么减少了恐怖活动数量。但是，直接以宗教为旗号的大型恐怖组织虽然活动有所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极端主义在恐怖主义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所下降。由于宗教的双重属性和乘数效应，宗教极端主义在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都起到催化作用①。

（注：①在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关系方面，李兴华研究员认为“宗教充其量只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外在形式，一种外衣，或一种包装。”(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周燮藩教授认为，恐怖主义与宗教并无任何必然联系。当代带有宗教色彩或打着宗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根源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周燮藩：《恐怖主义与宗教问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徐以骅教授则认为，宗教具有促进和平与激化矛盾冲突的双重属性，到底是哪种属性发挥作用，要看具体的环境。(笔者与徐教授的访谈得来)还有学者认为，宗教虽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但是通过将冲突概念化，宗教拓展了冲突的时间与空间、激化了冲突的形式、增强了冲突的烈度。(张家栋：《当代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民族分裂主义、极左派别和宗教极端主义在2006年恐怖活动中占据主要部分，占可以分辨类型的恐怖事件总数的99%以上，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总数的近100%。具体来说，从恐怖事件次数来看，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占据最重要席位，2006年共发生了657起恐怖事件，比2000—2005年间的平均值371起增加了77%。宗教极端主义也是2006年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威胁，共发生532起恐怖事件，比2000—2005年间的平均值256起增加了107%。

相比之下，极左型恐怖活动则在绝对值方面的变化不那么显著，恐怖事件、致死人数和致伤人数分别从2000—2005年间的平均值269、254和542变成2006年的406、398和633。但是，虽然2006年极左型恐怖事件占总数的25%，比2000—2005年28%有所下降，但是死亡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却从前6年的9%上升到16%。与此相应，宗教极端活动的烈度却有所下降。2006年发生的宗教型恐怖事件上升到占总数的33%，而在前6年中只占27%；但其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占52%，比前6年的56%有所下降。另外，在2006年，无政府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和环保极端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四、 2006年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特征

具体来说，2006年世界恐怖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1．恐怖活动国内化、当地化趋势非常明显。

人们一般认为，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化。但是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恐怖主义的国内化、当地化趋势日益突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全球化，与恐怖分子、恐怖活动的当地化并行不悖。与2000—2005年相比，2006年国内恐怖主义的活动频率和人员伤亡，分别提高了7.2、20.7和22.6个百分点。这表明，由于国际社会的反恐怖强度不断提高，恐怖组织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的能力在下降、难度在增加。

当然，由于区分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标准主要是行为主体的国籍、恐怖活动发生地和袭击目标的国籍和所在地，不能反映国内恐怖主义的思想来源，也很难确定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内恐怖主义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模糊，这与2005年的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2．军警、平民和政府机构是2006年恐怖活动的首要袭击目标。

在2000年到2005年间，平民是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随后是政府目标、军警和基础设施。但是在2006年，这一格局发生了变化，针对军人和警察的恐怖事件数量居各类型首位。但是从人员伤亡的情况来看，平民更加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警察是最危险的人群。在2006年，共发生1 990起针对警察的恐怖事件，造成3 289人死亡、6 032人受伤，分别占总数的31.0%、27.7%和29.2%。原因主要在于警察既不像军人那样有良好的装备水平和军事训练，又必须深入危险人群之中。另外，在2006年，针对宗教人物和宗教机构的恐怖活动明显增加，达到456起，占总数的7.1%，高于2000—2005年的452起恐怖事件和3%的比例。仅仅从数量上看，针对记者和媒体的恐怖活动也有上升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与恐怖活动的整体上升趋势基本吻合。

3．爆炸和武装袭击是2006年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

2006年，爆炸和袭击仍然是恐怖活动的主要方式，分别占恐怖活动总数的50%和39%。但是，这一数字在2000—2005年间是55%和22%。相比之下，在过去6年中，爆炸在恐怖活动方式中虽然一直稳居半数左右，但是在2006年的比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武装袭击活动则有大幅度增加。必须注意的是，爆炸活动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造成的人员伤亡比例却继续上升。2006年爆炸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占52%，受伤人数占87%；这些数字在2000—2005年间只有48%和79%。2006年死于武装袭击的人数占总数的41%，这一比例在2000—2005年间只有21%。这种现象与伊拉克局势有直接的关系，表明伊拉克局势正在向武装冲突的阶段过渡。在2006年，暗杀事件有大幅度下降，从2000—2005年间占世界总数的9.3%下降到2006年1.4%，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如纵火、绑架、劫持和劫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五、小结

从恐怖主义根源来看，2006年传统恐怖主义根源仍旧，而伊拉克战争引起的后遗症继续困扰着国际社会。从总体上说，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是2006年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宗教极端主义对恐怖活动影响仍然非常大。

从恐怖活动的特征来看，2006年世界恐怖主义的国内化、本土化趋势更加明显，警察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从手段上看，虽然爆炸仍然占恐怖活动的一半以上，但比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比例却有所上升，这表明爆炸活动更具有滥杀无辜的性质。武装袭击事件在2005年的基础上继续快速增加，恐怖事件数量和人员伤亡都有很大比例的提高。

从地缘上看，在2006年，中东、南亚和东南亚这一恐怖主义弧形地带是世界上恐怖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伊拉克局势是导致世界恐怖活动形势日益严峻的主要因素。仅仅伊拉克一个国家，所发生的恐怖事件就占中东的87.8%、占世界的61.4%，造成的人员死亡则占中东的99%和世界的79.5%。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不仅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活动场所，还有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那样成为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号。历史已经证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国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持，与“9•11”事件的爆发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那么，谁将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清楚。

参考文献：

［1］张家栋2005年世界恐怖活动评析［J］国际问题研究，2006,(2)

［2］ [KG4]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

id=19194,20070118

［3］ [JP5]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pakistan/

[JP]database/bombblast2006htm,20070213

［4］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 CRS Report for CongressLatin America: Terrorism Issues［Z］ Order Code RS21049, Updated January 18, 2006

［6］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Y05 Foreign Operations［Z］ Request by Region: Western Hemisphere,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Resource Management, February 2004

［7］ Coletta A Youngers, Eileen RosinDrug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Impact of US Policy［Z］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November 2004

［8］ http://wwwtkborg/GroupRegionModulejsp,20070213

作者：张家栋

国际法恐怖主义研究论文篇3：

国际力量打击海盗的国际法依据

摘要：目前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国际层面的打击力度并不理想。本文从海盗的定义出发，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比较了几种主流的海盗定义。随后，笔者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国际力量打击海盗的四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其中着重强调了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海盗安理会恐怖主义普遍管辖国家间合作

一、海盗的定义

现代各国对海盗行为给航海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早就有了共识，国际法遂把它视为一种国际犯罪。海盗的犯罪行为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国际公约建立反海盗犯罪的国际合作、实现打击和惩罚海盗犯罪的目的已成为各国之共识。1958年有关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公海公约》，第15条把海盗看作在公海上暴力掠夺私人船舶、非法拘留船舶上人员或财物的任何行为，这是19世纪以来习惯国际法对于惩治海盗犯罪的一贯主张的明确化，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惩治海盗犯罪的国际公约。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此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海盗犯罪的定义，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至此拉开国际社会共同协助打击海盗犯罪的新局面。1988年罗马会议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该公约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起成为反海盗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目前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缅甸、老挝和越南己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述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采取包括立法措施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打击和惩罚海盗犯罪行为。按照《海洋法公约》第101条的规定，海盗行为是指以下行为中的任一行为：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①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②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財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

该定义对海盗行为的原始定义予以发展的明显一点是提到了“飞机”，这是一种合理的类推，是对海盗行为的概念在国际海洋法上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对原始定义予以发展的另一点是加上了“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这是指构成无主地的岛屿或不受国家属地管辖的海岸或海域。如南极，如一国的专属经济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2款，海盗行为可发生在专属经济区，而专属经济区不是沿岸国领土，亦非公海，而是自成一类的海域。故对海盗行为发生的地方予以扩大是合乎逻辑又很方便的。

1996年国际海事局（ICC-IMB）对海盗行为进行了定义，即海盗行为是指：”一种强行登临或企图强行登临任何船只的行为，目的是盗窃或进行其他犯罪，并打算或能够使用武力完成这一行为。”这个定义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针对船只的直接或试图攻击，也包括针对无论是在停泊、抛锚或行驶的船只所进行的犯罪；不仅包括在公海上，还包括了在沿海国领海内或有争议的海域内发生的偷窃、抢劫、袭击及谋杀行为。另外，根据这个定义，登船不限制是登上本船，还是登上他船。登上本船，可能登船行为还处于预备阶段；登上他船，可能已进入实施犯罪阶段，这都不影响海盗犯罪的构成。

二、国际社会的解决措施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寻找法律的支持，以对诸如索马里海盗等予以有力的打击。

（一）在国际法上有安理会的授权

《国际在线》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近日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授权自当日起延长12个月，这一决议是安理会自今年6月以来为打击索马里海盗通过的第三份决议。安理会同时呼吁联合国为打击海盗发挥协调作用。海盗如此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安理会今年6月初全票通过决议，允许各国军舰在经索马里过渡政府同意后，进入索海域打击海盗。

从国际法的角度，唯一可以授权在非自卫的情况下，在他国主权范围内使用军事打击的就是安理会。既然安理会已经明确做出了有条件的授权，那么其他国家在索马里主权领域内的军事行为就是合法的，既然这样，只要事先取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在确认是海盗行为以后，就可以予以军事打击。当然如何真正意义上认定是海盗，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适用国际法上的“恐怖主义”，按照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惯例进行打击

索拉马海盗曾多次声称，他们的行为和恐怖主义不同，没有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钱。有学者也认为他们不是恐怖主义。笔者以为，现在的恐怖主义的定义有政治化的嫌疑。我们知道，恐怖主义都是不针对特定目标，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绑架劫持人质的行为，通过危害人质的生命安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毫无疑问，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因为海盗们看到国际反恐的大趋势，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索马里海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害，力图表现出与国际恐怖分子的区别。但是，我们看到，索马里海盗行为和恐怖袭击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针对不特定目标，通过以人质的生命为筹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行为是归于恐怖主义的。

目前唯一公开表态索马里海盗不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就是美国，其实这主要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附近有美军控制的重要军事通道，苏伊士运河和阿曼海峡。所以美国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外国军舰在这里巡逻。因此，美国的态度比较模糊。笔者以为，我们绝对不能将恐怖主义的定义政治化，而应该从其实质进行考量。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将恐怖主义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不同的解释。不能因为个别国家的政治需要就对一个行为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上面笔者已经说过，索马里海盗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在国际反恐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出发对于索马里海盗进行打击。

（三）国际法的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由于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利益，不论犯罪行为发生于何地和罪犯国籍如何，各国均有权对其实行管辖，此即为普遍管辖，如对战争犯罪、海盗、贩奴等的管辖。

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船舶在公海中，主要受船旗国管辖，但海盗作为人类的公敌，使之从逻辑关系上产生了对之的普遍管辖。事实上，国际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就是从惩治海盗这一国际罪行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在传统的国际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海盗罪是最早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调整的。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权也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在国际法中得到了承认，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项确立已久的原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一步确认了各国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原则。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人员并扣押船上财物。

（四）国家间合作

这种方式也是最为常见的国际法上的行为，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多个海上组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海上打击海盗行为。

（1）IMB。IMB是一个由航运业发起的专门处理与海盗事件有关事务的非官方组织，总部设在伦敦，每季度出版统计资料和详细的事件报告。1992年该组织在斯里兰卡成立了海盗事件报告中心（Piracy Reporting Centre）。IMB主任认为对付海盗事件，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知情”，只有了解海盗事件发生的地方和事件的类型，才能采取相应措施。以往受害船舶事后可能按正常航线驶向下一个港口，但并不向当地警方报案。IMB要求船长出事后马上向中心报告，接到报告IMB就向离事发地最近的执法机构通报要求采取行动，然后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如果这一执法机构未采取行动，IBM就会在每季度出版的报告中反映实情，使他们在国际上受到压力。如果只向当地执法机构报告，他们或许会把事件隐匿起来，非官方独立机构可以起到官方机构起不到的作用。

（2）ReCAAP。ReCAAP是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的縮写，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的反海盗组织，总部设在新加坡，14个亚洲国家（孟加拉、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参加了该组织。

（3）150联合任务部队（Combined Task Force 150）这是在特殊条件下，在特定地点的一种反海盗措施。索马里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150联合任务部队，基地设在吉布提，是在全世界开始反对恐怖主义初期建立的，由来自德国、荷兰、法国、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战舰组成，他们实际上是和索马里地方当局合作来制裁海盗的，目前已经成功制止了好几起海盗袭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明确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从而使反海盗的国际司法合作和组织反海盗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各国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的合作，在惩治海盗犯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海盗犯罪有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迄今为止各国在反海盗方面的打击力度合作程度还不够，打击海盗的效果还不是非常理想，而且存在部分发达国家借打击海盗之名，行扩张海洋势力之实的情况。加强国际合作，有效打击海盗犯罪任重而道远。

这就需要各国寻求利益平衡点，增强政治互信，建立有效的反海盗国际司法合作。首先，可以借鉴有关非政府间的反海盗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建立一个专门的打击海盗犯罪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效协调各方力量，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从而加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减少建立进一步合作的成本；其次，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海盗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以地区论坛为平台与区域外大国进行合作；再次，完善各国国内刑事立法，促进国家间海盗罪犯引渡机制的建立。各国对海盗犯罪的规定与惩处不尽相同，在某国被认为构成海盗犯罪的行为在他国就未必会得到认可。许多海盗在劫持船舶被扣押后，根据国内法，可能不受任何处罚而被释放，这就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严厉惩治海盗犯罪。另外，某些国家可能要求他国将海盗引渡到其本国审判，然而如果两国间既没有双边协议，又不同是某一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彼此就不负有引渡的义务，也容易导致放纵海盗犯罪。对此，各国要加强刑事司法协助，广泛签订引渡条约，建立起全球性的海盗犯罪引渡机制。

海盗犯罪不仅严重违犯了国际海洋法规则和秩序，而且对国际航运市场、世界贸易以及人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但凭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解决海盗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海盗犯罪，维护和平安宁的海洋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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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吴慧.《打击海盗行为的国际法规范》.载《人民公安》2000年12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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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哈佛公约草案》，第754页。转引自周忠海：《科技与海洋法》，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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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健，戴轶尘.《东南亚海盗问题及其治理》.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