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即指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实现共赢的过程。医疗服务治理即指医患保合作与共赢的过程，也称“三医联动”，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医疗服务治理？又该如何构建医疗服务治理机制？医保引擎义不容辞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服务的买方，其支付方式和控费措施直接影响医疗行为和成本，是构建医疗服务综合治理机制的引擎。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海外医疗服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海外医疗服务论文 篇1：
医疗服务对外开放的意义和谋略
[摘要] 我国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医疗服务开放，可打造“广州医疗”等地方品牌和全国品牌，推动专业资格国际互认谈判，构筑国际医疗服务信息平台，对外资继续开放高端医疗服务，并适当鼓励其进入相对薄弱的地区和专业领域，大力拓展国际医疗旅游服务，适度推进优势医疗服务和中医服务“走出去”，研究并试行境外人士就医免签政策。
[关键词] 医疗服务 服务贸易 对外开放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市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与法律规划研究”（编号：09B64）和广州市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 洪亦卿（1976 — ），安徽歙县人，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
随着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各阶段协议的实施，大陆与台湾地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生效，以及2013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我国医疗服务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强，先行先试措施渐次推行。本文以广州为例，研究我国医疗服务对外开放的意义和对策。
一、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
1. 稳定的外国客源
来华外国人是我国涉外医疗服务机构的主要客源，尤其是定居或长期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近年来，每年几百万人次外国人从广州各口岸入境、出境和过境。截至2012年6月，广州常住登记外国人口3.4万，2013年广州接待过夜海外旅游者768万人次。这为涉外医疗机构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还有许多境外患者专程来广州治病疗养。比如，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的绝大部分外籍病人是经人介绍从国外而来，每年广交会期间很多外商的家属会随同前来就医疗养。
2. GATS、CEPA和ECFA等协议下的开放政策和先行先试措施
依据CEPA补充协议和ECFA早期收获计划，在医疗服务领域，港澳台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内能享受到更多的“超GATS”待遇，这些待遇已超出内地其他省市的对外开放政策。据GATS、CEPA、ECFA和可能生效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境外优势资本、知名医疗机构和优秀医疗人才可以商业存在或自然人存在形式来广州提供医疗服务，或在自己国内提供跨境医疗服务；境外消费者也可来广州接受医疗服务；广州的金融资本和医疗机构亦可走出国门，开辟国际市场。
3. 广州健康医疗中心、国际健康产业城和健康医学中心等的规划建设
2013年《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年）》提出：在越秀区建设广州健康医疗中心，在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设立港澳台医学中心，在白云区建设以中医药为核心的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在南沙区建设广州健康医学中心，筹建高端医学城，开展涉外高端医疗服务合作。这些项目建设必然要引进境外资金、医疗技术及管理经验，尤其是在高端医学城的建设中，境外强势资本、知名医疗机构和优秀人才大有可为。我国其他城市在实施医疗卫生规划时，引进外来资本、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经验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挑战
1. 医疗资源部分短缺且分布不均
本地医疗资源和水平是医疗服务开放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从全国来看，各省市间和各省市内部的医疗资源分布仍旧不均，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尤其明显。这种情形制约了医疗服务发展和医疗公平的实现，不利于医疗服务总体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就广州而言，中医医疗机构基础薄弱；专科医院不仅数量少，且规模小，大多床位和用地面积不足；儿科、精神、康复、老年病、护理等急需专业发展缓慢，全市仅一间市级儿童医院，花都区、从化区和增城区无精神科病床。此外，医疗资源在中心、非中心城区及郊区分布不合理，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北部、天河区和白云区南部等区域拥有全市约80%的大型医疗机构，尤其是越秀区，集中了50%的省部属或市属医疗机构，因而中心城区医疗服务压力过大，其他城区与郊区医疗服务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我国其它城市普遍存在。
2. 国际优质服务品牌缺乏
缺乏国际公认的优质医疗服务品牌是我国开放医疗服务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广州， 2013年底各类卫生机构（不含村卫生室）共2639间，其中医院222间。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脱颖而出，是广东省公认的优质品牌，在国内影响力也较大，但与国际知名医院相比仍有差距。
3. 产业间协同不够
根据GATS，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涵盖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和自然人存在（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四种方式，从而伴随着人员、资本、技术或信息的国际或区际流动。人员问题涉及各国移民和就业政策，投资资本关涉国际收支、外汇管理等国家金融安全，技术信息交流事关互联网等通讯服务和知识产权等法律政策，所以医疗服务开放需要相关产业间的政策协调与技术互动，外贸行业或医疗行业的单独举措不足以保障。广州与其他城市一样，缺乏“大医疗、大服务、大贸易、大旅游”思维，没能统筹相关产业政策，消除部门间壁垒，在打造服务品牌方面亦缺乏协同意识，各自为战，多年来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集群，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
4. 我国法律政策与现实的不良影响
我国对境外医疗服务提供者来华设立商业存在或者以自然人形式提供服务，采取较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从业人员的入境、居留也有较严格的限制。这样虽有利于保护我国医疗服务业，但限制了境外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不利于长远发展。据统计，从2012年11月22日到2013年11月8日，仅42人在广州办理了1年期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证。我国法律体系还有漏洞，一些医疗纠纷不能及时合理解决，“医闹”不时发生，某些新闻媒体不能客观报道医疗突发事件，这些情况都会给医院经营带来负面冲击，影响境外服务提供者对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信心和抉择。
5. 外国法律政策的限制与不利现实
各国对本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保护通常较为严格，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并规定本国居民如果去海外就医，则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美国部分州即立法规定医疗保险只覆盖本国医疗机构。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法制不完善，非法行医现象普遍存在，各国间对医疗专业资格互认等问题长期存在分歧。这些都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倘若应对不当，将阻碍我国医疗服务“走出去”。广州也需制定对策，应对上述政策限制和现实问题。
6. 国内外医疗服务市场竞争
北京、上海和广州在我国医疗服务开放中处于领先地位，但越来越受到内地其他城市的挑战。自2014年1月起，港澳台资本已被允许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设立独资医院。2014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允许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7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目前台资独资的上海禾新医院和港资独资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已经开业，外国资本独资的阿特蒙医院也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工建设。可以预见，国家的先行先试政策将扩展到更多省市，不再局限于广东等个别省市。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只有抓住机遇，先人一步，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境外城市尤其是我国香港、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亚洲大城市的先发优势和历史积淀，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国内几大城市角逐国际市场的努力构成了巨大压力。
三、医疗服务对外开放的战略对策
（一）打造地方医疗品牌和全国统一优质品牌，推动专业资格国际互认谈判
为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和优质品牌效应，从“大医疗、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出发，各省市应结合自身优势，提出特色服务理念，打造地方医疗服务品牌。在此基础上，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等部门主导，全国百强医院和各医学院校应合纵连横，协同创新，提高服务水平，共同打造几个全国范围的优质医疗服务品牌，并联合攻关与集中宣传，将其推向国际。为了减少外国医疗服务贸易壁垒，我国政府应在商务部的主导下，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医疗专业技术资格互认和医院认证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中医学科和中医资格的国际认可。各级政府应加强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强化透明度，简化并规范境外资本办医审批流程；改革医疗服务体制，均衡地区差异，推进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在倡导医疗纠纷调解解决的同时，确保法院和仲裁机构的独立地位，培育良好的行业声誉和投资环境。
具体到广州，可明确提出“广州医疗”概念，积极打造这一品牌，研究和拓展该品牌内涵和品牌精神，并以此为领军产业，利用广州健康医疗中心、国际健康产业城和健康医学中心及高端医学城的建设，科学规划，凝聚产业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提高综合配套能力，扩大与周边地市及港澳台的合作，形成产业体系，发挥区域协作优势，从而提高“广州医疗”品牌的竞争力。在“广州医疗”大品牌之下，广州各医疗机构应发挥各自技术和价格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凝练几大特色医疗服务子品牌，并加强子品牌国际认证，与国内外传媒合作开展品牌营销。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子品牌推广活动，协调国际认证，推动并配合国家主管部门开展医疗专业资格互认问题的对外谈判，特别是与港澳台的资格互认。
（二）构筑国际医疗服务信息平台，设置“国际病患中心”
我国应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建设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信息平台”。该平台还应设置“国际病患中心”，协助医疗机构建立国际病患服务标准模式，交流服务经验，并为外国病患来华就诊提供便利，如协助拟定医疗康复计划、选择医护人员、办理食宿等。
广州也应构筑统一的“广州医疗服务信息平台”，从属于上述国际医疗服务信息平台。该平台应提供广州市各类涉外医疗资源的基本信息和医疗旅游产品信息，及时发布医疗服务政策，提高透明度，方便外资了解广州医疗服务市场，还应搜集并发布外国和其他地区医疗服务状况的市场信息和指导建议，方便广州医疗服务提供者走出国门。
（三）对外资继续开放高端医疗服务，适当鼓励进入相对薄弱的地区和领域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公立医疗机构势必越来越多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优先强调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民营医疗机构（包括外资医疗机构）将更多进入高端医疗服务，优先强调办医效益。因此，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和服务领域，可以大力引入国内民营资本和港澳台资本。对于外国资本则优先鼓励其进入技术薄弱领域和高端医疗服务，并分阶段扩大开放地区。外资医疗机构可以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主管机关应做好立项审批、运营监管，并强化对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广州应利用GATS待遇以及CEPA、ECFA等“超GATS”待遇和先行先试政策，继续引进境外优质资本、领先医疗技术、先进管理模式和医疗服务模式。其优先投资方向应是广州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和专科领域。为此，在中医、康复、护理、肿瘤、儿童、精神卫生、老年病和慢性病等专业领域，鼓励外资依法兴建合资、合作或独资专科医疗机构，鼓励在花都区、增城区和从化区等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区域举办二级以上规模的大型医疗机构。
（四）大力拓展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促进产业联动
各省市应借鉴台湾等地区的经验，本着以旅游促医疗、以医疗促旅游的目的，把医疗旅游提高到地方旅游发展战略的高度，条件成熟时再列入国家旅游发展战略。为此，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旅行社应分工协作，将医疗服务与旅游服务相结合，深度挖掘和打造本地区的医疗旅游服务品牌，形成产业互助联动机制。广州发改委应牵头，并与卫生局、旅游局、新闻办、外事办等多部门分工合作，在卫生、旅游和宣传等系统之间围绕国际医疗旅游作好规划，建立产业联动工作机制，开发“广州医疗”旅游品牌，并在旅游局专设“广州医疗旅游（协调）办公室”，承担品牌推广和联络协调任务。
（五）适度推进优势医疗服务和中医服务“走出去”战略
国家和各省市要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较低廉的医疗成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动优势医疗服务和中医服务“走出去”。优先在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通过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方式提供服务，并继续开展国际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输出。国家应在保护海外资本和人员安全与利益方面出台更多法律政策。广州由于独特的地缘优势和长久的技术、人才积淀，可以先行一步，取得先机。
（六）吸引优质人才来华工作或定居，研究并试行境外人士就医免签政策
我国各省市应针对医疗服务行业的实际情况，面向国内和国外，采取多途径多方式引进优秀医疗人才和管理人才，解决人才待遇问题。对于境外人士来华就医，有关部门和学者应着手研究进一步放宽入境限制的可行性，包括简化签证程序和实行就医免签政策。广州应在人才来广、留广方面先行先试，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政府应协助医疗机构和院校完善人才梯队。对港澳台居民及外国人来广、来粤就医，协同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并试行一定期限内的免签政策。
[参考文献]
[1] 陈翔.常住广州外国人日本韩国最多[N].广州日报.2013-10-25.
[2] 广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 2013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gzstats.gov.cn/tjgb/.
[3] 洪亦卿. 论CEPA下广东与港澳医疗服务贸易先行先试的法律基础[J]. 中国市场， 2012（49）.
[4] 广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 2013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gzstats.gov.cn/tjgb/.
作者：洪亦卿
海外医疗服务论文 篇2：
以医保引擎构建医疗服务治理
治理即指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实现共赢的过程。医疗服务治理即指医患保合作与共赢的过程，也称“三医联动”，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医疗服务治理？又该如何构建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医保引擎义不容辞
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服务的买方，其支付方式和控费措施直接影响医疗行为和成本，是构建医疗服务综合治理机制的引擎。德国医疗保险、美国老遗残医疗保险、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等案例，均证明了医疗保险的治理责任。
有人将医改称之为“泥潭”，因为在医疗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人多，且利益链条长，如果放任金钱冲破对人生命尊重的伦理底线，则会导致几败俱伤的结果。
最近发生的“魏则西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缺乏伦理约束导致的制度缺陷，公立医院不公益，敞开大门任由庸医承包，合谋挣钱。再如上海市某大型公立医院里，还有患者在CT室里跌倒致伤，不仅没有做跌倒风险量表记录，反而有医务人员嘲笑患者。
在今天的中国，有医务人员不自重，也有恶性伤害医务人员事件，更有医生改行、医学院招不到学生等问题。一旦白衣天使变为不受尊重的高危职业，伴随人均医生数量的减少，看病将变得越来越难。在进入老龄社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期的背景下，不可忽略医患关系恶化对社会伦理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
在经济落后的古巴，医疗服务业十分发达；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医疗服务业没有高利润（向海外推销的药品和医用器材除外），大部分医疗机构属于非公非私的社会企业。回顾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医改过程，教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立医院不公益，挤占市场空间；二是私营医院难生存，滥用市场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鲜有“领导”与“管理”的提法，多见“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这是转变治国文化的信号。
中国医疗要走治理之路，可以从改善医患关系做起，回归“医疗非交易、药品非商品、医生是公共服务薪酬标杆”的医疗文化，按照医疗服务过程的每个环节检讨相关政策的利益导向，建立合理补偿利益相关人的综合治理机制，实现医患共赢。2009年医改方案方向正确、三明医改方案切入点很好，但都需要综合治理机制为其保驾护航。
智能审核促“三医联动”
诊疗信息不对称，是实现医疗服务治理的最大难题，医保智能审核解决了这个问题。“智”在将诊疗标准、用药数据和医保政策等智慧成果纳入知识库，通过专家库及时修正知识库，将知识库信息化，制成软件嵌入医保基金、医生工作站和对接健康档案；“能”在从而提高医生、医院和医保的工作能力。
三医联动需要建立在互惠共赢的利益链条上，智能审核系统为医患保打造了利益链条。
一是指导医生工作，释放医生负担和提高服务质量。医生可以基于知识库做诊断，释放了医生记忆条条框框的时间和心理负担，同时也规范了医疗行为；超标药品将被亮黄灯以提示，医生可以对疑似处方说明自己的理由，甚至启动专家工作机制快速作出判断，为医生合理行为放行，为日后修订知识库和目录奠定基础。
二是提高医疗过程的可视性，协助医院提高管理能力，增加服务数量、提高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提升医疗机构的竞争力，并可以基于大数据从经验医疗走向循证医疗。
三是提高医疗保险的管理服务能力，走进医疗机构学会与医生对话，使监督从事后走到事前、从扣费走向指导以协助，从抽查到全程时时监督；一旦医保获得诊断大数据，既可以找到正态分布的中间值，成为制定费率的依据；并找到抑制道德风险（抑制大处方、防止欺诈基金）、合理配置资源（合理补偿各级医疗机构、家庭医生、医养中的医护服务等）、建立医疗服务协议定价机制，合理补偿医生、医院、患者、药物等。今后，无论医生在公立或私营、大医院或诊所、本地或外地，均可以纳入医疗保险协议机构；但是，只要用医保一分钱，必须纳入智能审核范围，在有效监督下使用医疗保险基金。
四是为医药器械企业发展打造健康的外部环境，大数据为评价和证明药物的疗效和成本提供了条件，优质药物可以迅速被认知。最后，最大的受益人是患者。
总之，信息共享是促进“三医联动”的内生机制。
治理目标及指标体系
医疗支出不具有刚性，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清华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中有综合治理指标，由宏观（政府）、中观（财政和医保基金）和微观（医疗机构）三个维度和三个一级指标组成。
首先来看宏观指标：医疗费用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医疗费用增长率。
用1978年-2014年的GDP和医疗费用增长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014年医疗费用增长率应为人均GDP增长率的116%，即9.04%。
国家、社会和个人需合理负担医疗费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标准为政府预算30%、社会互济（社保和商保）50%、个人负担20%。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日本调整为政府预算30%、社会互济40%、个人负担30%。中国应当借鉴日本的标准，即政府预算30%、社会互济>40%、个人负担>20%。清华指数显示，2014年中国医疗费用增长率正在回归正常为10.90%，比指标值高1.86%。国家预算29.96%、社会互济38.05%和个人负担31.99%，已经进入合理区间。这就是说，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出在宏观的筹资层面，问题出在医疗服务供给结构和补偿方式等方面。
社会医疗保险保基本（含重大疾病）可消除因病贫困，降低国民基本医疗费用支出，由此释放国民消费健康服务的购买力，推动大健康产业供给的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应当改变卖产品的单一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将保险与健康服务融为一体，培育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健康服务的购买力。
再看中观指标，财政预算和医保基金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标准应当与医疗机构的服务绩效挂钩。包括综合医院和专科医生的诊疗服务绩效、社区医疗机构和家庭医生的慢病管理、健康维护服务绩效。应当根据诊断分型（DRGs）和难度系数CMI值评价医疗机构的服务绩效，进而制定财政预算和医保基金的预付标准（PPS）。
可基于医疗保险智能审核系统，采集每个诊断全部数据，取正态分布的平均值，再加奖励因子（1+x）如儿科、老年、精神病类服务；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利用等。社区医疗服务和家庭医生服务可以根据标准化服务包和人头付费。
通过医保基金以收定支、合理控费、收支平衡，其支付费率可以影响医疗成本，1+x的奖励公式可以影响医疗行为，在合理控费的基础上实现收支平衡。
具体到微观指标而言，医疗行为规范和医疗机构良性发展。医疗机构要把握好两个维度。
一是根据财政预算和医保基金预付标准，控制医疗服务费用（财务成本指标），合理分配医药护技和管理成本，例如各自20%。然后，医疗机构根据医生工作绩效支付工资、奖金和薪酬。如果医师是独立执业者，则医师会与医疗机构之间就医师收入进行谈判。总之，不能迫使医生与患者直接进行交易，也不能迫使科室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将医院收入、科室收入分配到医生身上，将医生变为挣钱的工具。
二是参考CMI值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诊疗技术指标），下放难度系数低的诊疗项目给基层医疗机构，支持双向转诊，对医院经营做到心中有数。
建立契约治理机制
按照医疗服务发生的时间顺序，可将利益相关人分为如下四个组：
一是家庭医生与客户之间的首诊合同，提供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包括慢病管理和健康管理。家庭医生可以是一个提供全科服务的团队（或者称诊所）。在摒弃收支两条线的错误政策之后，他们的服务可以从三个资源获得补偿，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人头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慢病管理项目费、明码标价的个人服务客户付费。基于首诊合同，家庭医生收入稳定且丰厚，此外还有朋友式甚至家庭成员式的客户关系，是稳定家庭医生队伍的重要条件。
二是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合同。目前，就诊者与综合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发生在转诊和门诊中，这是一种将个人健康甚至生命向医生发出的授信合同，以格式化文件和口头意识表示存在，以病例首页信息为主，病例属于合同附件。公立医院应当回归公益性（公助型非营利的社会企业）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自费高消费服务为辅，不能挤占高消费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的市场；私营医院（股份型微利的商业企业）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辅，自费高消费服务为主，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提高有效需求的购买力，促进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
三是医用药物的供给合同。医用药物占医疗费用的50%以上，药物疗效评估、医保支付目录修订、利益相关人参与的协议定价机制和药物采购等一系列活动均需要依法制定合同，并全面履行合同，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四是医保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定点服务和支付协议。首先，社会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服务的买方主体，由此形成医保协议机构和医保医师信用档案。具有构建医疗服务治理机制的引擎作用。
2012年以来，医疗保险已经基于智能审核系统走进医疗机构和医生工作站，将事后监督转为事前指导，建立了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的治理机制。2015年全国50%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引入智能审核系统，部分地区开始基于医疗服务大数据探讨病种付费和预付制，探讨医保基金向基层医疗服务倾斜的效果，探索购买私营医疗机构服务的规制，参与医用药物的协议定价机制。
总之，2015年以后，中国医疗保险进入深入发展阶段，从管基金到建机制，从医院门外到门内，从简单控费到合理控费。部分地区构建了综合治理机制，出现服务增加和基金结余的好势头。
此外，商业健康保险也是具有社会互济性的医疗服务买方主体，其主要服务对象应当是中高消费者，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拉动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
最后是鼓励社会参与和社会评价。
社会资本进入基本医疗服务有如下三个渠道：
一是创造条件进入社会医疗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的目录，直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括股份医院和私营诊所。但是，一般情况下，基本医疗服务只能占私营医疗机构收入的20%-30%，获得微利综合效益；股份医院和私营诊所的大部分收入应当来自自费型高消费的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和医养服务，由商业健康保险和个人买单。
二是与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公助型社会医院，获得微利。三是参与基本医疗的管理与服务，如医疗保险智能、第三方服务、药品监管等。
基于此，社会评价包括消费者点评、媒体评说、专业机构评估和行业协会评估等。同时，以药物疗效和成本效益的评估报告，是药物定价和进入目录的必要环节。
杨燕绥为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关翎为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博士后
作者：关翎
海外医疗服务论文 篇3：
“海外医疗游”有多少“坑”
跟团出国游，旅游项目中还包括到当地医院免费体检，本以为捡到馅饼，不料却掉入陷阱。株洲女子王萍（化名）在出国旅游过程中查出了“癌症”，随后花62.5万元打了“抗癌针”。回国后，她到医院重新检查，却发现根本没得癌症……近日，湖南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侦破了这起海外医疗诈骗案。
到美国治疗癌症、到韩国整形、到日本体检、到瑞士抗衰老……这类海外医疗旅游似已成为一种潮流。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在治疗和预防某些疾病方面有一定技术优势，但海外就医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
重视海外就医风险勿盲目跟风
李世忠（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
6月初，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对外通报了一起海外医疗诈骗案，犯罪团伙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引诱受害者出国，虚构病情进行诈骗。
近年来，海外医疗旅游中介公司、海外就医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一些不法分子精心组织、策划，以海外就医为幌子，提供虚假或模糊信息、夸大宣传，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可以说，海外就医诈骗呈现公司化运营的趋势。这些“公司”组织结构严密，设有外联部、医疗部、财务部、企宣部等部门。有经济实力、注重身体保养、文化水平不高、不懂英语的人群是他们的重点诈骗对象。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医疗游组织机构虽算不上诈骗团伙，但其经营模式也是漏洞多多。按照正规程序，患者到海外就医需要由医疗中介机构代表游客与国外医疗机构签订协议，而在现实中，许多机构并没有事先与国外医疗机构签订任何协议，属于典型的黑中介。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旅游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海外就医旅游方面的监管。要针对境外医疗旅游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厘清旅行社、中间代理、患者三方在医疗旅游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规范签证代理、医疗诊治、术后随访以及纠纷处理等相关环节。
总的来说，以短期旅游为形式的海外就医不值得推荐。首先，我国医疗水平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其次，由于医疗行为的发生地和患者居住地分属不同国家，各国法律体系存在差异，一旦发生任何意外或事故，消费者将面临取证难、维权难的问题。
价格高昂的海外就医不一定能换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切勿盲目跟风，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对待。
消费者要做足功课、提高警惕
蔡强（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上海一名女性消费者选中了一家声称与瑞士医疗机构有合作关系的中介公司，赴瑞士旅游并在当地花22万元打了羊胎素。从瑞士回来半年后，她发现身体出现各种不适，并确诊患上子宫肌瘤。医生认为她的问题是由体内雌激素增高引起的，可能与注射羊胎素有关。
远渡重洋，语言不通，花费不菲，一旦上当受骗，受损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患者的身体健康。那么，在选择海外医疗机构时，患者应该如何甄别呢？
海外医疗资源非常复杂。同样是境外权威医疗机构，有的国内旅行社与之是官方合作关系，有的是唯一合作关系，有的没有任何合作关系，这直接决定了为客人预约就诊的等待时间和医生资历。
作为消费者，做足功课很重要。理论上应充分考察与医疗旅游機构合作的海外医疗机构的权威性。由于每个国家规定不同，考察内容包括当地法律、协会认证、官方评价体系以及业界口碑等。此外，代理机构为客户预约的是医疗机构还是医生个人，也要仔细咨询并在合同中明确。还应要求机构提供海外医疗项目负责医生的简历等个人信息。
自己去进行研究难度不小，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要求中介机构出示国外医院的正式授权书。消费者在签约时必须要求相关机构将拥有目的地医院的授权作为正式条款写入合同，注明如果该机构获得授权的声明有假，必须退还全部费用，并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同时，正规机构在签订服务合约时还会提供风险告知书，告知消费者在海外看病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例如不能保证治愈，并为患者提供一定时间的“冷静期”，期间可以无条件取消合约并得到全额退款。如果不提风险只宣传成功案例，一味鼓动消费者签约付款，那消费者就要提高警惕了。
海外医疗游价格里有多少水分
陈一来（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相比路途更远、花费更高的欧美医疗旅游，“日本体检/医疗游”受众更广。当前市场上“日本体检游”价格从1万到10万不等，而“日本美容整形游”的价格可能高达几十万元。作为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究竟是便宜没好货，还是商家暴利。
医疗旅游的价格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医疗体检费用，二是医疗服务费用，三是旅游服务费用，后续可能产生的治疗费用—般不会包括在报价当中。旅游费用好理解，一般包括机票、住宿、观光门票等。医疗服务主要包括组织前期会诊、病例翻译、陪同服务等。医疗体检费用则是境外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大部分机构会表示，这部分费用明码标价，直接付给境外医疗机构。
然而，最模糊的恰恰就是医疗费用。以体检为例，高端私立医院、权威公立医院与普通正规医院以及小诊所的价位相差极大：即使同一医疗机构，不同体检项目的费用也千差万别，比如普通体检项目很便宜，而涉及麻醉的胃镜、肠镜等就很贵。
对于消费者来说，即使拿到境外医院的体检价目表，也往往一头雾水。有些中介机构收费不高，提供的体检项目看似丰富，实际上多为便宜的常规项目，如同在旅游中安排的都是免费公园、广场观光项目一样。
另一些机构收取极其高昂的费用，提供了一系列看似高大上的检查项目，这里面也有问题。这些涉及身体更深层次检查的项目一般要到专科医院来做，而这些专科医院应该只对有必要进行某项检查的患者进行该项检查，很少会有当地人来一个“打包全套检查”。一是因为部分检查设备有一定副作用，并不适合普遍应用；二是因为当地人要以商业医疗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需要师出有名，不能滥用医疗资源。而针对游客，既然是以赚钱的目的，部分当地医院乐得与旅游机构合作，管你有没有问题，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就是，能检查出问题更好，后续治疗又是一单生意。
三部分费用加上机构的利润交错在一起组成了海外医疗游的价格，消费者要想自己挤出其中的水分，实在是难上加难。
转诊“旅游”更需专业
姜鞭蔚（易观智库旅游研究中心总监）
杜女士经济实力不错，2016年患肝癌末期的老父亲已被国内几家医院“宣判死刑”。在中介的安排下，杜女士带父亲去了美国求医。去了之后中介迟迟不安排就诊，患病的父亲也得不到专业护理。再三催促下，一周后才得到医院预约，可是之前说好的“知名”医院却变成了一家小诊所。杜女士愤然带父亲回了国，由于长途飞行和环境转变，杜父的病情每况愈下，不久后就去世了。然而，中介服务费等各项费用算起来，此次失败的海外就医共花费了杜女士十万余元。
作为健康与旅游的跨界产品，医疗旅游的范畴非常广泛。其中，赴海外进行重症治疗，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旅游”的本意，只不过中介机构连带提供相关旅行服务，如签证、机票、住宿等而已。
重症转诊是一项高风险的服务，海外转诊的流程非常复杂，包括前期的医师会诊、症状诊断、病例翻译，转诊过程中的专业陪同翻译，以及护理、康复服务等，需要大量拥有医学背景和高端境外旅游背景的工作人员。
因重症转诊治疗引发的医疗纠纷每年都在攀升，因此，大部分海外医疗机构都选择给患者上保险，但保险涉及的层面都比较浅，没有深入到转诊等细节层面的内容。
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海外医疗旅游的法律法规，很多事情还在灰色、模糊地带。比如，旅行社常充当第三方医疗中介的角色，但旅行社是否有这样的资质，尤其是涉及重症转诊这样的特殊服务，旅行社算不算违规经营，对此，监管部门尚没有定论。海外医疗游市场要可持续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监管必须跟上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