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侦查法律基础论文

2022-04-17

摘要：《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从侦查法主体的视角，提出了不同法律制度下侦查主体的差异问题。侦查法主体的性质，关涉到其法律关系是否适合案侦生产力的问题。法主体的权责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针对侦查组织中的侦查员群体而言的，他们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力要素；二是将侦查组织看成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则其表现的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卧底侦查法律基础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卧底侦查法律基础论文篇1：

化装侦查：以荷兰为视角的分析

内容摘要：荷兰的化装侦查独具特色，以其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文章阐述了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并对其化装侦查的基本样态，即公职人员的化装侦查和普通公民的化装侦查，及其各种具体化装侦查手段的实施标准和要求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荷兰化装侦查证据的使用与违法化装侦查的制裁问题，并对荷兰化装侦查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化装侦查；荷兰视角；厘清与分析

在欧洲，荷兰是较早将化装侦查立法的国家之一。2000年颁布的《特殊侦查权法令》，专门对化装侦查制度进行了规范，该法令对荷兰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与补充，其规范内容详细、立法技术周到、立法篇幅宏大，对世界各国化装侦查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实践

（一）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指导思想

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指导思想在其《刑事诉讼法典》和《特殊侦查权法令》中都有所体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合法性原则”（也称“法制原则”）。该原则要求对于那些严重影响侦查公正性、有效外来监控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的侦查手段，应当具备制定法基础。荷兰《刑事诉讼法典》第1条就表达了法制原则的要求，即“刑事诉讼只能依法进行”，该原则也成为统率整个刑事诉讼进程的一项基本原则。针对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对特别侦查权力方面规制的疏漏，《特别侦查权法令》对刑事诉讼法典相应条文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使得大部分特殊侦查手段获得了成文法基础，体现了对法制原则的坚守。

二是公开、透明原则。增强化装侦查的透明与公开，为外来监督创造更多的空间。2000年的《特殊侦查权法令》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增加了检察官的监督与批准权、告知义务、化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化装侦查严格归入卷宗等规定，试图打破原有的化装侦查情况为警方一家所垄断、隐蔽的情形。当然，考虑到特殊侦查手段与方法进行保密的执法利益，以及为线人保守身份秘密的执法需求，在化装侦查的透明与公开方面，《特殊侦查权法令》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是限制性原则。将化装侦查的作用限于为案件审判进行准备工作，即搜集犯罪证据以未来在法庭上指控被告人为目标，实施化装侦查活动，不能为了收集犯罪情报与信息，或者为了瓦解犯罪组织而使用特殊侦查权力。确立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之原因在于：在化装侦查的目的是获取情报或者瓦解犯罪组织，而不是追诉犯罪时，化装侦查就具有更多被滥用的风险，因为案件最终并不走向法庭，因此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独自掌控化装侦查手段的使用，在高度秘密的状态下，后续司法机关难以监督，侦查对象也难以提出有效的抗辩与制衡，特殊侦查权滥用的可能性必然会相应增大。

（二）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实践

2000年，荷兰公布了《特殊侦查权法令》，对化装侦查进行了明确规制。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化装侦查涉及的是隐瞒侦查人员的人身，打入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环境中进行的积极活动。在这一语境之下，《特殊侦查权法令》从三个层面对化装侦查进行了划分。

根据实施主体不同，化装侦查被划分为公职人员（主要是警察）实施的化装侦查与普通公民实施的化装侦查，后者也被称为“公民协助侦查”。划分的原因在于：立法者认为普通公民与警察参与化装侦查存在明显的不同，在侦查作用、风险性以及相应的规范内容等方面都应当区别对待。

根据化装侦查的具体方法不同，化装侦查被划分为三类，即卧底侦查、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和系统性地收集信息。其中，卧底侦查是指参加或者参与预谋或者实施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合作的一种犯罪侦查活动，它不仅适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对于组织上相对松散、犯罪活动预谋程度不高的一般犯罪团伙也可以适用。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是指化装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处购买物品或者向其提供服务的活动。这种化装侦查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的使用，侦查人员试图引诱犯罪嫌疑人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系统地收集信息，实际上是将化装侦查作为常规的犯罪侦查手段，在化装侦查人员打入到犯罪环境之后，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组织的相关信息。

根据化装侦查采取的时间不同，化装侦查被划分为前瞻型化装侦查与回应型化装侦查。前瞻型化装侦查主要是针对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可以在其犯罪之前或者怀疑其犯罪之前就采用化装侦查手段；而回应型化装侦查是指在犯罪发生后，在具有一定事实基础怀疑某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采用的化装侦查手段。前瞻性化装侦查与回应型化装侦查的划分法，在荷兰的化装侦查制度中，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分析价值，而且已经切实地转化为法律规制的依据，具有制度化的效力。

二、荷兰化装偵查的基本样态及其实施

（一）公职人员为主体的化装侦查

公职人员为主体的化装侦查，其主体主要是负责侦查的警察，但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典之规定，其他享有侦查权的公务人员符合规定条件，也可以作为化装侦查的适用主体。公职人员实施的化装侦查可分为卧底侦查、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和系统地收集信息。

1.卧底侦查。卧底侦查涉及到化装侦查人员打入犯罪组织或者犯罪环境之中，或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合作从事犯罪活动。在权衡卧底侦查利弊之后，荷兰立法对卧底侦查的适用作出了审慎的规定。

在适用条件上，荷兰《刑事诉讼法典》第126b条第1款规定，卧底侦查的适用条件为“如果有第67条第1款所指的犯罪嫌疑，考虑到其性质或者犯罪嫌疑人从事的其他犯罪活动将严重破坏法律秩序，如果是急不可待的情形，检察官可以命令第141条分则b所指的一位侦查人员，参加或者与可能的犯罪团伙合作。可能的犯罪团伙指根据合情合理的推理可能谋划或者从事了犯罪活动的团伙”。该条款包含的适用条件具体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

一是重罪原则。卧底侦查的适用对象只能是法典第67条第1款所涉及的各种重罪，这些重罪均为可羁押罪名，主要是可能判处4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与刑法典上列举的特殊罪名。同时，在衡量对法定的重罪是否适用卧底侦查时，即使符合可羁押的条件，还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是否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或者犯罪嫌疑人可能从事其他犯罪活动进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二是例外原则。即只有在情况紧急的情形下才能适用。换言之，在通常情形下，犯罪侦查过程中不能使用卧底侦查的手段，即只有在具体案件的侦查中使用其他侵犯程度更轻的犯罪侦查手段不可能取得效果时，才能选择使用卧底侦查手段。

三是事实启动条件。即只有根据合情合理的推理，怀疑某犯罪团伙可能谋划或者从事了犯罪活动，才能启用卧底侦查。

在适用程序上，荷兰《刑事诉讼法典》等126b条规定，派遣卧底侦查人员必须由检察官发布许可命令，通常情况下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在紧急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口头发布命令，但须在3日内将命令起草为书面形式。同时，检察官有权下达命令终止、延长或者补充卧底侦查，但延长卧底侦查的命令只能以口头形式作出。书面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在法典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一项卧底侦查的申请或者命令必须表明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罪行和犯罪嫌疑人已知的姓名，或者尽可能详尽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二是对犯罪团伙的描述；三是执行命令的方式，包括在下达命令时所预料到的犯罪行为；四是命令的有效期限。在荷兰，将化装侦查的决定权交由检察官行使，可以看作是其化装侦查控制程序中的一项重要特色。

同时，荷兰《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官在发布批准命令时，应当就可以预见到的卧底人员可能实施的犯罪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换言之，就是卧底人员只有在事先征得检察官的同意后，才可实施犯罪行为。

在适用程序上，2000年的《特殊侦查权法令》还明确增加了告知义务的有关规定。只要不损害侦查利益，检察官应当告知化装侦查的相对人已经对其适用了化装侦查的事实，特别是在案件没有被起诉到法院，而是被检察官作出不起诉的处理时，检察官必须告知相对方化装侦查的使用情况。

2.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司法实践中，化装侦查人员经常在隐瞒身份的情形下，引诱犯罪嫌疑人从事非法交易（毒品、武器、伪造货币、走私物品等），或者向其提供服务（非法性服务、洗钱服务等），在犯罪嫌疑人上钩实施交易时，当场将其抓获。这种犯罪引诱手法多用于打击街头多发的各种隐性犯罪以及有伤社会风化的犯罪，由于其时间短，接触犯罪嫌疑人的次数有限，因此，多被归入浅层化装侦查之范畴。对此，荷兰《刑事诉讼法典》第126i条进行了专门规定，2000年的《特殊侦查权法令》将其单列为一种特殊侦查权力。

从条文规范的内容来看，与卧底侦查的规定大致相同：如适用的对象同样是可羁押的重罪；审批机关为检察官；书面命令的内容与卧底侦查大致相同；引诱犯罪的界限适用卧底侦查的适用标准。在适用条件上，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无须遵循比例原则与补充性原则，其适用对象方面只需满足具有可羁押罪的犯罪嫌疑即可，比卧底侦查的适用条件更为简单。在虚假购物与提供服务的方式上，只允许购买物品与提供服务，不允许侦查人员以出卖物品或者接受服务为诱饵侦查犯罪。否则，侦查人员的犯罪引诱手法可能会遭到合法性质疑。

3.系统地收集信息。该侦查手段是指化装侦查人员可以在隐瞒真实身份的情况下，通过经常前往犯罪嫌疑人停留、活动的场所（如酒吧、俱乐部等）等处活动，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关犯罪情报、信息。该侦查手段的重要特征在于，侵犯了相对方的隐私权并误导了犯罪嫌疑人。因为在化装侦查人员积极涉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环境之时，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侦查人员接近这一事实。使用该侦查手段仍然要获得检察官的批准，但与其他化装侦查手段相比，系统地收集信息相对而言具有被动性，权利干预的色彩较弱。因此，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对该侦查手段的使用设置了相对宽松的限制条件。例如，该侦查手段可以针对轻微犯罪适用，而不像前两种化装侦查手段那样，必须针对可羁押的重罪才能使用，也无须考虑比例原则与补充性原则的限制。

（二）普通公民协助与参与化装侦查

在荷兰，普通公民协助侦查与参与化装侦查也有三种方式，即系统地收集信息、公民卧底和公民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

系统地收集信息的公民在荷兰被视为线人，但线人的功能并非仅仅是系统地收集信息，线人还可以是偶然目睹或者知悉犯罪情况的人或者为侦查提供相应犯罪线索的人，由于线人零星或者偶然提供犯罪信息的行为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十分有限甚至没有损害，因此，荷兰刑事诉讼法典仅仅要求线人实施的系统地收集犯罪信息的活动需要遵循法律的明确规定。立法者认为，法典只需要关注线人实施的侵犯隐私权的信息获取行为，对于线人提供犯罪线索、偶然提供犯罪信息或者提供一般性犯罪侦查信息的行为，由于并未侵犯相对方的隐私权，因此，无须法律的明确授权。

公民卧底与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则体现了线人更为积极地对犯罪侦查的介入与参与。但这两种公民协助与参与的侦查，极易出现过度引诱犯罪或者卧底犯罪的风险，加之警方对于公民卧底的控制存在漏洞，公民卧底者本身又经常出没于犯罪环境之中，防止其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的难度很大。因此，荷兰议会专门调查委員会甚至以无法进行有效监控为由，建议荷兰决策者停止使用公民卧底。但执法机关认为，公民卧底不能全部禁止，因为在许多案件中，充当卧底者的人员必须具备某些专长才能获得犯罪集团的信任，而这些专长往往是警察人员很难具有的，因此必须选用适当的普通公民充当卧底人员。最终立法者并未采纳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意见，还是在法典中肯定了公民卧底的使用，但同时对使用公民充当卧底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平民卧底的使用除了应具备卧底警探的各种使用条件外，还必须符合的条件是检察官认为不可能在该案中派遣卧底警探。也就是说，公民卧底只有在卧底警探不能完成相应的卧底任务的情形下，才能使用，公民卧底是卧底警探的补充性手段。此外，只有在检察官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公民卧底才能为了侦查犯罪而实施犯罪行为，其引诱犯罪的行为遵循与卧底警探相同的法定标准。

普通公民协助侦查与参与化装侦查，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方式，授权实施侦查活动的依据都是警方与公民之间签订的协议。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侦查人员在使用公民协助或者参与化装侦查前，需要与其签订书面协议，在协议中应表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执行协议的方式以及协议的有效期限。所有公民实施的化装侦查必须经过检察官的批准并发布书面命令，方可进行，这一点与警察化装侦查的批准程序相同。为了便于检察官对警察使用公民进行化装侦查的活动预先进行司法控制，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对三种具体的侦查手段，都要求警察事先向检察官提供据以作出书面命令的各种支持信息，以及进行相应活动的期限、侦查对象以及持续时间等情况。

三、荷兰化装侦查的证据使用与违法制裁

（一）化装侦查的证据使用

在荷兰，化装侦查的证据使用问题，主要是化装侦查手段使用情况归入卷宗的范围问题。这直接关系到辩方知悉证据的范围，也是法官、检察官知悉警方化装侦查手段使用情况和加强监控的主要依据。

在2000年之前，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关于卷宗制作的要求，在犯罪侦查阶段尚未开始之前的行为无须记入卷宗；即使案件进行到刑事诉讼法典规范的侦查取证阶段，由于化装侦查手段仅仅用于产生证据取得的线索，本身并不产生证据，关于证据取得线索或者来源的先前行为也无须归入到卷宗。在司法实践中，荷兰通常的做法是不要求检察官公开相关证据信息的来源，除非辩方能够大致合理地证明相应的化装侦查获得的信息是非法取得的或者公开某些化装侦查的信息能够使得法官有理由相信有关证据是非法取得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辩方根本无从知悉化装侦查的进行情况，因此很难成功地实现上述证明过程。

2000年之后，荷兰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对于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情况必须完整地记录在侦查报告中，侦查报告中必须详细记载使用了哪些特殊侦查手段，获取了哪些信息。但是，侦查报告是否归入卷宗以便法官与辩方在后续程序中加以审查，则由检察官权衡后作出决定。检察官有权将与案件事实无关的信息排除在卷宗之外，也有权以有碍侦查利益为由，将化装侦查报告排除在卷宗之外，但检察官必须将这一事实立即告知法院，并作出声明表示该案卷并非完整。同时，检察官还需要制作一份化装侦查手段使用情况的目录提交给法庭与辩方，以便辩方决定是否就有关的化装侦查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或者由法官决定是否就有关化装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主审法官认为有必要就化装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其有权将此事宜交由相应的预审法官处理，预审法官将通过一项特别的审理程序就是否应当将化装侦查使用情况归入卷宗作出决定。

在荷兰，化装侦查中的证据使用，还涉及到秘密证人制度。作为化装侦查证据使用形式的秘密证人制度，在荷兰司法实践中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部分保密。具体做法是卧底侦查人员、监控人员或者执行现场拘捕人员亲自出庭作证，但在作证时通过化装或者其他改变外表的方式实现外貌的改变，从而在隐瞒其真实身份的情形下作证，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人不能直接地与作证人发生目光交流，使得其很难判断出作证人的具体身份。

二是秘密证人的操作实践是完全保密的，即证人无须出庭作证，而仅仅由预审法官在控辩双方都不在场的情形下，在法官办公室或者私下场合秘密询问证人获取证言，之后直接在法庭上使用。辩方在事后可以针对证人的证言，通过电话或者书面的方式提问。

三是彻底的匿名“证人”，即在这种情形下，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不会作为证人证言在法庭审判中使用，而仅仅作为警察侦查的线索，这些信息仅仅出现在警察的卷宗里。当然，使用这些信息的前提是辩方对相关信息没有异议，没有提出询问请求，且有其他证据辅佐方可在案件证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辩方提出了询问请求，则该人员需要根据其他秘密证人程序转化为证人的身份作证。

适用秘密证人制度的具体条件为证人可能受到威胁，且所要证明的案件为可羁押的重要案件，秘密证人的证言必须具有其他证据的辅助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孤证不能定案。

在荷兰，秘密证人制度的使用程序十分严格，它包括决定程序与具体作证程序两大部分。从决定程序来看，是否适用秘密证人作证程序，决定主体是预审法官，由其在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后作出附理由的书面决定，此决定可以上诉。从具体秘密作证程序来看，在决定某人符合秘密证人的条件之后，预审法官继续主持秘密作证程序，听取证人的证言，为控辩双方质询秘密证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预审法官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可能保守身份秘密的情形下，通过声音连线的方式（可以使用变音技术），使得控辩双方质询秘密证人的证言；二是如果这种方式不足以达到保守证人身份秘密的要求，预审法官也可以选择书面的方式满足控辩双方的质询权。经过控辩双方质询后，秘密证人的证言被固定，将来可以直接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使用，审判法官无权质疑该秘密证言的真实性。但是，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秘密证人制度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二）对违法化装侦查的制裁

在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对何为违法的化装侦查，以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并未明文规定，对违法化装侦查的制裁主要是由法院承担的。

法院制裁违法化装侦查的途径有二：一是证据排除；二是终止诉讼程序。

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法制原则，警察的侦查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法院有权也有义务要求警方在法庭审判中就具体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解释，并对该侦查行为的合法与非法作出裁决。对于非法侦查行为，法院可以通过终止诉讼程序或者证据排除的裁决给予制裁。其中，终止诉讼程序（即驳回案件）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方式，意味着法院否决了检察机关对案件提起的控诉权利，但根据荷兰法院的判例，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方式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方可以适用。這种例外情形的判断标准是法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已被公然地违反（如故意向法院或者辩方提供误导信息的行为）。相比而言，证据排除则是一种相对轻微的制裁方式。当法院认为化装侦查手段的使用侵犯了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基本权利或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时，将排除使用该化装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这种救济方式的使用条件是，控方使用了违法化装侦查手段获得的相应证据，并依靠该证据作为指控辩方的主要依据。

四、结语

从荷兰化装侦查立法来看，其对化装侦查的立法规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具体程序设计方面，都十分周致、全面。这是欧洲其他国家化装侦查立法难以比拟的。荷兰立法者选择了诸多独具特色的规范布局，如区分公民协助侦查与警察开展的化装侦查，将虚假购物手段单列为一类独立的化装侦查手段，将化装侦查手段细分为三类（卧底侦查、虚假购物、系统地收集信息），并根据其侵权与滥用风险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干预条件。这些内容无疑表明了荷兰化装侦查立法的完善与精细。

但需要说明的是，荷兰的化装侦查立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立法术语过于宽泛，实践中理解不一，为部分执法机关任意曲解法律预留了空间。如对于线人系统地收集信息，警察与检察官经常作出不同于法律的解释，尽量将线人收集信息的活动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避免由于需要适用法典的程序而导致线人身份曝光。二是比例原则与重罪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出既定的规范作用，如卧底侦查中，比例原则与重罪原则并未严格执行，卧底侦查的适用对象宽泛，既可以是毒品案件，也可以是其他有组织犯罪案件甚至是非法赌博案件。

作者：王彬

卧底侦查法律基础论文篇2：

再论侦查主体

摘要：《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从侦查法主体的视角，提出了不同法律制度下侦查主体的差异问题。侦查法主体的性质，关涉到其法律关系是否适合案侦生产力的问题。法主体的权责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针对侦查组织中的侦查员群体而言的，他们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力要素；二是将侦查组织看成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则其表现的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侦查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其脱离了事实的视角。法学的立足点是实证，而不是法权，但实证也是有局限性的。侦查主体应该“以人为本”，以侦查员为本。

关键词：侦查主体；法律关系；权责利；法学局限

A Second Research on Investigation Subjects

——Discussion with Analysis of Investigation Subjects System

CHEN Wen-gao

(Sichuan Police College，Luzhou 646000，China)

Key words:investigation subjects；legal relationship；right；responsibility and benefit;jurisprudence limitation

一、引言

有些侦查学教材认为，侦查主体是公安机关而不是侦查人员。笔者曾针对此观点写过《侦查主体论》［1］辩之。笔者认为这里的“主体”，并不是“事物的主要部分”，而是相对案件“客体”而言的。它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2］1511，即侦查人员，而不应该是什么社会组织、机关单位之类的抽象概念。侦查活动是围绕办案和破案进行的，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调查取证，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侦查主体，当然应该是具有认识案件事实真相和取证结案之实践能力的侦查人员。至于公安机关是侦查主体一类的说法，只有将其理解为侦查人员的有序组合，即群体主体（或集团主体）时，才是正确的。许多人（包括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公安等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看成侦查主体的。如此，侦查主体在我国法律层面，也就是能够依法实行“专门调查活动和有关强制措施”的机关及其人员。

最近，笔者看到《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以下简称《分析》）［3］一文，该文主张单从法律授权的视角去定位侦查主体，仍然认为侦查人员不具有主体资格。笔者感到这种观念会成为发挥侦查人员主观能动性的障碍，有必要再论一论，为解放法律人的思想观念求教于同人。

二、侦查法主体的视角

《分析》认为，研究侦查主体的视角，有“事实、法学、价值”三个不同的角度，而主张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3］35，这就引出了“法主体”的问题。由此，其考察了域外侦查主体的四种类型：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国家，有检察官、警察和私人侦探；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国家，除此还有法官，特别是法国的预审法官；日意混合主义国家，有检察官、司法警察；俄罗斯由检察长协调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税警机关、海关和其他侦查机构进行侦查活动。从这四类法系国家的比较可见，现实法律视野中的侦查主体，有个体，也有群体。在笔者看来，这之中都离不开侦办人，离不开具有侦查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也许这里面就有所谓“事实”的视角吧。但是，离开了事实的法律视角是怎样的呢？

《分析》主张：“侦查主体的存在以侦查权为基点”［3］36，没有侦查权就没有侦查的主体资格。进一步主张，侦查权的拥有者是国家、侦查权力和义务的承担者是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权的实施者是侦查组织。这样，就将侦查主体分为侦查权的拥有者、承担者、实施者三个层次。而其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侦查权的授予作了模糊处理，但侦查权不是授予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由于公权力的性质决定了个人不能享有和行使侦查权”［3］38，也由于一般情况下侦办案件的侦查员不得少于2人，因而侦查员不是侦查主体。为了论述个人不能成为主体，该文还例举了独任庭一个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情况，是以“审判组织的名义运作”的；一个侦查员卧底之类的情况，“在法律上缺乏合法性”。为彻底否定侦查员的主体资格，《分析》使用了“单一侦查员组织形式”的术语，并论述了其背景是组织，有组织物资装备的支持、有组织的资格认证、有组织的法律授权等。由此认为，就是单个侦查员执行网上侦查、诱惑侦查、卧底侦查之类的任务，他也不是侦查主体，其主体仍然是组织机构。这里的国家、机关、组织里面也就没有侦查员的主体位置，更没有“个人”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人，国家、机关、组织都成了纯抽象的概念，“以人为本”岂不落空？

不错，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父母、子女总是同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相关联，师生总是和学校这个社会团体相关联。就如过去我国在使用“社员”这个称呼时是在“人民公社”的语境中一样，我们在使用“侦查人员”这一术语的时候，他们也就具有类似潜在的背景语。侦查员是侦查组织机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具有相关的资质和职权，没有这样的资格语境，他们当然也就不具有侦查员的称谓。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侦查员的主体资格，有组织背景只能证明他们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人，是某职业环境中的人。除了否定侦查员是侦查活动的主体，《分析》还明确否定了私人侦探这样的社团和个人也能够成为侦查主体，以说明侦查主体的独有性和专属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观点，它连侦查人员这样拥有公权力的人群都排除在侦查主体之外，当然也就不用说被害人、嫌疑人能够调查取证的“当事人主义”，更不用说民营性质的调查公司、私人侦探所一类的“集体主义”。不过，《分析》也提到：“英美国家实行双轨制侦查，私人也享有案件的调查取证权，并以此认为以私人名义进行案件调查活动的个人和民间机构也是侦查主体。”［3］35这给人一种印象，法主体是没有事实标准的，只有法律标准。而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各个国家因其经济、文化、政治等背景的差异而不同。个人和民间机构在他国可以是侦查主体，在我国不行，这就显出了某种主观随意性。那么，我国的侦查主体果真具有这种随意性吗？当然不是。以下笔者将进一步分析法主体的性质。

三、侦查法主体的性质

《分析》以授权性和合法性为成立侦查主体的前提，也就牵涉到一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大体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是生产关系，即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侦查活动中，也就是侦查人员与其组织、领导、同事和工作对象的关系。思想关系是通过人的意识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此，法律关系也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上层建筑。

《分析》认为，“侦查组织内部的侦查人员，应该是作为抽象的集合体存在的，不是指具体的侦查人员。”因而，侦查员“不是抽象意义上侦查权的主体”［3］38。这就把侦查组织和侦查权都抽象化了，认为抽象的国家、机关、组织，才拥有抽象的侦查权。这里表述的法律关系是有问题的。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4］。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权利和义务。构成侦查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侦查员实施侦查措施的取证权力和其应尽的职责。这里的主体是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权力主体。它们是针对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权力）和义务（职责）所指向的对象，即权利（权力）客体而言的。当法律授权给国家、机关、组织，其法律关系中仍然体现着立法者、执法者和参与者的意志。没有人的意志，是不可能完成其中的法律关系的。理论上的法律关系是抽象的，但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法律关系也要“以人为本”。《分析》的问题，就在于只承认抽象的法律关系，从侦查主体中抽去了人的内容，只有抽象的法律授权，而将权力的拥有者看成了纯抽象的国家，承担者和实施者也看成了纯抽象的组织机构。法律关系与法律规范不可分割。法律规范是抽象的，但法律规范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具体侦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只为其提供一种模式；只有当作为规范适用条件的案件事实和案侦事实出现时，才能引起侦查法律授权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侦查员就是在这种事实中成为侦查主体的。对侦查主体的认识，不能离开这种法律事实。法律规范中的授权，只有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才能实现。

具体的法律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工具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又是其最核心的要素。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及其科技素质就是案侦的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侦查员及其素质状况决定案侦过程中人与人间的关系。其中的法律关系作为上层建筑，只能去适应这种关系，而不是反过来决定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确立侦查员的主体地位，就反映了调整司法生产关系以适应案侦生产力的要求，这是一种本体的回归。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基础。总的来说，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关于侦查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组织的说法，是否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呢？

四、侦查法主体的权责利

从法律授权来看，可以授权给机关等组织机构，但要落实职责和权力，仍然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认为抽象的国家、机关、组织是侦查主体的真实情况就是：案件破了，功劳是组织的，实质上就是领导者的；表彰侦查人员，也首先是领导者拿大奖、群众作陪衬，极大地挫伤了具体侦办人员的积极性。出了错案是组织负责，实际上是大家都不负责，许多冤假错案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好在，一些“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已在改变这种状况，责任正在落实到具体侦办人和领导者的头上，这是侦查人员主体地位的回归，是值得称道的事。因而，法律授权给某一个机关和组织，并不等于说它们本身就是主体，它们就具有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就是实行国家赔偿，除了办案机关赔偿，也得追究其具体侦办人的责任。这就如企业法人首先是个自然人，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但要落实刑事责任，除了罚金可以罚单位，有期徒刑等就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自然人身上。

单位、组织等概念是抽象的，而且具有模糊性，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辨析其语义。比如“组织”可作动词用，这时，它指“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也可以用作名词，“指纺织品经纬线的结构”，或者指“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同的细胞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又或者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2］1546。最后所指，才是本文所用的语义，即具有侦查办案宗旨，按照侦办需要建立起来的系统性的集体。这个集体，无疑是由侦查人员群体形成的，具有一定系统结构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不单是一个抽象的法概念，而且是具有机构功能的实体。不管是搭档、探组，还是刑侦中队、专案组等，要使这个集体具有侦查功能，就必须要有具备侦查能力的人员；而侦查人员没有揭示案件真相的认识能力和在实践中取证结案的能力，其组织是不可能承担什么侦查职能的。因而，这个集体应该具备提升其人员侦查能力的体制和机制，否则这个侦查组织就是不适应案侦活动需要的组织。

从外部授权和内部分权的角度，《分析》认为，侦查主体“仅指具体的侦查组织”［3］37。这里，将间接授权关系也看作了主体成立的条件。法律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律的间接授权也是为了去实现这种规范和调整。侦查的间接授权，也应该作如是观。具体组织体现的法律关系，最终落脚点也在具体的人上。具体组织只是表现间接授权关系的一个概念。“组织”的模糊性，既可以作为人与人的集合体（有一定结构的群体）去理解，这时候它们是主体，它们代表的就是生产力；还可以将之作为人与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去理解，这种情况下，它们代表的就是生产关系。而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是更倾向于将之作为结构系统方式理解的。这种情况下的“组织”，实质上是一种人们在工作过程中组成的生产关系。而主体意义上的“组织”，内含代表生产力的“人”。在人与生产工具中，人才是生产力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组织”常常是一些玩弄权术者神化了的咒语。他们所谓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少数人独断专行，“组织”是用以吓人、压人或推卸责任的遁词。这种情况下的“组织主体说”，就更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笔者将公安机关看作侦查主体，是在侦查人员群体的意义上，而不仅是在法律授权关系的意义上，更不是在人与人结构方式的意义上。应该从集团主体的角度去认识公安等国家机关是侦查主体，也基于同样的理由，更应认定侦查人员是组织转授了权力的合法主体。如果认为侦查员不是侦查主体，他就没有执法的权力，也无承担责任的义务，这就大大地模糊了其权利、义务关系。执法权不明确，就可能导致乱权，放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责任不清楚就可能导致滥权，不计后果地滥施手中的权力。这些含混，都是不利于提升侦查员的执法素质和能力的。

《分析》在提到侦查主体时，也在使用“能力”、“素质”等概念。应该说，这些概念，主要是针对人的心理品质提出的。无论从哲学、心理学上讲，主体都是有精神活动、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可能是什么抽象空洞的机关和组织，这是事实的视角。就是从法律上讲，法律授权给机关和组织，是要求它们中的领导者负责组织人去实施；而具体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然是其中的工作人员。《刑事诉讼法》在提到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等具体侦查行为和措施的实施者时，也频繁使用“侦查人员”的概念。这说明，侦查主体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侦查人员身上。对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内部来讲，侦办案件的主体就是侦查人员，他们应该为具体的侦查行为负责。否则，就像“吴大全错案”［5］一样，冤假错案发生了，却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侦查机关内部个个推卸责任，人人心安理得。笔者一再认为，将公安机关看作侦查主体，是在侦查员群体的意义上将他们看作生产力，而不仅在法律授权的意义上将之视为上层建筑，更不是在组织结构方式的意义上将其当作生产关系。

不错，侦查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必须要经过法律授权。但是，以此认为侦查权不能转授予个人，侦查主体不能是侦查员，却难以自圆其说。侦查权是通过大组织到小组织层层授权，间接落实到具体侦查员身上的。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是否对头的问题，即有一个侦查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侦查生产力的问题。比如悬赏破案、招标破案，就是一些局部授权或间接授权的模式。我国经济领域正在形成“市场竞争”的局面。经济基础正在变革，作为法律制度的上层建筑却抱残守缺，怎么能够适应司法生产力的发展呢？要适应司法生产力，最根本的也就是适合其现实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把人神化和理想化。抛开司法机关引入“市场竞争”原则利弊的争议，司法机关内部也应该具有激励机制。在同样的装备和人财物投入条件下，悬赏破案、招标破案具有较高的效率，就在于其利害关系明确，激发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了人的价值，将侦查的权、责、利落到了实处。

五、侦查法主体的局限性

在法律层面，既然存在合法主体，当然也就有非法主体。从授权的角度看，具有法律授权的是合法侦查主体，而不具有授权，或者其他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的组织是非法主体。但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事实上，主体都是指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人为地将一些天然的事实主体，规定为不合法主体。甚至有可能在公安机关这里是非法的，而在工商税务那儿是合法的，比如现在的调查公司和私人侦探所，就是这种情况。这样，就形成了一些社会的不和谐，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是不利的。侦查权作为公权力，是需要法律特别授权的。国家机关和组织的侦查活动，就需要法律授权；侦查员履行职责，也需要依法授权。而案件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作为私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当事人就应该天然拥有。这就是权利的事实性，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独霸侦查取证权的不合理性。在司法诉讼等法律活动中是要靠证据说话的，当事人都有举证的权利。但是，要在法庭上能够举证、质证，必须要事先能够调查收集证据。现在有人却要限制他们调查取证的权利，说是侦查机关才是取证的法定主体，才有这样的权力。这就有违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有违用当事人私权利制约侦查公权力的现代权力制衡理念。

《分析》引用我国《宪法》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说明“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契约的形式让渡的一部分权力构成的，从此意义上说侦查权的所有者是国家”［3］37。既然如此，“人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呢？打官司需要证据，当事人自然就是调查取证的主体，比如刑事案件中，一些自行追踪破案线索的公诉案件［6］，或自行收集证据打官司的自诉案件，更不用说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了，当事人都应该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如果他们个人没有这种能力，也可以聘请律师、侦探等专业人士来为自己调查取证，否则，当事人的诉权就没有保障。从这一角度说，这也是一种私权利的让渡。这种情况下，律师或者侦探就是调查取证的主体，而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态度和业绩，决定是否继续聘请他们，或者收回其权利。对国家、机关、组织拥有的侦查权，其法律关系也应该作如是观。人民随时有权通过舆论、上访等权利，以及“人大”、“政协”等外部权力，来监督侦查权的行使；通过检察院对个案的审查和法院的判决等法律权力，来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并根据侦查主体的工作绩效，决定是否继续让渡、或收回其权力。否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说话算不算数，这就涉及到公众的话语权问题；个人能不能做自己的主，这就涉及到民主制度问题。

民主就是还政于民，法治就是还权于民。“人民”是什么？人民是公民的群体，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法治国家，难道就不能通过法律形式还权于民，授权给具体的人吗？法律只能授权给组织，不能授权给个人的说法是荒谬的。在经济领域，私营执照就是法律授权给个体的例证。全球经济一体化，使我国的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中国加入WTO后，其市场经济更加成熟，个体户如雨后春笋，民营企业正在不断壮大。他们依法办理了经营执照，就是法律授权的经营主体，其中包括那些调查公司和私家侦探所。这说明，我国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涉及司法领域，为什么就不能适应其变而变呢？不错，公权力需要限制、侦查活动具有隐蔽性，但这些都不是其调查取证权不能与当事人共享的理由。

就拿侦查效益来说，现在的侦破率还低，治安状况不佳，老百姓很不满意。有关侦查部门又总是埋怨警力不足，装备不够等。增加经费和警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是解决警力不足的路径之一，但这条路毕竟有限。而拓展侦查取证路径的办法之一，就是还权于民，将本来属于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归还于他们。许多人不同意给民营调查公司以侦查权，认为现在这些公司有一些违法侦查、非法取证的现象，主张取缔它们。但笔者认为，就是公安机关等也可能有违法取证的情况，不能因此就将公安机关一概否定吧。与其简单地否认私家侦探应具有侦查权，不如在法律上确认他们的主体地位，这样更利于依法管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解决警力不足的出路之一，就在让调查公司、私人侦探所这类民营企业，从地下转入地上，合法地经营，成为协助警方调查取证的法律工作者。

提倡“以人为本”，不仅是要以服务对象为本，以人的利益为本；更要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为本，以开拓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为本。建设法治国家，这就需要完善法制，在法律上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解放人这一生产力要素。在司法领域，就是要以当事人为本，而不是以法权为本；在案侦领域，就是要以激发个体侦查员的能动性为本，而不是以抽象空洞的组织为本。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于夸大了法权的作用，认为法律授权是万能的，忘记了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它应该适应侦办生产力的事实。认识侦查主体不应该限于法律或法学的视角，更应该立足于事实的视角。侦办案件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就是法律的立足点。立足于事实，也就是立足于实践。实践出真知，知行的真理性统一于实践。实践者最朴素的直觉中，往往就包含了真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法需要随执法和司法的实践不断调整和完善，对侦查法主体的认识也应该是这样。法律和法学本质上是经验的，其学理源于个案事实，但事实是发展的、不可穷尽的，实践也是永远前进的，实证也就有其局限性，法学也难免有以偏概全的片面性，这是法律人要切记的。

参考文献：

［1］陈闻高.侦查主体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陈涛，赵浩洲.侦查主体体系分析［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5).

［4］法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M］.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9.

［5］男子蒙冤入狱遇见真凶续:称被警方逼供将申诉［EB/OL］.（2010-11-15）.http://www.sina.com.cn.

［6］慧子.祖孙四人被砍两死两伤，五兄弟分工协作追凶17年［N］.华西都市报，2010-12-05.

(责任编辑：黄小芳)

作者：陈闻高

卧底侦查法律基础论文篇3：

试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

摘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欺骗性侦查活动具有一定的许容性，例如警察圈套、卧底侦查等欺骗手段。与此同时，为避免欺骗行为的过度，对我国司法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不良影响，需要对欺骗性侦查活动加以一定的限制和规范。本文就围绕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进行研究。

关键词：欺骗；刑事司法行为；道德界限

作者简介：方毅伟（1978-），男，汉族，浙江平湖人，本科，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四级律师，研究方向：刑事辩护及公司业务。

在进行犯罪侦查活动过程中，往往需要运用欺骗性侦查手段，如果欺骗手段运用得当，将便于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破获案件；如果欺骗手段的运用，突破了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将会在社会范围内造成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侦讯活动中欺骗的许容性

“主动性侦查”和“回应性侦查”，属于是刑事侦查活动中的两个类别，其中回应性侦查是主要侦查方式，其主要功能在于对犯罪行为作出回应，其先决条件是犯罪行为的发生，然后通过侦查行为去应对犯罪行为；而主动性侦查的主要适用范围有两种，其一是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其二是将要进行的犯罪行为。主动性侦查的主要手段是监控或诱导，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刑事侦查活动。无论是主动性侦查还是回应性侦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体系的特殊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欺騙行为。主动性侦查的手段类型多样，既可以是利用人力或电子设备对正在进行中的犯罪行为采取监控措施，也可以是对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采取诱惑侦查，还可以对犯罪行为采取卧底侦查方式。其中，诱惑侦查是主动侦查中最常用的欺骗手段[1]。

诱惑侦查的主要特点就是运用诈术，通常是掩藏侦查人员的真实身份，并赋予其一个假身份，便于侦查人员完成任务；另外，还有一种诱惑侦查手段，是利用犯罪人员或相关人员的人性弱点，也就是某种欲望，来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以此来完成侦查任务。但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手段与我国法律体系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则相违背，采用这种手段，将会有损我国行政部门的形象与威严。在我国《刑诉法》中的第43条中明确指出，严谨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取证据，而诱惑侦查手段中包含了大量的欺骗因素，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质疑[2]。

纵观世界范围内，在部分法制体系更为成熟的国家内，在侦查犯罪活动过程中，也会经常借助于诱惑侦查手段，当诱惑侦查的具体行为在国家法律体系允许范围内的前提下，侦查而来的证据是可以被法院所接受的。具体来看，在贩毒、非法武器交易、伪币交易等犯罪行为中，难以明确具体的受害人，而且犯罪涉及面较广，波及到所有犯罪相关人员，作为避免犯罪行为被发现，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隐藏。在此形势下，犯罪证据搜集的难度大幅增加，为切实保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法律为向侦查机关提供一定的容许度，以便侦查机关能够采用诱惑侦查手段应对犯罪行为。从道德角度来看，针对案情比较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运用带有适度欺骗性的侦查行为，是在我国司法机关的道德责任界限内，符合相应的法律许容性。因为相比较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程度，欺骗性诱惑侦查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在权衡二者利弊后，欺骗性诱惑侦查手段是能够受到社会道德体系所认可的[3]。

二、设置欺骗性侦查手段的法律界限

（一）设置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原因

虽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欺骗行为，具有一定的许容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欺骗行为一定要在适当的界限内进行。究其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有义务保障信用体系。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诚信是其中的基本要素，以诚信为原则打造而来的纽带关系，将能够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提供基础的保障。刑事侦查活动属于我国国家机关用于控制社会秩序、监督管理社会的必要手段，虽然为了应对部分特殊形式的犯罪行为，需要采取必要的欺骗措施，但是为尽量避免欺骗性侦查对于我国信用体系的冲击，保障我国道德体系，就有必要为欺骗性侦查手段设置明确的法律界限，对侦查活动中的欺骗手电加以严格约束和限制。这样将能够在加强犯罪控制工作的同时，尽大限度的减少欺骗行为造成的损害[4]。

第二方面，尽大限度降低欺骗性侦查对司法体系的负面影响。因为欺骗性侦查活动可能会引发大量的虚假信息，进而违背我国司法体系的真实性要求。具体来看，如侦查人员为诱导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会谎称其他嫌疑人已经认罪，这将会对犯罪嫌疑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可能会为了降低刑法而违心认罪。另外，如果欺骗性侦查的方法运用不合理，还有可能会引发犯罪行为的发生，如针对有犯罪意图者，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诱导并为其提供犯罪条件，将原本可避免的犯罪行为变成真实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

第三方面，侦查对象的特殊性对欺骗性侦查造成限制。相比较于军事斗争对象，刑事侦查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二者差异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是侦察对象虽然大多是违反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但是其中一部分对象并非主动犯罪，而是属于失足而误入歧途，因此不应当将其看作是敌人，欺骗程度不宜过大；其二是因为侦查对象大多都是尚未定罪的嫌疑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判决前，这些嫌疑人仍属于公民身份，这与敌人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欺骗性侦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道德与法律的限制。

（二）设置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原则

为尽大限度的避免欺骗性侦查对于我国社会及法律体系带来的不良影响，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设置应符合以下四条原则：

其一为对象特定原则，也就是欺骗性侦查的适用对象必须确定，必须是已经确定有犯罪嫌疑的人员，为了防止这些嫌疑人出现抗拒侦查的问题，可以对这些嫌疑人采取必要的欺骗性手段。因此，欺骗性手段是不能够应用我国守法公民、未成年人或证人的。

其二是必要性原则。也就是说欺骗手段的使用应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前提下，在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所做出的更优选项，只能够在应对情节严重的犯罪的必要环节中使用，而不应当适用于各种犯罪侦查活动。

其三是道德限度原则。也就是欺骗性侦查手段的应用，绝对不能够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其四是正义原则，指的是欺骗手段的用途应当是查明并解决犯罪，而绝不是引发犯罪，这种问题常见于诱惑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应避免诱发他人犯罪。

三、结语

本文围绕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进行研究，首先研究了侦讯活动中欺骗的许容性；随后从设置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原因、设置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原则两个方面，分析了欺骗性侦查手段法律界限的设置。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我国欺骗性侦查手段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 参考文献 ]

[1]王东海.美国刑法中欺骗偷盗罪的认定与启示[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7，01（09）：33-39.

[2]魏小強.司法与舆论的冲突何以发生——兼论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的内在途径[J].河北法学，2017，03（07）：122-132.

[3]程子懿.司法实践中诚信原则和职业道德有效性研究[J].法制博览，2017，13（08）：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