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哲学分析论文

1992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卡普兰教授和复兴方案公司总裁诺顿共同创制了“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card）”，其初衷是针对此前企业在进行绩效测评时过分关注财务指标而导致的经营管理行为短期化的问题，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但是随着企业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深化，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创制者的原始想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循环经济哲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循环经济哲学分析论文 篇1：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与经济问题的形而下分析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经济学肯定需要数学，数学推理在很多方面都比思辨推理更为清晰和简单。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必须紧紧扎根在哲学基础之上，就像树干只能生长在树根之上。马歇尔曾经说过，数学可以检验我们的直觉，并用来为分析结果进行速记。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应该是个陪衬。但现在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里，数学不是陪衬而是根本。经济学学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数学成了一个硬性要求。比如为求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大”这样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问题，学生要动用数种计量方法，寻找出十个变量进行数理推导；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由央企主导”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可以弄出N个导数求导并且扯上洋洋数万言。统计学和数学将形而上学从经济学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这样我们就有了重读《经济哲学》的必要。

（《经济哲学》，琼·罗宾逊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即出）

作者：安佳

循环经济哲学分析论文 篇2：

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1992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卡普兰教授和复兴方案公司总裁诺顿共同创制了“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其初衷是针对此前企业在进行绩效测评时过分关注财务指标而导致的经营管理行为短期化的问题，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但是随着企业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深化，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创制者的原始想法。

一、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创立

（一）平衡计分卡的提出

平衡计分卡是在1987年ADI公司（美国的一家中等规模的半导体公司）实践的基础上，经卡普兰和诺顿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后加以提炼改进，于1992年提出的。

最初的平衡计分卡主要是作为一种战略分解的框架而被使用和认识的，尽管其创制者一再强调其战略管理工具的功能。此前，企业普遍将财务指标作为衡量其业绩的唯一指标，这就导致企业的管理层过度关注短期财务绩效，不进行长期发展所必须的投资，甚至损害长期发展的基础，结果导致企业未来的财务健康和盈利能力无法保证。针对这种情况，卡普兰和诺顿提出以包括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角度的非财务指标，弥补单纯财务指标在进行绩效评价时的不足，通过维持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滞后指标与导向指标、内部业绩指标与外部业绩指标的相对平衡，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正是创制者的初衷。

（二）平衡计分卡的基本原理

平衡计分卡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从具有逻辑因果关系的四个角度对企业战略的考察，确定战略的驱动因素和相应的举措，并制定相应结果的考核指标，从而实现对整体战略的科学把握。同时，通过对各角度内容在各部门及其内部的层层分解，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短期行动联系了起来，进而实现了企业对战略执行的有效管理。

在确定企业级的业务目标时，将企业战略从四个角度分解，即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和学习与成长角度。在分解时可按如下提示结合企业实际确定战略驱动因素、举措及相应考核指标。

顾客角度：顾客如何看我们？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怎样的期望和要求？此角度的关注点为，对顾客有意义的交货或者产品上市时间、产品的质量、性能与服务、成本等。

内部流程角度：为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必须擅长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源于顾客角度的业务流程分析，有针对性地确定改进内容和方式并设计考核指标。常用的指标有生产周期、返工率等。

学习与成长角度：为使公司价值持续提升，公司需要做哪些能力的提升？通过从该角度考察战略，企业可以明确自己的成长哲学，并确定那些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起驱动作用的因素，并以一定的措施保证其实现。常用的指标有新产品开发效率、工艺改进速度、培训参与度等。

财务角度：公司如何满足股东？关注的应是利润的实现与增长情况及现金流等。这一角度的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以保证现期的经营与长远战略目标一致。

另外，四个角度又通过内在的因果驱动关系联系起来，即财务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完善的业务流程对顾客提供合乎其要求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又有赖于企业的不断创新，其关系如图中箭头所示。

以战略为核心，基于以上四方面的战略目标驱动因素的分解，至少带来了如下好处：企业高层在日常管理决策时更具发展眼光；由于绩效指标少而精从而更易被把握；四个方面的权衡避免了次优选择。

可以说，企业战略在以上四个方面的分解体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但平衡计分卡的亮点并不仅限于此，它的另一个亮点就是通过战略在组织内部各层次的分解，使得各岗位的员工对企业战略的实现方式及其对自身的要求更明确。平衡计分卡实现这一过程所依赖的是指标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尽管理论界对此表示质疑，但多数企业实践的结果对这一做法的科学性还是支持的。

（三）平衡计分卡实践层面的补充

可以说平衡计分卡的提出不仅是企业业绩测评的一次革命，更是企业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如何使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有效运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科学地在各角度分解战略，如何将战略通过逻辑因果关系变成每个员工可以把握的日常工作行为。这里最关键的是如何使战略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分解与企业实际高度匹配。

为了确保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被正确地使用，卡普兰和诺顿共同提出了有效实施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管理程序，即说明愿景、沟通与联系、业务规划以及反馈与学习。具体内容及其关系如图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管理程序并不只是执行一次，而是一个多次循环的过程。周而复始的行动，使得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战略管理体系稳定为公司整个管理体系之前，确保该体系科学合理地与企业内外部的环境相匹配。并且，在多次执行该管理程序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增加了对战略的了解和认同度，从而更有效的将战略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行为。

二、对平衡计分卡的再认识

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在庆祝自己80岁生日时，评选出“过去8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管理理念”，平衡计分卡名列第2。Gartner Group调查表明：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1000位公司中有70%的公司采用了平衡计分卡系统。Brain & Company调查也指出50%以上的北美企业已采用平衡计分卡作为企业绩效评估手段。可见平衡计分卡在欧美地区传播较为广泛。反观我国，由于引入时间晚，加之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还很有限，所以平衡计分卡的运用相当滞后，仅有少数企业在尝试。

平衡计分卡的总体应用虽然很广泛，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平衡计分卡的效果、应用的障碍、适用条件等的讨论却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很有必要对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审视。

（一）对平衡计分卡的基本认识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对平衡计分卡的认识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平衡计分卡是一套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和思想。它通过四个方面的相对平衡，可以保证长期目标与短期绩效的统一，从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平衡计分卡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战略管理体系。通过四个管理程序的循环进行，使得战略能够通过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逻辑因果关系链层层分解，从而将企业长期战略与当前行动有效的统一起来，保证了战略的有力执行。

（二）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难点探析

总体来说，理论界对平衡计分卡的质疑不在其本身所体现的管理思想上，而在于这些思想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平衡计分卡四个角度的理解。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对平衡计分卡各个角度指标的选取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客户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学习与成长角度等非财务指标。比如对于“按时交货率”和“新产品销售占比”，有的学者将其视为客户角度的指标，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内部流程角度的典型指标，类似的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由于对平衡计分卡各维度的认识模糊，所选指标与企业实际不能很好匹配，造成企业运用平衡计分卡设计的业绩测评指标不能科学反映企业战略，最终导致企业测评体系的低效甚至无效。

第二，因果关系链的确定。前面我们已经对平衡计分卡的因果驱动关系有所涉及，可以说因果关系链是应用平衡计分卡对战略进行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各层次各角度指标构成的因果关系网络体现了企业战略的实现路径。但是有一些学者对所谓的因果关系提出批判，他们认为很难在实践中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指标之间的因果驱动关系，而实践中那些所谓的因果关系链仅仅是人们通过推理得出的逻辑关系。所以，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由所谓因果关系链构成的战略执行体系的科学性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

第三，指标在分解中存在困难。平衡计分卡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把企业战略与普通员工的行为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战略目标能够层层分解到每个部门和普通员工。然而在实践中，有的指标很难分解到下级的某一个独立部门，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几个下级部门共同分担上级的某个指标。一些学者认为，这样势必削弱指标对各部门评价的有效性，从而失去了相应目标的可控性，也就大大限制了平衡计分卡的实用性。另外，在进行部门级和员工级的业务目标和考核指标的分解时，是由上一级的目标出发分解到下级各部门或个人呢？还是就每一个部门或个人再进行四个角度的分解？究竟哪种做法更科学，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有分歧。

本文认为，这些争议源于对平衡计分卡的误解和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鸿沟。首先，这些争议出现在理论界是很正常的，因为理论追求的是普遍适用性，他们希望平衡计分卡作为一个通用的模版出现，而不需要对企业有多少了解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企业的战略管理问题。但是正如平衡计分卡的创制者一再强调的，平衡计分卡并不是一个在某企业或行业通用的模版，而仅仅是一种管理思想，在运用时必须结合企业的具体经营实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采用的具体指标的独特性，可能恰恰是正确应用平衡计分卡的结果。其次，目标与其考核指标是有区别的，考核指标是对目标的实现结果进行衡量的标尺，因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企业在选用时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学者们在各角度指标选取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目标与考核指标的混淆。再次，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战略目标的层层分解是以企业的经济哲学为基础的。所谓企业的经济哲学就是企业的使命、战略、技术、运作方式、文化等，这些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而也是经过实践锤炼的。企业的经济哲学正是因果关系链的内在依据。最后，在进行指标分解时，固然难以将上层指标分解为各下级单位或岗位能够独立负责的指标，但是完全可以根据管理的系统性原理通过其他系统性的指标加以补充，从而实现对业务目标的控制。而对于如何在部门与个人层面进行分解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上一级的目标入手，根据内在驱动关系逐层分解到该级的各个单元，这样可以较好地保证由上而下的因果驱动关系。而从每个单元出发基于四个角度的分解方式实际上破坏了上下级的因果联系。

综上，我们可知，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难点恰恰是对平衡计分卡的正确理解和对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方面面情况的透彻把握。

（三）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成功因素

实践证明，平衡计分卡的应用并不总是能够成功，理论界的研究表明，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管理体系能够成功建立并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如下条件的支持：

第一，有明确清晰的战略。我们已经明确，平衡计分卡并不仅仅是绩效考核的工具，更是战略管理的工具。因此可以说，企业确立明确清晰的战略是应用平衡计分卡的前提。

第二，与战略相匹配的商业模式和相应的完整组织架构，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业务流程的科学化。这是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目标和指标分解的必要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衡计分卡在实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和效果。

第三，畅通的信息系统。由平衡计分卡在实施时的四个管理程序来看，战略的宣传和绩效的评价反馈都要求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而且应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绩效考核也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的支持。一些大企业的经验表明，成功地平衡计分卡的实施都需要IT系统的辅助。

第四，自上而下的广泛参与。平衡计分卡是实现企业战略与员工日常工作行为相统一的工具，因而获得员工的理解和认可是战略执行效果的重要保证。因此企业高层应利用平衡计分卡在沟通上清晰简捷的优势，务必使全体员工都参与进来。

第五，其他管理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的辅助。企业的管理是一个系统，某一方面的变革势必要求其他方面的相关制度或管理举措的匹配，所以与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同步的其他管理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的改革也是平衡计分卡成功实施的重要保证。

总之，在实施平衡计分卡的过程中，决不应该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平衡计分卡，而应兼顾看似不相关的其他重要方面，以确保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得到足够的支持。

（责任编辑：张莉莉）

作者：皇甫军刚

循环经济哲学分析论文 篇3：

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

摘 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以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各阶段思想,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文献标识码:A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1 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 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 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 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顯。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 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 “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選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 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 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4]傅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J].当代财经,2002,(5).

[5]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J].经济研究,2001,(4).

[6]陈孝兵.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J].经济评论,2007,(5).

作者：杨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