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公民法律基础论文

2022-04-16

责任公民法律基础论文 篇1:

大学生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探析

摘要: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应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如:法律权威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自由平等意识。通过三个课堂的教育从而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使其能更好的参与社会生活,服务整个社会。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公民

文献标志码:A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识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2],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公民是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3]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力并承担义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素质。高校大学生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法律素养如何既是大学生作为公民个体能够很好地参与社会生活,维护个人权益履行法定义务的根本保障,也将会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意识

1.法律权威意识。当大学生在被问到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时,回答不触犯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的只占极少数,这是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权威意识尚未建立的表现。法律权威是指法的不可违抗性,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法律权威表现在国家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表现在维护执法公平、司法公正。增强法律权威意识, 大学生首先要明确宪法和法律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公民义务也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设定, 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履行法定范围之外的义务。

树立法律权威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国家未来主人的大学生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法律权威。首先,建立法律信仰。只有从内心深处对法律建立信仰,公民才能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大学生应当通过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深刻认识法律对一个社会的重要作用,把握法律精神,从而树立法律权威意识。其次,传播法律知识从而影响周围群体。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和国家未来主人的大学生不但要自己懂法、守法,还应当积极传播法律知识,使更多的公民了解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确立更多人的法律信仰,从而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再次,以行动捍卫法律权威。大学生要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勇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2.权利义务意识。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观念,是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法治观念。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4]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非常明确规定了每个公民可以享有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大学生应当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即任何一个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 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明确无论是行使权力,还是履行义务,都应当在法定界线内进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的权利。”[5]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守法的自觉性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不够,对于法律制度及诉讼体系了解不充分,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不懂得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样会形成片面的畸形的权利观, 不利于大学生从习惯于享受权利到勇于承担义务的转变。其实,作为整个法律体系核心内容的权利和义务,从利益分配上讲,就是索取和付出的关系,他们之间具有统一性、平衡性的关系。大学生应树立慎重行使权利和认真履行义务的意识, 培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只有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3.自由平等意识。应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自由观,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是以法律为边界的。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享有一定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只有被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所认可才是权利,否则就不是权利,甚至可能是违法犯罪。中国宪法和法律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有着极为广阔的自由活动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时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应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切联系的自由现,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只有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法制原则,社会主义的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等一律平等地享有和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和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论任何公民,只要是违反法律,都要依法受到追究。按照法律精神,不承认有任何享受特权的公民,也不承认任何免除法律义务的公民。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都要给予平等对待,从而保证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和制裁。大学生应当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二、大学生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途径

1.重视第一课堂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第一课堂即传统的课堂教学,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学之前中国的教育主要以升学为主,法律教育缺失;进入大学阶段,学校教育主要以就业为导向,法律教育被边缘化。2005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到2006年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相关的课时量明显减少,不可能对法律知识系统地展开。虽然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但由于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多为考察课,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考试前临时突击简单应付。加之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专业出身五花八门,在法律知识深度、广度有待提高。

“两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普法教育使学生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规定,理解和实践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对法律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突出法律教育的内容, 提升任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优化课堂教学,使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有所提高。

2.丰富第二课堂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第二课堂是指组织学生参加与法律相关的社团活动、讲座等校内活动。纯粹的课堂教学,形式单一,部分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形成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因为学时有限,课堂普法教育较为理论化,脱离生活实际,要真正培育学生的法律意识,引起学生对法律的关注,还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丰富的形式,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课外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拓展第三课堂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第三课堂是指学校教育以外的部分。学校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场所,但仅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社会教育工程,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1)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参加法律实践活动,如参观监狱, 旁听审判,参加治安联防值勤,举办模拟法庭,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就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承包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等与法律相关的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使大学生用自己的法律意识指导实践, 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进一步修正、充实自己的法律意识。(2)创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要培养大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就必须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创造良好的法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创建有利于强化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社会舆论、道德环境。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在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塑造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典型案例,进行生动的法治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是培养社会合格人才的需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一代新人,切实负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参与法律实践,培养法律思维方法,而且也要具备法律权威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自由平等意识。通过三个课堂的教育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从而为其将来更好的参与社会生活,服务整个社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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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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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

[5]宪法(第2版)第二章第51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薇]

作者:陈冬丽

责任公民法律基础论文 篇2:

认知、观念与信仰:法制教育的三个维度及其衔接机制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 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与提升现代公民法律素质和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路径。应从法律认知、法治观念、法律信仰三个维度有步骤分层次地展开与实施法制教育。以活动理论为视角,完善活动机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法律认知教育、法治观念生成、法律信仰培育三个维度之间的有机衔接,增强法制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法制教育; 法律认知; 法治观念; 法律信仰; 活动机制

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和提升现代公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成为与立法、执法、司法同等重要的治本措施之一。故此,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怎样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如何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牢固的法治思想基础成为我国当前法制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渐进性:法制教育的三个维度

1.维度之一 ——法律认知教育

法律认知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文化、法律规范制度、法律现象本质的一种整体上的感受和知觉。法律认知过程是对有关法律信息的收集、加工和整理的过程,并通过社会主体的的心理思维加工系统,从而形成对法律的感性或理性的认识。让社会主体具有一定的科学法律知识是法制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公民法治观念生成、法律信仰意识初步形成的知识基础。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是在法律理性的基础之上逐渐萌发和产生的,只有基于对法律的科学认知,具有一定现代科学的法律知识、通过有效的法制教育使社会主体的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之维萌生,才具有现实的基础和可能。因此,法律认知直接影响和关涉到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的促成。一个对法律理性和法律实践无所知晓或知之甚少的人难道会产生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最终达成法律信仰之维吗?“如果不懂法,最多也只是一个忠诚的‘好人’。”[1]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法律仅仅对广泛了解的人说来才是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对于天生的白痴、儿童或疯子来说,法律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力和意志力。贝卡利亚也认为“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为对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2]法律认知的对象十分广泛,其中包括传统和现代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法律发展、现代现实法治环境下对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了解,以及自身行为与法律相关性的判断等。法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知识系统,法律“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3]不同导引致使主体对法律的感知程度不同,因而不同导引而对法律认知的程度不同。在我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法律认知来自于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即使对现代法律的认知也是集中于某个侧面或流于表层。从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的角度来看,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必要的法律知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现代法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法律的概念、价值、功能和作用方面的知识……二是关于一国现行法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其中主要指一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国家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内容……三是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受到社会或他人不公正对待时,或当他们遇到麻烦发生纠纷时,应当如何寻求法律保护,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等方面的知识。”[4]

法制教育要遵循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形成发展规律,探索人的认知心理发生机制,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具有结构性,认为认知是个人已有的知识结构来接纳新知识,新知识为旧知识结构所吸收,旧知识结构又从中得到改造与发展。奥苏贝尔把人的认知结构分为可利用性、可分辨性和稳固性三个方面,是一个对新旧知识不断利用、分辨和巩固的循环过程。因此,脱离主体学习者知识结构或经验不经主体的认同、消化和吸收是起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法制教育只有在主体学习者可接受的范围内针对不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特点,并把法律和主体自己的日常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引导、促进主体对法律由实体认知、程序认知到本性认知的不断深化飞跃。

2.维度之二——法治观念教育

所谓法治观念,是指对法治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抽象,是法治的基本倾向或人们对法治的态度、信念,即对法治价值、法律制度、法官等等的认识(法治知识)、评价(正义与非正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反应(信任或厌恶、认同或抵制)及其期望(要求、愿望)等。其核心是法治的实质价值观和法治权威观念。[5]在当前,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即刑的观念根深蒂固。自秦汉以来,权力中心和等级伦理秩序观念与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渲染,使人们“厌讼”、“恶讼”、“畏讼”谈法而色变,加之“十年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造成了对法制的严重践踏,自然无法形成普遍的强烈持久的正确法治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方略载入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此背景下,法制教育应在普法教育的基础上,在加大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塑造和树立与法治国家建设相适应的公民法治观念。

(1)法律至上的观念 现代法治基本内涵和要求是实现法律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实现法律的统治。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以及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和维护公民的权利。在我国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各种与法治社会不相符的现象大量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的权威与法律至上性没有真正体现出来。确立法律至上原则,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一切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只有宪法和法律才能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制约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治理国家和社会不坚持法律至上,必然会导致君主至上或领袖至上,必然导致专制与独裁。

(2)法律信任的观念 “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为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依赖警察。”[6]当今一些存在的法律不为人所信任并进一步发展到根本上的信任危机,让每一个理性人感到痛心疾首。人们由衷地期望法律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但事实却不太乐观。法律信任是通向法律信仰的阶梯之维,在当下及以后的长时期里,建立民众的法律信任观念将是法制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要使法律信任观念深入人心,路径不应首先是对普通公民的要求而是对权力阶层的要求。权力阶层应首先转变将法律视为仅仅是管理老百姓工具的態度,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只有这样,法律至上才能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第一步。如此,法律才会被信任、真正得到遵守、尊重和倚重,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社会才能建成。

(3)强化权利观念 权利观念是人们对法的权利的认识和态度。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诉求,也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与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导致强化法律认知及其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必然会推进法律信仰的促成。公民的权利意识特别是对权利的主张更是近代自觉的主体者人格的呐喊,如果缺乏权利意识,法律规定的权利只能是写在纸上而不会转化为现实的权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权利观念较之法的义务观念于主体者更能激发其主动精神、自觉和民主精神。因此,必须将群体权利的保护转到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上来,以此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权威的信念,形成对法律信仰的内驱力。与此同时,法的义务观念也就会逐步生成。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观念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体,都同等的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承认和反对任何特权,规避法律义务或推卸法律责任的现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少包含四个含义,即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予以同等保护、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和履行法的义务、法对任何公民都一样同等适用以及对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7]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公民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就是要教育人民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5)公民观念 “公民”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并为古罗马所沿用。公民被真正赋予“自由”、“平等”含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直接与国家相连并被认为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传统上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和公民教育,真正将公民教育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是在我国转型时期。从1986年开始的全面普法教育以及“四有公民”概念的提出和《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代化的社会是法制健全和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现代化的公民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公民意识,特别是民主与法律意识。故此,公民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的确立、公民民主意识与法制意识的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介点和精神支柱。公民观念意味着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自己应当得到他人的尊重,并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理解深刻、生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必将为实现法治秩序,促成法治国家铺设了一个重要的桥梁。

3.维度之三——法律信仰培育

在《辞海》中,对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最高准则。”关于法律信仰的基本内涵,笔者较为赞同刘旺洪的观点,即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理解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8]法律信仰是主体对法律精神内化与法律行为外化的有机统一,是信仰心理和信仰行为的统一。法律所以能成为信仰的对象,是基于法律内在的人文精神、蕴涵的公平与正义对人们权利的制度维护,对公民理性人格的努力培育,对价值共识的积极建构。故此,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承载着一定的道德关切与生存之道,以特定的人文类型为价值与文化皈依。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的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9],伯尔曼认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10]、“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1]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立法的数量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然而在出现法律纠纷时,人们更多的求助于“关系”、“行政”、媒体或非诉讼渠道,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这必将阻却法治国家的进程。“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12]苏格拉底舍身取法,用生命捍卫对法律的信仰,确立了公民遵守法律、信仰法律的典范,而这种对法律的内心确认正是现代法治最核心的精神要素。

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社会和理想的精神先导,是采取法律统治的合法性理念基础,是法律得以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是法治社会中的最高层次的理念问题。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他们都是认同法律的至高无上之权威。只有了法律信仰,守法者才能够主动守法,执法者才能够公正执法,法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够充分体现,从根本上消除“人治”的观念、官本位的观念、权大于法的观念、义务本位的观念等等。在中国没有法治传统和民主心理基础,在长期的德治礼化中接受的是“人治”、“礼治”熏陶,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把法律当成异己的力量。因此,当下法制教育应注重培养主体正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律信仰的培育,这是法制教育的核心与关键所在。法制教育要变单纯的守法教育为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养,不仅要进行法律认知教育,还应当深入进行现代法治观念教育,从而促成法律信仰之维萌生。

二、衔接性:以活动理论为视角的活动机制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是在活动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认为:“发展与培养不能给予人或传播给人。谁要享有发展与培养,必须用自己的内部活动和努力来获得”。[13]杜威也强调,人的素质形成不像“物质的东西可以在空间搬动,可以转运。信仰和抱负却不能在物质上取出或插入……已知它们不可能直接传播或灌输”[14]。皮亚杰认为人的认识不可能单独起源于主体或客体,只能来源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对客体的动作(活动);儿童智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机制也是活动。[15]前苏联活动心理学大量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发展是在其完成某种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即人在活动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历史经验的掌握,促进了心理发展。因此,主体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得到发展,离开这些活动,人的素质就无法生成。“所以,从个体发展的各种可能变为现实这一意义上来说,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6]、“从活动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发展,活动是人的自我生成的根本机制。”[17]因而,“人的思想品德是在客观外在条件的影响与主观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积极活动中,主体接受外界的各种刺激影响,通过主体自身作用,逐步形成和发展的”[18]。

活动作为哲学范畴,特指人的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活动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自身的需要推动下与相互联系的客体发生相互作用,是联接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并实现主客体双向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其本质是互动的和交往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发展是根植于人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质力量实现,并表现在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和实现本质力量而展开的活动过程之中。这种活动既包含内部活动,即心理活动,又包括外部活动,即主体变革客体的实践活动、操作活动、交往活动。人的素质的生成、发展与成熟既依赖于外部的物质活动,又依赖于内部的心理活动,是内化过程和外化过程的有机统一。因此,法制教育过程中,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活动主体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基础上的法律素质的建构活动,即获得社会规定性并发展自我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过程。人的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能够通过建构活动而活动发展,是因为在其建构活动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关鍵机制:动力机制、导向机制和调控机制。[19]

(1)活动的动力机制 人的法律素质发展的动力源于人自身的需要,即人对于自身法律素养发展完善的需要和在法治社会中理想自我的追求。法律素质特别是法律信仰是主体在需要驱动下自觉自为进行建构活动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对客体的应答过程,而是一个主动摄取、积极为之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逐渐得到社会各领域的认同,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以及对法治信仰的渴望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法、懂法、守法、护法,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内驱力之一。法制教育应以活动为载体,深化法律意识的渗透教育、主体体验教育、通过活动机制使主体逐步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的法治社会下的合格公民。

(2)活动的导向机制 法制教育活动的导向机制主要表现在使社会主体法律素质建构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一定使自己出丑。人们总是追求利益并为此奋斗,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要不断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法制教育作为维护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是服从、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和社会阶级、集团利益的。要通过引导利益追求的方向,培养社会主体积极认知法律,增进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坚定社会主义法律信任和法律信仰。

活动的调控机制。法律素质建构活动的调控机制是指通过法制教育活动对活动进行内容、目的、程序、方式方法等加以设计,在活动的实际展开过程中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有效调节控制。法制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会自发生成,而是在司法实践和法制教育活动中由对法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对法的理性认识,最终达到法律信仰之维。因此,为增强对法律认知、法治观念与法律信仰三个维度的紧密有效衔接,就必须通过对法制教育实行目标管理、健全评估反馈体系、强化调控权威等手段来适时对教育活动运行过程加以调控。

大体说来,一般的普通民众更多地不是从法律条文,而是从亲历亲为的司法实践和教育活动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和至上性,去生发法治的意识,去树立法律的信仰。因此,以活动为载体,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深化和升华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知、法治观念的促成、法律信仰的培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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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责任编辑:张俊华]

作者:魏纪林 董 杰

责任公民法律基础论文 篇3:

浅谈依法治国进程中公民法律信仰问题

摘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公民法律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绊脚石。本文以法律信仰作为出发点,通过对法律信仰内涵的解读,分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途径,以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律信仰

作者简介:任奕(1993-),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2014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张宝亚(1960-),男,陕西周至人,西安工程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及其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且主观的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换言之,即作为社会主体的全体公民对于法律的理性把握,同时将此种情感升华后达到对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最高境界。公民的法律信仰表现为对法律的普遍认同、谨慎遵守和自觉运用。

(二)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现实意义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基本治国方略以来,我国大力加强建设法治国家的力度,大量的法律法规颁布出台,各项规章制度日趋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在法律法规日益完备的今天,仍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公民缺乏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需要精神层面的指导又需要制度方面的保证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信仰在赋予法律以权威性的同时,更能激发公民自觉守法用法的积极性。作为依法治国原动力的法律信仰,是公民在面对侵权行为时勇于维权的勇气;是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保护自己的决心;是面对不公时主动监督的态度。

二、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表现

第一,公民对于立法产物陌生。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量的法律法规出台并颁布,使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都达到了“有法可依”局面。然而这种快速推进型的立法所带来的弊端是公民对于大部分法律法规不知晓,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界定违法行为。对于法律强烈的陌生感使得法律信仰的生成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方面的问题。“依法行政”是国家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服务人民时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然而在实际的执法与司法活动中,执法人员将法律和法定职责抛之脑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利于公民建立起法律信仰。

第三,司法不公、腐败等现象严重。司法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在实现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在司法环节存在的不公平、腐败现象等严重摧毁了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及法治社会的构建。

第四,公民守法用法、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强。受到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律被置于道德之下的地位。在做事时将道德作为衡量标准,然而实际生活中有些行为是“合理但不合法的”,最终触犯法律的底限。由于公民对于法律无亲切感导致主动使用法律,利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用“无讼”、“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面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导致法律的实效性难以充分发挥。

(二)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封建特权思想的长期存在,法律信仰无从产生。秦朝时,我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行动唯君命是从,在这样一种高强度的“人治”统治之下,法律无法占据权威地位,因此没有适合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君主自己制定出的法律往往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并未针对臣民的切身利益量身打造,同时传统的“法即刑”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导致公众对于严苛的律法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恐惧,信仰之情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是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又一原因。法律工具主义是强调法律本质及法律功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存在的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具。这种极端的思维观念忽视了法律的内在伦理品质,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等等,彻底将法律世俗化和工具化。更为严重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律工具主义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主流声音。人们因受到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戒,因而无法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再次,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的存在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损害的同时也摧毁了公民对于法律的情感及信仰。在我国当前的各种腐败现象中,司法腐败是人民群众反响最为强烈、意见最大的。法律其自身在没有被遵守和适用的条件下是无法激起公民的信仰及拥护的情感的,只有在得到正确而公正的适用时,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才会被激发生成。然而当前司法环节中频发的司法腐败案件严重损害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更有甚者,在办案过程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严重损害了法律信仰的培育。

最后,普法教育不足是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一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的普法教育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普法宣传主要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宣传普及,忽略了对法律内在伦理品质的宣传。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了解了事物的本质后才能更好地掌握该事物,明了法律条文背后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才能激发起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仰;第二,普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不关注宣传的后期实效,往往事倍功半。常常形成的局面是前期做了较为充分的普法工作,后期不去落实工作是否取得一定成果,不管不问;第三,各地区对于普法的重视程度及法律宣传力度不一,尤其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法工作力度不够,导致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够强,难以实现普法工作的预期效果。

三、培育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过程中,如何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以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第一,健全民主化的政治体制。进一步明确党和政府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依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依宪治国。加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保证其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依法治国,强调公民的主体权利,同时为民主提供一定的法治保障。

第二,清除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普法宣传时着重对法律精神的宣传。受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公民大多认为法律与日常生活无太大关联性,以致于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影响,将法律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等内在精神广为宣传。政府部门可以邀请专家、知名律师等定期走进居民社区开展法律大讲堂,激发公民的法律信仰,从而自觉遵法守法用法。

第三,严格执法,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定期组织执法者对于执法不严反面案例的学习,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时刻警醒自己严格执法。同时,对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者,在追究其自身责任的同时追究其直接上级领导的责任,加大领导对下级人员严格执法的重视。

第四,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关注司法活动公平。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关键一步。司法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司法人员进行定期的考核和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督促他们在办理每一个案件时恪守公平正义原则,不办“关系案”和“人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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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奕 张宝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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