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群体文化产业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文化消费正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牵引着国民经济转型发展。本文以成都为实例，基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当前扩大文化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以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供给以及消费保障为视角，提出了新常态下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文化消费群体文化产业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消费群体文化产业论文 篇1：

资本与消费认同：青少年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文化消费是青少年人之为人的社会化需求，青少年是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选取了武汉市不同层次初、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所拥有的资本和消费认同几个方面，研究了青少年文化消费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选取的396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而文化资本却对其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消费认同也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文化消费；消费认同；文化资本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科院罗沛霖院士就提出[1]，人类进入公元的第三个千年将以完成文化消费产业革命为标志。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已进入了文化产业时代，消费已成为拉动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而作为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后环节的文化消费，更是引导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

青少年时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文化消费是青少年获取精神食粮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消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2]。如何积极培育和引导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途径和对策，就成为了当今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任务。

然而，从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及价值观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持批判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等特点正在取代之前的精英化、主流化、艺术性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审辨和自主能力的缺乏，导致他们追求享乐、审美趣味低俗，呈现出享乐主义、功利化的特点[36]。那么，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织碰撞中，我国青少年作为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且作为独生子女和“富二代”的一批人，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其文化消费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该如何正确引导其文化消费？这些问题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抑制人的想象力、自发性和创造性。而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开始[7]，文化消费则成了人们身份、地位、声望区分的方式，并且确保与正当化了那些奠基于经济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形式。文化消费在后现代主义代表那里找到了出路，他们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在于对文本的消费，而且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制文化[8]。

布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也被广泛用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差异，阶层文化消費品味不仅表现出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特点，而且某种消费文化也意味着消费的阶层特征，而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又同时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群体的符号[910]。

我国在文化消费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的学者司金銮先生在《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一文中认为[11]，“文化消费”作为学术术语的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如果说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更多地是理论层面的探讨，那么我国的文化消费研究除了对文化消费内涵、结构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外，多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消费的差异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发展蓝皮书》，每年都针对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进行宏观研究和分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主持的IMI调查，也是关于中国城市消费者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连续性调查，有助于了解城市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二是不同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也存在着消费结构不合理、内容丰富但质量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当前学界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及青少年的特点分析而作出的个人的主观判断。的确，目前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存在庸俗、搞笑、虚幻等不良现象，并导致该群体缺乏理想、道德滑坡等非主流价值观等危机的出现，但仍需要我们从调查青少年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根据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使用与满足情况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观的引导，从而构建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生力军，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形成主流价值观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消费的相关理论研究

学界对“文化消费”的界定比较多，但达到共识的是承认文化消费是以精神文化商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12]。

关于文化消费的分类，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形式与方法来划分[13]，分为个人文化消费和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按消费形式分）、被动型文化消费和主动型文化消费（按消费方法分）；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型态与层次来划分[14]，分成普及型或大众化的、提高型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有自娱型的文化消费、专业型的文化消费；有的按照目的和功能分成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享受型、社交型、发展型和智力型文化消费等[15]。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以下类型的文化消费：教育扩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三种文化消费。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当今用来分析文化消费行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的不同，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差异，决定了社会阶层的不同，不同的阶层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阶级惯习，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等实践活动的差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由于资本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消费差异[16]。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区分的几种类型资本中的一种，指的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和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体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二是物化资本，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而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 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凭借占有持久的相互认可的或多或少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

经济资本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而来的资本，另一类是个体获得的资本。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所以经济资本主要指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

由于以上三类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文化消费的差异，本文中青少年所拥有的这三类资本也就成为其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王宁认为[17]，人们所选择的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认同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相同而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相同，就要与他者区别开来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青少年通过消费认同来确定自己的归属，将自己与同类和想要区别的另类区别开来。消费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体所属感。不同群体通过序列来加以区别，正因为个人序列感的存在，个体总是希望加入更好的序列，于是便通过融入某个群体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再就是自我感。自我感是通过强调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追求自我感不一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培养一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这样的身份认同不属于群体认同，而是个体认同。

青少年通过外界环境比如大众传媒来构想自己的消费图式，即在消费的时候，心理上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这种认同又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

（二）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因此，在探讨其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多是借鉴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即两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层面说等。

两因素论将影响因素归于消费者内部和消费者外部，称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朱伟以此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微观因素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18]。发现个人特征、大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大学生消费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观念对文化消费都有重要影响。三因素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市场营销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四层面说则分别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四个层面。陈雷，张莹从收入水平、文化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消费者自费以及工作时间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文化消费的影响[19]。

本文主要考察青少年个人因素的影响，且不局限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方面，尤其重点考察其拥有的资本差异的影响，以及心理层面如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并结合以上相关文献研究和定性访谈，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4：青少年的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即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一般而言， 青少年时期主要对应于中学阶段， 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 为此， 我们在武汉市范围内对中学生（ 包括初中、高中） 的文化消费状况做了抽样调查。首先采取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不同层次初、高中随机抽取了三所学校，在这三所学校中分别选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一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填答（初三和高三毕业班不考虑），调查于2017年1月进行，共发出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4%。

（二）样本的测量

在本问卷量表中，除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中的少量变量外，其余研究变量统一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计分从1到5逐步递增。

（1）文化消费。从教育发展型、休闲娱乐型、交友或人际交往等方面考察。量表包括“提升修养和能力”、“有更多共同话题”、“消遣打发时间”等9个方面的题项。

（2）文化资本。根据文化资本的分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体化资本包括“当同学间有矛盾时我能很好地解决”、“ 除了普通话，我还会其它地方方言”等4个题项；物化资本包括“从小爸妈就给我买了很多各类书籍”、“ 我们家经常订阅或购买一些报刊”、“ 我们家能随时上网”和“我们家能收看数字电视”4个题项；机构资本包括“我有一些才艺表演获奖证书或奖杯”、“ 我获得过英语、数学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和“我有一些科普知識竞赛类获奖证书”3个题项。

（3）社会资本。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个体所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二是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在社会中受到的尊重、被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量表包括一个5级量表题和一个判断题项共9个题项，其中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很受老师的重视”、“ 在同学当中很有威信”、“ 平时同学们很关心我”、“ 有一群很合得来的朋友”、“ 老师会放心让我处理班上事务”和“我总能很好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6个题项；个体所能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等包括“我的爸妈自已有能力解决”、“ 我的爸妈朋友很多，他们帮忙解决”、“ 我们家有很富有的亲戚，他们帮忙解决”和“我的爸妈单位能帮忙解决”共4个题项。

（4）经济资本。在本研究中，经济资本由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主要包括“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每周零花钱”2个题项。

（5）消费认同。从两个方面来测量，量表包括“我的好朋友经济条件都和我差不多”，“ 我不喜欢和比我富有的同学一起玩耍”，“ 我和好朋友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消费爱好”，“ 我认为文化消费应当与我的经济实力相符”，“ 购买文化产品应该体现自己与同学的不同之处”，“ 购买文化产品应使自己在班上与众不同”，“ 购买文化产品是为了使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面子”，以及“ 消费流行文化产品会使我和同学们交流时更自信”等8个题项。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评估

在本研究中，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衡量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将主要变量进行可靠性分析，所统计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2，大于可以接受的0.7的标准，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文化消费”的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55，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3.91%。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三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教育发展型”、“交友型”、“休闲娱乐型”。解释方差为70.15%对“文化资本”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经常去网吧”、“订阅报刊”和“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三个题项在所有因子的负荷量都小于0.5，故删除此三项，再对余下的11个题项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KMO值为0.70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1.87%。

通过对题项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把因子2和因子4合并为一个因子，主要考察人际交往技巧、语言和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等，符合前面体化资本界定的外延。因子1和因子3保持不变，分别代表机构资本和物化资本。

将“社会资本”的两个题目中的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因子分析KMO值为0.77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累计解释方差为52.68%。共提炼出两个公共因子，且没有一个题项需要删除，与之前对社会资本中概念化定义中的维度完全一致，即一个公共因子很好地解释了青少年自身所得到的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间的社会支持，另一个是来自亲戚等社会的支持。

对“消费认同”进行因子分析，可知KMO值为0.755，累计方差为53.91%。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通过旋转因子载荷后，两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群体所属感”和“自我感”。

以上主要潜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设计思路相吻合，显示测量具有较佳的建构效度。

（二）数据统计分析

为了探寻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本文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消费认同等作为自变量，将性别、人口数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其中，在定义年级时，将初一、初二归为初中组，赋值“0”，高一、高二归为高中组，赋值为“1”，将文化消费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要进行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是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线性关系的一个统计概念。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则说明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几个自变量就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很小，则说明自变量是不同的指标，这几个自变量就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但各个自变量都不显著，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由表1可知，整体模型显著，且自变量也显著，再结合容许度（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和方差膨胀因子（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等结果可知该多元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情况很好，该模型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1.模型解释力。以文化消费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用上述变量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可以解释21.4%的原因。表明在本研究中，“消费认同”、“年级”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用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尽管还需要挖掘其它变量来解释剩下的原因，但该模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2.假设检验。由表1可知，对青少年文化消费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按照标准化回归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不同年级（0.280）、消费认同（0.278）、文化资本（0.117）。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年级会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高年级组显得比低年级组更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越易进行文化消费。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性别”和“人口数”等对文化消费影响不显著。H1“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与H4“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成立；而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和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情况，将文化消费中的“教育發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显示，该模型更适用于对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的解释（R2=0.264），对于解释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不太理想（R2=0.052）。其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微弱影响因素，而“文化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年级”则影响青少年的交友型文化消费；“社会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级别”影响青少年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

五、结 论

本文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实证研究了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若干影响因素。以往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研究大多是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消费情况进行的主观推理分析，显得主观色彩过强，而本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这些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上，以期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

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消费认同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解释力仅略次于不同年级的解释力，且在交友型文化消费中，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在所有自变量中最高。证明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显著影响其文化消费行为。

消费是人们建立、维持和沟通社会身份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社会群体，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青少年处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逐渐构建自身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而文化消费则是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其心理上产生的消费认同则自然影响到其文化消费行为。在本研究中，实证研究结果支撑了这一观点。

青少年试图构建的群体差异和自我感决定了其在交友和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差异。为了结识更多的朋友或是为了和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中，此心理导致其更多地进行文化消费，并且更多地选择休闲娱樂型的文化消费。

第二，青少年的文化资本导致更多的文化消费。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是青少年进行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青少年已有的文化资本越丰富，越会积极地进行文化消费。文化资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体化资本、物化资本和机构资本。青少年通过文化消费获得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以及其它语言等能力，也较多地获得一些机构资本如各种奖励等，这些资本会进一步促使青少年进行更多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消费。文化资本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扩展型和交友型文化消费起作用。

第三，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陈雷，张莹的研究发现[19]，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对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没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且无论是教育发展型消费还是交友型或是休闲娱乐型都不受其影响。一方面，青少年是特殊群体，尚不具有独立提升经济资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消费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消费已成为一项必要开支，不会因为其经济收入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在问卷形成前期的访谈中，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并非很好的孩子在说到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时，家庭会想方设法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消费。

第四，初、高中生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并无差异，而高中生较初中生更多地进行交友和休闲娱乐文化消费。

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唯一作用显著的是“年级”这一因素。从分组来看，初、高中生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方面没有区别，而在交友型文化消费，尤其是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方面，高中生都要比初中生更加积极。这与高中生社会化过程中交友和休闲娱乐需要的增加是相一致的，社会应提供有益的休闲娱乐方面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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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 雷，张 莹.城镇文化消费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1）：5.

（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铁翠香谢俊丽

文化消费群体文化产业论文 篇2：

文化消费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要] 新常态下文化消费正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牵引着国民经济转型发展。本文以成都为实例，基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当前扩大文化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以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供给以及消费保障为视角，提出了新常态下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文化消费 经济增长 新常态 成都市

[作者简介] 眭海霞（1979 — ），女，山西昔阳人，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陈俊江（1976 —），四川眉山人，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文化消费作为大众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关系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也关系着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牵引着国民经济转型发展。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业态创新，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这为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南。本文以成都市为实例，研究探索扩大文化消费的诸多问题，以探索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一、成都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

（一）文化消费支出总量稳步增长，但增速波动较大

党的十六大以来，成都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四川省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全市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成都统计年鉴》（2015）数据显示，2002～2014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总量保持稳步增长，由2002年的74.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99亿元，增长了近3倍，年均增速达12.3%。然而，文化消费支出增速出现较大波动，其中2011～2014年文化消费支出年均增速在2002～2014年中处于较低的水平（见图1）。

（二）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拉大，但差距增速下降

2002～2014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差距由49.8亿元逐渐加大至226.2亿元，差距增长了3.2倍，差距年均增长率为12.8%；然而，2011～2014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增速明显下降，低于差距年均增速（见图2）。

（三）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偏低

2002～2014年，全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微降，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比每年都低于城镇文化消费支出占比2.6～7.5个百分点（见图3）。虽然至2010年跌入低谷以来，全市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比连续4年逐年攀升，总共增长3.2个百分点，但仍低于2002～2006年的水平。这充分说明，成都市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教育消费支出比重呈明显下降态势

2002～2014年，成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的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均呈增长态势，但是文化娱乐用品支出和教育支出所占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其中，教育支出比重下降幅度更显著，由2002年的55.7%下降到2014年31.0%。相应地，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重呈明显上升态势，由2002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49.6%，逐渐超过教育支出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重（见图4）。

测算结果表明，成都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全市生产总值增长大约1.32个百分点。其中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分别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约1.58、2.09和1个百分点。

二、成都扩大文化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文化消费需求的直接动因。近年来，随着成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价格相对较稳定的基础上，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也逐步增长。但与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历史文化名城相比较，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因此文化消费水平也相对偏低（见表1）。

（二）文化产业发展不足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文化消费供给的主导因素。近年来，成都大力实施创新发展、融合发展与特色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文化产业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文化产业尚未成为支柱性产业，文化企业竞争实力不强，体制机制不顺畅，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深度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成都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持续发展。

（三）居民受教育水平滞后

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城乡居民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对文化的审美能力往往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因此对文化消费的领域更广、数量更多，能够形成新的文化消费热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常住人口中大学及以上程度人口占比为16.67%，较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9.43个百分点，但与北京（31.50%）、南京（26.12%）、西安（22.01%）等城市相比较，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成都市文化消费水平相对落后。

（四）文化消费政策亟待完善

政策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消费需求和供给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近年来，成都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和实施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意见》、《成都市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成都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4-2020）》。但为提高成都文化消费水平，亟须进一步出台、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解决成都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和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问题，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三、新常态下扩大文化消费和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消费能力视角：提高居民文化购买力水平

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而言，一是要通过促进就业，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方面的难题。继续深化实施优先就业战略，通过扶持小微企业、健全失业防范和调控机制等措施，降低城镇失业率；同时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完善创新创业投融资机制，提升创新创业服务水平。二是要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与收入分配机制。职工工资的增长，既要反映市场供求情况，又要与单位效益以及个人效益相联系，形成科技成果参与收益分配的长效机制。三是要继续提高全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适当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和基本医疗保险水平，逐步提高退休养老金水平以及最低生活标准，从整体上提高城镇居民的购买能力。四是要正确引导居民投融资，拓展多元化的增收渠道，使可转换公司债券、银行次级债券以及私募基金产品等都成为城镇居民投资增收的工具。对农村居民而言，一是要在农业内部挖掘潜力，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大规模推广农村实用技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二是要加大力度推动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互动发展，使农村居民的经营向上下产业链延伸，扩大农业收益增加的空间。三是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成都新型城镇化，分步骤、分阶段有序引导农民转移就业和创业，维护农民工权益，增加进城农民劳动收入。四是要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和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明晰产权，完善抵押物的处置机制，保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2. 降低物质生活成本和文化消费成本。要逐步建立健全覆盖成都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常住人口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进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消化难题，从而降低物质生活消费对文化消费的挤占效应；要继续推进社会福利制度和救助制度改革，通过减轻税收负担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社会福利事业，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物质生活成本；对文化生产和服务类企业进行税收优惠、补贴等，促使企业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对中低收入群体及学生进行文化消费补贴、减免费用，进一步释放文化消费潜力。

（二）消费意愿视角：正确引导居民文化消费

1. 培育居民文化消费理念。通过多元化手段进行文化主题宣传和互动式宣传，编制和发放全市和各区县的文化消费指南，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氛围，引导城乡居民形成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理念；鼓励出版、广播影视、演艺、艺术品、数字动漫等企业到社区和各单位开展文化消费活动，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鼓励各社区、各种体制的单位组织开展书法、绘画、棋类、球类等健康文体娱乐活动，积极为社区成员和单位职工丰富业余生活、陶冶情操、培养文化兴趣爱好营造良好环境。

2. 引导文化消费转型升级。积极开展文化专业知识教育培训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文化鉴赏水平，从整体上提升成都城乡居民的综合素质，提振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引导城乡居民重塑文化消费理念，由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转移到发展型、智力型文化消费（例如教育消费）；在社交型文化消费方面，倡导文明简朴新风，遏制人情消费、跟风消费以及铺张消费等非理性、不健康消费现象。

（三）消费供给视角：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1. 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形成由市场决定、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搭建面向全市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二是推动形成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常态。充分把握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实施科技带动战略，构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继续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体资源，深化文化产业与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丰富新兴文化业态；优先扶持融合发展的文化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型文化骨干企业，鼓励和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壮大成为骨干企业。三是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按照公平与效率原则，延续和规范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及时完善和更新不符合实际的旧政策，探索和制定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政策，妥善处理各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关系。

2. 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一是满足基本文化需求和个性文化需求。通过“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成都国际熊猫灯会”、“武侯祠大庙会”、“人日游草堂”、“金沙太阳节”、“成都美食节”等品牌活动，促进大众文化消费，坚持让大众文化唱主角。兼顾区域文化差异，继续开展“一县一品、一村一特”文体活动；同时构建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市场，满足高品质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需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和提供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无息、低息以及可分期付款的信贷产品，活跃文化消费市场，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在文化消费需求。二是创新文化产品供给。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上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鼓励数字文化产品研发生产；在营销上开拓低成本的数字化新型流通渠道，以创新供给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带动新的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推动文化消费升级；积极开展文化市场调研，不断挖掘市场新需求，以此推动供给再创新，构建供给升级与消费升级相互提振的新格局。三是优化文化消费结构，推动教育消费升级。加强对教育消费市场的检测、预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给比例；加大对教育类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以“更求知、更互动、更数字化”的新理念，助推培训项目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教育培训项目，用新产品、新理念助力成都教育市场打开新的消费格局。

（四）消费保障视角：抓好文化消费软硬环境建设

1. 积极支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推进全市已有公共文化项目的改建扩建，规划新建一批公共文化项目。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改进政府筹资、用资方式，建立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借鉴北京市促进文化消费的做法，对于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的文化消费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可根据项目规模、质量和功能，申请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同时，加强公共管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与数字化，扩大文化服务与管理的社会影响力。

2.规范文化消费市场。完善维权机制，加强对文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市场公平竞争，健全完善有利于文化创意和设计发展的产权制度；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正确引导市场定价，逐步建立由文化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定价机制和调价机制；构建文化消费市场监测、管理与评价体系，为准确掌握全市文化消费状况、防范社会舆情风险、维护公平交易和诚实守信的文化市场秩序、研究制定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增长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 2016-3-18（1）.

[2] 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成都市统计学会.成都统计年鉴（2015）[J].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3] 余梦秋.成都市文化产业呈现的新特点及其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A]. 《成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成都城市发展报告（2013—2014年）[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343-344.

[4] 万众颖.中国文化消费区域分布研究[A].中国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消费报告 （2014）[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2.

[5] 陈锡文.六大措施提高农民收入 让有条件农民落户城镇[EB/OL]. （2016-01-28）.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5391.html.

Case Study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s New Economic Engine

Sui Haixia， Chen Junjiang

（ Chengdu Academ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0072 ）

（收稿日期：2016-05-21 责任编辑：垠 喜）

作者：眭海霞 陈俊江

文化消费群体文化产业论文 篇3：

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分析

【摘要】文化消费水平是城市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本文从影响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因素入手，结合调研结果，对沈阳城市文化消费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加以分析，从而对影响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探讨提升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路径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文化消费 影响因素 发展瓶颈 消费能力

2011年12月，辽宁省委正式确定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的“时间表”：到2015年，为建成文化强省打下基础；202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省，走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前列。沈阳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在辽宁省文化建设攻坚战中责无旁贷。文化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态势的重要标尺，在推动辽宁省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这一时间节点，就影响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原因进行分析，进而为探讨突破瓶颈的途径指明方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因素

文化消费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习俗。既受消费个体差异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地域、民族等消费大环境同质性因素的影响。

（一）积极的文化消费意愿是提升文化消费的内在动因

“需要”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力。人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消费意愿引导着文化消费市场的走向，构成提升文化消费的内在动因。追根溯源，文化消费意愿源自人类自身发展的多层次的需求。恩格斯认为，人有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不同需求。马斯洛则更为具体地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几个层级。可以说文化消费是人类进步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必然需求，而且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提升文化消费的群体意愿会更为凸显。同时，受到个人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文化艺术修养、消费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文化消费意愿又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二）稳定提高的居民收入是提升文化消费的物质基础

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消费意愿只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可能，但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就无法将“可能”变为“现实”，因此“文化消费”离不开居民收入这一物质支撑。只不过“文化消费”属于一种特殊意义的消费活动，涵盖文化与经济两个领域，是基于“人对物”又超出“人对物”的消耗的高层次消费。文化消费具有弹性特征，即当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时，文化消费就会被压缩；而当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时，文化消费就会膨胀。因此，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收入得到稳定提高的前提下，文化消费的提升才有实现的物质基础。在我国，文化消费的整体态势体现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高于城乡的特点。

（三）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是提升文化消费的源头之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产品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与载体，产品的价格、数量、形式、质量、内涵等关系到文化消费是否能实现，并与消费主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主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因此文化产品肩挑两头：一方面要与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相对接；另一方面要对居民文化消费走向加以引导。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还能提高消费者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科学知识水平，进而陶冶情操，提升消费主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能否“盘活”文化消费“这渠水”，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打造及宣传不可忽视。

（四）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提升文化消费的平台

文化消费是在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消费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每个消费者都根植于一定的文化环境土壤中，其价值观念、消费心理、消费行为等，必然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不同的消费环境又会孕育出不同的消费理念，养成不同的消费习惯，形成不同的消费习俗，从而以无声“浸润”的方式，对文化消费施加无形却巨大的影响。

二、沈阳城市文化消费之“怪现象”

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它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时又能通过拉动居民文化消费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沈阳是副省级省会城市，是目前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2013年沈阳市政府又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悠远的历史渊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令人瞩目的城市规模和产业基础以及多元的城市文化，构成沈阳特有的文化发展潜力。如何将“潜在力”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文化消费是拉动沈阳文化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一环。

但近几年沈阳城市文化消费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为解沈阳市居民文化消费的基本情况，我们做了相关调研和问卷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20份，覆盖沈阳市六大区，问卷发放途径以学校和社区为主，以企事业单位为辅，被调查对象有学生、非被调查学生家长、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沈阳城市文化消费存在以下问题：

（一）文化资源丰富，但未孕育出理想的消费活力

沈阳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清朝发祥地，沈阳自然环境优美，如今东有棋盘山风景区、南有浑河生态廊道、北有辽河七星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布局，令这座曾经的重工业城市显现别样的柔情。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更是聚合了各类传统和现代的社会文化资源：历史遗迹（新乐文化、清文化）、名人遗址（张学良、周恩来）、艺术团体（京剧院、评剧院、交响乐团、话剧团、芭蕾舞团、歌舞团、曲艺团、杂技团等）、艺术院校（鲁美、沈音）、博物馆、科学宫、剧院、媒体（广播、电视、出版社）均汇聚于此。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说为沈阳的文化消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沈阳居民的文化消费却并未能呈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茁长之势。

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如果有外地亲朋来您家作客，您会选择带他去哪里”的问题，共给出覆盖历史遗迹；自然生态景观；博物馆、图书馆、展馆、剧院；休闲娱乐、餐饮、购物场所等共50个选项。统计结果显示，排名前十的有：沈阳故宫（49.1%）、棋盘山（33.8%）世博园（30.3%）、昭陵（27.8%）、沈阳张氏帅府（24.4%）、滑雪场（棋盘山、东北亚、白清寨）（21.6%）、浑河生态廊道（鸟岛、五里河公园、沈水湾公园、浑河西峡谷）（21.3%）、“九·一八”历史博物馆（21.3%）、福陵（20.6%）、方特欢乐世界（17.2%）。位居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宫两陵”全部入围，但即便是位列第1的故宫，占比也未超过半数。博物馆、图书馆、展馆中除排名第8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多集中在10-30名区间，其中排名较高的为奥体中心，位列第12，占比为12.9%。用于观赏文艺演出的辽宁大剧院和新近投入使用的盛京大剧院排名分列第21和第14，占比分别为7.2%和10.9%。而与抗战和抗美援朝等战争记忆相关的纪念馆所、建筑；部分博物馆（沈阳铸造、金融、蒸汽机车等）；宗教民俗文化场所等则多集中在第30-50名区间，排名靠后，占比均未超过5%。

在2008-2009年期间，沈阳的文化消费市场曾出现逆势增长的喜人态势，2009年4月22 日的《光明日报》题为“文化消费成沈阳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文章就此做过报道。但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中心城市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中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文化教育消费总量增长19.84%，沈阳市出现总量负增长7.18%的情况，“极显著”低于全国增幅27.02个百分点。在2011年城市横向测评中沈阳的景气评价排行结果是第10位；在自身纵向测评中，2005～2011年景气指数处于第9位，2010～2011年景气指数处于第33位。文化消费总量增长速度的减缓和景气排名的下跌都显现出沈阳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提升乏力的问题。[1]

（二）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但对居民文化消费的拉动效果不理想

为推动产业文化的发展，沈阳经过十余年持续投入建设，“一轴、两翼、三中心、四大集聚区、五大交易市场”的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已基本建成。沈阳市还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目标，以重大项目为牵动，建成一批公共文化设施，并投入使用。截至2014年年底，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19个，文化馆15个，剧场10家，拥有各级各类博物馆40个。同时，沈阳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能力上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2010年沈阳市开始启动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沈阳市文广局积极组织免费艺术培训和惠民演出。通过惠民工程整合全市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以艺术大众化的方式，激发沈阳居民的文化消费热情，提高沈阳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

从明确的市政规划，到扎实的硬件建设，再到不断完善中的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沈阳市政府对城市文化建设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从调查结果看，这些举措对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的带动力并不明显。

问卷中设计了一道“您节假日如何安排”的多选题。调经统计得出：占比在50%以上的是旅游（76.3%）、聚会（62.2%）、玩电脑或看电视（45.6%）。占比在30%～50%的分别是读书（45.6%）、影院观影（44.1%）、购物（43.8%）和健身（33.1%）。占比不足30%的是参观博物馆（23.1%）、剧院或场馆观看文艺演出（16.6%）及参加节日民俗活动（12.1%）。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节假日的消费倾向以娱乐休闲享受型消费为主，对自然文化资源的消费要远远高出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消费，而发展型文化消费占比多不足30%，博物馆、剧院、场馆的文化消费占比排名都相当靠后。此外，通过对部分受调查人的采访发现，即便是排名靠前的棋盘山（第2），消费满意度也不是很高。受访人普遍认为棋盘山虽是一个成熟的景区，依山傍水，不仅风景秀美，而且坐拥冰川动物园、关东影视城等景点，冬天更有冰灯展、滑雪场彰显冰雪文化的魅力。但景区在设计、开发、管理、运营上尚不能成为沈阳一张打得响的城市名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排名第7的浑河生态廊道，因环境优美，占据地缘优势，成为沈城百姓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但因以公益服务功能为主，配套消费项目开发不到位，并未由此带动更深层的文化消费。

在2015年2月5日的新华网上有一篇名为昔日“‘长子’临开发难沈阳文化产业园区在全国‘噤声’”的文章。由“昔日的共和国‘长子’沈阳，目前仅有一家文化类园区”切入话题，并结合沈阳“咖啡屋”、“呐喊书店”的“失守”和声噪一时的《球报》的“滑铁卢”遭遇，发出“沈阳这个常住人口达825.7万人的东北省会城市，却几近成为新一个‘文化沙漠’城”的感慨。尽管依据未免片面，结论未免武断，但所言却能从一个角度映射沈阳文化消费市场存在的堪忧现象。

三、影响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

资源基础、硬件保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具备，提升沈阳文化消费水平所欠东风到底为何？经过调研，我们认为沈阳市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不足是影响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消费能力应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上体现为人的购买能力，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精神上体现为享用能力，与居民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兴趣爱好有关。

（一）沈阳城市文化丰而不厚消减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

沈阳的历史不能不说悠久，沈阳的资源不能不说丰富，但沈阳的城市文化底蕴却丰而不厚。说沈阳的城市文化丰而不厚原因有二：一是城市文化传承不足，出现断层。虽为清王朝的发祥地，但在汉文化大一统的今天，满文化影响微弱，“清风”难寻；虽曾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工业重镇之一，贵为“共和国长子”，但工业文化曾经的辉煌如今已不再，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改制带来的震荡余痛未消。这些因素导致一些居民存在文化认同感不高和城市归属感不强的心理。而城市文化消费又是根植于区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文化消费过程中，人们必然要关注文化产品的内涵，进而关注由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所带来的个人品位的展现，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情感上的满足。这也许能从一定角度解释为什么一些居民对沈阳城市文化较为淡薄的原因。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消费观念、消费习俗必然会一定程度上消减居民的文化消费热情和意愿。

（二）经济发展下行压力拉低居民文化消费实现指数

文化消费活动是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其发展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尽管励精图治，但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的振兴之路仍“漫漫其修远”。2014年辽宁省内城市人均GDP排名，作为省会城市的沈阳仅位列第三。2015年8月20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31个省份上半年GDP数据中，辽宁以2.6%的增速垫底。可见，沈阳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仍相当大。而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必然会影响居民收入的稳定提升，而这又会拉高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当前消费，尤其会影响到为满足非生存需要的文化消费的实现指数。

总之，文化消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涉及个体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习惯、居民购买力、文化产品质量、文化市场氛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体系的构建及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引导等等。但制约沈阳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瓶颈，核心问题就是居民文化消费能力不足。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享受者、传播者；文化反过来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与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文化消费需在人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只有弄清影响文化消费水平的因素，找准制约沈阳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才能为进一步探讨提升沈阳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路径找到方向。

参考文献

[1]王亚南，高书生主编；魏海燕，刘婷副主编.中国中心城市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2.

2013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扩大辽宁文化消费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3BWJ013）。

作者简介：卢振杰（1970-），女，汉族，山东青岛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

作者：卢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