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与律师关系法律论文

〔摘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需控、辩、审三方共同努力，其重点是优化控、辩、审三方的互动关系。从刑事诉讼构造论来看，辩方与审方之间应当是“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关系，不应存在不理性冲突与不和谐对抗现象。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辩审关系”偏离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偏离，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偏离，部分法官与律师自身角色定位的偏离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官与律师关系法律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官与律师关系法律论文 篇1：

也谈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摘要：法官与律师，既不是“冤家”也不是“亲家”，而是同为法律人的“本家”，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应当筑起“高墙”、铺设“隔离带”，架设“高压钱”，而是应当建立平等、尊重、互信、共荣的和谐共处的法律关系和工作关系。

关键词:法官 律师 关系

先从几起真实案例说起。

不久前，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法院，一名洪姓法官因不满一名何姓律师在庭审笔录上的“改动”，竟命令法警用手铐将这名律师铐在法院的篮球架上。面对庄严的国徽，这位律师的诘问振聋发聩：法官凭什么“铐押”一名律师？ 云南律师被铐事件，引起了全国律师协会高度关注，迅速向云南省律协了解事情经过，并委托云南律协看望当事律师，希望云南律协向有关部门反映，与有关部门沟通，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执业权利。此事，在云南省高院的介入下，澄江县法院及那位洪姓法官已经向当事律师“真诚”道歉。尽管还尚不如意，但此事也就这样告一段落。

又有，2006年3月发生在天津的南开区法院“法官打律师”事件，北京王姓律师在代理一房地产案件时，被该院法官殴打。闹得沸沸扬扬，北京律协闻讯，及时通过相关部门沟通和过问此事，表达律师维权。

平民百姓纷纷自问，律师和法官怎么打起来了？

反之，法官与律师好过了头。就有武汉法官被抓，律师同台亮相。不是前面讲得打起来，倒是利益“哥们”并追究。原因根在利益共享。

好的进班房，打的受处分，这些法官与律师不和谐现象，被媒体吵，屡见报端、屡见影视。被百姓论，网络之上如火如荼。如此等等，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法律的尊严，败坏了司法的严肃性，损害了裁判的公信力，破坏了司法公正。

“好”不行，打不妥，法官律师如何相处呢？

一、律师、法官，原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法官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查看法律可见，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均是以法律为生的职业群体。可以说同为法律人。虽法官行使的是审判权，律师行使的是代理辩护权，但是“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本质和内涵是一致的。法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与正义，“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就是要达到“三个维护”。要达到“三个维护”，就必须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和“全心全意”按照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去“服务”。二者殊出同归，都是社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司法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二大职业群体。之不过，法官 “在朝”，而律师“在野”而已。

所以，我们二者是一家人，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为了同一个法治的共同努力的一家人。我们本不应该出现相斗的不和谐现象。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还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还特别规定：“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律师应当自觉遵守法庭规则，尊重法官权威，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既然要相互尊重，就不应出现“煮豆燃豆畦、豆在腹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相残的局面。

二、为什么“一家人”，时又摩擦出不和谐音符呢？

既然同为法律人，为何法官与律师，各自为战，互不尊重？为什么会形成“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为什么一些律师和法官之间会发生严重对立冲突？甚至发生法官驱逐律师或者非法扣押律师的事件？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

“法律是不说话的法官，而法官则是活着的法律”、 “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这些深入民众的法谚，道出了法律是抽象的，法官是具体的，法官是法律的化身，法官是法律的帝王，代表的是正义。律师对法官之尊重，乃对法律之尊重，因此律师对法律的尊重，着重体现在对法官的尊重。可是正就有法官把自己真就当成了“帝王”高高在上，胡三和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傲慢之极。律师越敬，法官还越调腚。时常在公众场合说：“什么绿屎（律师），狗屎，都不如我好使”，充分表示出他的权威。即使律师正常的依法发言等执业活动，都受到刁难。诸如刑事辩护的在法庭上，不让或打断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有意无意地限制律师的辩护权，根本听不进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有的连辩护词都不看.更有甚者，连辩护人的名字都忘了署在文书上，使辩护人无法向当事人及其家属交代。再有严重点的，就是权利寻租，对干启不发者，点播不行，直接干脆索要财物，还有拿了财物也不办事，出尔反尔。在法庭上对着当事人，公开评价委托律师人品和水平等等。律师也是有人格的，不能总当孙子的份，弯腰累了，也得直直腰。于是时有和法官产生摩擦。往往都是执业司法环境不好。哪有律师没事找茬，去欺负法官的。

在个案中，律师通过智慧和技巧，将复杂的法律简单化，将难懂的法律通俗化，将呆板的法律人性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法律、讲情、说透，获得当事人的认可，最重要的是法官的认同，得出公正的裁判。对法官审判而言，有利于兼听则明。对案件调解而言，法官理应清楚律师积极化解的作用。从个案角度及宏观角度，律师均应当得到尊重。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司法礼遇，原本心存善良的律师也难免心怀怨恨，不免对败诉判决，很少能从法律层面予以理解、审视，而是在当事人面前，诟病法官“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言必谈司法腐败、司法不公。

面对不良司法环境，双方相互诟病，推卸责任。当然这种诟病是在一种私下的语境下的，公开的表达往往大相径庭。不管怎样，诟病影响到律师的形象和美誉度，同样影响到法官的形象，有损司法权威，司法公正。

三、防止司法腐败，建立律师和法官之间的“高墙”，何须不让交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还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重点突出要在法官和律师之间构筑一条“隔离带”，来约束和规制”法官与律师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舆论借以大谈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要“远”，法律要离人民群众更“近”。作为律师，我们认为，该《规范》无疑完全正确，要打造司法权威，十分有必要规范二者的行为，使之完全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但是，同时我们也认为，要做到《规范》中要求律师和法官不交往。实属不可能。并且该一《规范》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误解，只要法官和律师交往就是不好的。其实，“法官和律师不是不能见面、交流，而要看他们如何互动。” 浙江省高院院长、省法官协会会长齐奇如此解释，这和社会上有志之士均有同感。法官工作时没有亲情和朋友，面对的只是当事人，律师只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律师的职责法律有明文规定，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违法办事，自守本份，准则就是在案件上与律师的交往，仅是法律关系和工作关系为限。除去案件之外，非工作关系之时，我们可以是志趣相同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自驾游，我们也可以一起吃烧烤。

正当交往决不是司法腐败根源。根源还在于金钱利益之诱惑大于对司法的畏惧，继而使天平倾斜。

四、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建立法官与律师正常相处的和谐关系。

《法制日报周末》记者专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时，他讲到：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律师都不尊重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就无法指望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

尊重法官，具体讲，律师应客观面对判决。如果官司输了，不要把责任都推到法官身上，更不要随便诋毁法官，对承办法官评头论足，甚至发表不当言论。如果真有证据证明法官确实有枉法裁判、贪污贿赂、违反程序、剥夺诉权等违法违纪行为，律师就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何苦姑息养奸。让害群之马逍遥法外。但这要求我们律师得有些勇气，预先想到是否还在业内执业了。尊重法官，还要不以利益为诱饵，不做猫腻之事。以人格和专业知识赢得案件的胜诉。

作为法官，也应对律师执业活动和专业意见予以充分尊重。既要尊重律师执业方面的正当权利，也要尊重律师的专业意见，更要尊重律师的人格尊严。法官不得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将其轰出法庭，甚至非法扣押律师。也不得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不予以认真分析、评价和听取。“不公正的司法不一定是不廉洁的司法，但不廉洁的司法肯定是不公正的司法。”

要保证司法公正，法官更要不权力寻租，不向律师索取利益。

法官与律师都是人，都是独立人格者，是平等的，真理也平等地在追求者手中，只是分工不同，社会角色相异。所以，我们强调法官与律师应该在尊重、合法、独立、和善的原则上相处，律师与法官之间，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底线，不违反原则情况下，正常的和谐相处。

真如一作家所说“唯有内心真正达到和谐，才有静心，也有深情；才有相守，又有自由。内心和谐是一种力量，难不倒、夸不倒、诱不倒”。律师法官同是法律人，都应有这一份内心和谐。

作者：回宝刚 回想

法官与律师关系法律论文 篇2：

法律职业共同体视域下“辩审关系”的偏离与构建

〔摘要〕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需控、辩、审三方共同努力，其重点是优化控、辩、审三方的互动关系。从刑事诉讼构造论来看，辩方与审方之间应当是“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关系，不应存在不理性冲突与不和谐对抗现象。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辩审关系”偏离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偏离，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偏离，部分法官与律师自身角色定位的偏离等。因此，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回归辩审双方的角色定位，互相尊重，坚定法律信仰，加强辩审双方的相互监督，切实维护诉讼人的权益，确保程序正义、司法公正。

〔关键词〕 法律职业共同体;“辩审关系”;偏离;构建

〔

法律职业共同体不是法律人的机械聚合，而是基于共同的法律语言、思维、价值、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性聚合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承担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责任和使命，其成员的凝聚力是法治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标尺，也彰显着新时代法律人的担当。按照现代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在刑事诉讼中，审判者应遵循中立原则，与控辩双方均应保持一定的距离〔1〕。也就是说，审判方以中立主体身份参与诉讼活动，兼听控辩双方意见，维持“正三角形”诉讼结构的稳定，理应不会出现与任何一方产生冲突的征象。但目前在个别区域还存在“辩审关系”发生偏离现象，辩护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法治事业的坚实推进力量，其中“辩审关系”特别是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偏离将会消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影响整个司法环境和法治建设。由此，探究“辩审关系”偏离的原因，促使“辩审关系”回归正轨，是目前学界和实践中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辩审关系”偏离及其表现

（一）“辩审关系”偏离

刑事诉讼构造论是刑事司法乃至整个刑事法律的重要研究领域。陈瑞华教授在刑事诉讼构造论中提出：一是横向构造，也就是控辩审三方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具体诉讼阶段上的法律关系;二是纵向构造，也就是侦查、起诉和裁判机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关系〔2〕。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其都体现出了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地位和互动关系。“辩审关系”是指辩护方（主要是律师）和审判方的关系，辩审冲突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方与审判方的对立冲突，主要是指辩护律师与主审法官的冲突这一现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自1996年到2012年，辩方逐渐从制度上获得了与控方趋向平等抗衡的力量，天生不平等的控辩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矫正，平等的控辩关系使得控辩审之间的“正三角形”诉讼结构保持稳定。实际上，辩审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是司法规律的体现，可以有效地实现相互监督和制约。但是辩审之间有时会出现不和谐因素，导致诉讼结构面临危机，特别是在个别地方还会出现部分律师绕开控方的控诉，将抗辩矛头直接指向法官，庭前、庭中、庭后与法官产生一定的冲突，这种现象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克服。

（二）“辩审关系”偏离的表现类型

1.庭前——歧视性“安检”。“安检门”是法律文明的标志，体现着尊重司法礼仪、注重规则公平、加强权利保障、强化平等理念的要求。在“安检门”问题上，个别法院对检察院和辩护律师给予了不同的对待，律师需要经过多重“安检”程序而检察院很少进行“安检”，由此在“入门”问题上律师和检察院便产生了隔阂。个别法院进行“安检”的做法，有歧视或者偏袒其中一方的表征，从而使得律师在未进入庭审程序前就与法院或法官产生了心理上的不愉快，极易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情感上的疏离，进而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律师的庭审对抗方向。

2.庭中——法官与律师的博弈。一方面，律师“闹庭”。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和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将律师在庭审中“不当行使庭审中的程序异议权”与“侵犯或挑战法官的许可权、诉讼制止权、秩序维持权”等状况描述为“闹庭”或“死磕”，或者将不以说服法官为目的的辩护称为“表演性辩护”，这类行为可能导致法庭暂时失序〔3〕。 传统的实体性辩护包括对被告人的定罪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两个层面，而现在个别律师将辩护重点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向程序性辩护转变。当然，面对程序性辩护，法官也会考虑实际情况，可能置之不理，也可能适当采纳。当律师辩护权得不到满足时，部分律师通过极端抗议方式，打乱法院预设的庭审方案，这一辩护方式令法官处于一种无奈而尴尬的境地，甚至导致法庭审理有时失控。产生辩审纠纷后，律师往往会被法官警告、训诫甚至逐出法庭，从而更加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法官侵害律师现象也时有发生。有学者指出，如果法官认为辩护律师的辩护方式过于重复、啰嗦，辩护的陈述时间过长，就会催促其抓紧时间或者直接让其停止辩护并在庭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如果辩护律师不听劝告，辩审冲突也极有可能发生。实践中，审判人员有时会限制律师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甚至随意认定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对律师进行惩罚。或者在一些敏感案件中，部分司法机关甚至动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近亲属解聘律师，律师被强制赶出法庭的现象时有发生〔4〕。

3.庭后——舆论的不当引导。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法庭外也会成为辩审冲突的新场域，因为律师完全可以通过传媒或自媒体或特定的行为，对法律适用及案件裁判进行监督。实践中，部分律师通过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案件曝光于公众视野，欲以“广场效应”操纵舆论，达到向法官施壓的目的。这种舆论“渲染”或者“行为艺术”很容易使得案件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发生舆论绑架行为，进而消减法治公信力。由此可见，此类行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舆论影响，加之区域间直接感情疏离和客观沟通渠道缺失，使得这两大法律从业群体之间极易产生冲突。

二、“辩审关系”偏离的成因

辩审之间保持适当的矛盾张力有益于刑事诉讼结构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张力偏离矛盾就会被扩大，造成辩审冲突不断。实践中，辩审偏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权与私权矛盾的偏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私权保障主体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希望自己提出的专业性主张得到认可，希望自己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基本辩护权得到保护。而法官拥有公权力，是国家机器的象征，与之相比，律师的地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到合法权益保障者，逐渐从现有体制中分离出来。有学者提出，辩审冲突是司法中权力运行和诉讼的表象，实际上辩审冲突背后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公权与私权本是一对矛盾体，若公权过于强势，私权势必受到压制，而私权意识的每次高涨又必然与公权抗衡，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冲突。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模式，由于法官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导致三机关过于重视“配合”，此时，律师要对抗的不仅仅是控方，还有与控方密切配合的审判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法律职业共同体将律师排除在外，导致公权与私权在“刑事诉讼构造”中失去平衡。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立“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从而为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在实践中，相应的制度还未健全，保障机制尚待完善，司法伦理尚需建立，“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这无疑加深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

（二）共同性与差异性矛盾的偏离

辩审关系的重点在于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同为法律人，两者具有个体共同性。首先，两者具有法律知识的一致性，法学教育的专业化使得其具有共同的法律职业背景;其次，两者具有价值追求的共同性，都将法治与正义作为其价值目标;再次，两者具有共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用语的专业性。法官和律师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各自的职能，但总体来说，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只有在诉讼活动中紧密合作，才能妥善解决纠纷，保障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同时，法官与律师之间又存在差异性：法官通过庭审活动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其身份决定了在诉讼中必须摒弃主观好恶，要客观中立;而律师的定位虽然也是同样追求公平正义，但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服务，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致力于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律师的价值选择必然带有主观色彩。法官与律师间存在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矛盾偏离，极易导致“辩审关系”偏离。

（三）部分法官与律师自身角色定位的偏离

对于法官来说，在刑事诉讼审判阶段，其作为审判方必须保持公平中立的态度，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对立情绪。然而，大部分的辩审冲突恰恰是由于审判方中立性的缺失引起的。实践中，个别法官更注重与公诉人之间的配合，而忽视律师在庭审中的对抗作用。法官对辩护律师抗争的忽视就是对“正三角形”诉讼结构的忽视，极易导致律师将矛头直接指向法官的不良后果;而部分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了增强其感染力，存在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好感。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有一些律师偏爱把法庭辩论当作发表演讲、评论和意见的场合，有的律师喜欢用文学化和煽动性的语言进行辩护，有的律师甚至把旁听公众当作其发表辩护词的对象，面向公众高谈阔论，引起法庭的抵触和反感〔2〕。部分法官与律师自身角色定位的偏离，极易导致“辩审关系”的偏离。

（四）行业沟通的缺失和职业认同感的偏离

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现状是个别律师和法官没有对彼此职业的尊重和认同，这是辩审冲突的根源之一。在庭内或庭外，个别律师缺乏对法官的足够尊重，而一些法官对律师也存在偏见和排斥心理，尤其厌恶律师通过网络或者其他“行为艺术”将案件公之于众的做法。之所以没有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方面是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有学者指出，中国司法界产生的这种现象，部分源于身份区别，中国没有法律职业集体制，从业者互相瞧不起，律师瞧不起法官，法官也瞧不起律师，二者的关系紧张与身份的认同或应有的职业梯级制度未建立起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思维模式的缺乏。法律人和其他学科人员之间的区别之一便是具有法律思维，而现阶段即使是某些职业的法官或者律师，许多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法律思维模式，使其行为模式体现出了非法律化。因此，行业沟通的缺失和职业认同感的偏离，极易导致“辩审关系”的偏离。

三、构建新型的“辩审关系”

辩审之间一定程度的张力有助于实现律师对法官的监督，但是极端的对抗却会影响司法文明与司法秩序。法律职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共有的法律知识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没有良性的法官与律师关系，要实现司法公平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司法改革的发展，需要构建新型的“辩审关系”。

（一）回歸双方的角色定位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辩审双方应该理性应对、善意互动，实现关系正常化。辩护的最终目的不是形式上的抗辩，而是对裁判者的说服，由此，辩方与审方应当是“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关系。首先，法官应明确自身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地位，不能替代控方或者单独与律师形成对抗。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坚持控审分离、居中裁判是形成良性辩审关系的重要抓手。控审不分将使辩护方把对抗的矛头指向法官，进而延伸到“辩审关系”中。法官应转变传统思维理念，提高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准，兼听控辩双方意见，基于提供的证据和庭审上的质证作出裁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法官的综合协调作用。其次，律师应明确自身的定位。律师应当坚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不得试图通过“行为表演”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不得不顾被告人的利益而肆意冲击法官;应遵守法庭纪律，通过正当程序与法律寻求救济，这是律师职业的应有之义;应加强律师协会的外部监督，督促律师合法合规地处理相关的法律问题。

（二）互相尊重，坚定法律信仰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有法律信仰的推动。法律信仰是法律人的精神纽带，其要求法律人必须以法律法规作为行使权利的最高行为准则，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即法官和律师必须建立起法律信仰。一方面，法官只有奉行法律至上，维护司法权威，才能在庭审中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懂得尊重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利，同时防止自身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律师在庭审中要尊重法官，遵守法庭纪律，不滥用诉讼权利，不随意反驳法官发言，以维护司法权力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加强辩审双方相互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曾说过，律师是法官、检察官、警察的朋友，他们以自己的职业使起诉、公安办案有了来自社会的监督，促进了执法司法机关按程序办案。目前，我国还缺乏相关的宣传教育，法官与律师之间互动较少、认同感低。因此，只有积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才能增强彼此的认同感、信任感，达到辩审双方既相互独立、相互尊重，又相互理解、相互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实践中，要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要建立健全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畅通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要，应建立起法官和律师互相交流和互相制约的机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充分彰显两者的优势，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确保程序正义，维护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没有成熟的法治。“辩审关系”的偏离有其特定的阶段性原因，应明确辩审对抗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也会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司法改革应以法官和法院改革为抓手，通过员额制改革、人财物统一省管和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积极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可以有效改善目前偏离的“辩审关系”，切实维护相关诉讼人的权益，确保司法公正。

〔参 考 文 献〕

〔1〕王 彪.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现象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06）：89-106.

〔2〕陈瑞华.刑事辩护的几个理论问题〔J〕.当代法学，2012（01）：3-11.

〔3〕李奋飞.论“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J〕.政法论坛，2015（02）：77-92.

〔4〕梅俊广.刑事诉讼中“审辩冲突”现象研究〔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01）：113-118.

责任编辑 李 雯

作者：李麒，常晓甜

法官与律师关系法律论文 篇3：

大陆法院“强拆”律师法官“夫妻档”

“我不知道到时候自己何去何从，现在‘一方退出机制’在各地纷纷实行，落实到我们院估计是迟早的事。”林晓（化名）是广东某中级法院的一位副庭长，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拥有研究生学历。丈夫张海涛（化名）是她的大学同窗，现在是大陆某知名律所设在当地分所的高级合伙人，在非诉讼业务领域已小有名气。

据悉，“一方退出机制”源于上海高院。在该院2009年2月1日公布的《上海法院司法廉洁十条纪律》及《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从立案、审判、执行、业外活动等各个环节规制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而后者更将“律师系现任法官的配偶、子女，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列为法官“不应有的行为”。在此背景下，该市静安区法院率先在全国推出了“—方退出机制”的举措。

该制度甫一出台，在法律界就争论不断，最高法院高层对此兴趣甚浓。据星岛环球网6月2日披露，今年4月13日，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沪视察时指出，“上海法院法官配偶为律师一方退出工作，是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树立司法公信方面的重大突破。”

4月23日，上海高院院长应勇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将“一方退出机制”作为经验进行交流。仅在五日后，王胜俊就在其发言材料上作出批示：“关于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和建立法官配偶为律师的一方退出机制是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保障队伍公正廉洁执法是一项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这项工作上海市已有比较系统的做法，请组织进行总结，尽快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部署。这件事如果做得好，可能是法院廉政建设的最大亮点。”

目前，重庆、江苏等地已陆续实行了这项制度，而广东、广西等多个地方也正在酝酿布置中。“—方退出机制”已成在弦之箭，不得不发。

合理性之辩

“这样的组合让人感觉确实不好，法院的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本刊记者说，“社会上甚至有人说大案子都被你们法官抢走了，这样说肯定是偏颇的，但却说明了人情关系在中国影响深刻。”

身为律师的张海涛也坦承，在实践中确实有利用关系谋求利益的土壤，有些律师为了拉业务、求胜算，处处展示自己种种的“特殊背景”，“有时甚至都不用自己说，别人也会替你作宣传”。

“要确保司法公正，物理隔离是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重庆高院院长钱锋如是说。在他看来，“只能实行单方退出，否则腰板永远硬不了。”

在上述经验交流中，应勇亦表示，“法官配偶担任律师，不必然导致司法不公正，但容易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口实，客观上对法院司法公信和权威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此举却被人直指不过是在“作秀”。2009年4月22日，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斯伟江写信给该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法院，对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说，这一制度不仅涉嫌违反《法官法》和《公务员法》，还涉嫌违反《婚姻法》。

有法律界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一方退出机制”直接影响法律人的择业自由、婚姻自由，是关涉宪法的“大事”，由法院、司法等机关制定层级较低的“规定”或“纪律”就予以推行，“既不稳重、也不严肃”。上述人士指出，“如果法院采取的措施本身在法律上就备受质疑，这不但不能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反而只会削弱司法的威信。”

“用‘因噎废食’可能过了一点，但仅仅就为了某种可能性就一刀切断，它的合理性、科学性都值得怀疑，”张海涛说，在实践中，配偶一方做律师，而另一方在证监会、海关、工商局、检察院、公安局等权力部门任职的情况比比皆是，“一方退出机制”独独对“律师法官配”作出限制，“既不公平，也过于狭隘”。据张海涛介绍，他所在的律所人数逾百，而配偶在法院的仅他本人一例。

根据官方的统计，上海法院工作人员配偶一年前从事律师工作的共143人，其中在审判、执行部门担任领导或法官职务的其有94人；而重庆则有61人需作调整，包括11名领导和50名未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

据了解，目前上海执业律师人数已经过万，而重庆的执业律师则近5000，照此计算，在两市受此政策影响的律师人数不过占1.43%和1.22%。

“这当中肯定还有不少做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如果把这部分律师刨除在外，能够真正起到预防腐败作用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北京执业的李律师对记者如是分析。

张海涛所做的就是证券、并购及投融资等非诉讼业务。他的太太林晓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他们夫妇两人都有志报考法院，但鉴于法院的任职回避制度，先生张海涛作了让步。进入律师行业后，张海涛为了避免老婆大人为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做非诉讼业务。可是，紧躲慢躲的他们，在人到中年之时却可能要面临事业的重新选择，这让他们颇感无奈。

“‘一方退出机制’把律师业务理解过于片面了，”张海涛指出，“诉讼业务只是律师业务的一种，而且分量也并非最大。如果对律师从业的范围一概不予以考虑，不管诉讼还是非诉讼，一律实行‘隔离’，那么我想问，实行这个制度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业已形成“夫妻档”的法律从业人员，还包括高校的法律学生。据悉，在推行该政策后，上海各法院在招录或调入工作人员时，都向其释明“一方逐步退出机制”的相关内容。

贾山（化名）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对记者表示，“一方退出机制”有“用药过猛的嫌疑”。他说，“学生交往的圈子主要限于学院内部的学生，因而大多数法学院的学生恋爱、择偶的对象都是同院甚至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政法类院校更是如此。如果恋爱双方都是法科学生，则‘一方退出机制’的推行会使他们在择业时不得不有所舍弃，这对就业前景本来就十分暗淡的学生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小时也是一名在校的法科生，他告诉记者，在择偶和择业之间，他将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从其他职业领域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但他不无疑问地提出，“对那些已经走在一起的志同道合的情侣，又该何去何从？这是否是对他们就业权的侵犯呢？”

“说句心里话，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林晓能够借这个机会离开审判岗位，我会暗自窃喜，”张海涛对记者透露，林晓在法院加班加点已成常态，而且还要疲于应付各种的学习、接访等任务，社会尊荣度也不高，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还不时见诸于报端，“我时常劝她不要太要强，还是转行算了。”

这种心理不独张海涛所有，据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的陈进龙律师（原任职于上海市一中院经济庭）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适用“一方退出机制”的朋友都“觉得蛮好的”，在夫妻双方之间，更多的是法官一方配偶愿意接受调整到综合部门（包括立案庭、研究室、办公室、政治部等），以缓解业务部门的压力。

有法律人士担心，在大陆法院普通存在案多人少的状况下，此种调整会使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进一步削弱，可能导致审判质量和效率下降。

离开并不容易

“我觉得要推行并不那么简单，在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可能很快实现，”上述最高法院法官对记者说，从法院角度来看，涉及人员不少，有些还担任领导职务，安置问题颇令人头疼。据该法官透露，去年最高法院的有关领导就指示单位纪检组就此问题组织一份文件，但至今未能成稿。

据报道，上海目前已有39名法官被调离审判、执行部门，15名法官的配偶退出律师队伍。上海高院以及静安、杨浦等10个基层法院的审判、执行部门以及全市三级法院院级领导、审委会委员都已实现“—方退出”，完成率逾54%，年内全市22个各级法院都将基本实现“隔离”。

而在重庆，共有11名领导属于需要“单方退出”的情况，目前已退出6人，其中包括某中院一名庭长。另有50余名法官今后的任职将遭到限制，如果另一方不选择退出，这些法官将不再有担任审判执行岗位领导的机会。钱锋表示，此项工作将于今年7月份全部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功推行的上述例证背后，是地方当局的强力支持，如上海高院的新措就得到了中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高度肯定。然而，这种经验能否在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复制则不无疑问。有律师预计，各地律师业发展不太平衡，一旦全国推行，效果不会太好。

“这项制度不好说是全新的，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一位关注此方面问题的资深法律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他所指的是中纪委在2001年3月对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活动作出的具体规定。在该通知中，明确禁止上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开办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律师，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地区代理诉讼。有违反规定者，“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给予组织处理。规定发布后，再从事上述活动的，对领导干部本人以违纪论处。”

据该资深法律人士介绍，当时最高法院为了参照执行上述规定，也在院内实行过配偶、子女从业登记，但由于牵涉人员较多，内部难以消化，外部又缺乏流动渠道，且有人才流失之虞，安置工作困难重重，再加上法律依据不足，最后也就搁浅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该份文件共十七条，共用了25个“不得”和13个“应当”，举其—二，包括：“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三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七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第八条）等。

从官方用词看，目前推行的“一方退出机制”意在超越上述《若干规定》所设定的“隔离带”，要构筑一堵更为坚实的“隔离墙”。但多位受访人士均向记者表示，“穿墙之术”其实并不高深，如律师一方配偶表面退出，实则隐名代理或寻找“影子律师”、转托他人代理；法官—方接受调整，但继续发挥余热，此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岗位变得轻松，关系保留不断。

反腐是个体制问题

“社会关系是方方面面的，律师和法官之间可以表现为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战友关系、干爸妈和干儿女关系等等，甚至原来没有关系的也可以通过金钱结成‘人民币关系’。”在张海涛看来，腐败是体制的腐败，而不是某个点的腐败，所以“就算拆散了律师与法官的‘夫妻档’，也难以防止腐败的发生”。

在实践中，也鲜有律师、法官夫妇合伙涉腐的案例报道，相反，因其他关系而“翻船”的例子却更为突出：如黄松有与行贿律师陈卓伦系校友、杨贤才与陈卓伦属同乡，最为接近的是自杀身亡的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与一位女律师被曝光存在情人关系。但这些关系统统都不在“—方退出机制”的调整范围之内。

在上述法律资深人士看来，减少法外因素对法官的干预、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提高法律人员的职业素养、推行财产申报机制等都远比“—方退出机制”更值得花费力气。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叠床架屋，另行构建一个制度，而是要让现有诉讼法、《法官法》以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的规定落到实处，”贾山建议，对夫妻一方是法官另一方是律师的情形，可以采取登记备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做法，让社会了解法官的配偶所在的律所、从事的业务等信息，并允许当事人在法官配偶所在律所的律师在法官任职法院担任辩护人时申请该法官回避。

然而，法律界的争论似乎难以阻挡法院系统推行“一方退出机制”的步伐。应勇表示，这一机制的“方向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工作不会停顿”。

据本刊记者了解，根据《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发19号文），“研究制定规范和约束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的规定”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最高法院与司法部之间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但在最高法院方面，则已经布置了“规范法官与律师、中介机构人员相互关系、防止发生利益冲突”的调研课题，并开始着手在最高法院范围内就配偶从事律师、中介机构的情况实行分类登记。一些敏感庭室也纷纷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制定相关防止利益冲突的“庭规”。

前不久，最高法院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最高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南，专门赴沪作了专题调研，为在全国法院推广“—方退出机制”做准备。

作者：文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