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探讨法律论文

摘要：公众舆论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由来已久，本文通过探讨国外不同做法，以期能为实现我国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起到借鉴作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司法独立探讨法律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司法独立探讨法律论文 篇1：

实定法的演化问题

几年前，我们在《财经》“边缘”栏目里抨击了收容制度，我们指出，与自由迁徙一样，“流浪”，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伴随着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人身自由权利之一种。这里报道的“深圳八旬老人被收容”，与最近沸沸扬扬的“X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公民几乎全体一致的愤慨——由事件的严重的非正义性所引发的不赞同，属于同类案例。基于民意的“一致同意”（即百分之百通过）的判决，“收容制度”终于被废止。

但是，问题才刚刚被提出，我国司法制度的真正演变才刚刚开始。在“X事件”所引发的涉及广泛议题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下面两个议题的核心意义：（1）“恶法非法”问题。这实际上是针对在西方法理学与司法实践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凯尔森（Hans Kelsen）－哈特（Herbert Hart）的“法学实证主义”，提出了实定法的“道德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既便在西方法学界，由于有了富勒（Lon Fuller）和哈特的那场著名论战，可以认为，始终处于法学家问题意识的焦点之内；（2）杨小凯讨论了“让宪法获得尊严”的若干根本途径，事实上提出了我国目前宪法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鉴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而且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连续性，我们倾向于在承认目前宪法作为“实定法”的政治合法性这一前提下，探讨法律从“恶”到“良”的演化方式。这样一种演化的法学观点，不妨就叫做“演化法理学”吧。

承认宪法的政治合法性意味着，即便这部宪法已经被许多公民视为“有缺陷”，我们的立场是“坚持演化”，从而，一部“有缺陷”的宪法，能够在社会博弈中不断地被重新阐释和被修正，最终成为大多数公民认可的良法。

这样，我们的演化法理学的立场，在实际上与吴敬琏先生最近提出的“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的倡议，就“程序公正”、“司法独立”、“政府效率”这三个方面的改善而言，是一致的。

法律的演化，众所周知，是特定时空的特定人群，在既有权力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制约之内重复博弈的若干可能的均衡状态之间转化的过程。权利结构所界定的，是诸博弈参与者们关于生命、自由、财产等方面的相互之间利益的分享与义务的承担。权力结构所界定的，是博弈参与者们在权利结构界定的范围之外相互施加影响的程度。

显然，对于不同的时空点，上面描述的“社会博弈”很可能达到很不相同的均衡状态，从而在一国之内，法律的演化便导致了法律的“破碎”。即便在宪法层面上，全国公民已经达成了某种使得宪法具有“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共识，我们的讨论也依然要涉及所谓“司法效率”问题。

如我们在以前的“边缘”栏目里论述过的，法律的“效力（validity）”与法律的“效率（efficiency）”，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只不过这两概念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其中文翻译常常对应着同一语词——“有效的”，于是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学术混乱。

法律有效性在法理学论域里几乎与经济学所论的效率完全无关，但是，更深入的探讨告诉我们，一项法律的完全有效性，首先应当获得来自最高效力层阶的授权，其次应当获得立法科学所论的道德合法性，最后，还应当尽量降低执行成本，即满足经济学所论的有效性——“效率”。

对不同时空的社会博弈的不同均衡状态下同一法律的不同的解释，是当代社会的法律困境之一。假设法律体系在各个时空点具有相同的道德合法性和效力阶层的授权，那么，根据半个世纪以前已经证明了的“梯伯特定理”，我们大致能够推测：只要允许自由移民，从而形成不同社区之间的充分竞争，那么，竞争着的社区在各种可能均衡状态中，最终可能选择那个可以导致同一法律的共同解释的均衡状态。

司法独立探讨法律论文 篇2：

浅析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机制

摘要：公众舆论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由来已久，本文通过探讨国外不同做法，以期能为实现我国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司法独立；舆论监督

一、我国现状

近些年，随着许霆案、张金柱案、药家鑫案的落幕，舆论监督介入司法审判已悄然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对于司法公正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国外协调模式

1、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宪法及其下位法律规定媒体和法院的权利义务，使二者相互牵制，以实现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平衡。依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媒体享有通过评价进而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利，不仅可以对已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案件加以报道，还可以对其进行评价，任何机构都有提供给新闻机构代表相关资讯、满足其履行公共任务所需资讯的义务。但同时规定法庭享有决定审判是否公开的权利及禁止媒体拍照录音、录像和其后的传播行为的权利。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因此形成了以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调和方法和策略。

英国在防止媒体影响司法独立方面，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通过制定《藐视法庭法》及其他一些限制性法规，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并设立了“报道限制”原则，如涉及儿童、青少年、性犯罪、严重欺诈内容的案件通常是不允许报道的；二是规定藐视法庭罪；三是赋予法院签署限制令或禁言令的权利，以防止诉讼参与人和大众传媒泄露或传播有关信息。在限制媒体权利的同时赋予媒体辩护权，即媒体报道是属于公正准确地报道公开审判的法律程序、讨论公共事务的情况时，不构成藐视法庭罪。

3、国际公约

1994年，22个国家的知名法律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开会，专门讨论媒介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亦称《马德里原则》）。这些原则和精神主要是，新闻自由对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但新闻媒体有义务尊重国际公约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的独立。

三、我国解决机制

从本质上看，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二者关系的策略上都存在一定共性，那就是规定媒体和法院的权利义务，让其相互牵制，以达到二者关系的平衡。那么，我们该怎样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保障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必须予以限制。舆论监督既是属于言论自由权范畴，那么舆论监督司法就是允许公民和传媒有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对司法进行言说评论的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只有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度内才能真正地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因此社会舆论对司法监督的可以限制在几方面：一是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立法情况及司法改革实施监督，以促进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同时，对于司法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法律规定不能报道的，媒体不可以对审判的情况进行报道。

其次，法院在加大审判公开力度。法院应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尊重新闻自由，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舆论传播媒介监督司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在新闻舆论的监督报道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益时，司法机关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并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对于网络舆论，更应该严加查处，以此来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舆论与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社会的两大基本要素，二者虽有冲突的一面，但社会舆论监督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矫正司法偏差，促进司法公正，二者的终极目标统一于实现社会公正，二者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不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因此只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度，就可以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动。（作者单位：西南交大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载于《新闻与法》2003年第2期

[2]宋烁、宋振策《论社会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以药家鑫案为视角》载于《法制博览》2012第2期

[3]周海波《论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和平衡》载于CNKI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2期

[4]顾学松《寻求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第84页至87页载于CNKI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期

作者：武昕睿

司法独立探讨法律论文 篇3：

关于司法独立之探讨

摘要：司法改革首要的价值目标是保障和发展人权，切入点则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司法独立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应该逐步树立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并使之贯穿于法律规则运行和法律制度构建过程的始终。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稳定以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历史选择和必然要求。

关键词：司法；司法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司法，是维护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既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护，更是确保公平和正义之理念能否实现的终极保障。近20年来，我国一直在对司法改革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摸索，而司法改革的切入点就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保证，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证，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其最终目的是确保法官能够公正无私地解决纠纷。司法独立这一司法原则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在法律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经之路。追求司法的独立性永远是每个社会在进行司法改革时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如同获得公正审判的目标一样，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尽管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最高标准，但是一些最低限度的审判独立标准却是每个社会的司法制度都应当达到的。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种司法制度作出消极的价值评价。

一、司法独立的基本内涵

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法院和检察院两个司法部门，即司法独立包括了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独立指的就是审判独立。

司法独立，即审判独立，是指法院及其法官在按照法定程序对争议事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8个方面：①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问的各种势力；②独立于上级官署；③独立于政府；④独立于议会；⑤独立于政党；⑥独立于新闻舆论；⑦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嗜好；③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可见，司法独立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国外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法官在作成裁判时，不应当感受到来自于任何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压力。实际上，司法独立的概念更强调作为一种制度的独立，即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来的干预。

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其中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含义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独立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正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法官的个人独立，德国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拘束”。具体来说，司法独立的内容主要有：

1．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仅服从于法律

法院行使审判权必须遵循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为独立审判并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依法审判是独立审判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理解法律”。

2．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受干涉

一方面，法院在机构设置上应当独立于其他政权部门；另一方面，法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时。不受行政等部门的干预。在中国这个缺乏独立司法、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隶属于行政的国家，保持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显得更加必要。

3．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独立的最终落脚点是法官的独立，法官个人在审判中也应当保持独立性。法官通过独任和合议制形式审理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干涉。

研究司法独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第一，司法独立与整个宪政体制是不可分割的。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并有权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应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我国的司法独立并不是按照三权分立模式建立的，而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应置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在人大领导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宪法在确认司法独立的概念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尽管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体制，但根据宪法的精神，国家权力也有科学的分工，即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也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第二，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强调法官在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依据法律及其良心进行裁判，例如《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第一条第三项强调法官执行其职务时，除受到法律及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尤其在英美法国家特别强调法官应依据良心和自然正义进行审判，菲尔普斯指出，“所谓司法衡平，是指有能力的法官，依据其受有训练的良心请求救济”。日本宪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所有的法官应当是独立的，他们应当依据宪法法律及其良心进行审判。而在我国，法官必须严格依法，不得置法律的规定于不顾而仅根据其良心进行审判，更不能实行无法司法。

二、司法独立的法律依据和必要条件

司法独立是世界法治发展到现阶段的普遍要求，现代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条约都规定了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条、1966年《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都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也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而中国作为有关司法独立的一些国际会议决议和联合国文件的参与起草国或加入国，承认并接受这些文件中有关司法独立问题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应尽义的务。

1．体制方面

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其他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指挥、控制。而且，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权，抵制非法的权力干预，在国家体制中，法院和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财政供应体制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体制也应当有利于司法独立。美国司法委员会主席考夫曼说过，“不能要求各级法院为了生计手捧帽子，向他们的主要的诉讼当事人(指政府)乞讨”。

2．经济方面

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里包括必要的办公条件、办公设备、办案费用等等。同时，法官的待遇也应当比较优厚。无论是法院还是法官，受自身利益所驱动，便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

3．资质方面

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知”，依赖自身的法律知识形成独立的内心确信，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裁决，保持客观与中立。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合格的法院与合格的法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法官资质是审判独立的重要保障。这种资质包括人格崇高、品行优秀、熟悉法律、精通业务等。为此，应对法官资格的取得做出严格的限制。

4．身份方面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十一条规定，“法官的任期、法官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报酬、服务条件、退休金和退休年龄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能顶住任何强大社会势力的影响甚至压迫而依法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且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

司法独立原则只有在具备适当和必要的条件时，才能成为一项良性原则。

第一，司法独立制度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在独立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结构中，法官的行为受到公正程序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考夫曼说：“司法独立原则只有在法官们通过他们的模范行为和业务工作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得它，而且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

第二，独立司法制度有赖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圣，它只是要求法官的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以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合格的法院”和“合格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是相对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应该受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及社会的监督。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运行的逻辑结果。既然存在权力的分工，那么每一项权力均应强调其独立性。司法机关是专业性的机构，只是贯彻立法者的意图，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司法机关唯一的任务就是公正裁判，法官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司法权本身的特质就是判断，如果司法不独立，就不可能有公正、理性的判断和裁决。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司法独立，但也不能忽视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竟在现阶段，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包括法院机制、法官素质等，实施适当的个案监督，舆论监督也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要确立错案追究制。法官也是人，有时难免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对于法院和法官的不理性及时纠正，这些并不是对司法独立的否定和限制，而是为了使司法更加公正。

三、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和前提

司法独立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1．司法独立是法官客观公正的保障

只有坚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官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立场。同时，只有坚持法官独立，才能使诉讼中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部程序设置发挥效用，否则，法官不受其理性的支配而服从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庭审程序被“虚设”，公正无法实现。

2．司法独立是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

司法活动是一种有众多社会因素介入的机制，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决定可能受到某些方面出于不同目的的干预，保证司法独立才能抵制不正当干预。

3．司法独立是强化法官责任制度的条件

按照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意味着司法责任的独立承担。因此，司法独立制度有助于防止责任界限模糊，从而有利于加强法官的责任感，提高司法活动的质量。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在法治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权威和最后的救济手段，它事关公民权益能否最终得到维护和保障，事关正义能否最终得到伸张和弘扬，事关邪恶最终能否受到打击和制裁。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公正。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则相当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公正的司法制度是良好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司法不独立，从属或受制于他人，裁判者(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裁判者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因此，裁判者独立是公正裁判必要条件。

四、我国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改革的对策

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但是在我国，由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局限，其独立性又受到相当的限制，而因各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一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大量法官无论就其业务能力还是就其精神品格都难以做到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当前在司法活动中因司法不独立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①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在许多方面受地方政府限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②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尤其是遇到一些利益损益突出、影响大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案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司法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③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由于缺乏独立的能力和高尚的品行，法官可能因利诱腐蚀而枉法裁判。④由于法官缺乏足够的法律知识、法律素养而导致错案。

为保障司法的独立性，以维护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要求，主要对策是：

1．改革法院体制，摆脱地方保护

在我国，因司法不独立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由于司法机关对区域党政机关存在的那种人为的人身和财产依附关系，致使司法机关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保障，因而无法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成为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性通病。而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加上现行经费管理上的弊端，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带有明显的功利化趋向，“利益驱动”成为又一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性病态。为克服弊病，有学者提出设立跨行政地区的独立司法区域。但是现行法院的体制不改，司法公正还是难以实现。这是在目前基本的体制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积极建议，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另外，法院内部机制的不合理，也是导致司法不公的原因。例如，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和运作影响司法独立。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有权对所谓“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但何谓“重大”、“疑难”案件?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作为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核心环节是对案件的“讨论”和“决定”程序。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结论。原因是，无论案件由独任审判的审判员还是合议庭进行法庭审判，一旦被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了决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就必须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换言之，审判委员会经过讨论所作的决定具有终局性的效力，不论参加法庭审判的法官是否同意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他们都必须按照这种决定的要求制作判决书或裁定书。由于审判委员会并不直接参加庭审，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在听取审判长的口头汇报后而对案件做出决定。而且，审判委员会抛开合议庭的法庭审判而进行秘密的讨论，不允许控辩双方到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当面陈述，这样，由控辩双方参与、由社会公众参加旁听的法庭审判，就失去了直接形成裁判结论的能力，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的法官却没有决定权，以致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而法官是行使司法权的主体，按照司法公正和审判规律的要求，审判者必须享有裁判权，现代审判制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裁判者必须在公开进行的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其裁判结论。换言之，由各方同时到场参与并按照固有的诉讼角色进行职能分工的法庭成为解决纠纷的唯一场所，各方在这里进行理性的对话和交涉，裁判者必须在当庭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当庭提出一项旨在解决纠纷的方案。裁判者不能在审判之前、法庭之外形成裁判结论，而必须将其裁判建立在当庭采纳的各种证据、当庭认定的全部事实的基础上。为确保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公正性，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任何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认定的裁判者必须参加法庭审判，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当面听取控辩双方的言词辩论，并据此作出裁决。为此，审判委员会都应该且必须直接参加法庭审判。

2．改革法官制度，造就理性法院和崇高法官

理性的法院才可能在其司法决定中体现实质公正，同时它意味着一种能够为外界所认可的形式公正。崇高的法官意味着人格、学识与权威的三位一体。由于制度的背景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法院理性和法官素质的塑造上，急于求成是不现实的，但是，为了寻求基本的司法公正，当前必须在这方面作出相当多的努力。例如，严格法官任免条件和程序，提高对法官任职的要求，同时提高法官待遇；减少法官名额、增加司法事务官员，使法官逐步“精英化”，这样既可提高法官素质，又可增强司法的统一性。

在我国，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律知识不足难以胜任司法工作、解决法律问题。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的知识和经验，依据其对法律的理解来解释法律。对法律很少研究，甚至没有研究的人当法官结果肯定导致司法不公。在我国，未受过正规法律教育而成为法官的情况并不少见，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任命，导致法官距离专家化的要求很远，结果无非是司法裁决质量低劣、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我国的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客观存在的法官群体中难以克服的缺陷使得他们无法意识到独立的价值。

实践证明，司法是一项高度专门化和技术性的工作，没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是不可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在司法的过程中，法官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运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进行推理和判断，以确定争议的性质和解决争议的方法。但这一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运用它。正因为司法不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职业，所以，司法就只能成为一个职业法律家群体的职业。由于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源泉，将不具备法官素质的人阻止于司法的大门之外，是司法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使司法这一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真正地发挥作用。

3．改革审判机关的经费体制

我国现行审判机关的财政由辖区内地方政府供给，各级审判机关的办案经费及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各级地方政府负担，审判机关往往屈从于地方权力而牺牲司法公正。这种经费体制一方面造成审判机关内部经费不统一，不同地区法官的工资标准不一；另一方面也是审判机关腐败和地方保护的主要根源。因此，必须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可靠的经济保证。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各级审判机关的经费由国库统一开支，地方政府不再负担。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具有终极权威性。司法独立是维护司法权的需要。从功能上看，它起“最后保障”的作用，即为公民权利行使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最后的保障。只有坚持并保障司法独立，才能发挥司法在制衡机制中的效能。同时，独立的司法离不开一个高素质和有力量的司法群体，这是抗衡于其他社会力量影响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实现司法独立，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权威性，社会才会有真正公正的司法。

作者：高　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