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当代价值下政治哲学论文

摘要：积极文艺作品通过融合思想认知视域，奠定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逻辑前提;通过引领主导价值认同，构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关键一环;通过夯实思想政治根基，导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实践归宿。使人们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最终汇聚成凝心聚力的巨大政治力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思想当代价值下政治哲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思想当代价值下政治哲学论文 篇1：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内涵及其构建

摘 要：作为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是指核心价值创设与灌输的公共性，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立场，对于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扬弃。多元价值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削弱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出的现实依据，具体表现在核心价值公共性特质的祛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以及降低社会主义公共人培育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内涵了核心价值的公共性、对话公共性、公共性价值秩序以及公共性价值的灌输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构建主要包括核心价值公共性的诠释和创设，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对话渠道的拓展和构建以公共关怀核心的培育路径和方法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价值;公共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5.015

近年来，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的生长点，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者立足自身学术旨趣，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研究做出了大量探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性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含义、内容、特征、构建路径等基本范畴的界定仍未达成普遍共识。其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概念的解读和构建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环节。其关涉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展现，内蕴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方向和路径的选择。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意图以多元价值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消解与强化为切入点，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含义、构建路径等内容进行相应的探讨。

一、主导性的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困境的现实审视

通常意义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探讨，首要的是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回答。作为一项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核心价值的灌输，确切的讲，“一定阶级和社会核心价值的传创。”[1]核心价值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得以持存的依托相应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解读也必然要立足于核心价值的传创，即核心价值构建与灌输的公共性。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反映，同时也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考察的必然结果。

在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削弱是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出的现实背景。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公共价值观教育为表现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地引领、整合多元价值，从而导致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成员思想行为作用的弱化。从含义上看，公共性始终是一个意蕴丰富且流动性的概念，但作为人的“类生活”与“社会性”的深刻表达，对人与人的“共在”的关注始终是公共性生成的内在逻辑。目的是寻求“公共生活”合理性。因此，基于人的群际实践本质，公共性自身规定性的获得来源于对私人性的超越，目的是推动以人的类生活为表现形式的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反映在价值层面，公共性则是以人的类群体价值为本位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内容、路径等的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公共性的教育，其公共性根源于核心价值以全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的公共性特质，而主导性则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途径和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是进行一定社会主导性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活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培育人的精神世界的活动。”[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实际就是强化核心价值构建与灌输的主导性，也就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共契为表征的社会共识的达成。目的是推动一种立足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在”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的达成，也就是公共性。但是，多元价值的兴起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领域的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逐渐被边缘化，解构化的倾向。深层次上，则意味着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供给的不足，无法全面地内涵、反映、整合不同社会主体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对多元价值的统摄力日渐不足。具体来说，多元价值背景下，以主导性的削弱为表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价值公共性特质的“祛魅”

“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思韦伯，原意是指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理性化过程，宗教神圣性与崇高性的失落，实际是世界理智化进程中核心价值解释、塑造、凝聚功能的解构。“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在多元价值背景下，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的祛魅主要表现部分社会主体对于在核心价值所内蕴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和普遍性的漠视。实质则是核心价值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失落。在尼采看来，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比较的时代”，多元价值的生成、融合、纷争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相伴生的则是原本不容质疑的、权威性的核心价值被置于多元化的视阈中，以一种可供选择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切综合中解放出来的多元性使得精神科学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相对主义。”[4]在这一背景下，核心价值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面前变得缺乏表现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等有关人类社会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真理性等公共性要素的消解。换句话说，由于公共性的祛魅，作为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的核心价值，也成为了多元价值的中的一环。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核心价值以一般性价值的面貌呈现在社会主体面前。

2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

所谓构建社会价值秩序作用弱化是指多元价值的开放性、异质性特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反映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进而凝聚社会共识。一元化不等同于单一化，共识也并不排斥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强化不是以否定、取消多元化价值为目标。相反，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发挥取决一种综合性的价值体系，表征着不同领域、阶层、职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的选择，是全面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依托。在前多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得以强化的关键在于依托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环境。受制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之体现的是一元价值内部的区别与联系。然而，多元价值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多元不同于多样，二者存在着本质性区别。所谓“元”具有原初、本质的含义。多元化价值代表的是与既有主流价值截然不同价值取向，在价值的理论基础、指向、基本问题等存在根本性区别。因此，不同价值之间的本源性差异使得原本相对趋同的价值体系趋于解体，而不同价值之间建立起共识性的有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多元价值的“差异性在场”不可避免的导致意识形态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性”成为多元价值时代的常态。各项价值之间的相互斗争，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非核心价值的统摄力，从而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构建和塑造社会共识。

3 .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实效性

降低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培育实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具有公共情感、理性和精神的社會主体作用的缺失。作为一定阶级和社会核心价值的传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目标在于依托于核心价值实现特定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尤其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的养成。然而，多元价值的产生削弱了这一教育的实效性。与核心价值相比较，多元价值描述了一种多元差异性价值共同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反映的则是一种个体化生存与社会化生存、私人化生存与公共化生存的分别。然而，与多元价值的兴起相适应的是，这一主体的过分生成通常内涵了个体与社会的分离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就表现在削弱了社会主体的公共性认同，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与规范主体的行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地唤起社会主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肯，导致民主政体不能通过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来构建和强化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能力培育的缺位，突出表现在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所谓私人是作为携带个人内心体验和外部经验进入公共生活的活动者。”[5]以多元价值为表征的私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个体对于公共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屏蔽私人性对于公共生活的入侵，从而唤起社会主体的社会公共善的认同以及引导个体积极主动的参与公共生活，造成公共生活的失落。

二、价值引领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质

作为一项价值灌输活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提出亦是如此，目的是通过提高公共性供给的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社会中统合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立场，对于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批判、整合、引领的属性。在这里，公共性既包括事实上的，即核心价值所具有的以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的公共性特质，同时也涵盖了形式意义上的，即以事实上的公共性为依托对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扬弃。二者表征的是“从价值的公共性到公共性价值”的过程，并最终统一于公共性价值的灌输。

1.核心价值的公共性

核心价值的公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以持存的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奠定了一种“公共有效性基础”[6]。一般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现为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和价值内核，其“公共有效性的基础”源自于基于群体共同需要和利益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内蕴的公共性向度。首先，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是在化解资本主义弊端中确立起对自身的批判，并通过对现有人类历史公共性的缺点的克服而实现的。”[7]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本质决定了要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人的发展。毕竟“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8]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人分离直接导致了人的自身解放路径的丧失。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物化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统治力量，“人”转化为“资本”的存在。确切地说，是私人资本的存在。劳动成为一种强制性而非自愿的劳动，其结果就是人的自身解放路径的丧失。然而，人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人不可能永远依附于物的依赖，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对于个体的压迫。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内部的是一股自我决断的力量。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超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而转向公有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将摆脱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在思想领域中，则主要是通过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式，披露资产阶级的虚假性及其内蕴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路向，引导、激励社会成员投身于社会与自身解放。其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公共性事实。在这里，公共性一方面体现在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则体现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历史上看，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大的公共性议题，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和根本利益之上的最大公约性集中。以此为背景，核心价值的公共性就转化为建立在争取独立和国家和民族富强之上的公共性追求。具体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等，强调个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和拥护等。

2.对话的公共性

“对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重要内容，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依托核心价值对于非核心价值的扬弃。“对话”一词源自于希腊语dialigos，原意“连接、穿越”，引申为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商谈。在现代社会，“对话”的公共性源自于多元价值的“共同在场”，内在的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多元化的回应。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凸显从来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始终根植于核心价值与其他非核心价值的“对话”过程中。在对话中，彰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核心价值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超越性等公共性特质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要求。无论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抑或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的论战都源于“对话”这一公共性事实。例如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的揭示以及列宁对于考茨基否认无产阶级道路的批判等等，都是“对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表现。上述“对话”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强化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面对多元价值的异质性、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更加突出强调了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特征，强调以一元主导对于多元的统摄。本质上，是以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具有的公度性对多元价值进行扬弃。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是一种以核心价值为主导的对话，而非“重叠共识”。在罗尔斯看来，所谓重叠共识意味着理性多元基于正义理念之上的共识的达成，而不可公度性是这一问题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不同于“重叠共识”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对人类全面发展与解放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公度性对不同价值进行扬弃。换句话说，公共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度性的根源。立足于從“类”高度关注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也必须以公共性价值为依据和尺度来化约各种价值的问题。具体来说，指基于马克思主理论之上对于各项非核心价值的批判，吸收、整合多元价值当中有益的因素，剔除消极、落后的因素。同时，将相对分散的非核心价值以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和方式进行衔接，推进各种价值之间的协作，进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价值时代中的说服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3.构建公共性价值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公共性价值体系可以看作是“对话”的结果。所谓公共性价值体系表征以核心价值为统摄形成一种一元主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价值格局，实现一种“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的达成。确切地说，通过公共的政治文化与伦理文化的创设来实现从“无序的多元”向“有序多元”的跨越。毕竟多元意味着“交叉着的不同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与含混着残章断篇的不和谐的杂烩都同样适用。”[9]换句话说，一个主次分明、多角度、全方位的价值共识的构建必然诉诸于合理有序的价值秩序或格局。与前多元价值时代相比，多元价值时代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在承载主体、价值诉求、理论基础等方面存在本源性差别。不同价值在摆脱了同质化的价值体系的制约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差异性甚至排他性的价值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准确的反映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和价值诉求，并在坚持主流价值的前提下构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秩序，进而在全社会营造价值共识就必须诉诸于公共性。首先，坚持核心价值的公共性不动摇。核心价值的公共性是公共性价值秩序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依托公共性理念，强化核心价值对于不同群体、阶层社会主体的统摄和引领。其次，宽容原则。所谓宽容是指承认多元价值存在的事实和合理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社会解释的动力。多元价值作为社会多元化在价值层面的反映，意味着多元存在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承认多元价值的存在、接纳、尊重而非打压、排斥。这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的回应。最后，构建多向度的评价标准和体系。这一过程是指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共性理念为主线，构建多向度的评价标准，将不同领域、层次等的非核心价值纳入到价值体系当中，实现对多元价值的统摄，发挥核心价值的主导作用。

4.公共性价值的灌输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对于人的培育与塑造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也必然要落实到人的教育过程中。以公共性价值来构建人的成长，促进个体公共性认同以及公共关怀的养成。这一过程内涵了公共性理想信念与公共生活能力两个部分。

多元价值是个体基于自我立场之上的利益选择的必然结果。因此，多元并不天然意味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存状态，其产生的本身就预示了一种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社会现实。因而，在多元的纷争中实现和谐有序的“共存”就必然要突破和超越自身相对狭隘的价值取向，即引导个体树立和强化一种公共关怀。首先，公共性理想信念的确立。公共性价值是灌输的公共性的本质目标，实质则是通过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的传授，引导个体树立以公共性价值为指向的观念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的价值观教育，其公共性导源于对于人类社会以及中国发展命运的深刻揭示。立足公共性价值的灌输，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制度的认同，增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等的价值体认。其次，公共生活能力的养成。公共生活能力指向的是人在公共领域内的生活与交往。“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公共性价值的灌输必然要体现在个体公共生活能力的达成。某种程度上，价值的多元化与私人性具有同一性，对多元价值超越的本身就意味着对私人性超越，即公共性。这一过程指向的个体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样态和方式。确切的讲，是围绕着公共事务的公共交往以及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和共享而结成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强调社会成员对于公共善的认同，实现公共情感、理性、精神及行为的培育和养成;另一方面则关注对“共在他者”利益的维护。具体来说就是规则意识、法治精神以及公德意识及其行为等的培育。

三、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构建路径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构建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问题，即以提高公共性供给的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是苏共乃至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公共性供给的不足，苏共无法有效回应开放、异质的多元价值“共在”的社会事实。通过“‘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提出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极端错误主张，苏共由此完全丧失了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10]当前，如何在多元价值兴起的背景下提高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时也是公共性提出现实依据。立足于这一考量，我们意图从价值诠释、平台搭建以及培育途径等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构建。

1.核心价值公共性的构建和诠释

核心价值公共性的构建和诠释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最基本要求，核心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首先，强化核心价值的共同体色彩。这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扩展背景下人的“类本质”现代性呈现与“异化生存”的回应。“由于利益高度融合，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1]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尤其全球化的日渐深入，人类第一次能够真正意义上以“类”的形式呈现自身。但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私人化生存方式一方面不断消解、结构这一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另一方面则以“物”的方式掩盖了人的类本质实现和构建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所具有有关人类解放的公共性特质就表现为对人的共同生存、发展的命运揭示。它突出强调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特质。将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这是核心价值公共性的现代性表现。其次，推动核心价值的共享性转化。所谓共享性是指核心价值能够反映社会主体的需要并为社会主体所共有。核心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性价值，但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环境遮蔽了共享性的出场。正如公共世界是无数视点借以呈现自身的场所，多元世界的聚合只能诉诸于共享性价值，即以人的共同需要为指向的共识性价值来反映、统摄人的多元化共在。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将核心价值转化为社会成员共同目标和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讲则是以共同需要的形式对核心价值进行诠释和转化。“所以，要转变大众宣传教育的角度，找到价值观与群众实际利益的关联，增加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获得感。”[12]近年来，以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核心价值效果斐然，关键在于其共享性诠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社會主义核心价值以共享性的形式，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形式进行呈现。具体表现在以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爱国、敬业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核心价值的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起到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作用。

2 .拓展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对话”渠道

“对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得以发挥的内在机制。加强“对话”平台和渠道的搭建，是“对话”作用发挥的依托。立足于对话平台，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得以实现互动，进而发挥核心价值批判、整合、引领的作用。首先，加强官方渠道与大众的对话。所谓加强主流渠道与“大众”的“对话”是指通过官方主流渠道的“下探”，实现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在各种语境当中的全面对接。官方作为是核心价值构建和灌输的主渠道表征着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核心价值的灌输和教育，是确立和强化核心价值在领导地位，统摄多元价值的制度保障。相较于官方渠道，民间更趋向于非核心价值的“共在”场域，是各种社会思潮生成与运行的现实基础。加强“官方”与“民间”对话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式和语境，强化现实关切，推动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的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其次，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意识形态虽属于理论领域，但其生命之根却孕育在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的居所。’”[13]意识形态虽属于理论领域，但根植于日常生活世界。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指向的是将核心价值的理论研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一方面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强化意识形态研究内生性特征，加强意识形态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关照，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性。另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有助于将意识形态研究和灌输落实到人的思想行为当中，实现意识形态社会性本质的复归。

3.加强公共关怀的培育

以公共性价值灌输的目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于具有公共关怀的“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养成。其在内在于逻辑对资本主义宰治下人的私利化和个体化的批判。毕竟，多元价值的实质是人的多元，是人的“差异性共在”在价值层面的反映。换句话说，是形式意义上的人的“公共性存在”在价值上的反映。然而，价值的多元必然反映为利益的多元，这是个人基于自我利益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内涵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善抑或公共利益的内在张力。因此，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内在张力反映了人的“公共性生存”和“私人性生存”的区别。公共性作为以人的“共同生活”为追求价值取向和原则，必然强调一种围绕着公共善的公共性认同与公共性思想观念的达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就必然强调一种围绕着公共善的公共关怀的提升，引导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当中，加强社会公告善的创设。首先，构建以日常交往为主的公共性关怀培育路径，目的在于排除私人性对日常生活和交往的掣肘。关注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公德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推动交往过程中友善关系和和谐有序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其次，加强构建社会实践平台和渠道的构建，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建设，例如社区服务、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等。最后，拓展和构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改变公民公共参与相对单一的现状。推动个人、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组织、社区等与政府的合作，定期组织公民参与到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决策过程中，如参加听证会、选举、公共讨论等。以提高社会主体参与感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体的政治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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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学琴等著.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责任编辑：庞 达]

作者：孟凡辉　胡晓红

思想当代价值下政治哲学论文 篇2：

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三重思考

摘要：积极文艺作品通过融合思想认知视域，奠定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逻辑前提;通过引领主导价值认同，构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关键一环;通过夯实思想政治根基，导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实践归宿。使人们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最终汇聚成凝心聚力的巨大政治力量。积极文艺作品要担负起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使命，需在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般方法论和文艺创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厘清其实践理路，即坚持问题导向以锚定价值坐标、站稳人民立场以筑牢价值根基、锤炼价值内核以提升价值品位。

关键词：积极文艺作品;视域融合;价值体认;思想价值共识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工作目标研究”（19JZD045）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意识形态纷争竞夺激烈胶着，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处于“两个一百年”的战略交汇期。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进入新阶段、面临新主题，转换新思路和采取新方式，客观要求增强社会韧性以保障社会平稳发展，社会韧性最深层次的支撑源于文化自信，而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然而，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阶层的分化、思想文化的碰撞，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①，呈现出一定的价值观撕裂、思想多元、社会生存原子化等境况。发挥积极文艺作品的主流价值引领功能，消解错误价值观念、引领落后价值观念、引导非主流价值观念，最终整合汇聚成社会价值共识显得极为重要。

一、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本体维度

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属性。文艺根源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上层建筑领域，通常被认为是“较为‘软性’的精神文化领域”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软性”并不代表其在思想引领、价值引导、立场原则方面的不坚定，而是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刚硬性“比较而言”，具有创作主题生活化、话语表达通俗化、传播手段感性化和价值呈现潜隐化等倾向和特征。首先，创作主题生活化。生活化并非抛却历史视野、摒弃宏大叙事、放逐理性理想，也并非沉溺现实、矮化崇高，而是将宏大叙事与生活世界维度有机链接，通过选取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热点话题、有血有肉的个体命运、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等作为创作题材，以个别表征一般，从而反映趋势和主流，增强文艺的主题亲和力和鲜活性。其次，话语表达通俗化。通俗化并非消解思想性和戏谑权威性，而是将精深的思想以浅显易懂、直抵人心的话语表达出来，增强文艺的思想穿透力和吸引力。再次，传播手段感性化。感性化并非弱化理性思维逻辑和强化浅表思维，而是顺应智能媒体发展趋势对文艺传播手段进行迭代更新。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衍生出移动APP、微媒体、短视频、Vlog、表情包等景观媒体，通过巧妙“借势”视觉化、形象化等传播手段，增强文艺的艺术感染力和体验性。最后，价值呈现潜隐化。潜隐化并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缺位，而是一改传统自上而下、直白植入的方式，文艺将主流意识形态潜隐其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自然流露，增强文艺的价值引领力和黏合性。

文艺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人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形式是将头脑中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表现形式，文艺作品是人脑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既可能真实地、积极地反映社会存在，也可能扭曲地、消极地反映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现象，它源于现实，又不等同于现实。它既可能培养高尚的情操，也可能使人意志消沉;既可能塑造健全人格，也可能导致人格缺陷;既可能推进社会生态风清气正，也可能诱导社会沉渣泛起。所以，有必要对文艺作品的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趋向进行分类：积极文艺作品和消极文艺作品。

所谓积极文艺作品，是指真实地、积极地反映社会存在，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能够起到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塑造健全人格、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积极文艺作品兼具艺术性、思想性和导向性（或方向性）等性质。其中，艺术性是积极文艺作品的前提，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特标识，重在陶冶人们的情操。思想性是积极文艺作品的核心，是保证文艺作品绵长生命力的灵魂所在，重在启迪人们的思维。导向性是积极文艺作品的重点，也是其“积极意义”的核心所指，重在对人们进行价值引领。值得注意的是，三者应保持有机统一平衡的状态。即作品应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政治性不可遮蔽艺术性和思想性;作品的思想性不可背离方向性，须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为方向性服务的;作品的艺术性不可虚无思想性和弱化方向性。质言之，积极文艺作品往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导向正确，链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陶冶情操、启迪思维，引领人全面发展，牵引人向上向善的作用，对于引领多元价值思潮和形塑全社会价值共识具有重要作用。主旋律文艺、正能量文艺，甚至文艺史上的延安文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文艺经典，都是积极文艺作品概念基于不同划分维度的不同表达，或者具体形态表达。

积极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正向审美意识形态，既具有意识形态的“硬核”，又具有文艺的“软性”表达方式，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恩格斯称赞但丁的《神曲》宣告了“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列宁曾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用非凡的力量表达被现存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绪”。列宁还高度赞扬欧仁·鲍迪埃创作的《国际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凭借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思潮、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运动’，都是苏联革命文艺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回声。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 呼唤革命的暴风骤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了解革命、参与革命， 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成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解放區文艺’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文艺’一脉相承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③。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与感召凝聚功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早期共产党人在当时纷繁众多的主义思潮中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开始“将文学与革命相关联，视文学为改造社会的利器”④。随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深入，党对文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识到文艺可作为一种工具为阶级斗争服务。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开始将文艺正式纳入宣传工作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通过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消灭敌人、打击敌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积极文艺作品，教育、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创业史》《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调动翻身主人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对文艺政策适时作出重大调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纵观党的文艺理论发展脉络可知，我国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起到一定的政治动员和价值引领功能，文艺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息息相关。既要反对将文艺绝对政治化的倾向，也要谨防矫枉过正割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即文艺工作者聚焦一定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借助通俗、生动、形象、活泼的话语，运用感性化传播方式将主导意识形态扩展下沉到社会大众层面，通过价值主体的沟通对话，寻求“相通的价值诉求”和“一元价值精神”，进而对社会主导价值产生情感上的信服与意志上的坚守，积淀为一种正向的“集体无意识”，凝聚起广泛的社会价值共识，最终引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逻辑进程

積极文艺作品往往内含着创作者积极的价值取向，当这种价值取向被社会多数人所接受时就成为 一种价值共识，从而整合利益诉求，筑实思想基础，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首先需搭建起作品与大众沟通理解的桥梁，促使双方视域融合，进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价值体认自觉树立起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并在积极文艺作品的教化引导下夯实思想政治根基，使人们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最终汇聚成凝心聚力的巨大政治力量。

（一）奠定逻辑前提：融合思想认知视域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重要理论支撑，其认为理解过程是读者视域与文本所提供的视域处于一个相互交融结合的动态过程，并且理解的双方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这一理论为我们研究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分析视角。然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审视这一理论发现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强调以文本和理论为中心展开阐释、理解和应用，忽视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应对其进行批判性借鉴，求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范式的融合。即从现实的人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强调文本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同时关照人的主体性，通过关联与对话实现双方在“现实”意义上的视域融合，为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奠定逻辑和实践前提。

其一，积极文艺作品通过与人们生活世界相关联，实现视域交叠。积极文艺作品的影响对象是“人”。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并随着实践变迁而变迁。积极文艺作品只有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相关联，实现二者视域的关联或交叠，方能架起二者沟通理解的桥梁。因而，文艺工作者在其“前见”、“视域”上来理解与诠释价值取向时，要有将其融入到人们的文化心态、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之中的自觉，一方面通过解释性关联激发主流意识形态的直观感召力，另一方面通过批判性关联澄明主流意识形态的间接解释力，从而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起到积极引导作用。如随着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情感和信念优先于真相和逻辑，谣言、误传、阴谋论、带节奏、病毒营销等充斥视觉空间，导致真相被遮蔽、曲解和掩盖，一定程度上分化与损伤了社会价值共识。文艺须承担起意识形态博弈与辩护功能，以人们的生活世界为创作源泉，讲好中国抗“疫”故事，驳斥“后真相”的虚伪性、片面性和主观性，引领人们澄清价值判断并作出正确价值选择，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奠定思想前提。

其二，积极文艺作品与人们建立对话关系，实现视域融合。伽达默尔主张对文本的理解必须建立在读者和文本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理解过程就是双方在保留原有视域基础上进行互动与交融，以期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新视域。同理，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也是试图通过对话，调动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促使主导意识形态去“悬浮化”和人的思想意识的“拔高”和“上浮”，二者经由交互式对话走向融合，从而在某一个界面上凝聚起不同群体、不同价值诉求的人们的沟通理解和价值共识，达成互相“理解”，使文艺作品的意义域得以澄明和重现，实现二者精神的会通。例如，面对重大疫情，文艺创作者通过绘画、歌曲、小品、电视剧等多种形式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党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等主流意识形态作了生动注解，同时在关键时刻起到正向舆论引导作用，使人们切身感受到制度的伟力，思想意识得以提高和升华，自觉凝聚起携手抗“疫”的广泛共识。

（二）构筑关键一环：引领主导价值认同

当前中国正经历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社会内部诸结构之间的价值冲突、激荡与重构，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价值认知迷茫、情感淡漠、选择迷失等困境，价值认同呈现出“离心化”和“松散化”迹象，削弱了社会有机体的凝聚力。引领人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关键一环。价值认同是价值主、客体通过双向交流互动机制达成共识的一种实践活动。

其一，积极文艺作品以主导意识形态询唤大众。“询唤”即“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认识的物质仪式的实践”⑤，旨在建构起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即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被询唤者确立了“我”的主体性意识，同时接受意识形态对“我”的定位，搭建起意识形态与“我”的桥梁，为“我”接受和认可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积极文艺作品通过多种文艺形式，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陷阱和现实危害，辩证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成分，完善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论证主导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优越性，并将主导意识形态内嵌其中，对大众进行询唤，激发其归属感、参与感、荣誉感等，进而通过构建“想象关系”，将大众询唤为与主导价值取向相契合的价值主体，最终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

其二，积极文艺作品缝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的距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由于理论范式的抽象性和话语表达的凝练性较强，在与大众生活世界和大众文化对接时容易造成视觉上的“强占”误解和事实上的意义稀释甚至消解。要想引领大众认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需通过一种“软性”介质进行转译，使大众在情感体验中“接受意识形态效果却感觉不到这个符码的作用”⑥，积极文艺作品即可充当这样一种“粘合剂”缝合大众与社会主导价值的裂隙。第一，缝合情感距离。积极文艺作品通过扎根生活世界，凸显人文价值关怀，探寻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的共情点和共鸣点，引发人们的情感交流和精神互动，增强大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为缝合社会主导价值与大众的距离奠定情感基础。第二，缝合话语距离。“听得懂”“听得进”是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关键，这就需要积极文艺作品对接人们的生活世界，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和宣传载体。

（三）导向实践归宿：夯实思想政治根基

凝聚思想共识、强化政治认同是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旨归。积极文艺作品不仅单向度“输出”主导价值引领大众，也重在通过正面宣传、情感渲染、思想熏陶、艺术审美等表现优势引发人们的思想交流、互动、争鸣进而达成共識。

其一，积极文艺作品通过彰显制度优势凝聚思想共识。只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效能，进而物化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之维，扭住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价值底色，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才有利于凝聚起广泛的思想共识。改革开放催生出多元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和复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变革，为不同阶级阶层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并进行良性互动提供可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强化政治认同。积极文艺作品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表达方式，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基于客观现实在观念层面的创造性建构，通过古今、中外、前后比较视阈和理性审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绩效优势和理念优势，奏响主旋律最强音，形成正能量合唱团。

其二，积极文艺作品通过坚定共同理想信念强化政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我国经济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变动，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造成价值诉求多样化的局面。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寻找价值之间的“重叠共识”，推动价值再构，消解多元价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形成“普遍性价值理念”，可集约激发人们的精神动力和实践力量。“搞好文艺创作和批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坚定理想信念，为人民昭示更美好前景，为民族描绘更光明未来”⑦，以此来激发政治认同感和汇聚实践合力。积极文艺作品通过多种形式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擘画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前景，讲好中国攻坚克难奋斗不止的故事，激发起人民积极的政治心理体验，树立起正面的政治认知，形成积极靠拢、主动亲和的政治情感，实现坚定的政治认同，最终汇聚成巨大的实践合力。

三、积极文艺作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实践理路

积极文艺作品要担负起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使命，需在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般方法论和文艺创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以锚定价值坐标、站稳人民立场以筑牢价值根基、锤炼价值内核以提升价值品位。

（一）坚持问题导向，以锚定价值坐标

积极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正向的审美意识形态，意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辩护、实践导向、价值引领和情怀培育功能。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好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空场域，科学研判并精准聚焦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锚定作品的价值坐标，以廓清人们的思想和理论迷雾。

其一，增强本土文论创新，助益重大问题阐释。当前我国文艺市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尴尬境地，呼唤文艺创作的新自觉。这种新自觉并非从“无”到“有”的建设，而是从“有”到“优”的蜕变。核心要义在于创新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以本土理论阐释本土实践中凸显的重大问题，从而“明晰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强化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体认”⑧。新时代为积极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和素材源泉。然而当前文艺市场不容乐观。一方面，冷战以来西方话语强势传播并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话语建构，本土话语体系处于弱势，存在套用西方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解释中国实践发展的尴尬境况。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审美的“违和”现象难以引起精神共鸣，更遑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性矛盾和问题，西方运用固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冲突分析框架模式大肆曲解、抹黑，使我们深受负面舆情言论之害。积极文艺作品要进一步增强植根实践的自觉，对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概括和话语凝练，创作出更多能够在文艺市场中广泛流通的“知识硬通货”⑨ 和艺术硬通货;构建起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用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指导文艺创作，用中国特色文艺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精神和制度;强化本土社会变革经验的理论阐释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和自信力，释放积极文艺作品的影响力。

其二，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助益重大问题解决。问题既是时代呼声的集中体现，也是文艺创作应该紧扣的脉搏。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主导意识形态客观上存在理论供应相对滞后、解释乏力和话语权疲软等现象，应根据变化发展的实际提升理论整合能力，增强主导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解释力，有力回应社会重大关切。“重大社会关切”即社会公众普遍关注、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公众意志的集中体现。要引导公众意志形成集体理性，需瞄准公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连结点，通过价值引领实现公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交汇。积极文艺作品通过瞄准社会重大关切，紧扣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以富有解释力的彻底理论掌握群众，以富有亲和力的艺术表现打动观众，反映人民心声，促使公众意志汇入国家意志洪流，使人民与时代发展同鸣共振，激发起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

（二）站稳人民立场，以筑牢价值根基

价值共识形成的前提是具备共同的价值利益诉求。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赢得人们内在思想认同，前提是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探寻并满足大众的利益需求点，拓展人民共同利益。

其一，通过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聚合共同价值体认。毛泽东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性产品，是人的精神需要的对象化表达。要根据人们的“需求侧”变化，供给更加多元积极的文艺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长足发展，社会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更多关注精神领域成为可能。加之东西方文化交流、民主参政意识和审美情趣等的提高，“需求侧”由“基本生存”转向“自由发展”，积极文艺作品应更多关注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多元化需要，还要根据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供给更高品质的积极文艺作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注重“质”而不仅限于“量”，文化消费呈现升级趋势，对文艺作品的诉求超越了娱乐消遣和单纯感官享受的低端域，指向精神慰藉、价值引领、自我提升、教化风气等更深层次和更多向度的高端域。通过供给“好”“精”“美”的积极文艺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其二，通过接洽人民话语表达方式，破除价值话语藩篱。价值具有实践性，不同的价值主体由于实践基础的相异造成话语圈层化现象。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需借助一种较为通约的话语进行价值传导。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交流载体，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只有当其表达方式贴合接收对象的思维习惯和现实需求时，才可有效传播。面对新的时代主题，文艺工作者应贴近人们生活世界，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显现的新思想、新内容、新理论、新困惑和人们道德、情感、价值的需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转化为富含群体意识和价值追求的议题。从而将艰涩的思想和理论，合理转译为人们可触可感可知可及的内容，延长话语解释链条，引发精神共鸣。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广泛普及，民间舆论场的扩大化正影响和改变着当今舆论格局。新思潮、新词汇、新表述层出不穷，远非传统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所能阐释回应。文艺工作者应注重把脉受众的体验和感受展开叙事，实现话语方式的结构性改善，运用接地气、有温度的生活话语、大众话语，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增强主导价值的话语亲和力。要转换话语阐释思维，从宣传思维转向故事思维。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外在植入性，积极文艺作品具有直观、生动的表现优势，可通过讲述故事、展现情节、流露情感的方式抓人眼球，春风化雨。

（三）锤炼价值内核，以提升价值品位

价值内核是积极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凝集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需着力提升自身价值品位，通过“批驳错的”“统合低的”来锤炼价值的引领作用。坚持批判为要，与错误思潮“势不两立”，彰显价值真理性;坚持建设为本，保持核心价值的“高势位”，引领多元社会思潮。

其一，驳斥错误社会思潮，彰显价值真理性。唯有以文艺作品的价值真理性驳斥错误思潮的虚伪性，方能扫除藏身于文艺领域的思想障碍，提升积极文艺作品的价值品位。近年来，受社会转型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文化领域出现多样化社会思潮。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改变叙事方式迎合大众猎奇心理，或更新产品包装增强迷惑性，或巧构思维陷阱增强隐蔽性，或“巧妙嫁接”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传播渗透扩大影响，或借重要时间节点和热点话题制造噱头，一旦“合体”发酵，负面影响将成指数级增长，严重冲击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干扰人们价值判断和消解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现象和思潮，积极文艺作品应在价值观上“突出重围”，驳斥错误文艺思潮背后的资本逻辑、错误世界观和错误价值立场，揭露其虚伪性和错误性，澄清大众的疑惑，保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挥文艺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引领与推动作用。

其二，保持核心价值的“高势位”，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引领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减少价值冲突，是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的坚强基石。核心价值的认同效力源于“其内蕴的知识、价值、規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高”⑩。积极文艺作品要发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之功效，需锤炼作品的价值内核，保持核心价值的“高势位”建设和培育，进而统摄、辐射、引领、凝聚多元社会思潮。积极文艺作品通过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体现时代精神，增强价值牵引力;通过吸纳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思想精华，提升价值涵容度;通过自我更新反省、动态整合理论体系以保持价值先进性。藉此，积极文艺作品以富有牵引力、涵容度、先进性的核心价值对多元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引导人们于价值对话、沟通、交流中向核心价值聚拢、靠齐，进而凝聚起社会价值共识。

注释：

① 袁银传、郭亚斐：《试论当代中国价值共识的凝聚机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7期。

② 樊亚平、丁丽琼：《“软性”新闻中的意识形态建构——基于日本产经新闻网莫言获诺奖报道的话语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 樊星：《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④ 周建华：《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生成及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⑤ 张一兵：《身体化隐性构序的治安逻辑——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解读》，《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⑥ 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修订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560页。

⑦ 董学文：《在攀登文艺高峰征途上高擎理想信念旗帜》，《红旗文稿》2017年第2期。

⑧ 李迎霞、卢黎歌：《议题设置引导网络意识形态：价值、遵循、理路》，《理论探索》2019年第6期。

⑨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自觉与新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1期。

⑩ 陈秉公：《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势位”培育和践行的规律性》，《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2期。

作者简介：卢黎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49;吴凯丽，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作者：卢黎歌 吴凯丽

思想当代价值下政治哲学论文 篇3：

哲学无政府主义及其当代论争

摘要：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无政府主义否定性地回答了国家合法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前提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国家的不合法性，从而确定反抗国家的行为之层次，而且不认为取缔或毁灭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唯一目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其他派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论争，拓展了自身的政治哲学内涵。

关键词：哲学无政府主义；政治正当性；国家合法性；公民不服从；政治哲学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1971年）出版之前，沃尔夫出版了其无政府主义著作《为无政府主义申辩》（1970年），而三年之后罗伯特·诺齐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问世，由此复兴了政治哲学的诸种议题并构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图景。相比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被广泛关注，沃尔夫与其著作显然暗淡不少。然而，沃尔夫在这部著作中重提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尽管他的最终目的与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有一定的区别，但他把康德和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带入到当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之中，对罗尔斯和诺齐克以及在他们之后的政治哲学不无启发。而对无政府主义而言，沃尔夫开启了当代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直接促成了哲学无政府主义的当代表述与当代论争。

所谓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围绕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并以个人自由权利之至上性和国家权威之不合法性为其根本政治哲学主张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政治哲学思潮。沃尔夫之后，哲学无政府主义的当代代表人物还有John Simmons、Jesse Russell、Joseph Raz、A.D.Woozley、John P.Clark等，对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它的当代批评者，比如Chaim Gans、RichardDagger、Steven DeLue、Thomas Senor、Tony Honore等学者。令人惊讶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非完全排斥而是表现出根源上的亲密，比如当代具有创造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诺齐克、布坎南，甚至哈贝马斯，在他们的政治哲学构建之中，均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由此可见，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政治哲学派别，它从否定国家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出发，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并在应对各类政治哲学批评之中拓展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一、国家合法性的否定

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是个人自由的至上性和国家权威的不合法性。在它们看来，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强制始终是一种罪恶”，国家作为具有强制力量的权威，并不是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由的保障，而是侵犯和损害自由的罪魁祸首。故此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致认为：所有现存的国家都具有不合法性，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对于国家的不合法性，近代以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论证，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霍顿则根据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解，把这些论证区分为了“积极的”论证和“消极的”论证，也即他所说的“积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消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分：前者“对于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义务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积极论证”；后者“仅仅从所有证成政治义务的积极尝试都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这种义务”，进而论证了无政府主义的这一思想主张。

从“积极的”论证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合法性的论证，或者说，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大致有四种方式：第一，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承认通常由对自愿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自律、自由选择或自决等具有决定性的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非自愿的或强制性的；第二，由对平等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或获得基本好处的权利平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等级制的、男权至上的、阶级专政的或不平等的；第三，是由对共同体价值的预先承认（即承认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的感情或同情心等具有重大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使人彼此疏远、彼此分裂；第四，是由对这些立场的某种结合的预先承认所激发起来。总的来说，否定国家合法性的“积极”论证主要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以及政治理想的达成与否的角度展开的论证。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家都优先主张个人具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正如法国《人权宣言》中所立之自由、平等等权利，正是因为国家作为一种享有强力的组织对自由和平等可能或事实上的侵犯和损害使得国家在合法性上不能得到根本的证明。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葛德文在其著作《政治正义论》中强调自由或自治的重要性，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和国家权威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而且此种冲突无法调和，从而否认了权威对维护和保护公民自由的积极作用。巴枯宁则认为，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普遍的，“一切权威都是虚伪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在巴枯宁看来，自由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权威与自由则完全冲突，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相互排斥，“国家，任何一种国家，哪怕用最自由最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都必然是建立在控制、统治、暴力即专制的基础上的”。巴枯宁认为，国家在根本上不合法，要想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废除国家的政治权力。

从“消极的”论证角度来看，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并不在于某种先验或经验性依据，而是在于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失败，从否证的意义上证明了国家的不合法性。即为了论证国家的合法性，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主要论证理论有同意理论（Consent）、自愿理论（Voluntarism）、自然责任理论（Natu-ralduty）、公平游戏理论（Fair Play）等，但这些理论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完美的论证理论，这些理论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自霍布斯和洛克以来最为重要的同意理论，一直以来遭受批评。德沃金曾总结性地分析指出，不管是默然地同意还是确然地同意，均存在着两个需要考虑的环节：一个是同意是否是自由的表示？另一个是这种自由的表示是否同时伴随有可供选择的其他可能性？。也就是说，公民对国家权威的同意服从不能是在国家权威的威逼或者引诱之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即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说明公民是自由选择此一国家的统治及其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德沃金认为同意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疑问，“因为一个人离开一个统治者却只能加入另一个统治者所统治的国度，他根本无法幸免于不被统治”。在德沃金看来，不是“自由的”同意当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同意，据此同意理论显然失之牵强。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公平游戏理论，也被指责其本身“并不公平”，认为该理论自身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公平游戏理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因为得到了他们并没有要求的利益而获得了义务，这并不合理；二是公平游戏理论在关键环节上含糊不清，很难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人们从政治组织中获得了利益”。所以，即使不必预先承认任何特殊价值（即那些被认为是由国家所破坏的价值），无政府主义理论也可能会因为觉察到所有对国家合法性的辩护都有缺陷而被激发起来。换言之，有的人持无政府主义立场是因为不相信能找到任何一种论据来证明某些或所有现存国家是合法的。如果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在寻找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明国家的合法性时都遭到了失败，那就足以证明这种怀疑主义是正确的。

上述无政府主义就国家的不合法性进行的正面论证以及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差强人意激发了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从而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反思和拓展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涵。不过，哲学无政府主义虽然承认国家不合法的基本观点，但它并不认为这种国家不合法的论证就必然意味着要求在实践中反对或取缔国家，这一点类似于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换言之，一方面哲学无政府主义接受国家不合法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不像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们那样激进地要求破坏所有现存的国家。在这两种显然相互冲突的主张之间，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如何达成一种平衡的呢？这需要进一步详细地揭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

二、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

当代的哲学元政府主义者认为，对于某些不合法的国家，我们可能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不去反抗或破坏它们，这些理由压倒了一切反抗的权利。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不合法的国家，即缺乏道德上证成理由的国家并不等于需要完全将其毁灭的国家。对这些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实际态度”并仔细考虑是否应该反对或在何种程度上反对，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此种国家是否具有一些不被反对或者免于反对的其他理由。人们在不合法的国家中应该（或可以）如何行动？在回答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众多道德考量因素中，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这种不合法所蕴涵的约束性政治义务之不存在）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显然，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同，哲学无政府主义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并不那么激进或者极端，而是对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如何对待国家的不合法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此给出了有力的分析。其分析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有区分。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即使不合法的国家也可能有一些优点，这些优点并不受那些使得国家丧失合法性的缺陷所影响；而且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国家时，这些优点也是相关的考虑因素；至少在大多数（即使是不合法的）国家中，根据某些独立的道德理由，拒绝做法律所要求的事通常也是不对的。比如专制通常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恶”的集中表现，但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认为，专制与否并不是区分国家邪恶与否的标准，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由一个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人王”统治，并为国家中的所有人实现他们的幸福提供了有力的正面支持，那么这样的国家是否也应该不加区分地被否定或破坏？传统无政府主义显然会认为这样的国家因为具有“根本恶”的特性应该被否定，但当代无政府主义则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应该综合考察此类国家的优点和弊端，从而给出明智的对待方式。

第二，根据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不同，反抗国家不合法性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待不合法国家的方式大致可区分为两种方式，即强的方式和弱的方式，也可以据此把二者称为“强无政府主义”和“弱无政府主义”。约翰·西蒙斯说：“弱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没有普遍的政治义务，所有国家中的所有（或者说，至少几乎所有）国民都有道德自由——就是说，拥有一种特权或许可权（permission right）——把法律看做是没有约束力的，把政府看做是没有权威的。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也接受国家不合法这一判断的最低限度道德内容，但是除此以外它还主张，国家的不合法性进一步蕴涵了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去反抗国家，并且只要不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就要取缔国家。”应该说，所谓弱无政府主义，其对待不合法国家的态度是采取不合作的主体行为而并不主张激进的反抗。而强无政府主义则不同，它主张以直接的反抗来消除国家的不合法甚至毁灭不合法的国家本身。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来看，大致可认为巴枯宁所主张的应该是一种强无政府主义，相对而言葛德文所主张的是一种弱无政府主义。约翰·西蒙斯明确指出，哲学无政府主义应该作为一种弱无政府主义而存在，个人应该把反抗国家作为较弱意义上的政治义务，而不应该始终把反抗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义务予以确定。除非一个国家中的不合法性被看做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否则它就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一种反抗这个国家的义务，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缺乏制定约束性法律与政策的普遍性权利，却并不是如此之邪恶以至于必须去反抗并取缔它。

第三，国家的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并不直接相关。无政府主义一般认为，国家的不合法性直接为人们反抗国家提供了根据。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则认为，此种根据不仅不充分，而且并不直接甚至不相干。西蒙斯曾把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比作“商家卖东西并向我收钱的权利和他的仁慈”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即商家的仁慈并不能理解为没有“向我收钱”的权利，也不能因为他不向其他人收钱而独独“向我收钱”就认为商家的行为不合法，从而以为“我”有了买东西但不付钱的权利。这个比喻可以理解为，个人基于国家的不合法对待而得出了国家不合法性的结论往往具有个别的特性，而并不具有普遍的特性。国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不能因为个人的具体个别行为而遭到简单的否定。事实上，即使“我”有非常普遍的责任去支持体现了适当美德的国家，这些责任也是对所有这种值得效仿的对象都同等负有的责任，而不是专门对任何特殊对象所负有的责任。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不合法的国家仅仅因为它们都是不合法的就应该受到其国民或其他人同样的对待（比如单纯地反抗或取缔）。有些不合法的国家也许已经邪恶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有的国家还算过得去，而且也还算仁慈。所以，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注意到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区分，特别是作为个体或部分的不合法和作为整体或全部道德判断的不合法性应该作出区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盲目地反抗和取缔国家，而是认为应该对国家的不合法性作出具体分析来选择适度的对待方式，尤其是不能用个体行为替代全部共同体的行为，也不能基于国家部分的不合法性就否定国家整体和国家本身。因此，哲学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主张一种弱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认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要反抗或取缔国家，而是要针对个别的不合法性国家行为进行“矫正式”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国家局部不合法性的修正。此一观点显然和公民不服从理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三、围绕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与辩护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不仅与其传统形式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其基本的政治哲学主张也颇富争议性，从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一般而言，当代围绕哲学无政府主义存在三种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它们交织起来基本勾勒了哲学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派别之间的当代论争。

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激进的外表”与其“温和的”实际后果（practical impli-cation）之间有着一条“令人尴尬的鸿沟”。这一批评主要来自切姆·甘斯。他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者通过集中于“微不足道而又不常见的情况，如凌晨三点乱穿马路”来为其观点获取直觉上的支持，然而这仅仅符合人们对在更熟悉的日常环境中是否有必要服从这个问题的通常看法。更重要的是，甘斯对哲学元政府主义者的这一做法评论道：尽管他们正式地拒绝种种支持政治义务的著名论据（在此基础上，他们宣称国家不合法），然而他们又暗地里依赖同样这些论据（他们“复兴了”这些论据）来主张，即使对于不合法的国家，我们也没有必要总是不服从它或破坏它。他认为，完全接受那些常见的、支持服从法律的论据更为诚实，一旦我们认识到接受政治义务并不意味着道德总是要求我们服从法律，那就更是如此。甘斯的观点代表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徒有虚名，其思想本身存在内在缺陷。根据前面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阐述，我们比较容易地发现此一批判并没有完全理解哲学无政府主义，所谓的“矛盾”在哲学无政府主义看来并不存在。因为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和采取何种方式予以对待是不同的问题，即便国家存在不合法性，但通过综合的反思和平衡，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不服从或否定国家的存在本身。

第二种批评意见则与第一种基本相反，它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过于激进。此一批评认为，接受哲学无政府主义将会“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并且将被证明是“自由主义政体的一场悲剧”；它将具有“极端”且“令人震惊的”后果。这种批评显然过于强烈，而且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国家和法律的不服从并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自由主义本身也有观点认为可以不服从不合法的法律，这一点可以在洛克及其后继者的著述里获得明确的支持；二是哲学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相反它主张应该理性分析并谨慎对待，有些时候通过全面、综合的分析，甚至可以容忍不合法国家和法律的存在和实施。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政治义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在实际的建议上有时候是一致的，二者存在分歧的主要情形有三种——当法律禁止无害的行为时；当法律特别地强加政治责任时；当不服从对个人或对个人所合理依赖的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没有严重的负面后果时。而在更多的时候，哲学无政府主义根据独立的道德理由去决定如何选择最好的行为与政治义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约翰·西蒙斯分析说，如果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得到了普遍采纳，国民将认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全凭个人的喜好或兴趣自由地服从或不服从。即使人们全都一致地选择不服从，这些行为也完全可能使得国家更为开放、更富合作精神、更具自愿色彩，而更少地以有争议的道德与宗教学说为名实施强制，且不再对金钱与国民的生活那么恣意妄为。所以，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悲剧”，也不完全就是极端的否定和破坏，它也有其正面的、建构性的意义。

第三种批评来自对哲学无政府主义起始问题的质疑。一般来说，政治哲学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要不要国家”，二是“要什么样的国家”。近代以降的政治哲学大多肯定地默认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直接思考或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西蒙斯曾批评罗尔斯说：“罗尔斯派的证成主要是对强制的一种证成，针对那些已经接受了生活于国家之必要性的人们。”显然，罗尔斯已经肯定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预设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尝试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西蒙斯则认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国家”，因为这个问题才是整个政治哲学追问的前提。当然，无政府主义的回答显然是基于国家不合法性的分析而会否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却认为，之所以“要不要国家”的问题是第一位且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基于近代以来“自然状态”的假设。因为任何建立国家的主张，由于试图改变“既存的自然状态”就担负起了“举证责任”，即需要证明为什么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是可欲的或正当的。正是因为如此，政治义务和国家权威的支持者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攻击，并使得元政府主义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状态，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并试图达成社会共同体或形成国家，那么，“为什么要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这一问题就成为无政府主义需要举证的问题。该观点的持有者显然认为无政府主义对此一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们也比较容易地发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此种批评者所犯的错误：一是对“自然状态”做非政治性的理解是现代政治哲学共同的基本前提，否定了“自然状态”的非政治性不仅意味着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也同样否定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理论前提，而且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之否定不可能通过古典的理解而否定；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精神并不是一种建构性的精神，而是一种政治怀疑主义和政治批判主义的精神，它的特质是解构，不能单纯地用建构主义的精神评价和要求哲学无政府主义。

综上所述，哲学无政府主义及其当代论争表明，正是围绕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哲学无政府主义表达了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以及独特的理论含义，并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图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以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内在的生命力，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

作者：谭杰　李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