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管理法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移动学习的兴起，电子书包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教育机构与家庭的关注。为了了解和分析目前我国电子书包的应用和研究现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文献研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市场管理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市场管理法研究论文 篇1：

工程法部门独立地位之证成

[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工程法的研究逐渐兴起。工程法部门独立地位的论证，首先考察具有可类比性的经济法部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认定和经济法学者的学术研究态度值得为工程法和研究者所借鉴。对反思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方法的同时，认为以法律调整对象（社会关系）作为法律部门的“一元”划分标准，更具有合理性。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是工程关系，这是工程法部门得以划分的法理依据和可行性论证。确立工程法独立地位的必要性，在于工程法能为工程良法创制提供观念和理论基础、为工程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关鍵词]工程法；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独立地位

工程法的地位，通常而言是指工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有无自己的位置，是否承认工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谓法律部门，是指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的总称。工程法能否作为新兴的部门法，对此需要做出说明和论证。

一、工程法发展进程概览

伴随工程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法学领域兴起了工程法律的理论研究。就域外的研究与实践而言，20世纪中期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编制一系列土木工程施工契约“ICE条款”，英国在法院系统内设置科技与工程法院，专门审理具有技术上专业复杂性的案件，所形成的工程案件判例和原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工程法律发展。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出版的4本FIDIC标准合同文本，更是获得国际通行文本地位。我国台湾地区于2005年成立工程法学会，且多所科研院校尝试在课程、学位建制上融合工程与法学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

国内随着建筑业、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和建设市场管理等领域出现诸多新型交叉法律课题。相较于国际潮流而言，国内工程法制研究稍显滞后。但国内学界的研究值得肯定，东南大学于2008年率先成立工程法研究所、其后成立PPP法律研究中心以及设置“工程法实验班”，并与台湾学界先后两次举办“海峡两岸工程法学研讨会”，2013年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成为大陆地区首个工程法学学术研究组织、随后贵州省法学会建设工程和房地产法学研究会、浙江省法学会建设工程法学会、济南市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相继成立，表明学界逐渐意识到工程法之重要性，并致力于工程法理论与实务的探索和研究，推动工程法法律部门的形成和学科建设。

二、来自经济法部门独立地位的考察与启示

作为先驱者的经济法部门，草创之初饱受争议，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思辨和修正后，“经济法学界相当一致地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1]。工程法目前处于初步形成的阶段，眼下和将来势必存在对工程法地位的学术争议，因此，工程法与经济法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经济法历经三十余年的曲折而最终取得独立地位的经验，将为工程法独立性的思考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发。

历史上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陆续形成“纵横经济关系说”“密切联系说”“管理-协作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说”“学科说”等各种观点。随着基础研究的增多，经济法学界日益增进共识，逐渐看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前景，重新审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机制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法的体系的演变，从而逐步端正了对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功能和任务以及同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当前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且范围是一定的，即只调整在国家协调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分开。工程法同样如此，现阶段关于工程法独立地位的确立，关键在于对调整对象的认定，以及工程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此，效法经济法对工程法的调整对象及其范围做出充分研究十分重要。

经济法学者广为呼吁公正地对待经济法，在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历程较短的经济法犹如“初生之物，其形必丑”的同时，真诚地欢迎学界提出严肃的批评、科学的指正和有益的建议，但不希望只是一味地、无根据地对经济法加以讽刺、抨击和否定，因为这不是学术的态度，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2]。经济法学界的自我审视、兼听则明的学术求真求实的态度，值得工程法学界深思和学习。在当下和将来，法学界必定对于工程法持有各异观点，工程法研究者应倾听多方面有益意见，做出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以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回应各类观点，以推动工程法研究的科学性进程。

三、 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评析

对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的评价如何，是工程法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是一项重大且极具争议的理论问题，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受苏联法学理论影响，将法律的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作为根本标准，以法律的调整方法作为辅助标准。国内学界近年来兴起诸多批判观点，并提出诸多新划分标准，有主张“一元标准说”，认为划分标准只有调整对象或社会关系[3]，有认为唯一标准是法律的调整方法或法律的制裁形式[4]，还有认为“以法域为部门法划分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5]；有主张“二元标准说”，认为交叉使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个标准[6]或同时使用该两项标准[7]；还有主张“多元标准说”，认为“仅仅利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划分标准显然不够，还要利用法律调整机制（如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关系）”[8]。

每一部门法均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这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根本所在，也是一门科学建立的基石。法律部门的划分方法当然是见仁见智的学术探讨，上述各种观点不无道理。本文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坚持调整对象为划分标准且为“一元标准”，不宜以属性（如调整方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制裁形式等）或若干属性组合作为标准。理由在于：一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是划分标准，该点争议较少。不同调整对象指的是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而非不同领域，否则法律部门数量将过于庞杂。二是将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标准的观点缺陷明显。将法律的调整方法作为辅助标准，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个社会关系需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的问题，这一问题单靠法律调整对象是无法解决的”[9]，并且这一标准“无非是想迁就刑法的需要而勉强提出来的，对于整个法律体系而言，它并不具有科学的普适性”[10]。此外，就法律的调整方法而言，无外乎民事、行政与刑事制裁三类，某个法律部门可能具备多种制裁方法，某个制裁方法亦可能适用于多个部门法，因而将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标准之一的历史局限性清晰呈现。三是不宜以调整方法在内的属性或属性组合作为划分标准。若以法的属性或属性组合作为标准，“划分出所谓法的部门之间就不是全异关系，就会犯‘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11]，而逻辑学的划分规则是要求各子项的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全异关系）；并且，对法的部门进行划分，不能使用多元标准进行交叉划分，传统的法律划分方法是先依据调整对象进行一次划分，再以调整方法做出二次划分，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各个法律部门相互之间存在外延交叉、界限不明的问题。

四、 工程法应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于工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研究较少，更谈不上形成共识。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相对独立说”，认为建设工程法并列于教育法、军事法等，是依托于民法、刑法等基础法律部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应用法律部门[12]。二是“独立法律部门说”，持此观点的学者着力于工程法调整对象的论证，认为“工程法是规范各项工程活动，调整工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3]。三是“经济法范畴说”，认为“工程法属于经济法关注的重要范畴，工程法学作为产业调整法的重要内容，通过规划、建设、管理、法律责任等制度规范，对工程产业发展予以有效调节与规制”[14]。四是“行政法范畴说”，认为行政隶属性是工程建设法的主要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主要特征[15][16]。强调行政隶属性实则是将工程法划入到行政法领域内。本文认为工程法应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一）工程法具有特定调整对象

任何法律所调整的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工程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是指工程法作为一项法律规范体系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范围。独立的调整对象反映出工程法独立存在的可行性，这是工程法建立的基础，也是工程法能够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本质特征。

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不是漫无边际、捉摸不定的，并且工程法的调整对象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是可区分的，而非交叉甚至重叠。“一种社会关系不一定只能由一个法的部门调整”的学说，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在于，该说法的推导结果，实际上在否定了工程法独立的同时，更加否定了民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进而否定这些部门法的独立地位，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工程法的特定调整对象是工程关系

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是工程关系，是工程关系参与主体之间，因工程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特殊结合、具有法律调整必要的社会关系。这是工程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特征。由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工程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而形成工程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涉工程性，与其他法律关系相比，工程法律关系有以下特征：

1.工程法律关系中必有工程主体参与。工程主体是管理和参加工程活动，受工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法律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也就是工程建设活动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民事法律关系中，工程设计、施工、中介、咨询等社会组织在内的私主体必定存在；立项、规划、审批、许可等阶段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工程监管行政部门和具体工程项目申请人、勘察设计主体等等，分别作为工程法律关系的行政主体和相对人，都属于工程主体的范围。

2.工程法律关系和引发工程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具有复杂性，不同类型的工程受不同法律规范调整，不同工程类型的主管部门对投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阶段做出不同规定，“条块分割式”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促成工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因素之一，同时，在一项工程的生命周期里，各阶段不仅涉及不同民事主体、亦涉及不同行政主体，主体参与的广泛性和变动性亦使得工程法律关系复杂。

3.公益性。在工程领域，多数工程为公共工程，常常是作为福利国之国家对人民提供的给付，或是辅助行政机关推行行政，均是直接或间接达成一定的行政目的，故具有浓厚的公益色彩。

就我国工程建设基本程序而言，一项工程的全寿命周期包括：立项、决策、规划、建设、使用、废除等六个阶段[17]1-3，各个阶段涉及不同的工程关系诸如计划、设计、施工等关系，数量与性质繁多。工程管理学界有将工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按照一个完整的工程周期为标准，划分为决策、实施和运营三阶段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17]1，也有将工程建设法律关系划分为：建设活动中的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民事关系等三方面[18]。法学界有将工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区分为工程管理关系与工程交易关系[19][20]，亦有“从工程法所调整的关系性质出发，以此分类标准划分为横向的工程民事关系和纵向的工程行政关系”[13]。本文认为工程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纵向的工程法律关系：行政计划关系（工程立项、决策等阶段）、行政规划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对工程主体、建设、工程产品的监督管理关系等。第二，横向的工程法律关系：工程的设计、勘察、施工、监理、运营、维护阶段所形成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为合同关系。第三，横纵向并存的法律关系，公共工程的政府采购即是横纵向并存的法律关系的典例。依照台湾地区“双阶理论”学说，采购阶段的选商是具体行政行为，订立采购合同阶段则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属性。

（三） 明确工程法独立地位的必要性

“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目的应当是有利于部门法律的系统化、清晰化、科学化，有助于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全部现行法和将要制定的法。”[21]明确工程法具有独立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明确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是工程关系，从法理上论证了独立部门法地位的可行性，而确立工程法的独立地位，亦需从必要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该必要性主要体现在推进工程法制的科学化、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1.现行工程法制缺憾。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无“工程法”之实定法，仅有《建筑法》《政府采购法》等零散、单行法律规范。一是以《建筑法》为例，《建筑法》仅调整“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所涉法律关系仅为工程法律关系的一隅。以《建筑法》为典型代表的法律法规，立法过程中行政主导的色彩浓重，并且立法目的重点是强化行政主体对建筑工程的监督管理，而建筑工程所涉更为广泛的法律关系，如工程纠纷等方面，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法律规范的合理性、民主性存在质疑。工程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的纳入程度、工程主体立法参与程度以及对行政主体的追责等方面还有待完善的空间。

基于立法“先天不足”，司法裁判很少援引《建筑法》等法律规范作为工程纠纷的裁判依据。为弥补此缺憾，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颁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糾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缓和工程方面实务需求与立法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此做法虽能“解燃眉之急”，但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其一是司法解释效力低于法律，应由更高位阶的法律——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对此做出全面规定和顶层设计，司法解释径自设立规则有“替代立法”之嫌，不符合权力秩序，也不合法治要求。其二，《建筑法》等单行法律规范“占据立法资源，却又无法规范工程领域之秩序，未能达到其立法目的”[13]，而显得立法虚置。

就工程合同法律关系的调整而言，虽然形成了以《合同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为主体组成的工程合同法律框架，但是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中的实体性争议，如工期索赔、工程保修等，仍然缺乏切实有效的可操作规则。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争议高发、情况复杂、专业性强、适用法律困难的基本背景下，工程法研究将建设工程各种争议类型化，对各种造成争议的原因进行梳理分析，提出多元化、有针对性的争议解决方案，起到填补法律空白和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对完善立法、提高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水平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审判水平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工程法为良法创制提供科学的价值观与理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国家政策、行业需求结构变化带来的建设、技术模式的转变，“轻审批重监管”的管理理念改革，公共工程PPP等新融资建设模式的兴起，形成新的工程业态，需要符合工程实践动态的工程法制作为准则。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法律无疑是规范工程建设、保障工程市场秩序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后的手段。所有法律都内在蕴涵着特定的价值追求，体现着立法者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而这种选择和判断是在一定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完成的，科学的价值观是良法创制的观念性前提。

工程法原则和理念直接决定了工程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可以说，确立了什么样的工程法原则和理念，也就确立了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工程法的工程质量原则，指导工程建设和监管在质量上获得良好的使用功能和安全保障。因为工程质量关乎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益，这些权益是宪法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基本权利。立法主体对各类工程质量标准严格设定、对工程建设企业和人员设置资质的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制度、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设完成后的验收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均应以工程质量原则为核心和首要原则，并依此原则判别一项制度的科学与否。

工程法应运而新兴，它作为工程业的调整公器之一，对新出现的权益分配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及时提供制度支持，引导工程法制改革。以PPP为例，作为新兴的融资模式，工程立法如：原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和发改委《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及时对公共工程融资实践模式的创新做出肯定回应，无疑有助于工程市场的扩大与繁荣。

但是我国PPP领域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多为政府部门和地方制定，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且相互之间冲突明显，部分行政法规还存在着操作性不强、难以实施等问题。当前推进单一法案的PPP立法工作，为推广PPP模式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PPP立法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是公共利益原则，需要做到防止行政主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相对人利益、预先框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在程序上强化政府对公共利益的限制等方面，这体现着工程法对工程法制的创制和完善提供基础的指导原则和考量标准。

此外，工程法倡导的衡平原则、合理干预原则、诚信原则等观念指导立法者正确分析工程关系中各种利益，从而科学、民主的确定工程法所保护、不保护、制裁、惩罚的对象，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冲突的调整方法，这些基本原则是具体工程法制所应遵循的法理念和法理论。

概言之，工程法能够提供充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为工程建设提供相当稳定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律秩序，保障工程业稳定持续运行、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支撑，引导制定满足国家、社会、个人需要的良法，推动工程建设领域的法治化进程。

3.工程法为工程司法实践提供指引。近年来，涉及工程法的问题大量涌现，司法审判在有效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往往以司法解释和各级法院内部指导意见的形式“临时救急”，这些做法存在“替代立法”的质疑，立法调整的缺失成了司法实务混沌不清的源头。同时，各地区、各层级法院存在不同裁判观点，“各自为政”的做法伤害了司法裁判理应具备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

工程所牵涉的学科广布，包括土木、建筑、水文、材料、管理等多学科，使得工程纠纷存在先天的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技术性强的突出特征，给司法实务案件的处理增添了诸多障碍。这就需要既懂工程又懂法律的专业人员来处理案件，跨越工程技术知识的专业壁垒。工程法研究的最基本的一项功能，就是让工程的专业术语通俗化，让以法律为专长的审判人员克服工程知识障碍，合理正确解决工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工程法的目的价值，即保护和促进工程行业规范发展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也是工程司法实践所追求的目标。立法和适用法律都是工程法治实现的重要环节，两者良性互动是法治的良心。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裁判者若缺乏对工程法制背后的目的性和价值观的正确理解，则不能准确的理解和解释工程法律，这就需要加深对工程质量原则在内的工程法基本原则和理念的理解。同时，工程案件裁判首先应适用法律规则，穷尽法律规则之后，则适用法律原则。工程法法律原则的适用能够指导工程法律的解释和推理，在出现法律漏洞时进行填补，防止现有规则的不合理适用，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同时，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于工程司法实践提供了方向性的引导和约束。

五、结语

当下的工程法处于初创阶段，势必存在地位争议，期待学界对于工程法做出更多有益研究、提出更多有理有据的学术批判，工程法研究者更应以包容、谦逊的学术态度对待不同观点，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以推动工程法学術研究进程。同时，对经济法、新兴法律部门如科技法[22]、体育法[23]、老年法等[24]的研究动态亦应给予持续关注，其经验应努力为工程法所吸收和借鉴，必定能为工程法发展带来巨大的有益参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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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华

市场管理法研究论文 篇2：

我国“电子书包”研究与应用现状分析

摘 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移动学习的兴起，电子书包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教育机构与家庭的关注。为了了解和分析目前我国电子书包的应用和研究现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文献研究。 研究发现，现在我国“电子书包”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期，但研究的主要人群集中在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电子书包”的使用群体多为小学生，研究中评价类的文章较多，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类的文章都比较少。针对这些研究结果，作者给出了相关建议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电子书包；内容分析；移动学习

一、引言

电子书包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个人电子终端和网络学习资源为载体的，贯穿于预习、上课、作业、辅导、评测等学习各环节，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学习环境的数字化学与教的系统平台。[1]1999年，新加坡政府在德明中学试用了首批163个电子书包，随后，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开始推广电子书包。但这种发展势头并未持续，甚至一度搁浅，直到2009年，美国、韩国、日本再次掀起推动电子书包浪潮，电子书包才大规模使用。虽然我国在2000年11月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实践“校校通”工程的通知》，电子书包作为教育信息网络化的终端产品在北京、上海、大连、深圳4个城市付诸使用，主要表现为Pad、笔记本和电子阅读器三类形式，[2]然而，从我国第一批电子书包试点至今，时间过去10多年，电子书包却依然停留在“试点”、“试用”层面。家长与教师对电子书包持怀疑态度，且现有试点的研究都显示电子书包利弊并存，对于电子书包的广泛推广，现在还未定论。但电子书包的应用前景受到越来越多教育机构与家庭的关注。因此，本文通过内容分析，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电子书包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文献研究，以期了解目前我国电子书包的应用和研究现状，分析其发展趋势，讨论相关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为电子书包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

1.研究材料

本研究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为样本来源。在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检索项选“篇名”，检索词为“电子书包”；时间：2001年—2012年；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匹配方式选择“模糊”，共检索到87篇文章。在硕博论文库，检索项选“题名”，检索词为“电子书包”；时间：2001年—2012年；优秀论文级别为“不限”；匹配方式选择“模糊”，共检索到5篇文章。笔者将这92篇文章全部下载，并逐一查阅，剔除新闻、会议报道等与本研究的内容相关不大的28篇，最后确定64篇文章作为本研究样本。

在本论文中，笔者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者的地域分布两个方面来考查我国电子书包的研究现状，力图回答：研究者研究得最多的方向是什么？电子书包应用的教育阶段主要在哪个阶段？研究人群的主要分布情况如何？其中存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教育文献法开展研究。内容分析法是针对明显的传播内容，做客观而有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明显、客观、系统、量化（李克东，2003）。[3]它以预先设定的类目表格为依据，以系统、客观和量化的方式，对信息内容加以归纳统计，并根据类别项目的统计数字，作出叙述性的说明。教育文献法是按照研究课题的需要，对教育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而探索教育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结合两种方法开展有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工作，在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辅以文献分析，力求研究的结果真实、准确、全面。

本研究由三位研究者参与完成，对于主观分类，为保证数据的信度，其中一名研究经验丰富的研究员作为主评判员（A），其余两名评判员作为助理评判员（B、C），算得同意度KAB≈0.859，KAC≈0.844，KBC≈0.828，R=3×K/1+[（3-1） ×K]≈0.94。由于信度大于0.90，则把主评判员的评判结果作为内容分析的结果。本研究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EXCEL 2007。

三、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1.电子书包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

由图1可知，我国对电子书包的研究从2001年至2009年比较低迷，从2010年起出现上升趋势，且2011年和2012年研究数量大幅增加。分析得知，虽然我国2001年就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试推广电子书包，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研制开发国产“电子书包”，但由于管理体制、标准不统一、技术不协调等一系列原因，电子书包的使用并没有广泛推广；直到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纲要》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同年11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与教育部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联合组建电子课本和电子书包标准研制专题组。电子书包的研究一时间热闹非凡。总的来说，鉴于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及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从2010年开始专家学者对电子书包的研究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2.电子书包研究的地域分布情况

为了解我国从事电子书包研究的主要机构及人员地域分布情况，研究者对64篇文章的作者（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作者，以第一作者为准）的工作单位所处地区进行逐一统计，具体数据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从事电子书包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苏和河北等经济和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山西、浙江、重庆、湖南等地区的研究力量比较分散和薄弱。电子书包教学需要庞大的网络教学平台的支持，现在国内的网络教学平台建设还很不完善，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网络条件根本不能支持电子书包的使用。另外，电子书包的价格在1 000到2 000元之间，有的达到3 000元以上，这样的价格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轻松支付的。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电子书包，价位过高是一个最大的壁垒。上海、北京等城市是我国第一批电子书包试点地区，因此对电子书包的研究热情相对较高。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教师进修学院都是电子书包研究的主要机构。华东师范大学还是“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组长校（2011年11月19日，全国信标委电子书包标准工作组联合教育部信息化标委会成立“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 标准专题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也参与了上海市基础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也是第一届“电子书包企业联盟”组成单位。

3.电子书包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为了了解我国电子书包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笔者根据教育技术学“94定义”的五个范畴——“设计”、“开发”、“应用”、“管理”、“评价”来设计内容分析类目表，然后三名研究人员对64篇有关电子书包的文章分别进行归类统计，且信度R>0.90，最后以主评判员的统计结果为主，得出如表1所示的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我国电子书包的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1）“评价”类研究较多。我国电子书包的研究在评价方面较多，共有29篇，占论文总数的45.3%。究其缘由，是因为大多数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很关注电子书包使用的利弊，如电子书包虽具有轻便环保、资源丰富、良好的交互性、自主学习等优点，但也可能导致学生书写能力下降、视力降低，以及对网络过于依赖等问题。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则更为关注电子书包与传统教学的比较，以及推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外，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和国家有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相继出台，也使有关研究人员不得不对电子书包进行全新的思考与认识。

（2）“开发”方面研究不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电子书包在“开发”方面的研究不足，只占到文章总数的4.7%。虽说从第一批电子书包试点至今，已有10多年，但对于电子书包在开发方面的有关研究还是相对缺乏。这主要因为电子书包的开发是一项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的研究，一般的研究人员或机构没有条件完成电子书包的开发工作。另外，电子书包的使用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主要为中小学生，所以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推行，很少有机构来进行这种高投资、低推广的开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10年以前我国并未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子书包研制标准方案，直到2010年11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与教育部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联合组建电子课本和电子书包标准研制专题组，对我国电子书包的制定标准达成初步共识，这才使电子书包开发类的文章有所增长。

（3）“设计”、“应用”和“管理”方面研究数量有限。关于电子书包在“设计”、“应用”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比例分别占到论文总数的15.6%、15.6%和18.8%。我国电子书包仅仅只限于试点研究，并未广泛推进，能接触到电子书包的人不多，而且很多一线教师不具备科研素质，所以关于电子书包“设计”、“应用”和“管理”的文章不多。目前试点学校电子书包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模拟学习、协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探究式学习和自主学习等的研究上，如上海北虹中学运用电子书包进行探究式学习，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广州佛山市第三中学、金山中学运用电子书包进行模拟学习和协作学习等教学，使整个课堂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

4.电子书包在不同教育阶段应用的情况

为了解电子书包在我国不同教育阶段的应用情况，我们按照“学前（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大学（阶段）” 划分五个类别，对相关文章进行判别归类，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由统计数据可知，电子书包在小学阶段的应用最多，相关文章占总数的80%；其次是初中和高中阶段；而在学前和大学阶段尚未发现相关应用研究。这种现状与教育行政部门主持的电子书包试点有关，同时也与中学教师教学观念有关。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很多学校还是把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绩效的重要指标，教师已经习惯了旧的纸质的教学模式和对学生的管理方式，现在突然要他们面对复杂的电子技术，畏难情绪是难以避免的。[4]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1.主要研究结论

经过内容分析和文献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电子书包的研究数量经过长时间的低迷，近两年来呈快速上升的发展趋势。

（2）关于电子书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苏和河北等经济和教育较发达的地区。

（3）关于电子书包的研究内容在“评价”方面比较多，“开发”方面研究不足，“设计”、“管理”和“应用”方面研究有待提高。

（4）电子书包的应用实践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

2.进一步加快电子书包应用发展的建议

电子书包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可以使学生不再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学，[5]根据研究所得结果，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大家商榷：第一，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校校通”、“班班通”项目的实施，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采用多种途径筹措资金，搭建完善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促进电子书包的推广应用，这样才能为经济贫困地区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平台，促进电子书包的广泛研究。第二，在学校方面，要加速教育改革，加大对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培训，转变其教学观念，提高其对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的操作水平。第三，尽快建立电子书包行业统一标准，加强市场管理，鼓励技术创新，加强专利保护，激发企业生产出高性价比的电子书包。第四，政府要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购买电子书包给予适当的补贴，促进电子书包的推广使用。

从研究者方面，应加强电子书包“设计”、“管理”、“应用”三方面的研究，通过全方位的研究，给予开发和设计电子书包的人员一些建议和意见，使他们能够设计出功能齐全的电子书包，这样就有利于推广普及电子书包这个系统工程的开展。电子书包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进行管理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因此，我们希望今后的研究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偏重。此外，目前电子书包的应用研究多为学习方法的研究，关于应用策略、应用方法的研究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子书包是信息化教育的新尝试，电子书包近几年的试点应用和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难题。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和电子书包试点的扩大，电子书包会成为信息化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郁晓华，祝智庭.电子书包作为云端个人学习环境的设计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2（7）：71.

[2]郭海霞.电子书包动了谁的奶酪[J].教育，2010（22）：23.

[3]李克东.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8-233.

[4]杜恩龙，朱月.电子书包对教学的影响[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2（24）：4.

[5]刘繁华，于会娟，谭芳.电子书包及其教育应用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3（1）：73.

（编辑：王天鹏）

作者：蔡彬卓 唐孙茹 陈秋利

市场管理法研究论文 篇3：

书讯

作者陈骥，经济学硕士，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处长，先后从事过粮食、棉花、旅游、农村食品等市场监管工作，对市场体系颇有研究。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在他为《市场管理史略》所作的序中对作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陈骥同志是一名优秀的资深的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市场管理阅历。他参加过许多国家重要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和实施过程，提出过不少有价值、有见地的观点。……这种勤于治学，善于取舍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两本书均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颇具理论价值的内容，观点新颖，值得期待。

《市场管理史略》陈骥著

市场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业务，从工商行政管理发展历史上看，如今组成工商行政管理的各专业均是依托市场这个基础而生存而发展的。青年经济学者、市场管理专家陈骥先生所著《市场管理史略》，紧紧围绕改革开放30年、　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市场管理具体实践，深刻地阐述了开展市场管理工作，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立足职能，加强市场监管执法，维护市场秩序，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努力做到监管与发展、与服务、与维权、与执法“四个统一”，推进工商机关市场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四化”建设，着力推进“两个流通”　(工业品从城市流向农村、农副产品从农村流向城市)监管，健全完善市场管理长效机制，更好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措施对策。

《市场管理史略》体现了理论与实务、立法与法、学说与案例的典型结合，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理论水准和实务价值的市场管理专著。

《融入民生·国家公务员重大市场整治专项行动亲历记》陈骥著

市场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业务，具有基础性、综合性、恒变性、政策性强等特点。作者来源于四川农村，对于民生问题有着一定的了解。作者1993年到中央国家机关以后的15年工作中，一直从事市场监管执法工作，先后参加粮食市场管理、红盾护农行动、农村食品市场整顿、棉花、生产资料市场和白酒等市场管理、禽流感防控、打击盗抢自行车、旅游市场管理等诸多工作。亲身参与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棉花、成品油、蚕茧等重要商品流通体制改革30多个政策文件的草拟，参与制定了国家工商总局“农村食品市场整顿年”、农村商品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活动、工商机关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等多项方案的拟订，参与多个监管执法案件的处理。

在《融入民生·国家公务员重大市场整治专项行动亲历记》一书中，作者结合15年的工作经历，将参与市场监管中涉及民生问题的工作经历和体会娓娓道来，可读性强，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很值得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商品交易市场开办者、经营者、行业协会、市场管理研究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人士学习和参考。

《融入民生·国家公务员重大市场整治专项行动亲历记》一书是谦虚朴实的，宛如一泓清澈的小溪，该书体现了理论与实务、立法与司法、学说与案例的典型结合，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理论水准和实务价值的市场管理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