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研究论文

摘要：晚清时期，湖南出现了一个考订经史、训诂文字的学术高潮，并涌现出以周寿昌、王先谦、叶德辉、胡元仪等为代表的诸多著名学者。受湘地学术传统和时局环境的共同影响，晚清湖湘汉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世取向，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注重学术研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际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晚清汉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晚清汉学研究论文 篇1：

杨树达先生与湖湘学术

摘要：作为三湘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杨树这先生治学道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湖湘汉学的学术传统。在北京任教的17年间，阅读了大量湘籍先贤的学术著作，对湖湘学术进行了研究分析，又和当代湘籍学者频繁交往，十分留意湖湘学术的最新发展。民国《湖南通志》纂修期间，参与了《艺文志》的撰写工作，对清代湘学进行了整理。

关键词：杨树迭：湘学：考据学

作为近代中国最为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之一，当时即因在《汉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被称为“汉圣”的湖南人杨树达先生，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并且涵盖了其人生平事迹、著作评介和学术研究分析等多个方面。但这些已有分析，主要注目于杨树达先生的学术成果，分析其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成绩，而较少关注其与湖湘学术本身的关系。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考察，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杨树达的学问。

一、湖湘学术与杨树达治学道路的形成

关于杨树达治学道路的形成问题，已有观点多认为他继承了清代的段王之学。早在1936年，与遇夫先生“契好至深”的学者沈兼士在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所作的序言中，就说“先生于训诂之学，直若茂堂自道”。遇夫先生自己也有“予年十四五，家大人授以郝氏《尔雅》、王氏《广雅》二疏，始有志于训诂之学，……生平服膺高邮王氏”的说法，还说“余生颛鲁，少读王氏书而好之”。

清代汉学勃兴，音韵、训诂之学为学者所倡，出现了一批以高邮段、王为代表的名家，生活在这些学者之后的杨树达，在读书治学上自然难免受到前贤影响，但这并不是促使他走上以研治古文字、训诂为主的学术道路的唯一因素。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晚清湖湘汉学学术传统的影响。

杨树达本系湘人，幼年起即受到湖湘学术传统的浸染。直到1905年赴日留学前，他一直在湖南读书问学，先后就读于校经书院、时务学堂和求实书院。晚清时期，汉学思潮在湖南逐渐兴起，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大变化。校经书院的前身湘水校经堂，系湖南巡抚吴荣光于道光十三年(1833)仿广东学海堂创办，以专课经史为特色，从此“三吴汉学入湖湘”。1888年改为校经书院后，继续提倡考据训诂之学。1897年4月，时年13岁的杨树达笔试后获免费入学，在这里接触到关于汉学考据的最初知识。毕业后先后进入时务学堂和求实书院就读。前者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开办时间非常短暂，前后未及一年，戊戌政变后即被解散，更名为求实书院后，“中文所授，不外经史大义，贤圣格言”，以致门庭冷落。所以，这一时期，杨树达的学业增长更多地来自于他所师事的湘籍名儒。

1899年，杨树达受父命拜叶德辉为师。叶德辉，字奂彬。别号郎园，湖南湘潭人。一般认为，他在戊戌间抨击康梁学说，攻击时务学堂，为著名的守旧派劣绅。事实上，叶德辉最主要的关怀在于儒学本身，并以维护湘学正统，屏黜异端为诉求，为晚清湖湘汉学代言人。时人云“吾楚先正文章性道经世之学，代有名贤，焜耀史编，惟从事小学训诂者少。……惟湘潭叶吏部郋园，实始以许学诱道后生，著《六书古微》、《说文读若考》、《古籀考》诸书以发其凡。”他指点杨树达学习《说文解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给他后来的研究打下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基础”。在他的引荐下，杨树达结交了另一位湘籍汉学大师皮锡瑞，“光绪戊戌，余尝于南学会获闻先生演讲。先生称引传记，暗诵如流，听者莫不惊倒。又尝得见先生于郎园师座上，时余在童稚，师为介于先生，先生则惊起以礼相接，谦光盛德，至今令人想慕焉。”叶德辉还为杨树达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料，后者写作《盐铁论校注》时所用的“景写元麻沙坊本”、“九行涂本”诸本，均得自叶处。

另外，杨树达还曾从学于湘潭经学家胡元仪。1903年，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杨树达离院家居，因年来治经之志颇切，于是偕伯兄往胡元仪处问业。胡元仪，字子威，从学晚清著名汉学家陈澧，治学宗尚郑玄，精于《三礼》之学。此外，杨树达还曾同王闽运、王先谦等一批湘籍学术大师交往问学。1903—1904年间，王闿运妻弟蔡与循在长沙思贤讲舍讲学，因杨树达兄杨树榖有志穷经，荐往问学，杨树达随兄前往。王闿运出示所著《毛诗补笺》，与杨氏兄弟纵论经义，其精力之富，风韵之卓，令三十年后的杨树达“追忆侍坐情景，恍若隔世”，“至今有余思焉”。1914年，王先谦避居长沙东乡，杨树达与同学刘廉生造访，睹其“虚怀若谷，其所著书，于后生末学毫毛之善必加节取。”这些都使得他于湖湘汉学传统浸染日深。

晚清湖湘汉学传统对杨树达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使得其后来作品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色彩。其代表作之一《高等国文法》出版于1930年，有学者认为该书主要是传统文字和训诂学立场，材料虽然丰富但缺少理论分析，对词的分类也显得有些琐碎，并认为“这是清代考据学的弊病在新时代的反映”。

二、居京期间对湖湘学术的关注与研究

1905年，杨树达赴日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湖南楚怡工业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任教。1919年湖南发起驱张运动，被推为代表，赴北京国务院请愿，次年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后由饯玄同推荐，任北京师范学校教员。自此长期在北京居住，直到1937年5月回长沙探父病，闻七七事变，始命家人迁回长沙。

“京华17年，是遇夫先生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平均每年一书。与此同时，他对促成自己学术道路形成的湖湘学术也用力颇深。这一时期，杨树达一方面阅读了大量湘籍先贤的学术著作，对湖湘学术，特别是清代湘学进行了研究分析：另一方面与当代湘籍学者交往频繁，十分留意湖湘学术的最新发展。

在京期间，遇夫先生坚持对湘籍学者著述的研读。同时写下相当数量的读书笔记。1934年8月间，撰湘潭王理安(启原)校钱大听《后汉书》补表跋；同年10月，读唐仲冕《陶山文录》，认为“陶山之学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间前辈能了解汉学者仅陶山及余(存吾)廷燥两人耳。”1935年7月间，阅邹叔绩《学艺斋文存》，认为“邹君深通音韵、地理。集中谓籀训读书。籀文与史籀无关；立说先于王静安。古音娘日归泥说为太炎先生之所本，皆其小学特识所在也。”9月，阅湘潭曹光诏《补石山房文集》，认为该书“驳程瑶田以人手测深，手屈不深，故仞止七尺之说。谓古人以身体定尺度，以尺度量深浅，非以人身量深浅也。说殊有理。”他还积极传播湘籍学者的文集、笔记。1930年1月间，他因皮锡瑞《师伏堂笔记》三卷只有铅印本，流播不广，为之付之梨枣，并作序文。两年后，听闻闵尔昌正辑录《碑传集补》，于是提供所藏安化二陶遗稿及黄逢元著述，供其采择。

在京期间，遇夫先生与当代湘籍学者交往频繁，十分留意湖湘学术的最新发展。湖南常德人，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这一时期与杨树达往来十分密切。1929年7月余嘉锡的造访，让杨树达十分兴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季豫来访，久谈，留之饭。余知季豫之名已久，今日始相见也。余来京后，交友求益之意颇殷，而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得季豫可弥此缺憾矣。”字里行间充满欣喜之情。此后，二人往来频繁，余嘉锡以所撰《四库提要辨正》稿本、《目录学讲义》见示，杨树达赞其“透闢精审，其专门之业也”。需要指出的是，遇夫先生的赞誉并非同乡之间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余著学术价值的精当评论。1948年，余嘉锡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主要就是因为《四库提要辨正》一书的巨大成就。学术界也认为。该书取材广博，考证精确，方法多样，新见迭出，实事求是，绝无空言，虽是专门针对《提要》而作，实则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的研究，均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目录学讲义》作为余嘉锡在北京任教期间的讲义，出版时名为《目录学发微》，“对目录学的功用、体例、流变等方面都有详细阐发，形成了目录学的一套理论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杨树达对湖湘学术的关注和分析，充满着对当下湖湘学术发展的关怀。一般认为，湖湘学术着重经世致用，较少进行纯粹学理的分析。1933年，张孟劬曾评价杨树达与余嘉锡的训诂之学：“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引起了杨树达的不快：“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江浙人之学也。余不足论也，季豫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这促使他留意当下湖湘学术中的考据之学。1937年。杨树达离开学术资源丰富的北京返回长沙，自此长期在湖南任教，其中固然有人事更迭，战火阻挠等情势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遇夫先生本人为“湖湘文化久远计”的选择。1944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曾说：“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故余廿六年到湖大，即邀星归里。时星任中山大学效授也。星今思归隐，余非校中当局，本无留星之责；特为湖湘文化久远计，故据往事言之。”

三、对清代湘学的整理

返回湖南后，杨树达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处任教。在从事自身训诂考据之学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了不少对湖湘学术，特别是清代湘学的整理，并集中表现在其所参与的民国《湖南通志·艺文志》的编写工作上。

1946年5月，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在省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施政报告时，提出修纂《湖南通志》，当年7月成立湖南省文献委员会。9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杨树达作为委员参加，并于次年召开的第四次委员会上，被推定与李肖聃一起负责《艺文志》的撰写工作。由于修志本身头绪纷繁，工作量巨大，加之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文献委员会解散，包括《艺文志》在内的各部志稿并未汇成一帙出版，因此我们今天无法看到这部省志全部编纂完成后的面貌，但根据1948—1949年由该委员会出版的《湖南文献汇编》中所披露的成果，仍可窥斑见豹，见出杨树达在这方面的成绩并加以分析。

《湖南文献汇编》一共登载了《艺文志》83篇提要，其中56篇题为杨树达所撰。按照规划，这次省志的纂修上承光绪《湖南通志》，涉及的内容从光绪十二年(1886)至1947年，但是从《艺文志》所著录书籍的情况来看。则不仅囊括了从清初王夫之到清末叶德辉、苏舆等清代各个时期湘籍著名学者的著作，还涉及了部分蜀汉湘籍学者的作品，网罗较为全面，可说是对湖湘学术，特别是清代湘学较为完整的一次梳理。

《艺文志》是我国传统史书中的重要记载门类，自东汉班固《汉书》首开其体后，后世纪传体史书多设此志，以记一代文献。“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后世地方志中也多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一门，以存乡贤撰述概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纪传体正史还是郡县志书，其中的《艺文志》在著录书籍时，多只罗列书名、卷数和作者，罕有对该书作者、写作缘由、学术价值等的介绍和评论。但杨树达此次编修《湖南通志》之《艺文志》，于罗列书名、撰者之外，还每书撰一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评价学术得失。如茶陵彭维新《墨香阁集》一书，就对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进行了评论。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与宦官刘瑾同时为官，及刘被逮，李并不辞位，后人颇以此责李，唯彭维新为其辨诬。杨树达认为，“自维新为东阳辨诬后，乾嘉之际，蒙古法式善继之，而东阳之诬，始大白于天下，知公论在人，非维新故袒乡贤矣。”又称其卷三《老子关尹子合序》，卷六《读淮南子》、《读吕氏春秋》等文“皆别具只眼，非苟作者可比”。并同时指出了其中的错谬之处。如《文心雕龙序》将《新论》作者误作刘勰，《诗经鸟兽草木虫鱼图序》误将郑玄《诗笺》、《诗谱》混为一书等。有褒有贬，公允精当。后人观此，亦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相关著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提要不仅是了解清代湘学的门径，也是分析杨树达本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杨树达继承晚清湖湘汉学传统，研治文字训诂之学，故在撰写《艺文志》时，于湘籍学者中研讨是学者亦特别留心。在其所撰写的篇目中，既有为专门研讨小学之专书所作，如善化李桢《说文逸字辨证》、湘潭叶德辉《说文读若字考》等，也有评论其他著述中相关部分的文字。如“颇以文字之学著称于时”的湘潭罗汝怀，杨树达在为其《绿漪草堂文集》所做提要中，对其论名物诸篇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文字，既可以了解罗汝怀其人其学，亦可见出杨树达本人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四、结语

作为三湘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杨树达与湖湘学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的治学道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湖湘汉学的学术传统。在北京任教的17年间，阅读了大量湘籍先贤的学术著作，对湖湘学术进行了研究分析，又和当代湘籍学者频繁交往，十分留意湖湘学术的最新发展。民国《湖南通志》纂修期间，参与了《艺文志》的撰写工作，对清代湘学进行了整理。

参考文献：

[1][21][22][23][24][25][26][27][29][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60、62、71、72、30、42、29、76、151页。

[2][3][4][14][15][18]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补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沈兼士序、自序、词诠自序、皮鹿门先生师伏堂笔记序、盐铁论校注自序、汉书补注补正自序。

[5][16]张芷：《杨树达先生年谱》，《文教资料》1983年4期。

[6][B][11]张晶萍：《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2、126页。

[7]刘琪、朱汉民：《湘水校经堂述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所：《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设立求实书院折》，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8页。

[10]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知新报》描述说：“时务学堂梁启超氏为总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后已改名求实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今者不过新生徒三十余名矣。”(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488页。)

[12]李肖聃：《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8页。

[13]李学勤：《杨树达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杨树达：《题王湘绮先生手书诗册后》，《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8页。

[19]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史》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5页。

[20]杨逢彬：《杨遇夫先生治学小史》，《沧海一粟：汉语史窥管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8]李学勤：《余嘉锡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1]张金梅：《湖南省文献委员会会务概述》，栽《湖南文献

汇编》第一辑，《民国丛书》影印湖南省文献委员会1948

年版，第335页。[32]杨树迭：《墨香阁集十三卷提要》，载《湖南文献汇编》第

二辑，第108～109页。(编校：余学珍)

作者：马延炜 鲁颖

晚清汉学研究论文 篇2：

晚清湖湘汉学的经世品格

摘要：晚清时期，湖南出现了一个考订经史、训诂文字的学术高潮，并涌现出以周寿昌、王先谦、叶德辉、胡元仪等为代表的诸多著名学者。受湘地学术传统和时局环境的共同影响，晚清湖湘汉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世取向，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注重学术研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际作用。这一研究取向在为湘人注入更为深厚的学理素养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湘学关怀现实、注重实用的为学倾向，使得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湖湘汉学区别于其他地域学术最为鲜明的特征，并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晚清；湖湘汉学；汉宋兼采；经世致用

关于考据汉学在晚清湖南的兴盛情况，学界早有论及。张舜徽先生曾称：“当乾嘉朴学极盛时，湖湘学术自成风气，考证之业，不能与吴皖并驱争先。到了晚清，如邹汉勋、周寿昌、王先谦、曹耀湘、皮锡瑞、叶德辉、阎镇珩，纷纷竞起，有些实超越江浙诸儒之上了”[1]。吴仰湘先生也在讨论晚清湘学时，将“考据学之流布”列为自嘉道至光宣百余年间之湖湘学术最可称述的四点之首。[2]

近年来，学者罗检秋、程尔奇、王惠敏等先后将晚清湖湘汉学置于当时中国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分析，①对晚清湖湘汉学的代表学人、重要著述、研究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梳理，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但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关于这一时期湖南汉学研究的特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具有较强的事功取向，这固然不错，但却由于未对与此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使得这一论述显得较为单薄，缺乏说服力。第一，嘉道以降，考据汉学一直因脱离现实而遭广泛诟病，何以其一入湖南，就产生了强烈的用世精神和经世取向？第二，在这一研究取向的作用下，晚清湖湘汉学研究呈现出何种特色，又与当时其他地域学术有何区别？第三，晚清时期，湘人积极入世，以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3]，这一局面的出现，又与关怀现实，注重经世的晚清湖湘汉学有何关联？本文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以裨学术界更深入地对晚清湖南地域学术展开分析。

一

作为一种学术形态，考据汉学之所以在晚清湖南表现出与其原生地江浙地区完全不同的强烈的经世取向，既与湖南本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民俗、士风、学风等密切相关，也与晚清以降湘地士人所面临的省内外复杂情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湖南地处中国大陆南部腹地，其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部被洞庭湖阻隔，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湖湘文化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曾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并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地域色彩，表现在风土民情上，就是“尚勇”“好争”的特点格外突出。《隋书·地理志》说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裂，盖亦天性然也”[4]，直到明代，还有人感叹此地民风“劲悍决裂，尚勇好争”，认为“非得疏通练达介特贤明之士不足以治之”[5]。进入清代，湖南民风中强悍的特点进一步彰显，翻开这一时期湖南各府县的地方志书，形容湘地居民性格刚强的词汇比比皆是，如嘉庆《长沙县志》中称“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同治《醴陵县志》则说该地“好讼喜斗，尚气轻生，民俗颇嚣”。

独特的地域民风不仅给湖湘大地涂抹了鲜明的文化底色，也赋予了湖湘士人一种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无所畏惧的精神特质。湘人一直盛称屈、贾，并自号“屈贾之乡”，其实无论屈原还是贾谊，都有着很强的用世精神，都有一种虽被贬斥，但仍不甘碌碌的经世情怀，这与湖湘地域的原生态文化是有其内在一致性的。

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入湘后所开创的湖湘学派，通过学术讲习和师承传衍，进一步强化了湖湘地域业已存在的经世士风，并将其上升为地域学统。胡安国治学专主《春秋》，“志在康济时艰”[6]。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两宋之交金人不断南侵，并最终灭亡北宋政权的历史时期，所以胡安国在研治《春秋》时，将“华夷之辨”而不是文字训诂作为分析的重点，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6]。今人也用“勇于承担，经世致用”八个字来概括胡安国《春秋》学的精神实质。[7]胡宏对胡安国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进行了进一步阐扬，他明确表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辩？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8]。胡氏父子的主張通过其在南岳创办的碧泉学堂（后扩大为书院）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学者众多，其中的张栻，在后来主教岳麓书院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经世儒学观，提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传斯道而济斯民”[9]。宋元以降，岳麓书院屡次毁于战火，又多次被重建，在每一次重建岳麓书院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一次对书院历史的回顾，而每一次回顾，又成为一次对南宋以来湖湘学派经世儒学传衍史的温故知新，注重经世致用的湖南地方文化传统就是在这样的反复言说中不断得到强化，并最终被确立为地域学统。

经世学统的确立给湖湘学术带来了至少两个方面的突出后果。一是给湘地学者打上了鲜明的地方学术烙印，使得他们即使投身考据训诂，甚至被江浙汉学发达地区的学者引为同道，但也仍然带有经世致用的湘地学术色彩。生活在乾嘉年间的善化（今长沙）人唐仲冕，因其经学考核精审，剖析精确，得到了钱大昕、段玉裁等人的推崇，但他治学十分强调经世，认为“稽古，所以证今也；穷经，将以致用也”[10]。二是使得经世致用的湖湘学统成为外来学术必须正视和吸纳的一种地域文化资源。在晚清湖湘汉学的发展史上，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湖南巡抚吴荣光仿照广东学海堂成立的湘水校经堂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三吴汉学入湖湘”。关于湘水校经堂对湖南地域学术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其引入了汉学的因子，引进了一种新的学风，[11]这固然不错，但还需注意到，考据汉学在“改造”湖南地域学术的同时，也受到了湖湘学术的“反改造”，即注文本，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被摒弃，强调汉宋兼采和经世致用，即所谓“奥衍总期探郑许，精微并应守朱张”[12]。

晚清湖湘汉学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除了与注重经世的湘学传统有关外，也与当时湘人所面对的复杂时局密切相关。因为注重经世的地域学统至多只能在思想上引发学人的经世主张，只有当政治局面极其糟糕，救亡图存的要求空前急迫之时，具有经世思想的学人才会因这种危机感而走出书斋，参与时政。

晚清时期，湖南士人的危机感既来源于国家民族的存亡危局，也来源于湖南地方社会的治理困局。国家层面，嘉道年间，清朝中衰的面貌刚刚显现，陶澍、贺长龄、魏源等湘籍士人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机，大声疾呼，编辑出版了《皇朝经世文编》，“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13]。这种危机感随着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日益深重而逐渐加深，使得湖湘学者甚至萌发出考据学“无用”的感慨。光绪元年（1875），从事舆地考据的益阳学者王德基就提出“以今时势度之，治经似可稍缓，且自毛阎以下二百年来如积薪，安用附庸哉”[14]！在给皮锡瑞的信中，他甚至认为“吾与子昔之所习，皆为无用之术。虽淹通如朱顾、精核如毛阎，犹当槁项黄馘，无济于世耳”[14]。刘坤一也以“人之精力，正复有限，不可专为笔墨所耗”规劝王先谦，要后者“幸留有馀以待大用，宏济艰难”[15]。

而在湖南省内，湖湘士人面对的则是一个看似繁花似锦，实则乱机四伏的治理困局。在咸同年间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湖南“以一隅之力，支柱天下”[16]280，极大地增强了湘人的自豪感，也将湘人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17]，但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攻破天京后，曾国藩直接统辖的湘军立刻开始裁撤回乡，其余各部也在各地事平后陆续裁撤，“这批人多年转战南北，走州过府，身经厮杀，目睹繁华，已经从农民变质为兵痞了。一旦失所依傍，再要逆向重新转变为农民，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于是，他们呼朋引类，蜂拥而入哥老会，去寻求那种走东南西北，吃四面八方的生活了”[18]。同治以降，哥老会势力迅速蔓延，成为困扰湖南地方社会的一大严重问题。在时人看来，这些人不仅人数众多，且“复多习于战斗，杀人放火，视为故常，较从前各种教匪，尤为难制”[19]。同治初年先后担任湖南按察使、布政使的江苏人翁同爵敏锐地观察到，“湖南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内忧”[20]，左宗棠也表达过“湘患方长”[21]的担忧，这些都使得本来就对外部政治时局格外敏感的湖南学人无法安坐于书斋，极为强调对现实社会的关怀。

二

在这一鲜明的经世取向的作用下，晚清湖湘汉学呈现出许多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相关研究截然不同的独特风貌。

与其他地区的学者相比，晚清湖南的汉学研究者们似乎总是对现实政治有着一种无法割舍的复杂情感。王先谦中年致仕回湘，从此远离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但他其实一刻也没有忘情过现实。长王氏一岁，自幼与其“同学相爱好”[22]90的善化人李桢就道出了王先谦之所以将其居所命名为“葵园”的隐秘心理：“夫葵倾叶向日，昔人以方臣子之于君父，惟其诚也。祭酒自登甲科，入词垣，历居文学侍从之班，依光日月，所以效其媚兹之诚者，盖无弗至。洎持节督学，引疾南归，违京师五六年，向之咫尺天颜者，今乃决然于数千里之外，思望近光而不可得，其托于葵以志倾向谊固宜然，而余以为祭酒爱君之心则犹不止此也。往时祭酒在朝，尝屡因事建言，不以无言责而嘿，即今退处闾里，萧然物外，然而君德之关，国之所赖，惓惓之义弥弗能已，盖其至诚郁积亦如葵之向日，其性故不可夺也。则其所以名园之尤深隐也乎”[23]！即使是在辛亥革命后僻居平江期间，王先谦仍然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他曾多次要求人在长沙的管家马福为其打听时事，寄送报纸，还曾对时政发表意见。[24]在他看来，学者治学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校订讹误，考校经典，而是应该包含着对现实的关怀：“君子之为学，非区区善其身已也。将由家而溉之国焉，推之四海焉。得其位则求满吾位所及之量，然后为能自尽。不幸穷居，亦必随时与事充吾心力所能至，而以未至俟诸人”[22]88。

晚清时期，考据汉学从个别发达地区向全国传衍，贵州、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在湖南，汉学研究亦十分兴盛，“是时湖南承学之士益究心古训，一二硕儒倡之，学院相仿以为进退，由是风气日盛，稍能称许郑，诵习戴段，朞月间，即得大名”[25]。但对湖南学人来说，学术研究从来都不是脱离现实而存在的。他们一方面极为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另一方面则在具体研究中注重研治那些对挽救危亡有实际作用的学问。

湘地学人一直都对部分汉学家专注文本，脱离甚至解构义理的研究倾向十分警惕，有过许多十分激烈的批判之语。在他们看来，这些对儒家经典文献毫无顾忌的考证研究动摇了作为统治基础的程朱理学，造成了思想混乱，是整个晚清时期内外交困，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彭申甫就认为训诂之学“自我朝吴县惠氏、高邮王氏、東原戴氏已阐发无遗，后之袭者，非真欲讲明经义也，不过恶宋儒之礼法而乐汉儒之放诞，得以遂其猖狂恣肆，故迁流所极，酿成粤逆叛乱，外夷侵陵之祸”[26]。更有湘人将是否契合宋学主旨视作评判考据汉学精良与否的标准，“自来经义之最精者，未有不与圣贤之学相浃恰也”[27]。可见，湖湘士人对自吴皖传入的考据汉学的吸收与接纳始终是有限度的，摒弃了传统汉学专注文本、脱离现实的研究倾向。在晚清湘籍汉学家们看来，能否为维护现实政治服务是衡量学术研究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戊戌年间湖南维新时，王先谦、叶德辉这些对考据汉学研究最为精审的专家，反过来变成了封建统治的“卫道者”，成了反动保守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当时在湖南广泛传播的所谓“新学”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是为其所不能接受的。

除了在整体上阐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晚清湖湘学者也在各自具体的汉学研究中践行了关怀现实，强调致用的为学理念，舆地学和《礼》学研究的兴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清代考据学发达，舆地研究尤其突出，汉学家们本着“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的治学理念，对历史上的沿革地理问题进行了总结性梳理，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绩。不过湘人研究舆地学显然有着更强烈的经世目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岳州府学任教的湘乡人成毅听闻同乡曾国藩“近时究心舆地及说文之学，为甚精勤”，致书后者称“舆地者，经生专事考据，名臣以资经世。未审仁兄之所主，然愚窃谓仁兄所自位置，又当尤有进于此者”[28]。显然是建议曾国藩舆地研究应往经世一途上用功。晚清时期，湘人地理研究的触角还从本国延伸到了域外，仔细梳理鸦片战争以后湖南学人外国史地研究的主要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始终蕴含着一种关怀现实的研究取向。[29]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礼》的研究。与对舆地学的研究类似，湘人关注的也是礼经的经世功能。曾国藩认为礼包罗万象，指出“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30]。郭嵩焘曾说：“先王制礼，所以经纬人伦，宣昭政化，而寓其用于仪文度数之繁。自朝庙宴飨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为之取象于天，因财于地，类别人物，节理性情。其精意流行于人心，而其繁缛之文、广博之用，散见《礼经》”[16]1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湘人特别重视通过对礼经的考校，寻找如何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当属曾任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他发现：“《周礼》一书，百官之职，皆有事于宾旅，而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列之军、嘉二礼之上，……环人、行夫迎送宾客，一以礼将之”，于是感叹“三代圣王享国长久，其源皆在于此”。郭嵩焘提出重新“讲求三代宾客之礼”，有助于中国与“西洋诸国”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近代外交。[31]当代学者也认为，晚清湖湘学者开掘了礼学的经世价值，做到了因时制礼。[32]

应该说，在晚清中国危机深重，内忧外患频仍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在这种关怀现实，注重实际的为学倾向并非为湘人所独有，不过湘人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反观其他地域的学者，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经世以抵御世变，但毕竟还是认为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准则与评判标准，与现实政治并无必然的联系，不依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所谓“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33]。而晚清湖南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则在地域学术宗尚与时代危局的共同作用下，始终充满着一种急于求用的紧张感，以致有学者认为“晚清湘籍学人中亦出现过经学大师，只是与江浙考据学人相比，在学术研治方面总显得不那么纯粹”[34]。

三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湘籍士人的大放异彩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时期，以往“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35]的湖南先后涌现出多个人才群体。①以往学界论述及此，多从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学风传递、湘人性格等多方面寻找原因，忽视了注重经世的晚清湖湘汉学的作用。笔者认为，晚清湖湘汉学对湘人的性格气质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其更趋向于务实一路，在为湘人注入更为深厚的学理素养的同时，也强化了湘学关怀现实、注重实用的为学倾向，对近代湘籍人才群体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

湖南曾为楚国辖地，在其地域文化生成与演进的早期，深受楚文化影响。楚俗尚赤，湖南楚墓出土的漆器，也大多黑底朱彩，绝少例外。这一独特的风俗习惯反映在社会心理层面，就是楚人性格真率、活泼奔放。《左传》中记载的一则楚王伐宋的历史事件就十分鲜活地展示了楚人的这一性格特点。据说春秋时，文无畏奉楚庄王之命出使齐国，归途中经过宋国，宋国以其未曾提前要求“假道”为借口，将其处死。消息传来，正在宽衣就寝的庄王大怒，扔下衣服就向宫外走去。侍者慌忙追去，在庭院里才给他穿上鞋，在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剑，直到一个叫“蒲疏”的闹市才使他登上车。当晚，庄王就在城郊住下，随即兴兵伐宋。[36]这一记载或有夸张之处，却也形象地反映出楚人率真的性格特点。

受楚文化影响，湘人热情奔放，活泼率真，这种性格令人开朗活泼，遇事积极主动，但也容易使人浮躁，缺乏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沉潜与耐心。在湘人看来，与其在书斋中争纸上短长，还不如到现实世界中去建功立业来得痛快，所谓“读书耻作老博士，击剑快呼游侠儿”[37]，湘军将领李元度甚至认为“顾道学有真伪，真者为圣为贤，伪者空谈心性，试以事功而辄诎，甚或随声附和，争朱、陆之异同，辨河津、姚江之得失，其实了无心得，诚不若建功立名之不可以伪为也”[38]647-648。所以，尽管自南宋湖湘学派产生以来，湖南一直弦歌不断，并在乾隆八年（1743）由最高统治者钦赐为“道南正脉”，但在江浙等地的士人看来，仍属于学术欠发达地区。清代前中期到湖南任职的外省士人，曾不止一次感叹过湖南学术荒陋。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曾在湖南服官十四年，②先后担任兴宁（今资兴）、耒阳等县知县的著名学者宋翔凤就说湖南士子“揽华不求实，根柢非所务。往往问古书，茫如坠烟雾。目未见卷轴，况与论训故。流传曾不到，搜罗亦易误”[39]。因此，湘地官员一直以提振学术、改良士风为急务，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过去比较强调吴荣光创立的湘水校经堂，而忽视了湖南历任巡抚、学政等其他官员的作用。咸同之际先后担任湖南学政、巡抚的刘崑，初以翰林院编修转任湖南学政时即“用经术造士”，任巡抚后又重葺岳麓、城南书院，士风为之“丕变”，论者称“自昆明钱通副后，唯公踵其美”[38]648，同治十二年（1873）担任湖南学政的江苏人顾云臣亦“以通经博古提倡湘人”[4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吴荣光还是刘崑、顾云臣，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将湘学引入脱离实际的考经证史的死胡同，他们所提倡的乃是既能通经又会致用的学问。事实证明，晚清湖湘汉学也确实培养出不少通经致用，讲求实际，对近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才，比如从湘水校经堂走出的左宗棠，从沅水校经堂走出的熊希龄。

结语

总体來看，晚清时期，湖南地区的汉学研究受湘地学术传统和时局环境的共同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世取向，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注重学术研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际作用。这一研究取向在为湘人注入更为深厚的学理素养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湘学关怀现实、注重实用的为学倾向，使得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湖湘汉学区别于其他地域学术的鲜明特征，并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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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小珊

作者：马延炜

晚清汉学研究论文 篇3：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

[摘要]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成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晓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关键词]桂文灿；博采录；汉学；宋学

说起清代的经学史著作，由江苏甘泉学者江藩于公元1818年，即清嘉庆二十三年在广东刻成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无疑是首选。此书初版之后，便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并且引发了经学研究尊汉与崇宋二种不同指向的争执，可谓毁誉参半。然而正是这本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却得到了晚清学者的青睐，不仅一印再印，势头强劲；而且续作不断，甚或另辟蹊径而编撰新著。①其中最为学人推崇，被誉为“学术源流之所汇，大之可补国史，次之亦可代学案”，②在晚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就是广东学者桂文灿在咸丰至光绪年间编写的学案体《经学博采录》。

一、其人与其书

桂文灿字子白，号皓庭，又号昊庭，广东南海人，晚清学者。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终年六十一岁。他早年师从著名学者陈澧，潜心研究经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以解经拔第一，补第子员”。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中举人。同治元年(1862)，他将其所著《经学丛书》呈献朝廷，“奉旨留览”。这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所呈各种笺注考证，均尚详明。《群经补证》一编，于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对桂文灿在经学研究方面的水准及贡献，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此后，曾国藩曾经两次聘请他校刊《殿本十三经注疏》和《通志堂经解》等儒家经典，赞誉他“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光绪十年(1884)，桂文灿被任命为湖北郧县知县，不久病逝。他的学问以博文、明辨、约礼、慎行为宗，著述极丰，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多产学者之一，为人熟知的就有《易大义补》、《周礼通释》、《毛诗释地》、《论语皇疏考证》、《孝经集证》、《群经补证》、《经学博采录》、《子思子集解》、《四书集注笺》、《潜心堂文集》、《广东图说》等五十余种。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的编写，缘起于他对乾嘉汉学的向慕。乾嘉交替之际，原分属吴皖两地的经学大师如惠栋、钱大听、江永、戴震等先后谢世，继起的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等，虽然仍然健在，但是已入耄耋之年，其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盛极一时的汉学也由此逐渐走向衰弱，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金石学的搜辑，成为当时汉学研究的一种时尚。李慈铭曾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指出：“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陈澧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察：“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众所周知，自阮元编撰《皇清经解》，汇刊乾嘉汉学成果，预示了一个汉学时代的落幕。然而在之后的三十年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那些有志于纯粹汉学研究的学人却仍在默默地耕耘，志在宏扬乾嘉汉学，其成就虽然未能与乾嘉诸经师相媲美，但是其专精的深度也不逊色于乾嘉，遗憾的是却不为世人所重。为了表彰这些学人的执着追求和汉学研究成果不被淹没，传承乾嘉学风，桂文灿根据自己游学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于咸丰三年着手编写《经学博采录》，初名《经学博访录》，后由其师陈澧改为今名。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说：“我朝经学极盛，经师数十人，著书数千卷，阮文达公集而刻之，为《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以惠士林。三十年来，继起之士，浅深虽异，指归则同。文灿生长南海，壮游京师，当代通儒或在私淑之列，或居请业之科，或闻声而相思，或捧手而有授，每得一义，受业已多。自顾寒儒不能整齐众家，登之梨枣，聊欲摭其梗概以广见闻，日积月累渐成卷帙。番禺陈先生取许君博采通人之语，题日《经学博采录》。仕有美绩，处有高风，轶事琐言，随笔附记，将为来者论世知人之助焉。复有著述未成，刊布未广，逝者不作，知者益稀，潜德幽光，理宜表著，此又区区撰录之愚心也。”

《经学博采录》全书分为十二卷，以采集整理清代汉学家轶行著述为主旨，记录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经学传衍和著述，收入经学家近千余人，介绍经学著作达一千三百余部。其中经学家的传记或单立一人，或数人并立不等，经学著述则不限于某书某事。所立传主，每每详其爵里行事兼及轶闻。所取之书，每每详其撰述原委或整篇、整节移植，基本上沿用了江藩《汉学师承记》剪辑当时学者著述中所撰写的行状、墓志铭、传记及其各类序跋而重新组合的方式。如介绍顾广圻的生平和经学，桂书则取自顾氏的《思适斋集》和李兆洛的《顾君墓志铭》。又如介绍郝懿行的生平和经学，桂书则全文转录胡培翠的《研六室文钞》中的《郝兰皋先生墓表》。此外，如桂馥的《晚学集》、陈澧的《东塾集》、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程恩泽的《程侍郎遗集》、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等等，这些都是桂氏编写各家传记的基本史料来源，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不过，就《经学博采录》具体的内容而言，相较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张星鉴的《经学名儒记》等更为详尽和丰富。如《汉学师承记》为江苏兴化学者顾九苞、顾凤毛父子所撰的传记仅127字，语焉不详。桂书则就顾氏父子的早慧、学术经历、经学特征、经学成就作了简要而又具体的介绍：

顾君小谢，名凤毛，字超宗，小谢别字也，扬州兴化县人。父九苞以通经名儒，中乾隆辛丑科进士，卒于天津。超宗少聪俊，襁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诗，率能成诵。十一岁能解说经书，尝作天文地理、礼乐、国玺诸论，和鲍参军《行路难》诗，时人奇之。年十八，应童子试，解《毛诗》“吁嗟乎驺虞”反复数千言。补儒学生，甲辰，南巡召试，钦取二等。自后技索经史，每夜寤默诵日所读书，或不记忆，必起然烛，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酬和诗词，拒之不应，有所得不示人。然问之者随举一事一物，皆能溯其源流及其说之异同，历历辨之无遗漏。当是时，大江南北，经学竞起，钩深索隐，各自树立。超宗于笺注义疏，不为异同，惟以强记博览，坚守先儒之学。然间有论断，未尝不精核简要，厌服众心，年二十七卒。时甫

中副榜贡生，传闻闱中本拟前列第四人，以对策诋王肃及伪孔安国《书传》而抑之，亦命也夫。超宗本学音韵律吕于嘉定钱教授塘，撰有《楚词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皆得钱君之指。又撰《毛诗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俱未成云。

桂氏的这篇小传，显然是依据焦循《雕菰集》中的《顾小谢传》改编而成，然而言简意赅，较具代表性。所以有学者根据该传中的“大江南北，经学竞起”一句，联想到桂文灿书名之所以不题“汉学”而命名为“经学”，从而可以来证明桂氏在书中对“汉学”与“经学”概念上的转换。这样的一种观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如当时江藩《汉学师记承记》初出，学者之间便出现了围绕“汉学”与“经学”称谓的争执就是证明。然而据此就认定桂氏有转换概念的企图，却是失之粗略。理由是焦循《顾小谢传》的原文是“经学之盛，莫过江南”，桂氏则改写为“大江南北，经学竞起”，而其中的“经学”两字原系焦文中的文字，并非桂氏所自撰，尚若一定要提到转换概念的高度，那么应该是焦循首先发端于前，而桂氏仅是紧随其后而已。时至晚清，学术界“经学”、“汉学”、“朴学”、“考据学”等称谓常常是混用而不加区别的，这早已约定俗成。这在桂书中已有所体现。如桂书卷十云：“时仪征刘文淇孟瞻、甘泉薛传均子韵、丹徒汪沅芷生、江都汪谷小城、丹徒柳兴恩宾叔、泾包世荣季怀、包慎言孟开以洽汉学，与君朝夕，皆叹为莫及。”而卷十一又云：“薛子韵茂才传均，扬州甘泉人也。为文甭皇典丽，常冠其侪。嗣与仪征刘孟瞻、泾县包季怀、包盂开、旌德姚仲虞、宝应刘楚桢友善，相约共治经学。”如果桂氏确有转换概念的愿望，那么“汉学”、“经学”的称谓岂能在同书同事中不加区别?事实表明，桂氏书名使用“经学”而不用“汉学”之名，实是基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多元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转换概念的意向。

同时，桂书对一些尚存争议的经学著作权等议题，也尝试揭示其真相。如有关乾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经学大师个人经学著作的最终归属，学术界众说纷纭，而江藩《汉学师承记》又未见记载，桂书则，就其原委作了较详的披露：

惠定宇征君、戴东原吉士、钱辛楣詹事所著诸书，家置一编，然尚有未刊行者。征君未刊之书，有《周礼补注》六卷，其体例与《九经古义》略同。昊县吴岳生修撰钟骏尝获遗稿于其家，修撰弟子林香溪博士录其副藏之。吉士未刊之书，有《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为吴江周履泰所窃，易名《畿辅安澜志》。嘉庆己巳，缮写进呈。上谓此有用之书也，命刊之，履泰以同知用。吉士之子中孚负书入都，欲辩明之，而无肯言语上者。今不知其稿尚存否?詹事未刊之书，有《唐石经考异》三卷，于初刻续改之处，聚荟群书，参互考正，最为精确。王倬甫秀才云：“其手稿今藏海盐陈君其干家。”

文中除了“王履泰”误为“周履泰”之外，桂氏所提供的都是历史事实，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乾嘉学者的经学研究或者撰写经学史都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源，具有很大的助益。

需要指出的是，《经学博采录》与任何时代的经学史著作一样，书中也难免存有不足之处。一是作者闻见不广。如四川巴县学者王劼著有《毛诗读》及《毛诗序传定本》各三十卷，刻于咸丰、同治间《晚晴楼经学三种》，而桂氏称其为“作《毛诗训纂》若干卷”，可见二书桂氏均未亲见而泛称之为“训纂”。又如安徽歙县学者程恩泽著有“《国策人名考》二十卷已写定本”，而事实上程氏仅作有《国策地名考》二十卷。再如大兴学者徐松著有《西域水道分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畺赋》三书，桂氏谓“已刊入山西《杨氏丛书》”，不确。《杨氏丛书》即杨尚文所辑《连筠簃丛书》，而徐松所撰三书，现均收录于《徐氏三种》中。二是张冠李戴。如嘉定学者钱塘所著《<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桂氏则误称为钱估所撰。三是前后重复。如第十二卷内容都与前卷内容重复，桂氏未作任何调整，略显粗糙。此外，第卷四中特录阮元“万柳堂”一条，与经学关系不大，令人费解。全书中的时代错杂，误衍脱倒，比比皆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影响和弱化了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荟萃与实录

《经学博采录》虽然备采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经学，但是事实上它偏重于道光、咸丰两朝，其中许多不为今人所了解而经学造诣极高的经学家和经学著述得以彰显。如广东学者梁国珍的《诗毛郑异同辨》、周寅清的《孝经古义考》、冯誉骢的《说文谐声表》、《广韵切语双声叠韵谱》，福建学者林乔荫的《三礼陈数求义》、广西学者黄定宜的《半溪随笔》、安徽学者王佩兰的《醯兰经缀》、凌焕的《愈愚录》等等，桂书则提供了这方面较为详实的经学史文献资料，有利于深化对晚清经学的体认和研究。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荟萃汉学研究的精华。该书所选录的晚清经学内容，一般都为前贤所未发，而且列有专题性质的课题。如讨论今本《尚书》，桂氏认为“儒者治经如折狱，然当究其是非。是非已定，当有以处治之。东晋古文《尚书》经注，至今日而伪迹昭著，无庸再辨，惟处治之道未得其宜。乾隆中，有奏请废其伪经者，以武进习主侍郎存与议谓篇中多精理名言，以之进讲最为有益中止。番禺陈先生云：‘天下古今，精理名言尚多，若以其精妙遂可以与二帝三王典谟并传不朽，虽作伪亦不可废，是何言欤!’文灿请以处治之方，先生乃言日：‘今文二十八篇，本二帝三王之书，《孔传》亦晋人经注，是当存之，以为东晋艺文之一。其古文自《大禹谟》以下十五篇附列卷末，而以惠定宇《古文尚书考》注之，以明其捃遮之迹，且使书中精理名言，各还本真。’先生此语，洵为万世定论矣。”陈澧的这一观点，虽然早由乾嘉学者如焦循等人所提出，但是桂氏旧事重提，不只是为了赞誉乃师，更是代表了晚清学者对于伪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解，可以说也是一种新的态度。

又如江苏金坛学者刘始兴所著的《诗益》二十卷，认为《诗经》之所以分为《小雅》、《大雅》，那是因为“自文王至宣王为大，自宣王至幽王为小。而以《鹿鸣》二十二诗间之，大言其盛，小言其衰。以小先大，实以小继大”，对《诗经》的这样一种解释，在《诗经》诠释史上尚属首次，可谓发乾嘉诸儒所未发，所以桂氏称其为“按而核之，确不可易，盖可信也”。迮鹤寿著有《齐诗翼氏学》四卷，翼奉的诗学早已不传，清人所辑《齐诗》遗文佚义，多属章句，莫明大义。该书则列四十六个专题，详论《齐诗》之学，桂氏赞其为“孝廉生千余年后，专注一书，发明翼氏一家之学，寻坠绪之茫茫，欲使其义复明于世，不可谓非好古之士也。”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剖析同异，订正阙讹，多以经证经，以《传》证《传》，有功毛氏不浅，桂氏赞其为“精心孤诣，冰解的破”。

再如“六书转注”之説，清代以前众说纷纭。清人论六书转注说者甚多，程廷祚作有“六书原起论”、唐仲冕作有“六书转注说”、胡琨作有“六书叚借转注

说”、马征麇作有“六书转注说”，戴震又分别言之谓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四者乃古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二者则用字之法，始为定论。然而刘星南《说文转注假借说》别出新见，认为“六书之法，专为教人识字，若初作字时，则依类象形与形声相益二者而巳。象形、指事相类而教人识字，则必教以画成与不画成；转注、形声相类而教人识字，则必教以同意与不同意。依类象形之中，画成者为象形，不画成者为指事。形声相益之中，形与形相益者为会意，形与声相益者为形声。相益而各为一意者为形声，相益而仍同一意者为转注。此五者之所以分也。”桂氏认为“所言转注，浅学者多未能明，此论明辨以精，尤发前人所未发也。”此外，广东番禺学者侯康所著的《毂梁礼证》，南海泌冲堡学者邹伯奇所著的《学计一得》等，桂氏都予以“发前人所未发者”的高度评价，从而凸显出晚清经学的自身价值所在。

(二)彰显精深的考据成果。《经学博采录》不仅荟萃汉学研究的精华，而且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不遗余力地摘录经学家考据精深的成果并加以“语皆精核”的评说。如摘录福建学者陈乔枞所著的《毛诗郑笺故字说》，桂氏称其为“博采臧玉林、陈见桃、惠定宇、段茂堂诸家之说，参考互证，以申明郑说，语皆精核”。又如摘录广东连平州学者练恕所著的《多识录》称其为“考证精核，体例严明”。林乔荫讨论田制，辨正沈彤的《周官禄田考》是“最为精确”，时称“书笼”的郑天镅，“说经之文甚多，考证精确”。又如程恩泽的《肇十有二州说》，认为《尧典》“肇十有二州”，马融、郑玄注及《晋书·地理志》皆以在禹功后，《汉书·地理志》、《汉书·谷永传》、皇甫谧《帝王世纪》、《宋书·州郡志》皆以为在禹功前。程氏考证：“下浚川之文，则在禹功前之说是也。《禹贡》云‘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皋陶谟》云‘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盖禹功告成之后，其利可百世，岂甫疏凿即又有浚通之役耶!《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岛’，《帝王世纪》云‘尧遭洪水，分为十二州’，今《虞书》是也。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岛’，今《禹贡》是也。”桂氏认为“其言甚晰，足正马、郑之误，论者咸称精确”。凡此种种，在桂书中堪称瞩目。

(三)实录汉学家讳莫如深的经学史实。桂书除了荟萃、彰显那些经学造诣的精深之作外，还实录为经学家本人所忌讳的一些经学史实。如桂氏通过许慎的《五经异义》和孔广林《通德郑氏遗书所见录》的比较研究，认为陈寿祺撰写的名著《五经异义疏证》多录自孔氏书和万世美的《岁躔考》。如《五经异义》云：“王者一岁七祭天。仲春后妃郊裸，襟，亦祭天也。”博士(孔广林)日：“《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简狄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郑君不言于郊，则是不以谋为祭天矣。焦乔答王衡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襟’，盖非郑义。”又云：“瓯宁有万虞臣舍人世美，精熟十三经义疏，尤长于天文算术。所著有《岁躔考》二卷，陈恭甫《五经异义疏证》多采之。”

再如严杰在广东协助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桂氏认为其缺失甚多。其中如翟灏的《四书考异》，原本总考、条考各三十六卷，严杰则删去总考，仅刻条考。任大椿的《弁服释例》，原本卷首有《天子诸候卿大夫弁服表》一卷，严杰亦删去不刻。甚至所编《经义丛钞》，不顾掠美之嫌而自署己名。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书以表名，其学术价值就因为此表而彰显，可是严杰尽删其表。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疑义，桂氏认为“凡若此類，更僕未终，世多非之，洵公論也。”桂氏的这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可视为实录，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给人以很多新的启迪。

三、汉学与宋学

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虽然是备采清代经学家以许慎、郑玄为主体的汉学传习活动，但是也尊重宋学，持汉学与宋学之平，没有江藩《汉学师承记》那种若相水火，互相排斥的个人情绪，而是重在学术，实事求是。如广东海康学者陈昌齐的经学研究，王念孙自称是他学术研究的典范。他说：“先生生平于书无所不读，自经、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舆之奥，六书四声、九赋五刑之属，星算医卜、百家众技之流，靡不贯穿于其胸中。故所著书如《经典释文附录》、《天学脞说》、《测天约说》及《大戴礼记》、《老子》、《苟子》、《楚词》、《吕览》、《淮南子》诸书考证，皆发前人所未发。先生为予词馆先辈，又同直谏垣，公事之暇，屡以古义相告，语其学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伪讹谬。每发一论，皆得古人之意义，而动合自然。故余所著《广雅疏证》、《淮南内篇杂志》，辄引先生之说以为楷式。盖予宦游数十年，所见缀学之士，既精且博如先生者不数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陈昌齐虽然重汉学，但是也不废宋学。温伊初说他“先生论学，谓不当分汉宋为二，且程朱未尝不从训诂入也。”如他对《毛诗·载驰》、《七月》的研究，则不从《周礼》而多取朱熹的释义，并且屡称引朱熹《诗传》，桂氏赞为“盖无门户之见而平心以求其是者也”。又如江苏江阴学者包彬所著的《易玩》“研穷义理，兼综象数，不为汉宋门户。其‘河洛’、‘大衍’诸说，俱精心独辟，发前人所未发。”再如江苏溧阳学者狄子奇所著的《经学质疑》、《经学质疑》、《孔子编年》、《孟子编年》、《四书释地辨疑》、《乡党图考辨疑》共若干卷，所说“皆融汉宋而一”，“使《周礼》、《孟子》可相通，尤为发从来未发之覆。”武进郑环深于《周易》“尚调停汉宋之间，又喜探异说，绝无门户之见。视近世之以说经名高眩鼓聋聩者，相去远矣。”

不过，从总体上说，桂氏对宋学的理解，是基于学术层面而不是思想层面的。他非常赞赏顾广圻对汉学与宋学的概括，书中全录顾广圻曾经为凌曙《壤室读书图》所作之序：“夫晓楼为汉学者也，亦闻汉学、宋学之所以异乎?予尝反复寻求，历数十年而后得，请以三言蔽之。曰：‘汉学者，正心诚意而读书者也；宋学者，正心诚意而往往不读书者也；俗学者，不正心诚意而尚读书者也。是故汉人未尝元俗学，宋人未尝无汉学也。论学之分，不出此三途而已矣。’今晓楼既以读书揭其图，又方为汉学，则其读书也，殆必有当于吾所谓正心诚意者矣。壤室虽小，其将志大宇宙哉。”顾广圻认为清学可以分“汉学”、“宋学”与“俗学”三种，汉学的特点是思想与学术并重，宋学的特点则是强调思想发挥而轻视学术，俗学的特点则是重学术而无思想。这里不深论顾广圻对清学性质的三种分类是否合适，但是就桂氏从顾广圻的著作中特意拣出这段原话而加以转引本身而言，显然他也是支持和赞赏这样一种观点的。这一点也被为桂书作序言的郭则法所窥破，他说：“由顾氏之言释之，则夫日言正心诚意而不尚读书者，其视俗学又何如耶?是虽非桂氏之言，桂氏独取而揭橥之，亦

可窥其宗尚之所在矣”事实上，自乾嘉至晚清，学术界对汉宋学术的讨论，一直持续发醇，如管世铭作有《汉学说》，程廷祚作有《汉宋儒者异同论》，胡培翚作有《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张成孙作有《答方彦闻书》，黄式三作有《汉宋学辩》，姚椿作有《汉宋儒者论》，林昌彝作有《汉宋学术论》等等，可以说桂书既是这种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经学博采录》虽然收录《大学说》、《读四书说》等宋学类作品，但大部分则偏重于所谓“读书者”一途。如《四害補考》、《四书地理考》、《四书典钞》、《四书典故核》、《四书典贯》、《四书稽古录》、《四书集解》、《四书考异》等具有考据特色的作品。诚如桂氏盛赞浦子珊所撰写的《四书稽古录》说：“《四书》自朱子提倡以导引初学，其后朝廷即以之命题取士，遂若四子书较重于五经，而宋儒之讲四子书率详于义理而略于典故。于是有博涉之士讲求典故，为之辨证。盖以幼之所习耳目亲切，又功名之途必由是也。在为之者，以是为切问近思之务，虽务本而荒，舍本趋末者往往而是。而留心稽考，藉是以知学不可谓之虚费日力也。浦君此书，随其所通，实事求是，时足以备前人所未备，则亦章句不可少之书也。”所以当桂氏看到广东学者黄以宏所撰《诗中篇名解》三篇专以批评宋儒解释《诗经》时，便予以全文录出，以正视听。现摘录如下：

宋儒谓《小宛》、《小弁》、《小明》言小以别于《大雅》，其说非也。且即其说而详辨之，其不可信者有五。作《诗》者不一人，故《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词同意异。若谓恐篇名相同而加大小于明上以别之，则作者何不删改明明二字而别为篇名乎!其不可信者一也。《诗》篇名有《小宛》、《小弁》、《小明》，又有《大明》，初不闻有《大宛》、《大弁》，因《大明》与《小明》相同，遂并强《小宛》、《小弁》以迁就其词，其不可信者二也。彼知《宛》、《弁》为《大雅》所无，而又云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删之，故无闻耳。又何据而知《大雅》之有《宛弁》?且何据而知孔子删之?其不可信者三也。明字可兼大小之训，故《小明》、《大明》于义皆通。若宛字毛训小，弁字毛训要，皆不训为大，加大字于弁上为大弁，义犹可通，若加大字于宛上为大宛，则义不可通矣。其不可信者四也。如以《小宛》、《小弁》、《小明》为《小雅》之小，《大明》为《大雅》之大，不连下《宛》、《弁》为说，则《秦风》有《小戎》，岂亦《小雅》诗乎?《小雅》有《大田》，《王风》有《大车》，岂亦《大雅》诗乎?其不可信者五也。是则宋儒谓言小以别于《大雅》之说，乃穿凿附会，漫无考据者也。

引援他人著作，达到阐发自己的学术理念，可以说又是桂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经学博采录》所选录的清代经学家，主要是在阮元编撰《皇清经解》三十年间继起的汉学家和经学著述。因此，对以宏扬汉学为己任的桂文灿而言，桂氏所选录的学者也不再局限于乾、嘉两朝盛产经学家的江苏、安徽两地，而是扩展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云贵、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广大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缺憾，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乾、嘉、道、咸四朝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了。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晚清的经学，是一种汉宋兼采之学，或者是今文经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退了。”梁启超对清代汉学的评估失之偏颇，如果把乾嘉之际汉学研究的转向视为汉宋学术融合和今文经学的开端，那么这说法无疑是有历史理由的。但是主观理解与历史的真实往往不是一致的，晚清以来，汉学并没有消弭，仍趋向于回升，学者在义理与考据、征实与凿空的争论与选择上，虽然迥异其趣，但是都以传统经学的思想资源来延续汉学的生命，否则何以解释二十世纪汉学仍为学人津津乐道?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便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作者：陈居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