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

摘要：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 篇1：

切实改进注重质量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敦煌学国内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对外宣传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本文试以《敦煌文化关键词》（Key Concepts in Dunhuang Culture）一书为例，分析目前敦煌学论著对外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提高论著的翻译质量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翻译和对外宣传推广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成果推广;翻译质量;建议

Improvement in Practice with Emphasis on Quality

—An Over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ZHANG Caimei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2018年11月19日，在《敦煌研究》编辑部与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上，柴剑虹曾就敦煌学词语外译规范制定的迫切性和如何做好《敦煌研究》等学术期刊的对外宣传推广工作做了简短发言。柴剑虹认为，随着敦煌学及“一带一路”著作外译工作的加强，相关词汇、词语译文的标准化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国内外学者与翻译工作者共同努力，以承担和推进此项工作。以《敦煌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在我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对外宣传推广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这与刊物本身加强了英文译名、篇名、内容提要等的翻译有关，一些学者携刊物进行对外宣传、交流，客观上也推动了宣传推广活动。但总体而言，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进一步做好向上、向下、向外的推介工作。向上，要定期向期刊管理、评审部门及相关专家学者和领导寄送刊物，介绍各期刊物的重点文章与特色，并附上必要的自我评价文字。向下，要做好刊物的报刊广告、网络宣传、会议发布与发行推广工作，通过和兄弟刊物互登刊讯，推介重点、热点文章，加强与基层图书馆的联络等方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向外，要进一步拓宽刊物对外推广的渠道，如，借助敦煌研究院、高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等平台，促进所刊文章的外译工作;赠送刊物给到国外访学的中国学者和来我国参加学术交流的外国学者，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举办刊物文章外译工作座谈会、研讨会，切实推进国内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工作。我们看到，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已有进展，特别是《敦煌研究》期刊，尽管所刊国内学者敦煌学学术论文全文的外译推广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论题与内容提要的英译质量得到学界认可，提高了推介效果。而从整个敦煌学著作的对外翻译、推广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认真改进、解决的问题。

一 敦煌学著作对外翻译常见错误举例

众所周知，翻译追求的目标（或曰质量標准）是“信、达、雅”。当然首要是“信”，即确保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无误。如果原文就不准确，或者译文不能通畅无误地表达原文内容，其结果可想而知。其中，制订敦煌学词语的外译规范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兹以作为列入“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多语种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项目”的《敦煌文化关键词》[1]一书为例，谈谈在敦煌学著作对外翻译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首先，作为一本对外翻译的“标准化工具书”，该书《前言》称：“本书所选六大部类体现了敦煌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所选关键词为各部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术语，基本涵盖了敦煌文化中最典型的文化概念。”检核全书，这六大部类的划分是否科学，能否体现敦煌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在各部类之下选择的关键词又是否涵盖了敦煌文化中最典型的文化概念，这都是要打上问号的。就拿其中“文学文献”这个部类来说，它收入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佛教典籍，且只列出了《华严经》和《涅槃经》。我们知道，即便是在敦煌遗书中占了绝大多数的佛教典籍，除《华严经》《涅槃经》外，还有《妙法莲华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等写卷。藏经洞所出数量大约五六万卷（号）的写本、印本中，四部书、天文历法、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文献也蔚为大观，该书却没有相应的条目。同收入该书“音乐舞蹈”部类的“埙”“达腊鼓”之类关键词相比，上述的诸多方面似乎更能代表敦煌文化中的典型概念。另外，在“宗教文化”部类，摒弃了佛教、道教等典籍，只有寥寥的“禅定、禅观、供养人、祆教、摩尼教、《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密教”七个关键词，宗教典籍、图像等都被排除在“宗教文化”之外了。由于类别概念缺乏科学性，该书选定的一些“核心词语”，带有随意性和片面性，有些敦煌学界公认的重要词语没有收入，而一些并非至关紧要的词语却占据了相当篇幅。由于所选关键词无法涵盖敦煌文化艺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权威性自然也就令人质疑了。

其次，一些词语的中文释文不准确、欠规范，甚至错误，据此译成的外文，焉能无误？如莫高窟第96窟（大像窟）的弥勒佛坐姿，该书第20页“九层楼”的释义是这样描述的：“九层楼高45米，依山崖而建，里面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盘腿而坐的泥胎弥勒佛塑像。”凡到过莫高窟九层楼的参观者都知道，该弥勒佛大像为端坐于座上兩脚自然下垂的“善跏趺坐”，而非“盘腿而坐”。之所以产生这个错误，我们怀疑是因不识“结跏趺坐”和“善跏趺坐”两种坐法的区别而导致的。自然，书中对应的英译Inside there is the largest seated clay sculpture of Maitreya Buddha in the world，也就错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第96窟的弥勒佛塑像也非泥胎，而是先镌刻石胎，在石胎之外敷上草麻泥，然后造像上彩的。又如该书对“裸体飞天”的释义中，认为它是“飞天中的一类，源于印度，天男、天女性别鲜明，全身裸露，挥巾起舞。敦煌裸体飞天出现较晚，仅见于莫高窟北周第290、428等窟，形象多为天男像和力士像，舞姿豪放有力”，也很不准确。

第三，中文原文的释义有缺失，表述不严谨、不完整，也造成了译文的缺漏、不准确。如：该书“中心塔柱窟”的释义：“又称中心方柱窟、中心柱窟、塔庙窟，洞窟形制之一。此类洞窟由印度支提窟发展变化而成。洞窟平面为纵长方形;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中央立方形塔柱。敦煌莫高窟现存28个中心塔柱窟。北朝以后，随着宗教礼仪的逐渐简化，中心塔柱窟失去了其原有功能，逐渐衰落直至消失。”释义中的“中心塔柱窟失去了其原有功能”这个表述让人疑惑，因为在它的释义中，并未提及中心塔柱窟的原有功能是什么，又何谈失去了其原有功能？笔者经过查核，发现这条释义文字来自《敦煌学大辞典》，该辞典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中心塔柱窟”这种洞窟形制的来源、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它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中形制的变化，并指出“塔庙窟的宗教意义主要是为了‘入塔观像’，早期洞窟中盛行塔庙窟，当与北朝时期流行禅修观像有关，以后随着佛教的逐渐世俗化，宗教礼仪的逐渐简化，塔庙窟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乃逐渐衰落直至消失”[2]。对比文字，可以发现《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的编撰者只是部分地、“有选择地”抄录了《敦煌学大辞典》中的文字，撰写完成后又未仔细核查内容，于是就有了让人读来颇感疑惑的表述。又如该书对“禅窟”的解释：“洞窟形式之一，供僧人修行的洞窟。此类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发展变化而成。敦煌莫高窟的禅窟分为三类：（1）主窟开龛的殿堂窟附设成组的禅窟;（2）专为修行的单室禅窟;（3）多室禅窟。西千佛洞有禅窟若干，榆林窟也有禅窟痕迹。”这个词条的解释同样来自《敦煌学大辞典》，也只是截取了部分内容。《敦煌学大辞典》中“禅窟”词条中提到“敦煌莫高窟的禅窟绝大部分分布于北区，南区仅有第285、268、487三窟”，并对莫高窟内的禅窟形制、内部陈设、数量等做了详细介绍，该词条的结尾处写道“西千佛洞有禅窟若干，榆林窟也有禅窟痕迹”[2]22。《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中对“禅窟”这个词条的释义，因为行文的欠缺和不严谨，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只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中才有禅窟。

翻译依据的原文不准确，译文自然跟着错，其推广、宣传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如前面提到的“中心塔柱窟”，它的释义中“洞窟平面为纵长方形;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中央立方形塔柱”一句是这么翻译的：This type of cave has a rectangular floor plan， with a gabled ceiling in the front and a flat ceiling in the back.A square pillar stands in the center of the rear with Buddha niches，around which worshippers could circumambulate.英译中的around which worshippers could circumambulate（礼佛者可以围着它绕行），却找不到中文对应的表述。如果按照该书《前言》所说的“释义英译文以对中文的翻译为主，适当补充文化背景信息，如朝代的时间等”，即便是英译想补充一些文化背景信息，那么“绕行”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也并没有说明。

此外，该书还存在着多处中文信息的漏译。如第78页中“禅定塑像”的释义为：“此像特征为身穿通肩或双领下垂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相叠施禅定印，低头做凝神思索状。”译文是：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ype of statue include a kasaya covering both shoulders， a full-lotus position， and hands making the dhyana mudra signifying meditation.中文释义中的“通肩式”和“双领下垂式”，是敦煌石窟中佛像身着袈裟的两种形式，通肩式是用赤布僧伽梨（大衣）通覆双肩，包裹周身，襟交于肩后;双领下垂式即以袈裟覆双肩，双领下垂于胸前，形如对襟衣，露内衣僧祇支[2]217。而此处的英译中，通肩式与双领下垂袈裟直接用a kasaya covering both shoulders含糊带过，“低头做凝神思索状”则只字未提。学术著作对外翻译中，外文部分不影响基本内容的适当精简、提炼是允许的，但如果过于简省，乃至缺漏了基本含义，就很难达到“信”，即忠实于原著的目的了。这方面其他敦煌学著作的外译也有教训。如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英文对照本《敦煌史话》（柴剑虹、刘进宝撰著）的第一版俄文译本，将“引言”中引述的季羡林先生所讲的“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译成俄文时，省略了结论部分“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俄文读者一头雾水。是书翻译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劫掠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文字时，还删略了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后经原著者提出异议，才重新翻译改正。

作为一本工具书，《敦煌文化关键词》的部分英译也还须斟酌。如该书第4页中“西千佛洞”释义中的“因地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之西而得名”，英译为：It was so named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to the west of the Mogao caves，also popularly known as the Thousand Buddha Caves.在敦煌，“千佛洞”是莫高窟的另一個特指性名称，而此处的翻译却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以为西千佛洞也叫“千佛洞”，在这个译文中最好加一个非限定性指示代词更明确。又如第22页中“慈氏塔”条“建塔年代约在五代至宋初”，英译为：it was built sometime around the Five dynasties（AD 907—960）or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AD 960—1279）.此处的“至”译为“or”（或者），意思与中文表述就不一致了。再如第23页，“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条言“此碑立于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英译为：This stele was erected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izheng Reig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1348.如果把这个英译回译为中文的话就是：“这个碑建于元代1348年至正第八年。”其实至正八年就是1348年，英译时间重复，在英译时括注公元纪年即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并无否定《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的意思，只是因为它是一本新出版的“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工具书，会对敦煌文化类著作的对外翻译推广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举其例以说明对敦煌学著作的外文翻译来讲，存在着两大难题，希望切实改进。第一，对论著所引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遗迹、经典文献）的正确理解和翻译。第二，读懂敦煌学专有学术词语并在外文中寻得正确对应的翻译语汇。我们认为，敦煌文化翻译目前所处的困难境地，也是由其学科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敦煌文化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尤其是它的一些术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要想准确翻译出来实属不易;而敦煌学的国际性日益突显，又让我们对翻译的规范与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实任重而道远。

二 一些建议

近些年来，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国家加强了图书对外翻译的资助力度，这推动了许多出版社申报“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外译工程项目。然而，一些翻译者、出版机构并不具备与相关专业相适应的资质和条件，又加上采取了“短平快”的做法，一拥而上，急功近利，导致翻译质量出现不少问题，直接影响了对外宣传的效果。为了认真推进敦煌学论著的外译工作并确保翻译质量，作为解脱“困境”的对策，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慎重遴选中文原著及译者。敦煌文化专业知识的准确掌握和积累对作者与译者都至关紧要。其中，中文文本的撰著是基础，应该优先选择既有学术水准又便于普及的学术著作和文化读本进行翻译推广。翻译者除了有较娴熟的驾驭外文语言的技能外，亦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积累，并了解所译目标语言读者的思维与阅读习惯，以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时，作者与译者之间还应该有必要的交流（如果作者已去世，则译者应该对其写作特色有比较充分、深入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中文撰著者要对译者提出的疑难之处进行必要的诠释，为其释疑解惑，使其准确理解原文意思。同时，译者也要主动、及时与作者或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沟通，如果不打破自身的知识局限，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就硬着头皮着手翻译，难免捉襟见肘。

第二，学术界、翻译界应联合起来倾力打造高质量的敦煌学、敦煌文化专业翻译词语的工具书。记得20年前，启功教授曾就有译者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发表过关于译音用字的谈话，后嘱钟少华整理成文，提出：“不管是谁，译音译字，要能够规定统一一下，并不是一定用什么政治力量，或由国家文化教育部门，颁布说你必须怎样翻译……我听说日本把外来语译成日语，一年出版一本外来新语词典，这个办法好……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大家用比较一致的词典，少些分歧。”[3]这个建议同样适用于敦煌学论著的外译。而“一本”或“几本”工具书的作者、译者，要结合权威准确的资料，遵守约定俗成的翻译规范，及时了解学界的相关动态，认真征求学者专家意见，对分类科学、选择精当的术语进行准确理解，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译成书，而不是做简单的知识“搬运工”，仓促完工。

第三，敦煌学界、翻译界、出版界要联手培养通晓敦煌学和多种外语的青年才俊。我们知道目前比较好的敦煌学著作外译本的译者，基本上是原书作者比较熟悉的国外汉学家及其培养的博士生，或者是国内精通外语又有敦煌学专门知识的教授，他们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而且还能与作者及时沟通、商议。清末民初与严复、林纾一起被誉为清末“三大翻译家”之一的苏曼殊（1884—1918），精通英文、法文、梵文、日文等，他首次将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翻成中文，还翻译过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以及印度小说和诗歌。他热心从事中华古诗词的英译本编选和翻译，将《诗经》《木兰辞》《长恨歌》等和李白、杜甫、苏东坡、王维、孟浩然等名家诗歌的英文译稿结集出版，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我们建议，《敦煌研究》和其他敦煌学期刊，是否可以加设一个青年学人的 “翻译园地”栏目，主要发表敦煌学论著的中译外作品，为培养相应人才提供窗口。同时，敦煌研究院可以利用本院文化弘扬部有多语种讲解员的优势，在总结多年积累的洞窟讲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一本多语言文字对照的敦煌艺术词语手册，经逐年应用并更新后，争取编著成为一本翻译界通用的敦煌文化术语标准化工具书？譹？訛。

第四，从书刊的出版角度而言，还应该切实提高编校质量。目前《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都有聘请专业学者做稿件外审的制度;《敦煌研究》编辑部还有中文论著的外文题目和内容提要的专家外审程序，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值得坚持和推广。另外，在外译论著的出版流程中，编辑部也要将三审三校制度落到实处，尽可能地避免一些常识性和专业方面的错误。相关的从业编辑要时刻牢记出版人的使命，有打造精品书刊的责任感，切实提高自身的编辑加工能力。编辑部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将质检中发现的中、外文的问题分类记录存档，作为提供给作者、译者和编辑的必要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姜秋霞.敦煌文化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22.

[3]启功.启功谈译音用字问题[N].中华读书报，1999-3-10（5）.

作者：张彩梅 柴剑虹

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 篇2：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管窥

摘 要： 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举措，术业有专攻的研究机构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充分彰显海外汉学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海外汉学;学科内涵;发展态势;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40年来，“以中国为其研究对象的海外汉学（中国学）成为西方学术中发展最快的学术领域”  ① ，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一股海外汉学研究的热潮。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中关于其学科内涵的不同阐释、发展态势及前景展望等进行简单梳理和思考，以探寻新兴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关于“海外汉学”内涵的不同阐释

“海外汉学”是指海外研究者以他者视角对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问，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海外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学术形态，在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文化危机使得一些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想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挖掘出有益的东西来补救西方文明的偏弊。这样，不单是从政治的、经济的现实利益需要出发，而且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借鉴，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进步”  ② 。

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汉学”的认识与理解，与“汉学”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外及内、由具体到整体、由观点各异到认识趋同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学者对“海外汉学”的深入辨析使得相关概念越来越清晰。

李学勤认为，“汉学”一词的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同时为了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区别开来，又称“世界汉学”或“国际中国学”，并强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③ 严绍璗认为，“‘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 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 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④ ，并提出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四个范畴  ⑤ 。阎纯德指出，“汉学（SINOLOGY）”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其内容“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  ⑥ ，强调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  ⑦ 张西平在海外汉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其《西方汉学研究导论》一文从汉学与中国学、汉学与国学、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等八个方面，对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较为客观地总结了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多层含义、基本构成、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史意义等。朱政惠则在其《近二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合著）  ⑧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  ⑨ 等文章中提出不少独到见解，认为“海外中国学的外延很广，举凡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军事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难以穷尽，只能通过具体学科的研究来各个击破。它们的研究会有交叉重叠，但又相对独立。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的借鉴，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多经验，也会成为相关学科建设的有益养分，即使是谬误也会是一种借鉴”  ⑩ 。

经过多年的探讨与交流，研究者们逐渐从观点不一发展到求同存异，认为“海外汉学”虽然与“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名词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都是指国外研究者以“他者”视角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

二、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态势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二是专业性的研究机构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

1.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2003年以后，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均大幅攀升。“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籍”是相关领域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三者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其中“海外汉学研究”和“国际汉学研究”侧重于学术史的研究范畴，而“域外汉籍研究”更“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漢籍”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统计，可以看出三个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基本趋同。从2000年至2018年7月间收录的论文来看，以“海外汉学”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6、4、1、18、11、22、23、15、20、26、18、30、35、42、42、39、31、29、12;以“国际汉学”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5、0、11、4、18、13、4、11、17、13、20、12、15、13、15、24、6、0;以“域外汉籍”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0、0、0、2、0、2、9、3、11、3、6、10、13、14、7、8、10、13、6。这三组统计数据基本折射出最近20年海外汉学研究的现实状况，也反映出“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小众学科逐渐上升的研究热度及其在传统学术研究方面所占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出版学术著作大多为研究者“单兵作战”的个人行为。新世纪以来，一些有前瞻性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纷纷与相关领域的出版社或研究机构交流合作，推出一系列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丛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断得到凸显。如大象出版社2002—2010年间陆续推出的“大象学术文丛”“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推出的“北京大学二十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推出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2013年推出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学苑出版社2007—2015年推出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等，都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与法国汉学界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在推动海外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汉学论丛”、《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等一系列汉学论著，开阔了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学术视野。

大数据资源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读秀”“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欧盟数字图书馆”等中外在线数据平台的服务日趋完善，大数据资源在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数字资源和海量文献信息的同时，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唐磊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0多篇相关研究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对“高产作家、高产机构、研究热点、研究对象和主要范式进行了统计分析”，进而得出“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虽然在建制层面上具有了学科化的一些特征，但是“在研究范式等认知属性上，其学科性尚不充分”  （11） 这一结论，这是近年来采用新技术手段研究分析海外汉学的典型。

2.专门研究机构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10多家新的海外汉学研究机构。这些专门研究机构通过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科建设，先后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研究文章，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召开了一些海外汉学研讨会，推出了严绍璗、张西平、阎纯德、黄卓越、张伯伟、金程宇等一批知名学者，有力地促进了海外汉学的研究与传播。例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相继推出“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域外汉籍资料丛书”;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编辑《国际汉学集刊》;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东亚文化研究院，推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等研究成果;2005年四川外语学院（2013年4月更名四川外国语大学）成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编辑《中外文化》（辑刊）;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域外汉文小说大系》;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出版“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2009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建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出版《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中国文学与文化》《跨文化对话》《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中英文刊物;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辑《中国学季刊》。与20世纪90年代海外汉学研究比较松散的状态相比，新世纪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团队化、规模化、组织化等特征，在推进传播海外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

《汉学研究》《国际汉学》《法国汉学》《世界汉学》等专业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它们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阎纯德主办的《汉学研究》体现了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是我国最早创刊的纯粹汉学研究学术集刊，在学术界具有先锋地位。它自觉承担起“西学東渐、东学西传”的使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推动国内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汉学研究》进入CSSCI来源集刊，编辑出版更加规范，每年出版两集，即“春夏卷”和“秋冬集”，目前已出版24集。

《国际汉学》在张西平等人的努力下，实现华丽转身。2000—2014年间，《国际汉学》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以大量刊登国际汉学领域的优秀论文与译文而知名，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国际汉学》历经19年努力，在北外彭龙校长的亲自关怀下，于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刊物，并在2017年正式成为C刊”，“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专业学术刊物”。  （12）

李学勤等人创办的《法国汉学》每年出版一辑，自第4辑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辑刊登录了多位当代著名汉学家的精彩论文，其中，桀溺教授（Jean-Pierre Diény，1927—2014）的论文《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文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引起很大关注。从第5辑开始，每辑围绕一个中心论题展开，目前已出版的第6—16辑中的敦煌学、科技史、宗教史、粟特、考古以及“中国与欧洲司法研究对话”等专号都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汉学》是国内汉学研究方面第一家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旨在“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  （13） 。

复旦大学中文系吴兆路等人主编的《中国学研究》“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而赢得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良好影响”。“《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它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现状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高档次、高品位、高水平的办刊宗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14）

此外，台湾乐学书局出版的《国际汉学论丛》，是台湾地區第一本研究和介绍国际汉学的专刊;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推出的《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也都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三、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思考

尽管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传播交流历史非常悠久，国内外研究界也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还比较年轻。无论是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内传，还是对国内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出版，研究者都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继续在整合学术资源、开阔学术视野、探索研究方法和更新思维观念等方面再下一番深功夫。

第一，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5）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也说过：“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16） 二者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海外汉学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外学者对待汉学的看法和立场有很大差别，所以人们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既不能随意夸大，又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坚定的学术立场、通变的学术思路、恰当的研究方法，审慎地构建海外汉学的学术框架，尽可能地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寻找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外文化传播交流的有效路径。

第二，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处理好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互动问题。海外汉学研究涵盖了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属于典型的文化多元现象。从学科属性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成果多属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范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成果多属于古典文献学或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而同样是学术史研究，任继愈、李学勤、葛兆光等人的研究属于哲学、宗教学或历史文化研究，乐黛云、严绍璗、阎纯德、朱政惠、张国刚等人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张伯伟、王勇、金程宇、卞东波等人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其研究方向虽然各不相同，但是相互之间却常有交叉，见仁见智。李学勤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17） ，强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  （18）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如果愿意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珍贵的学术资源，从而避免研究视野本土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研究方法模式化等现象发生。

第三，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坚守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令人欣慰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使文化同质化”，而且“艺术在跨文化的大潮中创新，而跨文化相逢又激励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创性表达。多元混合的结果总会重新创造出多样化，同时鼓励彼此沟通”  （19） 。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科正面临着时代风潮的碰撞与冲击，中国本土文化的统治地位逐渐被多元文化的强劲发展势头所替代，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  （20） 。这些变化为海外汉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加崭新的前景，同时又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按照乐黛云先生的观点，当前新汉学家的介入“必将大大促进和加深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看和互相照亮”，“西方主流理论家逐渐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将取代过去局限于同质文化中不同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这就必然会大大开拓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视野”。  （21） 因此，从事海外汉学研究，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坚定自己的学术自信，坚持自己的学术视角，坚守自己的学科价值，准确把握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语境中展示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的根和种子继续传播下去。

四、结语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意义的动态工作。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力度，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人文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较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持续向好的文化环境，也为海外汉学研究的继续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高质量的发展平台。随着大数据资源对社会生活全领域的覆盖，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并将其作为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的有效手段，不断加大中外文化交流力度，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使海外汉学研究在沟通过去、实践当下、启迪未来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这些将是今后海外汉学研究应该重点把握的内容和方向。

 注释

①张西平：《西方汉学研究导论》，《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②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收入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27页。

③李學勤：《列国汉学史书系·序》，《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④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

⑤参见严绍璗：《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者的素质》，《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⑥⑦（20）阎纯德：《汉学历史与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⑧参见朱政惠、吴原元：《近二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2—77页。

⑨⑩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1）唐磊：《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自我建构——基于文献计量结果的考察》，《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12）苏悟森：《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6日。

（13）《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创刊号）。

（14）姚君喜：《〈中国学研究〉出版刊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16）[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17）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18）李学勤：《列国汉学史书系·序》，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

（19）乐黛云：《帝国霸权·文化自觉·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

（21）乐黛云：《国际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A Glimpse of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in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Zhang Caixia

Key words： the new century; overseas si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academic value

作者：张彩霞

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 篇3：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译著述评

民国史坛积极建设中西交通史学科之时，亟须外人成果。欧美、日本学者从事中西交通史领域研究，比国内学者早近半个世纪，成绩卓著。若言整体研究水准，中外有高低之别，中国学者不仅落后于西人，且不及日人。贺昌群指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译欧美、日本汉学者的佳作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张维华认为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汉学家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特点之一，大致符合实情。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代写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西藏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最后，重复翻译。从事翻译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断出现多人先后译同一种作品，使中国读者失去更多接触域外汉学著作的机会。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和《蒲寿庚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等，均出现两种中译本；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至少有张星?、冯承钧、李季三种汉译本，冯、李二氏译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张氏所译玉尔译本，只出版了《导言》及第1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而无法问世；其他单篇论文重译现象更为严重，说明译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状况虽可解释为中国学界关心域外汉学，热心沟通中外学术，但以当时国内学界实际情形考量，应该更多更全面地译介域外汉学。重译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后出者转精，取代较为劣质译本，对学术也是一种推动。这种细致活在中国学界已充分掌握国际汉学的“发达”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废待兴，亟待域外新知补充动力的“饥荒”期，重译之举非但浪费人力，亦不利节约成本，以尽快融入世界学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袁剑）

作者：李孝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