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后勤分析论文

2022-04-19

摘要：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历程中，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是对于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在开头部分为正文做铺垫，专门性的研究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晚清军事后勤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晚清军事后勤分析论文篇1：

简评《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

既往的中国近代海防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为中心的海军战争史上，主要集中在海防思想与政策的演变上，主要集中在与海防事件相联系的重要人物身上。这些成果固然都是海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海防史的全部，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尚未涉及，例如，晚清海防地理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海防地理学不仅从属于军事地理学，而且从属于部门军事地理学和区域军事地理学。就海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来说，地理学是研究海防地理学的基础，海防地理学是地理学在海防战略中的应用，是为国防战争服务的，主要研究影响海防战争的地理形势。具体说来，需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周边国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判断其综合国力；需要研究各个战区的位置、范围、面积、海岸长度以及自然特征对于军事的作用和影响；需要研究有军事意义的海湾、海峡、水道、岛屿、半岛、平原、丘陵、山地的分布状况等地貌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制约与影响；特别需要研究战略要地、关隘对于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江河、湖泊、水库、地下水和海洋的分布特点、季节变化规律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潮汐、海流、海浪、海水温度、深度等水文要素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海岸、海洋植物的分布范围、类型和季节变化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风、雨、云、雾等各种气象要素的地区性、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敌我作战行动的影响。地球表面的复杂性决定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军事理论，由于时代在变迁，战争技术和方式在变化，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无不与其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相关，无不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海防地理学源于战争，并为战争服务。正确认识地理特点，按照地理特点部署军队，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之，可能导致失败。海防地理学有助于海防力量更好的配置，有利于海防军队解决作战、后勤、训练、情报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学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使中国人视野有了极大的变化，不再认为除了中华帝国之外都是一片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而且使中国人开始从全世界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战略问题，不再就中国周边国家思考中国的海防问题。嗣后，随着海防危机的不断加深，为了适应海防建设的需要，关于海防地理的作品与图说开始大量刊刻，有的出自学者的精心研究，有的来自将领的亲笔记录。在这些海防地理著作中，撰写者着重分析了我国沿海的地理形势，分析了交通运输条件和通讯能力，分析了中外著名战例，为晚清海防战争的进行和军队部署提供了直接依据；他们还密切关注着敌我双方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民众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全面调查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后勤保障能力，认真评估了彼此之间的战争潜力，可以说讨论的范围涉及海防地理学的各个要素。

王宏斌教授长期从事晚清海防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版有《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主要从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剖析海防问题，最近看到他的新著《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令人耳目一新。该书调整了新的研究角度，主要采用分析、综合、比较和实地考察等方法，探索晚清时期各个时段海防地理学者关心的问题、研究的视野、知识的来源，评论晚清海防地理学接受的各种影响、达到的水平、取得的成就。这不仅有利于深化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的总体认识，提升中华民族海防理念的层面，而且可以为当今的海防建设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地理学依据和历史启示。

军事地理学告诉我们，战争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任何战争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重视这些制约，尊重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条件，努力做到避害趋利，扬长避短，就能使战争获得胜利。晚清海防地理学显然是近代中国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伴随战争的发展而形成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战略的实施，无论成功与失败，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研究晚清海防地理学著作，不仅可以看到时人关于海防问题的认真思考，而且可以了解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水平。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战争行动的影响，未雨绸缪，扬长避短，以史为鉴，对于任何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必须的。古往今来，高明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环境对战争行动的影响。研究晚清的海防地理学的发展情况，总结当年海防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要塞利用的得失，对于当代军事家和政治家指导未来的海防战争，毫无疑问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该书的创新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一）第一次对晚清海防地理学论著进行了全面搜集，并选择其中24部论著进行了认真解读和评述。按照学科内在的逻辑发展顺序，将这一时期的海防地理学论著分为起点、发展和形成等三个阶段，研究其相互借鉴、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并仔细观察每一阶段的发展和进步。（二）利用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参考有关军事史、政治史著作，对于晚清海防地理著作进行评述，力求客观而准确，不仅要弄清其写作动机，而且要探讨其思想的继承与影响，还要对其学术水平进行横向比较，给予合适的定位。（三）近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每一次军事变革无不受到世界军事技术、装备和理论的影响。通过研究晚清时期的海防地理学著作，我们发现，尽管当时研究海防地理学的主要动力来自海防战争的现实需要，而其发展水平仍然受到外国军事理论的重要影响，学习与借鉴显然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命题。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洪滔）

作者：蒋建农

晚清军事后勤分析论文篇2：

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研究综述

摘要：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历程中，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是对于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在开头部分为正文做铺垫，专门性的研究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的内容，学术界形成了三方面研究重点，一是德式武器装备的引进；二是仿照德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三是仿制德国枪炮，发展本国军工。

关键词：德国；中国军事；近代化

关于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了很多成果，就晚清时期而言，根据张海鹏教授的著作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之间，学术界共发表了有关晚清军事的学术论文628篇，出版学术论著173种。这些学术成果的领域涉及相当广泛，主要是有关晚清时期军事变革的背景原因、主要的内容、重大事件影响和重要人物研究，同时还包括变革模式和阶段的划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史料更加丰富，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历程中，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的研究已经有所发展，作为成果的论著与论文都不断涌现，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涉及中国近代军事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重心和热点。本文主要是对于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

近代中德军事交流研究现状的整体评估

一

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形成的原因，目前散见于各种论著与论文之中，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开头部分为正文做铺垫，专门性的研究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在乔伟所著，李喜所和刘晓琴译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一书中开篇就提到“正是出于对西方侵略者洋枪洋炮的武器装备的崇尚，为了挽救王朝统治，攘外安内，清政府开展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运动，并首先从变革军队的武器装备入手”，同时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军工产品的商品化要求在国内需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又恰逢军事改革，自然成为以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军火集团注意的目标”。施丢克尔所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里也写到德国公使为了推销军火，建议中国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显然首先要为推销德国的军备物资服务，但是想在德国一旦对法国或俄国（或对法、俄两国同时）作战的场合利用中国武力的想法，也未尝不起重要的作用”。皮明勇则认为“为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抵御列强侵略，清政府的“师夷”带有十分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即首先从军事上开始“师夷”……西方列强为了推销其军火产品，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影响，也积极地向清政府输出武器装备、军事人才、军事学术和制度”。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观点都与之相似。

就目前所见关于原因的论述，一是大多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目光仅局限于中德两国，缺乏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外交史料的支撑：二是分析的方法局限于军事领域，缺乏多学科知识的积累。笔者认为搞清楚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需要回答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近代中国对外军事交流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层次问题的回答，大多数学者是从各个方面论述近代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尤其是军事方面，只有少数学者深入下去，论述了近代中国在哪些军事领域落后于西方，例如武器、军制等，但是这大多数从战争失败的角度论述的。从现代军事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第二层次，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为何以德国为中心。在这问题上，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于德国在军事上如何的强大，当时的中国如何的羡慕，我认为在此问题的研究中缺失了近代中国为何不与当时的英法等其他西方列强进行军事合作。总体来说，就是缺乏把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论述中德两国军事交流兴起的原因以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影响。

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的主要内容与过程，学术界形成了三方面研究重点，一是德式武器装备的引进；二是仿照德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三是仿制德国枪炮，发展本国军工。以下将分别概括：

二

关于德式武器装备的引进，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进的原因，利用德式武器装备进行军队建设，以及更新武器装备后军队作战效能的变化。晚清时期，乔伟所著，李喜所和刘晓琴译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主要研究的是克虏伯公司与清政府的军火贸易，由于克虏伯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各型火炮，因此这本书中的军火贸易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德式火炮进行的。施丢克尔所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一书，此书在谈到中德经济贸易同时，也对中德之间的军火贸易作了大量的考察，从而论证了晚清政府采购德国的武器装备首先是为了适应德国拓展市场的需要，这本著作对军火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交易额及其对两国的影响。陈悦所著《北洋海军舰船志》中对于对于北洋海军创立时期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购买的德制军舰的过程、性能以及同英制军舰优劣对比有着比较详细地研究。

到了民国时期，研究北洋时期的中国军购大多侧重于具体或个案研究。谷加恩的《张作霖与德国的军火贸易》就研究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主政东北时期购买的德国武器装备问题。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成果，美国汉学家柯伟林著有《德国与中华民国》原名《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翻译，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研究考察近代中德外交关系史的专著。作者充分挖掘了美国和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藏的历史档案资料，叙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德关系，着重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近代化、军事体制发展、近代工业经济以及思想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其中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德国的军火贸易做了重点考察，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德大量的军火贸易，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德贸易的发展，并非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这一时期政治与军事的影响显然在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是为抗战最准备。马振犊、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作者重点突出了三个问题，其中包括两国经贸关系，特别是军火贸易，该书对中德军火贸易的研究侧重于军火贸易对于这一时期中德两国关系的相互作用于影响。丁福成的《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公司与派驻我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成员同国民政府进行军火贸易，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大量购进德国军火和其他器材、物资等鲜为人知的情况。陈安东著，沈自敏译的《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1920-1928）》也写到中国与德国的军火贸易。马文英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主要从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德军火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对于武器装备本身的研究不多，几乎见不到研究近代中国军队引进了哪些武器，为何引进这些武器，武器的性能如何，对军队战术产生了哪些影响。德式武器装备的引进总的来说就是两大类枪、炮，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克虏伯公司的火炮的购买及其影响，但是从效果上来说，现代枪支的购买和装备对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军事落后国家更具实际意义。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学术界关注较少，就是自洋务运动开始时，中国军队装备了英、法、美等多国军用枪械，后来以德国毛瑟步枪淘汰了其他各国步枪，这其中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我们研究的还不够深入。

三

关于仿照德国，建设新式式军事教育体系，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出版相关的论文与专著。王建华所著《半世雄图：晚清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东南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是全面系统研究晚清新式军事教育体系的最新专著，其中在新式军事学堂章程、引进德国教习和仿照德国军校设置课程等方面做了比较详细地考察。

德国学者乔伟著，李喜所和刘晓琴译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书中介绍了德国克虏伯公司在向清政府出售火炮的同时，也为这些火炮的最终用户湘淮练等军聘请了德国教习教练火炮快抢操法，说明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改革的起源是克虏伯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白莎则从德国来华人员的角度，基于德国大量档案资料与中国文献的比较，对于德国教官与军事顾问的来华任教经过及其在德中关系中的作用进行阐述，并且分析了近代中德军事交流的原因、过程和绩效，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拉尔夫·尔·鲍威尔的著作《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是国外最早系统探讨论述晚清军事变革的专著。这部论著对晚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至其灭亡之间兴起的新一轮中国军事力量近代化的浪潮做了系统考察，论证了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兴起，同时还开始论述晚清军事变革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子系统和领头羊，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产生巨大而深入的影响。书中记录了晚清各个时期军队的变化，包括武器装备、军队体制编制、征兵制度及军官培养体系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同引进德国的先进军事教育模式有关。刘凤翰的《新建陆军》主要研究的是北洋军的起源和发展壮大，北洋军是仿照德国军事体制创建的，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旧式封建军队向近代化军队发展的重大转变，在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官兵构成、军事训练、规章制度、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都有德国军事技术的影响。王尔敏所著《淮军志》详细描述了晚清军制的沿革与变迁，在这本书中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德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对淮军建设的影响。同治十年（1871）以后，淮军的建设发展就与德国的军事技术分不开，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淮军逐渐换装德国武器；二是选派淮军优秀将官到德国留学；三是北洋武备学堂大量聘用德国教习。郑宗育《论洋务运动与德国》一文则由中国近代化的视角来观察德国对晚清的影响，其中创办德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推进教育近代化，这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德国军校向来以学制完备、学员技术精熟闻名于世界，因此德国与中国新式教育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刘晓琴的论文《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德国与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关系，一是晚清编译的克虏伯炮学书籍近二十种，对于提高晚清军事教育的水平有很大帮助；二是克虏伯来华人员参与到了晚晴军队训练、新式军事学堂和洋务军工企业以及派遣赴德军事留学生的活动之中，促进了近代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发展；三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去欧洲的留学生、相关兵工技术人员与克虏伯集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在回国后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孙立峰的《晚清德式军事学堂的兴办及其教育特色》一文，主要论述了在晚清“自强”“求富”洋务运动改革的大潮下，清政府以德为师，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运动。这场持贯穿晚清其后40余年的师德军事教育，使德式军事学堂成为最具有德国军事教育特色、直接体现德国军队训练理念以及其作战模式的教育场所。德国军事教官的大量聘用，德国军校课程的沿用与开办，德国原版军事教材的翻译与推广，德军先进训练方式的引进，构筑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浓厚的德国特色与风尚。该作者的《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考评》一文，主要考察以德为师的军事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翻译与编纂德国军事著作。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的过程，大体可以分成前、后两大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至1894年甲午海战为前期，以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官办译书机构等为主体，出现了大规模翻译介绍德国先进武器技术书籍的局面，大量的德国原版军用武器著作不断译出。甲午战后为则译书的后期，这一时期译书活动的内容主要由战前的有关武器装备译著转向德国的军事学等理论研究的著作；译书机构除了官办译书馆外，还出现了众多由私人编撰的翻译著作与军事教科书。

而有关中华民国军事教育的研究，则大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有关。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一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全景式地介绍了中德关系发展的概况，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包含领域范围广，对一战后至1941年中德完全断交前的两国关系，尤其是德国援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系统的研究讨论。马振犊、戚如高所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这部著作全面阐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德两国是如何从互惠互利平等相待的合作伙伴到最后一拍两散分道扬镳的历史过程，作者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即：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的工作情况；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军火贸易情况；德国对中日之间战争的调停所做的工作。作者在叙述这三个重点问题时，以时间先后关系为线索，根据不同方面的内容加以阐释，使人读后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概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使读者能够得出中德关系最终破裂的原因是纳粹德国政府改变了对华合作，采取倒向日本政策的结论。王建华翟海涛的《德国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中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批雇佣德国顾问，德国顾问提出应该集中主要财力物力，把中国军队精简编练成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技术装备齐全的精锐部队，他们对中央军的整编、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德国间的军火贸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笔者认为目前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方面急需搞清楚的问题是，新式军事教育体制与就是封建武举体制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它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近代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演变规律、军事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互动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四

关于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研究，史学界的成果所见不多，大多是关于史实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建设主要集中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且笔者所见研究成果不多。乔伟著，李喜所和刘晓琴译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介绍了在购买克虏伯公司武器（主要是大炮）的过程中，努力引进生产技术与工艺，试图设厂仿造，促进了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施丢克尔所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考察了中国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过程中，德国对华的机器设备的供应问题。郑宗有、易文君的《论洋务运动与德国》中对于德国技术和设备的支持对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地论述。王尔敏所著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比较全面的研究了清政府所建设的三大国有兵工厂和各省机器局的发展线索与情况，并将晚清军事工业放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有不少引进德国机器和生产工艺，仿制德国枪炮制造的内容，特别是该书附录二的《清季译著兵工学书目表》中，有33种有关德国军工科技的译著，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关于军事工业研究成果较之于晚清更为丰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一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全景式的描绘了民国时期军事工业的发展状况，对于其中引进德国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仿制德国武器装备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台湾王国强著的《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系统研究了整个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状况。《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研究了抗战时期内迁至重庆的兵工厂的发展状况，其中对于德式武器的仿制与生产做了系统的考察。各省文史资料对于各地区地方军事工业发展概况做了记述，例如陈修和的《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江苏近代兵工史略》、《广东兵器制造厂概略》、《一个德式兵工厂的创办历程》、《东三省兵工厂》、《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在汉阳兵工火药厂工作三十年之见闻》等。陈歆文著的《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其中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国学习仿制生产德国化学武器。麦劲生的《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研究了中国自1876年开始派员留学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数更有增无减，留德的科技人才至南京政府期间纷纷加入军事部兵工署，对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研究者对于近代科技发展知识的匮乏，所以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绩效问题所做的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积极吸取科技史和工业史方面的成果。

五

德国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影响和其绩效讨论。目前笔者所见关于德国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绩效的研究成果模式大多一致，一般就是说与德国的军事交流，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够成为中国实现军事近代化的主要道路。这个论点在大的方向上没有问题，但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为了以史为鉴，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先进国家学习是不可避免的，讨论德国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影响和其绩效不只是为了断定德国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多少贡献，最终是为了探讨如何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尽快实现现代化。

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系统性的专著的出版为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二是涉及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各个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为该研究课题拓展了深度和广度。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纷繁的系统，对其进行全面科学的考察当然不应该只采取某一两种方法，孤立的应对，应尽可能地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来推陈出新，比如计量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吸收新学科的知识，采用新学科的方法，不仅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加深对现有知识的认识，而且会帮助于我们跳出思维定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责任编辑孙国军）

作者：叶年棣

晚清军事后勤分析论文篇3：

晚清军事现代化历程述论

摘要：晚清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晚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军事现代化。湘军、淮军和甲午战后的新军前后相继，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统领下，变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了晚清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推动了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封建专制腐朽、经济困境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军事现代化被延误。

关键词：晚清；湘军；淮军；新军；现代化

晚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军事早期现代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的湘军、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淮军和甲午战后崛起的新军，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统领下，开启了晚清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若干年来，单纯研究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的学人较多，而综合研究者较少。施渡桥编写的《晚清军事改革研究》介绍了曾国藩等人的治军思想和实践。张瑞安撰有《中日近代军事比较中的审视》、《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成败》等文章，肯定了湘、淮军的贡献，分析了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张华腾老师肯定了清末新军的成就，著有《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认为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已达到了一定的现代化水平。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化理论视角，以1912年为时限，以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分析法，梳理、论述晚清军事现代化历程。

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程

（一）启动阶段——湘军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又称湘勇，始建于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军一触即溃，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候发展起来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办的团练整合成湘军。曾国藩崇奉程朱理学，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1]这种提法体现了时代特点，他反对追求空疏无用之学，而把眼光转向经邦治国的“经济”之学。曾国藩在创立湘军之初曾明确表示，他的任务是要练就一支“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的新式武装，以此与勇猛善战的太平军相抗衡。因此，他不仅要按其建军思想和建军模式把湘军组织编制起来，[2]还要考虑如何把那些朴拙耐劳，但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乡间农夫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基于此，曾国藩在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和方法：一是以儒家理学为指导，即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打仗之本；二是以戚继光治军为榜样，实行“训”与“练”兼施之法；三是以乡土情谊为依托。湘军士兵的来源，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大都是乡野农民，后期出省作战，将士虽有外省人，但仍然是以湖南人为主。在湖南人中，又以湘乡人为主，形成了浓厚的乡土特色。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京城留守奕等统治者痛感洋枪洋炮的厉害，曾国藩也大为震动。1861年7月，奕奏请购买法国枪炮，曾国藩积极支持，认为此举“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3]之后，湘军通过向外国购买武器，用洋人训练军队，迅速攻破了天京。这构成了晚清军事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契机。

湘军不仅意识到洋务的重要，促使洋务运动发生，而且培养了一批有现代化新思想的人才。除了早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胡林翼等，后期还有丁日昌、丁汝昌和刘铭传等，这些将领在此后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被誉为民族英雄；丁汝昌后任北洋水师提督，甲午中日海战中其部下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撞击敌舰，以身殉国；刘铭传后任台湾巡抚，抗击法国侵略者，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数不胜数。据统计，晚清湘军系统官员共计477人，其中武职及任武职者253人，文职及任文职者224人；按级别看，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4]重要将领江忠源、罗泽南、郭嵩焘、杨载福、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宾、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成为封疆大吏。

（二）初步发展——淮军

淮军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政府在以绿营为主的江南、江北大营两次大溃败后对绿营兵完全失望的形势下创建的；另一方面，是曾国藩计划以湘军的制度来创立淮军，并作为继承湘军、以淮代湘的一种步骤。1859年，李鸿章还在湘军幕府之中，曾国藩就令其招募淮南勇500人，操练马队，以做试验。淮军基本上沿袭了湘军营制。李鸿章长期跟随湘军，且以曾国藩的学生与传人自居，对湘军营制及其优势之处很熟悉。同时，淮军初创之时，曾国藩曾调拨包括他自己的亲兵营、曾国荃一部共3000人转归淮军，作为淮军的基础。因此，淮军的营制、营规均承袭湘军。正如罗尔纲所言：“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4]（206）淮军承袭了湘军营制、营规的同时，也沿袭了乡土情谊的特色。根据王尔敏先生《淮军志》所列432名有籍贯可考的淮军将领统计，皖籍者279人，占64%；湘籍41人，占10%；其余为各省及降将或无籍可考者。由此可知，湘军的乡土特色为淮军所保持。从以上内容来看，淮军可以称之为湘军的衍生物。

淮军源于湘军但不同于湘军，存在了三十多年，是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装备西方化。1862年进驻上海不到一年的淮军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使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洋务运动三十年，李鸿章等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改变了军队刀枪弓弩、木船土炮的落后装备。

第二，军事政治化。湘军被解散后，淮军成为清政府保家卫国的主力，李鸿章乘着开展洋务运动之机使淮军得以发展，组成了包括军事将领、官员和幕僚的全国性政治集团。

第三，海陆军齐发展。随着淮军的壮大，淮系集团创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舰队。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奋力拼杀，重创敌方旗舰，虽在刘公岛一役中惨败，悲壮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北洋舰队的创立是中国海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四，人才军事化。淮系集团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军事学堂，派遣了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军事，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人在北洋舰队或船厂工作，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骨干力量，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为晚清的军事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吴长庆带领的军队是淮军的一支，袁世凯在“庆军”中脱颖而出，颇受李鸿章的赏识，甲午战后，淮系集团衰落，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新军崛起。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推广到全国编练新军，总称清末新军。

（三）大发展阶段——清末新军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充分暴露了淮军的腐朽，引发了战后中国改革军队的热潮，“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5]作为淮系的一员，且直接参加了辽东战役的袁世凯，对中国军队的弊端更为了解，战后他积极主动地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要求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练兵自强。经过努力，袁世凯取得了新军练兵权。从1895年12月到天津小站练兵始到1899年12月署理山东巡抚，短短几年，袁世凯创建了一支新型陆军。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新政，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辖区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大大地扩展了小站班底，形成了北洋新军六镇。全国新军总数约为14万人，而北洋六镇约有7.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还多。[6]北洋新军是中国新式军队中最优良的军队，外国人也评论说：“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7]

清末军事的现代化水平是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为代表的。清末新军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革新。清末新军在军事制度上改变了湘、淮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建制，而确立起以镇（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将传统的单一兵制改造为步、马、炮、工兵、辎重等多兵种的合成兵制；学习西方的常备兵制，确立起中国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制等。袁世凯创办的军队，沿袭德国军制，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以一万两千人为一分军（即一镇），马、炮、工兵等包括在内。这种多兵种合成军制，各兵种协同作战，密切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武器效力。在新军的组织机构上，效仿西法，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各处设总办及职员若干人。还设有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等军部直属机关，具体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新式的军事和参谋机构，不仅首次在中国军队出现，而且体现了专业化、科学化。[8]

第二，人才培养。既重视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教育，又重视思想教育，要求中学西学达到较好的统一。《训将要言》：“盖惟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惟时时以尽瘁为心，事事以奉公为念，艰危弗避，劳怨弗辞，利钝弗计……激发天良，明晓大义，尊尊而亲上，乐事而劝功，上以忠，下应以忠义，理固也。”[9]袁世凯在李鸿章办学堂的基础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初步确立了近代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奠定了基础。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完全是新型的军官，一批批军官毕业后被充实到北洋各军及其他省新军中，从而促进了整个陆军的早期现代化。

第三，装备先进。近代军队与古代军队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利用了近代的科技成果，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中国军队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武器装备。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极力发展中国的军火工业，但由于发展军火工业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所以生产出来的武器大都比较落后。袁世凯鉴于淮军主要依靠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甲午战中“子弹每炸裂相半，种种误事，不可枚举”，[10]于是将装备新军的目光移向了国外。新建陆军时期的武器装备来自德奥两国，是当时世界最新最先进的武器。

综观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晚清军事已经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但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确是被延误了。

二、关于晚清现代化的理论分析

随着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也渐次走向深入。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当前海外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权威性著述，该书认为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国内转变，提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应从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3卷本）将中国现代化历程分为“前提与准备”、“启动与抉择”和“改道与腾飞”三个时期，认为晚清现代化属于第一个时期。晚清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章开沅先生认为：“外源性的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11]尹保云撰写的《现代化通病》一书，认为阻碍晚清现代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专制。

但在晚清现代化特别是军事现代化中，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军事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经济作为后盾，离开了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西方军事学家罗恩·史密斯著的《军事经济学》一书，系统分析了军事和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张振龙主编的《国防经济学》，系统论述了军事建设、后勤、战略等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除政治、经济因素外，英格尔斯在其著作《人的现代化》中强调人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2]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儒家传统阻碍了晚清现代化的步伐。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提倡的那一套强调内在修养的伦理，是“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3]芮玛丽认为“晚清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14]上述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更为根本的是统治阶级不想放弃在旧制度中的既得利益。

三、阻碍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原因分析

基于以上现代化理论，阻碍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

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加速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向外扩张。而清王朝已是矛盾重重，江河日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变革举措。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受到震动，亲身经历战争的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成为洋务派，要求学习西方，但顽固派依然大有人在。清政府为巩固皇权，解散了有十多年作战经验的湘军，开始了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湘军的解散是晚清军事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损失，不少军事人才弃武从文。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效仿湘军，以乡土情谊为依托固结，扩建淮军，组建北洋舰队。时人评论：“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始通，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15]李鸿章任人唯亲，编织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关系网，严重削弱了陆军、海军的战斗力。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其结果是以失败告终。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却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不仅从制度上进行了变革，而且非常重视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去学习，给官员降薪以发展海军。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改革成果的大比拼，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战后袁世凯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16]

甲午战后，袁世凯编练新军，新政时期乘势发展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1905年、1906年彰德会操后，清政府为抑制袁世凯势力膨胀而削其兵权，1907年袁世凯被改派至外务部任职。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北洋新军也受到牵连，这使得晚清军事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二）晚清经济的困境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征收关税、盐税也屡遭列强破坏，清政府国库越来越空虚。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屡战屡败，为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急令各地乡绅举办团练，但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饷银，要求就地筹饷。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兴起了洋务运动。但要兴办工业“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之财，无力持久。”[17]1865年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之后，就经常利用各种方式向西方银行借款。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日本两亿两白银。因“言常用则岁入岁出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入输出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则更无以相抵”，[18]清政府遂开始了大规模的举借外债。庚子事变后，《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及利息共九亿八千两白银，中国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被迫从1901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为解决资金问题外债高筑。甲午战争后，英国贷款给清政府的绝对垄断地位被打破，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美国争相给清政府贷款。英国借款约为3.4亿两，占28%；德国为2.7亿两，占22%；俄国为2.0亿两，占17%；法国为1.6亿两，占13%；日本为0.8亿两，占7%；比利时为0.6亿两，占5%；美国为0.6亿两，占5%。[19]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镑亏重，大多以关税、盐政、厘金作抵押，列强通过清政府为外债作担保和抵押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自主权。到20世纪初，中国陷入了外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新政时期，编练新军是重要内容之一，但只有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发展较好。因经济竭蹶，全国各地新军编练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非常有限。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又启用袁世凯，但因国库空虚，不能满足各地的饷银要求，南方多个省份纷纷独立，北方也出现乱象，北洋新军在“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的情况下逼迫清帝退位。[20]

（三）传统观念的制约

晚清主张兴办洋务的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现代化观念非常有限。曾国藩组建湘军，主要沿用戚继光打法，虽用洋枪洋炮，但“曾氏治军，火器虽已参用，而于刀矛仍极重视，每诫部下勿专恃火器”。[21]李鸿章组建淮军，大力发展洋务，但思想守旧，用人以私。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刘铭传与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毁。”[22]可见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思想理念和做法与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袁世凯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封建意识浓厚，以致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仍不知共和为何物。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讲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23]袁世凯是从淮军起家的，在其编练的新军中有一部分就是淮军投奔去的，他虽然努力改革军制，采用西式装备，重用留学归来的人才，但始终把封建伦理思想作为治军之本。所以北洋新军实际上是亦新亦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综上所述，晚清军事现代化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经过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缺乏现代化观念，加之晚清经济竭蹶，军事现代化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政治等方面一样，被延误了，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也落后于几乎同时实行改革维新的日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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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顺力.试论曾国藩的建军思想[J].厦门大学学报，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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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8.

[7]〔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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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段祺瑞等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一）[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0]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仁出洋游学片[A].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7.

[11]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