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乡村社会控制论文

摘要：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晚清乡村社会控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晚清乡村社会控制论文 篇1：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摘要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直到建国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促使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本文着力于分析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产生这种关系变迁的原因,对我国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启发。

关键词国家与乡村 变迁 国家政权建设

清朝后期,国势衰微。曾经的帝国在领导者的骄傲无知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渐渐腐化消逝。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浪潮湮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就连偏远的山村也没有逃脱,传统的乡村生活被瓦解。而这种瓦解不仅是形式上规模的瓦解,而是迁至维护传统统治的文化仪式的瓦解。李远行教授曾提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三条纽带分别是市场,宗族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市场共同体、国家与宗族共同体、国家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种提法源自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制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三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视角。

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河北省获鹿县历史档案进行分析,探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传统封建帝制的村社服务和田赋征收方面的一些内生性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第二部分探讨1900年后由于实施全国性的行政制度及现代化措施而在乡村中发生的变化,据此考察国家政权对乡村渗透的实际效果。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村治”由传统的内生性秩序逐步转向外在的强制性秩序。在此变迁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李怀印通过赋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征收,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体现的县官、士绅精英,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的。

1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

1.1 帝制时期

我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皇权不下县”,那么地方村社是靠什么来进行统治呢?从费老的《乡土中国》中,我们知道,我国的地方农村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而社会秩序的维持则是靠礼治。依靠礼治秩序维持的地方村社唯一与国家发生联系的就是赋税与诉讼。李怀印在考察获鹿县地方志时,了解到传统帝制时期征收赋税采取的是乡地制。1726年,清政府废除了里甲制以后,为适应官府制定的自封投柜制,地方村社建立起乡地制。乡地即乡长,乡地制指官府征收皇粮国税时,地方村社由乡地代垫税款,交到官府,之后再向村民一一征收。乡地可以在此过程中收取一部分佣金。乡地是由各户轮流充任的,但是由于乡地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代垫税款,因此充任乡地是要一定条件的,即拥有足够的田亩,田亩较少的花户是无力也无条件担任乡地的。因此尽管是轮流充任乡地,但是也并非各户都有机会充任。这一制度能够顺利运行还要依靠另外两个条件:一是各花户必须还清乡地代垫的税款;二是乡地不能出现职位阙如。从《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我们发现,乡地代垫税款后,各户大都能在数月内还清欠款,很少出现拒还的现象。我们先前提到了我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各户与乡地是邻居,宗亲或是朋友,处于传统道义的考虑,双方之间很少会撕破脸皮,因此乡地制能够顺利运行,从而保证了国家赋税的征收。另外,我们知道乡地在代垫税款时可以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因此,对于这部分佣金的觊觎,田亩多的大户也乐意充当乡地。然而,围绕乡地产生的纠纷也是常有的事,花户与乡地之间因为所欠税款的偿还或是大户争抢乡地一职,由此引发的纠纷如果地方长老解决不了,便要去县衙诉讼,县官解决争讼的办法并不是依据国家法律,而是按照地方惯例,即乡规民约。

从上文所述的赋税征收,我们可以看出,乡民、乡地与县官之间采取的是合作的态度,县官作为封建官僚体系的末端与地方村社合作完成了赋税的征收,而这一合作要得益于乡地制。从根本上说,要得益于传统的文化理念及其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因此才有乡民的自愿合作。从中我们得出,此时的国家与乡村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

1.2 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瓦解。清帝于1912年退位,清朝正式灭亡。随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了国家政权建设。外敌的入侵,国家需要强大的实力进行抵抗,因此苛捐杂税越加繁重。当农民无力承担时,便采取了逃避或抵抗的措施,因而国家则须采取具有强制力的措施贯彻既定政策,政策的合法化必定要将国家政权的触角延伸至乡村。行政村代替先前的自然村,由政府委任的村正代替了传统的乡地。委任村正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包括学识、脾性和年龄,这与乡地的充任有着根本的区别。乡地是轮流充任,遵从乡规民约的安排,而村正则是外在强制力依据一定资历要求委任的。二者有着是内生性的非正式制度与外在强制的正式制度的差别,这些区别使其在实际操作中产生根本差异。

袁世凯倒台以后,北洋军阀混战,致使兵差徭役繁重,村民无力承担。与帝制时期合作缴纳赋税相比,此时的村民对于繁重的赋税和行政权威的压力采取抵抗的行为,逃避兵役或拒交税款。而村正的职务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即要面对村民的不合作与抵抗又要承受上级的压力。因此村正往往借口各种缘由辞去职务。由于村正与村民之间的对立以及推卸这一职务所引发的纠纷,县官常常是息事宁人。从中我们看到,人们在诉讼中运用现行的官方话语,据理力争。如反抗村正的不法行为时,村民依据官府制定的村正所具备的个人操守条件,赢得争讼。这些官方话语在乡村的渗透,为村民反抗不法村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中也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渗透。然而这种渗透又是有限的,比如说县官对与诉讼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国家在清查“黑地(未经升科或在官府册籍上失去记录的土地)”时,地方精英瞒报或少报地亩及对清查工作的抵抗,说明乡村社会经历政权渗透的变迁是缓慢的,连续性的。以合法化的行政权威代替地方精英在村社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变迁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虽然在乡村取得了一些实效,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效果的有限性。国家试图将被战乱破坏的乡村纳入自身的行政体系,却遭遇了种种困境。而乡村治理需依靠国家与地方精英的合作,而处于剧烈变迁之中的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村民的想法和利益,还有待考证。

2 可能的原因分析: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与宋明理学)

李怀印在分析中国晚清与民国时期缘何出现这样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提出了两条合理的解释。第一,缘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支撑中央政权所需的税额分摊到每一个小农身上,就是很少的一部分,而这一小部分也只占各户粮食产量收入的3%左右,因此小农还是可以承受的“轻徭薄赋”,也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缴纳赋税。第二,封建统治长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封建制度赖以统治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小农行为以及政府管理方式的影响。传统小农基于道义的选择,对于乡地制会采取合作态度。宋明理学则强调政府的“无为而治”,因此,长期以来中央政权的触角并未延伸至乡村,在不影响自身的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而是放任其自治。在探讨乡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李怀印也阐释了小农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逻辑。无论是斯科特所谓的道义小农还是波普金认为的理性小农,都不足以来解释小农行为选择的复杂原因。这是基于不断变迁的特定情势下的行为判断,在国家与乡村的互动关系中,小农的行为选择即是道义的,也是理性的,同时还伴有经济行为的选择。笔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李怀印将小农看成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在剧烈变迁的复杂情境中,未形成结构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安全感与保障机制阙如的小农,其行为更多的是趋利避害。

3 启示

杜赞奇曾经指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二是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也在逐渐扩大。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皇权不下县”已渐渐被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慢慢渗透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慢慢解体与重组。在国家权力的深入、战乱与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了地方士绅统治的衰弱,传统的乡村秩序遭到破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使某些利益集团从中牟取了暴利,社会冲突与矛盾更加激烈,造成政权建设中的内卷化。那么,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往何处去?值得我们深思。

洛克认为:“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的相互渗透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增大,等等。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官员腐败、食品安全、失业等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从中国国内来看,是因为中国没有建构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失调。

我国最早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之一邓正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是这样定义的,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可见市民社会是形成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抵御集权式统治的社会场域。对于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邓正来主张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二者之间是一种制衡的关系。这样才能在社会发展中,抑制各自存在的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整体利益与社会所捍卫特殊利益符合社会总体发展的趋势,才能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美]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陈 艳

晚清乡村社会控制论文 篇2：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摘要：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政治变迁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家政权建设”的内涵

“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很快波及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算得上是一次“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在这个思潮的形成与流变之中，各种论题的研究者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引进和确立，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是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另一个是对“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市民社会”研究直接正面地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它使很多人从对宏观制度重新设计的长期而又无结果的沉迷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社会自治力量的新生和重组，并且也使多数倾向重心下沉的社会政治研究者找到了一个更具有学理深度的学术资源。本文不再对该问题做论述，本文着重运用的是“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分析框架。

“国家政权建设”本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层面。在欧洲历史研究中，“国家政权建设”是对一个客观发生的近代化现象的概括。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反映的是一种新的权威和社会的关系，逐渐掌握了强制性手段的君主开始改变力量联盟，他们与普通人民结合，充当后者基本权利的界定和保护者。这的确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过程，因为这个过程确实摧毁了地方分割性的权威格局，将管辖权强制性地上升到君主手中。如果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一过程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公民，并赋予其正当的、受到保护的权利。这些权利从前不曾在任何其他政治单位中得到确认。这些政治单位可以是很大的政治实体，权力也可以是相当制度化的，但它们代表的是一些特别的权力，这些政治特权是一个未经区分的混合体，它绝对优先于社会。它的权力结构如同一个松散的封建统合圈，其中充斥着个体当权者，以及它们的追随者组成的社会联合体。受到现代国家保护的公民身份解放了个体权利，在结构“集中化”背后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一个新的公共组织——现代政府角色形成，并且以这一角色为中心的、不同以往附属性质的权威和公众的关系逐渐确立。公共组织的权威来自对公民权的保护，普通民众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成员身份类别，拥有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利，他们有可能在新政治单位的保护下，冲破旧地方贵族权威的压迫。国家的角色已演变成公民利益的促进者和捍卫者，这一点，是国家在竞争中保持强大力量的关键，国家必须根据不同的原则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国家还必须创立新的内聚机制，从而整合更大范围的认同。所以，在欧洲的经验中，国家政权建设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单方面受益的权力竞争过程。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就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杜赞奇曾指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二是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1]。由此可见，“国家政权建设”不仅具有近代历史观的意义，即认为伴随着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发生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展现象，而且还有分析工具的意义，即认为，它的规范性内涵可以扩展用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动，特别是乡村社会。因此，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轨迹。

二、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一)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是由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威两者结合所组成的，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治理，由于管理成本的限制，其较为健全和正规的系统设置实际上只达到县一级。国家政权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更多地是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2]。因此，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在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是由地方精英在非制度的层面进行的。这些地方精英控制着地方权威结构，原因是社区发展和精英本身的需要。地方精英总是设法垄断权力，同时社区也需要地方精英加入权威结构，一些社会管治需要利用地方精英的资源——福利、享受、闲暇和影响等等，于是，给予地方精英行政权力帮助社区结构运转，而精英的进入使权威结构得到信誉，同时使地方社会趋向稳定。这些地方精英一般由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组成，实际承担着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管理职责。因此有学者称这实际上是一种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这种传统的治理方式有着许多的优点。

首先，地方精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代表着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因为他们一般都和国家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在某些时刻可以作为国家政权的代表，在农村社会发号施令。因此，这种治理方式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层面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其次，在地方事务上，地方精英往往有较大的发言权，在地方民众的利益受到国家政权侵犯的时候，社会权威要代表地方和地方官讨价还价，从而对国家政权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并保持地方社会的稳定，

由此可见，地方精英在国家政权和农村社会之间，是一个类似于“中介”的存在，它起着“缓冲”矛盾的特殊“双重制衡”作用。它对王朝统治的稳定和改朝换代时期的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而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社会发展却保持了比较稳定和连续的状态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始于清末新政，而展开于民国时期，其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化的官僚制度，使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这项工作，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当权者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现代化”的片面理解，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误入歧途。这首先表现为当国家政权的某些职能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民主权益和经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反而不断受到削弱。“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强化国家权威”的过程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对广大社会民众强化控制和敛集社会财富的过程。晚清和民

国早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实质上是一种“经纪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的混合物。在此后数十年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国家政权并未实现由混合体制向规范化的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而是走向全面的“经纪化”。这种国家政权的组织构成极不规范，行政职能部门组织网络中(主要是基层政权组织中)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机构和人员。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与正规化的官僚机构和人员一道，共同担负管理控制社会的职能。但是与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行政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并不由国家财政支付，而是由他们凭借国家赋予的各种管理职权，在担负其管理控制社会、征收国家赋税等职能的同时，通过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创收、摊派、罚款”等途径自行解决。“经纪体制”作为一种暂时的、辅助性的政治体制，存在于“传统精英政治体制”向“现代官僚政治体制”过渡的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新、旧体制的交替需要一个过程，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晚清和民国而言，基层政权“经纪体制”普遍存在的主要成因，是初创时期的国家政权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所有政权机构和人员正规化、官僚化所必需的巨大的行政办公费用和工资福利开支。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由混合政治体制向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夭折。这首先是因为在“经纪体制”下，国家政权调动“经纪人”积极性的主要手段是“放权让利”。这种做法固然能在短时期内使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同时也为“经纪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经过“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打击，过去的地方社区精英被逐渐清除，代之以行政分支型的“国家掮客”的兴起(掠夺性经纪人)。这些人成为地方上的新权威。大范围的“经纪体制”的存在，不仅造成财源流失，加大了控制成本，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政权动员有限资源实施经济建设的能力，造成经济发展的困顿。国家集聚资源的努力使主要负担落在农民身上，这表现为财政政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现象。它导致了农民和地方精英的强烈不满，极大地激化了广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直接危及新生的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更长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是农民的破产、资源基础的枯竭、“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结果是，“国家的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在基层的权力基础。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乡村政权的建设结合起来，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在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建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数来自农村，使他们和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和“亲和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无产阶级和“穷人”的政党，更容易得到乡村社会的认同。

最初的土地改革以及随后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一种“国家政权建设”行为。新的政权建设基本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经济基础的改造人手，推及上层建筑的变革。新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首先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

土地改革之初，国家即派出大批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乡村，一方面是组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将农民组织起来，将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进共产党内，取代传统乡绅和旧的乡村“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新的领导者。这些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的乡村领导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党和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成为国家深入乡村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政权只设到区、乡一级，但是这些新崛起的乡村权力精英却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延伸到村庄之中。

人民公社体制一方面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3]，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虽然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但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其内部的平均还是有助于农村社会稳定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稳定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和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权力结构，则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它直接导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二元结构。这种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一旦成型、固化之后，其消极功能就日益凸现出来：它不但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加剧了城市居民对国家的依附性，限制了城市工业化和其自身的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从而不难看出，人民公社体制完全忽视了现代民主法治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必然是暂时的、无法持久的。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推进，需要探寻出一种新体制，它在经济上能得到农民的认同并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完成乡村社会的民主转型从而以现代民主法治来确保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公社体制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它的解体也是必然的。

(四)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开始对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意味着打破原有的稳定秩序，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变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代之以建立乡镇政府。二是在农村取消生产队体制实行村民自治，也就是实行“乡政村治”。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政社分开，即农民为生产经营主体，乡级政权不直接从事生产管理，而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二是乡以下实行村民自治，乡和村不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三是首次要求建立乡一级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这是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20世纪80年代，它基本上适应并促进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政社分开，农村的微观体制和社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家庭经营体制得以巩固，村民自治制度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但是，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家治理农村的县乡管理体制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反而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生着尖锐的冲突^[4]。

吉登斯在《民族一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就曾强调：“现

代民族一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5]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监控或者说国家的集权方面与西方国家是大致相同的，而且，由于后发国家急于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和压力，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集权特征由于其人为的、“计划”的痕迹而更为明显。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到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似乎以为这就是一个集权过程。但是根据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以及历史上过度集权的教训，我们充分认识到在国家集权的基础上，还应该强调国家与社会的适当分权，我们应既以分权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和现代公民精神在农村的成长，又以分权监督、制约国家代理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权威及其合法性深入乡村社会、深入基层民众，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合理化的政权体系并由此而推动和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形式。首先，从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同时，该法还赋予村民委员会许多正式的国家职权，例如：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等等。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并不是纯粹的自治组织，它具有“准政权”的性质。其次，从实践上看，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国家通过赋予农民一定的自治权，即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以及村务公开，重新赢得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服从和对国家义务的遵守。有许多研究都表明，村民自治不但没有削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相反地却改善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能力。

但是，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系统的核心的乡(镇)权力机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基层撤社建乡以后，乡(镇)政府普遍建立了乡镇一级财政。随着乡镇财政的成立，由于乡(镇)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权，在财政收入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乡(镇)政府往往想方设法帮助纳税人减免中央与地方分成的税种，并通过收取企业利润、管理费、集资、摊派、赞助等，将税源转化为自筹资金收入，甚至自主地增设一些机构、自聘工作人员或临时“帮办”，由这些非正式的国家机构和人员代行政府的某些职能。由于这些机构和人员属于非编制性质，国家不承担他们的工资负担，他们只能依靠收费度日。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使一些乡(镇)最终完成了国家型经纪角色的转换。一些乡(镇)政府的这种自我权力扩张和自我利益膨胀倾向，不仅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根本原因，而且阻断了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政令，降低了国家支持农民的政策效益。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每年降低—个百分点。5年内取消农业税。”此后，全国减免农业税步伐加快，2006年全国都取消了农业税。为此，乡镇体制改革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的乡村政治将迎来新的变革，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将增添新的内容。

三、余论

本文所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成功与否，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徐勇教授的指导，在此特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吕学文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J]．读书，2001，(1)：21--22．

[4]徐勇．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J]．江西社会科学,2004,(1)：24—29．

[5][美]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上海：三联书店，1998．

作者：纪　程

晚清乡村社会控制论文 篇3：

传统中国的基层控制

摘 要：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皇权和宗族两种秩序和力量，并把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然而基层权力机构远不如想象中“县下唯宗族”的单方面和谐自治那么简单。以清末民初闽南地区为例，中国闽南侨乡的基层控制由中央下派的官吏逐渐转移到新兴资产阶级手中。这个特殊时期的闽南侨乡已可用“国权不下县”来概括，然而它并非“县下唯宗族”，也并非仅靠伦理形成地方自治，基层管理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同时期的不同基层地区同样存在有别于中央权力的基层力量，国内出现了大范围的地方基层自治，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无力管控时期下的复杂的综合反应。

关键词：基层控制;乡绅;闽南侨乡;绅商

《传统十轮》中提到，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国家力量，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但是只到达州、县，或都市地区、次都市地区;另一种是民间力量，以家族（宗族）、村落的小共同体自治与和谐为中心。这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二元控制体系，皇权不下县，行政机构管理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国家不能有效地整合乡村社会资源。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把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宗族元老在乡村民众中拥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在民众或族人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能够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管理和裁决。乡绅权力的生成来源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微弱控制力，并且由于乡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使他们获得地方上的社会声望，能够受到民众的敬仰和服从，从而在思想和行为上影响当地民众。

中国多数朝代将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不仅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提供了范本，也强化了宗族伦理与宗族血缘纽带意识。居住于本籍的乡绅与乡村民众之间或者有着血缘关系，或者有着地缘关系，民众对乡绅自然而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身份上的认同。此外，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考试内容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乡绅中的一部分人士是通过了科举考核的学者。赫秉健曾写道：“具有文化知识的士绅，熟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被人们看作是规范的解释者和象征。”单由以上这些辅助元素来看，“县下唯宗族”的说法似乎是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

但且不说乡绅中一部分科举出生者，他们对地方宗族的控制本身就是“儒表法里”的一种体现，实际上除了乡绅，县以下还存在许多基层权力机构。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对乡吏的设定，乡吏属于官府势力，是县里下派的驻村干部，也是国家权力下延于乡村的产物，代替国家行使对基层的管理。这些管理包括劝农、制度、征税役调、吏民户籍管理、维护官方文化统治等。乡吏是基层管理势力的一部分，代表皇权的基层权力机构，比我们所知的要复杂得多，远不如想象中“县下唯宗族”的单方面和谐自治那么简单。但也存在一些政治混乱、朝代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权力无法顺利下达民间基层，清末民初就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晚清中国社会，尽管有大一统的中央国家政权存在，但这种政权力量薄弱，真正落实到基层事务的治理上，政府的控制力仅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或者甚至发挥不了作用。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央对省、县各种军阀与地方势力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国家的权力基本只能延伸到县一级，控制广大地方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就掌握在乡绅这个特殊的群体手中，整体表现出“皇权—绅权”二元社会控制体系的特征。

清末的官场政治生态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此时乡绅在基层社会起到协调官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作用。吴晗先生曾说：“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绅士，联欢绅士，要求地方绅士的支持。”甲午战争结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绅权”的思潮，绅权日渐兴起，各地乡绅成为官府在地依赖的主要政治力量。

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乡绅可以进行各种地方建设，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包括兴修水利、兴办慈善、赈济灾民等等。这个时期一部分没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士也可通过造福家乡福利，获取国家认同而进入乡绅阶层，早期闽南华侨的许多社会公益活动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乡绅拥有官僚政权无法替代的社会控制能力，这也是晚清国家试图利用地方势力治理基层社会的一种策略，国家的默许和促进为乡村自治奠定了基础。

清朝末期，清政府对内无法安抚民众，对外无力抵抗强敌，面对国库亏空入不敷出的形势，便试图通过卖官鬻爵来增加财政收入，在海外經商发家的华侨归国后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正式的乡绅身份。庄国土写道：“晚清时期华侨捐款主要用于赈灾和买爵，而这两方面有时又是互相联系的，即捐款济灾后清政府常授以爵位。”乡绅是一个受人们敬仰并在事实上掌控着地方经济命脉与社会权力的阶层，早期富裕起来的华侨憧憬着跻身其中，他们因此能拥有乡绅的头衔，也满足了荣宗耀祖的心愿，但在基层事务处理上是否出于效忠朝廷就另当别论了。

早期明清两朝政府将出国的侨民视为化外之民，国民出洋或归国都会被严厉惩罚，直到1893年，关于华侨回国相关问题，清政府颁布法令：“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经商出洋亦听之。”侨民可以自由来往于国内海外之间。此后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商人，在许多方面起着与传统时期乡绅同样的作用，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可以看出在晚清社会的侨乡地区，原本属于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逐渐转移到华侨群体手中。

朝廷授予了官职爵位，华侨乡绅理应是国家权力在地方基层的权力代表，由于清政府长期歧视和压迫海外华侨，实际上在晚清时期由卖官鬻爵制度而来的乡绅或为虚职无实权，或并不代表朝廷来行使对底层的管理，他们不是须对国家下达的命令负责的执行者。在闽南地区，财资雄厚的华侨能够跻身基层乡村社会的主导阶层，介入宗族管理、乡村械斗、文化教育、商业纠纷等公共事务，协调各种关系，参与包括修建公路、铁路等各种公共建设。郑振满认为：“这些大型的公共工程，原来照例是由官府或士绅发起修建的，自晚清以降则主要由华侨或侨眷主持修建，由此不难看出当地社会权势的转移。”他们为地方所做的是出于造福乡里的桑梓情怀，出于对传统乡绅行为的继承，与其浓厚的乡族观念密不可分。华侨富商对反清革命抱有观望态度，大多数华侨捐纳官爵只是为了自保，未必是真心效忠清王朝，因此晚清社会表现出“皇权—绅权”二元社会控制体系。

清朝覆灭后，新政权成立前，闽南侨乡的基层控制发生了另一种转变，华侨热衷于乡绅身份的群体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取而代之的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意识。但是民国时期这种转变过程并不彻底，大多数时候处于新旧意识并存状态。

以厦门地区为例，当时厦门及周边的旧政权已经垮塌，厦门的地方政权转移到了以商人为主的绅商界代表人士手上，参与者已不再单单由地方乡绅为主导。厦门参事会是辛亥革命结束后新成立的地方决策机构，吸收了当地的绅界、商界、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同盟会会员。厦门地方的各种内政、外交，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实际上都由厦门参事会参与主持，再由参事会交厦门道尹实施执行。旧政权政府官员在辛亥革命期间仓皇逃逸，新政权暂未建立，地方政治无人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厦门基层和民众的安危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厦门参事会这个自发性组织。参事会成员在支持革命势力的同时，维持着地方稳定，担任起地方管理的职责，这也是以商人为主导的绅商阶层在清末民初的短暂真空期对执掌地方政权的一次尝试。

厦门参事会作为绅商代表、社会名流和地方宗族的结合体，其中厦门商务总会会员5人，占其总成员的1/3，地方大姓和乡绅代表仅各占1人，华侨富商与乡绅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对流现象。章开沉认为：“商会是清政府最为重视和倡导最强的半官方性质，商会也是近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市民特征最突出的新型商人组织。”在经济结构以商业为主的地方基层，商会在财力、声望、市场运行、地方管理经验方面均高于传统乡绅，实际上是地方实权的持有者。它的成立代表着绅商阶层的一次重新组合，在厦门或其他以商贸为主的基层社会中作用巨大。

在清末民初世代嬗替的特殊时期，中国闽南侨乡的基层控制发生了重大转变，地方主导力量由中央下派的官吏逐渐转移到绅商阶层手中。绅商阶层成为地方经济命脉的掌控者和地方财政的提供者，也是政府仰赖的对象。这个特殊时期的闽南侨乡已可用“国权不下县”来概括，然而它并非“縣下唯宗族”，也并非仅靠伦理形成地方自治，基层管理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而是新兴资产阶级。同时期的不同基层地区同样存在有别于中央权力的基层力量，实行大范围的地方基层自治是中央政府无力管控时期下的复杂的综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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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婷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