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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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晚清七十年读书报告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晚清七十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作，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历史书。这本书聚焦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的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这本书并不局限于介绍这70年的历史。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介绍历史知识的书，如果你想了解1840-1912年间的历史知识，你可能只需要阅读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就行了。这本书围绕晚清七十年来解读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发展框架。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与我们以前思维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阐述我们似乎熟知但实际陌生的中国历史。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唐先生为我们熟悉的历史观念做出了修正，在他的考据下，洪秀全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李鸿章是个应与周恩来齐名的大外交家;康有为则是个自大狂，教条主义先驱;义和团那些刀枪不入的教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历史观上，唐德刚先生打破传统五段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晚清即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时期。与前一次中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不同，此次转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由于西人的入侵，因而更具复杂性。 其实，唐德刚先生在文中也写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其中包括了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开始，例如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大事件，这些都表现了唐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究以及探索。从同治元年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是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所定义的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始阶段，他表示，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主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所兴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 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后来到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其所引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唐先生毅然将其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对比，最重要的是把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建立民-国”思想作对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意义。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详细的提及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几十年间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虽没有完完整整地把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给看完，不过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

第二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 政治 、 经济 、社会、 哲学 、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 发展 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2]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 理论 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 时代 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 自然 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3]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1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 以哲学、 美学、 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 英文 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

第三篇：晚清教案

1871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 ，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Ref.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社《教案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等。

第四篇：晚清实业教育历史考察

刘娜

(吉林，长春)

摘要：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于清朝末年。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源。在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后，近代职业教育日趋完善。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晚清;实业教育;历史考察

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于清朝末年。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源。在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后，近代职业教育日趋完善。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变迁

(一)洋务时期的海防军事教育

鸦片战争前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明确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但并未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注意。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沉重打击，清政府终于从唯我独尊的梦幻中醒来。于是，在中央形成了以恭亲王奕，地方以李鸿章、张之洞、左中堂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一方面，洋务派大量翻译科技书籍，引进科技知识，另一方面举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又创办了一批近代实业学校，开设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培养了大批“西艺”人才。

这些学堂虽然数量不多，有些学堂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甚至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仍保留很多封建教育的特点。但这些学堂课程内容都是围绕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这就跟中国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学堂有着根本不同。它们已经属于近代职业教育的范畴。

(二)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

戊戌维新时期，实业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戊戌变法前，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在于工商业不发达。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洋务运动也宣布失败。国人重新开始苦寻救国之路。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将改革的目光转向教育，“广开学校，振兴实学”。遂百日维新期间，清廷下诏要求各地筹设农务、茶务、蚕桑，乃至铁路、矿物等实业学堂。

(三)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

1901年，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力倡导下，清政府于1902年2月14日，令各省设立农务、工艺等专门实业学堂。1904年，在京师设立

①①高等实业学堂， 还接管了盛宣怀在上海设立的实业学堂，商部的兴学为各地树立了榜样，① 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2.带动了各地实业学堂的发展。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年底为规范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学部正式成立，又颁布了“崇实”宗旨，确立了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的方针。1906年7月12日，学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限6个月内将筹办情况咨部门立案，②实业学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实业学堂和学生数目逐年稳步增长，尤以直隶、江苏、湖北、湖南最为突出。

二、晚清时期实业教育的价值

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为中国新的教育制度的产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维系了社会价值观的延续

晚清实业教育，尤其是洋务时期的职业教育，虽然以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为重点，但是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无论是在中央制定的学制还是各个实业学堂自己所制定的章程或开设的课程中规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实业教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反映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带有浓重的传统中国色彩。这种对中华文化学习的强调是晚清职业教育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最好体现，始终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中国近代职业课程，维护了政治的统一，传承了社会价值观。

(二)近代西学的课程内容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晚清实业教育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为核心和主要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实业教育的课程内容首先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中国向来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做事为耻”。晚清实业教育则以兴“实学”、“实利、生利、实用”为课程内容，使大众不断提升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随着实业教育的发展，农、工、商在人们心目中也逐渐将其视为一种职业，人们不断认识到工商业在近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三)实业教育课程为近代企业培养大批人才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人才的缺乏问题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洋务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急需一大批既懂得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又具有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人才。而实业教育中大量实业课程的开设有效得解决了这一问题。晚清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许多人毕业后服务于农工商各项实业，为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1906年张謇在南通师范学堂附设测绘特班，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水利人才。这些人帮助张謇日后规划全国水利工作。

(四)实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为近代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晚清实业教育的课程从癸卯学制开始逐步形成体系，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后期历次实业教育政策的修订都是在清末学制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的。清末设立的部分实业学堂在民国后继续发展。民国初年统计的实业学堂基本上是晚清实业学堂的延续，一些实力较强的学堂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民国实业学堂的佼佼者，许多学堂还是后来一些高等院校的前身。

诚然，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存在学堂质量不高、学生专业素质较低、学用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而且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下经历了始而学习西方，继而模仿日本，后又转向欧美，企图探求一套符合中国实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中国化的过程和结果不尽人意。然而，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沉重的情况下，实业教育顺应时代的需要，冲破传统教育的重重包围，把各种技艺的传习引进教育领域，破除了封建学校教育中没有技艺传授的立足之地和技艺传播的家族、师徒的局限性，培养了许多实用技术人才，为近代实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功不可没。①

② 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2.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3.

参考文献：

[1] 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 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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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读晚清宫廷与人物有感

在图书馆徘徊了好久，最终选择了这一本史书，一直以来都对神秘的宫廷有强烈的兴趣，宫廷的轶闻韵事，是最富神秘性的，同时也是自古以来，文入学士及一般人所喜欢谈述的;惟其富于神秘性，难得真相，捕风捉影，遂在所为免;于是好事者为迎合世人心理，而向壁虚构的故事，也层出不穷了。

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 《晚清宫廷与人物》，是作者十余年在台湾撰述近代现代人物的一部分，全书包含了天子、庶人，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内容是如此广泛，但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与中国近代兴衰有密切关系的。

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儿，自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的最好说明。

读完这本书，感受难以表达，浩大的一幅历史长卷呈现在面前，形形色色的人，他

们的一生，或悲剧，或矛盾，或无奈，或正气，都已成为历史了，他们之所以是他们，因为他们生在那个年代，生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年代——晚清。

这本书的第一篇讲述的就是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人称“无冕女皇”。本书所着眼的，是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种种，所谓储秀宫皇太后就是慈禧，即西太后而钟粹宫皇太后即慈安，也就是东太后。一般人看来从称谓或所居宫殿似乎无太大差别，然而前后左右是有高下尊卑之分的，金银器皿可任意予求，但名分早定，慈禧虽欲强争，也是不可能的，无已，只有闷在心头待机发泄了。据薛福、成的《庸笔记》记载：“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举之：西宫优于才，二判阅疏章裁决庶务及召是咨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吶抐无语者，每有,,,,要么吶抐无语，要么翻来覆去老师问那么几句家常，充分表现了慈安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只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太太。然而慈安的暴卒已然成为了一桩疑案。从这一篇，慈禧对于国

家政权的掌控欲望可见一斑，而这两宫太后之间种种怨隙我们也不得而知。

印象深刻的还有光绪帝的读书生活这一篇，帝王的生活原来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不易，他们的童年乃至一生谨慎小心，无奈而为，所受教育严厉苛刻，实在承受了太多常人不知的痛苦与无奈，且看光绪帝的童年读书生活。光绪帝即位于一八七五年，，时只四龄，安现代教育家的看法，只不过相当于幼稚园的年龄，但光绪二年他就正式入学了。光绪每日上书斋，都由太监抱来，功课相当繁重，先拉弓，次授蒙古语，次满语，然后汉书，而汉书教材则是成人都难完全了解的四书五经，生吞活剥的教他诵读。而平心而论，光绪帝是很好学的，但对于一个孩童而言，这样苛刻严厉的教学未免显得枯燥，所受教育也未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并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状况。其实光绪帝对世界各国颇感兴趣，但他左右不了自己所学。

光绪帝没有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儿童一样受着合理的教育以至不能适应三千年来

的大变局。

所以读完这一篇，心理很是感慨，在我们这个年代，儿童所受教育虽不是非常合理，但相比较而言，已经是非常科学自由的教育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所有，能和大家一起坐教室阅读有趣的课本，幸福原来不过如此。光绪帝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读书生活，一切又是怎样了呢?

本书还从一些独特的视角，具体的年份叙述宫廷大事与人物故事，如天花与御医，就借顺治帝因天花而死讽刺宫中御医之庸，郭嵩焘超人识见，叙述了其具有超时代的简介不为当时人所了解，终至曲高和寡缺乏知音而郁郁而终。

读罢这本书，对于晚清宫廷的种种有了系统的认识，也更能够感受到在时代背景下个人力量的微弱亦或是强大，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身不由己，然而仍是有这么多为国家的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的爱国仁人志士，我们为他们所激励奋进。在当今，珍惜现在，把握幸福，积极奋进，贡献祖国，是我们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