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论文

摘要：文章首先从指数的定义之争出发并对此进行评析；再从指数的研究内容出发，简要梳理固定篮子指数、随机指数、经济指数、指数检验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从其研究现状出发，对指数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反思。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论文 篇1：

构建ＧＤＰ与国民幸福总值相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

摘要：GDP和国民幸福总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两者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各自的发展完善程度也不相同，两指标在国民经济核算上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当前我国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情形下，国民经济的核算既要突出经济发展，又要充分关注民生，要建立GDP与GNH相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

关键词：GDP；GNH；国民幸福总值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指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如他们所说，整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发展观是以GDP崇拜为其特征的。GDP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GDP在这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国民幸福总值。即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GDP与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评析

(一)GDP评析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1993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转轨，我国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GDP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GDP并非完美无缺，它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1、GDP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福利水平和人们的幸福程度。人均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状况。人均GDP的增加只能反映这个国家平均福利水平得到了改善，却不能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真实福利状况。另外，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升高很快。自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以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连续上升状态。有专家估计，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贫富差距不断恶化。而这一切并不能通过GDP反映出来。　

2、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GDP的核算有一个前提就是，生态和资源的价格为零。通常是一个国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在GDP的核算中没有把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证，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单单考虑GDP的增长，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也是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

3、GDP不能反映安全生产状况，没有考虑闲暇对人们福利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生产隐患。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时时刻刻威胁着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而这一切在GDP中却没有任何反应，较高的GDP总量和CDP增长率掩盖了数字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命代价。GDP还没有考虑闲暇对人们福利的影响，而闲暇本身是福利的体现。

(二)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评析

幸福指数的概念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幸福问题曾经是心理学的独有领地，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衡量指标，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真正体现，国民幸福总值核算在不丹的成功使人们对国民幸福总值的优越性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1、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可以监控社会运行态势，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生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的核算由一些具体关系国计民生的指数构成，虽然对其构成内容各国因为风土人情不同，对幸福的认知不一样，但无外乎都包含有社会健康、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等一些内容，这些指数联系着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这些指数指标的计算。我们不但可以对社会和民生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还可以深入人心。随时了解人们的需求。

2、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以国民的幸福程度为研究对象，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改变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我们经济政治改革的各项措施都要切实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致力于衡量人们真正的幸福程度，把以往注重对物的计量转变为对国民的关注，增加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同时，还能促使官员改掉以往追求政绩，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做法，使经济增长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以期能够真正实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和谐发展。

3、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可以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幸福理念，帮助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从多个方面衡量“幸福”，帮助我们改掉了以往“有钱就有了一切”的对幸福的错误认识，抛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做法，促使形成多元化的幸福理念，这必然提升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幸福感，使人们过上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

二、GDP与国民幸福总值比较

GDP与国民幸福总值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国民经济总量衡量体系，两者差异明显，两指标的形成和发展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历史选择。

1、两者适应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GDP是对经济总量的衡量，有利于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适宜于在经济发展初期衡量经济发展。国民幸福指数是对人们幸福感的测度，适宜于在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进行。有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人均GDP 8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因素在人们的“幸福认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此时非经济因素的投入将会增加国民幸福的产出。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采用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模式，不仅可以避免GDP核算的众多弊病，而且还可以充分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促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2、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参加经济增长的竞赛，而是国民生活的幸福。GDP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提高人们国民幸福总值的手段，没有了GDP的增长，国民幸福总值就无从谈起，而GDP增长的最终目标则是国民幸福总值的最大化，在GDP增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国民幸福总值，应该是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这是GDP与国民幸福总值的最佳结合点。

3、两者自身的发展完善程度也不同。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以来，先后历经1968年、1993年两次大的修订，SNA系统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成为国际最为流行的国民收入计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而国民幸福总值虽然从20

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但长期以来不为人所重视，直到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国民幸福总值的核算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各地的核算方法有很大差异，难以进行综合评价和横向对比，所以说，与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和推广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三、高举科学发展观，建立GDP与国民幸福总值有机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而国民幸福总值正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对人们精神财富总值进行综合衡量的指标，这与树立科学发展观是相辅相成的。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改变以往的认为发展就是GDP的高速增长的片面认识，改变以往对GDP的顶礼膜拜，逐渐把国民幸福总值的核算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来。当然，这也不是说GDP的核算是毫无用处的，就应该一概抛弃。GDP的意义在于以生产为本，立足于经济产出的可见性，在我国当今综合国力有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下仍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建立起一套GDP与国民幸福总值有机结合的核算框架。

首先，要开展全面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国民幸福总值核算指标。对国民幸福程度的衡量历来是经济学家的一个难题，国内北京、上海、沈阳、杭州等发达城市已经逐步开展了测评和落实国民幸福总值的工作，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代表的国民幸福总值的综合模式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国民幸福总值的并列模式。但总体来说，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目前还不成熟，再加上全国各地区的具体环境不同，对幸福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差异，所以，从全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全国居民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推进核算工作的标准化，统一化应该是下一个阶段的迫切任务。

其次，加大对国民幸福总值的推广力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GDP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且GDP历来是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大对国民幸福总值的推广力度，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政府内部打破“GDP论”的错误思想，把国民幸福指数提升到与GDP同等重要的高度，用GDP和国民幸福总值相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衡量我国经济发展。

最后，还要避免国民幸福总值的形式化和短期化行为。要使国民幸福总值成为真正能够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能为政府机关的施政建言献策，防止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下一个政绩工程的牺牲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短期化行为，靠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短期内可能能够使老百姓感到幸福，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幸福指数的下滑，造成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

[责任编辑　张　凌]

作者：姚闪闪

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论文 篇2：

关于统计指数理论研究的几点浅思

摘要：文章首先从指数的定义之争出发并对此进行评析；再从指数的研究内容出发，简要梳理固定篮子指数、随机指数、经济指数、指数检验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从其研究现状出发，对指数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反思。

关键词：指数的定义；固定篮子；随机指数；经济指数；指数检验

现今，统计指数分析方法已经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分析方法，大至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及综合国力的角度研究，小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货膨胀及各种股票价格指数等，都可以看到指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数理论在其从产生到发展的这300多年中，已经实现了由个体到总体，由简单到综合，由静态到动态，由原子论方法到函数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成熟蜕变，也实现了从经济到社会甚至是自然领域科学研究的跨领域发展，其理论本身得到了长足发展。纵观近年的指数理论的研究文献，各种指数的应用研究不胜枚举，却鲜有对指数理论的发展进行总结与回顾。正所谓“温故而知新”，本文试图从指数的定义出发，简要阐述指数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对指数统计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对统计指数的未来做出展望。

一、指数的定义之争

指数一词由来已久，但对于指数的定义，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定论。《现代经济辞典》（2005）对指数的定义表述为：指数为测定一种变量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变动程度的相对数。测定一种经济指标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变动程度的相对数，称为经济指数。徐国祥（2009）在其《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将指数概括为两层含义：一是指数的概念，即综合反映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经济现象在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平均变动的相对数；二是指数分析法，即通过计量各种指数来反映某一经济现象的数量总变动及其组成要素对总变动影响程度的统计方法。

显然，这些不同的表述并没有赋予统计指数区别于其他一般指数概念的内涵。亢大麟等（2005）认为，统计指数是统计特有的方法之一，应区别于其他指数（包括在自然科学中与统计分析无关的一些指数）的概念，对其概念的描述应该包括它的性质、特征、核心功能和应用范围。特别是社会实践的进步已经赋予指数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应该对统计指数下一个更具时代特征的新的定义。

考虑到指数的应用范围的广泛性、方法体系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展，却无统一的定义。正如上文中所述，统计指数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实践应用中发展成特点鲜明的几大分支，这几类分支有其各自所能解决与研究的特殊困境与问题，又相互交错，共同构成完整又充实的统计指数理论的有机体。也许对统计指数理论下一个“特色”又“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但若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统计指数分化出的各个分支的具体的实践、应用与发展中，统计指数理论自身已阐述其自身的区别于其他的内涵，其定义已“不言自明”。类似于“大统计学”的称谓，统计指数在其理论基础的不断深化下，应用范围逐步扩展到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铁路运输、工资、成本、生活费用、股票证券等各个方面，统计指数已是分析社会经济和景气预测的重要工具，也被应用于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综合国力、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之中。由此及彼，现代指数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也已经趋向于“大指数”的方向。

二、指数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

纵观指数研究全景，其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指数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指数固定篮子方法、随机指数方法、指数检验方法及经济指数方法；二是指数公式形式，主要有非加权指数公式、加权指数及对偶交叉指数公式。

需要强调的是，指数的研究方法与公式的变迁是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丰富起来的，其内在的依存关系是不可剥离开来的。从指数分析方法各自的起源可以看出一些脉络。固定篮子的起源：英国佛里伍德（1707）选取某大学学生的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即“5夸特小麦、4桶啤酒和6码布”，按照1460年与1707年的价格水平测算了该固定组合的货币价值，其目的在于以该组合的价格变动来近似反映整个社会所有商品在此期间的价格水平变动；随机指数方法的起源：英国杰文斯（1865）认为，两个不同时期的货币数量变动，会导致所有个体商品价格在除去随机误差外，价比等比例地发生变化，而且其将以对数正态分布的形式独立并对称地分布在一个共同均值的周围；指数检验方法：不如前两者那么清晰，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它应源于对指数公式形式的优劣争鸣之中；经济指数方法：俄国康纽斯在其著作《真实生活成本指数问题》中指出，指数固定篮子方法中的价格指数强制规定在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篮子内容恒定，这显然忽视了消费者最优行为理论。他们的关系可以归结为：随机指数的方法致力于打破固定篮子的边界，将特定的某一固定消费组合推广为整个社会的所有产品；指数检验方法主要应用于对固定篮子方法的公式孰优孰劣的考察中；微观经济放松了篮子的内容恒定的条件，仅规定价格水平变化前后篮子带给消费者的效用恒定，使指数研究本身更贴近于现实。所以，理清了统计指数研究内容各部分的逻辑关系对于初学者来说，更易抓住要领，进而系统地学习统计指数理论。

三、对统计指数理论研究现状的述评与反思

在阅读了我国大量的统计指数的有关文献之后，笔者发现，对于统计指数理论的研究的文献较少，对各种具体指数的应用实践的文献众多。早期我国学者主要是介绍国外的先进理论，也不乏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如李丰（1995）对于实际经济统计数据算出的L氏指数总是大于P氏指数这一经验事实进行了论证，解释了其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在于生产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依赖性；徐国祥（1999）利用微积分理论形成的指数因素分析方法；重庆渝州大学经济系黄应绘（2004）设计出用增长速度指标来表示指数，称其为共变影响增长指数体系，它可以克服原有的指数体系的“虚增”和“实减”、各因素引起的价值增长百分比之和不等于总的价值增长百分比、“共变影响”及绝对数与相对数不一致的缺陷等。现今仅有的几篇理论方面的文章，不过是重述前人的思想理论，基本没有新发现，更有甚者直接谎称前辈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新发现，如汪慧玲等（2011）在其《指数交叉对偶理论及其本质探讨》一文中的两位置交叉对偶、时间交叉对偶乃至其自称创新的多位值交叉对偶的有关指数交叉对偶内容完全是对帕尔·科夫斯的《指数理论与经济现实》片段节选。虽然此个别不能代表全部，但从中可以隐约感觉到对于统计指数理论研究的靡靡之音。实证研究的风靡之势的确有其道理，但实证后的思考进而引发理论的前进还是很需要的。在有限的统计指数理论的文章中，笔者们大都局限于梳理各类指数问题的发展史，如焦鹏（2007）在其著文《关于统计指数型偏误理论的深层次思考》中从指数公式变迁演化的角度梳理了指数型偏误理论的发展史，其所谓的深层次思考没能跳出前辈们的思考：零偏误的精确意义何在和时间的一维不可逆。其文末提到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年度和季度核算中，美国和加拿大都已经使用了链式费雪指数，强调如此能多方面考虑价格指数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成果。但也许此例背后的为什么比耳熟能详的型偏误的发展史更值得思考和研究。况且，型偏误理论与统计指数公式的变迁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或许不需强调是从谁的角度来看谁的发展。再如，任栋等（2012）在其著文《关于统计指数研究的新思考》中总结了统计指数分析方法存在的多达十个方面的问题，如目前对指数分析方法到底是确定性研究方法和非确定性研究方法的这一基本性质不明确；统计指数体系的应用于各因素变量关系的乘积关系的“经济方程式”导致了其应用范围的狭窄性；现行的以“综合指数分析的一般原则”的统计指数分析方法是一种确定性的分析方法等。其新思考主要从这十个问题展开具体而又乐观的展望。他们认为指数分析方法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最基本的定性问题。然而，对于指数分析方法的性质，真的存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争吗？统计指数理论本身就已经有了丰富而长足的发展，其“固定篮子”方法，检验理论与公式的变迁本身就是在确定性科学上发展起来的，随机指数理论是建立在随机理论之上的。不能因为现代随机抽样的现实基础的制约而否定随机指数理论的科学性。况且，换一种角度理解，确定性本身就是非确定性的特殊状态。纵观统计指数理论的发展史与整体框架，无不是确定性科学与随机科学的相互交错，是否非要将其划分为“确定性指数理论体系”与“非确定性指数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对后面几个问题的思考也主要集中在对指数理论存在的具体问题的梳理与极其乐观的展望上，并没有给出解决问题本身的新思路。因此，其在最后也只能得出一个大家公认的问题，即我国统计学界对于统计指数研究的滞后及学界的些许靡靡之音。

至今，我国统计指数成系统的教材只有徐国祥（2009）《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统计指数理论研究领域的人丁稀少。在其书中简要展现了对统计指数定义的争论，简单阐述了统计指数理论研究分支，着重介绍了指数因素分析方法和其对指数因素分析方法的改进，在此基础之上介绍了几种主流的指数的编制，如物价指数、证券市场价格指数、经济景气指数等的具体编制，最后介绍了经济指数的季节调整。但纵观指数研究全景，每种研究方法都已自成体系，因而现今缺少对指数研究内容各分支的系统的介绍，对各部分研究内容发展的逻辑关系的梳理也欠缺。值得一提的是，《统计指数理论与经济现实》一书堪称这门学科的一本必读之物，我国学者杨增武早在20世纪之末就已在其著文《我国指数理论研究改革刍议》中就已经提到了此书的重要性。然而，虽然书中运用大量真实数据极尽详实地论述指数公式和指数检验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成果，强调了指数理论与经济理论的密切关系，但毕竟其是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产物，所以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从此至今，统计指数理论乃至其某些分支已经得到长足发展，更全面、更成体系而又更能展现各分支研究特色的教材是亟需的。

参考文献：

[1]帕尔·科夫斯.指数理论与经济现实[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2]亢大麟，王振龙，朱文琦.统计指数研究的几点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5（05）.

[3]郭德辉，焦鹏.随机指数理论的本质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8（14）.

[4]徐国祥.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5]汪惠玲，何永涛.指数交叉对偶理论及其本质探讨[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10）.

[6]任栋，王琦，周丽晖.关于统计指数研究的新思考[J].统计与决策，2012（07）.

[7]徐强.OECD国家CPI编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统计研究，2013（06）.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作者：王迟

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论文 篇3：

“资本—资源”耦合视角下的城市发展评价探索性分析

[摘要]资本与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要素，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也是评价城市发展的重要变量。只有两个要素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才有利于城市的长期发展。本文以代表珠三角和东三省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广州、佛山、沈阳、大连四市为例，研究其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间的耦合协调度。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4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基于时间序列梳理两大区域、4个城市基于历史数据的“资本-资源”要素耦合关系。

[关键词]资本；资源；耦合协调度；城市发展评价；区域政策评价；地方政府治理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一定区域内经济集聚实体和经济网络的枢纽，只有城市实现协调发展，才会有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才会有国家的协调发展。资本和资源是城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只有两个要素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才有利于城市的长期发展。基于此出发点，本文选取城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资本和资源两个要素，探究在城市发展中这两个变量的协调情况和相互依赖情况，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并选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资本型代表—珠三角地区和资源型代表—东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有各自不同的下行压力。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是我国的能源、重工业和农业基地，主要以传统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但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各项指标下滑，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高耗能行业出现了一定的产能过剩。区域内资源型城市数目众多，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锋，借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资金，以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很大影响，城市的发展思路正在从追求规模速度向效益质量转变，产业发展也由傳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

二、分析模型与研究设计

（一）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原理

耦合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或是运动形式相互作用而变化的现象[1]。耦合度用以描述它们相互作用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它决定了这个结构和系统的有序还是无序的趋势[2]。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按照耦合的定义，设正数[WTBX]x1、x2、…xm为国民生产总值系统的m个指标，设正数y1、y2、…yn为国民可支配收入的n个指标，本文分别称函数[XCT1.EPS；P]、[XCT2.EPS；P]为综合国民生产总值评价函数和综合国民可支配收入评价函数，其中，aj、bj为各个指标的一个待定系数。

为了进一步评判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交互耦合的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LM]

[PST3.EPS，BP]

在式子中，T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综合发展指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总体水平，g、h在本文取0.5，但两组数据的重要性和在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它们的权重将会在下一节进行分析。C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协调指数，k为协调系数，本文取k=1/2，D（[WTBX]x1，y）[WTBZ]为耦合协调度（见表1）。

协调度只代表协调情况，不能得出协调程度的深浅。比如，有些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只是低度耦合，但协调度却名列前茅，可是本质上它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两者的发展速度均较慢。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指标的深层意义，本文要考虑协调发展度的大小，才能判断某一区域的协调发展类型。

（二）研究思路

本文需验证在大环境下资本要素与资源要素的协调状况，进而评价城市的发展水平。首先，所选经济评价指标既要能较好地对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客观评价，又要遵循真实公平的原则。根据所选指标，搜集整理原始数据。其次，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对数据类型不同、单位不同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使之可以纳入同一坐标体系进行比较。接着进行耦合关联度计算。最后，制定关联度系数汇总图表，观察与了解城市间每年两者关系的状态与十年间的动态发展趋势。

本文选择广州、佛山、沈阳和大连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广东省和辽宁省是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型省份，具有可对照性；从城市级别来说，广州市和沈阳市是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佛山市和大连市是区域内经济发展名列前茅的市，层级意义上具有可比性。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多维交互分析，兼顾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三）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评价指标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要求，为后面分析起到客观的参照作用；第二，要考虑所选指标的全面性，要尽量让指标覆盖足够多的信息量；第三，要分层次选取指标，在选取例如GDP这类关键指标时，必须要有一定的逻辑，而且还要加入一定的对比量，切忌选单一且具有相似性质的指标；第四，所选指标要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适时调整，但又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样既可反映经济的动态变化，又可体现经济发展的现状；第五，所选指标可比较容易无量纲化，利于后面的模型代入和计算。

由于过多的指标会产生相互抵消的作用，使原有指标失去意义，因此，指标的选取需具有代表性。通过查阅广州市、佛山市、大连市和沈阳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从2005-2014年间资本变量和资源变量中选择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两个指标，从实务层面对GDP生产带来的损耗与投资带来的GDP效益进行耦合分析，进而综合评价城市发展。

三、核心概念

基于“资本-资源”耦合的视角，发展情况测度需重点衡量资本和资源两个变量，因此，本文主要从资本和资源功效两个方面采集评价指标。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在资本方面，主要衡量社会整体经济状况；在资源方面，主要衡量资源丰裕程度和资源消耗程度。具体指标采集情况如下：资本类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等。资源类指标包括单位产品单项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能源利用率、余热回收利用率、单位GDP能耗、人均绿地面积等。

（一）资本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同时也是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价值体现[3]；它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在过去长达20年的发展中，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上升趋势，投资涉及的领域广泛。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意义，投资直接拉动GDP的高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之比越来越高，2013年，投资和GDP的比例高达76.7%。

选择资本变量中的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指标，即每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下新增加的GDP总值，是从投资成本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果的监测性复合指标，是反映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增速的一个基准考量[4]。在国民经济核算中，GDP中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当年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去退出生产或运行的固定资产价值总额，而当年获得的固定资产是前几年和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5]。固定资产投资在当年对生产资料等构成消费，使此前已形成的相应生产能力得以发挥，GDP得以实现。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是当年GD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GDP的组成部分，每增加一定量的投资，就促进GDP总量的相应增加，形成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资源变量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消耗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大部分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如果继续沿袭以往高消耗的发展模式，资源的可采储量将不断减少，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下降，将严重危及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持续[6]。在我国工业发展初期，城市经济发展依托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而兴起，但以资源主导经济发展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因此需把握城市发展协调状态。

选择资源变量中的单位GDP能耗指标，又称万元GDP能耗，是总能耗与GDP之比，即每生产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反映了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7]。GDP效益的获取是以能源的耗损为代价的，是衡量能源利用水平和效率最常用的综合性指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它是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与GDP总量的比率，是约束性指标，且是目前节能降耗考核的关键指标。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同时间接反映产业结构状况、设备技术装备水平、能源消费构成和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反映各项节能政策措施所取得的效果，起到检验节能降耗成效的作用。

（三）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双重特征，它既能产生当期需求，也可以为下期创造供给。不仅是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也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后，其日常运行过程中也会消耗大量能源，同時扩大生产规模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耗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可形成生产规模效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改造或替代落后的技术能力，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能力，通过技术的提高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对能源消耗还具有很强的间接作用。通过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会增加全社会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量，使能耗总量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二者关系密切，若投资不合理，将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很有必要。

四、基于4市面板数据的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文章具体考察了广州市、佛山市、沈阳市和大连市2005-2014年反映资本与资源利用状况的指标，数据主要是从4个城市统计信息网获取，以各年度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为准。

（二）数据处理

1.指标标准化

本文选取4个城市的资本型指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资源型指标（单位GDP能耗）作为耦合协调度研究对象。单位GDP能耗属于极小型指标，需对其进行方向一致化处理，采用倒数法。一致化处理后，对两个指标的数据运用极大值法进行指标无量纲化。

2.指标赋权

文章采用客观赋值法中的熵值法，对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进行赋权，得到4个城市相对应的调节系数。熵值法赋权后，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发现，以上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持续下滑。2005年，大连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耦合度水平最高，说明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关系紧密；其次是沈阳市、佛山市；耦合度水平最低的是广州市，说明广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关系欠紧密。2014年，以上4个城市的排名出现变化，佛山市和广州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度分列前两名，沈阳市和大连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度分列后两名，广州市与沈阳市耦合度接近，大连市的耦合度与其他三个城市的耦合度有一定的差距。

沈阳市2005-2010年间耦合度水平连续下滑，在2011年出现回升并成为4个城市中耦合度最高的城市，2012-2014年呈现回落状态。大连市之后几年的发展与2005年正好相反，耦合度一路下滑，在2008年已经是4个城市中耦合度最低的城市，在2012-2013年期间耦合度有所提升，2014年为最低水平。广州市在2005-2006年间耦合度有所提升，2006-2009年间耦合度水平是4个城市中最高的，2009-2011年间耦合度水平出现下滑，与佛山市耦合度水平接近，2012年耦合度水平重新回到最高水平，之后几年再度出现下滑。佛山市在2005-2008年耦合度水平下滑，2006年耦合度水平是4个城市中最低的，2008-2012年呈现反复升降局面，

如表5所示，以上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协调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沈阳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说明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两者之间能更好地带动经济发展，其次是大连，广州市和佛山市的耦合协调度分列后两位；2014年，4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与2005年相比正好相反，佛山市和广州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名前两位，沈阳市和大连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在后两位。

沈阳市在2005-2008年间耦合协调度一直在中度耦合区间徘徊上升，2009年出现下降，随后反弹，2011年耦合协调度达到最高点并首度达到了高度耦合，随后又回落。大连市耦合协调度自2005年以来一路下滑，在2009年下滑至最低点，随后出现反弹，在2009-2011年实现了回升，在2011-2014年间耦合协调度一直在中度耦合区间内徘徊，没有达到高度耦合。广州市耦合协调度在2005-2008年逐年上升，在2008-2010年出现下滑，2010年耦合协调度水平是自2006年以来最低的，2011-2013年出现回升并达到了最高点，达到了高度耦合，虽然在2014年出现回落，但距离高度耦合区间不远。佛山市耦合协调度在2005-2009年稳步上升，并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高峰，实现了高度耦合，2010年出现回调，2011-2014年再度稳步上升，并在2014年达到第二个高峰，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点，也成为4个城市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城市。

（四）东北与珠三角地区2个区域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耦合结果

通过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公式的运算，可得到以上4个城市亿元固定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为了更好地从区域类别角度分析东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两个要素的耦合协调度，分别采用几何平均方法对沈阳市和大连市耦合协调度（东北地区）与广州市和佛山市（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2005-2014年间，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交替上升趋势，主要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在2005-2008年间，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低于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但已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2008年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反超东北地区，除2011年被东北地区再度反超外，其余年份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一直保持领先，并在2012年以后达到并保持高度耦合状态，说明珠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呈现联合共生。东北地区在2009年耦合协调度陷入最低谷，随后出现回升态势，自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后，再度出现明显下滑，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良好的投入模式，相对欠协调。

（五）广佛沈大4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的Z-score标准化

能源支撑与投资驱动对于GDP的发展与增长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二者对于GDP的作用趋势孰强孰弱，GDP的增长更依赖于能源的消耗还是投资的推动，依然值得考量。探究不同时段不同政策指引下能耗指标相对于投资指标的波动幅度，对于GDP相关指标的完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作用。如表6所示，通過Z-score方法计算以上4个城市中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化结果，其意义在于Z-score的标准化方法能有效反映协调发展的水平方向和趋势，Z-score计算指数的向性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发展的有效性。

沈阳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耦合协调度也达到了2005-2014年间的最高值，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致性。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再次呈现负值状态，耦合协调度也出现了回落，这阶段的发展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对GDP的拉动作用。

大连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刚好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2011年对GDP的发展呈现正向拉动作用。在2011年和2013年，能源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达到了自呈现负值状态以来的两个高峰，数值接近正值，耦合协调度也达到了2005-2014年间的两个高峰，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定的一致性。

广州市在2005-2009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刚好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9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在2011年对GDP的发展呈现正向拉动作用。在2013年，能源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达到自呈现负值状态以来的小峰值，广州市的耦合协调度达到2005-2014年间的高峰，实现了高度耦合，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致性。2014年后，能源对GDP的拉动作用持续，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创下新低，耦合协调度也出现回落。

佛山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都呈现负值，但有明显上升趋势，二者耦合协调度也在稳步上升。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正值状态，并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能源对GDP的作用也在2009年首度出现正值，当年达到高度耦合。2009年之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都呈现正值，单位GDP能耗指数一路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有所反复，在2010年出现低谷，耦合协调度也重新回到中度耦合，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改善，耦合协调度自此至2014年一直保持高度耦合。

以上4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系数和Z-score计算指数不在同一量纲下，通过极差化法，有效地把Z-score计算指数负值转化为正值，使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的Z-score与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同一标准下。运用极差值法处理后的耦合协调度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Z-score计算指数和单位GDP能耗计算指数在不同时期的趋近程度各不相同，存在一些偏差。从总体来说，单位GDP能耗Z-score计算指数在4个城市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Z-score计算指数则波动较大。

沈阳市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资本投资折线变动幅度较大，2005-2008年二者耦合度与能耗指标比较趋近，说明能耗驱动相较于资本投资对GDP发展影响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耦合度与投资指标比较趋近，在2010-2011年间基本重合，说明在这一阶段资本投资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之后出现相同的下降趋势，而能耗指标与耦合协调度折线走势相反，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见图1）。

大连市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资本投资折线变动幅度较大，在2005-2006年小幅上升之后连续出现下滑，此时与耦合协调度系数变化趋势比较接近，这说明能耗驱动相较于资本投资对GDP发展影响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耦合度与能耗指标比较趋近，2010-2014年间数值上比较接近，说明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资本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变化有相同趋势，但数值差距较大（见图2）。

图2大连市单位GDP能耗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耦合协调性趋势图[HT12.SS]

广州市能耗折线和投资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在2005-2009年间差距都较大，2009-2012年三条折线比较接近，说明能耗和资本相互间比较协调，对GDP发展都具有积极影响。2012年之后，能源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比较接近，说明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投资折线出现下滑且低于耦合协调度折线（见图3）。

图3广州市单位GDP能耗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耦合协调性趋势图[HT12.SS]

佛山市能耗折线和投资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在2005-2008年基本重合，说明能耗和资本相互间比较协调。2008年之后投资折线变化幅度较大，与耦合协调度系数折线最吻合，伴随着高度耦合协调度表征。能耗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变化趋势一致，并稳步上升至2014年最高点，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见图4）。

（六）比较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持续下滑，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协调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单位GDP能耗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4个城市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波动较大。从区域上来说，珠三角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高于东北地区，达到高度耦合状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沈阳市、大连市、广州市和佛山市中两个变量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时序来看，2005-2014年间4个城市的耦合度水平下降，耦合协调度水平上升。其中，佛山市和广州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分列前两位，说明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契合程度最高，彼此间带动作用最强，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佛山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耗都对GDP发展起正向推动作用，耦合协调度水平稳步提升。由此可见，保持各变量发展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对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沈阳市和大连市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位列后两位，说明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契合程度相对较低，彼此间带动作用不强，当地政府未来亟需协调好二者的投入水平。

第二，从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来看，2010年之前，大连市、广州市和佛山市固定资产投资对耦合协调的贡献大，2010年后，能耗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更大。目前，我国能源消耗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5，能源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建筑耗能、工业耗能和交通耗能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三大“耗能大户”，在保持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能源供给和消费侧的改革势在必行。能源节约要实行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同时要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供给和消费模式的彻底改变，减少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过度依赖。

第三，从区域范围来看，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交替上升趋势，主要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在2012年以后达到并保持高度耦合状态，说明珠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呈现联合共生，当地政府在资本和资源投入方面较合理。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后出现回落，始终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说明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间的投入协调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二）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投资在GDP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经济前阶段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工业发展又是以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这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要实现GDP“质”的增长，需要把影响GDP要素统筹考虑，使GDP系统中投资和能源达到联合共生的状态，通过合理、优化、有序的结构组合及排序，合理安排资金和能源的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综合性指标分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能源、固定资产投资分析可从多个角度切入，当前的研究选取指标覆盖面不足、只局限于表象状态的评析，没有进一步解释分析；另一方面，过多依赖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已有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有待考量。下一步，本研究将丰富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两个变量的指标体系，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间的具体指标进行划分，探究其影响的相互作用。通过分析，不断减少实现GDP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GDP的质量，使GDP的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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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华

作者：喻锋 叶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