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思想评析论文

2022-04-17

摘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融通起来,秉承经世致用的原则,发挥思想文化对人的规范作用,并把这种思想文化的教化与国家治理相结合,逐步形成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这对汉代的政治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研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意义非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儒家经济思想评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儒家经济思想评析论文 篇1:

对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评析

【摘要】《大国崛起》通过讲述过去五个世纪中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索当今时代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新型道路,但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这种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负面影响,相当程度上误入了教育的歧途。

【关键词】大国崛起;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文明

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自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作为一部面向全国大众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纪录片,它的出品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及其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国民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有着什么教育意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将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对这部纪录片进行评析。

一、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特征

1、侧重于积极正面的描述,缺乏客观全面的讲解

欧洲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启蒙思想与科技创新,还有一系列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和暴力侵略,而隐藏在侵略与扩张背后的根本因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私自利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极度贪婪。马克思在谈起资本主义的这种原始积累时就曾指出:“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这种发展方式时也明确表示:“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这部纪录片在以一种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讲述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却又恰恰忽略了用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无论是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亦或是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法德俄日以及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它们的崛起时除了展示它们在文化、科技、制度、教育和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进步之外,对于其在立足于这种力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服扩张则冠以一种中性、单纯而又简单的描述,淡化其侵略、剥削与暴力的色彩,同时还带有近乎于崇拜的语气与态度。例如片中关于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介绍:“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在谈起西方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伤害时,就像“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2、主题思想倾向于现代文明,漠视中国传统文明

纪录片的主题无非是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样本,从而探索和总结新时期大国崛起的方式与经验。然而,片中对于方式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无疑更加倾向于现代化的文明思想,而对于从中国传统文明视角出发的探析与反思则极度缺乏甚至于被漠视,因此,就像“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那样,通过这部纪录片对国家发展历史、经验的考察探究就使得现代文明成为了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明,而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文明,并在与现代文明相比较的过程中使得当代中国人对其失去了长久以来的坚定信心。对于现代文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其核心理念就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竞争和探索发现以及科技创新。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纪录片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崛起的秘诀被概括为对财富的渴望和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海洋探险活动以及随后的暴力侵略,荷兰则是依靠全球殖民贸易走向了商业立国的道路,大英帝国立足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工业科技的创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法国在强大的君权与法兰西民族独特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文化的指引下称霸欧洲,而德意志、日本与沙俄以及之后的前苏联则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开辟了自上而下的战略赶超式的强国之路,至于美国,通过国家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民主独立的坚持和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明、探索冒险的文化制度环境,依靠移民们所带来的欧洲工业文明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看出,片中对这些国家强大原因的概述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现代文明的支撑,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中华传统文明则在这种对比下很自然地在国人意识观念中成为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并进而遭到了漠视。

3、西方文明情结与资本主义色彩浓厚

纪录片在叙述九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时,着重介绍了每一个国家的文明,这种介绍是站在这个国家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这部聚焦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占统治地位时代的大片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迹,即使是对东方国家日本的历史叙述也依然不例外,“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其主题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倾向以及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西方文明情结。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相伴随,即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道路,而像沙俄帝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向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片中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就使得这部纪录片拥有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些色彩既有“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也有“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既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也有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包括以竞争价值观为基础的探索创新、开拓征服的资本主义科学信仰。

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失策

1、纪录片中“大国”与“崛起”的思想误区

(1)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在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看来,国家崛起为一个备受瞩目、天下归服的大国、强国,靠的是仁政、信义与德威,而非武力的压迫、阴谋的施展和功利的夺取。因为“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换句话讲,若要维持国家鼎盛的长久,唯有从根本上依靠礼仪与德治,而铁血与残暴的统治压迫迟早会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但这是民族融合与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占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西汉武帝确立儒家学说正统地位之后的两千余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从未真正主动地发起过对外的侵略扩张。与之相反,正是因为践行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诸如贞观、开元、康乾这些闻名古今中外的巅峰盛世,还使得汉唐时代和明清时期国家稳定、民生殷实的大一统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夏金这样的乱世,以儒家道德礼仪立国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也依旧没有改变。正是靠着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领先于世界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在世界其他文明或覆灭、或变质的大背景下使其绵延至今。

(2)儒家传统治国思想映照下的野蛮之举

如果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始于十五世纪的西方大国的崛起则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野蛮之举。前文已提到,西方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文明因素,更有立足于这种因素力量之上的暴力行为。在谈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国家时,纪录片就曾描述道:“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资本论》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片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国很大程度上就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天生的暴力基因走向了武力侵略的道路。马克思在谈起这些国家的殖民行为与资本扩张时说道,这种行为“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而且“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所言不无道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建立的全球殖民经济体系靠的是其先进的坚船利炮并且相互之间还因此爆发了一战。俄国在中亚的渗透和远东的扩张也是以武力为后盾,而日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经济资源则干脆发动了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时,这些帝国内部诸如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今天,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印巴战争,亦或是朝鲜半岛问题等,大都是上述资本主义大国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的强国崛起都是仁义道德为先,给国内、周边乃至世界带来的是和谐福祉、是互惠双赢,唯有此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国崛起,而靠不义之兵战劫掠崛起从而被称为大国的在儒家治国思想中闻所未闻。因此,纪录片淡化西方大国崛起的暴力色彩、侧重正面叙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化资本主义的行为。

2、两种核心价值观宏观比较下《大国崛起》的失误

“观夫儒门‘仁’之为学,诚以为本,恕以出之;修己推己,立人达人能深入人心而历久不衰者,盖有由矣。”,“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文明的本质就是一门以德立身治国、以道和谐天下,最终达到大同的教育学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还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亦或是中世纪之后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核心观念始终是自由民主、创新变革、开拓探索与冒险竞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现实而有着程度深浅不同、内容样式不一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涵不仅从未根本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拓展。是故欧洲大国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在选择国家崛起的道路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扩张征服和掠夺压迫,就像片中“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那样。

“明朝时中国人终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的确,我们的先祖有着“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无论强盛与否,我们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略扩张,“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继两汉时代之后,我们的先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一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而“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因此,长久的辉煌成就于道德礼仪与文明和谐之上而非暴行。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片中所宣讲的九个大国在其文化基因之中都存在着“实力至上”的强硬法则,因而其崛起也就自然伴随着赤裸裸的武力剥削,所以,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对这些国家血腥崛起而又有失客观的描述是一种错误。

3、儒家传统思想视野下《大国崛起》教育的失败

综上所述,《大国崛起》的教育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绝对不是以片中那种误导性的宣传方式来借鉴。何谓真正的大国崛起?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为国内外的人民带来福音,也不仅仅是靠硬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魅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那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仁义为先的道德原则与博大胸襟,是故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国者,天下之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大师的话表明了“国家”这种天下最有力的工具以道义的原则来利用就是美好与太平,反之持以功利的原则则是最大的危险。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资本主义大国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一些原始部落的灭顶之灾就很精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了纪录片站在西方文明角度的叙述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西方文明情结和浓郁的资本主义色彩,这种不恰当的宣讲方式使得大众无意之中会产生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赞同,相对之下,则因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产生厌憎之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导。我们丝毫不怀疑《大国崛起》的制片人们对传统文化专业而又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也有此等水平的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国道路不得不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是要学习那些大国的历史,但绝不是以牺牲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条件,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更离不开“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想礼仪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契合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但是,纪录片在对民众教育的意义上无疑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三、隐藏在《大国崛起》背后的深刻历史文化因素

1、根源——中国近代史

如果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来看的话,《大国崛起》的出现绝非偶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在晚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与国家衰落相伴随的是中国人五千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亡。而在之后的诸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国家落后这一现实的强烈刺激未能从根本上理性深入地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再加上满清灭亡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断代,就导致了当今中国封建糟粕习俗扎根于国人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精华虽然表面上得到认同,却在人们心底和潜意识里与糟粕文化一道被批判遗弃,进而就使得当代中国人对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丧失了坚定的信心。

2、影响——中国当代社会

因此,中国教育界当前的主流教育思想就变成了西方文明中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奋斗、怀疑创新与民主平等,而伦理道德的教育早就在这个重视物质建设的年代里被放到了最为次要的位置。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在它背后隐藏的本质上是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西方化,同时,也有中国国民在自身和整体上价值观念的西方化,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国性偏西方的思想意识倾向与文化心理氛围催生了这部纪录片,这也能解释文章一开始提出的《大国崛起》的总体特征,即片中厚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气息、漠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象以及带有崇拜语气的非客观描述。不得不说,整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悲哀和耻辱。

四、《大国崛起》之后的反思与改进

1、国强而霸,必不长久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荀子也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上东西分治的格局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不到,荷兰的全球贸易霸权也不到一个世纪,日本的大东亚霸权、法兰西的欧洲大陆霸权与德意志称霸欧洲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连半个世纪都不到,时间稍长一些的大英帝国霸权、美利坚超级大国霸权、沙俄帝国东欧霸权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也不及两百年。而从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确立的西汉算起,“以和为贵”的中国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则长达近两千年,虽然“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但当前及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势却是战前国家衰落迹象愈发明显,而过去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经历了短短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再次重新崛起并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四大力量之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奉行儒家传统和谐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衰落的时间最短、强大的时间却比片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远远要长。

2、必须摒弃“成功掩盖血腥”的西式思维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人们总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误区,《大国崛起》更是在这种美化自我的典型西方式思维中开始了对强国道路的思索并走进了道德上和事实上的歧途。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像古代中国那样坚持仁义道德、强而不霸,那么世界历史是不是既能够进步又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弱势国家的牺牲之上呢?今天国际社会所流行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不会变成和而不同呢?毕竟西方文化中也不乏善良与美德的传统,毕竟大国依靠仁政实现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存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史实上的成就掩盖现实中的罪恶却也不可取,开拓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明理性而又和谐的态度。

3、坚持儒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

“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在今天,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大国的崛起都应该如此,而要真正做到与实现,中华文明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依托。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理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真分析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利害得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必须坚持儒家传统治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这不仅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元素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小结

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国”与“崛起”,那么它远非片中所刻画得那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纪录片在结尾说道:“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实际上,历史的胸襟总是宽广的,而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民族只要坚持正义的和平、文明的礼仪和美好的道德就能够永远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巅峰,即使会有短暂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必将是更加坚韧、更加辉煌的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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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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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集·新国新梦[EB/OL]. 央视网, 200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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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等, 译.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2): 363,253,361.

[13] 当年明月. 第四章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朝那些事: 第二部万国来朝[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

[14]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EB/OL]. 央视网, 2006-11-24.

【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济南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志勇(1990—),男,河南平舆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牛玉东(1990—),男,山西吕梁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管理。

作者:柴鹏 李志勇 牛玉东

儒家经济思想评析论文 篇2:

论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摘  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融通起来,秉承经世致用的原则,发挥思想文化对人的规范作用,并把这种思想文化的教化与国家治理相结合,逐步形成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这对汉代的政治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研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意义非凡。本文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分析董仲舒政治思想形成的条件,从神权、伦理、治国这些角度深入挖掘,剖析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客观评析董仲舒的功与过,既突出其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又分析出其不足之处,希望能对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有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大一统;政治思想;天人合一;德主刑辅

一、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大环境

董仲舒生活在汉武大帝的统治时期,时代大环境影响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汉武帝即位后,匈奴人虎视眈眈,汉朝急需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的强大必然要有强盛国力的支撑,汉武帝之前虽经历了繁荣的文景之治,但是随着思想、制度的腐朽以及时代的变化,汉朝盛世不再,故此,汉朝想要再发展起来,就必须进行改革。

汉初的黄老之学已经变得固化、迂腐,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尤其到了汉武帝时代,黄老之学开始溃散,汉朝经济凋敝。经济吃紧必然会波及政治,汉朝的政治统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分封的遗留让藩王割据的情形再现,地方藩王实力上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变弱,汉武帝刚刚登基,皇权的不稳固促使政治统治变得更为混乱,巩固皇权需要大范围的变革。文化方面,法家、道家、阴阳家各家并存,社会思想庞杂不一,急需进行调整[1]。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采纳了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吸收总结道家、阴阳家的精华思想,将其融入儒家思想,最终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这种文化对当时的人和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巩固了王权统治,董仲舒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汉武帝政治统治需要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观

(一)神权论

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往往具有神权论的特点,汉武帝时期,政治合法性问题尤为突出,因为各家学说不统一,神权论也是复杂多样,缺少同一性。董仲舒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之前学说的基础上,从天与人的关系出发,提出“天人合一”学说。“天人合一”的理念早在天命观形成之前就对世人影响广泛。董仲舒的创新之处在于,融通了天人理念与儒家的思想,使儒家与神学联系起来,利用神权论来为儒家树立正统的合法地位,为以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儒家借天的威严得以神化,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学说。根据当时的自然奇观现象进行演绎推导,汇总事物的类同现象,最后把它们归纳为天地之间的感应,为他后来所说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解释了原委。其中“天”是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天”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天”就是整个天体宇宙;另一种“天”就是指与地相对应的上空。天有“天气”,地有“地气”,而“天地之气”则是将两者合二为一,这个“一”则演变为混元之气,可以衍生出阴阳,这与阴阳家的学说完美融合。董仲舒还把天地、阴阳、五行的关系与君臣、父子等关系相联系,总结出“天”才是万物的本源,人和物都是“天”产生的,由此逐步形成了神化思想[2]。

(二)伦理观

董仲舒从人的本性、纲常两个方面阐述人的伦理观,通过对伦理观的改造为政治上形成大一统的思想助力。從人性论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的人性论有着“性为善论”的观点,主要借鉴了孟子的“人性善”与荀子的“人性恶”的思想,并把两者的思想加以规整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人出生到人世间,既不是性本善,又不是性本恶,但是人性是带有一种“善质”的存在,并且这种“善质”经过德、仁、礼的教化之后,人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董仲舒“善当与教,不当与性”观。董仲舒为了把人性论与他的大一统政治思想相结合,继续提出了人性要与天道相互合一的理论。“人之性本于天”就是这样的道理,天的性质决定了人的性质,天的运行也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联系。为了让王权更具有说服力,体现正统地位,董仲舒特意地强调了王的重要作用,其中“天承天意,以成名之性为任者也”充分体现了王对世人的道德教化作用[3]。

先秦诸子百家关于纲常的论断也各有其说,但缺少一个通说,董仲舒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把它们归纳整合。他在先人的基础上,在“五常”基础上加入“义利观”,要求人们在生活之中重义轻利,继而让人们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政治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前提,所以三纲五常的思想也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相符。

(三)治国论

董仲舒通过天人合一的神权论思想、“性为善论”的人性观,还有三纲五常的纲常论,使得汉代人们的思想开始整合化一,从而为其政治思想的一统打下了扎实基础。在当时历史条件的推动之下,这些理论得以充分实施并产生作用,使得政治、思想开始统一化,为国家统一、政权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董仲舒的治国论有着政治上的统一与思想上的统一两个方面的特点,政治上统一是指国家的政治权力要统一在天子的身上,神圣不可侵犯[4]。最高统治者如果软弱,势必会导致天下的动乱,董仲舒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就让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解决此类问题,让君主真正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思想上的统一是统一圣人之言,从而强调儒学的重要性,把儒家思想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在实际中成为汉朝的官方政治思想,从而保证在政治统治思想方面实现大一统。这使得儒学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思想内容进行了丰富,在形式上进行了演变,国家因此有了统一的思想指导[5]。

三、对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反思

(一)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都是服务于汉朝大一统的实现,通过神权论中“天人合一”的观点,赋予君主至高的权力,并使君主政治合法性的统治得以凸显,让汉朝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最终依建在“天”上,从而让政治的具体实施变得有序自然,让当时汉朝的老百姓普遍地认同与接受,这就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极大进步性所在[6]。

在另一方面董仲舒突出伦理观对人的教化作用,虽然他把人的品性神秘化,与“天”相联系,但这个教育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人们追求善,思想也开始统一,君民之间相互尊重爱护,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与进步,董仲舒还把神化的君权与儒学进一步结合,从中论证出天下需要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让儒家在汉朝的统治思想体系中变得合法、合理,进而使封建专制与儒学思想紧密统一。最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政治实施的过程中也让汉朝的综合国力在稳中提升,汉武帝也因此巩固了皇权,加大削藩的力度,使得汉朝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重新强大起来。

(二)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不足之处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侵蚀,有其局限性。但因其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且世界上每一种政治思想的组成都会存在着一定不足,所以要辩证地去看待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把不合理的部分寻找并总结出来,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认清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功与过、是与非。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首先具有神学主义的色彩,具有形而上学性。在发展儒家的道路上,因为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说思想,让儒学变得具有神学的性质,过分强调了“天”的作用,打压了自然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历史寿命。董仲舒的“天”虽一方面树立了君主的权威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变相地在君主头上安了一把利剑,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充足的借口。阴阳五行思想的杂糅进来并未真正使得政教分离,让政治统治变得不具备科学性。最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理论还存在着自我矛盾点,一方面推崇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源于天,神圣不容侵犯;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和天拥有平等的地位,这使得民可以通过天来制约、限制君主,因此这正是他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7]。

不可否定的是,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后世的作用影响巨大,他的大一统思想使得国家统一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儒家文化得到了发展,使当时的汉朝摆脱了内忧外患的困境,重新走向了强盛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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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朴民. 董仲舒学说的三个基本意识[J]. 衡水学院学报,2016,18(02):8-15.

[3] 林正萍. 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4] 韩星.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J]. 哲学研究,2015(09):45-54+128.

[5] 冯江. 董仲舒与阿奎那神学政治思想之比较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3.

[6] 汤一介. 论“天人合一”[J]. 中国哲学史,2005(02):5-10+78.

[7] 孙秀伟.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荐稿人:陈兆芬,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責任编辑:邹宇铭)

作者:吕叶

儒家经济思想评析论文 篇3:

儒家思想对现代国民性格的塑造

摘 要:如今的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开天辟地的一页。在这个社会重要转型期内,人们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旧在物质方面的丰富性及各种社会思aa潮的涌现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理,现代国民性格受到了影响甚至出现扭曲,塑造现代国民性格迫在眉睫,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对塑造国民性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民性格;塑造;儒家思想

引言:

所谓国民性格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在历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并且表现在大多数人身上都有所体现且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更加是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反映着一个国家社会和文明所进步的程度。所以,面对国民性格在一个国家综合实力里的重要性,我们要注意它的发展方向,力求保证它成为指引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指明灯。既然如此,我们要想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大力发扬,而对它其中的消极部分进行纠正或者摒弃,才能帮助我们的国家人民塑造健康的国民性格。

一、现阶段国民性格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代经济的发展水平迅猛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已经跟不上它的节奏

自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迅速发展,并且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国家的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却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有些方面甚至已经出现了下降和倒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道德自律这个关键性问题,注重经营个人社交圈而对身外之物就冷眼相看,这不仅成为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更是深深地影响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现代中的青少年,心理素质不够稳定,判断力不够,模仿力强,容易陷入这种“游戏规则”里,这是十分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同时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性格的形成则是关系到国家将如何发展,如何立足于世界。

(二)现代文明理念越来越先进,中国传统历史的思想道德观念与其之间不断冲突

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物质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革命的历史性的变革更是使人们感觉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触摸到的全新世界,然而随后这种先进文明也同样也带到了一定的危机感。我们时常可以从新闻中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失道德品质的事件,比如出现盲目跟从、拜金主义,又或者时常会有诚信危机的事件出现。在很多现代人的心里早已经丢弃那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甚至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态度已经“变质”,心里只“人人为我”的概念,甚至连做好事的动机都有些不单纯。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譬如儒家思想的代表人孔子一直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应该人自身做起,这是维持社会关系的最起码要求。他的意思是要求我们要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建立在社会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两者的统一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然而许多现代人已经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传统道德观念在现代文明面前是迂腐陈旧的。如今我们已经很难从现代文明的身上再找到传统文化的留下的痕迹,这是一件比较痛心的事情,我也是我们应该反省的问题。

二、国民性格问题形成的儒学探析

根据现实调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的形成是受很多种因素的所造成的,例如中国地大物博的地理环境、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状况、几千年的封闭造成的迷信等因此,但不管原因如此多种多样,无可厚非,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影响却是最根本最本质的。尤其是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远,譬如儒家思想中常常提到最理想的人格是“内圣外王”,就是指人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境界,更是把这种修养境界扩展到社会中去,实现人生价值在社会价值中的完成;再如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人格,就是要求我们可以仿效圣人,只要把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人们都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像这样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可见,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长时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历来以平易近人称于世。只要提起中国人,就会情不自禁让人想到中国人重志向、勤劳节俭形、以和为贵、憨厚纯洁的朴实形象。

尽管中华民族性格中的确存有许多优良之处,如沉着、谦虚、重视气节、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等,然而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人的这种骨子里这种自以为是,孤傲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却导致这种国民性格结构相对来说显得比较脆弱。我们仔细地查阅相关史实也证明的确如此,近代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他们的先进武器打碎了中国人顽固的美梦,随后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我们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列强的强势侵略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前,我们的国民性格软弱的一面一下子突现出来并且不堪一击。在事实的面前,我们顿时醒悟,才发现原来传承千年的儒家思想原来如此脆弱,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面前中国人的自我吹嘘的道德修养显得相当地迂腐陈旧。

就是这个重要的时刻,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在新文化影响下执着追求民主、自由、文明的进步人士有眼光地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意义。他们对它寄予厚望,将它看作同中国几千年封建进行抗争的武器,并且发自内心为它鼓呼呐喊并倾力行之。

随着后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中国化成果所大力提倡的先进文明理念,给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带来的不仅只是巨大冲击,而是从更多方面是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比如他们认为平等自由的理念就是对建立在宗教制度之上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否定。正是确立了这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才使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夹缝中步履维艰、苟延残喘。

而由于西方物质文明和中国物质文明相比有着压倒性优势,导致了中国国民对西方文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也开始盲目追随,不问对错一概吸纳。与儒家文化独善其身追求个人修为、封闭自守相比,當代西方文化侧重于大力宣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他们以物质文明为诱饵,不断灌输给我们完全不了解且只能看到表面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它们让许多人们渐渐迷失在它们蒙蔽的价值观中。

通过大量的史实证明以及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考究,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追求的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修养,尽管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悠长,博大精深,为中国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优秀而丰厚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所走的文化道路却糟蹋了自身优秀的文化资源,现代人越来越视传统为腐朽,并不重视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反而大力鼓吹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观,一切效仿西方国家的许多做法,就是在这样的错误、盲目的跟从西化的过程中,才导致我们的国民没有了文化凝聚力,也失去了国家文化独特性,导致整个国民的道德素质飞速下降,中国的现代人渐渐变得自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一昧追求享樂主义、拜金主义,这些腐败的现代价值观念己经给中国国民带来自然环境甚至人文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的国民性格已经发生了极度扭曲。

正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激烈碰撞下、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挤压下,才会使国家的国民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遭遇了许多未知的改变,甚至一些比较脆弱的一部分开始出现扭曲甚至产生异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民性开始出现了局部性失衡,国民心理也变得逐渐变得慌乱。

三、使儒家思想现代化是解决国民性格问题的重要出路

(一)要让儒家文化的发展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

首先当务之急就是使儒家文化的发展具有现代意义,对它进行全新解析,使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这是促使儒家文化现代化最关键的一步。在如今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提及和宣扬儒家思想,绝对不是返祖和复古,也不是迂腐陈旧,而是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继承和发扬。我们只有对传统文化中消极部分进行摒弃,对积极、优秀的部分进行精确加工,重新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解读,才能使它符合如今新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现代文明进步的潮流。

同时,我们在对国家传统文化的重新解析要尽量避免错误的做法,譬如现在流行的汉服热、各地方大力推广“孟母堂”,许多中小学开设许多古典文学课或者开设书法兴趣班,还有某些电视台举办的“成语大赛”或者“书法大赛”等活动,种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恋与尊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但是这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如今的现代人性格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所以我们在对儒家文化的解读的时候既不能盲目的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它的内涵,也不能沉迷于现实的功利之中而失去了固有的意义。

(二)要想使儒家文化现代化的根木举措是充分挖掘和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

如今我们现代国民性格方面的诸多问题,深挖根源仍然是社会道德方面的自我围困。道德完善仅仅靠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是根本实现不了的,甚至还会起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道德养成和人格塑造方面仍然不如中国的儒家思想那么面面俱到和细致入微。虽然儒家思想里面很多教化手段是形式化的繁文褥节,但是它的内容和意义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想提升全体公民的基本道德品质,就必须培养和加强全民族的性格培养,那就必须要学会从儒家思想那里汲取丰富的营养,要把儒家思想中关于培养道德修养的优秀方面抽取和剥离出来,并且在社会中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们进行大力宣扬和引导,然而仅仅靠这种自律的行为是无法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所以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还必须要以制度和法律的手段进行巩固和强化。

四、结束语

总之,塑造国民性格是一条复杂、漫长的道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坚持与动力。最重要的是塑造国民性格的关键在于道德修养,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丰富多样,体系完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对于我国国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促进国民性格健康的发展,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对于国家现代素质的培养也是有着不忽视的作用,只是在如今的现代社会里,儒家思想更能适应它的发展。如今我们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发挥道德修养在塑造国民性格的作用,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撑,国家未来的发展才指日可待。(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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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俞祖华.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析[J].东岳论丛,2002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东方哲学与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9] 潘文国.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作者: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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