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评析论文

摘要：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体制改革”是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其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学发展评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学发展评析论文 篇1：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斯大林的观点

摘要：斯大林的政治經济学观点既有科学的内容，也有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有关理论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内容，但其观点影响深远，需要我们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进行评析、取舍。生产力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且是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写成经济政策的堆积等等。这些理论观点都是正确的，需要继承、发展。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不是全面的，马克思的论著中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围更广泛。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也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需要从社会层次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第一思想源泉，也就是以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后起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的科学观点为源泉，还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事实依据。同时，对后起重要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观点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辨析。一是看其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是否是源与流的衔接，二是看其理论观点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其权威的地位领导苏联几十年。对他的经济学理论怎样评价，有必要进行具体辨析，不科学地批评与否定和不科学地照搬照套都不可取。斯大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虽然不是很多，但其影响深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于1958年亲自花时间仔细系统阅读并写了批注，还建议全国党政干部阅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1938年出版后的长时期中，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广泛传播，曾是我国党政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必读著作。从现今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评析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说，既有正确的、科学的内容，也有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有关理论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是非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进行取舍。这里简要谈几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两个重要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重视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但是，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要素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哪些方面？斯大林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是否完全一致？哪种提法理论上更科学、更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马恩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完全一致，还是应有所发展？当然，都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前者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后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但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是有必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生产力问题

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斯大林执笔的。他用通俗明快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从整体上说是应予肯定的。其中，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进行了系统论证和论述。并论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但是，斯大林对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讲述的并不完全准确。既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也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他对生产力所作的定义是：“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资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生产力。”[1]学界简称为生产力二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

斯大林在世时，中苏政治经济学都以这个二要素论来定义生产力。我国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于195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王学文的生产力三要素论比起斯大林的二要素论来，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生产实践更靠近一些。马克思指出：“撇开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只从劳动过程来考察，其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和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生产力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或如马克思所述，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而生产物资资料，光有劳动和生产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自然资源等。劳动资料不仅首先包括生产工具，还包括如水电、燃料、基础设施等。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也是生产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其内涵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二要素论不仅舍弃了劳动对象，连劳动资料的多项内容也被舍弃了，只留下生产工具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三要素论”也存在问题，对马克思的原意没有完全领会。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是“简单要素”，这是指从古到今以及今后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的最简单、最一般的要素。这个提法本身就显示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有新的要素加进来。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3]这表明生产力的要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原有“简单”要素的优化发展，二是新要素的加入，是总体要素的发展。马克思还对其所讲的“简单要素”做了说明：“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4]“物质基础”的发展既指原简单要素的发展，也指新的物质基础，如科学的发展，“社会形式”的发展，包括诸如分工协作、企业管理等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已有很高的发展。马克思已看到英国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中科技和企业管理的重大作用，看到自然力的广泛应用，他反复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有些学者由于受原有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观点的影响，虽然承认了邓小平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但到现在其论著中，还不承认科学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只把科学作为渗透于三要素中的因素。其实，科学不仅是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发挥作用，并且也独立发挥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7]又说：“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8]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成为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分工协作和自然力也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协作的作用，认为在多数人结合劳动的条件下，结合工作日会产生一種特殊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在社会生产中，需要利用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农业生产中更需要多种自然力。马克思指出：应用机器劳动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而上述增加的生产力，只是所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就系统论述了决定生产力的五种要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已经具有的发展了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在《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的内涵是一致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着眼于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别，并以此去套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误解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论述，硬把《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割裂开来，硬说劳动生产力是劳动生产率，而非生产力。我曾用多个论据论证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一致的。第一，在马克思论述中，经常把两者通用。兹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10]显然，这里讲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同义的。第二，劳动生产力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用语。李嘉图等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即由劳动创造的生产力，而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学者则强调资本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是生产中的主导力量，生产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本，分工协作、企业管理是资方组织的，自然力的利用也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他们强调资本生产力而不赞同李嘉图只强调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当然强调一切生产力要素都是由劳动发动的，所以把生产力也称作劳动生产力。第三，马克思所讲的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五个要素，在其他章节中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所讲的“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指分工协作、管理工作等并在相关章节中作为生产力要素展开论述。第四，马克思把生产力界定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因此，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第五，不能把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割裂开来，生产力的高低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表现出来。因此，决定生产力的要素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要素。发展生产力，不是重在产值多少，而是重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历史的发展和理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多层要素，是准确的、科学的。而来源于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则是残缺不全的。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学者仍坚持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外，在有关教材和论著中，都将其放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放弃了二要素论。该书关于生产力的内容除了讲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外，加入了科学，还加入了马克思没有讲过的信息。这也超出了生产力三要素论。信息作为生产力的新的要素，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随着未来科技的高度发展，还将有新的生产力因素加进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的要素和途径在不断创新中，我国提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放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途径和规律的非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观点，恢复和创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二、关于生产关系问题

1952年，苏联发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写给为编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的讨论会参与者的。在我国50年代曾作为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论著，其中既有正确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也有受历史局限性和体制束缚具有片面性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不相适合的内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回顾和审视斯大林的这一部在我国起过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很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他在1958年11月的谈话中主张对这部著作“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认为这部著作“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11]

应当肯定，这一著作中阐发了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例如，强调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但不能改造和废除规律，更不能制定和创造新的规律。还论述了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并指出不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国家制定的计划混为一谈。这两条规律在50年代的中央文件和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完全肯定和予以传播，但后来在我国的有关论著和教材中不再提了，近年来，有些学者重新提出。笔者认为，具体提法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其理论观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重视科技领先快速发展生产力、自觉地按比例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12]，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存在矛盾。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则肯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13]这是正确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需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交换，曾是苏联学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以其权威的地位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毛泽东对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给予积极的评价，并批评了1958年有些人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但斯大林只肯定消费资料是商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却否认其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有关。他肯定商品流通在当时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但又提出要逐步用产品交换替代商品流通。这个认识会涉及后面将讲到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上，斯大林既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科学观点，也提出某些不够准确的值得探讨的观点。其中一个科学观点在我们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别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应予以重视。斯大林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区分开来，不要将二者混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不要把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写成经济政策的堆积。不过我们应当将治国理政正确的大经济政策和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具体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诸如实行改革开放、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股份制等，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大政策，同时又是一种重大经济理论导向，并要转化为经济实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诸如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各自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及怎样在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研究怎样搞好多种形式的股份制等。至于改革与发展中适时提出并根据条件变化而随时改变的某些具体政策，则不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斯大林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4]

有学者曾发表论文，批评斯大林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一项内容，指责这是蒲鲁东的错误观点，他们所根据的是马克思讲过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类观点。这种批评不能成立。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所有制并不是如蒲鲁东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于其他生产关系之外的单独的一项。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会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关系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它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我们经常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称作社会主义经济，代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和。不过，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没有讲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的交换关系。他在第二项中虽讲到“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但马克思这句话所讲的是生产中劳动者分工协作的关系，是劳动交换关系，不是生产领域之外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忽视交换关系，这与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会逐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有关。然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确立商品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由计划经济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更离不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运用其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斯大林论著中缺少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不能照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般都放弃这种论断了，个别学者再去坚持就脱离我国实际了。现在的有关论著中，讲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生产关系时，大都讲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即再生产四环节的关系。其实，马克思的论著中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围更广泛。《资本论》是从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才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前三章讲商品和货币，是阐述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阐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阐述作为资本主义财富表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第四章是阐述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即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了这个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论》还讲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讲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再生产四环节所不能概括的。要知道所谓“四环节”或四方面的经济关系，并不是由马克思先提出的。马克思是对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所讲的“论生产、论交换、论分配、论消费”的相互关系的肤浅看法进行辩证，提出自己的科学观点。马克思并没表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他所创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与生产力的关系

有必要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生产力的问题。这里也存在继承和发展的论题。任何生产关系都是以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的，但又不讲生产力是研究对象，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终将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经济规律，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马克思没有责任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出谋划策，为其致力于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都强调要紧抓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斯大林在其论著中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正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要利用高度技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原话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根据这一基本经济规律，顺理成章地可以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提出创新与发展的见解。但他在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没有考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所不同，没有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是个欠缺。在当前条件下既然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第一要务，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而，应当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还存在许多误区和盲区；也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这样，研究对象就需要发展。只讲研究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就不够了，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应明确的是从经济理论上和社会层面上而不是从技术或工艺学层面上研究怎样快速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这里不是简单地讲要研究生产力。因为如马克思所讲，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不研究如怎样采煤、怎样炼钢等，那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无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会把这作为研究对象。我讲的是“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从社会层次进行研究的。可以分三个层次：其一是研究怎样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比如怎样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二从经济理论上研究怎样优化和发展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比如怎样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科技水平，怎样搞好分工协作，怎样搞好企业管理和发挥科技作用，怎样提高诸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其三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怎样实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續发展；怎样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和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等等。怎样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发展问题，需要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1]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3、124.

[2] 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8.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3.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1.

[1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1998：7.

[12]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9.

[13]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7.

[14]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4-595.

（责任编辑 吴晓妹）

作者：卫兴华

经济学发展评析论文 篇2：

体制改革视角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典理论述评

摘要：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体制改革”是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其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角度对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五个理论流派的主要见解进行评述，以期对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Review of Classical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Reform

TANG Long1,2

(1. Economic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42;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system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lassical Neoclassicism theor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ition Economics; Marxism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体制改革”是像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研究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在尊重社会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动态地研究制度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的动态运行与调整机制。同样，尽管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型的共性问题，但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有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与发展两项艰巨的任务被历史偶然地结合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种特殊情况是先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未遇到的。正因为如此，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背景下所产生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直接的、系统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受到经典理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其著作中所时常闪现出来的智慧之光，对于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存在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对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关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的评析中，获取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注：体制改革在中国最早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层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早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种不经意间的演化，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范围的扩大，改革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理论得以避免了触及诸如姓“资”、姓“社”这类涉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有效地起步。也就是说，从实践中归纳出来改革理论以及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措施，借用对“经济体制”的涵义及范围的理解取得了观念上的合法性，并通过把改革和改革理论的性质与范围定位在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灵感。

一、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无法解释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发展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是薄弱的。在他们看来，“它所涉及的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1]因此，社会生产体系的内在机制在其研究中往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被抽象掉，成为未知的和不被考察的变量。建立在该学说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立足于增长要素法和增长格局法两类研究方法探讨经济发展。[2]这两类研究方法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通常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视为中性的，从而将其忽略。即使有一些经济发展模型也认识到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把制度变迁视为不依赖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从而把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割断了。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直接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舍弃的全部要素（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都包含在内，注重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动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发展研究框架从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演化入手，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规律性，从而找到了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联接点。在他们的视野中，制度—经济发展的研究逻辑在于资本积累所促进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推动了技术变革（可近似地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看成技术进步），从而破坏了现有经济秩序的稳定，引起和激化了发挥新技术潜能与现在所有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激进的制度变革为新技术潜能的发挥开辟道路。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凡勃伦（Veblon,T.B.）、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等人，就看到了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制度主义者无法给出制度对转变发展方式所起作用的精确的定量分析，且无法使其分析体系化，在当时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大行其道的理论界，选择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研究主题的兴趣受到了极大抑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使得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为什么发展禀赋相似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像韩国和加纳，在经济发展绩效上相差如此巨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十分复杂的制度背景，再次试图把制度变量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和无制度背景观。通过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新制度主义者在经济发展与制度结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与旧制度主义学者有所不同，他们在强调制度的同时，也不同意把制度分析变成一些枯燥、散乱的概念体系。在继承和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运用制度分析将财产权、交易成本、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等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分析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沿着制度路径使其一般化，从而增强其现实性的过程。[4]

三、演化经济学: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主义视角在新时期的异化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演化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演化经济学脱胎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注：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的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诞生并发展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依然高度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演进—制度学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之一。根据演进—制度学派的观点，如缺乏相应的制度转变作为支撑条件，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取得实效。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根植于一个既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看来，深刻地理解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仔细思考从一种制度体系向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5]

尽管演化经济学也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统一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冠以“制度演化理论”名称的各种理论自身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甚至理论背后所反映的哲学基础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总的来看，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企业家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知识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关系以及认知模式与制度之间的关系。[6]也有一些学者注重从特定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互推动机制。例如，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看成是经济增长通往持续繁荣或者是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7]又如，纳尔逊提出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8]一方面，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和取得应有的效力。

与同样发源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制度研究的有力补充，它不仅高度重视长期的制度演化过程研究，并更好地说明了经济系统创新的来源。

四、转轨经济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视角

经济发展方式蕴含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互相推动。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效，必须深刻认识经济转轨的内在规律。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正好满足了上述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转轨经济学是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与先前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相比，尽管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化还需进一步努力，但它吸纳和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更加专注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及具体过程中所需解决的系列重大问题。[9]

由于“转轨”过程本身就包含体制转换，因此制度主义视角在转轨问题研究的工具箱中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甚至可大体代表当前主流转轨经济学的发展方向。[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旨在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对苏联、中东欧以及中国等经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解释力降低后，制度因素被认为是解决或改善激励问题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转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以雅诺什·科尔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根源于经济转轨国家内部长期形成的偏离命令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旧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体制性根源以及如何克服和使其逐步向新体制转变。学术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内在联系的观点有着高度共识。然而，至今学术界对其具体的联系机制进行系统论述的研究文献却并不多见。幸运的是，些学者还是尝试性地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李萍的博士论文就是其中较有见解的一例。(注：李萍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运行管理方式产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二，软预算约束导致经济行为主体更容易把精力集中于一些非经济目标，客观上造成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三，非货币化的行政交易规则人为地造成社会供求失衡，加剧了资源浪费和配置失衡；第四，信息不对称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虚置导致激励机制缺乏，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内在动力。同时，她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可节约信息成本、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价格调整机制强化了市场激励机制，通过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第三，利益驱动强化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第四，竞争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动态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李萍得出结论，实现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根本上铲除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生存土壤，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转变（参见李萍的博士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第4、5章）。)

五、发展经济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发展的视角

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较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还是兴起于“二战”以后，主要的研究视野集中于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过程。[11]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涉及发展方式问题。从理论渊源及研究思路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从理论渊源看，经济发展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运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它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加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12]因此，制度视角当之无愧地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战后”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个阶段。[13]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研究思路是以指导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并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主义色彩。例如，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研究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现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及其所蕴含的理论创新可从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一词内涵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得到一些启迪。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余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关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14]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尊重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动作用。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正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因为除了关心增长要素投入与要素利用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外，经济发展方式还从总需求结构上关心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以及从供给结构上关心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既然在结构主义的研究视野中对制度性因素的探讨必不可少，那么在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必须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也就会发挥重要作用了。

六、小结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基于制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把制度纳入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使得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制度的宏观动态量化分析具有相当的难度，再加之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所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使得制度非均衡动态宏观经济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由于中国转轨与发展交织并行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态势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幸运的是，散见于一些经济理论流派中所使用的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理论逻辑及所提及的观点，对于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是有很强的启发性。如何从中吸取营养、使之体系化，并建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将成为致力于研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工作者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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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吕炜.经济转轨理论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

[11]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

[12] 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 唐龙.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述评［J］.财经科学，2005(6)：59-65.

作者：唐　龙

经济学发展评析论文 篇3：

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

主持人语：

作为一种研究“生成”而不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无疑有其独到价值，这种价值在中国这样一个明显处于经济社会结构演化过程中的大国而言，更显突出。因而，促进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包括研究其传播与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有价值的。杨虎涛的《什么是演化经济学?——基于学科类比的说明》以一种独特的类比方式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说明，尤其对演化经济学为何强调异质性、新奇和层级性等问题。该文并未使用复杂的、深奥的方法论术语，但是却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交待得十分清楚，这对于我们理解演化经济学确有裨益，也有助于演化经济学知识的“通俗化”。刘志高的《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有两点弥足珍贵。首先，该文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演化经济学学术力量，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地图，这对研究者搜寻学术资源很有帮助；其次，该文提出了一个演化经济学长期目标的问题，那就是在学习、借鉴乃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同时”，而不是“之后”，如何去提升中国演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拙文《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则结合笔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感受，提出了一些想法。

主诗人：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尽管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如何更好地传播和发展仍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这是其发展的最大基础，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演化经济学的异端传统为其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克服这一不利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创新上的作为。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理论创新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日渐升温。在Google上键入演化经济学，出现的搜寻结果已高达431 000个，键入新制度经济学，出现的搜寻结果是593 000个。与演化经济学相关的论文、著作也在日益增多，繼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贾根良教授主持翻译的一套演化经济学丛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孟捷教授主持翻译的一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浙江大学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期刊也发行了两辑，而在几年以前，关于演化经济学的著作不过两三本。在中国期刊网上，以演化经济学为篇名搜索词，1999年的结果仅为1篇，而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高达118篇，其中期刊论文111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4篇；尤其是2005年以来，文献增速明显加快。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尝试在不同层次的教学领域中引入演化经济学。笔者所在的学校，两年前已经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开设演化经济学课程；在今年拟新编撰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中，也将演化经济学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包容其中，以针对本科生教学。

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升温，与其输入源头有直接的关系。近20多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演化经济思想也正在得到重新审视与发展。如果以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运动至今不过27年时间，但一直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问题上，以新熊彼特学派为代表的几个演化经济学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种研究动态、异质性和多样性生成的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确有其独到之处，这也是它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得到迅猛发展的原因，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最为强大的阵营——美国，演化经济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华南理工大学刘汉霞博士的统计，在全球42名顶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专家中，就有20名是美国学者。

作为一名长期专注于新制度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注意到，时下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情形，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初期阶段十分相似，也表现为基础理论的介绍、一批西方学者的著作的引入，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的兴趣。因此，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演化经济学会不会像当初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成为一个长期的理论研究热点?它的传播和后续跟进的研究会不会也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学术力量?

任何一种理论的兴起，尤其是大规模的流行，总是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和认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大量涉及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现象需要理论解释和指导，而这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优势所在。从企业制度的建设，到宏观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与绩效，乃至于信任、信誉等非正式制度的现状、作用等等，中国的现实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基础；这是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并最终能在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阶段，都以不同方式(专业选修或必修)开设了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它在解答中国问题，充实和完善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绩效，至今方兴未艾。

那么，演化经济学是否也具备这种发展基础呢?演化经济学这几年在中国的“升温”已经对此作出了正面的、肯定的回答。首先，同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演化经济学对制度变迁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只不过两者在处理方法和视角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于中国这个仍处于体制调整与变迁阶段的国家，制度形成与制度演化这一主题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中国正处在一个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阶段，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的内在机理必然是一个长期课题，而在这一问题上，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范式，其典型代表是新熊彼特学派的一批学者，再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多样性与非均衡特征是中国经济社会体系的一个典型特征，系统协调性问题意义重大，而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时空特定性问题，也有其明显的现实意义。除了这些现实需要的原因之外，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还与中国经济学界宽容和多元的学术态度有很大关系。

那么，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会不会复制、效仿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呢?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有现实需求这一基础。从演化经济学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升温明显，但还没有达到高峰期。目前主要的学术力量集中在引进国外的观点，处于介绍和学习的阶段，利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系统的教材以及相关的教学课程体系也未形成，而后两者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理论已经经过了消化、吸收和初期传播阶段，进入了发展与系统传播的阶段。这些特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那么，演化经济学如

何才能迅速地达到其理论传播与发展的高峰期呢?笔者认为，要使演化经济学更好地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也应当对演化经济学传播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客观不利因素有充分认识，进而针对性地进行发展。

如果用供给和需求来描述一种学术思想在现实中的传播与发展的话，那么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都存在着需求拉动的力量；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为两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舞台。但是，在具体的发展、普及和应用上，新制度经济学还是与演化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在传播方式和发展路径上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以新古典为内核的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它只是扩大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在假设上有所松动，在研究主题上容纳了更为广泛的企业、国家、产权等内容，因而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同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具体分析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时，很容易与原有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形成一种一致性，加之现实问题的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就显得水到渠成。

而演化经济学则不同。在学术历史上，演化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纲领和范围的经济学流派的“异端”形象而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过程中，演化经济学也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者和替代者的姿态而出现的。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保护带上对传统经济学体系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演化经济学是要触及和替换传统经济学体系的硬核。作为一种异端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演化经济学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法论基础的阐述。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有并且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范式?演化经济学目前的很多文献都涉及这一主题，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阐释也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流派而言，它的纲领与范围是其特质的体现。但是，方法论的问题有一定的进入门槛。由于中国大学基本上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课程，这就给一些自学者理解方法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传播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就理论体系本身而言，演化经济学本身也存在一些困难，而这种困难也必然会体现在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从整个理论的系统性看，演化经济学仍处在一个系统性的整合过程之中，尚未形成一种完整的、可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箱。演化经济学的诸多思想，仍散见于几个主要的具有演化分析特征的思想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调节学派与演化生态经济学，包括近期兴起的以赖纳特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等。这几个学派各有所长，如奥地利学派在能动性问题和知识问题上的分析，老制度学派在习俗、社会价值等问题上的研究，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上的见解，演化生态经济学在低熵问题上的独特视角，都有其独到的价值。这些学派也没有止步于原有的理论，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过程中，这些流派也对原有体系有所突破，比如，新熊彼特学派就在协同演化问题上有明显的转向。但总体上看，演化经济学几个代表性学派之间的整合还没有彻底完成，尚未形成非常清晰系统的框架。而且，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过程中，在一些基础性方法的问题上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如价格理论、复杂建模分析方法和层级融合等问题，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完善。1996年，萨维奥蒂在评价演化经济学时就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当代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奇逊也承认，演化经济学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从历史的经验看，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理论的形成，的确需要长期的思想沉淀、检验与完善，这也是客观上影响演化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并不是说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全都是困难，就理论基础本身而言，演化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是它最大的“天时”优势所在。21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已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很多内容与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而诸如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这类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虽然与演化经济学并不完全重叠，但却在某些主题和方法上存在共鸣和声；它们的存在、传播与发展不会削弱，而会强化和有利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而就现实基础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大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充满了“生生不已”的活力场景，包括系统地总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回答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独一无二的“地利”条件。

当下，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在“人和”，也就是人的能动性问题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方法论特质的论述和阐明仍是必要的，但应当尽可能鲜活简明，并突出其方法论的独特性。第二，演化经济学要尽快地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将其思想和观点创造性地应用于解答中国问题上，以理论指导和解释现实，以现实检验和反哺理论，从而实现理论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三，进行比较系统的教科书或专著建设，由浅入深，由总揽到细分深化，针对各种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出版系统的教材或专著，从而使其理念和思想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与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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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虎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多元化研究趋势评析[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01).

(责任编辑：燕　祥)

作者：卢现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