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评析论文

[摘要]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是在深刻分析“中心—外围”全球化结构方面颇有建树的两种理论。这两种理论对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但是,它们也各有自己的缺陷。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评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评析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疫情全球治理探析

摘要：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流行，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风险挑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使得疫情防空困难重重，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和利益至上的发展逻辑，这一理论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抗疫，全球治理

随着疫情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新冠病毒几经变异，成为人类公敌。我国各领域防疫、抗疫举措不断优化。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降低。这一方面得益于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抗疫决心以及巨大投入;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于健康、社会安全的自觉维护也形成了程序化、常态化的生活模式。可以说，中国能够在如此大的人口基数背景下有力遏制疫情蔓延，与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都是分不开的。但是，放眼环球，不同国家抗疫政策大相径庭，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为了所谓的“自由人权”完全放弃对疫情的治理，放任自流。世界在空间维度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完全封锁隔绝无法实现，而且忽视联系的普遍性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样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针对这一波及全球的现实危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展开剖析，进而探寻疫情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空间的基本理论

马克恩和恩格斯对于空间问题并没形成系统理论。但是他们在一系列著作中（《共产觉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等），都把空间作为重要的批判视角。有对空间问题进行过系统的闻述。这些都为来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都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 他们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进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社会空间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城乡对立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而这一变化，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特性。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作坊，商业化的都市的兴起和传统城市及乡村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二）他们从资本增殖的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扩展。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现代社会的巨变，现代社会空间的拓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互交织，空间差异日益显著。因此，资本家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倾销产品，压缩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必然会不断调整和整合空间，进而使得空间障碍日趋消减。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同时贯穿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

（三）他们从社会革命的角度阐释了现代空间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空间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开放特性，才能更好促成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全人类的解放。

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

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凸显，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资本需要寻找更为广泛的差异空间。列宁和卢森堡的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凭借对殖民地的空间控制，攫取了大量资源和经济利益。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产物，是资本运动的方式，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三元论，即： 尝试建立一种“时间一空间一社会”的三元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空间”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融入其中，“空间”不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而其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现实载体。后续学者哈维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空间这一维度，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哈维在自己的理论中适当纠偏，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将公共资源私有化，剥夺压榨生存空间，积累对象也不再局限与生产资料，而是扩大到了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空间权利的生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控制人，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通过空间差异获取空间权力，建立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统治。这种扩张将让私有制成为影响全球的发展浪潮。而欠发达地区深受波及，为资本主义扩张的负面影响“买单”，利益却被搜刮殆尽。史密斯认为，地理空间生产是特定时期资本增值的重要方式。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从本体论角度深入推进和拓展，主要表现在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方面的研究。空间正义就是消除因为空间差异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并创造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差异性空间。而城市权利大体上就是一种集体权利，按照人们的现实需要去进行城市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增殖的需求。

尽管空间批判理论在诸多领域展开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利用空间差异转移矛盾的手段。但是和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空间批判理论始终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私有制不废除，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就会一直存在。

三、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疫情全球治理的启示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各地区各国都采取不同程度的抗疫措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波及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抢救每一个病患的生命，遏制疫情蔓延。与此同时，强有力地控制投机行为，保障医疗、生活用品平价供应，进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反观西方社会，坚持资本主义空间逻辑，没有在疫情初期有效遏制，奉行市场优先，而错失抗疫最佳时机。失业、通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资本流通受阻。正如马克思所说：贬值的发生，不是因为商品无法出售，而是因为商品无法及时出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前兆已经来临。而消费主义滋养下的行业面临破产、大规模失业，严格的防疫措施势必引起资本的不满。因此，从空间维度对疫情进行控制，在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复制，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无法有效遏制疫情的根本原因。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所强调的，资本扩张始终伴随着空间的扩张，空间受限势必影响到资本增殖。这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逐利性相悖，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为广闊的市场，无疑会打破一切空间上的限制，在疫情背景下引发社会矛盾。同时，基于医院等医疗力量的私有属性，无差别、免费救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当我们总结抗疫成功经验，并对国外现状进行反思的时候，应该关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而当今国际社会抗疫形式和疫情过后的矛盾日趋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战胜人类公敌的最终途径。我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支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建立的中国方案，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资本主义国家疫情的肆虐，也再一次为全人类敲响警钟，以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围绕着资本扩张和霸权主义，存在严重短板，无法抵御传统和非传统威胁。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中，提出的空间正义也正是指向于打破服务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空间生产，消除歧视和偏见。体现在疫情背景下，就是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平合作，携手抗疫，把人的生命将康放在首位。

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国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资本主义的无节制空间扩张，以及空间霸权，单边主义等显然与国际合作抗疫的精神相违背。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将人类世界视作普遍联系的共同体，凝聚全球力量，精诚合作，战胜疫情。才能构建真正安全、正义、有序的生存发展空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陈波，宋诗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35-43.

[3]胡博成，朱忆天.从《资本论》到新时代：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02）：214-224.

[4]薛稷.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格局、理论形态与当代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19（08）：42-48.

[5]韩淑梅.资本逻辑的空间化批判——大卫·哈维空间生产理论实质评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03）：99-103

[6]李春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J].人文杂志，2011（01）：62-68.

[7]欧阳康，王誉霖.后疫情时代人类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要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01）

作者简介：苏杭，1992年10月，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者：苏杭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评析论文 篇2：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述评

[摘要]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是在深刻分析“中心—外围”全球化结构方面颇有建树的两种理论。这两种理论对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但是,它们也各有自己的缺陷。

[关键词]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 全球化

[作者简介] 刘志明(1972—),湖南岳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球化、第三世界。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因此,研究全球化,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分析。国外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堪称此种理论的典型代表。

一、依附论概述

(一)依附论的产生及其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并未从此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就是基于解释这种现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外围并受剥削与控制的现状而产生的。战后拉美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为鲜明,因此,依附论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

与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研究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不同,依附论研究更侧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外围的国家,主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国家的变化对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把依附论看做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的确如此,依附论有时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关于依附论的理论渊源,不可否认的是,它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借鉴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则构成了依附论的“反题”。一般认为,依附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拉美经委会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提出的早期依附理论或不发达理论,其间接来源则是德裔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

(二)依附论的中心议题和主要观点

作为批判性解释外围国家和地区“依附”发展特点的理论,依附论把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绝大多数依附论者都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是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依附论者大多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至少是反对外围地区实行全盘西化的。依附论的著名人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就认为,外围国家要真正彻底地摆脱自己的依附局面,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 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依附论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

依附论流派众多。著名“依附论”历史学家、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把依附论分为3个流派:

1.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社会科学家的结构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派。这一派揭示了民族经济发展计划的限度。“支配-从属关系理论之父”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二元结构主义理论”的提出者塞尔索·富尔塔多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心-外围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劳尔·普雷维什有时也被视作这一流派的成员。

2.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巴西著名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鲁伊·马里尼、巴尼亚·班比拉,以及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都属于这一流派。该流派维护资本主义体系内依附性扩大再生产理论、对劳动超额剥削的理论、当地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或反革命政权倾向的理论,同时也不排除在依附导致贫困浪潮时产生民主倾向的可能性。

3.“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流派以巴西学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为主要代表。这一流派尽管承认经济依附和社会排斥,却批评对劳动超额剥削的概念、把依附性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的发展趋势的概念,以及社会主义是解决这些地区贫困问题的基础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克更多的是代表这3个流派之外的“依附论”的精髓。他把依附论区分为改革派、非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派4个主要流派。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概念。 他把“依附”界定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这样一种状况。在他看来,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加强自己仅仅是前者扩展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二、世界体系论概述

(一)世界体系论的源流与主要代表人物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全球化理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年出版其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形成。

一般认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多种思想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的长波理论,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及其“经济世界”的概念,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关于不发达的外因论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内因论发展观,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等,无不与世界体系理论存在思想渊源关系,都或多或少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世界经济包括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中心和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它们相互影响,并且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在发挥作用,是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论点。世界体系论认为,这个体系作为整体发挥功能的时候,不断汲取经济盈余,并且把财富和资源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导致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以及外围地区经济和政治的不发达。

因为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它常常被视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K.霍普金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巴里·K·吉尔斯、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等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

(二)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

这里主要介绍世界体系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

1.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他那里,“世界体系”并不是指囊括整个世界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的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和以广泛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内部包含多种文化的社会体系,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界定的政治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具有生物有机体一样的特征,即它也具有生命周期,只不过它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聚合的力量和分裂世界体系的潜能)构成。

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内是否存在单一的政治体系为标准,又将迄今为止出现的世界体系(或诸世界体系)分为“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两种。“世界帝国”由单一的政治体系控制。“世界经济”则表明,世界体系内不存在单一的政治体系控制,世界经济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或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可见,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概念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术语,而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3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只不过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沃勒斯坦认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 世界体系主要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存在,只是到了“延长的16世纪” (1450～1640年),才在欧洲产生了稳定的世界经济体雏形,即建立在互补性地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一体化的欧洲经济体。此前的世界经济体都极不稳定,要么转变成帝国,要么解体了。此后,在西欧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欧洲经济体这一体系不断向外扩张,将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国家、地区纳入体系中,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一体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这个世界经济体又被他称为现代世界经济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或现代世界体系。因为在沃勒斯坦那里,“世界经济体” 和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现象,而且,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多种文化制度和经济剩余的转移等都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内核。

2.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core)、边缘区(periphery)和半边缘区(semiperiphery)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 “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 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 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3.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争论

任何一种重要的理论,都难免引起各种争论。“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

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 “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三、关于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简要评析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

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

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2] [4] [5]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庆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60华诞论文集》[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3页,第53页,53-55页.

[3] [埃及]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29页.

[6]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7] [美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8] [美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9] [10]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第3页.

[11]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庆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60华诞论文集》[C].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89页。

A Review of Dependence Theory and World System

Liu Zhiming

(Acadamy of Marxism,CASS,Beijing 100732,China)

Key words:theory of dependencetheory of world system,glob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09-12-24责任编辑: 垠喜)

作者：刘志明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评析论文 篇3：

中国古籍平行语料库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摘要：本文综述中国古籍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研究，从翻译存在的问题、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新的阐释，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回顾平行语料库历史并展望新的未来。

关键词：中国古籍；平行语料库；英译

一、引言

语料库和语料库语言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兴领域，以真实的双语语料库或翻译语料库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平行语料库是其中一种，其可揭示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翻译语言特征形成的原因。平行语料库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和方法，在翻译实践领域越来越广为人知并带来极大的便利。中国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古籍英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1]翻译研究早已超越了一门学科的限制。[2]本文就近年来中国古籍汉英平行语料库的现状、目的和研究展望进行论述。

二、现状和发展特点

2.1 目前形势

就目前看来，国内的平行语料库基本都是汉语与英语的语料库，一般都是对古籍汉语进行英译研究。从近十年有关论文统计数据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典籍英译文本研究、典籍英译理论研究、典籍英译译者主体研究。典籍英译文本研究是目前英译研究的主要领域，译本类别研究涉及面广，但主要集中在文学文本翻译领域，研究方法多为运用国内外各派翻译理论对典籍英译本进行译本个案研究和译本比较研究。针对典籍英译理论研究也成上升趋势。随着翻译界兴起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以翻译的忠实标准为出发点，以译者主体入分析研究典籍。[3]典籍英译研究最初侧重于单纯的文本分析、译者及作品研究、译文比较研究，而后关注视角逐渐转向为翻译标准与翻译过程研究、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4]

2.2 发展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的流派主要有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释义学派、结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中国古籍英译近年出现“热”势，近期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有关古典诗词英译研究的论著出现较早。例如《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在英译中的体现》一文通过研究出自大家手笔的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作，联系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是如何在其英译中体现的。

第二，有关古籍研究的论著大多是介绍古今中外学者翻译活动，而且呈现在译著和译者的集中化。[5]就《道德经》而言，它的英译本书目较多，但是对译者的研究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有名的译者译本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英译、个别词语翻译、译本评析及文化意象转换方面，少有基于语料库的隐喻分析、英译文本中隐喻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核心概念提供意义解释，反映文本内部的关系。而对于《道德经》的英译研究，不少是基于西方翻译理论对两个或多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如王瑛就目的论对《道德经》的四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词汇、句法、修辞三个方面对译本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古籍翻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近些年来，两个译本和多译本分析渐渐摆脱单纯依靠西方某种翻译理论论证观点的模式，而是转向从多维视角对译本进行分析比较。如梁婧就两个英译本从文体、语义、文化韵味三个方面探讨古籍翻译的文化，对典籍翻译为文化的交流传播、传承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和前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从事典籍翻译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译者应熟悉中国文化，正确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论语》英译研究来说，国内的《论语》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论语》英译个案研究、《论语》英译对比研究、《论语》词汇英译研究。少有人从历史文化语境等视角入手，对《论语》英译史作一个系统的历时性研究。[6]

第三，近年古籍英译研究重视翻译基本理论的探讨。如张小波、张映先《从古籍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中国科技翻译2006年01期）一文揭示出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典文化经典翻译的影响。意识形态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也左右着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2]

三、分析与展望

3.1 存在问题

英译文本是源文本的再隐喻化和再概念化，这一过程使得各种语义互相关联的隐喻汇聚在一起，构成了道思想的一个庞大意义网站：任何解读没有对错之分，都在通过叠加离合创新而不断扩展这一网络。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从研究广度上讲，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主要集中于对有名译本的对比和分析。以《道德经》为例，国内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对少数大家，例如韦利、许渊冲、韩禄伯等，多数研究者只对他们的译作进行分析探讨，而忽视了其他不那么有名的译者的译作，这在无形之中也是否定了其他译者的劳动成果。研究分析应当从长远来看，多译本多角度进行对比评析，吸收各家所长，做到百家齐放，这样才能解决古籍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缺少创新的问题。[7]

第二，在研究深度方面，存在研究局限性。中国古籍名著的翻译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转化，更重要的是字面意义背后的文化知识，由于汉英两种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古汉语的特点，使得典籍翻译存在种种困难近些年来，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研究成为热点，但多数研究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很少有学者在哲学方面、政治方面、战争方面对古代典籍进行初步的认识和探讨，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归纳分析。

第三，在资料占有方面不够全面。研究者对于西方研究者探究中国古籍及其英译的情况了解不够全面，缺乏专门评论的文章，对中国古籍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层面上的研究过于款宽泛，并没有在资料的说服力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第四，单一文本分析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还有待商榷。研究者在探究过程中没有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往往掺杂着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研究成果也往往有着局限性和狭隘性。在未来的中国古籍研究中，研究者应带着辩证的眼光去审视多个译本，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做到完善。

3.2 解决方法

为了国内古籍英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扩展研究广度和范围。对中国典籍的英译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也不要拘束于大家的作品。典籍研究需从多学科方面展开进行。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美学、哲学、文学传播等非文学领域，并致力于政治、军事、科技、法律等方面的典籍英译研究，如《史记》、《孙子兵法》、《荀子》等，将中国的多元文化通过英译展现给世界，弘扬中华文化，消除国外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各国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等。[8]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深化研究主题。我们需要借鉴和运用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深入了解古籍的文化意义、哲学意义、政治意义等。

第三，丰富研究方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译学理论研究不断融合、丰富和发展。无论是文学理论、现代语言学，还是哲学、美学、生态学，都对典籍英译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科技的发展使得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加强将古籍英译与计算机软件结合研究和语料库研究，吸收培养各领域优秀人才，加强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现存资源，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

典籍英译的发展不仅仅是翻译学者的工作，它涵盖了从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到汉语文化专家到编辑出版校对人员的多个环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道义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强大的民族，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善于自律的民族，因而中华文化是具有先进性的，非常值得发扬发展，典籍英译的合理发展恰好可以推动中华文明国际化。[9]

四、结语

对于中国古籍的英译研究已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其目的就是提高中国古籍英译的研究水平，所以研究者应该做得全面具体，积累丰硕的可借鉴研究成果，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开创更广阔的发展前景。[10]中国古籍双语平行语料库对于基于语料库的知识积累获取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对于古籍英译的平行语料库的研究也应当具有多元对应现象，从大规模语料库基础上进行可读性方面的计算。

参考文献：

[1]刘泽权、闫继苗.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中报道动词及英译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04）.

[2]胡显耀.语料库翻译研究与翻译普遍性[J].上海科技翻译，2004（04）.

[3]陈莉.回顾与反思：国内典籍英译十年研究（2002-2011[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

[4]姚婧.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01）.

[5]张佳颖.中国古籍英语翻译初步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04）.

[6]李钢，李金姝.《论语》英译研究综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3（01）.

[7]马婕.《道德经》英译研究综述与展望[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09）.

[8]毕冉.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之思考[J].出版广角，2016（04）.

[9]王欣.汉语典籍英译发展综述[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03）.

[10]郭尚兴.论中国典籍英译的几个基本问题[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作者：蔡璐瑶　许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