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评析论文

[摘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整个过程，是对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根本准则。当前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较为多元化，至今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民主评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民主评析论文 篇1：

试析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境遇及未来走向

摘要：20世纪初，民主社会主义传入中国，鼓吹“社会主义”，但也只是昙花一现。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再度泛起，并于本世纪十七大前后有所张扬。无论民主社会主义怎样变通，只要其本质不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其滋生的土壤，只能日渐式微，走向终结。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境遇；未来走向

近几年来，一些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不断涌现，尤其是2007年初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的发表，使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话题再次被热议。本文试对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作一粗浅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未来走向。

一、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境遇

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发端于十九世纪初期，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其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以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改革开放以前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身与消逝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通过各种形式开始被介绍或传入中国，其中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潮，并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0年12月，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译书汇编》翻译了日本人贺长雄所著的《近世政治史》一书，该书介绍了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是中国人最早接触民主社会主义的起点。1903年2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书出版以后，对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主张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后，各个报纸和刊物介绍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译文和文章就多起来了。这一时期，中国人主要是介绍和了解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产生、发展和活动的大致情况。同时，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情况也作了介绍。“1912 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刊登的《德国社会党之胜利》以比较欣赏的口吻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纲领。”[1] （P.130）

由此可见，当时国内部分学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倾向还是比较赞同的。中国也出现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党派。1911 年 7 月 10 日江亢虎在上海张家花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布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还创办了《社会星》杂志，作为其喉舌，鼓吹社会主义。11 月 5 日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提议把研究会改建为“社会党”。 会议同意江亢虎的提议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党纲领。1912年1月2日，中国社会党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开展了一些宣讲活动。同年6月23日，由中国社会党人徐企文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工党（1月21日成立）与中国社会党发表《联合宣言》，并入中国社会党。“工党”的加入，壮大了社会党的队伍。4—5月，党内发生关于建党问题的争论，到底是建立一个“完全政党”还是建设一个“纯粹社会党”分歧严重，江亢虎赞成后者。为免于袁世凯上台之后的镇压，社会党逐渐失去仅有的一点进步性而沦为袁世凯的工具。为此，党内两派争论异常尖锐，并于11月2日党派分裂，旋即非江亢虎所在的社会党遭到袁世凯的取缔。之后，北京及地方的中国社会党支部参与二次革命，遭到镇压。1913年8月江亢虎在社会党第三次联合会上发表《去职宣言》，这标志着“当时社会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曾经‘鼓吹’过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怪胎”[1]（P.133）寿终正寝。此后，中国社会党又有过三次复党活动。第一次是在1917年，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党筹备处，不久夭折。第二次是在1924年，以北洋军阀为靠山，重组社会党，但仍然是一个在封建官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折中改良主义的党，并于1926年瓦解。第三次是在1939年，江亢虎又宣布恢复中国社会党。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活动，沦为汉奸卖国集团。随着日寇的投降和汪伪政权的垮台，中国社会党及其所鼓吹的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不三不四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彻底瓦解。

建国以后，受东欧各国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曾有所泛滥，但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教育，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潜存的思潮，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是高瞻远瞩，从党的思想建设的高度，十分注意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1957年，他就组织党内的一部分力量，翻译并内部出版了研究西方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麦克唐纳的《批评的、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总之，这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失去了传播的土壤，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存在的话，也仅仅是作为理论界批判的对象，在普通民众中根本没有产生影响。

（二）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起与张扬

改革开放以后，世界上36个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关系。社会党国际也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在西欧以外地区的活动，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取得了組织上的重大发展。这样就为其迅速传入中国提供了现实条件。几十年未曾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借改革开放之机又在中国重新出现。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影响逐渐扩大。

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民主”和“人道主义”。他们讲“民主”，主要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出发，抨击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他们倡导“人道主义”，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缺少“人道”和“人权”。民主社会主义正是靠这两个杀手锏，曾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陷于混乱。改革开放之初，民主社会主义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也是从“人道主义”和“异化”开始的。70年代末，有人把毛泽东的逝世看作类似斯大林逝世时的“解冻”，文学界出现了以控诉为主调的“伤痕文学”、哲学界出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人道主义”。这股思潮主要集中反映在一系列的书刊和杂志上：《新时期》杂志 1981年发表的《人的异化到人的解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研讨会、报告会等。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深刻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2]（P.39）。“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2]（P.41）在邓小平的提议下，我们党开展了以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为核心内容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场批判人道主义的战役仅延续了28天就突然偃旗息鼓了。

由于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被突然中斷，人道主义的思潮在80年代中期又重新活跃起来。1986年国内正式出版了王若水鼓吹人道主义的论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8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传和吹捧社会党的潮流，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随之开始扩张，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继续在国内蔓延。有人借第二国际100周年纪念之际，吹捧伯恩施坦、考茨基，宣扬他们的“功绩”。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国内的翻译和出版，其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一系列错误思想和理论的泛滥和流行，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出现。直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才又告一段落。

苏东剧变之后，国内思想政治领域和理论界对苏联、东欧等国发生剧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为主，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论证“中国的发展拒绝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觉或者不自觉，在客观上已经向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1年，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上刊登的《政治改革关键在于党自身的改革》一文中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新意在于淡化了阶级性，而强化了全民性。[3] （P.43）这种歪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歪曲党的性质的言论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纪之交再次泛起，并妄图影响十七大，于其前后形成高潮。

二、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未来走向

由第一部分可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目前正在泛滥，并直接危及到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及党的执政问题，这就有必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预测其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传播的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所鼓吹的“社会主义”，从总的情况来看，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本质上说，其属于带有封建主义特色、无政府主义特色和社会党右翼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1] （P.134）改革有开放以后在中国泛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自西徂东而来，具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新的特质，但无论如何改头换面，其与科学社会主义都有着质的区别。

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奉行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83年，社会党国际在《阿尔布费拉宣言》中指出，“我们实行我们所主张的多元主义”，社会党国际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建立在各种共存的价值观念团结一致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它把“能够促成各国人民进步和解决人类问题的各种文献纳入自己的文化宝库”。[4]（P.86）其实质是奉行世界观的多元主义，以及对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兼收并蓄，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

在政治上，赋予民主以“决定一切”的意义。民主社会主义原先名为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更名，把民主提前，就是要更加突出民主的地位，更加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要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而奋斗。其实质呢？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信奉民主制，而共产主义并不这样。”[4] （P.87）他们认为，“政党必须是人民党”，“必须向每一个赞成党的目标和政策，并且愿意为它们的实现而努力的人开放”。[5] （P.81-83）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暴政的体现，是对民主社会的精髓的否定。因此应该黏合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把共产党改造为“全民党”。他们号称：“摒弃一切阶级的专制，摒弃一切专政的阶级。”“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4] （P.87）他们讲的民主，实际上是主张多党制、议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

在经济上，主张混合经济、经济民主和福利国家的经济纲领和政策。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建立混合经济；在生产中，建立和发展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经济民主；在分配问题上，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的混合经济，“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国有的形式和私有的形式——的并存和混合”[6]（P.178），并不以公有制为“先决条件”。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对于改善工人处境，缓和劳资关系，维护工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好处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根本性质和工人的根本地位。关于社会福利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违反涉及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7] （P.117）所以，福利制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权利结构和阶级差别，也不能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各种弊病。

在国际政策方面，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发展等重要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应奉行国际缓和、共处、裁军、对话和合作的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反对霸权主义。但这些都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般民主立场上作出的价值判断，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只能流于形式，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由上可知，民主社会主义打的旗帜虽然是社会主义，但其理论和政策却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8] （P.115）其特性决定了其未来走向。虽然民主社会主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次变通，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但囿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其不可能摆脱发展困境，只能是日渐式微，最终将会如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言，“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9]（P.183）似乎已经到来。其境遇在中国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 （P.11）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产生和实践于西方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其所主张的“民主模式”也主要是建立在“西方那一套”的基础上，所以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没有产生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就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植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生长的土壤和根基，其在中国的未来之路将是一条死胡同。

参考文献

[1]刘书林.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曹思源.政治改革关键在于党自身的改革[J].中国国情 国力，2001，（5）.

[4]邢贲思.当代世界思潮[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5]托玛斯·迈尔，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导论[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6]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7]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勃兰特等，丁东红等译.社会民主与未来[M].重庆：重 庆出版社，1990.

[9]李宏.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刘 强]

作者：梁丽辉

经济民主评析论文 篇2：

经济法基本原则探讨

[摘 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整个过程，是对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根本准则。当前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较为多元化，至今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应当遵循一定的标准，必须立足于经济法的特征、本质以及价值理念，体现其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根本任务和追求实质公平的价值观，在表述上，应当符合经济法的语境。根据这些标准，文章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提炼为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及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定标准；基本原则构成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应当有其特有的调整原则。在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时，首先应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予以明确。由于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法较晚，对于其有哪些基本原则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诸多学说，颇为混乱，有必要进行梳理。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由法所确立的在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时，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经济法的原则，则是指由经济法所确立，在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法的原则有基本原则和局部性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原则同样分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的局部性原则，我们探讨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涵盖整个经济法部门，该部门所有法律规范从其制定到实施全过程都要贯彻的经济法原则。[1]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状况评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达成基本共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经济安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2]史际春、邓峰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3]顾功耘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正原则、经济安全原则。漆多俊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原则。[4]邱本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单飞跃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促进市场效率原则、政府经济行为正当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以及经济安全原则。刘水林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原则和交叉公平原则。[5]鲁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6]程宝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上述各种代表性的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极大的丰富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有的学说将非法律原则表述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等，这些都是经济学的概念，并未反映权利义务关系的要求或特点。第二，有的学说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公平原则不仅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部门法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将其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无法体现经济法的特性。第三，有的学说把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当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社会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原则是以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为目标的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将其挪用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恰当。第四，有的学说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机械组合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这分别是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不出整个经济法体系的特征。第五，有的学说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效益原则等。民主、公平、效率均属于法的价值，法的原则应当体现法的价值，但并不等同于法的价值，因此不宜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照搬为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

在提炼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否则基本原则的确立就会形成上述混乱的状态，失去其应有的本原性和准则性。总体来讲，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具备一般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又要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应当有以下几条标准。

法律规范性标准。所谓法律规范性标准，主要是针对当前一些学说把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照搬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现象而提出。法的原则作为法的三大要素之一，本质上是法律规范，是法言法语。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应如此，即首先必须先具备法的规范性，然后再反映其调整经济领域的立法特性。

高度抽象性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性，要在经济法的体系中起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法的基本原则往往体现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与本质，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规则，而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

特定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体现经济法本质，经济法本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要能够从理论上强调经济法的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方面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适用于经济法，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也不适用于经济法。

普遍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与一般的经济法的法律条文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一方面，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贯彻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整个动态的过程中，而不能仅仅适用于某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经济法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整个领域，涵盖了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及市场规制法等部门法。

价值性与指导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有指导性的价值，这可以说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遵循的价值性标准。一方面，由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反映着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价值和理念，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成了经济法规则和价值的交汇点，它体现着经济法对于经济法主体的作用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对经济法的一种理论的抽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最高规则，从法院适用法律的角度看，它是能够克服经济法作为成文法的局限性的弹性规定，对法院适用法律起到指导作用。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应由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及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构成。

（一）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经济法是一种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新制度，经济法旗帜鲜明地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即所谓的“社会本位”。同时，鉴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其他社会利益的维护则由社会法等其他法的部门承担。

正因为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为根本任务，才使得经济法区别于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和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商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法律形态不断创新，资本、信息、抗风险能力在市场主体间分配不均衡，出现了垄断、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行为，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这些问题仅靠民商法中的权利义务机制、平等自愿原则或者侵权、违约责任等手段来解决，有时是无能为力的。在私法的保护显现出不足和软弱的情况下，就需要公法的介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主体间进行权利义务的再平衡。

（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经济法本质上即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强调国家应对进行干预，又强调国家的干预应当适度。国家的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以及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方法和手段，国家适度干预包含以下两点。

首先，适度干预应当合法。任何类型的国家干预必须在主体、内容以及程序方面具有法律依据，具体来讲，合法干预的内容包括：干预主体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得为国家干预行为；干预行为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授权为国家干预行为，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干预主体不得为自己或者特定机构创设无法律依据之干预行为；干预程序合法，即国家干预行为必须符合程序法规范的要求，使干预行为具有程序性，它是正确行使干预行为的根本保证。

其次，适度干预应当合理。所谓合理干预，是指国家干预行为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的就无需进行干预，否则，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合法干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合理干预主要包括干预范围合理以及干预力度合理。干预范围合理是指国家干预的范围不应超出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信息失灵、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等问题。干预力度是决定干预绩效的关键，力度不足必然导致预期的干预效果无法达到，力度过大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市场失灵的程度，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权衡考量。

（三）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

由于社会经济总体由全部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构成，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必须注重维护而不是妨害广大经济主体的利益，否则维护社会总体效益便是一句空话。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起到一种“衡平”的作用，在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在不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进行衡平，以最终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因此，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7]

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体现了经济法实质公平的理念。民法的公平以个人主义为指导，在法律上规定按照统一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这种公平是一种形式公平，它对实质性的社会正义问题，如贫富差距、垄断等问题无能为力。经济法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目标出发，在形式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强调不同情形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追求的这种公平，称为实质公平。

上述三条原则具有各自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理念，强调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是经济法的根本任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反映了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本质，认为国家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和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根本方法。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体现了经济法实质公平的价值追求，在经济法主体之间以及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李昌麒.经济法学[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当论[J].法律科学.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5]刘水林.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学和法哲学解释[J].法商研究.

[6]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J].现代法学.

[7]杨紫煊.经济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王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作者：王超

经济民主评析论文 篇3：

充分发挥国企在遏制通货膨胀中的作用

[摘要]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国有企业应将维护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当作头等大事，以平价向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副食和生活用品，防止物价上涨造成灾难性后果。

[关键词]自然垄断 国企改革 私有化 通货膨胀

[作者简介]杨斌（1957—），广东大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应高度重视垄断行业私有化的危害

美国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小的国家和产业领域，实行跨国公司直接收购兼并，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大的国家和产业领域，则往往以产权多元化为借口，提出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看似中性的产权改革，让跨国公司间接参股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政府双边高层战略会谈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目标。美国的这种图谋，是否也会误导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并保持警惕。美国本国爆发危机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美国鼓吹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性。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灾难的例证，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而被迫重新国有化。尽管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会出现腐败，但其程度远远低于廉价出售巨额国有资产的腐败。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的时期，从整体上来说是高速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时期腐败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中国某些地方将自来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国企出售给西方跨国公司，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令消费者感到难以承受，充分说明用私人垄断替代公共垄断根本不是改革出路，这样将会释放私人资本追求垄断寻租的更大贪欲，必然加重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西方企业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利用涨价来推动颜色革命。

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订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社会分红并造福于全体人民。实际上，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并且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还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并减轻消费者负担。

当前美欧金融动荡加大了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中国应采取更为科学、民主的办法来应对新一轮冲击危险，防止仓促投资、天量信贷、高铁事故、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教训重演。科研开发投资有振兴国民经济的宏观意义，中国应将可能陷入闲置的大量企业改造成科研开发基地，以较少的成本将现有科研开发的规模扩大数倍，加强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力度，投入充分资源促使核电、高铁等高风险技术日趋完善，在确保技术可靠性、安全性的基础上投入运营，以跨越式科技进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好应对全球经济动荡。

国际粮食、能源价格受到国际金融资本投机严重干扰，根本无法正常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和市场供求关系，国内粮食、能源价格同国际市场接轨不利于实体经济正常发展，价格暴涨时会削弱生产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压力，同时给广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价格暴跌时就会造成生产企业的严重亏损和经营困难，同时不利于价格正确反映成本促进节约资源与合理消费。有关方面出台国内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措施后，石油价格跟随国际市场上涨比较容易而下调困难，结果造成国内燃油价格反而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随国际油价上调就明显不合理，成为有人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和经济效益的借口。

发挥国企社会稳定功能遏制通货膨胀

2011年，国际投机资本纷纷从即将破灭的金融泡沫领域撤出，涌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炒作，导致粮食、能源价格暴涨，成为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众不满和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导火索。面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中国政府应向国有企业提出任务并给予支持，国有企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努力消化成本上涨压力，而不应跟随国际市场投机涨价趋势谋求超额利润，向广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转嫁国际价格上涨的负担。这样苦练内功消化成本提高效率更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否则一旦诱发政治动荡，整个社会和相关企业都会蒙受更大损失。有关部门应果断将国内价格机制同国际市场投机脱离，鼓励外贸国有企业绕开西方金融资本操纵的商品期货市场，直接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商谈长期交易，这样减少投机干扰有利于价格更好反映真实价值，有利于减轻消费者负担和企业安排长期生产、投资。经济界应清醒认识到国际市场受金融投机资本严重操纵，与其接轨不利于资源有效分配和实体经济正常运行。国家应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基金和战略物资储备，进行同国际投机相反的高抛低吸操作稳定价格，防止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伤害企业和消费者。2004年到2008年期间，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各种基金数量由4000多家增加到9000多家，估计投资金额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2007年12月，对冲基金等投机性交易占到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交易量的70%以上。当前全球原油每日需求量约为8557万桶，但期货市场的每日交易量却达到1.2亿至1.6亿桶，正是这种能源期货交易的疯狂投机导致了油价飙升①。埃及、突尼斯取消政府价格补贴并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促使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农产品、能源价格暴涨暴跌毫无阻碍传递到国内，对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并制造颜色革命创造了条件。

针对目前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形势，中国应尽快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当前中国应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国有经济在关键生产、流通部门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面对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应顾全大局，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将维护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以平价向广大民众供应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炒作抬价的商品，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利益，还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保证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全社会民众的存款安全。

2011年广州为应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的局面，建立了政府扶植兴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连锁超级市场，向广大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各种食品、日用品，直接同菜农签订规定品种、质量、价格的长期供货合同，绕过三、四个批发流通环节并且节省了大量成本，向菜农采购蔬菜价格优惠明显高于私人商贩，蔬菜销售价格却比私人商贩、一般超市低30%～50%。政府仅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而不需要补贴销售商品，新型公有制连锁超市依靠薄利多销吸引顾客人气，廉价蔬菜副食促进了日用品的销售和企业整体盈利。广州的新型公有制企业兼顾了多方面的社会利益，包括政府、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职工。这种遵照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建立的新型公有制企业，社会效益明显优越于依照科斯产权理论建立的私有股份制企业，应作为维护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措施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

全国从事农副产品和食品加工、销售的中小型企业，应该由类似广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占有主体地位，政府启动资金作为体现社会利益的全民公有股，由政府代表、消费者代表直接进入董事会监督经营，确保企业以供应物美价廉商品，同时广泛吸引居民、企业职工和社会投资者入股。在全国广泛建立起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利于遏制私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现象泛滥，经常引发恶性公共卫生事件并严重威胁公众食品安全的局面。中国不必担心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率低，匈牙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期，曾广泛建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集体合作社，取代匈牙利事件后被迫分田到户的分散个体经营，结果生产的社会化促使农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可靠促使匈牙利成为农业出口大国，生产效率甚至明显高于英、法等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增长高于城市居民，显著缩小了城乡差距。

中国应继承建国初期发挥国营经济优势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的重任必须由有社会责任感和全局观念，以稳定社会经济为首要任务的国营企业、国营商业来承担。当私营企业囤积粮食、棉花、煤炭和工业原料时，国营企业反向操作，组织紧缺物资的生产、流通并平价供应市场，这样才能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稳定。有人认为建国初期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解放初期中国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且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失业严重、物资短缺和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但是，我们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办法，在努力保持物资、信贷、财政、外贸平衡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并且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无需实行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扩大生产、就业，无需采取严厉的一刀切紧缩政策也能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成功治理了国民党政府及美国顾问都束手无策的经济顽症，创造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这种经验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以服务包括消费者、职工在内全社会利益为宗旨运行，而不应遵循科斯产权理论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当前中国开始尝试国有企业进行社会分红的措施，是符合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的正确改革。国有企业应摆脱按西方公司制企业运行的狭隘改革思路，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利用其拥有的强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能力，主动尝试帮助解决社会民众不满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向广大民众供应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食品，消除假冒伪劣食品恶性事件频发引发的广泛担忧，按人口数据有计划大量兴建质量可靠的低价保障性住宅，充分满足90%中等、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需求，消除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诱发金融危机的宏观风险，支持扶贫、教育、就业培训、医疗、科研等公益事业，在社会群体事件频发和分裂活动猖獗的地区，兴办提供大量稳定就业和思想教育的新型公有制企业，未雨绸缪消除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和西方干涉的土壤，这样中国广大民众也丝毫不会受到美国宣扬的反国企舆论影响，在关键时刻还会挺身而出维护国企和国家安全。

中国应该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有制企业，既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生产社会化属性，又能灵活经营并避免过于集权的弊端，公司治理应该体现广泛社会代表性和经济民主，股权结构融国有、集体合作和个人投资于一身，职工、消费者代表都能直接参与监督管理。德国的莱茵模式强调职工参与监督和经营，在二战后的社会改良实践中取得了不小成绩。德国私营股份公司如此重视职工参与，中国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应以此为方向。国有股实际上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产权，应充分发挥全民社会监督的作用，国有股的代表、监督权不能单纯依靠国资委，应选择具有一定知识的社会成员，关键是没有关系背景和受贿嫌疑的人，能够代表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普通人参与。排除少数精英担任国企独立董事的模式，并且定期轮换，让普通社会成员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权代表人，直接参与公有股份公司的监督与重大决策，充分发挥公有产权的全民所有和为全民服务的属性。这才是中国新型公有股份公司的正确改革方向。中国依据马克思的股份制和产权理论，将公有产权与股份公司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公有产权服从大局、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股份公司广泛筹集资金、经营灵活的优势，那么中国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公司，完全能成为优越于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崭新企业。

美国所竭力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击的那样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经济基础。中国的公有制具备为追求、维护社会利益进行无限的制度创新潜力，但是，中国人需要有决心、耐心、毅力，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将这一无限潜力开发出来，通过科学试点探索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宏观和微观的民主参与制度，如可以让热心公益的普通民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企业监督经营，让孩子母亲直接参与监督奶粉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让普通民众在国家支持下参与设计和建设理想的住宅小区，让普通民众代表直接进入一切关系自身利益的关键的决策领域，直接参与制订并监督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关键决策，这样才能排除金钱操纵政治和强势利益集团狭隘私利的干扰。

中国国有企业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办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避免出现美国大财团通过垄断经济进而操纵政府、议会的局面，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坚实的经济民主基础。中国应珍惜公有制企业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机遇，即人类文明进行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中，能够摆脱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束缚，消除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创造出一个既能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达到个人与社会利益高度和谐一致的理想制度。中国实现这种理想制度不存在垄断资本既得利益的阻碍，只要我们排除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诱惑，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进行长期的科学实验、探索，就完全可能创造出这种理想的政治、经济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2][美]史蒂文. 希亚特.帝国金钱游戏[M].王少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

[3][美] 恩道尔.石油战争[M].赵刚译，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8.

[4][美] 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M].殷雄译，新华出版社（北京），2001.

[5][德] 汉斯.马丁.全球化陷阱[M].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

[6]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M].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00.

On SOE’s Role in Control of Inflation

Yang Bin

(Institute of Marxism, CASS,Beijing100732)

（收稿日期: 2011-09-10 责任编辑: 垠喜）

作者：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