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视角下民俗文化论文

2022-04-27

[提要]建设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对赣南客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和活态化传承的实践尝试。然而调研发现,当前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存在诸多困境,突出表现为管理机构建设乏力、整体性保护理念淡薄、社会思想认知和参与度不高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生态视角下民俗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化生态视角下民俗文化论文 篇1:

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摘 要]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非遗保护也从对非遗本身的保护提升到了对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根据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来设立,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性保护的创新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融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环境,很好地将保护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农业、旅游、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条件充分整合,达到更好保护效果。本文结合江门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江门侨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整体性,还有地方性的特点,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构成了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地区,民俗习惯和地理特征都有明显的区别,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地域性,对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需要结合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就是根据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来设立的,融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环境,很好地将保护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农业、旅游、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条件充分整合,对非遗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是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的一个创新,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出发,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点到面,有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既注重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也保护其得以存在的环境。2007年6月,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标志着我国非遗的区域性整体保护之路正式开启。此后,全国各地根据地域文化特点,相继申报不同文化特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地域文化是指不同区域人群在从事生产及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艺术、风俗习惯等内容的总和。在这个区域环境中,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历史发展等因素都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形成,也就有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充分展示了地域文化的特点。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就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的区域性保护,保护区域内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的各种元素。

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政府、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也提高了,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和措施还是不足的。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次探索和创新。

(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要满足以下条件:傳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并为社会广泛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分布较为集中,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和鲜明的区域、民族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良好;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与参与保护的自觉性较高;当地人民政府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保护措施有力。这些条件正好说明了该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浑厚,具有鲜明的区域代表性,充分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意义重大。

(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是依存在物质、环境、人群中的,并不会孤立存在,因此,保护其存在的各种因素才能达到更好地保护的目的。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政府层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保障,要求生态保护区建设要“见人见物见生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生态环境一起保护;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居民,保护其生活方式,避免生态保护区内的传统村落、老街变成空心遗址,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传承基因、环境和土壤。

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与当地的社会人文、自然等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失去了特定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发生急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整体性保护的内涵,不仅仅限于单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关联的诸种条件,也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与之构成传承链条的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系统整体。

(一)对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

文化生态空间是指“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或是以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文化生态空间实际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存在的空间,包含有物理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意相关的问题,诸如“空间”、“背景”、“环境”、“文化土壤”等,具有空间物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既是地域的产物,也与地域息息相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首先要关注孕育该文化的自然生态,只有保护好其原生的自然土壤,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重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对“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保护。在保护文化生态和历史环境的同时,解决原住居民的生活条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增长发展的整合与协同推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共融共生、均衡发展。

(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在文化生态环境中,地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可或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影响,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则是形成地域文化自觉自信、营造良好精神环境的有力保证。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既要积极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也要积极保护当地传统文化,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将如何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纳入建设措施之中。

增强传承发展的活力,就是有力的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遺产活动的繁荣,必定对当地传统文化产生推动作用。

(三)对非遗传承人群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离不开人,传承人群队伍的保护及壮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通过对当地的民俗和文化进行发掘和保护,繁荣民俗文化活动,培养民众的文化信仰,特别是提高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提高年轻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参与保护传承,有着深远意义。通过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建立传习所、发放传承活动补助经费、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著书立说、推广宣传等形式,加强对传承人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支持保护。

如在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将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成传习所的时间面积、传承人补助经费、保护扶持措施等写入总体规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将江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教学计划,组织编写中小学版《江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土教材》,通过课堂教学和校园展示,提高中小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团队,建立传承兴趣队,在青少年中扩大传承人群;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媒体,加强传承人群社会宣传,提高传承人群的美誉度,增强传承人群自信心与自豪感。

结语

随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不断发展,重视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定会取得越来越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董明慧.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J].中州学刊,2013(09);

[2]杨雨佳.非遗文化生态空间的特征及保护[J].榆林学院学报2014(01);

[3]张松.作为文化生态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国保护实践的理论思考及问题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

[4]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2017-2030)。

作者简介:潘景全(1974—),男,本科,群众文化馆员。研究方向:美术专业、非遗保护工作。参与“江门市东湖广场大型舞会”、“百歌颂中华”、“同饮一江水”、“江门市美术书法作品展”、“十分钟文化生活圈”、“周末艺术沙龙”等活动。“江门市东湖广场大型舞会”获广东省特色文化品牌称号。现任江门市文化馆非遗办公室主任。

作者:潘景全

文化生态视角下民俗文化论文 篇2:

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

[提 要]建设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对赣南客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和活态化传承的实践尝试。然而调研发现,当前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存在诸多困境,突出表现为管理机构建设乏力、整体性保护理念淡薄、社会思想认知和参与度不高等。针对以上困境,提出如下应对策略:完善管理体制,实现整体协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客家文化活态传承;广泛宣传动员,凝聚社会各界协同支持的保护合力。

[关键词]赣南客家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对策

[作者简介]潘锡杨(1986—),男,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客家文化;(江西南昌 330045)朱圣兰(1972—),女,江西商务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广告学及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YG 2017272)

客家是我国汉民族中一支庞大的地缘性群体。赣南是全国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生活在赣南的客家人总数超过900万。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对于保护和传承赣南客家文化意义重大。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保护理念和实践尝试,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在此背景下,结合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溯源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源于文化人类学,早期以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年)为首的历史地理学派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民族文化发展进程具有多向性,各民族并非遵循同一路线进化,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时又受到外部文化传播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受生态学的启发,在反对历史地理学派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概念。“文化生态学承认文化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它们是由一个社会与其环境互动的特殊适应过程造成的。”[1]他认为文化从一开始就处于自然的、社会的变动复杂的环境中,文化形态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源于文化生态学。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文化系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我国学者提出并开始研究文化生态失衡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我国政府部门也积极投入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并制定了相关文件,如《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等。这些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

二、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实践困境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赣南客家文化,2013年1月,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批准在江西赣州市设立国家级“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2016年9月,《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论证,次年获批准实施,标志着赣州市正式跻身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行列,也成为江西首个地市综合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时至今日,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探索虽已持续近7年,但笔者在走访调研过程中仍发现面临诸多困境。

(一)管理机构建设乏力

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范围为江西南部客家文化产生、发展、传承的地域,基本涵盖了整个赣州市行政区域。赣州作为“客家摇篮”,下辖18个纯客县(市),占全国纯客县(市)的五分之二,其客家人口900多万,占大陆客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2]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96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165项。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范围应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和自然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应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要与相关的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利用、旅游发展、文化产业等专门性、专项性规划相衔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具体工作要求文化部门与城建部门、国土部门、水利部门、教育部门、环保部门等多个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策划。

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在申报之前就成立了赣州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领導机构,也制定了很多相关政策,但保护区建设面积大、保护任务多,丰厚的文化遗产都零散分布在18个区县、乡镇、村组间,具体工作仍是由各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负责,各自行使权力。因而,在制定政策、推进工作、保护措施和保护力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县级生态保护区领导小组大都不是一个实体的机构,虽然建立了办公室,但不是常设机构,基本上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3]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领导小组成员既没有专业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因此,在管理机制、工作决策、组织保障或政策执行等方面没有任何效力,也很难推进一些具体的工作决议。以上情况阻碍了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顺畅运行。

(二)整体性保护理念淡薄

《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确定重点区域进行整体性保护”,既要保护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随意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又要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项目之间,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可见,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将单一性的保护模式转变为多样、协调、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近年来,赣南客家地区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江西客家博物院已设立、收集了大量客家民俗文物藏品,抢救性保护了一批濒临灭失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对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仍有欠缺。以赣南围屋为例,它以祠堂为中心,集家、祠、堡于一体,有几十间甚至上百间的房间,可同时容下几百人。它的建筑构造不仅可以防火防盗,还可以抵御外界攻击。更重要的是,其屋内的檐梁雕塑及装饰画具有较高的艺术风韵和文化特色,因而有着“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汉晋坞堡的活化石”的美誉。[4]从建筑风格、功能设计、雕塑技艺到民俗风情无不展现出客家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目前围屋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被严重破坏,原因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围屋本身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现代化的生活要求。大多数的围屋要么被遗弃要么被拆除,或在围屋的旁边新建了与整体风貌极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以位于龙南县里仁镇的鱼仔潭围为例,其始建于清朝道光九年,历时九年建成,至今已有18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级AAA旅游景点和江西省AAAA级乡村旅游点。然而,在调研中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早在十多年前鱼仔潭围就开发成了旅游景点,曾经慕名前来旅游观光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可是,近些年来围屋因为没人管理维护,有的甚至坍塌或被洪水冲毁,旅游设施也被人为破坏,很少有人来参观了。客家围屋承载的精神归属感和浓厚历史文化氛围遭到破坏,承载的赣南客家族群的精神、道德、价值及文化认同也逐渐弱化、消失和蜕变。

(三)社会思想认知和参与度不高

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研究者的使命,更应该成为当地居民广泛关注的话题和踊跃参与的事业。因为客家民众是客家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展现者和继承者,民众的参与是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坚实基础。然而,调查发现赣南客家文化保护的社会思想认知和当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一方面,赣南客家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或在进城务工的大潮中脱离了原来的生活文化环境,迅速卷入现代化商业性娱乐文化中,对客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礼仪日渐淡忘、抛弃;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教育普及和形成整体性活态化的保护理念,目前大部分当地社会民众尚未认识到客家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开发利用的实践活动也相对分散且规模较小,没有形成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客家文化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策略

(一)完善管理体制,实现整体协同发展

文化生态保护区,虽然不是行政区,但与行政区有交叉重叠,并且依托一定的行政区设立,对辖区内积淀深厚、存续状态良好、价值与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所谓整体性保护,即对文化遗产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保护。其中文化遗产既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不仅指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包括人文社会环境。而要实现活态传承,就必须关注文化的产生、传播和演化全过程,离不开多个部门的工作协调、人员协调和利益协调。可见,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建立并完善领导机构。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在赣州市辖区内,依托赣州市政府保护区域内的客家文化形态,赣州市政府是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牵头者和协调者。值得肯定的是,早在2013年,赣州市政府就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赣州市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在这一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全面启动,并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成立了“赣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江西省客家文化创作基地”。展望未来,还要进一步健全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如实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其次,集思广益制定工作方案。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就是要做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实现文化整体协同发展。因此,根据《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时,要做到集思广益、因地制宜。集思广益,就是要广泛听取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文化旅游、国土资源、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专家学者和当地民众的意见建议。因地制宜,则要求根据赣南18个客家区县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的类型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保护方案,采取针对性强的保护措施。

(二)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客家文化活态传承

刘登翰等学者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对象化。[5]文化生态保護区与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根本区别就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和行为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重在对人的动态性保护,即文化的活态传承,它是指在非物质文化资源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6]。活态文化保护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活态的、处于进化过程中的,要在相应的文化生态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要在原住民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7]因此,对客家文化(赣南)生态的保护,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其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要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区、人与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们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获得保护活动、社区生活、客家文化的秩序和意义,使保护区人们的生活有意义、有动力、有活力,动态、良性发展。其二,要尊重和传承保护区的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进行各项目摸底普查,建立项目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历史文化名录。最后,在建成空间和活态传承的机制之中,要注意保留新条件下的文化空间,让代表性传承人继续活跃在社区生活中,在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更好的传承条件。

(三)广泛宣传动员,凝聚社会各界协同支持的保护合力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如果将文化生态保护区比喻成一座大厦,那么自然环境就是“地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屋顶”,而管理机构、学校、社会公众形成的保护合力就是支撑着这座大厦屹立不倒的“承重墙”。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联系的工作,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力量。作为科研人才的集聚地和学术研究的高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文化生态保护理论研究,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通过举办专题学术论坛和学术刊物,有利于提高文化生态保护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成效。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学校和科研院所通过编写专业性与通俗性、科学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教材,有利于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源源不断地培养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层次人才。[8]“非遗的危机是传承的危机,而传承危机的实质是项目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脱节。非遗进校园,就是非遗进现代教育体制,只有利用学校,才能够培养更多的传承主体,同时可以建立起学生对于本地区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9]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3年赣南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客家研究中心,多年来对客家文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赣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也关注赣南客家民间美术的传承保护与推广传播,创设了“守护客家非遗”艺术工作坊,培养大学生群体中潜在的“传承人”。[10]这就为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专业实践平台。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创造物,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最根本的要素。保护区内的900多万赣南客家人既是保护的对象,同时又是客家文化保护的主体,要支持客家民众经常性举办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传承享用保护成果,增强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积极参与客家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使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理直气壮地讲好家乡的故事、讲好客家人的故事。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动态传承,更离不开非遗传承人的辛勤耕耘。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要重视对其承载者、守护者和传递者——非遗传承人的保护。

此外,文化生态保护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A·哈维兰指出:“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11]在当前信息社会背景下,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扩大赣南客家文化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建设。企业家和金融界的支持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使赣南客家文化的宣传、推广和保护区建设进展更加顺畅。

[參考文献]

[1](美)朱利安·H·斯图尔德,潘艳,陈洪波译.文化生态学[J].南方文物,2007,(2).

[2]黄娟.客家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变研究[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5.

[3]陈华文.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探索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4]张贤忠.东方古堡围屋神韵——赣南围屋问鼎世界文化遗产[J].客家龙南,2014,(19).

[5]刘登翰,陈耕.论文化生态保护——以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6]本报评论员.活态传承 活在当下[N].中国文化报,2012-06-11.

[7]张珟.基于文化生态学的格凸河苗寨文化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4.

[8]熊国平.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9]高丙中,宋红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机制梳理与政策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6,(2).

[10]赖小明,谢宁宁,李佳.赣南客家民俗文化影像数据库建设研究[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5).

[11](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第10版)[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上官涛]

作者:潘锡杨 朱圣兰

文化生态视角下民俗文化论文 篇3:

文化生态视角下的杨桥古镇旅游开发

摘要: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得到广泛关注,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最有效的途径,而文化生态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很少有古建筑群从传统产业中转型,即使开发,也往往过于商业化,导致文化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纵观国内外古镇旅游开发成功案例,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依托古镇传统文化。本文以杨桥古镇为对象,从文化生态角度分析并归纳杨桥古镇的发展问题,从而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古镇开发;文化生态旅游;杨桥古镇

0 引言

随着人们对传统村落重视程度的提高,如何运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经济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常州众多古镇中,杨桥古镇拥有悠久的历史,但近年来由于杨桥没有及时调整开发策略,加上地理位置偏僻,其历史文化逐渐衰落,景观生态也未及时得到整改,古镇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杨桥古镇的人文景观较古老,商业开发程度比较低,只有古镇生态开发与文化建设保持良性互利的关系,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建设目标才能通过古镇旅游开发得以实现。

1 开发文化生态旅游的意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众所周知,湖南湘西州是中国的贫困地区,但依托文化生态旅游[1]得到了发展。2018年,湘西州的GDP是1952年的62倍,2019上半年GDP更是高达334.90亿元,成功实现了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望。生态文化旅游的开发有赖于便捷的交通设施、完善的电力水利设施等,发展文化生态旅游能够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2]。以国内其他古镇旅游景区为例,乌镇发展旅游业,使当地的道路、基础设施、旅游服务等发生变革,乌镇建设管理委员会还提出了“整个乌镇镇区景区化”“两区两化”的总体规划目标[3]。这不仅能提升旅游的丰富程度,而且能为民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2 杨桥古镇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优势

2.1 文化历史悠久

杨桥古镇一个被遗忘的原生态古镇,还是一处拥有红色文化历史的古镇,该地区是武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点,目前仍有革命遗存建筑[4]。幽长的青砖路、交织的小巷、傍水的民居,整个村庄具有浓厚的水乡村落风情,极具古典韵味。古镇民宅都有雕刻精巧的木门和木窗,古典风貌尽显。杨桥古镇有品种繁多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如传统美術杨桥捻纸、传统活动杨桥庙会、传统饮食文化等[5]。虽然已不像古时一般是集市贸易中心,但流传下来的文化遗迹依旧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2.2 村落原始生态良好

杨桥古镇地理位置偏僻,去往古镇的道路并不四通八达,并且当地的开发与保护力度小[6]。因此,古镇植被覆盖率高,所有宅前都有一定程度的绿化。古镇地形独特,沿河人家都筑有临水码头,且沿用至今[7]。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也很强,古镇内部河水清澈且无异味,鱼类众多,水生植物长势较好,颇有开发潜质。

2.3 建筑遗迹众多

杨桥古镇的建筑遗迹众多,建造年份不一。例如,有以太平庵、洪家大院为代表的明代建筑,有以牧斋院、保丁寺、戴家府邸、堵家塘民宅为代表的清代建筑,还有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民国建筑[8]。古镇的建筑具有极强的江南水乡的特色,能给人们带来亲切舒心之感。目前已查明的古建筑、古遗迹共有25处。除了具有古典风貌的建筑,古镇附近还有一处战争时期的烈士纪念碑。

3 杨桥古镇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劣势

3.1 传统建筑受损严重

杨桥古镇内部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建筑遗迹以及部分民居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墙面脱落、墙体开裂等问题[9]。部分房屋基座裸露,房屋局部如门窗、屋檐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严重的甚至出现了屋顶砖瓦脱落的情况。有些建筑形制、内部装饰、建造用材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0]。建筑遗迹虽然多,但是并没有及时修整,导致视觉景观差,影响了游客的体验。

3.2 原有村落格局未进行规划整合,景观视觉差

杨桥的空间格局比较传统,因为知名度小,所以人们对古镇的重视度低,没有及时对古镇进行规划整改。由于原住居民较多且大多为老弱妇孺,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也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杨桥古镇的传统村落格局虽保存良好,但未得到合理利用及开发,很多街道存在脏、乱、差的状态,景观植物也没有做好规划,四季植物脱节,绿色植物的观赏性不够,古镇目前发展旅游业存在一定困难。

3.3 基础设施滞后,文化生态建设不健全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不仅需要良好的生态景观与文化景观,也离不开配套的基础设施[11]。杨桥古镇目前可达性低,主要原因在于与周边高速路连接度低,无直达公交,导致社会关注度低、游客少,并且没有充分的条件展示古镇的特色及相应的产品[12]。同时,村内路面不平整(如下图),公厕、停车场等公共设施较少,发展旅游业存在极大的阻碍。

4 杨桥古镇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措施

4.1 强化政府主导,做好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规划

古镇旅游资源需要大力保护,保障古镇旅游健康发展,必须强化政府主导,健全管理制度。一要依法管理,常州市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法规或管理条例保护古镇传统资源;二要合理开发,地方政府必须坚持古镇开发与保护相结合,避免开发对生态文化造成破坏;三是引导投资[13],地方政府可以运用财税、金融手段,激励经营者在杨桥古镇投资创业,分批修缮,打造富有杨桥古镇特色的旅游品牌。把古镇的传统手艺及非遗文化发扬光大,让其更好地传承下去[14]。在旅游的各个环节,都应控制生态资源使用量,降低生态成本,同时根据杨桥古镇的地域情况和人文内涵,对具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

4.2 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对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建筑,应在尊重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细致的修缮;对具有当地民居特色且破损程度较小的房屋,应投入资金进行修缮;对破损度过高甚至可能坍塌的房屋,可推翻重建[15]。要深入挖掘建筑文化特色,增强古村落的旅游吸引力,构建完善的交通网络。同时,为游客规划当地与常州其他景区相串联的公交线路;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景区推动道路、公厕、停车场等配套设施的建设[16]。依照古镇传统文化,打造富有古镇特色的住宿、餐飲业;进行河道整治以及景区生态规划,营造良好的旅游空间。

4.3 紧密结合规划,构建新生态旅游格局

杨桥古镇需要对自身进行精准定位及深度发掘,这样才能增强旅游元素的生动性[17],可以在古镇内构建集水乡风貌体验、古村文化探寻为一体的旅游格局。古镇的东西南北中面貌不同,可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不同项目。例如,中部以杨桥传统村落为主,可发展水乡生态文化旅游,组织游船观光、民俗体验等活动;古镇南北两面可设置旅客服务中心[18]。在发展古镇旅游的同时,应保护杨桥古镇传统村落格局和整体风貌,避免大拆大建,强调游客的生理、心理需求,以文化生态为主,创造优美的环境。

4.4 基于资源现状,制定新颖化生态旅游计划。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节假日外出旅游已成为一种消费趋势,应在维护村镇生态现状的基础上,对杨桥古镇进行小幅度开发[19]。可根据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例如,提供传统建筑、水乡风貌参观活动,开展非遗展览、民俗文化表演,推动特色餐饮、住宿等的发展[20]。还可提高公众参与度,在观赏价值的基础上提升附属价值,从而使游客更好地了解杨桥古镇的文化。设计内容要突出杨桥古镇的地域特色、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人、社会和自然的深度融合,实现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使杨桥成为标志性的旅游基地。

5 结语

杨桥古镇的旅游开发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既要关注古镇本身的特点,又要结合时代发展潮流。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开阔眼界,不仅要看到当前人的需求,也要着眼于未来的变化。古村落是传统文明的载体,保留着整个地域的发展痕迹,所以在开发过程中要有全局观念,只有集思广益,与时俱进,才能把杨桥古镇打造成一个文化和生态并重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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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符潘婷(1996—),女,河南信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黄滢(1980—),女,山东济宁人,博士在读,讲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城市景观设计、园林规划设计。

作者:符潘婷 何畅 黄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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