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机制高等教育论文

摘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机制，是守护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第三方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视为推动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施第三方评价，对于有效推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实施的管办评分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教育评价改革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协商机制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协商机制高等教育论文 篇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探析

摘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高校提高教育质量需要从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入手。变革是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完善的应有之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提供变革契机，而社会问责机制变革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五维度构架分析发现：其在单一维度和多重维度的变革趋向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高校质量保障有效性与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信息不对称与社会参与不受重视之间的“不平衡”局面。其改进策略则需从理念、制度、实践三个方面入手，层层推进：高校和社会应重新审视社会公众参与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能力与权责理念;政府和高校需协力推动实现内容层面和联结性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和法律建设;在实践层面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要从激励方式、问责内容、社会参与渠道等方面实现创新。

关键词：高校治理;“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质量监控机制;高校社会问责机制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18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重大项目“新时代天津市高等教育新使命与创新发展研究”（2018JWZD37）。

作者简介：陈·巴特尔（1964-），男，蒙古族，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教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马智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自2015年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便成为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重要途径之一。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因此，如何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除了高校内部教育质量管理之外，还与社会外部监控密切相关。所谓社会外部监控，主要指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问责，旨在使高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改进自身工作并提升教育质量。因此，基于社会问责视角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对推进“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衍生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问责三角模型[1]，发展至今已形成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就国内的研究现状而言，许多学者认为高校社会问责是与高校内部质量自我保障相辅相成的高校外部教育质量监控手段。例如，周湘林从社会问责的内涵入手，认为“高校社会问责也就是公民有效参与的高校问责。这一定义既强调了政府作为问责主体的重要性，又突出了公民参与，同时还强调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即具有实质的影响力）。”[2]之后，周光礼、莫甲凤等学者认为高校社会问责是继高校政府问责后新的问责形式，并从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参与者范围、制度化水平以及参与深度等五个维度审查了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有效性，提出要重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3]（P50-68）。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随着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参与机制逐步构建、高校治理日趋复杂化，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处于不断变革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需求也随之而变。因此，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视角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进行反思与重构，不仅成为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系

（一）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内涵

问责制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行政领域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随着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发展而日趋完善。目前，问责制已渗透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所谓问责（Accountability），即要求某人或某事能够被“说清楚”（Accounted for）或“算清楚”（Counted up）的能力（Ability）或可能性（Possibility），以账簿式的说明方式为特点，以“最低限度曝光”为原则（A principle of minimal exposure）。另外，问责还包括其中所存在的透明度、惩罚、绩效、腐败、外部监督、公共利益、权利以及委托—代理等内容。惩罚性、回应性、强制性是问责的可行性要素，外在性、社会交互性、权威性是问责的外部关系要素[4]（P7-9）。

所谓社会问责（Social Accountability），即一种依靠公民参与来加强行政问责的问责途径，它通过普通的市民或公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4]（P7-9）。相比“问责”而言，“社会问责”的问责主体、运行机制、影响等更加具体，其实质是强调通过政府角色与社会角色有机整合的参与式问责来充分发挥社会角色的影响和作用。

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则为一种制度安排，即由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问责主体对高校进行问责，高校要向他们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高等教育资源使用及其效果的情况，以证明自身履行了相關职责，实现了办学绩效，提高了教育质量[3]（P50-68）。简言之，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就是在政府指导和协调下，社会公众或专业机构全面积极参与对高校教育资源使用及其效果情况进行问责的方式与制度安排。

（二）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辩证关系

就政策文本内容而言，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殊途同归”。《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是“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改革任务，而基于“双一流”建设背景所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则明确提出要建立第三方评价，完善“立体式”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因此，建立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均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前提，其相应的变革与升级也是为了适应“双一流”建设的需要。

另外，就战略目标实现的内部逻辑而言，建立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途径。我国提出“双一流”建设战略，旨在实现“更有质量的教育”。因而，“双一流”建设不论从出发点还是在建设过程中，都强调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为了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高校应当采用由高校内部教育质量管理与社会外部监控相结合的形式，并遵循“高校内部教育质量管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社会问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这样的循环路径。因此，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是高校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途径，其变革不仅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升级的需求。

由此可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提供了变革契机，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则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共同构成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

二、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审视

（一）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趋向探析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为了寻找多个利益群体和各种问责诉求之间的平衡点，以有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回应社会和市场诉求以及促进教师发展和学术自由，变革成为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走向成熟的应有之态。世界银行专家组在《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理念探讨及模式分析》一书中系统地设计了社会问责理论的六维度构架，即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参与者范围、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和问责的政府部门[4]（P4-9）。该构架也适用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研究。根据我国公立高校占绝对优势的特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权责特性，本文借鉴其中的五维度构架表来探析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见表1）。

1. 基于单一维度探析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

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激励方式方面，一般包括惩罚和奖励两种形式。而高校社会问责若想产生良好的激励作用，就要求做到：惩罚不得逾越法规界线，奖励要能有效提高工作绩效。就以往的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而言，其主要以惩罚机制为主。但随着高校“问责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会各界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质量要求，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开始注重奖励机制的激励作用。

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问责内容方面，存在着遵循制度机制和绩效导向机制两种方式。基于以往的高校社会问责内容来看，遵循制度机制会因过分强调过程而使得社会问责机制过度官僚僵化，而绩效导向机制会因过分强调结果而使得社会问责机制行政程序弱化。鉴于此，为了使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其问责内容的变革逐步致力于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参与者范围方面，存在有限的社会参与和广泛的社会参与两种状态。以往的社会问责将其参与者范围限定为小部分的“社会精英”，而今的社会问责机制期望扩大社会参与，增加问责的合法性，使得社会公众能有序地协调和组织活动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方面，存在低级和高级两种层次。就目前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情况来看，社会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尚处于较低层次。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依法治校是主流趋势，因而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逐步体现在社会参与機制的制度化建设和社会公众参与高校事务的合法化层面。

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参与深度方面，存在着外部和内部两种程度。就客观现实而言，政府和高校多以保护国家机密和学校隐私为由抵制信息开放政策，认为社会公众在高校事宜处理中始终展现的是“门外汉”形象。因而，社会公众对高校的社会问责仅仅以外部的磋商和研讨会形式进行，遑论更深层次的社会参与。如今，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评估与保障体系的有效性，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将越来越注重社会参与的深度。

2. 基于多重维度分析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

回顾社会问责机制的发展进程，人们发现社会问责常因多重维度的共同影响而使得变革困难重重。我们认为，在多维度的连线中寻求适应的平衡点是探析社会问责趋近于实际变革的最佳模型。因此，本文选取“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和“参与深度—制度化水平”这两组连线来分析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趋向。

在“激励方式—问责内容”构架（见图1）中，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最佳效果体现在中心部位，其外环部分（左侧）则代表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现状。良好的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应该既不会过度倾向于惩罚机制，也不会过度倾向于奖励机制;既不会过度倾向于遵循制度机制，也不会过度倾向于绩效导向机制。而现实情况中，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往往体现出片面性。因此，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趋向于在激励方式上实行奖励与惩罚相结合，而在内容上兼顾制度和绩效的变革。

在“参与深度—制度化水平”构架（见图2）中，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最佳效果体现在第一象限（参与深且有高水平制度保障），其代表问责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参与实践往往是以内部的民主协商与广泛收集大众意见的方式进行;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现状则体现在第三象限（参与不深且无高水平制度保障），其代表问责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参与实践往往是以外部的磋商和研讨会方式进行。因此，高校社会问责机制趋向于社会参与程度深和制度建设完备的变革。

综上所述，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战略契机，高校社会问责机制须致力于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参与者范围、制度化水平以及参与深度层面的变革，进而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出“新”。

（二）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问题剖析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涵盖两方面内容，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成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行原理。教育部于2016年4月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质量的‘硬指标’高速增长，部分‘985’大学硬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以外促内、公共治理’的质量保障体系”[5]。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以学术委员会等“治学”主体参与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以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办学”主体参与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通过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对高校内部课程专业和学生学业评价进行“把关”、进而由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对高校教育资源和“产品”输出进行监控与问责来运行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和网络经济情境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势必要愈加重视高校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参与。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视角剖析。

社会问责是高校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途径。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的视角来看，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环节仍存在多方面问题，包括因激励方式不佳而出现弄虚作假的怪象，因问责内容极端而出现“指标化”和“程序化”的困境，因参与者范围有限而出现公众利益诉求无法满足的局限，因制度化水平层次低而出现社会问责失效的现象，以及因公众参与程度不深而出现社会问责浮于形式的问题。不完善的高校社会问责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环节问题重重，高校的整个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体系处于半瘫痪、效能低的状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环节出现“新”现状。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以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立刻迎刃而解。相应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所出现的“新”现状也并非完全的“新”，而是因激励方式转变而使得弄虚作假的怪象减少，但质量保障效果与社会要求仍存在差距;因问责内容开始兼容制度、绩效导向而使得行政程序渐趋灵活，但质量保障依旧面临平衡点的寻找问题;因参与者范围逐渐扩大而使得公众利益诉求得到一些满足，但质量保障面临问责诉求多样化与高校能力有限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因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而使得外部质量监管有了政策庇佑，但质量保障也面临法律问责的要求;因公众参与形式变化而使得参与深度有所改观，但高校质量信息依旧披露有限。总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依旧面临高校质量保障有效性与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高校质量信息披露不对称与社会参与不受重视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环节的“新”现状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着“新”的要求。高校社会问责机制的变革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环节有所改变，但距离“社会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新的战略背景也将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提出“新”要求，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要从理念、制度与实践等方面实现创新。

三、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策略探析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念创新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念，不仅指高校对社会公众参与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能力的认识，也包含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问责理念。一方面，就高校而言，应该摒弃“社会公众是门外汉”的认知，大胆披露学校教育质量的相关信息，并有效地激励社会公众由“网络喷子”向“智囊团”转变。另一方面，就社会公众而言，应充分认识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价值和意义，将其视为自身的一项权利与义务，其有效利益诉求理应得到高校和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满足。“不信任”是问责的核心要素，过强的政府问责导致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不信任指数畸高，恶化了一流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6]。因此，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的视角，如何提高社会公众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积极性、合规性和有效性，亟待思考。社会公众应该树立公众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义务意识，多了解一些相关政策，并探索积极有效的社会参与方式。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创新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创新，不仅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时空特质视域下的相关制度和法律建设，而且也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与法律的联结性。基于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变革视角，制度化水平低依旧是高校社会问责机制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和高校应该将社会问责制度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强挂钩”，并结合外部环境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提出的要求，对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建设进行“查漏补缺”。此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要实现制度和法律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联结性，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执行应该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稳定性，而在空间序列上的整体布局应符合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创新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创新，主要指激励方式、问责内容、社会参与渠道、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创新。在激励方式方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应重视奖励带来的“正强化”和惩罚带来的“负强化”效果，参考激励心理效应去合理使用这两种激励方式，并制定客观存在的、“奖励为主、惩罚为辅”的激励制度。在问责内容方面，高校和政府应该诚实地披露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信息，以此作为问责内容的参考信息，并积极引导社会问责尽可能兼顾制度与绩效。同时，高校有权对公布的社会问责信息进行筛选。在社会参与渠道方面，应实现社会参与方式多樣化与社会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官方渠道并存的局面。例如，在高校官网设立社会问责专栏，在公众自由表达权得以充分行使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公众作出有效问责。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机构负责、有财力支持、有策略推进、有成果体现以及有法律监督”的理想格局。

参考文献

[1] 陈中润.基于高等教育问责理论的“双一流”建设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07）：5-8.

[2] 周湘林.高校社会问责：研究进展与概念建构[J].大学教育科学，2009（04）：54-61.

[3] 周光礼，莫甲凤.从政府问责到社会问责：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4（02）.

[4] 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理念探讨及模式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薛彦华.高等教育质量应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J].大学教育科学，2019（02）：15-17+122.

[6] 周光礼.“双一流”建设的三重突破：体制、管理与技术[J].大学教育科学，2016（04）：4-14+122.

（责任编辑  李震声）

（下转第118页）

作者：陈·巴特尔 马智慧

协商机制高等教育论文 篇2：

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的时代价值与机制建设

摘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机制，是守护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第三方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视为推动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施第三方评价，对于有效推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实施的管办评分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教育评价改革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落实第三方评价，重点要构建政府引导与市场培育机制，不断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能力建设机制等。

关键词：第三方评价；质量保障；机制建设；政府职能转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阻滞与突破：管办评分离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建设研究”（16YJA880030）。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机制，是守护质量生命线的关键。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是“行政主导”的质量评价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体现了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与问责，但由于此模式下政府集教育管理者、举办者和评价者多重角色于一身，由此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不满。于是，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质量评价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方评价应运而生，并被视为推动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人们对推进质量评价模式改革的诉求愈加迫切。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的时代价值，努力探索构建相应的实践机制，成为进一步推进和落实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一般指相对独立于高等学校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机构所组织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这些机构主要包括社会团体、企业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在高等教育中的质量评价与保障作用，对于有效推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实施的管办评分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教育评价改革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实施第三方评价是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必然要求

“管办评分离”是相对于“管办评不分”而言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是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政府不仅在宏观层面制定政策来管理教育，而且在微观层面介入高校的办学，同时还直接组织对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整体上包揽了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办学权和评价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且不断深化，其中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政府大量削减审批管理权限，逐渐从具体的办学事务中抽身出来，逐步理顺原来纠葛不清的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改革到今天仍然有待深入，政府在管理教育中还明显存在越位、错位等现象，导致学校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没有有效建立，而社会在参与教育治理方面明显缺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厘清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实现管办评相对分离，这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继续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及后续相关政策文件等，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这一要求旨在积极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走向纵深。

鉴于政府集管办评于一身的传统与现实，我国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具体要求就是政府要将办学权归还给高校，将评价权让渡给社会，这样才能真正明晰三者之间的权责边界和关系，从而形成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办学权归还给高校意味着高校将享有更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评价权让渡给社会则意味着政府和高校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将承接相应的职责和功能。由于第三方评价独立于政府和高校，往往具有专业性、中立性等特征，可以代表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教育评价和监测，既能够更全面、准确、公正地反映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又能彻底改变传统的政府集管办评于一身而导致公信力不足等弊端。换言之，积极开展社会第三方评价，是落实社会评价权的根本途径，也是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必然要求。

2.实施第三方评价是构建高等教育治理格局、回应社会关切的有效方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治理的理念越来越认同，并倾向于将其融入有效维护国家、社会和具体组织秩序以及规范公民活动中，进而增进公共利益的新思维、新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了治理对于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高等教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依此，秉持治理的理念，构建和完善治理格局，同样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

“治理”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针对社会管理中政府过于强势和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参与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和困境而提出的新的改革理念与举措。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界定仍然是多样化的，但人们对其主旨思想已达成共识。一般认为，治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更不同于统治，体现的是“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1]2，所强调的是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协商等方式共同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与过程。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治理意味着突破传统的单靠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局限，而是把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纳入教育问题的解决中，这样既可以破解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顽疾，也有利于回应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越来越密切的關注。因为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对大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将成为一种趋势。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突破50%逐步进入普及化时代后，高等教育的受众层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适龄（18～22周岁）青年，而且将拓展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从业人员。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普遍，社会对大学的运行和质量等必然更加关注。在此背景下，以怎样的方式回应不同利益群体对于大学的关切，将成为普及化时代大学管理必须慎重处置的重要课题。第三方评价，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力量，以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之外的身份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从而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切、监督和问责，进而与政府、高校一起构成高等教育的治理主体，实现教育的善治。以当前不断涌现的大学排行榜为例，这是一种典型的第三方评价，尽管人们对排行榜的指标设置、排名结果等争议不断，但每一次排行榜推出来都会广泛吸引社会的眼球，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排名固有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这种新的评价模式所给予的热情关注。

3.实行第三方评价是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途径

在教育管理的過程中，评价环节无疑非常重要，具有导航仪、指挥棒的功用，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和改革成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是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旨在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以更加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同时也吹响了进一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号角。

如何有效落实教育评价改革，需要社会共同努力。除了政府要发挥好领导作用、学校要凸显主体作用外，还需要社会的参与。一方面，高等教育与社会关联度越来越高，只有广泛听取社会相关利益者的意见和建议，才能更好就评价标准、实施方式等达成共识，以利于评价改革的推进和高校办学提升的质量。另一方面，教育评价是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活动，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有效的评价机制的形成必然要求更具专业特征的机构的参与。以往的一些教育评价改革之所以出现摇摆不定、争讼不断或“钟摆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价方案的出台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和充分的价值辩护，最后不得不诉诸行政决定[2]，从而导致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顽疾难以突破。第三方评价机构人员往往由来自高校、社会的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和理论素养的专家组成，他们深谙高等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期待等有深切的感知，从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理解和价值辩护更具专业性。综合来看，实行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可以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兼具广泛性、针对性、专业性的支撑，是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

二、落实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的机制建设

开展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推动第三方评价落地，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着力构建相关机制。现阶段，落实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重点要构建政府引导与市场培育机制，不断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能力建设机制等。

1.有效构建政府引导与市场培育机制

教育评估是评估方通过契约的方式承接来自委托方的委托提供评估服务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评估服务是教育服务的一种类型，具有特殊的社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进行[3]。成熟的市场应当是极具丰富性的，应当有比较发达供需方和较完善的契约规则，进而产生大量的交换行为。推行第三方评价，实际上是在引导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进入教育评估系统，不断扩充市场的供给，促进市场的成熟与完善。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一直以来管教育、办教育、评教育的权力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使得高校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社会参与严重不足，第三方机构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了限制，进而抑制了评估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因此，要完善评估市场，政府的放权和有效引导便成为关键。

首先，政府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切实转变职能，实现由过去全面介入的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服务型政府转变。要通过落实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等方式彻底规范自身的权力范围，切实向社会放权，明确将评价权让渡给社会；同时，要通过简化和完善登记制度，合理制定购买服务、财税优惠等扶持政策等，大力培育具有资质的尤其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第三方评价机构，做大评估市场中的供方主体。

其次，要继续推动落实高校自主办学权。高校只有真正拥有自主办学权时，才有动力和压力作为完全意义上的自主自为者参与市场竞争，竞争机制下更能激发其不断完善质量保障的意愿和动机。相反，缺乏自主权的高校，往往也难以形成质量保障的自觉性。当高校真正形成要求评估的内在动机时，才能扩大来自高校的有效评估需求，形成评估市场的需求方主体。

最后，要通过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第三方评价的运行规则。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到201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强调“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再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再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等，我国已经明晰了社会参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制度。然而，第三方机构如何参与、如何保障第三方机构的有效评估等方面仍然需要更具操作性、规范性、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为此，政府还要加强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对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地位、职能、评估结果的运用等予以明晰，不断完善第三方评价的运行规则，增强第三方评价的合法性。此外，还要注重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发展创造更加公平、良性竞争的法律环境[4]。

2.不断完善沟通协调机制

实施第三方评价明显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质量保障模式，除了强调社会机构的参与外，还必然涉及政府支持和高校配合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还应当强化建立政府、高校与第三方机构之间融通互动、协同共生的协调机制。但从我国的实际看，政府、高校和第三方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还存在较明显的问题。比如，第三方机构在获取评估所必需的高等教育运行方面的信息时，经常是受限制的。政府部门和高校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等功利性目的，或者难以全面地将办学信息提供给第三方评估机构，或者只是选择性地提供信息，从而影响第三方评估工作的顺利实施。再比如，由于评价总是与质量、声誉、资源分配、能力或水平等联系在一起，其自身具有的诊断问题、甄别优劣、分等排行等方面的功能，使得很多高校对评估有抵触情绪，现实中经常采取不合作态度。

突破这些瓶颈，仅靠第三方机构自身显然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相关方面共同努力，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建设。其中，政府首先要成为联通的枢纽，积极协调，促进不同主体间的沟通和资源共享。任何改革都需要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在推动第三方评价、落实管办评分离过程中，为节约成本、凸显效果，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协调作用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比如，政府要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要求，强力推进政务公开，并督促高校进行校务公开，使各方包括第三方机构和社会公众能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为第三方评估的顺利开展奠定好基础。再比如，政府要积极帮助第三方机构加强信任资源建设。获得社会的信任，是第三方评价得以立足的前提与基础。提升第三方机构的信任度，一方面需要第三方机构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的引导。政府应从法律上明晰第三方评价的合法性，在教育资源配置等管理活动中应当承认第三方评价的结果，还应当发动宣传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认同第三方评价。对于高校而言，应当充分意识到评估的多元价值和对改进办学水平的重要意义，变“要我评”为“我要评”，积极面对评估，为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作为第三方机构而言，则应当强化与政府和高校之间的联系，牢固树立精准服务意识，主动为委托方出谋划策、贡献智慧，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

3.强化能力建设机制

教育评价是行为主义的产物，实施评价就是要将评价对象从内在转化为外在、内隐转化为公开、定性转化为定量、整体分化为部分，最后用一种相对确定的数据、数字或者可描述的语句，还原出整体的状况[5]。无论是针对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学位点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评价，还是大学综合排名与专项排名等，大体上均如此。要实现这一过程，相关主体必须有先进的理念，熟稔评估对象的运行过程和价值追求，并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此外，社会之所以需要第三方评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担心政府评估失灵，或者说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的不满，进而希冀一个与政府、高校等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介入质量评价，以体现评价的公正性等。质言之，第三方评价从产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人们基于公信力方面的诉求。综合看来，专业性、规范性、公信力等成为第三方评价的显著特征和要求，这些也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前提和基础。

凸显第三方评价的有效性，全面加强专业性、规范性、公信力等方面能力建设成为关键。强化第三方评价的能力建设，同样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第三方机构自身加强建设，也需要政府、社会强化监督与引导。对于第三方评价机构而言，一是重点完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注重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社会等部门选拔专业能力强、道德水平高的专家；二是加强对国内外评估政策、评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提升评估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强化章程建设，不断完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一整套自律性内部运行机制。对于政府而言，一是在考虑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准入机制，对评估机构的执业资质、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等作出明确要求并进行严格审查；二是通过制定相关的监督条例和问责法规，约束和规范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行为，尽可能防范其可能出现的寻租或道德失范等违规行为；三是建立元评估制度，组织开展对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估，通过系列措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价的规范化。对于社会而言，社会各界要充分调动各种监督力量，如互联网、新闻媒体和社交平臺等，利用其交互便捷、传播迅速、参与面广等优势，构建多圈层的监督网络，更加全面地敦促第三方机构行为不失范、不越轨、不跑偏。

参考文献：

[1]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石中英.打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攻坚战总体战[N].中国教育报，2020-10-22.

[3]郭桂英.对高等教育评估的经济学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6（23）.

[4]王静琼.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独立性建设的对策探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36）.

[5]刘振天，罗晶.高等教育评价“双刃剑”：何以兴利除弊[J].大学教育科学，2021（1）.

责任编辑：钟雪

作者：彭阳红

协商机制高等教育论文 篇3：

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机制创建

[摘 要]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囊括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打造区域高校联盟的战略性发展内容。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是推进社会经济建设以及提高社会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京津冀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也必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地位。现阶段，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建设上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基于此，首先论述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相关建设分析，然后就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建设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创建策略。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共享机制；问题；策略

2015年4月，党中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在历经改革开放发展积淀以及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果，在以区域共享为基本特征，以全面共享为主要内容，以共享共建为实现路径，以渐进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共享发展带动下，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规划纲要》的“组建高校联盟战略任务”到2017年2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发布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机制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上都迎来了新的形势。

一、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分析

机制是承载共同发展目标实现的动力机理以及发规划内容作用方式。总体来说，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机制可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两个方面。

就其具体内容来看，（1）高等教育院校的内在机制建设上，其动力来源既包括高校自身发展的目的，也包括外在国家政策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体现在高校自主发展权利和能力上以及校际交流、校企合作、学校政府共建的办学理念等方面形成的协调互动、合作交流机制以及协调内生文化上。（2）京津冀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外在机制方面，其主要动力来源及其实现策略是出于社会建设发展需求、时代发展潮流机遇挑战的整体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考量，以此对高等教育内生协同机制的新要求进行机制引导。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横纵协调机制、相关的各社会利益主体的交流合作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利益补偿以及政策配套落实保障机制等。

就其两者关系来说，内在机制强调各高等教育院校主体单元在协同发展上的机制建设，外在机制侧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引导下，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机构对高等教育共享的机制建设。由于我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影响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导调控地位，内生机制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机制的影响，与此同时，内生机制下积淀的协同文化也是外在机制建立健全上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两者自觉、合力地形成了推动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共享机制。

二、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协调机制建设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下机制建设成果分析

首先，从内生机制建设上来看，早在2009年，北京、天津与河北就已经开展了各层次的教育人才交流活动，如高校优秀中青年干部挂职锻炼。特别是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文件中明确强调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2015年北京高校试点取消编制管理，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的落实有助于高校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下探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从京津冀教育界交流探讨上来说，2014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教育智库论坛”在天津举办，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承办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高峰论坛达成重要共识。由此，不仅是政府相关教育管理上的下放权力，与此同时，校际合作、校企合作以及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专业研讨都对共享共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从外在机制的发展状况来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外在机制更侧重于政府的引导调控管理作用，注重在科学规划下对内在机制的引导，并没有这种机制以及内在协同机制提供配套的保障管理机制。为了加快京津冀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步伐，科学指导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建设，从国家层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区域协同与国家战略有效对接，从区域整体上进行包括高等教育共享发展的各项发展规划建设。从地方政府层面，三地分别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的协同工作开展落实，在教育协同上编制相关发展文件，组织有关的专家团队调研。在政府外在机制建设成果上，2014年天津、河北两地签署了《推进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2015年北京、河北两地签署了《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合作机制框架协议》，2016年三地签署了《教育督导协作机制框架协议》。

（二）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下共享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说，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共享机制不健全是制约三地高等教育共享共建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这是高等教育分布、规模师资实力、教育投入等教育资源发展程度差异性的集中体现。比如，从三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来看，北京的教育资源呈现溢出状态，而河北的高等教育资源与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关于具体原因，我们从内生与外在机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外在机制层面。外在机制的发展建设服从于国家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定位，而在《规划纲要》的规划安排上，虽然明确指出把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疏解首都非主要功能为核心，以产业、交通和生态环保三大领域为突破而进行变革，造成教育服务、经济工作重心下，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缓慢状态，导致合力共享理念统一下的政府统筹规划不足，具体表现为：初步确定合作，而具体的合作内容、机制建设尚未确定的发展局面；也造成了京津冀三地各高校、各区域、各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的在框架协议下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渠道多元化发展态势，但是其中充斥着政绩性、非理性的建设心态和政策效应。与此同时，具体到合作内容、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等合作交流的内涵时，机制建设表现为表面性、浅层化的虚化发展特征，使外在机制最外层的运行保障机制建设实效不足，呈现出利益补偿落实不到位，监管效应缺失且缺乏可操作性，相关的配套政策供给不足等。

2.内生机制层面。内生机制是外在机制作用的主要目的，因为内在机制的作用发展空间、自由交流程度以及积淀的机制文化是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发展的最基础、最厚实的部分。而当前，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共识面前，依然存在着诸如高校内治不完善以及政府教育管理下放自主权顾虑的问题。由此，历史教育体制遗留问题以及现代化大学教育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高校普遍自主发展不足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主体间尚未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与外在共享机制非理性建设一脉相连。

三、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创建策略

（一）认清形势，革新观念，抓住机遇

从整体的共享机制建设来看，要从形势教育和观念认知方面下工夫。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建设，出于不同的发展目的，来自不同的利益主体，而为了共同的目标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认知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这既是机制研究和实践的目的所在，同样也是发展机遇失不再来的形势所在。由此，对共享共建机制创建和完善上，各方利益主体特别是存在差异的高等教育主体要认清发展形势，服从国家战略规划，对合作条件不成熟、利益分配不均衡的要创造机制条件，撇开分歧，强调共赢理念。比如，对高校自主发展来说，要分类引导，与此同时，没有不均衡就没有合作的存在，用类别帮扶类别，用资源置换先进的自主发展成果，革新旧观念。

（二）构建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共享发展的机制体系

当前，在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机制的创建原则上，（1）确立长期、整体发展的基本原则；（2）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确立高等教育主体协商机制，政府引导协调机制，确立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原则；（3）明确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确立政府主导的构建方式，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合理规划下，由政府主导进行京津冀高等教育的利益补偿机制等保障机制建设。

（三）做好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外在机制的顶层设计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把高等教育的共享机制纳入当前突出产业、生态环保的协同发展上来。与此同时，把京津冀一体化的宏伟目标作为高校协同发展的目标定位，摆脱各自为政、地区间无序竞争以及高校联盟等合作建设松散的问题。着眼于京津冀整体发展的高度，避免重复建设，制度壁垒以及盲目建设，把优势学科发展、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专业设置，校际专业合并改革提到规划日程上，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集群效应和优势效应。

四、结语

本文主要論述了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下共享机制的发展、问题及优化建议，从整体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制约京津冀高等教育共享机制建设的根源性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影响因素，这种战略定位、历史地理等众多因素影响下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高等教育在协同发展理念、机制协同以及共建目标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北京吸虹效应尚有活力，在滨海新区、雄安新区等一体化战略规划的推进背景下，我们既要着眼于一体化区域经济统筹协同问题，同时也要从共享共建的理念入手，把区域高校联盟的各项建设政策规划乃至于高等教育共享机制落到实处，才能够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宏伟目标实现上克服困难，抓住机遇。

参考文献：

[1]刘彩霞.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人才柔性共享问题探析[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8，16（3）：47-49.

[2]宋子恒，姚秋月，肖梓怡，等.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创新机制研究[J].科技风，2018（25）：241-248.

[3]邸晓星.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发展历程与路径特点[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72-77.

[4]肖红梅.分享经济视角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师资共享平台设计[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8，12（2）：15-20.

[5]王双.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内涵、现状与问题[J].城市，2018（3）：3-9.

编辑 武生智

作者：蔺丽军 李艳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