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论文

2022-04-26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论文篇1：

论制约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五个突出问题

[摘要]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全面深入,面向市场开放办学、校企合作的政策环境、工学结合中的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下的自主办学机制、教育产品的社会认同等问题,一直制约着高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文章将就这些问题及影响因素作深入剖析,并探讨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高职教育发展问题

[作者简介]周旺(1966- ),男,广西博白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科研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广西南宁530008)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已经占据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以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为龙头,辐射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一场全面深化高职教育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高职教育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一、面向市场开放办学的观念问题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提到高职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其本质就是开放办学。高职教育要实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就必须面向市场。人们所顾虑的是市场的商品意识及功利主义和人才培养的公益期望相悖,把教育的公益性与市场的商业性视为对立体,或简单地把教育市场化理解为一种状态和商品交易,忽略了其市场过程与生产形式,这是对教育市场特征的曲解。高等职业教育要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就要充分运用市场的调节作用,以此来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教育要让市场在其生产过程中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保证教育供给的有效增长,以提高教育运行效率,即“专业建设适应市场、课程改革跟踪市场、实践教学链接市场、人才培养服务市场”。其现实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办学体制多元化,如学校企业联合办学、学校与社会团体或个人联合办学等;二是服务面向劳动力市场并受其调节;三是通过市场调节教育资源配置,即由社会全面参与办学(非全政府体制),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层次结构、教学内容和实训模式等。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师资(尤其是专业的实践教学师资)、教师、教学设施、图书、学校建筑、后勤服务等生产要素也通过市场竞争获得。

高职教育进入市场经营,是对教育制度的一种完善,是调节教育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良策,其意义在于:通过市场实现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学宗旨和自身发展的价值;通过市场运作实现教育的供求关系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检验学校的教育教学产品的质量及其适应性;通过市场来调节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提高教育质量与学术竞争力;通过市场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通过市场来不断完善自身制度,等等。

二、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政策问题

时下在100所国家示范性建设院校的辐射带动下,全国不少院校都在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如校企合作(Cooperative Education)、共同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培养师资队伍等。但实际执行中,由于区域在体制、政策、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局限性,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做得较有成效,但在欠发达地区,不少院校的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并未出现预期的成效。有相当一部分院校的校企合作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合作资金、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限制,更多的只停留在接受学生实习的层面上,真正成效显著、辐射作用广和具有变革推行意义的典型寥寥无几,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

从促进校企缔结联合办学的动因来看,校企深度合作的原因首先是市场需求。目前有些地方出现的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学校积极、企业冷淡)的现象不少,其主要原因不是企业缺乏需求,而是学校没有及时转变观念与做法去迎合企业的需求。实际上由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发展,不少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和与高校合作的愿望也很迫切,因此校企合作并不缺少市场环境,缺乏的还是完善的法规和得力的政策实施监督。

从各国解决有关问题的办法看,用得最多的首先是政策驱动。不少国家有鼓励产业接受学生实践的相关政策,用人单位能享受政府的惠税鼓励,把参与人才培养视为一种制度。从企业的角度看,接受学生实习的动力来源于廉价劳动力的诱惑,用人单位让学生承担一些风险系数不高的岗位,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而不影响生产。用人单位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希望在人才支持、技术改良、文化建设等方面能共享院校资源等。这样,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来自企业对政府相关政策的信心和从校企合作中得到实惠。因此,校企合作的前提是政府先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尤其是能形成校企“双赢”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美国早在1971年就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但我国迄今还缺乏相应法律制度。

其次要解决政策障碍。政府、学校、企业要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在政策和机制上实施三方联动,搭建发展高职教育的工学结合的“政校企合作桥”(见下图),政府的立法保障、职业准入、投资机制和惠税政策是“桥墩”,合作的内容是桥梁。其任务包括:第一,立法确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职责与任务,通过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确定企业与高职教育之间要相互履行的职责和任务;第二,制定职业教育的特别税收政策,对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政府参照国家规定企业用于培训职工的教育培训费1.5%～2.5%标准计算征收优惠税或免税;第三,完善教育、劳动、人事、行业四者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和就业准入制,对企业和院校依法实施产学合作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进行奖惩;第四,建立并完善多元化办学的市场投资收益与资源共享机制,使企业承担最小的体制风险和避免政府的非市场化干预风险。

三、工学结合中地方政府的作为问题

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十分重视,并把该项工作纳入政府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从高职发展的二十多年时间看,地方政府在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中发挥了政府作为(governance model)的重要作用。但是与适应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有不少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对高职教育发展还缺乏深入的认识,在高职教育的统筹规划建设、政策的制定实施、外部环境的优化、教育投资机制的完善,或是协调高职教育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等方面,没有将投资者、管理者、监督者、协调者、指导者的角色扮演到位。如高职教育因先天不足而形成的土地少、经费少、办学条件差、科类结构不合理、特色不鲜明等老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国家规定的生均经费要求不能及时落实到位;因缺乏对高职发展的规划布局与统筹而造成资源重复浪费和无序竞争;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和职能交叉,造成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混乱;因高职教育法制模糊,各校只能各自为政,与社会行业及教育市场难以接轨,社会资源因此无法或难以进入高职教育市场等。

现行国情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既具有事业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是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体。在政府、学校、市场三者关系上,政府是投资者、社会管理者和教育生产者,除了通过拨款、立法、评估等方式实现监控外,更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市场来调控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高职教育发展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多元化办学体制,为高职教育市场化创造环境和条件。政府对高职教育发展的“作为”至少体现在四方面:第一,以政策规定政府在发展高职教育中的具体责任和确切任务,包括投资高职教育的GNP比例。第二,建立教育信托基金、教育股票、教育债券、教育彩票制等教育储蓄制政策。第三,完善教育立法和严格执法,《高等教育法》的69个条文中仅有一处提及职业教育,迄今未见有高职教育的专门法律,现行相关法规多为目标性、原则性或决定之类文件,欠缺操作性与实施细则,且因法律效力低下而使政府面对高职教育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所适从。立法保障是政府规范管理职业教育的关键,特别是多元投入体制、多元产权制度、职业准入制度、教育税收制度、教育金融制度、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制度、校企合作制度、管理监督制度等。第四,解决劳动职业准入制度的统一问题。目前我国尚未真正推行统一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劳动部虽已制定了1800多个职业岗位规范与考证要求,但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的不足100个岗位。此外,还有人事部门和一些行业协会也推出自己的准入资格证,近年来还有学校挂靠有关部门推出的职业证书。这些证书的考核认证和使用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究竟由谁来管理和监督并不清楚。政府应该进行整顿,制定全国统一的职业准入制度,并严格监督管理。

四、宏观调控下的自主机制问题

从政府的有关职能来看,政府是高职教育的最大“股东”,也是大“买家”,但不是最高统治者。在管理高职教育问题上,政府应“重心下移”,偏向于市场调控而非计划调控。因为学校应是市场的独立体,只有这样才符合产业化和市场化规则。政府可通过投入、立法、委托评估等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而不是目前实施的严格统管。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曼认为“政府垄断教育导致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市场化”。而办学市场化的前提,就是学校要有足够的自主权以使其在市场中保持独立性。因此,政府应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与收费体制、专业设置制度等方面给予学校足够的自主权(autonomy)。

首先是放宽招生自由度。目前由政府计划调配招生指标而不是由市场需求定指标的做法与教育产业化和市场规律相悖。一个学校的招生规模应由市场需求和其教育生产能力决定而非政府确定。改革的方向不妨分两部分:小部分由政府计划调控,从全国统一高考中招生;大部分应由学校依据市场需求自主设定,由学校自己组织命题考试,进行择优录取。

其次是给足学校专业设置权。目前高职专业设置按教育部的统一目录执行,少数新专业也可冠地方字号,但必须通过教育部批准。这种做法肯定会加大专业的重复建设,目前我国高职高专的专业设置的重复率超过80%,其中有地方特色的专业不足10%。不少专业的布点在一个省区就高达四十多个,在全国的布点还更多。这种重复设置造成教育资源极大浪费的同时,还把各校引入一种混乱的无序竞争状态,并使“产品”供求失衡,结果是毕业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教育特色无法体现。专业设置应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国家可以设一定比例(如30%～40%)的目录专业,提供导向指南和管理政策,其余专业(如60%～70%)应由学校按市场需求设定。

再次是改革文凭管理制度。高职教育进入市场后,作为学生接受教育的凭证——文凭与学位(高职尚未有学位),其“含金量”取决于学校的质量、声誉和品牌影响力,而非政府的统一标识和防伪码。尤其是随着教育市场的成熟,学校的品牌标识要远远盖过政府的政策符号。政府应该相信学校对市场的忠诚和对自己的文凭的责任。为此,文凭管理制也应做适度改革。可分国家文凭和学校文凭两种,其中学校文凭应由学校自主管理,在使用上两者的文凭效能不应有任何区别,为方便监督可备案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政府不必担心因此出乱,相反,学校出于声誉和品牌建设需要会更加珍惜这种自主权力,何况还有社会在作判断和监督。

最后是引入市场收费制。高职教育与其他产业一样,应该进入市场接受市场定价。目前由政府确定教育价格的做法,既违背市场价值规律,又抑制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再生性发展。教育统一定价无法甄别教育质量差异。政府要实施教育价格监控,可引入社会认证制度,并建立教育合格和优质评价机制,遵循优质、品牌、名牌商品的附加价值规律,实施以质论价、按品牌定价的管理办法。政府可根据学校的“产品”质量、声誉、品牌影响力等分类分级,然后按类、按级定价收费。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没有完善办学体制和管理法制。

五、高职教育产品的社会认同问题

2007年高职教育的毕业生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这说明用人单位对高职教育质量有了认同。但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同度(approbation)有地区差异。其中肯定意见不少,但整体满意度还偏低,视之为次等高教者居多。家长、学生视之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用人单位喻之为“夹生饭”,相当多的单位非到应急之时不能接收高职生,高职教育在现实中遭遇了苦命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政府在政策上不能一视同仁。表面上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高职教育,文件也提到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但实际操作时,在财政拨款、招生批次、文凭管理等问题的处理上还是视为“层次”。另外,前面谈到的国家对高职教育的专门法律法规少之又少,使高职在发展中遇到许多问题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从落实。其次是受传统思想和社会消极舆论的影响。迄今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对发展高职教育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解决“落榜生”读书、延缓就业压力、支持社会稳定的层面上。另外,受传统“读书做官”思想影响,大学生认为做“蓝领”让人低眼相看,加上工资待遇的差异,高职教育的身份自然要低人一等了。最后是高职教育自身的问题。尽管高职教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总体仍然缺乏质量与特色。在办学定位上,功利主义过重,未处理好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问题。加上近年来规模的急速扩张,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声誉。高职教育从规模到内涵、质量、特色和效益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正是社会对高职教育认同度和满意度偏低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张铁明.教育产业论: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高等教育市场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张晓丽.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困境的思考[J].职教论坛,2005(10).

作者：周旺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论文篇2：

基于交易费用分析的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机制创新

[摘要]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结构。创新中国特色的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要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厘清机制创新的内在逻辑结构，处理好“国际通行标准”与“中国特色”之间形神兼备的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较高的交易费用和成本付出是制约企业积极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因素。增强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套牢效能，政府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治理主体，应加强系统性现代职业教育立法，“赋权”和“赋能”加强行业组织建设，搭建“企校通”公共智慧服务平台以及建立健全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等加强制度供给，实现企业参与治理机制的创新，有效降低企业参与治理的成本付出。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企业参与交易费用治理机制

[作者简介]王亚鹏（1978- ），男，陕西合阳人，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硕士。（江苏南通 226007）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2016年重点资助课题“从示范到卓越——江苏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a/2016/03/07）

职业教育源于企业并兴于企业。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世界各国强化技术技能积累、有效治理技能短缺问题的共性经验。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建立健全企业有效参与机制，切实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的治理作用。在借鉴世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有益经验的同时，我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弥足珍贵。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实行行业企业办学，校企关系“一体化”模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探索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提供了证据。①在当前我国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引领下，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在经历了以“拉郎配”为标志的主导“撮合”阶段、以“剃头挑子一头热”为标志的职业院校求生存、求发展的“壁炉现象”阶段后，正在向校企共生共在的状态转变。②

2016年，我国共有262家企业面向社会首次发布了《企业参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年报》，展示了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在确保高职教育教学内容、培养规格、人才供给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③。这些首批发布参与人才培养年报的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行业影响力和认可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先期示范，也对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加快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子系统，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健全企业长效参与机制，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培养数以万计的具备“大国工匠”潜质的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从而支撑中国建设“世界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框架

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中的“现代”，既不是以西方所出现的“现代”为标准，也不是以中国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为标准，而是以“当下”中国的这个现代作为时间点和标准，④即以解决我国培养具备“大国工匠”潜质的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问题为中心，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基于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制度、文化基础、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和改革创新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

1.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创新的价值追求。基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培养的辩证关系，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立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调以产业优质教育资源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破除职业教育要素驱动发展壁垒，促进职业院校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校园文化与产业文化对接，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可以说，在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中心议题上，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创新与职业院校教学综合改革好比“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需互促共进、协调发展。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创新为职业院校深化教学综合改革提供了优质产业资源支撑，激发了改革内生动力；职业院校的教学综合改革使高素質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真正落地，并真正实现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创新的价值追求。概言之，构建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为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培养大批具备“大国工匠”潜质的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

2.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创新的基本命题。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作为一种教育现象存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主体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依赖于本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教育法律体系，是本国教育法律体系、社会文化传统、教育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结构共同作用和塑造的结果。企业参与治理机制没有一成不变的“范式”，需要因时因地、因校因企的自主性、创新性、发展性和实践性。具体来说：一是要处理好“国际通行标准”与“中国特色”两者之间形神兼备的关系。“国际通行标准”是关于政府治理主体责任、企业办学主体责任以及成本收益、产业界的自治及其治理权能、国家资格（资历）框架、职业院校质量保证责任、多元利益主体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共性要求，是中国在构建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中须遵循的标准，也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国际衔接的制度需要。我们要紧扣立德树人、培养具备“大国工匠”潜质的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根本任务，将“国际通行标准”与中国传统优秀职教文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经济社会转型等“中国特色”有机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话语体系。二是在实践中要将“国家顶层设计与地方先行先试”有机结合，及时将地方和校企在实践中形成的共性经验和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国家层面制度设计，实现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从而降低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创新的成本付出。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机制创新，是指立足我国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和发现新的校企合作治理机制，修正和转换错的、失效的校企合作治理机制，调整和完善已有的校企合作治理机制，建立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动态机制结构。

3.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创新的内在逻辑结构。正确认识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我们科学、理性地构建企业参与治理机制的逻辑起点。“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mechane”，意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⑤在《辞海》中，“机制”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⑥我国学者基于对“机制”本义和引申义的理解和分析后认为，所谓“机制”就是事物或现象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⑦具体到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内涵，就是指在政府主导下，企业和职业院校两个利益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通过资源交易和配置，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这种运行方式可以把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现象各部分有机联系整合起来，使校企合作治理产生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然作用。可以说，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结构。以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联系方式为标准，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类型则包括：一是层次机制，即从层次范围的角度来考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子机制；二是形式机制，即从形式呈现的角度来考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包括行政—计划式、指导—服务式和监督—服务式三种子机制；三是功能机制，即从功能效用的角度来考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包括激励、制约和保障三种子机制。这三种企业参与治理的基本机制类型有机联系、相互渗透和互为补充，构成了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现象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及运行方式的内在逻辑结构。⑧因此，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创新或构建，从内涵来讲，是指对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的改革和完善；从外延来讲，是对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层次机制、形式机制以及功能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二、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交易费用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利益表达与整合是一种合理的常态化公共需求。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在本质上也属于利益制度的范畴，其效率与可实施程度无不受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创造利益、获取利益的主动性、合理性与可协调性的制约。尽管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出发点是培养自身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但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逻辑依然是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基本逻辑。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企业一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根据收益和成本的对比来决定参与治理的程度。从对我国大量职教校企合作实践的分析来看，较高的交易费用是导致我国企业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这需要我们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围绕“利益表达与整合”的现实主题，运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来探究制约企业积极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因素。

1.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要义。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工具，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1937年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⑨他认为，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存在的理由就在于通过费用较低的企业组织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外部交易，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企业规模也取决于两种费用边际上的比较。⑩隨后的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视角对交易费用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形成了交易分工说、交易合约说、交易维度说、制度成本论、交易行为说等典型论断。11但是，学者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是：“一旦有交易发生，则必然产生交易费用，并且交易费用是伴随着整个交易全过程的整个费用总和，并且交易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搜寻信息、达成合同、签订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12科斯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组织的边界问题，改变了我们对组织的认识和理解，将企业、职业院校、行业组织以及政府等都看作不同类型的组织。它们存在的作用就在于将若干要素的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与市场交易，以减少市场交换者的数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减少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将企业看作连续生产过程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纵向一体化”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纵向一体”被用来表述一种与市场相对应的状态，成为企业或科层组织的代名词。13交易费用理论兴起后，很快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工具。它以交易为基本研究单位，将交易费用和治理结构模式相结合。14社会改革的过程包括创新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过程，实质上都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降低交易费用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则是制度变迁的核心目标。这为我们运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和指导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创新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能。

2.企业参与治理的交易分析框架。运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建立在其有关人性假定和交易维度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关于人性假定，一是有限理性，二是行为的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使企业和职业院校在进行合作交易时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机会主义假定”的引入使校企间交易的不确定性极高，从而增加了校企合作治理的交易费用。在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制度以激励和约束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权益的现实情况下，企业虽然还应履行包括参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在内的社会责任，但这并非企业的本职，企业也没有无条件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义务。因为企业通过履行法定纳税义务，将培养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的任务通过社会治理的主体即政府委托给了职业院校。如果参与治理中出现与其组织逻辑相矛盾的问题，企业自然会拒绝参与治理、拒绝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对于企业的这种行为选择，我们无可指责。关于交易维度，包括“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15资产的专用性源于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细化，校企合作中资产专用性越强，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中潜在的交易费用就越高，双方就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随时以各种借口中断合作，从而对对方造成不利影响并产生额外交易费用。同时，企业和职业院校无论如何努力和充分沟通，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造成双方潜在的交易决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双方已达成的合作不能够持续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双方就需要增加费用，以事先收集有关的信息。职业院校和企业交易的频率越高，呈现常态化，交易费用就会随之递减，但不会无限减少或趋近于零。这需要双方基于交易的可持续考虑，专门设计长期的契约，明确双方的权能空间，并完善由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的、针对交易的专门治理结构（如校企合作发展委员会、职业院校理事会等），促进校企双方融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通过“一体化科层”减少或者消除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

从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世界经验来看，职教强国德国“双元制”企业参与治理机制的核心是企业参与“内部化”的“教育企业”制度。即通过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将校企两个不同性质组织间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淡化了校企间固化的物理边界，使双方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在合作治理中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和更具有适应性。当然，只有通过行业协会资格审查并获得认定的企业才有资格成为教育企业。目前全德约1/4的企业具备资格，且它们参与职业教育也有一定的收益，企业社会责任当然也是推动力之一。16尽管国情不同，我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但我们研究中国特色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机制创新的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为了有效降低校企合作治理的交易费用，实现以产业优质资源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三、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创新的制度供给

当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中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根源在于没有与时俱进建立健全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整合方式，即通过创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等多元利益主体在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合作共治。这需要我们立足中国情，对接国际惯例和趋势，围绕企业参与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制度供给，形成现代职业教育“有限的政府、规范的市场、专业的行业组织、自律的职业院校、自发的企业、自觉的社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治理格局，以降低企业参与治理的成本付出。

1.加强系统性现代职业教育立法，实现企业参与治理方式法治化。法治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它通过提供大量程序性规定，为企业和职业院校兩个不同性质组织在治理中合作构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促使双方以规范、理性的方式来协调合作中潜在的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及其冲突，并保障企业参与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立法，将企业的有限自治与政府的立法适度干预有机结合，实现企业参与治理法治化，是世界职教发达国家的共性有益经验。针对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所必需的公共制度供给不足以及企业和职业院校缺乏自治理念的现实，政府作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要着眼于发挥企业参与治理的治理宏观机制、激励机制以及指导—服务机制的作用，履行好提供和保障公平与秩序的重要职能。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契机，围绕“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成本补偿”“职业院校质量责任”“受教育者（学徒）权利义务”“职业教育与培训标准”“权利救济”“法律责任追究”“纠纷协调和处理”等，加快完善促进校企合作治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和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系统性立法，构建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为我国企业参与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明确企业、政府、职业院校以及学生等利益主体的权能空间和利益限度，约束潜在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切实降低企业参与治理的成本付出。

2.坚持“赋权”与“赋能”并举，构建企业参与治理的组织保障。从国际层面看，接受政府公共职能转移、代表产业界履行法定委托授权的行业组织的法定治理权能是激励和规范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要素。针对市场资源稀缺，企业和职业院校之间资源共享不对等、信息交流不畅的现状，立足发挥企业参与治理的指导—服务机制、监督—服务机制的作用，政府应借鉴“公共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切实发挥行业组织作为政府“助手”、企业和职业院校“伙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一是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组织类的社会组织，使之具备有序、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相应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的能力，发挥行业组织作为企业、职业院校和政府间桥梁和纽带所能带来的规模效应与外部优势，促进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招生就业、质量改进、企业员工（学徒）招聘、兼职教师聘请、实习岗位供给、产学研合作项目等信息在校企之间的共享开放，构建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协商机制，实现校企合作治理从“点对点”向“点对面”模式转变，降低校企合作成本。二是加快推进以“产权为纽带”、对接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依托职教集团平台，搭建企业参与治理的组织框架，实现校企资源的共享整合，降低产业技术进步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信息传导的成本，促进产业链、教学链、人才链和利益链的有机衔接，增强企业和职业院校日益自觉的共生共在意识。

3.搭建“企校通”公共智慧服务平台，促进企业参与治理工具智能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治理工具应用上的借鉴，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输送了“数字化”治理工具。17“数字化”治理工具的运用，使得阻碍信息、资源等流动的社会组织的物理边界、有形边界日益模糊，社会组织之间呈现相互渗透的趋势，个体与组织间以及组织之间的依赖性日益加强，彼此间只有通过有效合作才能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中跨组织合作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需要我们立足发挥企业参与治理发的中微观机制、保障机制、服务—指导机制的作用，运用“互联网+”生态下的创新成果和思维方式以及大数据技术，搭建不同层级的具有公益性的“企校通”公共智慧服务平台，加强企业参与治理资源信息的开发和供给，促进企业和职业院校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增强校企双方因共生共在而产生的“我们感”，使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信息和资源等能够及时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在宏观层面，政府能够依托平台，基于对相关数据和信息的深度挖掘，优化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安排，为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提供更加精准的公共服务。在微观层面，校企可以依托平台，用数据将校企合作行为清晰描述出来，为它们各自持续改进自身参与治理行为提供证据支持。

4.推进本土现代学徒制改革，形成企业参与治理的基本制度载体。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包含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校企中观层面的具体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一方面，现代学徒制将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职业院校教育有机融合，属于国际合作教育的制度范畴，是一个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学徒制是以企校合作为基础，以受教育者（学徒）培养为核心，以课程为纽带，以职业院校、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教师、企业师傅的跟进式指导为支撑的现代企业员工培养和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学徒制兼具功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要求参与企业有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具有参与举办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意愿和能力，并具备一些公认的质量标准体系，从而将现代学徒制落到实处。立足发挥企业参与治理的中观机制、激励机制、服务—指导机制的作用，我国政府应从培养“大国工匠”的战略高度出发，探索从经济和技术优势明显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培育本土化“教育企业”，将其作为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国家学徒培养标准、制定国家资格（资历）框架、建立跨政府部门的专门协调机构、建立学徒指导师傅（教师）培养（训）制度、赋予学徒“学生（准员工）”双重法律身份等，构建与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配套的制度体系。只有在国家宏观层面较为完善的现代学徒制的规制下，校企中观层面具体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才更容易实现并得到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应依托国有龙头企业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形成我国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制度载体，这是改革成本较低且较为可行的路径选择。

5.职业院校履行质量保证主体责任，增强企业参与治理的套牢效能。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及其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是增强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效果和能力的关键。立足发挥企业参与治理的微观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职业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体和质量生成主体，要以不断提升多元利益主体的满意度为目标，精准发力，建立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在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质量“自律”方式赢得社会、政府和行业企业的质量信任和资源投入，从而不断吸引企业参与治理。一是基于对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对接相关国际、国家和行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健全覆盖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等层面的质量标准体系，形成不同层级完整而又相对独立的质量保证机制，并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以职业院校章程实施为引领，完善校企合作的现代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在我国法律政策框架内建立健全企业参與的理（董）事会，发挥其对办学发展的咨询、协商和监督功能，为企业深度有效参与职业院校质量持续改进搭建制度平台。三是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质量方针，委托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价机构对毕业生培养质量进行跟踪评价，为自身改进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客观依据和专业建议；积极回应社会公众质量问责，不断完善年度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发布制度，依法依规及时发布人才培养核心数据，针对质量问题提出改进策略并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通过以上举措，实现质量保证的外部监督和自我规制结合。

[注释]

①王东，张慧霞.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本土经验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1（16）：12.

②吴南中.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价值、维度与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6（11）：11.

③参见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2016年7月15日发表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在京召开”一文。

④孙绵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概念、要素及结构探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6）：52.

⑤现代汉语编辑委员会.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2.

⑥夏征农.辞海（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3548.

⑦孙绵涛.教育管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284.

⑧王亚鹏.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研究[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2（4）：52.

⑨（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0.

⑩Coase R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38.

11沈满洪，张兵兵.交易费用理论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46.

12王从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的问题分析及模式选择——基于交易费用及组织理论的视角[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1）：78.

13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23.

14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J].经济研究，1995（4）：3.

15O.E.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158.

16李俊.德国职业教育的想象、现实与启示——再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原因[J].外国教育研究，2016（8）：17.

17韩兆柱，翟文康.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00.

作者：王亚鹏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论文篇3：

政府主导下高职院校职社融合路径研究

摘要：终身教育理念下，职业教育有服务社区教育的必要性，社区教育也有深化职业教育的内在性。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态势日趋显著，但仍存在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程度不高、政策法规条款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健全完善职社融合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共建社区教育共同体、优化校社合作育人路径、建立健全高职院校职社融合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主导下高职院校职社融合路径，促进职社融合长效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融合路径

1研究背景

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同属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二者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态势必将日趋显著。但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健全，目前社区在职社融合发展中尚处于被动地位。要打破这种态势，除了校社双方共同努力之外，还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如监管部门、政府机构等。2014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推动职业院校社区化办学。”同时提出：“坚持政府统筹规划。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引导、规范和督导作用，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并且还着重提出“各类职业院校要发挥社区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的作用”。在职社深度融合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并通过激励机制来引导和推进深度的职社融合，社区和学校积极参与。

由此可见，在政府主导下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相互融合既可满足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又可提高资源的充分利用效率，有助于终身教育的实现。

2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现状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基本理念已形成共识，学校、社区对校社合作基本达成共识，有意共同培养人才，但受到现阶段各种因素的阻碍，这种对接还只停留在浅层次，深层次对接还没形成普遍共识。且社区教育只是职业院校回应地方政府要求而增设的一项职能，而不是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需求，因此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程度不高，形式单一，积极性不高，高职院校内部尚未建立健全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衔接机制，在机构保障、队伍建设、实施细则和激励机制等操作层面的配套措施尚不多见;

相对于学校，社区对职社融合发展积极性相对较高。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认识到了社区教育的价值，提出了更多的学习需求，但现有社区教育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场地、教学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社区教育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在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法规条款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专项经费短缺、服务社区教育的专职专门工作人员及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

3.政府主导下高职院校职社融合路径构建

王升等人通过对当前职社融合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职社融合的典型路径为“政府领导-主体推动-目标导向-任务拉动-组织保障-动力增强-活动承载-评价促进[1]。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社区参与职社融合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融合发展中为保证双方目标得以实现，必须明确融合发展主体的职责和权力，这需要政府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学校和社区内部的管理机构是保证合作培育高质量、正常运作的保障，而双方产生合作培养的前提是找到合作的着陆点，这就需要激励政策作为支撑。培养完成之后，需要对合作培养的质量展开评价，建立评价标准。如果这些要素缺少，就很难形成有效的职社融合路径，而且这些要素之间是相互协调联合发展的。

3.1健全完善职社融合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政策有效落实

從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的社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是职业教育社区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支持。而我国目前在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方面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2004年，我国颁布了《关于推动社区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职业院校要成为社区教育的主要力量;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中首次明确职业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途径，要求“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发挥场地、设施、师资、教学实训设备、网络及教育资源优势，向社区开放服务;面向社区成员开展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民主法治、文明礼仪、保健养生、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开设养生保健、文化艺术、信息技术、家政服务、社会工作、医疗护理、园艺花卉、传统工艺等专业的职业院校，应结合学校特色率先开展老年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更提出要“推动职业院校社区化办学。”“建立社区与职业院校联动机制。”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但从国家法律层面来看，这些文件都鲜少有关于职社融合发展中管理制度、经费投入、资源整合等各方面的具体规定，且都只是意见、办法，尚未形成强制执行机制，因此高职院校在政策落实上“主动落实少，被动落实多”，职业教育参与社区教育程度浅、效果差，社区居民积极性低。因此，需要政府发挥立法职能，形成《终身教育法》或《社区教育法》，使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可用[2]。同时，地方政府与有关职能部门要细化研析国家层面相关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有关经验，一方面积极营造利于职社融合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结合区域人才、教育、就业实际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真正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

3.2推动共建社区教育共同体，明晰各方主体责任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是一项多主体活动，促进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相关利益主体政府、学校、社区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一个环节。从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具体实践来说，首先作为实践主体的高职院校应当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协调下，结合区域社区教育实际，明确自身在融合发展中的主体责任与目标定位，并通过协商，确定合作的具体模式[3]。其次，社区教育是开放的人人教育，社区居民的培训需求已从以往的娱乐教育、老年教育逐渐向技能提升、技术培训转变，培训需求呈现出“多主题、多层次、多批次、多形式”的特点，单靠社区教育很难满足居民的培训需要，因此，社区作为职社融合的积极群体，应积极加强与党政群部门、企业、辖区内职业院校等单位共建社区教育合作共同体[4]，以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等形式广泛开展社区化的职业教育。

3.3优化校社合作育人路径，丰富教学内容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育人目标应是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判断标准应为是否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因此，校社合作的基本途径可包括共培师资人才资源、共建课程资源、共享实验实训基地等[5]。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关于推动社区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不同类型，充分关注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老年人群社会文化活动、弱势群体提高生存技能培训、外来人群适应城区社会生活等各类人群的学习需求”[6]，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课程，为辖区内技术人员开展高级技能的专项培训，为驻区企业开展量身定制的人才培养，为退役士兵提供转业所需的教育培训，为困难群众组织贴心关爱的公益活动[7]，校社携手，共同创设特色、和谐的社区文化。

3.4建立健全高职院校职社融合机制，促进职社融合长效发展

高职院校职社融合有效机制的形成，可参照国内校企合作机制，从顶层设计的法律法规机制、运行与组织管理机制、条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质量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构建。

3.4.1建立动态、多元的法律法规机制

法律法规机制是保障职社融合良好发展的根本，法律规范不仅仅是对合作双方的约束，更多的是通过规范引导二者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丰华涛（2016）提出，应制定并颁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专门法律法规，构建“体系完备、逻辑严密、内容完善、衔接有序、与时俱时”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模型[8]。他认为明确校企合作中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与义务，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限制产生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减少校企合作的成本。其观点在职社融合发展中同样适用。

当前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而我国关于社区教育的立法一直以来都比较滞后，关于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更是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支持[9]。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应加快建立国家级法规，建立动态、多元的法律法规调整机制，统一规范社区教育的对象、职社融合的内容、形式、管理体制、经费来源等，满足不同时期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发展的需要，促进学校与社区之间合作的高效发展。

3.4.2建立职社融合组织运行管理机构，健全职社融合运行、监督机制

面对职社融合机制不完善，效能不能很好发挥，政策体制不到位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组织运行管理机构、健全职社融合运行机制等措施来解决。

高职院校、社区在推进职社融合方面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职社融合管理机构并建立高职院校职社融合协调机构。推动职社融合首要的是建立由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组成的、具有话语权的管理机构，既能够发号施令，又能够保障执行。同时由各主管部门出台职社融合管理制度，建立协调机构。协调机构把握职业教育的发展动态及社区居民的培训需求，为学校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全面掌握学校和社区目前面临的问题。负责与社区、企业的联络沟通，制定学校与社区教育管理人员交流制度等。

政府建立专门的职社融合监督检查机构，牵头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对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形式、深度、效果等实施情况进行监管和评估。监督检查机构在人员构成上应涵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区、居民代表和高职院校的人员，评估结果与评奖评优、资源配置等挂钩，发挥好导向作用和对忽视职社融合的警示作用，推动监督检查工作的制度化与科学化。

3.4.3完善职社融合激励机制

通过博弈分析发现，当高职院校与社区在合作中短期的高投入却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益，或由于管理水平、企业创造能力有限，双方合作投入所带来的收益率较低，反而选择“搭便车”行为会获得更好的不合理收益时，政府需要借助补贴机制引导高职院校与社区之间的合作策略。因此，政府需要加大介入的经费力度，完善职社融合激励体系。

首先，改变经费拨付方式，改间接支付为直接支付。目前真正实施职社融合的主体是学校和社区，但相关的经费拨付却是由财税、人社等部门负责，而财税、人社等不是十分清楚职社融合的经费支出名目和具体金额，导致经费短缺或使用不合理等现象发生，建议职社融合经费拨付由政府部门间接支付改为学校或者社区上报预算，由政府直接划拨给学校或社区。

其次，完善职社融合相关政策支持制度。一是政府设立职社融合专项资金，用于促进职业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支出。专项资金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投资比例。二是建立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机制，吸纳民间资本投入，让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政府对参与职社融合的企业在土地税、增值税、教育税等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或税收优惠，以弥补企业参与职社融合过程中的支出成本，激发企业积极参与职社融合。三是通过项目奖励来促进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四是设立专门的职社融合奖励基金，对于实施效果较好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区进行奖励，从而激发社区、行业企业和学校合作的积极性。

3.4.4质量评价机制的设计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调研中发现，学校和社区就融合发展问题都没有建立内部评价制度，没有建立常态化的评价机制。这需要在政府的指引下，利益相关方共同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按照合作的效果进行评价，进而制定更合理的合作方案。

职社融合是一个长期性、过程性的模式，在建立评价机制的总体框架过程中，需要对各个环节和各个主体开展评价工作。首先，成立由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社区管理代表、受教育者代表和当地先进企业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教育评价委员会，并由政府职能部门统筹管理，对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教育质量进行有效监督。其次，建立评价标准体系，对社区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的要素、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和教育效果进行量化评价[10]。

参考文献

[1]王升，赵双玉.论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以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9，32（06）：105-111.

[2]袁穗滿. 广州市荔湾区社区职业教育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7.

[3]廉依婷.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机制探索[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02）：63-66+89.

[4]刘树立，李正三.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以集安社区学院创新发展为例[J].才智，2020（32）：7-8.

[5]吴盛雄，周洪珍.浅论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沟通衔接的途径与机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04）：33-36.

[6]周莉莉，孙世虹.终身教育视阈下社区教育——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研究[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31（02）：54-58.

[7]王宁.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的模式与路径研究[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5，21（04）：27-30+34.

[8]丰华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6，（4）：93-98.

[9]陈新文，周志艳.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J].成人教育，2018，v.38;No.381（10）：64-68.

[10]陈为化，李飞虎.终身教育背景下职业教育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J].成人教育，2017，v.37;No.371（12）：46-49.

作者简介：龙娟（1983.1-），女，汉族，重庆永川人，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管理学硕士，副教授，从事市场营销、营销策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