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体制变革管理论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人们对文化、信息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变,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传播功能还是产业发展,无论是媒介生态还是技术水平,都已千变万化,今非昔比。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和崛起,更像是媒介的一场“十月革命”,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势必也将对遭遇发展瓶颈的电视带来新的变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视体制变革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电视体制变革管理论文 篇1：

洞悉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电视变革与新生

随着数字传媒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电视媒体融合与变革的传播实践不断深化，同时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成果力作也陆续呈现。孙宜君教授等新著《融合与变革：融媒时代电视传播研究》（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电视传播的新观念、新价值、新模式、新特点、新平台、新伦理、新生态，以及新的服务与管理体制等重要问题，并针对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之一，这本书凝结了作者对融媒时代电视传播变革现状与趋向的研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理论创新，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一、以媒介发展视角对电视传播现状与趋向进行科学概括与预测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关于“电视生死存亡”的激烈争论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不管是“即将消亡”，还是“融合共生”，这些争论代表着人们对于电视媒体发展与未来命运的焦虑，也意味着在媒介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关于电视媒体的现状和未来已经难以达成一定的共识。本书的讨论也由此展开。

在第一、二章中，作者首先呈现了争鸣的现状，进而从总体上梳理了电视媒体在融媒时代的发展走向，认为电视传播经历了由封闭向开放、由低端向智能、由单一向融合、由单屏向跨屏的嬗变，并预测AR、VR、3D影像等将成为电视未来发展的技术动力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本书的研究框架，聚焦电视传播这个本体，以电视媒介的发展为线索，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电视媒介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在梳理与思索融媒时代电视的概念与特征、流程与模式、传播现象与价值拓展等嬗变的基础上，作者对电视媒体及传播的生存现状作了描述，对电视媒体及传播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作了预测;同时对融媒时代电视传播理论进行再审视。我们可以体察，该章节从电视传播本体的角度条分缕析，厘清了电视媒体伴随技术革新发生的历史变化。从电视媒体产生到壮大，从数字化到网络化、新媒体化。这从侧面印证了如今我们又一次站在技术革新的时代窗口，也是电视媒体进行自我重塑的新机遇。

当前，随着媒体融合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在电视行业建设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的速度不断加快，内容生产和产品形态进一步丰富，媒体传输分发和用户服务能力得到提升，节目、技术、平台、人才等生产要素逐步共享融通。通过探索平台经营的多元化战略，传统电视将实现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经营，进而实现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而这一切将诱发视听传播的深刻变革。融合变革，是本书的核心，也是融媒时代电视传播发展的关键词与主基调。

二、从不同角度全景式解读融媒时代电视传播发生的新变化

变革直接的表现在哪里？电视传播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对其现象与问题的研究，应当全方位、多角度展开。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线性模式，为后人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大众传播学的五个主要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也是由这一模式发展而来。

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八章，作者在融媒时代的总体背景下，对传播者的角色嬗变、传播的媒介关联、传播的视听话语和内容整合与重构、受众与接受和传播效果进行了系统性、全景式的观察和研究，从传播学角度阐释了控制、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其中，作为电视传播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视听语言承担着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职能。作者认为，“电视语言特性可以与其物理性质和其他层面的特性并列为电视的本质属性”，而“电视传播语言在词汇、语言规则、风格、修辞等方面都以嬗变来适应融媒时代与环境”。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其“变”与“不变”，思维新颖、别具一格。几个层面的具体分析搭建起了电视传播的基本架构，为读者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立体的新时代电视传播形象。

在此基础上，作者的思考更深一步——明确提出传播者要适应媒介变化而主动轉型，要善于把握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深层互联的发展趋势，要把握内容整合与重构和视听话语建构与运用的基本策略，要敢于对受众需求进行重新审视、对传播效果进行多维关照……这些都是基于变革提出的前瞻性见解，也对电视传播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跳出本体拘囿从上层建筑的视野对电视传播进行审视探讨

电视传播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其运行过程和作用发挥与社会整体息息相关，因此，必须将其放置在社会这个动态的、整体的场域中去审视研究，才能充分把握其内在机理，发现问题的根源并把脉其发展规律。本书的后几章，作者跳出电视传播本身的拘囿，分别从生态的广度、体制的高度和伦理的深度，对电视传播进行深度观察。

传播媒介是一个较大的生态系统。新的媒介样态的出现，使传统的系统格局被打破。电视作为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其多维变化也引发了媒介生态的波动。可见的现实是，新技术条件下的视听传播系统正日趋网络化，台、网、端的深度融合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媒体冲击下，电视媒介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越来越重视“产业属性”的倾向，在与之相配套的人才团队、业务流程、版权工程、资本运作等方面，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都是媒体融合向深里走的关键领域。从注重传播到注重经营，这应是融媒时代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电视传播业态的需要。因此，作者不仅从电视本身进行考察，还从与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的横向对比中观察思考，从整体上对电视传播生态、电视的全媒体转型、融媒体的运营管理等热点问题进行剖析诠释。

在聚焦产业变革的同时，文化的反思也未被忽视。从对电视娱乐化的审视，到把电视看作“没文化”，再到电视成为“文化的颠覆者”，电视批评伴随了电视传播的发展足迹。当前，电视商业化、庸俗化等问题日渐突出。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从伦理的深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并提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传播伦理的准则与纠偏策略，有助于电视传播沿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四、运用融合变革的新理念新成果为电视转型提供思路借鉴

以“共享、聚合、互动”为核心理念的媒体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变革，并深刻影响着传媒生态的格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认为：“媒体融合不是将多种媒体功能汇集到同一设备中的技术进程，事实上，是不同媒介内容在多媒体平台间的流动、不同形态的媒介产业间的合作以及受众为了获得最佳的媒体服务而在不同媒介间自由迁移的行为。”在广电融媒体平台迅速发展的同时，包括转型后的报业集团、通讯社、商业互联网站、社交媒体等在内的新的视听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加速入场，形成了一些具有典型融媒体特点的平台模式。作者对电视媒体在融媒时代的这些变革进行梳理和总结，目的就在于尝试为正处于变革中的电视媒体指引突破思路，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补偿性媒介”，他认为，新生媒介总是对过去某一领域或其某一先天不足的功能进行补偿或补救。在媒介空间被互联网深刻改造的背景下，傳统电视媒体已迎来整体形态的优化与革新，其业务形态、组织架构和媒介功能随之调整。本书的第十一、十二章聚焦融媒时代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运用融合与变革的新理念对电视全媒体、融合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和解读，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提出了电视媒体的转型策略。其中，既涉及转型路径、发展理念等宏观战略层面，又兼顾渠道整合、平台互动、产品开发等微观操作层面。在这部分，作者还从深圳广电、湖南卫视、湖北广电、浙江广电等诸多业内优秀代表的实践案例中得到启示——“渠道的分散、终端的多元对内容形成了更大的需求力，内容生产与创新仍是广电发力的不变根基。”这些经验不仅为电视业者提供了参考借鉴，更有助于提振全行业努力实现转型发展的信心。

电视媒介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身处纷繁复杂的媒介之变云雾中，这个问题仍像哲学之问一样迷离而深邃。融合与变革，这是作者的思考，也是其响亮的应答。可以说，本书既有对融媒时代电视传播实践成果的理论梳理与提炼，也有结合融合与变革的新理念提出的个人见解;既有对当下电视传播领域变革特征的总结，也有对应对变革实现新突破的思考。全书系统性强、视角全面、结构清晰，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调查资料翔实、论证分析充分，对电视媒体从业者、经营者、研究者以及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不仅是理论资源，更具有实践上的参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伴随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生态一定还会发生持续的变革和进化。全媒体、融媒体都不是电视发展的终点，未来先机无限，还需要学者们不断进行探索与研究。

作者：阎安

电视体制变革管理论文 篇2：

积极探索与新媒体合作的渠道 实现电视大变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人们对文化、信息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变,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传播功能还是产业发展,无论是媒介生态还是技术水平,都已千变万化,今非昔比。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和崛起,更像是媒介的一场“十月革命”,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势必也将对遭遇发展瓶颈的电视带来新的变革。

一、电视发展趋滞缓

中国电视经过上世纪的快速发展后,十多年来,一直在向“左”还是向“右”的发展轨道上徘徊,改体制还是改机制,业界一直争论不休。中国广电产业发展也严重落后于其他信息产业,比如十年前还是与广电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电信,如今已绝尘而去,令广电不能望其项背(据资料显示,近年来,全国广电产业的总收入还不到整个通信产业的十分之一)。虽然前几年广电集团化改革大刀阔斧,但是结局却被业界概括为“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特别是这两年,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许多电视台广告创收已经出现滞缓甚至下滑趋势。再从传播角度看,民生新闻低俗化、娱乐节目庸俗化、广告播出恶俗化、节目形态同质化、舆论监督弱势化、收视对象老年化等等,都制约了电视未来的发展。

二、新媒体发展显强劲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迈进,新媒体的崛起已成为必然。据统计,截止2009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规模已经接近3.4亿人,普及率达到25.5%。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提升,在电视黄金时间选择上网的网民有2亿人之多,而且大多数属于高消费能力人群,这对电视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由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吸引的是社会消费阶层的中间力量,对广告投放有着天然的、致命的诱惑,因此,连年来广告创收急速攀升,2008年新媒体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150亿元,而全国广电也只有1314亿元。未来3年新媒体仍将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成长,预计到2011年整个市场规模会超过3000亿元,而超越广电。

三、新媒体的影响和冲击

一石掀起千层浪。新媒体受众人群的无限扩张和市场规模的急剧膨胀,严重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平静”,传统媒体出现结构性变局已毫无悬念。新媒体迅猛的发展对电视和报纸统治下的媒介天下构成了极大威胁,但同时新媒体对两者带来的冲击也不尽相同。

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和报纸未来的发展境遇也许不太一样。许多人认为新媒体是电视的最大竞争对手,无论是受众还是广告,主要瓜分的是电视媒体。虽然这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从媒体的特性看,从世界范围看,新媒体并不容易击败电视。在新媒体发展较早较成熟的美国,据2008年的全美媒体收视习惯调查显示,近70%的人仍把电视作为最主要的新闻来源。由于网络信息相对混杂,电视仍以其信息的可靠性和镜头的可视性赢得了53%的受众青睐。再从新媒体自身特点来说,目前以网络为主导的新媒体主要是对海量信息的集聚和发布,这点对报纸冲击最大。因为电视毕竟还具有声像兼备的功能,而报纸受时间的限制,在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上慢了半拍。而在这场信息争夺战中,这无疑是个危险的“慢半拍”。另外,据有关学者介绍,美国正在研发一种如电脑屏幕一般的触摸式“纸报”, 这种高科技产品像一张纸,可以折叠放进口袋里随身带,可以随时打开,触摸点击浏览最新消息。该产品将在五年内投放市场,到时对报纸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新媒体超常规的发展及其被业界和专家的普遍看好,引发了资本对新媒体的“狂热”,并进一步刺激其快速发展,使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加强,替代趋势加速”。专家称:忽略新媒体就是忽略未来。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媒体,推动传统媒体向现代新媒体转变,似乎已是一个急切而崭新的课题。

四、电视嫁接新媒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007年春天,国家广电总局负责人在“新媒体战略”中首提新媒体为重点战略,并提出了广电的两个重要目标发展对象:数字化转换和新媒体开发。而实际上,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也刚好契合了电视的特质,使电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从“红海”到“蓝海”的华丽转身,从而电视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但是,许多电视台对新媒体并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关怀”,还没有强烈的意识和热情去投入新媒体的开发热潮中。即使有的电视台已经介入新媒体,也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没有精心去打造和经营。比如,现在多数地方台和省级台都开设有网站,但是这些网站绝大多数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一些电视台虽然已挺进了移动电视、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根据地”,但多数也是“无心恋战”,“战果”自然也不尽如人意。

无论从电视现状还是政策环境看,电视嫁接新媒体已时不我待,其紧迫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这是电视产业延伸的必然。电视一直受困于广告经营的单一模式,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大转折、大突破,发展瓶颈已日益凸显。嫁接新媒体后,可以拉长电视产业经营的这一条短腿,使电视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将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视大变革。其次,新媒体是一项高新产业,新型的市场体制、管理机制和经营理念都相对比较灵活,所以如果电视融合了新媒体,可以深化改革一直比较尴尬的电视体制和机制,使电视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第三,新媒体的多数形态仍然是以视频为支撑的,比如网络视频、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这些新媒体与电视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因此电视嫁接新媒体,可以使日趋萎缩的电视受众面得到扩张,使电视自身的宣传和传播功能得到进一步渗透和加强。第四,新媒体的互动性、即时性、全天候、全球性以及海量信息储存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都可以与电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同时新媒体的高新科技水平和人才的先进观念也都会给电视带来新的变革。

五、电视与新媒体的嫁接模式

电视勇闯新媒体,成功实施“蓝海”战略,并非无先例。广东电视台自2004年就开始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进军新媒体,先后取得全国第一张手机电视和全国第三张IPTV业务运营牌照,并建立了全国首个电视台内部的新媒体中心,现已形成了包括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产业群,成功走出了电视融合新媒体的发展之路。城市台异军突起的“黑马”——齐鲁电视台也凭借新媒体插翅飞扬,齐鲁电视台的网站“齐鲁网”被业内评为中国十大最具成长性创新传媒。无锡广电也是国内较早进入新媒体领域的电视台,几年来,无锡广电始终把新媒体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电视网站、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都给无锡广电带来新的发展。

电视嫁接新媒体大致有这么几种模式:一是积极扩展网络电视新媒体业务,电视台开办自己的网站是传统媒体向新领域进军的重要途径;二是积极开展以视频为依托的新媒体业务,如移动电视、数字电视、桌面视窗、楼宇电视、户外电子屏幕等;三是打破一些政策限制和壁垒,发挥电视的内容资源优势,与通信网络通力合作,开展业务,重点是IPTV和手机电视。

面对方兴未艾的信息化浪潮,新旧媒体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媒体的融合汇流成为媒体产业发展的主旋律。虽然新媒体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而来,并正已漫过传统媒体精心缔结的疆界,但是新媒体仍然还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未来会有更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媒介诞生。在未来的媒体家族中,也不会只存在单纯意义上的报纸、电视或某种新媒体。因此,媒体应该在变化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占据各媒介融合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基于此,电视必须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积极探索与新媒体合作的领域和渠道,最终建设、发展和拥有自己的新媒体,实现电视大变革,铸就新辉煌。

(作者单位:温州电视台)

作者：陈振仕

电视体制变革管理论文 篇3：

德国电视双轨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德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媒体市场，其自1984年起实施的广播电视双轨制对于正在经历广电体制改革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通过梳理德国双轨制的发展历程、比较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制度体系上的异同，探寻中国广电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德国；广播电视；双轨制

中国的传媒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传媒的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一对矛盾在变革中显得越发突出。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共和商业领域进行平衡是广电改革的中心问题。一方面，中国的传媒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担任着宣传任务，这是其事业属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形势要求传媒业做大做强，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将这种情形比喻为“传媒的精神分裂症”。本文试以传媒体制改革中的广播电视体制入手，探寻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

一、德国双轨制电视制度概述

根据广播电视与国家的关系，可将其制度模式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即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私营商业模式、以公益原则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国营体制模式以及混合型广播电视制度。德国自1984年实行“双轨制”以来，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市场份额基本持平且影响力稳固，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1、德国双轨制电视的发展

德国这个人口约8200万的国家，目前拥有公共电视频道22个，能接收到的私营电视频道有50个，是欧洲国家中拥有公共频道最多的。①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产生于对希特勒集权主义的拨乱反正。二战后在英美法等国看管下建立起来的德国广播建立在非政府、非商业、非集中化原则的基础之上，按BBC的模式构建起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电视制度，并经本土改造，实行一种与联邦制国家体制一致的、较为分散的联邦地方公营模式。②1954年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合会（简称“德广联”）合办了德国电视一台（ARD），1963年德国电视二台（ZDF）出现。德国公共电视秉承独立性和多元化的理念，在内部展开有限的竞争。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广播电视技术的飞速发展，政治家的支持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的推动，1984年德国开始实施双轨制电视体制。

双轨制作为一种制度保障，在公共服务与自由市场间谋求平衡，两者功能也存在差异：公法电视起“基本供给”的作用，私营电视则起补充供给作用。“基本供给”是公法广播电视的基本功能，即传播规范的内容和让尽量多的人接受和参与，形成公众舆论以维护社会的民主和自由。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双轨制呈现一种激烈竞争和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公益原则与市场原则博弈后的结果。双轨制系统与媒介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变化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之中。

2、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的制度体系比较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双轨制的平衡发展，该体系包括德意志联邦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系列判决、联邦州层面上的广播电视法规、州际协议和相关立法。④相关法律以保障公法广播电视为前提，从市场准入、节目管理、保护未成年人、广告等方面对私营广播电视进行严格的限制。

从资金来源来看，公法电视以收视费为主广告为辅，并将广告时间限在周一到周五晚20点之前，且每日不得超过20分钟；私营商业电视的收入以广告为主，可开办付费电视。从组织与监管机构来看，公法电视由电视委员会、电视行政委员会、台长协同监管；私营电视则主要由企业化组织和州传媒管理局监管。从基本原则与传播理念来看，公法电视坚持公共利益，秉承独立、平等、全面多元等原则为大众提供服务；而私营电视更多体现的是商业利益。

3、双轨制面临的挑战

迫于竞争压力，公法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大众化”转向，由于受到市场原则的影响，公法电视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高收视率上。此外，公法电视的收视费不断受到人们质疑，独立原则或多或少受到政党利益的影响，其自身也面临着机构臃肿，节目传播趋于单向化、精英化等问题；同时，私营电视出现了垄断、同质化、节目庸俗化等不良现象。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介对受众的分流，数字化带来的“窄播”，无不对双轨制产生冲击。

二、双轨制对于我国的启示

广播电视双轨制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由于受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影响，每个国家对该制度的实践不尽相同。德国的双轨制在发展私营广播电视的同时维护了公法电视的稳定地位，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1、走出意识形态迷思——对“双轨制”的再认识

很多人担心由于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双重属性，将其彻底分成国营和私营两类容易导致国家失去对它的控制，从而面临意识形态风险。李良荣提出目前媒体所陷入的困境并非是双重属性的必然结果，而是我们对双重属性的误读所导致。他区分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和“党的喉舌”的概念，将新闻媒体分为“党的喉舌”和“非党的喉舌”两大类，并提出“党的喉舌”最主要的功能是宣传党的决议、方针、政策，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应给予政策优惠和政府津贴；“非党的喉舌”的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在承担一定宣传任务的同时实行产业化、企业化运作，自负盈亏、自主独营。⑤该提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轨制”进行了脱敏，有助于中国广播电视改革走出意识形态约束的迷思。

2、“分、转、合、返”——中国广电产业化的构想

中国广电整体经历了1999年至2004年的集团化浪潮后，形成以省级广电集团为龙头的“诸侯广电”局面，未能打破行政壁垒，产业化之路才刚刚起步。为解决这一难题，刘成付从产业性质、结构布局、政府规制和经营体制三个层面上论述了“分、转、合、返”的体制改革构思。具体来说，在产业性质、结构布局层面应做到企事分开、宣传和经营分开，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化改造，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整合资源；在政府规制层面应做到管办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过渡到综合利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同时控制企业反哺；在经营体制层面上实施制播分离、网台分离、编营分离、频道分营，引进企业化管理运作方式，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资源整合，以股份收益反哺事业部分。⑥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广电体制改革应遵循前者的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实施路径。近些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系列政策同样对广电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3、健全的法律体系——双轨制的基本保障

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为龙头，以其他广播影视专门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但局部仍呈现出零散的应急式立法特征。由于缺少具体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少电视台为提高收视率不断打“擦边球”，直到引起大部分人重视时相关管理部门才采取措施，或叫停节目，或责令整改，造成了中国电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同时，种种“意见”和“通知”较为散乱，灵活性有余而刚性不足。从广电体制改革创新的角度出发，应加快《广播电视法》的出台，明确广播电视事业部分和产业部分的界限，明确广电集团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放宽境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广电领域的限制。⑦针对不同性质的广电媒体，建立起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

4、主流媒体服务功能的回归——广电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优质节目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近年来，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电视在生存压力下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唯收视率至上、过度娱乐化、节目同质化、广告泛滥等倾向，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针对现阶段广电媒体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广电总局近年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俗称“控烟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俗称“限娱令”）、《〈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俗称“限广令”）。尽管广大网民对这些政策褒贬不一，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政策法规促使主流广电媒体回归其公共服务属性，使其更好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引导社会热点，传播主流价值。

结语

我国广播电视业正在经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数字化转换等一系列重大转变，需要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突破，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在发展广播电视业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对我国的广电行业改革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其中，我们应当看到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是保障广播电视体制顺利运行的基础。当然，在吸收的过程中应当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建立起适合本国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广电制度。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曹晚红：《德国双规电视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27、20、31、42

⑤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J].《现代传播》，2003（4）：1-4

⑥⑦刘成付：《中国广电传媒体制创新》[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85、67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1级硕士）

责编：姚少宝

作者：贺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