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培养下的法学硕士论文

内容摘要：司法鉴定是一门法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这就决定了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不仅应遵循法学教育的共性规律，更应符合司法鉴定的自身特点。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亦需以鉴定助理或助手的身份，直接参与到鉴定第一线实务工作，在实务实践中不断消化知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研究生培养下的法学硕士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研究生培养下的法学硕士论文 篇1：

论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

摘 要：运动型思维支配下的法治活动有针对性强、集中整治和收效快的特点，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行为方面有一定的规模效用和即时效果。但从根本上看，运动型思维与法治理性、法治规律存在一定冲突，甚至可能会误导、姑息某些违法行为，破坏法律适用的平等性。所以，在转型社会之中国应逐步摒弃运动型思维和法律实用主义思维，回归稳健、规范和持续的法治理性之路。

关 键 词：运动型思维；转型社会；法治思维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张军（1965—），男，湖北郧西人，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法学博士，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宪法、行政法；魏传远（1988—），男，湖北仙桃人，广西大学法学院2011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运动型思维作为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和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且体现在社会运行与治理的各个方面，在法治层面亦有多样表现。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立法部门片面追求立法数量、法律监管范围和法律功能的无限扩大。在执法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不定期开展各类“严打”、“XX行动”、“XX战役”等专项行动以及各种“从严、从快、从重”的专项行政治理或者集中整治行动。①在司法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及各公权力部门超越或突破宪法赋予的功能定位和制约架构联合办案、突击办案、结案和执行案件。在法制宣传方面，表现为重形式和短期化的法制宣传运动。从实践上看，运动型思维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法治进步与良性发展的阻滞因素。

一、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及其阐释

（一）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

采用运动方式开展某些活动和追求某些目标是现实尤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常规思维和常见现象，但这种思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其天然局限性，应当受到严格的规范和制约，尤其是在理性、规则与现实冲突较为激烈的法治领域。所谓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指由占有一定公权力的主体如政党、国家、政府或其他统治集团凭借掌握的公权力和治理资源发动的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通过社会动员，自上而下地调动政法部门（一般包括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和武警等部门）及其他社会成员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国内久拖不决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的暴风骤雨式的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的重点治理过程，它是运动型思维主体为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治理思维。[1]二是指在法律规范制定并颁布实施后，在行政机关执法层面，没有将执法活动纳入法定程序运行，而是在重大涉法危机事件突发后，被动寻求临时执法救济，以抑制危机发展、蔓延的短期执法行为的思维状态。[2]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是指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活动中，公权力机关为达到某种预期的社会治理效果，集中社会资源，片面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手段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国内重大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集中、迅速的专项治理的非常态的社会治理思维和处置方式。

（二）法治社会构建的两种基本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法治进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的法治化：第一种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演进型的法治化，即伴随着市场经济、社会历史和文明进程逐步建成的法治国家和理想状态；第二种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化，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选择的模式和路径。所谓政府主导型法治道路，是指一国的法治进程是在国家权力的推进下启动和进行的，公权力机关是法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也是在公权力机关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和建构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公权力机关所掌握的本土资源完成的。在我国，法治化的最初动因和启动因素是在公权力机关形成的，它是以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部国家对本国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与挑战相联系，表现为国家在外部挑战和压力面前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即这种法治化的启动因素来源于公权力机关自身，来源于公权力机关基于国际比较的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力图赶超别国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是法治化建设往往在较短时期一下子全面铺开，公权力机关制定法治化建设纲领和法律、法规，试图在较短时间里完成国家法治建设任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治路径属于政府主导型，基于功利和目标的考量及客观形势的影响，这种公权力机关主导型的法治进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带有追求短期效应的运动型思维色彩。

从传统的社会治理路径看，运动型思维在响亮口号的鼓舞与广泛社会动员力量的支持下，以极大的力度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控制和打压，以期取得即时的治理成效。如在某些地方，通常采用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三个部门合署办案的做法，使掌握司法权的公权力机关只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搞“大三长会议”（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通气会）、“小三长会议”（刑庭庭长、公诉科长、刑警队长联席会），对案件进行未审先定，让审判流于形式。[3]盛行由公安机关牵头的全权型专案组体制，成立专案组，不仅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而且干预检察、审判阶段的事务。这就使得公权力主要集中于个别部门或者个人手中，而人大、政协等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和监督机构则较少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无论从党委集体领导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的法定监督权力、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角度来看，运动型思维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公权力机关法定职权的正常行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的态势有了很大改观，但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仍广有市场，已成为某些公权力机关面对突出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本能思维，对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应对和处理仍然习惯于运动型思维模式，使社会治理陷入了“突击解决——迅速见效——问题反弹——再突击解决——再反弹”的恶性循环之中。在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仍有部分官员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甚至把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矛盾多发，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所谓运用法治思维，就是以法治思维为指导、恪守法治精神和法治理性，依法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指南和党的决议，号召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和推进法治建设，无疑会对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起到整体上的推动作用。

二、运动型思维与法治规律、法治理性的冲突

任何思维方式和历史现象的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作为一种实践性和现实性产物的运动型思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短期目标需求并产生治理效果，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却与法治目标、法治理性、法治规律之间存在错位和冲突。主要表现为：

（一）价值层面的冲突

首先，运动型思维的后果与法治的平等精神、法的稳定性和法治规律存在一定冲突。尽管运动型思维具有集中整治、收效快的优势，可以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行为方面取得预期的规模效用和短期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有悖于法治精神和法治理性。因为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透明度，这种要求应当贯穿和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整个过程中。虽有良法，如果治理方式和过程不能始终如一、正当透明，就必然会破坏人们对治理后果的合理预期，进而破坏人们对法的信心和信仰。如在“严打”时期，不同的违法行为甚至同一违法行为人在不同时期实施的违法行为，其后果明显不同，这就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平等。“严打”的潜在前提和估计是每个违法行为人都是理性的人，其会根据公、检、法、司机关的态度和措施选择是否违法、何时违法以及如何违法。事实上，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但并不必然，实践中完全可能造成轻微违法行为在运动型思维和运动型治理中受到严厉制裁，而制裁严厉程度和后果与其行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其次，运动型思维为追求预期效果和短期效应，或多或少都存在忽视甚至违反正当程序的可能。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张：“正义即公平；人人都应享有的一种与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运动型思维一味地求速度、数量，过分追求效率，往往意味着程序被简化甚至被废弃，程序违法被最大限度地“宽容”和“理解”，这样，就损害了法的整体秩序和价值。在运动型思维中，作为相对人权利保障最重要的程序制度被淹没在对违法行为的“喊打”声中，违法行为人往往由于忌惮违法后果和社会舆论亦不能大胆主张权益。运动型思维采取拉网式大检查，无论有没有问题、是否合法，都一律给以处罚，不同违法行为受到相同处罚或者相同违法行为受到不同处罚，不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责罚相当的原则，[4]（p28）而且容易伤及无辜，使合法行为不能受到保护。

再次，法治的最高境界不是频繁、主动地使用暴力，而是让暴力“隐而不发”。因此，处罚的真正威慑力不在于处罚的执行而在于“利剑高悬”和强制教育。运动型思维选取的路径恰恰是以暴制暴的短期弹压和暴力威慑，运动型思维的周期性特点疏远了违法与处罚之间的联系，高智商的违法分子往往会利用公权力机关运动型思维的局限和间隙，利用治理漏洞从事各种违法活动，规避法律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讲，运动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纵容了某些违法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于：一是运动型思维开始前的大造声势使得违法者能够提早毁灭或隐藏证据，暂时停止违法行为；二是随着运动型思维次数的增加，对违法者的威慑作用逐渐递减，他们也往往存在某种既定预期，即采取游击策略，徘徊于治理运动空隙之间，伺机再犯；三是运动型思维为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心理暗示，即平时的违法行为可以姑息，在客观上纵容了非运动时期的违法行为；四是运动型思维多采取重打轻防、重处轻教的处罚方式，容易造成重新违法比率偏高的后果，不利于处罚和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规范层面的冲突

法律作为特殊的社会规范是通过为各个社会主体设定权利和义务而达到社会调整的目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平衡。运动型思维和治理往往通过在短期内加重义务、忽视权利来达到治理的目的。法治是一种透明的理性治理，它不仅需要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及相应的社会条件，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和理性积淀。[5]（p160）运动型思维往往采取急功近利的方式处理案件，不仅与现行法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和冲突，而且与现行法律规范之间也存在冲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和公平标准的失衡。法治规律作为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有所不同，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识别和认识比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为艰难，正因为如此，法治规律也常常会被错误地认识甚至被扭曲。比如案件的侦查和审理活动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为地“强令”办案人员及早查处案件和审理案件可能会遭遇到证据不足和事实不清的困难，慌忙之间办案和结案很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再如司法中的统计数字往往是社会实证状态的反映，对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司法活动极具参考价值或成为办案依据，但如果过多渗入主观因素甚至为迎合某些事态与要求而编造数据或修改数据，最终就会误导政策的制定和对问题的处理。实践中某些数字的极端化和形式化极可能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如司法机关片面地强调调解率或抗诉率，人为减少案件的受理甚至变相诱逼当事人撤诉或接受调解等。

（三）效果层面的冲突

运动型思维过分强调效率和结果，在此导向下的权力行为往往会超越程序和违背规律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状态在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可能诱发大量的违法行为，但公权力机关治理在人力、机制、财力诸方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这就容易在客观上导致大量违法行为处于监管薄弱甚至是真空地带。久而久之，这些违法行为就会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对此，公权力机关基于职责和职能要求必然要予以严厉打击，以保障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公众对某一社会问题的集中关注在客观上也迫使公权力机关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以期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治理效果。在运动型思维支配下，公权力机关往往是在确保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再讨论治理成本的高低问题甚至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这就与治理效果产生了冲突。

从成本角度看，运动型思维的治理存在三种成本：一是执行成本。运动型思维之下的治理方式往往治标不治本，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学性研究，短期内调动大量社会公共资源，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长期看是加大了执行成本。二是机会成本。在运动型思维期间，一切工作都围绕特定治理任务展开，其它治理任务和日常事务被搁置一边，既可能出现其它违法行为泛滥和某些社会秩序被破坏现象，实践中采取的政策优于法律的做法也会导致法律权威的弱化和治理时机的流失。三是错误成本。治理机关在运动期间承受着巨大的行政和社会压力，容易产生宁枉勿纵的倾向，极有可能造成冤案和错案，损害相对人或违法嫌疑人的合法利益，由此也必然会产生错误和纠错成本。从效益角度看，运动型思维在短期内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使违法行为被暂时遏制，但由于它具有临时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因而对打击违法犯罪的长期效益并不明显，加上过分强调打击违法和遏制犯罪，容易出现忽视人权的问题。

三、尊重法治规律和法治理性，积极推进法治进步

（一）尊重法治规律是对法治国家建设的科学推进

法治规律虽然与自然规律有所不同，但同样需要被尊重和合理利用，违背法治规律不仅会对法治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建成构成阻碍，而且会直接侵害法治国家中人的合法权益。所谓法治规律，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良法，必须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必须依法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 法治的运行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上，每一个程序和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思维的沉淀，过于功利和随意的行为与法治规律和思维理性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冲突。

法治国家建设的科学推进就是如何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特定国家的公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运动型思维不仅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悖，而且违背法治规律。法治国家不是短期内能够建成的，尤其是与法治相适应的法律人的培养往往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法律人的培养和品质提升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流动的法治总是要求在制度与人之间达成某种互动和平衡，才能从整体上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6]（p161）

（二）信守法治理性是对法治国家人的基本要求

从总体上看，运动型思维关注短期效应和行政目标，忽视长期效果和持续稳定，与法律工具主义思维存在一定的共性，与法治信仰和法治理性的要求之间存在冲突。首先，运动型思维含有“人治”色彩，与法律至上性要求不符。“运动型思维自始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为代价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随意式的“人治”原则，而不是理性的法治原则。弱化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和形象，从而使公民失去了对法律的基本信任。”[7]其次，运动型思维的临时性和反复性等特点与法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要求背道而驰。运动型思维是一种事前疏于治理、事后矫枉过正的治理方式，它把治理异化为临时政策，用以代替法律规则和原则，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大打折扣，与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弱社会、强国家”的关系呈现出渐进性的趋势，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分离，权力由集中趋向分散，使其能够拥有更充分的活动空间对各自领域进行有效的治理。因此，如何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要求，不断完善法制，有效地限制公权力，将是我国推进法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运动型思维试图通过公权力构建某种强制性秩序，但却破坏了法治规律和社会秩序。强制性秩序无法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反而为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心理指引：平时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惩罚，运动期间只需采取游击策略便可逃避惩罚，由此导致社会秩序极度扭曲。强制性秩序也无法成为政府官员恪尽职守的规范，反而会为部分官员逃避公共责任提供借口，由此导致维稳成本的节节高升，社会的“刚性稳定”①趋势不断凸显。社会的稳定并不代表要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冲突，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应当是一个有能力化解矛盾和协调利益冲突的法治社会。

（三）摒弃运动型思维是对法治理性的回归和践行

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不仅作为执政党的党章加以确定且已写入我国宪法，但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却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奉法为上，厉行法治。众所周知，法的威慑力和执行力是公众守法的必然因素，对违法行为最有威慑力的往往不是惩罚力度，而是违法必究的严格执法状态，即对法律责任依法严格追究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只有严格、有效的法律责任追究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消除逃避责任的侥幸心理。由此而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当今之中国并未失去其现实意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更应在操作层面得到落实。其次，践行程序正义，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程序正义不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条件和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如果程序有失公正，不仅其自身的公正价值得不到实现，更不用谈实体公正了。孟德斯鸠曾说过：“当一个人握有绝对的权力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简化法律”。[8]（p172）最起码的程序公正包括两项内容，即听取对方意见和任何人不得做与己有关案件的法官。通过制定和履行完整的程序可以对公权力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防止监督部门未经调查就草率地进行处罚；公权力机关如果没有按规定的程序治理，就可能导致其治理行为无效，被追究相应的违法责任。通过正当程序的制约，对权力行驶的过程和规范性进行约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尊重规律，摒弃运动型思维和实用主义思维。法治规律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真理性的规则，但这种规律却不容易被认识。建设法治国家，一是要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这是尊重和利用规律的前提；二是摒弃法律实用主义和运动型思维，因为它们是对法治规律的违背和“反叛”。法治国家应当在平和、理性、长久和持续的过程中逐步建成，法治文化和法治意识也需要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积淀。运动性思维支配下的建设活动和治理活动往往比较关注短期的治理效果和局部目标的实现，而法律实用主义思维则在本质上完全把法视为工具。因此，要防止和消除法律实用主义和运动型思维，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三是“尊道而行”，让治国理政的基本思维回归法治规律和法治理性，即尊重法治规律、研究法治规律和守护法治理性，按照法治规律办事。

【参考文献】

[1][7]朱晓燕，王怀章.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J].青海社会科学，2005，（01）.

[2]童大焕.“运动执法”何时了？[J].南风窗，2001，（04）.

[3]童之伟.“社会管控型打黑”教训[EB/OL].中国宪政网，2013-04-13.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5][6]张军.法律人的理性与沉思[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

[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

（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张军 魏传远

研究生培养下的法学硕士论文 篇2：

“助鉴”制度在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实践探索

内容摘要：司法鉴定是一门法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这就决定了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不仅应遵循法学教育的共性规律，更应符合司法鉴定的自身特点。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亦需以鉴定助理或助手的身份，直接参与到鉴定第一线实务工作，在实务实践中不断消化知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考虑到现行“三助”模式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价值，本文在借鉴前述理念的基础上，尝试探索符合应用型、复合型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助鉴”制度。具体而言，即通过“助鉴”制度的构建，探索学科与司法鉴定实务部门的共建模式，推动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的联合带教，进一步落实相关工作的制度化运行，并通过定期评估与反馈总结机制，来检验与确证“助鉴”制度的实际成效。

关键词：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助鉴”制度;实践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的不断前行发展，使得专业领域在日趋细化的同时，也在持续发生着交融与复合，进而催生出一些交叉学科的问世。仅就司法鉴定而言，其即是一门法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司法鉴定不仅与法学学科存在密切联系，而且与自然科学学科之间亦有着紧密的联系。[[[] 沈臻懿等：《国内外刑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机制综述》，载糜忠良、蒋占卿主编：《2017刑事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群众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司法鉴定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实践，在我国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专业而言，司法鉴定长期挂靠在诉讼法学或侦查学之下，处于从属学科地位。直到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行《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司法鉴定作为法学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学科已初步形成。教育部在科研与教材方面开始把司法鉴定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设置，之后又在研究生学位方面作为目录外专业招收、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杜志淳：《论现代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鉴定教育》，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3期。]]司法鉴定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其与法学学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成熟经验，可以为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司法鉴定与传统法学学科之间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司法鉴定的自然科学“位面”，决定了其对于技术手段的高度依赖性。当前，司法鉴定人的培养由传统学徒式为主改为全部由高校承担，通过成立专门院校或设置相关专业统一培养鉴定人才。[[[] 《司法鉴定机构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司法鉴定机构发展模式研究——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视角》，载《中国司法鉴定》2015年第6期。]]司法鑒定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在人才培养中同样需要遵循交叉性特点。这一情形，从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学科近年来的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中，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详见表1）。

基于“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学科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2011年～2018年）”的考量，司法鉴定研究生毕业所授予的同为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位，但其研究侧重与方向显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学学科。首先，司法鉴定专业的学位论文对于鉴定技术与检案研究的要求，需要研究生有着较为扎实的前期积累基础。其次，司法鉴定实务涉及的大量科学技术应用问题，决定了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教学，亦要突出实践教学，让学生以鉴定助手身份参与至司法鉴定实务工作，从而强化其鉴定科学技术的锤炼与把握。

众所周知，一项有效的制度是活动得以顺利运转的关键保障。为了对标司法鉴定高端人才的培养特点，亟需创新教育理念，探索“助鉴”制度在教学实践的特殊价值，以期通过制度化运行的力量，培养契合社会发展趋势，且能无缝对接实务岗位的司法鉴定研究生人才。

二、“助鉴”制度构建的实践意义

“助鉴”一词的术语来源，脱胎于研究生教育中的“三助”模式。一方面，与现行“三助”模式在研究生培养上的理念一致，“助鉴”制度的构建意义，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标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助鉴”制度的专属特点，决定了其在应用型、复合型司法鉴定研究生人才培养上的不可或缺性。具体而言，“助鉴”制度在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实践意义，主要凸显在以下方面：

（一）现行研究生“三助”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开拓与创新

长期以来，“三助”模式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助教、助研、助管工作的推动，不仅培养了研究生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的能力，更全面提升了其综合素质。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功能，研究生“三助”在制度设计上纳入培养环节来思考，使得研究生通过“三助”岗位获得有益的实践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专业学习相结合，得到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在专业素质、工作能力上得到更大的提升。[[[] 谢矜等：《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研究生“三助”制度设计的思考》，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5期。]]考虑到现行“三助”模式主要是针对宏观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层面，在中观层面上，不同专业也有着各自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色。具象至司法鉴定学科中，其系法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且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务检案，来对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予以支撑。为此，有必要结合司法鉴定应用型、复合型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目标，在现行“三助”培养模式的基础上予以深入开拓与创新，探索“助鉴”制度在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实践价值。简单来说，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助鉴”制度，即是联动司法鉴定实务部门，为在学研究生提供鉴定助理或助手岗位。通过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司法鉴定人）的联合带教，在检案实践工作中接受司法鉴定人的指导，辅助司法鉴定人从事实际检案与研究工作，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深化研究生自身在专业领域中的综合能力。

（二）契合学科特色的司法鉴定研究生创新型培养模式

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司法鉴定已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并在专业目录外独立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科从单独招收研究生伊始起，就确立了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联合培养的模式，且同相关实务部门都设有教学实践共建基地。前述培养理念与模式已然充分考虑到了司法鉴定专业的交叉学科属性与实务技能特点，从而为“助鉴”制度的构建与运行提供了前期基础。基于联合培养与教学共建的双重优势，得以定期按照不同年级与专业方向，安排研究生在相关司法鉴定实务部门中从事“助鉴”岗位，加深其在鉴定第一线的直观接触与实务训练。这一高度契合了司法鉴定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特色，不仅实现了自主学习、实践积累的凝练，更在实战过程中逐渐培养与强化研究生的应用研究型能力。

同时，司法鉴定学科基础理论与业务实践紧密联系的特点，要求各个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都须契合实务技术予以深入研究。“助鉴”工作的制度化运行，在提升研究生应用研究型能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与案例素材。研究生在“助鉴”岗位上的学习、实践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积累、凝练与论证学位论文选题方向的过程。在这一良性循环下所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也将具有更高的理论与实务价值。

（三）提升司法鉴定研究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基础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30%—40%的案件会涉及到科学技术与专门知识问题，如伤残等级判定、死亡原因认定、精神疾病鉴别、亲缘关系判定、会计司法鉴定、计算机电子取证等等。这些法律事实单靠逻辑推理和法官的直觉、直感是无法确定的，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与专门知识。[[[] 杜志淳、丁笑梅：《国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述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社会的发展、司法的需求，决定了司法鉴定人才的朝阳就业前景。但即便如此，如何进一步提升司法鉴定研究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仍是一项需要长期建设的重要课题。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不应仅停留在使其顺利毕业的低标准层面，而应促使毕业研究生更好地融入工作岗位，更快地成为该领域的中高级核心人才。这就需要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现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与就业岗位的“无缝对接”。就此而言，司法鉴定研究生“助鉴”制度的贯彻与落实，可谓提升司法鉴定研究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一大优势基础。

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学期间，不仅学习、掌握了较为扎实的学理基础，其同步运行的“助鉴”制度，亦可帮助研究生通过实务检案来“消化”课堂上的学理知识，且能令其提前熟悉本领域工作，实现从学校毕业直接迈入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在校学习与工作实践如存在与现实脱节时，用人单位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新进员工予以入职培训。故对于大部分司法鉴定用人单位而言，其都希望招录的员工能够尽快上手从事具体工作。“助鉴”工作的制度化运行，即可有效缩短毕业生与就业岗位的磨合期，从而大为提升司法鉴定研究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在鉴定助理或助手岗位上的实践经历，不仅能让研究生的理论基础与实务检案有机结合，更能令其熟悉并适应未来的就业岗位。一旦其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产出最大的“生产力”。

三、“助鉴”制度构建的路径探索

相较于传统法学学科，司法鉴定除具有法律性的共性一面，还同时具有科技性的一面。前述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法学学科的特点，使得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不仅应夯实法学理论、司法鉴定制度、司法鉴定原理等理论素养，还需着重培养其实务检案能力。在此背景下，“助鉴”制度的构建，能够对标应用型、创新性的司法鉴定复合人才目标，探索出一条适合司法鉴定自身特色的研究生培养路径。

（一）构建学科与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共建模式

基于前文所述，实践检案技术在司法鉴定学科领域中的不可或缺性，要求研究生一方面须通过大量实践检案，来消化和理解课堂上或书本中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针对在实践检案中发现的疑点与难点，又能反过来促使其通过理论研究来加以攻克。这就要求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有大量实务检验案件的支撑。就此而言，“助鉴”制度的构建、落实与研究生实务检案能力的培养，需要依托司法鉴定实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合作共建平台与“助鉴”制度的衔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展开。首先，须着力探索司法鉴定学科与实务部门之间的共建模式。其次，在这一制度的构建与创新过程中，还应当注重研究学科专业与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共建中的“助鉴”全覆盖模式。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学校司法鉴定学科共建、合作的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均是上海乃至全国顶尖的，实力雄厚的业务实战部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学科在司法鉴定博士学位培养层面上，设置有司法鉴定制度与管理、物证技术司法鉴定、法医学司法鉴定等研究方向;硕士学位培养层面上，则设置有物证技术司法鉴定、声像资料与计算机司法鉴定、会计司法鉴定、法医学司法鉴定等研究方向。在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中，都会涉及各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了实现“助鉴”制度的全覆盖，一方面应同检案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合作共建，以便于为各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提供对应“助鉴”岗位;另一方面，对于在某一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的单项性司法鉴定实务部门，亦可通过联合培养或合作共建的形式，为对口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提供相应“助鉴”岗位，从而依托该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在某一领域中的突出优势，更好地实现司法鉴定研究生的应用创新型能力培养。在具体培养流程中，可将研究生按年级与专业方向分别安排至相应的“助鉴”岗位，且由资深一线实务导师全程指导，从而进一步深化研究生的培养成效，切实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二）探索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的联合带教

有别于导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传统培养方式，基于“助鉴”制度下的司法鉴定研究生教育所关注并探索的是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的联合带教模式。不可否认，司法鉴定学科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生导师，自身即具备“双师”资质。但这些研究生导师通常均有教学与科研工作，且多为兼职司法鉴定人。研究生导师自身从事实践检案的时间与数量限制，往往难以时刻在鉴定第一线对学生进行实时指导。为了更好地落实研究生的实务检案带教，有必要探索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的联合带教模式。鉴此，在传统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基础上，针对“助鉴”制度的特殊性，可由司法鉴定学科与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共同制定带教标准，选派资深专职司法鉴定人担任研究生“助鉴”岗位的实务带教导师，在研究生辅助其从事司法鉴定实务的同时，对研究生的实务检案能力予以专项指导。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联合带教的模式，不仅与司法鉴定学科的自身性质有关，同时也可更好地全面满足司法鉴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所需。通过联合指导与带教，能够令指导组成员有效覆盖所设专业下所有的研究方向，且理论研究與实训实务各有侧重，有利于法学与理工类学科、医学等不同专业学科的结合，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司法鉴定高端人才。

（三）落实司法鉴定“助鉴”工作的制度化运行

从当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实践来看，学生在读期间多会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前往实务部门实习。部分司法鉴定研究生在入学后，同样也会选择专业对口的司法鉴定实务单位进行实践实习。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前述实习工作多属于个体化、自发性的活动，尚未形成全覆盖与制度化的运行模式。在此现状下，即使司法鉴定研究生有机会前往对口实务部门实习，也可能会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性。学生虽身处司法鉴定实务部门，但其实习内容可能与实践检案工作有着一定距离，且往往缺乏穩定的实务导师（资深司法鉴定人）带教与较为系统的实务培养计划。因此，在肯定前述专业对口实务部门实习活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针对司法鉴定研究生创新培养的特殊之处，亦须着力探讨“助鉴”工作的制度化构建与运行。

1.用规章制度对“助鉴”工作予以明确。依托鉴定机构开展的实训是专业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培养环节，自然也需遵循合理的教育规律和模式。[[[] 云利兵等：《新时代司法鉴定机构在法医学人才培养中的战略意义》，载《中国司法鉴定》2018年第4期。]]诚然，司法鉴定研究生教育中，已存在类似于“助鉴”模式的实践做法。但这些活动大多未上升至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与不稳定性。为了将研究生“助鉴”工作的培养优势最大化，有必要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对“助鉴”工作予以明确。具体而言，涉及到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司法鉴定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制度;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合作共建实践基地制度;司法鉴定实务导师选任、带教制度;司法鉴定研究生分派从事“助鉴”岗位制度等方面。

2.制定“助鉴”制度的程序性指导细则。除了前述实体性制度规定外，“助鉴”制度的构建与落实，还需要有相应的程序性指导细则。由于司法鉴定涉及到的专业门类较多，且作为个体的在学研究生在培养层次、年级高低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制定“助鉴”制度程序细则中，予以全方位的考虑。具体而言，程序细则应根据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计划与方案，按照研究生的培养层次、专业方向与年级高低划分，明确在学研究生在“助鉴”岗位上的实践学习、参与检案、实务研究与考核评价等综合性培养要求。

3.“助鉴”制度化与学位论文间的衔接。研究生人才的教育培养层次，无疑属于大学象牙塔内的高层次阶段。因此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在“助鉴”岗位上的实践锻炼，不应仅仅只是单纯的流水线作业，而应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设定，要求其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学习，参与实践，进而将在“助鉴”工作中发现、总结的实务技术问题，转化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换言之，即通过“助鉴”工作的制度化构建、运行与落实，实现其与学位论文之间的衔接，从而推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同实践领域的紧密结合。

（四）推动“助鉴”制度的定期评估与反馈总结

基于前文论述，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助鉴”制度构建，可以依托研究生培养院校与联合培养、合作共建单位的综合优势和软硬件实力，通过研究生导师与实务导师（资深司法鉴定人）之间的优势互补，建设规范化、体系化、全面化的人才培养基地，让研究生多渠道、多方位的参加实践检案，加强研究生对专业知识、专业技术的理解与掌握。就此而言，“助鉴”制度不仅可以使研究生尽早接触检案，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有助于对接毕业生就业岗位，实现走出校门就能直接步入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项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成效与否，都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确认和验证。在探索“助鉴”制度的应用同时，亦须关注其在司法鉴定研究生培养中的实际成效。同时，作为研究生实务技能训练与培养基地的司法鉴定实务部门，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是否能实现规范化与持续性的核心内涵，也需要探索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具体而言，在“助鉴”制度构建与运行的同时，应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式，以及定期、不定期“回头看”，多方意见反馈等各类途径手段，及时总结这一制度化模式的积极成效。对于该工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可通过评估与反馈机制予以及时发现并在第一时间予以弥补。

（责任编辑：胡裕岭）

作者：沈臻懿

研究生培养下的法学硕士论文 篇3：

以目标导向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路径探析

加强和优化案例教学，是深化新时代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培养和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有效路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能力是法律硕士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案例教学是培养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重要环节，案例教学法是培养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重要方法。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切实用好案例教学法，提高法律硕士案例教学质量，对提升法律硕士的法治实践能力至关重要。

一、认清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法治需求日益增长的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这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具有较高现代法治实践能力的大量实务人才竭力奉献。从我国法学研究生教学模式和法治人才结构比例看，与数量相对较少的法学博士和着重学术取向的法学硕士以及培养力度相对较小的法学学士相比，法律硕士整体上兼具数量和质量优势，其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竭力构建国家法治大厦、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行业中坚。因此，为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时代态势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现实需求，有必要基于法治实践能力提升的视角，与时俱进地按照新时代国家法治建设需求，优化包括案例教学在内的法律硕士教学模式改革，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质足量的法律实务人才。

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案例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手段。”2017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指出：“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以及各行业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法学知识教育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2]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3]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明了深化新时代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明确了以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其中，以开放、动态、互动、务实为典型特征的案例教学，与着力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度契合。司法案例是法治的细胞，与法律文本中静态的“法条”相比，案例是现实生活的“活法”，是透视法治实践、提升法治实践能力的可行路径。案例教学法是培养法律硕士的重要方法。在法律硕士培养中，用好案例教学法，对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明确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主要目标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学生法治实践能力。提高法治实践能力，就是要提高在法治实践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实践能力是由具有内在联系的法治思维能力和法治行为能力两大部分组成的。法治思维为内，法治方式为外;法治思维为本，法治方式为用。能够具备法治思维，是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先导。能够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是法治思维得以外化并充分发挥社会效用的目标和归属。因此，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能力需求看，提高法律硕士的法治实践能力，关键是通过案例教学着力培养办案有据的规则思维、法成体系的系统思维、释法有理的良法思维等务实管用的法治思维。

（一）培养办案有据的规则思维

现代法治是规则之治。规则思维是最基本的法治思维，是基于法律规则属性的最基本法治思维。所谓规则思维，就是规则意识。法律是国家治理所依循的基本规则。规则能够增强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安定性，能够增加行为的安全感。法治之所以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效，很大程度上与法治的规则特征相关。法律规则，既包括实体规则，也包括程序规制。规则能够划定行为界限、设定行为预期。实体规则，对于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内涵要求。比如，对于公权力主体而言，必须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基本规则;对于私权利主体而言，则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规则。程序规制能够划定行为步骤、影响行为节奏。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发生的一些监督过失案件，往往与程序规则意识淡薄密切相关。比如，安全责任事故类案件中，就不乏忽视了程序规制而发生安全事故等严重后果后，因行为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监督过失，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事例。对此，可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着重从不同侧面增强办案有据的规则意识。

（二）培养成体系的系统思维

现代法治是理性之治。系统思维是一种基于形式法治的理性思维。现代法治是一个由以宪法为统领、各部门法为支撑而有机组合起来的系统的规范体系。在这个有机的规范体系中，各部法律、各个具体规则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于某部具体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而言，必须遵循“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等效力位阶规则。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某个具体规则的理解和适用而言，还需要把该规则放到整部法律的规则体系中进行比较衡量，以作最符合法律体系精神的解释。对此，可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着重增强法成体系的系统思维。

（三）培养释法有理的良法思维

现代法治是良法善治。良法思维是一种基于实质法治的价值思维。只有良法善治，才能使法治具有坚实的道德根基，才能使法治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才能使法治在国家长期治理中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开篇就强调：“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4]法治之所以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类文明样态，与其追求善治密切相关。良法善治，意味着需要对法律作合乎人们基本是否善恶共识的理解，意味着不能依法得出明显违情悖理的案件处理结论，意味着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案件中必须综合把握天理国法人情的关系。对此，可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着重增强释法有理的良法思维。

三、把握法律碩士案例教学的典型特征

与教师满堂讲授的传统教学相比，法律硕士案例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主体等方面均具有一些较为独特的典型特征，是科学设置和用好教学环节的基础。

（一）教学目标的应用导向较为明显

法律硕士旨在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法治人才，特别强调通过案例教学提升学生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范，以解决各种复杂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这就决定了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实践旨趣较为突出、应用导向较为明显。

（二）教学过程的互动交流较为频繁

法学是一门思辨色彩较为浓厚的实践学科。对于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和适用，需要各种法律角色不断地互动交流以寻求共识。这就决定了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以案例为中心、以法律为依据，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围绕案例能够广泛展开讨论、彼此互动交流较为频繁的教学过程。

（三）教学主体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目标的务实导向，决定了教学主体必须具备比较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承担法律硕士案例教学任务的教师，一般要求通过兼职或挂职等方式获取具备较为丰富的律师、仲裁、审判、检察、复议等法律实务经验的专任教师，或者是从法律实务部门聘请的学者型法官、检察官等兼任教师，或者是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进行双师同堂教学。

四、用好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实践环节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过程是一个互动、动态、开放、务实的过程。与这种互动、动态、开放、务实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模式相匹配，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实践环节需要由以课堂为中心并向前后两端延伸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组成，以此充分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一）课前环节

根据本科所学专业是否为法学专业，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分为了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和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和法学硕士研究生之间，以及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这三个群体内部之间的专业背景和个体差异较大。特别是，对于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而言，其本科毕业于非法学的其他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专业背景差异大;其中，对于有工作经验的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而言，他们不仅专业背景差异大，而且工作背景和工作经验也各不相同，对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法学知识的实践运用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这种叠加效应，进一步拉大了专业背景的差异。对此，通过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案例做好有针对性的收集资料、熟悉法律、开展阅读、认真思考等课前准备工作，则有利于尽可能弥补教学对象之间专业背景的差异性，并为后续教学环节做好铺垫。

（二）课中环节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互动、动态、开放、务实特征，以及案例教学特有的问题呈现和分析方式，有利于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有利于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发挥各自专业背景优势，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切入，展开对某个具体法律问题的分析，引发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课堂上如此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有利于教师全面准确地提炼案例中的争议焦点，并引导学生找寻争议焦点的法律依据，厘清处理该争议焦点的法律思路和具体对策。

（三）课后环节

案例教学的课后环节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课堂环节的效果。在课堂广泛互动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可以围绕教学案例从不同角度归纳总结心得体会，撰写解决此类案例纠纷的相应法律文书;还可以围绕教学案例进一步检索类案、研究类案，积累相关实证研究素材，并围绕这些案例素材，深度研习相关法律法规、深化拓展课外阅读;必要时，还可以将法律硕士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互为补益。

五、探索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系统方法

以上分析表明，欲使法律硕士案例教学取得最佳效果，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中，均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探索和完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系统方法，则有利于积极调动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课前、课中、课后主动参与和融入案例教学的兴趣，有利于提高法律硕士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与时俱进地处理法律实务疑难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在法律硕士培养中尽最大可能解决法律硕士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

（一）探索以课堂为中心、向课前课后两端延伸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方法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既不能离开课堂这个中心环节，也不能仅停留在课堂这个中心环节。在课前阶段，任课教师应当对教学案例的相关材料进行全面熟悉了解，准备好预设问题和点评纲要;在课中阶段，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案例的内容和特点，选择圆桌讨论、分组讨论、双方辩论、角色扮演等适当讨论方式，引导讨论的过程和节奏;在课后阶段，任课教师可以撰写案例教学分析报告，总结经验，分析得失。由此，以课堂为中心、将课前课后两端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案例教学功能。

（二）探索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方法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既要发挥教师的引导功能，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功能，变“教师独唱”为“师生合唱”。让学生成为案例教学的主角，充分融入案例教学的全过程，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对案例的好奇心、求知欲，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

（三）探索以案例为载体、能深度挖掘案例价值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方法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既要注重案例本身的显性教学价值，也要注重深度挖掘案例的隐形教学价值。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往往反映了多元法律关系，是一个复杂法律关系的综合体，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挖掘它的教学价值。比如，一个职务犯罪案例，既可以从惩罚的角度也可以从预防的角度，既可以从定罪的角度也可以从量刑的角度，既可以从主体的角度也可以从行为的角度，既可以从社会角度也可以从个体角度等层面进行多维挖掘解读，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典型案例的教学功能。

（四）探索以应用为导向、能切实提高实践能力的法律硕士案例教学方法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必须紧紧围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运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始终坚持以应用为导向，能够切实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是法律硕士案例教学的任课教师选择教学案例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硕士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律硕士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传统讲授教学等其他教学方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因此，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系统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以避免教学方法的系统运用不足问题。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案例教学法在法律硕士培养中的科学运用研究”（项目编号：yjg213138）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D].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77.

[3]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J].求是，2021（5）：14.

[4]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N].人民日报，2021-01-11.

作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侨

作者：贺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