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史上相互依托、互相促进，两个领域的合作互动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等不同层次给予国际法的发展提供解释，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某些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源泉和现实支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学盛衰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学盛衰研究论文 篇1：
民国时期法律图书编辑论析
法律图书编辑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特定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史。在1912－1949年这种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国涌现了一批法科知识分子，不断地编辑原创性或引进型法律图书。其代表有：沈家本在修律中“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翻译英、美、法、德、日、俄、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荷兰等国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制订了一批具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法规；发表《法学盛衰说》，出版《历代刑法考》，创办法学刊物《法学会杂志》，为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吴经熊出版有民国时期唯一的以法律哲学命名的专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陈瑾昆参与起草《中国土地法大纲》《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编著《民法通义债编》(北平朝阳学院1930年)、《民法通义总则》、《民法债编各论》(北平大学1930年)、《民法通义债编总论》(北平朝阳学院1930年)、《民法通义债编各论》(北平朝阳学院1931年)等民法系列专著，是中国近代民法学的权威论著；撰写《刑法总则讲义》和《刑法总则》(北京好望书店1934年)是中国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之作；《刑事诉讼法通义》(北平朝阳学院1930年)开创并完善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体系。
在中国近代法科知识分子中，成就最大、名声最高的是王宠惠，发表了众多法学研究成果，如《王宠惠拟宪法草案》《五权宪法》《比较宪法》《今后司法改良之方针》《法院组织法立法原则之修正案》《25年来中国之司法(1930年)》《团体协约之比较研究》《比较民法导言》《刑法草案与暂行新刑法之比较》等，为中国近代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和刑法学等的诞生与成长做出了贡献。胡长清代表作《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民法亲属论》《中国民法继承论》均被确定为民国时期的“大学丛书”。丘汉平20世纪20年代后为了整理古籍，撰写《先秦法律思想》(光华书局1931年)和《历代刑法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著作。本文截取中国历史场合中之一画面——民国，以民国时期法律图书的编辑为例，把法律图书编辑分为两类：原创性法律图书编辑和引进型法律图书编辑。就原创性法律图书的编辑而言，依其所表现的资源和法律文化传统具有现代性和传统性特性；就引进型法律图书的编辑而言，依其所处语境和嬗变特性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
一、原创性法律图书编辑策略与特征
1912－1949年的民国历史是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场合中的一小段，但就是这一小段历史却造就了中华民族法律图书编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生动历史。就民国时期法律图书编辑而言，主要体现了两个最基本的特质。
1.现代性
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学术救国。当时法学界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法理学界的丘汉平、法律史学界的程树德、民法学界的黄右昌、国际法学界的周鲠生与燕树堂、行政法学界的白鹏飞等知识分子当时就选择了留在大学继续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这种活动。就此而言，民国原创性法律图书编辑主要表现为所编辑图书的内容、体例和基本方法具有特殊性和现代性特征。
第一类有关现代国际法的图书编辑。如1913年3月，程树德主编的《比较国际私法》；1914年10月，英国罗、王肇编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局外中立法精义》；1934年11月，刘曼仙编译、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国际法上的研究》；1938年6月，郭长禄编辑、中山文化教育书局印的《论日机轰炸我国之违法》；1946年12月，陶樾、编辑大东书局印行的《现代国际法史论》。最为典型的法律图书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5月闽县程树德编辑由上海普及書局印制的《平时国际公法》。本书体例和内容分为第一篇总论(国际公法之本质与法律上之地位、国际公法之渊源、国际公法之定义、国际公法上发达之历史以及中国古代之国际公法)、第二篇国际公法之主体(概论、国家)、第三篇国家领域财产(领土、领水)、第四篇国际上国家之权利(总说、独立权、平等权、交通权)、第五篇外交机关及领事(外交官、领事)、第六篇条约(条约之性质、种类、要素、效力发生时期、书式、解释、履行之担保、消灭、更新和最优惠国条款)等。第二类有关现代宪法的图书编辑。宪法是根本大法，编辑宪法图书一般可以分为仿真性和学理性。仿真性编辑主要是有权威性的机关或个人所编辑的宪法图书，如1916年6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6年9月，南海康有为编《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11月，金鸣盛编著、世界书局印行的《国民政府宣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释义》。而学理性编辑是学者根据其研究和考证所进行的不具有权威性的编辑，如1927年，郑毓秀编辑、世界书局印行的《中国比较宪法论》；1946年12月，王世杰编著、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比较宪法》(第五版)。1947年7月，林纪东编、大东书局发行的《行宪法规》，其体例为宪法及其关系法规汇编。第三类有关现代民法的图书编辑。如1935年9月，丘汉平编辑、会文堂书局印行的《罗马法》(上)；1936年9月，刘志易编辑、上海大东书局印行的《民法物权》(上)。最为典型的是1933年9月刘鸿渐编辑、北平朝阳学院出版的《中华民国物权法论》，编辑体例为序论、本论包括物权总论：物权之性质、效力、种类、分类；物权之得丧变更、物权契约、物权之一般消灭原因。物权各论包括所有权(不动产和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等。
总之，这些法律图书编辑的特征在于：一、既重视图书编辑的“技术型”和“艺术性”，又注意图书编辑的“应用性”；二、既专注于保持法律文本的“原创性”，又注重于法律文本的内在协调性和外在和谐性；三、既注意法律文本的分散性，又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2.传统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如何运用本土法律资源编辑法律图书则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救国图强的另一条道路。如1925年7月，王振先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法理学》，其体例为中国古代法哲学研究；1930年8月，朱采真编著、世界书局印行的《法律学通论》；1932年9月，丁元普编著、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会文堂新记书局总发行《法律思想史》；1933年5月，朱章宝编著、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法律现象变迁说》等都体现了传统性这一特征。1945年5月，徐道邻编著、中华书局印行的《唐律通论》，其编辑和内容分为，读唐律有四益说、唐律与中国法制史、唐律与现状法、唐律与东亚诸国、唐律与罗马法、家族主义论、唐律中之新颖思想等14部分。最能体
现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积淀的法律图书是1937年6月翻印的张鹜所编著的《龙筋凤髓判》(湖海楼本)。张鹜为盛唐时期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法律学家，因编撰《龙筋风髓判》使唐朝编例得以传世，并为宋元明清各代奉为圭臬。《龙筋风髓判》一书，以唐时骈体文写就，并征引大量文献掌故。就其整体而言其特征：一是全书编排体例按照《唐六典》“官领其属，事归于职”的原则形成独特的编撰体例，予后世以重要影响。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共收集中书省、门下省等12个中央部门的22条判例案由；第二卷共收集修史馆、金吾卫等10个中央与地方部门的18条判例案由；第三卷共收集礼部、祠部等11个中央部门的21条判例案由；第四卷共收集左右卫率府、太庙等17个中央与地方部门的18条判例案由。全书总计4卷79条判例案由。书后附有(1)《张鹜传》，(2)左右卫将军，f3)军器监，(4)《陈情表》，(5)《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文》等。二是从全书内容看，每卷的每条判例都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为盛行一时的典型判例案由；第二，为张鹜等针对此案例所撰写的判词批语，以及适用律条与司法解释等。每条判例都具名具姓，记载所犯罪名，以及审判的简略过程。三是分类编辑方式具有现代法学分类的标准，按照《龙筋风髓判》的内容可分为处理职务犯罪、处理民事纠纷、处理涉外经贸纠纷和处理违反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判例。此外，《龙筋风髓判》既有同现今比较接近之处，又有古代中国特有的一些特色，在其内容当中，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判例。
1912－1949年原创性法律图书的编辑和出版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创新性，即民国法律图书的编辑在选题和体例上需要一定的创造性，法律图书编辑的选择具有新颖性，观点具有独到性。二是典型性，即法律图书编辑选择了民国时期社会极为需要的特殊领域作为法律图书编辑的主流，其内容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典型性，多为阐释某个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社会需要。
二、引进型法律图书编辑策略与特征
由于西方列强从1840年之后对中国的入侵加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法科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要国富民强，必须接受西方的影响，著书立说，宣传西方先进的政治观念和法律观念。由此中国一些法科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和编辑西方法律图书。就引进型法律图书编辑而言，主要是翻译西方的法学著作，其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法。其法律图书的出版和编辑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特点。
1.共时性
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特殊语境，其法律图书的编辑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迫切要求。正如学界一般所认为，中国近代法和法学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以及伴随而来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形成的。因此引进型法律图书编辑正是中国法科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传播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保护本国的权益，体现其适用性和共时性特征。1911年，日本中村进午编著、陈时夏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平时国际法》；辛亥年7月，中村进午编著、中国图书公司印行《战时国际公法》，其体例和内容除绪论概述战争及国际法的历史外，分3编。1915年，日本法学博士今井嘉幸编著《中国国际法论》，由张森和译、商务印书馆印行。本书体例和内容首先阐释中国国家法之沿革，把国家法分为无权时代、得权时代、竞权时代等三个沿革时期，阐释了外国裁判权之性质和范围、外国行政地域论和总论、外国裁判权之内容以及裁判上之国际交涉等。1934年7月，奥本海编著的《汉译世界名著：奥本海国家法——战争与中立》由商务印书馆印制。本书体例和内容为第一编国际纠纷之解决，包括国际纠纷之和解、制裁；第二编战争，包括开战、陆战、海战、空战，以及交战国之和平关系、保障合法战争之方法、罢兵及还原法；第三编中立，包括中立概论、交战国与中立国之关系、封锁、违禁品、不中立任务、中立船舶之临检捕获及审判等。
民国引进型法律图书编辑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且具有：(1)时效性。民国法律图书的编辑的时效性在于两方面，一是法律图书为社会提供要及时，二是法律图书的提供应讲求效果，即要准确地把握它的利用时机。(2)选择性，即法律图书编辑内容具有可选择性。民国时期法律图书编辑者可以根据法律对国家发展的不同作用以及对象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效果，对法律图书的编辑作出选择。(3)价值差异性，即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治理方式具有很大的专制性和随意性，缺乏必要的法治理念，对法律图书编辑之质量监控和管理机制并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制，法律图书编辑和出版繁杂和混乱以及出版体例呆板化，从而使法律图书编辑的价值存在差异性。
2.历时性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引进型法律图书的编辑不仅体现了实用性和共时性特征，且体现了西方法治发展普适性和历时性特征，因为引进有关法学学科的各种著作都体现了社会各个阶段的普遍要求，且体现了法律所经历的所有社会的时代共性和效应。1929年4月、1930年12月、1936年3月，日本惠积陈重编著的《法律进化论》(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由黄尊三翻译、商务印书馆发行。本书体例和内容为总论，包括第一部法原论原形论前篇：无形法(绪论、潜势法、规范法和记忆法等)；后篇包括成形法——法态变化、绘画法和文字法，法之认识——法之公知、第一期潜势法时代、第二期秘密法时代、第三期颁布法时代、第四期公布法时代，法之文体；中卷：原质论前篇：信仰规范篇——太仆的语义、本质、种类、成立和分化；中篇本论：太仆与法律、主权、婚姻、财产权、刑法等。1932年1月，高柳贤三编著的《法律哲学原理》由汪翰章翻译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本书体例和内容分为第一篇绪论：论述法律哲学之对象和任务、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之关联；第二篇法律哲学之历史：包括希腊哲学、罗马之法学家、基督教及中世法哲学、近代之法律哲学；第三篇法律哲学之体系：包括法律之概念、法律之发现、法律之合理基础等。
民国时期法律图书编辑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其表现特征为：一是实用性，即针对中国近代所处的历史语境，编辑各种法律图书，以求达到用法律治理国家，使国家强盛的实际需要。二是系统性，即法律图书编辑主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出版物的连续性和学科的完整性。三是积累性，即民国法律图书的编辑，不仅体现为法律資源的移植，而且要体现为对本土资源的最集中、最持久地保存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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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鹜，朝野全载六巷[M].内府藏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子部四十五，类书类
[3]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导论
作者：青维富
法学盛衰研究论文 篇2：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互动方式分析
摘要：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史上相互依托、互相促进，两个领域的合作互动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等不同层次给予国际法的发展提供解释，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某些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源泉和现实支持。在国内，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仍然处于割裂状态，促进二者研究的互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互动方式
无疑，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密切，而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彼此影响，相互促进。这些特性决定了不同时期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发展可能造成迥异的影响，或具有不同的解释作用。同时，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也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因此，在两个学科的发展问题上，有探讨它们之间合作与互动之方式的必要性。
一、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与学科发展史上的互动
从本质看，国际法是某些国际关系的法制化结果。具体地讲，作为国际关系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国际法，既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某种国际关系的手段或工具，反映的是国际关系对秩序、稳定与可预测的需要。同时，描述、解释、研究、评估和预测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对同一时代的国际法之盛衰具有重要的影响或解释功能。
不过，尽管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作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却不算悠久，其直至20世纪30年代掀起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纷争后才正式形成。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国际法的研究比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更为久远与成熟。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它在格劳秀斯完成《战争与和平法》一书时就已初步形成。这样，国际法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亦可为国际关系学者所借鉴。事实上，三百多年来，通过国际法的视角审视国际现象是学者们的普遍做法，即使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仍被普遍使用。尤其是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是从法学研究脱胎而出。
直至二战后，古典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的研究才突然变得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疏远。一方面，国际法学者(除极少数的例外)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学者习惯把国际关系理论当作一个依附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使用诸如“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均势”(equilibria)、“主体间”(intersubiectivity)等陌生术语的复杂理论。对于他们来讲，其太过于理论化以至显得如此神秘，因而让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是极端地冷漠，这样的话语经常萦绕于耳：“传统的国际法被国际政治研究者所轻视”，“国际关系学者习惯将机制的重要角色即正式的法律规范当作怀疑对象而打发掉”。
然而，至晚近，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追求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成为个体国家与人们的共同需要。这时，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之处是逐渐进入法制化阶段。这时，借鉴国际法的研究与方法不仅是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国际法的研究也有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与方法的必要性。究其原因，无论是国际法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视野。在传统研究上，他们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而晚近又同时面对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例如，围绕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诸如“经济全球化”、“国际治理”、“跨国主义”等皆是他们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同时，他们所关注的国家行为模式、正式的国际机制等，实际上是相同或类似的事物，只是各个学科给予了不同的定义或名称而已。而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之需要。虽然这种合作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的问题”，但即使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两种互相联系的学科的交叉研究所能获取的利益，至少概念、研究手段或分析方法，以及论证素材上互相借鉴。
总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本质上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学术史上它们的互利互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学术的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物，也将在新的时期再度联结与勃发，即迎来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间跨学科合作的学术繁荣。
二、从国际关系理论到国际法学的研究路径探析
事实上，在国际法的研究中，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论据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种借鉴的主旨，不是试图给国际法学寻找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法本身，即“通过丰富的描述性与解释性工作，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国际法学者去‘发现’(illuminate)……国际规则、制度与机制的社会现象”。
1、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分析国际法发展的宏观性问题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去分析国际法的全局性问题，包括历史上重大国际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二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国际立法的未来走向等等。
比如，在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与国际联盟的创建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实际上，以后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从《凡尔赛和约》体系中找到渊源；而尽管国际联盟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若没有这种理论与实践以及当初创建国际联盟的努力，联合国这个崭新的国际组织就难以顺利构建。同时，巴黎和会之后陆续签订的《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日内瓦议定书》、《洛迦诺公约》等，在裁减军队、禁止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尤其是1928年签订的《非战公约》，明确规定必须放弃战争，这象征着国际社会对待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思想也被以后的《联合国宪章》所继承。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国际法得到重大发展的原因，我们的视角可以转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以及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外交努力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得以维持的欧洲百年和平的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由此产生“理想主义”学派。该学派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组织，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制；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坚持应依据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原则办事；认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战后稳定的国际社会，相信国际法、国际组织及公众舆论可以确保世界和平。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种学说都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
不说理想主义者在理论上对国际法研究的重视，在实践上，他们也身体力行，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如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亲自前往参加巴黎和会，竭力游说欧洲国家领导人接受理想主义的理念。可以这样说，没有理想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巴黎和会所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可能要改写，国际联盟的建立也是不可能的。
可见，一战结束后国际法的繁荣，与理想主义者的学说及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对这段时期国际法发展的背景研究中，适当地思考理想主义者的学说以及他们的外交努力，有助于理解凡尔赛体系与国际联盟产生的根源与背景，掌握凡尔赛体系的内容。同样，对于二战后联合国与联合国法律体制的构建与遵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维护，冷战时期国际法的遵守与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发展的繁荣；国际法的未来走向等宏观性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同一时期占据理论与实践优势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分析，为国际法的各种现象寻求一种宏观上的理论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国际法的发展本身。
2．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分析国际立法合作等中观问题
在国际立法的谈判中，参与谈判的国家是否选择合作，是事关某项法律制度能否顺利建构的重大问题。不过，为什么有时国家会选择合作有时会选择不合作，国际法本身并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而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若对此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时，恰当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可以帮助国际法学者更好地理解国家间合作的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认为，当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即计算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国所获，则属“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类型，少有合作余地。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正立足于此，对他们来讲，在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国家总是关心收益如何分配，它们并不注重参与双方是否都能获益，而只关心谁多获益。如果收益分配不均，得益少的国家总想着削弱对方以改变自己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因为国家总是在担心今天的朋友也许明天就是敌人，担心联合利益的实现对现在的朋友有利，或许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非常危险的敌人。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必须密切关注合作伙伴的获益。无疑，国际法本身是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是将国际合作关系法制化的表现。如果各国在这种合作中将目光盯住相对获益，则这种合作为“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类型，国际法的发展将举步维艰。显然，现实主义者的这种分析对于立法博弈的失败或低成功状态具有良好的解释功能。
与现实主义学派不同的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提出国际合作命题时认为，作为理性国家关注更多的是本身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是否获益、获益多少，或者这种获益多于或少于本国获益，合作的主要限制在于欺诈。而在一次博弈中，由于博弈方作出决策时只需考虑眼前利益，而不能期望他们会考虑对方的利益得失。因此，只要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博弈方经常不惜相互“欺诈”，因为它们看不到博弈的长远利益。但如果博弈重复进行，这种状况将得以改变，因为这时各方关心的不是某一次博弈的结果或收益，而是博弈重复进行后的总体效果或平均收益，并且各次重复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显然，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绝对获益的观点以及国际合作的博弈类型的分析，对国际立法中国家选择合作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当然，在中观层面，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不仅仅在国家是否选择合作上具有解释功能，对于其他问题，包括国家立法偏好、遵守与违反协议的行为、谈判战略与策略(如结盟、组建谈判俱乐部等)争端解决问题上选择对抗还是妥协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出良好的解释作用。国际法学者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恰当应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对于理解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
3．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解释具体的国际规则的建构等微观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不仅对于分析国际法发展方面的宏观性问题、国际立法与遵守中的国家偏好等中观性问题，提供帮助，在分析具体的国际规则的建构等微观方面，也能提供重要帮助。
例如，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发达国家“自由化”立法需求相对抗的措施，包括在涉外经济立法方面，采取严格外资准入、实行国有化、高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在国际层面，与发达国家展开集团式的斗争，并制定了包括《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1962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1974年)等旨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种协议，协议内容基本上是围绕“权威分配模式”而展开。对于这些涉外立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具体规则的思想来源，我们可以从当时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包括“发展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不平等理论”等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得到解释。这些理论各有侧重，彼此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冲突，但它们有以下几点共同认识：第一，强调国家干预或计划，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有所限制；第二，主张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尝试自给自足的形式；第三，强调优先吸收国际金融资本，限制或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并要求展开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第四，采取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国内的幼稚工业加以保护；第五，强调自力更生，减少或割断对大国的经济依赖关系等。显然，以上主张是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立法中建构具体规则的思想根源之一。
再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开始引人“议题挂钩”的方式，即同时谈判与构建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在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以“议题挂钩”谈判与构建国际规则的方式得到延续。以“议题挂钩”方式同时谈判与构建多个国际法规则有着什么优势，显然是必须理解清楚的问题。这时，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提供合理解释。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议题挂钩”方式谈判与建构具体规则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它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挂钩常被用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以获取互惠，这样做极大地增加了合作行为的范围，谈判者将有机会在分蛋糕之前先把蛋糕做大，并可能同时决定几个谈判议题。所以，如果考虑的议题范围增大，而且适当，合作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二，挂钩可以用于提高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故此，挂钩是一种取得更有效结果的手段。无疑，对于不同领域中的立法议题，不同国家所能得到的实际或潜在利益不尽相同，导致各国对不同议题谈判的积极性有所差异。这时单对构建一种规则的谈判，可能会在博弈的利益分配上很难使各方满足。但是，通过“议题挂钩”的方式，各种议题内部与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之特点，将大大拓展博弈关系的利益分配空间，即参与博弈方在某个议题上的损失将得到另一个议题上的弥补，从而达到各方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最终同时使多种规则的谈判获得成功。
三、从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路径探析
无疑，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在科研方面是互助的，前者的研究活动适当地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寻找论据与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国际法的实践活动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论点提供支持性的证据。
1．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
借鉴国际法学研究成果与方法解释国际关系理论某些观点与方法，是一条有效及必要途径。
例如，为了帮助研究者理解理想主义者重视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并认为国际法以及国际舆论能够确保世界和平这一观点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格劳秀斯、康德等自然法学家的国际法思想对该学派的影响的分析人手。为什么理想主义者会重视国际法，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诸如格劳秀斯等古典国际法学家的思想本身是理想主义的渊源之一，即理想主义的学说植根于古典国际法理论。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格劳秀斯认为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内法的、也可以被称为“万国法”的自然法。具体地讲，格劳秀斯认为，在国际体系之内，国家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普遍的国际行为规则或制度之上的。在这些规则或制度中，甚至包括有关战争行为的规范。把这些规则法典化，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这些规则主要属于自然法性质，也有一部分来自实证法，即国际法的根基是自然法的权利概念或者国际社会的同意或认可。从功能上讲，它们确立了什么是许可、什么是不许可的种种限制；它们界定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它们既约束国家，也约束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简言之，国际法维持了国际秩序，帮助建构了基督教价值观念上的国际社会。当然，格劳秀斯这里所设想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不仅包括主权平等的国家，也包括非国家实体乃至个人。这个社会是普遍的，它是指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指欧洲。显然，格劳秀斯的思想对理想主义者以及理想主义学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作为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威尔逊所提出的集体安全思想，就是源于格劳秀斯对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的阐述。威尔逊认为，权力平衡的假定未必能导致稳定的国际秩序。像格劳秀斯一样，威尔逊也主张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以国际法和特定的规范为基础，并将受到国际机构的调节。当然，格劳秀斯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此，有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其他观点，包括国家和主权的论述、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海洋自由原则、允诺与订约、劫掠敌国的限制等，都在包括威尔逊在内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或思想中或多或少得以体现。
除格劳秀斯外，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理想主义者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威尔逊世界观中的许多方面都能从这种思想中找到痕迹，包括其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重视、对民族自决的推崇与对民主和平的信心等。实际上，康德所论述的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与正式条件，在威尔逊的《十四点》以及相关理论中得到了直接或者变通的体现。例如，威尔逊倡导的“公开外交”原则，是对“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的先决条件的继承；威尔逊支持各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思想，是对“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先决条件的发展；威尔逊提出“裁减军备”的思想，是对“常备军应该及时地全部加以废除”的先决条件的吸收；威尔逊有关建立国际联盟的规划，是对“国际权利应该由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的正式条件的发展；威尔逊有关民主国家不打仗的理论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的正式条件的继承与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威尔逊吸收了康德永久和平思想中国际法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它是建立和平联盟的三个正式条件的公理基础的理念。康德认为，民法是保证一个国家内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而国际法是保证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的合法体制，即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对联盟成员国的约束对于维系联盟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现实意义上讲，康德的意义与其说是在致力于培育一个人类的全球社会，还不如说是对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由法律规制的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而这种学术价值与精神在威尔逊等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无疑，一战结束后理想主义的兴起，与格劳秀斯、康德等自然法学家的国际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对理想主义的分析中，格劳秀斯有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思想以及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方案，显然有助于理解理想主义学派观点与主张、理想主义者创建凡尔赛体系与国际联盟的努力，以及这些学者重视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的原因。同样，在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其他学派的观点与影响的研究中，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也能够提供许多帮助。实际上，包括支持“世界秩序理论”的许多学者对国际法的价值与作用的判断，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一体化研究中提出的“格劳秀斯一多伊奇范式”，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与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代表的“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研究，建构主义借用国际习惯法的遵守问题去分析“观念”、“认同”等概念等等，都大量吸收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在相关的研究活动中，通过对相应的国际法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于研究者领会与创新这些思想或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2．国际法的实践活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
实际上，不仅是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对于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有着良好帮助，通过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发展的介绍，也能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重要支持或帮助。
比如，研究者可以通过了解当前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发展，来证明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国际机制学者所提出的国际机制“合法化”(Legalization)取向的现实性。所谓国际机制的“合法化”。从理论上讲，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种秩序理念，它要求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强调只有实现了合法化才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合理化与有序化，从而构成了国际机制重要的价值起点。事实上，虽然大多数国际机制学者仍然认为并不是每个领域的国际机制都有合法化的倾向，但它作为主要取向却已取得大多数学者认可。从实践看，这种理论假设或推理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立足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如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机制的GATT/WTO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从权力到规则的演进过程。虽然1947年GATT从一开始便为进一步磋商创造了一个以互惠为基础的国际论坛，但作为一个临时适用的制度安排，受实用主义驱动的具有政治外交风格的谈判方法占据着其早期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以权力为导向是GATT体系所固有的，分歧和争议经常以互利方式加以解决。不过，在GATT的多轮回合后，随着成员方的数量增多以及所签订的协定涵盖范围的扩大，以规则为导向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至乌拉圭回合协议，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的达成，实际上创设了一个革命性的法律框架。一方面，DSU明确要求争端解决机制目标是为多边贸易体系的运转提供安全性与可预见性，专家组应当根据WTO协定的有关规定来调查争议，而上诉机构的审查应限于
法律问题和司法解释；另一方面，争端解决机制服务于维护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根据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来阐明那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定。至此，WTO机制已经实现以权力为导向到以规则为导向的转变，并进入一个较高水平的合法化阶段。
再如，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事实上，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的形成，从国际法的实践中吸取了大量经验与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此的探讨来了解或论证建构主义的研究思路。例如，国家对国际法从共同认识到服从的行动，或是从可能发生理解冲突的法律规范到产生一致或协调的法庭判决或仲裁裁决的过程，对于建构主义研究“文化”、“观念”、“知识”等非物质力量如何建构物质世界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具体地讲，律师根据习惯国际法来辩护，或者国际法院根据习惯国际法裁决案件的过程，都是一个寻找舆论法庭。即证明各国都相信某种原则就是法律且必须遵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须澄清国家行动时是否事实上已存在这种规范，以及质问国家是否需要用强调规范或原则的重要性来证明自身行动的合法性等。显然，这种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对于建构主义者证明规范的存在与规范的建构功能有所启发。而且，《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列举了权威法学家的著作是国际法的来源，可以作为习惯国际法规范存在的证据，但法官和律师都必须解决各种学术著作对国际条约和协定文本的解释彼此冲突的现象。律师必须“说服”法官对国际法的某种权威解释是与实际相符的，法官也必须“说服”国际社会相信他们所选择的权威解释与事实是一致的。无疑，对这种“说服”的分析对于建构主义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建构主义者想知道行动者和国际结构在国际层面是如何相互构成，他们就必须了解律师和法官在案件中进行说服和判决所依据的规则，即是什么使某一权威解释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对国际法实践活动的引入，来对国际关系学者的某些观点与方法的说明或解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实际上，除以上列举之外，诸如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或“制约性”的实践证明，科学行为主义的博弈论与一体化理论的具体论证，国际政治经济学派中的依附论、霸权稳定论、新自由主义的现实体现或实践影响等，都可以通过对国际法的实践活动来考察或证明。无疑，运用国际法实践活动的分析，能够让研究者较好地理解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证逻辑以及实际影响，从而加强对这些学派以及它们的具体观点的客观认识，并最终实现新的理论创新。
四、结束语
实际上，许多著名的西方国际法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者，而诸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沃尔夫、瓦泰勒等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他们的学说或著作同时被两个学科奉为经典。如今，在两个学科的联结被割裂近半个世纪后，在西方国家，这种跨学科研究得以重新兴起，并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场新的革命。
然而，这种跨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却只是一个刚起步阶段，与西方同行相比处于远远滞后的状态。显然，这对于哪个领域都是一件遗憾之事，因此有重新拾起它们之间联结纽带的必要性。这种联结无论是对中国国际法学，还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都将有着一种向国外同行的学术研究的高度看齐的重大意义。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模式做具体探讨，是极其有意义的。
因此，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与方法去分析国际法的问题，将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创新走出一条可行之路；同样，借鉴国际法学的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国际关系的问题，也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打开别开生面的研究视野。更应该强调的是，如果国内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法学者能够联手合作，运用两个学科交融的知识与方法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将是一种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责任编辑 冈 阳 蔡永明]
作者：刘志云
法学盛衰研究论文 篇3：
浅谈沈家本的立法思想
[摘 要]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有着全面而精深的研究，并领衔修律之举，开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旧律有着深厚的感情与洞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同时主张引进西法，谋求与西法的融合。他不拘泥于古法，不鄙薄古法，取古法之意，采西法精华，谋求中西法的融合，是他整个立法思想的要旨所在。
沈家本作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开创者，在法典结构上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传统结构，在法律范畴体系上大量引入不曾有过的概念，使两千多年的以封建法制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开始瓦解，并且其中的很多概念和原则至今仍为我国所沿用。
[关键词]沈家本；古法；西法；近代化
一、引言
自鸦片战争爆发至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传统社会危机与机遇并存，死亡与新生相伴，历史发生千古未有的巨大变化。法律变革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契机，再次被提上改革的日程。慈禧太后下令变法，规定除三纲五常以外，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于是清朝统治者频繁地进行立法和修律活动。修律中产生了礼法两派的论战，其中尤其是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化法律思想及其制度的产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沈家本及其法律思想分析
尽管生逢乱世，屡经变故，沈家本依然受到了良好的国家教育，自科举步入仕途，先后做地方知府、刑部侍郎、修律大臣、法部侍郎、资政院副总裁，长期与法律打交道，有丰富的司法立法经验，另一方面，又刻苦读书，勤奋写作，学通古今，博贯中西，对中国法律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有着全面而精深的研究。特别是他人生最后十年，领衔修律之举，结束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史，开辟了法律近代化的新时代，历史选择了他，为中国法律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鸿烈评价：“沈氏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这可谓客观公允之论。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非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但仅就个人作用来看，功居第一者非沈家本莫属。
清末修律既非与传统法律彻底决裂更非墨守成规，既非全盘引进西方法律更非拒绝，而是适当保留传统文化，大量引进西方法律，以建立已有中国传统特色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且具有普世意义的西方化的近代法律体系。
（一）重视中国传统
在与礼教派的争论中，我们似乎觉得沈家本倾向于法律的西化，实际上如果考察其身世，不难得出结论：沈家本不可能不重视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他从24岁进入清王朝刑部，74岁在北京去世，50间一直从事司法立法工作，因此他对中国旧律有着深入的洞察，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例如，在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就系统地整理了我国的刑法史资料，内容丰富，取材广博，考订详细缜密。所以，张国华先生认为：“沈家本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研究的首创者……通过他的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源流，法律思想的变化，法学的兴衰都在他的笔下初具经纬，在对中国的法律研究上，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
沈家本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法律家，儒家传统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盛赞唐律的“宽平”、“得中”；在对汉武帝废除肉刑的评论中，他肯定了其见识和勇气，称其为“千古只仁君”。他认为应该德行并用，先德后行刑。可见，在他的观念中，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
他主张德教在先，行刑在后，反对不教而杀。在他主持的清末修律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改重为轻。可见，他虽然重视德教，但也不否认刑罚的重要，尤其是对死刑在中国的存在的必要性持肯定态度，而不盲从西方国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废止死刑”说。
（二）学习引进西法，谋求西法的融合
向西方学习，沿袭其法律，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沈家本精通中国的旧律，但在已变革的社会国际政治形势下，他清醒的意识到学习西法的重要性。他在晚年受命主持修律后，虽然已到垂暮之年，仍对西法“逐字逐句，反复研究，务得其解”。从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起，其延揽归国留学生近千人，法、俄、德、日、意等国家主要法典翻译过来，既为新律模仿西律打下基础，同时也推动了西方法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沈家本的许多修律主张都以西律为论证的楷模，希望能以西法之长补中法之短。例如，当他论证他的轻刑思想时曾说道：“方今环球各国，刑法日趋以轻，废除死刑者一若干国，其死刑未除之国，科目亦无多”。所以，中国当时虽不能废死刑，但必须改重为轻，与世界各国趋一致。
沈家本不拘泥于古法，不鄙薄西法，去古法之意，采西律精华，谋求中西法的融合，是他立法思想要旨所在。为修律引进西方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点、依托处，为法律的移植排除反对派思想舆论上的障碍，他研究认为，以下西律之制在中国传统法中叶多有体现：
1.西学中的法治、司法独立思想在中国古代早有人持之，如《管子》中就有“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至于司法独立说更与西法相似。
2.罪刑法定与陪审制也不是西法中独有的。如西周《大司寇》就有“有悬邢象于象魏之法”，这是“法无正文不处罚之明证”，关于陪审制在中国古代也有体现。
3.刑罚改革上，中西也多有相通之处，采用西法罚金制度时，他研究中国的刑罚制度后指出，罚金在西汉之前是古代的常法，与后来的赎刑不同。
此外，沈家本对中西方的其他法律思想，如西方的父子异财而居、中国古代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都一一加以考证。
三、中国法律的历史化
沈家本作为这一千古未有的法制建设工程的总设计师，面临三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即立法、司法、法学。立法制定纸上的法律，是法律近代化的形式标志；司法则将纸上的法律转化为生活上的活法，使其发挥实际的作用，是法律近代化的关键，法学虽是软件系统，其作用难以用肉眼观看，都是立法司法的基础和灵魂，是推动法律近代化的精神力量，三者既不相同又密不可分。
（一）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
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又大开研究西法之风，热心探索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他曾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派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了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引进其法律，大力推进了中国近代法学研究与工作。他还主持先后翻译了法、俄、荷、日、意等多国法典及著作三十三种，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还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等位修律顾问。他还积极倡导兴办法律学堂，开创了近代法学研究与教育，几年内法律学堂毕业生近千人。
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沈家本确实有不少新贡献，是历代封建思想家难以做到的。
1.论法的性质与作用
沈家本，沿袭先秦法家的说法和阐释法的概念，在阐释其性质与意义时，又把儒家的民本思想揉和在一起。他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和治国，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兴衰同其法度的好坏有密切关系，只有“朝政明，而法度立”也只有法度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2.法随时变，会通中外
沈家本认为，法律应随着古今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
3.法须统一、平等
沈家本针对清末制定新律之后，旧律并未废除，新旧参差，轻重互异，提出断罪之律必须统一的主张。适用法律时也必须贯彻统一、平等的原则。他还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出发，针对旗人犯罪享有换刑、减罪的法律特权问题，提出旗人汉人“一体同科”的主张。[2]
毫无疑问，其法须统一、平等的思想，在当时是法律近代化的进步。
4.狡猾危险，以刑辅之
沈家本继承了儒家的法律与教育相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立法、司法都离不开道德教化，只有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做到情法两尽，法律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二）“平怒”为审断之本
沈家本十分重视用法“平怒”、“执法”，强调严肃而正确的执法非常重要。他不但重视立法详审，由其注重严格执法。
从仁恕之心出发，沈家本还深入研究了中外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反对严刑重罚，用法以宽的思想，认为中国当改重从轻，这较之封建重刑主义思想，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沈家本认为，要做到公平执法，必须依法断罪，反对比附。他从资产阶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严厉批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比附援引制度，并在《新律》中深刻揭露其弊端。这样，沈家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比附援引旧制，这个功绩不可抹杀。
（三）“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
沈家本深深懂得，有了好的法律，还要有好的执法之人，才能推进资产阶级法治。他还列举了唐朝司法官吏执法的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那么如何得其用法之人呢？他主张：
1.所有国家官吏，上至中枢长官夏至百里长吏，“皆宜知法”；
2.“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人人之所能为”，司法官吏须有专门学识，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3.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
为了培养法学专门人才，还应设置专门培养法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成立法律学堂，它也是我国近代最早成立的第一所高等法律学校。可见，沈家本十分重视法律教育，特别是把法律作为专门学科看待的思想史很可贵的。
（四）法学盛衰
沈家本十分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和宣传，并专门撰写了《法学盛衰说》，强调法理学对立法、司法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立一个法要有立一个法的道理，要符合法理学的原则。不重视法理学，才使得法律虚无，收到轻视，以致每况愈下。他还对中国法学盛衰作了深入检讨，认为清明之世法平，陵夷之世法颇，法学之盛衰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决定法律，法盛而政不一定盛，法衰而政比衰。无疑，其论断是正确的，而却没有真正揭示法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窒息了学术讨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四、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近现代伟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为某一国人们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该国人们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适合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
（一）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必然性分析
尽管沈家本思想将西方法律制度的一切都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到了根源，但是两者之间质的不同确实难以否认的。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比较强调法律的强制、制裁功能，偏重于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与西方法律文化传统更接近现代法治社会相比，显得比较滞后。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法，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相遇，冲突与争论是必然的。
（二）礼教派法律思想合理性的再思想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中的必然反映。“礼教派”虽有很强的保守性，但保守与传统同在，不是一无是处的。劳乃宣认为，在移植西方法律改造中国传统法之初，必须紧紧抓住法律与社会必须相适应的这一关键，从社会内部探求传统法与西方法相冲突的根源，这是具有合理性与说服力的。[3]
礼教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功力心态下，法律移植过程中过分西化的倾向。从鸦片战争后八国联军侵华，一系列失败，使得对顽固腐败的清政府的否定与
憎恨之情连带伤及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结果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全面否定。“救亡图存”的功利心态严重影响了人们理性评价传统中国自我复苏的能力，漠视传统资源与文明延传性，在西学中，不觉迷失了自我，只重西法本身条文与内容是否先进，而没有深刻探究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土壤与民族文化背景。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极力阻碍和法理派自身的妥协退让，使得沈家本提倡的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法理原则来改革中国封建法律，最终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
五、总结
沈家本作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开创者，和其作为代表的法理派，在争论中所体现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法律及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提倡的修改、制定一系列法律一起超前性、纲领性规定表达了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从而引导了实惠流动。沈家本变法修律及其修律的实际工作中所作的艰辛的努力和贡献对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影响颇深，在法典结构上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传统结构；在法律范畴体系上大量引进中国古代法律里不曾有的法律概念、术语，如公司、保险、破产、陪审员、律师、检察官、自由心证、审判公开等；引进了一些现代法律原则，如罪刑法定、公开审判、司法独立、区别无权与债权等。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法制为中心的“中华法系”，终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介入而开始瓦解。沈家本与其先进的思想为中国的近代化法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基本的奠基作用，并且大多数概念和原则至今仍为我国法学界学者们沿用。
[参考文献]
[1]高积顺.清末修律：沈家本面临的三大时代课题.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
[3]柴荣.中国法律思想史.
[作者简介]王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专业。
作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