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城市发展探究论文

2022-04-16

中部城市发展探究论文篇1：

城市芳华

40年弹指一挥间。这期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更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城市地标、高楼大厦、大街小巷不断旧貌换新颜，各行各业人群的百态众生相，突发事件、随手街拍更是考验摄影人的眼力。

城市化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无论在发展规模还是在发展水平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特别是区域中小城市的进步尤为突出。

1978年3月，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基本方针，并于198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再次重申了“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尽管国家在此期间对城市发展方针略有微调，在具体政策表述上有些许变化，但对“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则是一贯如一的。显然，该方针对我国后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有效促进了国内中小城市的发展。据统计，1978年～1998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发展到671个，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镇却由2173个发展到18925个，增加了7.71倍，小城镇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增幅。在此阶段，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经济特区的设立使得深圳、汕头、厦门和珠海4个城市获得了巨大发展活力；随后，在1984年，国家又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沿海城市的区位优势和潜能也迅速得到了释放，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由此，“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雏形在我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形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也随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但城市发展的总体格局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受经济聚合与外扩效应的影响，城市规模增长迅猛，大型城市数量大幅被突破，并出现了大量“特大城市”；二是大型及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引起了普遍反思和重视。

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一些大型或特大型城市数量也在自发性增多。然而，部分大城市的良性發展非但没有出现令人生畏的“城市顽疾”，反而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此现象引起了政府及学术界的反思，人们开始改变过去对“发展大城市”一贯否定的看法，肯定了其利好的一面，然而，这并不代表这个时期国家已经放开了对大城市发展的控制。相反，这个阶段对大城市的发展要求仍是：一方面，积极控制大城市的市辖区规模，合理规划和开发新区，发展卫星城来分散大城市的商业与居住功能；另一方面，要求大城市在自身资源优势基础上开始向更加集约化、特色化和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基于以上要求，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的趋势由此在国内较为领先的城市中出现。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的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级区域规划和国家级创新试点城市规划等政策的密集出台，我国区域城市群已经借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截至2012年底，国内已经基本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等十大城市群。诸如南京、宁波和深圳等处在这些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已经纷纷走向新型城市模式的探索之旅，陆续提出了“智慧型城市”“知识型城市”等新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当前，最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问题是，这些城市在追求“群发展”与“特色发展”的道路上，如何选择符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发展的关键议题之一。

都市出行变迁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经济实力和技术有限，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

20世纪80年代初，公交车开始全国普及，在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公交车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公共交通是城市的窗口和名片，作为市民出行首选的公交车，在最近几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十年前，公交车线路短而少、车辆少。如今，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城市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节约能源、交通安全等方面出发，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公交优先”战略的不断实施，公交车的线路和车辆的数量都在不断地增加，公交车车辆的档次也在不断地提升。公交车的作用在日益提升，方便快捷的公交车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桥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摩托车由于它的方便、高效、省力等优点风靡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暴露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诸如安全性差，尾气对环境的污染等。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交通工具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出行更快更便捷。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人具备了汽车消费的能力，不少市民告别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将私家车作为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私家车的大量出现，改变的不仅是出行方式和效率，也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私家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私家车主不用风吹日晒去赶公交车，而且不用担心工作时间的延误，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另外，私家车的普及也从侧面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地铁成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先驱，也是现代节能环保的新产品，目前中国只有较大的城市才建有地铁网络。地铁不一定在地下，也可以根据城市的具体条件，运行在地面或高架线路上。地铁不仅运量大、建设快、安全和准时，还节省能源、不污染环境、节省城市用地。地铁适用于出行距离较长、客运量需求大的城市中心区域。同时，交通工具在海陆空全面立体覆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地球正在逐步地“缩小”。

城市转型压力

中国大多数城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政策红利以及以低要素价格为主要特征的后发优势。

但是，长期依赖后发优势的产业升级虽能利用较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助于对所引技术的模仿性创新来降低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成本和依靠借鉴先发国家经验大幅度削减制度创新的实验、风险耗费，但易受先发国家或跨国公司的资本、核心技术、规则、专利等的控制与限制，且可能面临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和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甚至长此以往可能被锁定于低端技术路径依赖的贫困陷阱和“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产业难以获得持续升级，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

特别是以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出口加工业城市，当产业和技术的积累程度日益接近西方国家生产和技术的前沿时，就会引发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警觉，从而进行技术和价值链的封锁挤压。

而与此同时，其他“金砖国家”“薄荷四国”和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政策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FDI向其转移，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纺织服装、笔记本电脑及其配套产业等形成了巨大的吸附影响。

过去几年，诸如佛山、东莞等出口加工业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均出现小幅下降，转型发展正面临阵痛期。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在创业氛围和创新环境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约束条件。各地通常将精力和优惠政策倾向于大企业集团、知名品牌，而对于草根创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关注不够。虽然国家在2014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业的便利措施，但是创业难、融资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在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建设方面，各地主要面临着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专业人才供需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产业转化率低、辐射功能相对不足等问题。

由于投入绝对值少、人才匮乏、以前的科技投入欠账较多等原因，中小城市专利申请和论文发表数量极低，严重影响中国知识城市的全面转型。

而在沿海發达地区，许多城市政府仍希望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强力推动转型，加大投资，保持增长。

从城市群到城市带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较具典型的区域城市群，例如，以北京、天津、青岛和大连等城市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城市群，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宁波等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等。未来，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极有可能是，区域城市群呈现组团式发展，并随着大城市群之间的互动而链接成区域城市带。现实可以看到，随着城际交通网络的便捷化发展和区域内经济集聚与扩散效应不断增强，围绕国家创新试点区的重新布局，新兴产业正在各区域内兴起并不断向周边溢出，区域内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正在加深，经济上更为密切的“纽带”正在将不同城市整合成一个彼此协作但各具特色的城市带系统。

我们以长江中游区域为例，目前，在此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武汉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群”、以长沙为核心的“长株潭城市群”、以南昌为核心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和以合肥为核心的“皖江城市群”。未来可能的演化趋势是：首先各城市群内部进行优势资源整合与调配，局部区域先形成内部组团，例如皖江城市群以合肥市为核心，巢湖、马鞍山和芜湖等市为骨干的组团城市群将会因集聚而形成。此后，新一轮的互动将在这四大组团城市群间展开，以长江中下游交通走廊为主轴，向东南分别呼应“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形成我国中下游地区重要的城市带。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这种“群带式发展”将会对单个城市产生何种影响呢？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它将会极大增强群内城市的互通关联度，这种互通关联度不仅意味着城际间拥有高效便捷的信息交通网络，更在于拥有创造共同福祉与城市治理的机会空间。换言之，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同城市在空间上的无缝连接，而是指城市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工协作已经密不可分，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群带式发展将会为新兴经济的核心发展要素——人才提供更多的流动性选择。

寻回城市精神

西方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种崇高感和超越感，提炼形成主题词的形式，让口号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的追求，是内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法则。城市精神需要通过有代表性的符号解读出来，而城市口号最具代表性。比如，“动感香港”这个口号很成功，因为它体现了香港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动态与香港人的活力。

要诠释城市精神，首先需要对城市进行明确定位，否则会事倍功半。如广州的城市口号“一日读懂两千年”，既想照顾到该城市多元的历史，又想打造现代主题文化，由于定位不明，不知取舍，容易不知所云。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彦平举例道，往往一个城市有很好的文化资源，偏偏定位偏差，如大同，云冈石窟闻名中外，却把自己叫做“煤炭之都”；瓯越古地、南戏故里的温州，以“中国鞋都”自得；还有古都南京，自称“博爱之都”，反遭网民揶揄。

城市口号应该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仅包含历史文化基础，还必须有群众基础。刘彦平对在城市口号的塑造中民间参与严重不足表示担忧。他认为，城市品牌的实质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城市历史的自豪感、对城市发展前景信心的综合表达。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从设计、管理到增值，都应有市民的参与。

民间参与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浙江宁波曾举行了口号海选，最后选定的一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就是出自一对来自湖南长沙的游客夫妻之手。

对大城市来说，依托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传媒广告业，宣传、营销自己的口号并不难。然而营销只是推广、辅助手段，不能解决城市精神重塑的大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长动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还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包亚明说。

中国城市新版图

1999年以来，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由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构成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由此形成支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四大战略区域。

然而，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是以高铁为代表的快速交通网络在中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全面覆盖，交通网络化不仅缩短了东、中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提升了城市之间的可达性和便利程度。

网络化的交通体系让东部发达省（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外溢的辐射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中部地区以其天然的区位优势成为东部地区经济腹地的条件。

从时间距离收缩地图来看，无论以上海还是北京为中心，以城市为载体的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均显示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空間紧密压缩，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东中15个省（市）空间距离发生明显收缩。

而时间距离地图反映出东北、西北、西南目前仍然是群带状的城市体系或点线状的城市体系，城市沿一条主线展开，能够连接的城市节点比较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区域合作范围均受限。

综合来看，快速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加快了东、中合为一体的脚步，共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区的趋势逐步增强，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高铁时代将面临边缘化的压力，成为未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

未来中国城市空间体系将逐步呈现从东中部中心地区到东北和西部外围地区的“一团五线”发展格局：东中部是中心区域，北至京呼线、东南临海、西抵东经110°山区绵延带的群网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团”，形成“巨掌”，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汇聚于全国性中心城市，犹如经脉交汇于掌心；东北和西部是外围区域，群带状城市体系延伸出“五线”，京哈线、陇海—兰新线、长江下游延伸线、沪昆线和南海沿线形成五根“手指”；京广线作为纵贯南北的大动脉，构成手掌和手指之间的关节线，向东对接东中部的网络体系，向西发散出西部的群带体系，使指掌间收放自如、行动统一；包昆线作为外围的南北大通道，实现西部群带体系的互联互通，构成手指中部的关节线，使指间行动彼此兼顾，纵横联动。

同时，知识型发展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发展模式。知识型发展是以“基于知识的发展”为理念，以数字技术促进城市智慧化发展，以知识创新促进城市知识产业集群化发展，以知识网络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虚拟化发展，以知识管理促进城市善治的一种城市综合发展模式。当前，城市形态和布局不均衡、资源与环境约束等诸多困境正在激发相关部门对未来发展模式的积极思考。可以预见的是，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各区域城市群中的骨干城市（以大中型城市为主）将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先驱。尤其在知识经济、智慧发展和低碳生活的多重背景之下，知识型发展模式将是一个备受推崇的选择。

事实上，以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合肥为代表的国内城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号召下，已经积极提出了构建创新型城市的战略发展思路，并从整体上实施了城市创新运动。从这些城市的转型实践上不难看出，它们的行动正是在知识型发展模式上进行的有益探索。

作者：黄志新黄玮余斌叶木楼周成贵漆苏敏周传馨

中部城市发展探究论文篇2：

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土地资源短缺是河谷型城市发展中极为突出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为例，定量测度了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995年～2012年，7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有大幅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各城市间协调性差距也逐渐缩小。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耦合协调；河谷型城市；中国西部

河谷型城市是城市建成区主体或者核心部分在河谷中形成和发育，并且发育受到河谷地形及周围山地或丘陵较为强烈的直接限制的城市[1]。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和产业在河谷地区快速集聚，但由于缺乏对河谷型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认知，盲目沿用平原城市的建设模式，导致河谷型城市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严重短缺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2]。如20世纪60年代兰州开展的填河造地，20世纪末重庆江北新区大规模的开山填河等，都是迫于土地资源短缺而做出反自然的发展行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利用效益影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二者协调驱动才能实现城市持续快速发展，所以如何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益也成为诸多学者探索的热点。20世纪初期，韦伯[3-4]率先提出城市工业用地的基本理论，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必将导致大量人口、产业集聚，城市土地更为稀缺。当前，国内学者针对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国东中部发展较好的城市或区域，如范辉等[5]采用分值计算法，研究了浙江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叶敏婷等[6]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时间动态与空间分异的探究。周丹等[7]使用变异系数法等，对陕西省2001年～2010年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国内学者尚未对西部城市，尤其是典型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问题足够重视，并且二者发展现状、规律与主要矛盾尚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以期探讨中国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规律，为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一定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测度

1.1 研究区选取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催生了大量河谷型城市在西部地区集聚[2]。本文根据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发展现状，选取兰州、西宁、天水、延安、攀枝花、自贡和宜宾等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图1）。以上城市均为地级市，享有较高的行政地位，是该市域的经济中心，并且拥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多种地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土地利用效益是包括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的综合效益，城市化水平也是由人口、经济、社会等多要素构成的复合运行系统，因此，进行定量测度与评价时，应结合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因素。本研究通过借鉴相关文献[8-16]，结合河谷型城市现状和发展前景，遵循科学性、系统优化、可比性、动态性、代表性等原则，选取相对指标和单位强度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表1），力求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土地利用效益及城市化水平。基础数据来源于1996年～2013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极个别缺失数据，以线性回归的方式补充。

1.3 评价方法

1.3.1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量纲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选用离差标准化[16-17]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于直接进行运算和比较。

1.3.2确定指标权重

由于评价指标的权重对评价结果影响显著，为了避免指标权重的主观性，本研究结合马利邦等人的研究方法[18]，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因充分考虑了因子的均衡性，本文认为准则层各因子对目标层因子有相同贡献，权重值应相同。因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中准则层各因子的权重均为0.3333，城市化水平子系统中准则层因子的权重均为0.2000。

2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发展研究

2.1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根据7个城市在1995年～2012年间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数（图2）可以得出，7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虽有波动，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城市总体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数年均增幅为0.57，增幅显著。说明近年来多数河谷型城市在保证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土地的整体利用水平正在提升。

自贡市和延安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虽有大幅增长，但波动明显：（1）延安市土地利用效益在1997年出现由0.1739至0.4776的大幅增长，在1998年～1999年间，骤减到0.2347。究其原因是生态效益由0.0472增长到0.8770后降至0.4430的快速變化引起土地利用效益剧烈波动。（2）自贡市1996年～2004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数缓慢增长，但在2005年突然出现下降。这是由于社会效益由0.5557下降到0.0101。2005年自贡市开始实行《自贡市城市中心区市场总体规划（2004—2020）》，对城市建成区的人口、道路、区划做了大量调整，导致该年内土地利用效益下降，但之后该市土地利用效益因社会效益的大幅提升表现出较快上升趋势。这一波动说明社会效益虽然短时期内将限制土地利用效益的发展，但从长远看，提升社会效益对促进土地利用效益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2.2 城市化水平评价

对7个河谷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子系统准则层因子进行评价（图3），所得结果表明：1995 年～2012年间，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虽有波动，但整体呈明显的增长趋势。除天水市外，其他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达到0.75以上，处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虽然天水市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在七个城市中处于较后位置，但也表现出平稳小幅增长趋势。

2.3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评价

根据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系数（图4），整体来看，各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且增幅巨大。2012年，各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均在0.8以上，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其中，兰州市、攀枝花市、延安市、宜宾市和自贡市5个城市耦合协调系数更是达到0.9以上，成为优质协调。而在1995年，除兰州外，其他6个城市均处于失调衰退阶段，表明当时西部河谷型城市并未注意到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缺少对土地的合理规划、土地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该7个城市虽然起步较低，但到2012年，二者的协调度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河谷型城市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整体利用水平，二者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土地短缺问题。

另一方面，截至2012年，各城市的耦合协调系数均处于0.89～0.93之间，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系数差异性降低，呈现出逐渐收敛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西部河谷型城市的经济市场环境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所以使得西部河谷型城市目前处于相对均衡发展、较为健康的发展趋势。

饶映雪等[20]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得出该市2005、2008、2011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6011、0.7607、0.8582，刘善开等[21]发现厦门市2003、2007、2010年二者耦合协调系数分别为0.55、0.60、0.73，而西部河谷型城市的耦合协调系数在2005年～2012年间大体处于0.5215～0.8666，由此看出，东中部平原城市与本研究得出的西部河谷型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增长速率相差不多。

2.4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灰色关联模型测得结果（表3），7个河谷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指标层各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的灰色关联度在0.6572～0.9106之间，关联性较大，但各因子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关联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具体来看，非农业人口比率对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影响最大，关联度在0.7560～0.9106之间，该因子反映了人口城市化水平，表明降低用于第一产业的土地和人员所占比例对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优化，增加经济效益，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增长有着积极作用。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等五项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对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这是由于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代表了城市社会发展水平，土地的整体规划和利用效益为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由表4可知，土地利用效益指标层各因子对城市化水平灰色关联度在0.6283～0.8822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其中，地均第一产业产值、地均第二产业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等代表城市经济效益等因子影响最为明显，而经济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土地经济效益仍是首要任务。另外，生态效益中各因子与城市化水平关联度均在0.7以上，影响较为明显。生态环境条件是制约与支撑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河谷型城市由于受自身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进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资源条件极为依赖，但随着近年来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方式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城市的生态效益均出现大幅上升，无疑对各河谷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在1995年～2012年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增幅较大。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协调性上升。在1995年～2012年间，七个城市的协调性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且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生态水平差异缩小，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系数的差异性也随之减小。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市经济实力、加大企业资金投入、加强城市生态建设等措施可能会使土地利用效益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中非农业人口比率和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最大，所以，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均会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理论上，由于河谷型城市较平原城市土地更为短缺，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土地资源的渴求程度更高，随着用地面积的扩张，耦合协调关系的增长速率应明显快于平原城市。但通过与已有研究相比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河谷型城市与东部平原城市相比，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这主要是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作用的结果。西部河谷型城市，受空间区位、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对土地的渴求程度也随之被弱化，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相比，耦合协调关系的增长速率并无较大差别。另外对于西部河谷型城市来说，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仍是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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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land use benefits and urbanization of valley city in Western China

BAI Shuo1， YANG Yong-chun1，2， SHI Kun-bo1， YANG Xin-ao1， LIU Yu1

（1.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zhou 730000， China）

Key words： land use efficiency；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valley city； Western China

作者：白硕杨永春史坤博杨欣傲柳煜

中部城市发展探究论文篇3：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研究

[摘要]基于城市化发展演进的视角，采用我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处于城市化中低水平阶段和较高水平阶段的省份，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其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现实关系。结果表明，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时，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对城市化的影响各异。在中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能够提升城市化水平，且两种分权形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较高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会提升城市化水平，但两种分权形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主要为负，金融显性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无地区性的分布规律，金融隐性分权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且发生比例较高。因此，未来发展新型城镇化应按照各城市发展的现状，合理地布局与协调金融分权、财政分权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与数量结构。

[关键词]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作用机理;影响效应

Key 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impact effect

一、引言及文獻综述

经济分权以财政分权为主体、金融分权为辅助，作为改革开放后推进中国特色经济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分权对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不可取代的深刻影响[1]。在城市化进程中，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分别对代表“城”的“公共部分”和代表“市”的“私人部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主要影响。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配合，能够通过合理地协调并分配权责，调动公共产品和金融资源在城市化各领域之间有效地配置，从而协调城市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非均衡性矛盾，实现在“城”“市”“城市化”三个维度均衡且可持续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化的发展质量。故检验金融分权和财政分权对现阶段城市化过程的作用效果，挖掘推进未来新型城镇化高效发展的财政动力、金融动力以及二者的合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政府的财政能力主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配给、城市土地开发与利用、城市就业安置，以及城市的社会福利增进等维度影响着城市化进程;政府及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则主要在城市的产业发展、市场建设、经济运行等维度影响着城市化进程。随着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成熟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因现实所需出现了分权，这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质量以及结构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财政分权方面，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推进了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乡镇企业发展、市场机制建立、改革试验的发生和效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2];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和晋升锦标赛的刺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城市土地、资金、劳动力以及公共产品配置的市场价格，影响了城市化包容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效率，导致部分经济主体难以以城市居民的身份融入城市化的进程和享受城市化的福利。相关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现象就越严重，从而越偏离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3]。从地区分布来看，财政分权更能够提升资源依赖性更高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相对阻碍了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提升[4]。并且财政在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社会保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城市化发展[5]。在金融分权方面，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地方金融发展迅速，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民营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区域金融风险的逐步显现，以及地方金融管理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金融控制，缓解由财政分权所产生的资金贷款矛盾，影响了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主体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决策[5]，导致部分领域因金融资源的非均衡分布而出现非均衡发展的趋势，从而降低了城市化发展的经济均衡性效率。在现实中，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难以独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分别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有限且稳定的计划性制度安排，以及“自下而上”的迅速且灵活的调节性制度安排，对城市化进程发挥了相异的作用效力，故关注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提升城市化发展效率至关重要[6]。

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国外研究方面，以Tiebout为代表的第一代财政联邦理论，阐述了多层次政府对于社会产品供给的决策，比单一中央政府更有效[7]。基于这一理论，国外研究偏重于分权理论的体系构架。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首先，在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郑力璇、王耀东基于信贷视角，探究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对金融分权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和时间差异[8]。其次，在财政分权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方面，李伶俐等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东、中、西三部分的财政分权、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9]，王能、李万明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和城镇化都显著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作用方向截然相反且作用期限各异[10]。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成果较多地研究了财政分权，而较少将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结合起来，并且尚未将金融分权引入城市化的运行分析中;有关财政分权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聚焦于测度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府际转移支付等领域的影响，尚未涉及其对城市化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故本文基于以往成果，着重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及现实发展效应。

二、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财政分权与城市化运行

学术界对于财政分权的概念有着相对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指在中央和地方财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被给予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以及被允许的自主决定预算支出的规模与结构。财政分权作为中央政府鼓励国家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手段，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和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能动性。地方政府拥有适度的财政分权能力，对于城市化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政府公共决策，表现为各层级政府之间通过财政分权，“自上而下”地影响城市化发展。财政分权作用于城市化运行，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配置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社会福利、城市化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城经济”的要素和资源。首先，财政分权通过决定政府支配能力的规模来影响“城经济”的规模。也即财政分权影响着各级政府在城市中财力资金的支配能力、资源和要素的竞争能力，分权程度提高（降低），将扩大（减小）政府的支出规模，从而扩大（减小）“城经济”规模和建设速度。适度合理的财政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统筹协调“城经济”各领域的建设规模和速度，使得城市化在“城”维度的发展能够符合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承载力和功能定位，也即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和功能能够保障城市化的可持续运行;反之，过度的财政分权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地方政府因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而引致本级财政支出不断地增强对于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并且因缺少较好的监管和控制而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减缓城市化进程。其次，财政分权通过决定政府支出的结构来影响“城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化，政府会通过调整对于各类城市的基础设施、科教文卫建设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不断地协调相应领域的数量结构。适度合理的财政分权，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层次变化，及其城市化所处阶段的各异性，来调整资金和资源的配置与公共产品的均等化程度，从而影响“城经济”各领域均衡發展的质量。再次，新型城镇化建设有赖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划分尺度和资源竞争强度，能够通过协调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配给，协同规划城市间城乡结合地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市场流转，促进城市群“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金融分权与城市化运行

相比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且对其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沿用洪正等的定义，金融分权指为推动一国或地方的经济长期增长，在各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对金融资源配置权、金融发展与创新权、金融监管和控制进行的一系列显性及隐性的制度安排[11]。

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市场决策，表现为各层级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分权，“自下而上”地影响城市化发展，如运用贷款、建设基金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组织并配合经济主体进行城市各领域的开发和建设，供给和配置以城市、市场、产业部门、资金体系等为主要內容的“市经济”要素和资源。适度且多样化的金融分权，既能够反映城市建设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也能够调节深度层次城市化的一系列矛盾。首先，调节城市市场扩张和投资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金融分权及其资金配给，能够通过给予非公益性的中小微企业、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充分的发展资金，促进“市经济”的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资金运用的乘数作用，提升城市市场的张力和市场潜能。其次，调节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其职业转移支持资金之间的矛盾。通过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基础性的创业资金、提高技能的社会培训资金、就业的扶持基金，以及市场建设和服务等方面的优惠贷款，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双向“农转非”，进而提升人口城市化向社会城市化的过渡速度。再次，调节由金融资源分布非均衡引致的城市产业和市场非均衡发展的矛盾。通过合理布局城市内部的大型银行型和非银行型金融机构、正规的金融服务在中心商务区和周边区域之间的分布，以及全国范围内金融机构和网点的配置，形成资金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格局，促进城市范围和全国范围内“市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城市化运行

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分别是影响城市化运行的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交互作用于“城经济”和“市经济”以及二者的共生领域“城市化经济”，形成交互作用。其历程主要分为三大阶段。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释放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放宽了务工、经商、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进城的限制，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这一时期，财政逐步分权，企业让利，地方政府权力开始增强，支持了各地方的“城”建设和对农村劳动力的初步容纳;与此同时，国家专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开始成立，非银行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高度分权，金融体系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支出信贷的方式影响着“市”的初步发展。分税制改革后至21世纪初，城市化过程持续加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要求税收返还的同时下移责任，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处于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状态，激增了日益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狭窄且不平衡的建设资金融资供给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恶性关联形成了泡沫经济，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国有银行总行上收分支机构的融资权利，并加强对地方金融行为的监管，促进了金融再次集权，于是地方政府通过扶持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服务的方式，来弥补信贷资金不能满足基础设施大规模多样化需求的城市化缺口。21世纪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土地是否有效利用，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城市化集约度和集聚度是否适度，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镇是否形成了高效互动关系，村镇合并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得到了包容性接纳等大量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时期，地方财政缺口增大，土地财政盛行，形成了明显的预算内收入集权和预算外收入分权的非均衡格局;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壮大了地方性金融，为达到中央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求，形成了金融显性集权和隐性分权并存的格局。由此，综合性地调节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交互关系，使之形成在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各级政府体系内部，以及各级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制约均衡的发展趋势，合理地协调由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带来的城市化经济增长与金融隐性分权共同引致的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风险，能够从整合城市间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角度，促进城市化在“城”“市”“城市化”三维度的协调、包容发展。

如图1所示，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分别产生财政动力和金融动力。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土地方面的建设，影响城经济，而金融分权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市场、产业、资金等方面，影响市经济，与此同时，二者对于城经济和市经济也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并以这三种作用形式为渠道，影响城市化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合理地组合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合理地分配中央显性集权和地方隐性分权，才能提升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组合效率，规避城市化进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推进城市化的深度发展。

三、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基本研究假设

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是决定城市化状态的核心变量，并且在城市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所发挥的作用各异。为方便进一步分析，我们做出如下三个假设：首先，在低水平城市化发展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都会提升城市化水平，并且财政分权的作用大于金融分权的作用。其次，在中等水平城市化发展阶段，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的交互作用较小。再次，在高水平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不会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影响，金融隐性分权会促进城市化发展。

（二）理论模型构建

1.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划分

由诺瑟姆曲线可知，按照城市化率的不同，城市化运行分为发生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为研究便利，本文首先选取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作为临界值（54.7%），对各省份平均城市化率进行划分，将居于临界值之下（上）的省份划分为处于中低（较高）城市化水平阶段，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2.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各省份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表示省份，表示年份，表示不同地区产生的个体固定效应，表示不同年份产生的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为省份第年的城市化率，和分别为省份第年的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指标，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分析和以往研究成果，选择各省份的年城市化率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控制变量。在财政分权方面，权衡了以往研究成果中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主度等指标选择的优劣性，选择地方财政自主度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性，在政府预算外财政支出无法衡量的现实状况下，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在金融分权方面，已有研究成果将中央和地方金融机构的相对发展作为选择衡量指标的基本依据，并将国有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作为央地金融系统运作的实际执行者，本文采用五大行总资产增长率来表示金融显性集权，选择地方性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和所有金融机构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金融隐性分权。具体指标选取及其测度方法如表2所示。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金融运行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通过整理并计算得到时间段内财政分权、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的具体变量值，其中海南省因2017年五大行总资产增长率和金融机构从业人数的数据缺失，故采用各年的均值替代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相关检验与测度均借助于STATA15.0软件完成。

（一）模型检验

1.描述性统计检验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2.模型设定检验

首先，对面板数据运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并且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故各指标变量的时间序列平稳。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经测度，面板数据的残差为10.0662，并且完全显著，证明变量数据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对数据进行Hausman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概率为0，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相关模型设定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3.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

根据前文所述，将样本单元按照中低城市化水平和较高城市化水平分为两组，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在模型中依次引入财政分权、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变量，通过分步回归法来检验三者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并对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如表5所示，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对应引入财政分权指标、金融显性集权指标、金融隐性分权指标的结果，模型4为在验证交互作用之前对引入交互项条件的检验，只有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满足引入交互项的条件，模型5研究了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存在。结果显示，在中低城市化水平的样本单元中，财政分权对城市化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为0.073，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对样本城市分别发挥0.03个单位的正影响和0.01个单位的负影响，说明在城市化发展的中前期阶段，政府财政和金融显性集权发挥的作用更大。金融显性集权和财政分权均对城市化作用显著，满足引入交互项的条件。为避免交互项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系数的大小、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金融显性集权的系数却不再显著，两者的交互项对城镇化也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这说明，财政分权通过激发地方政府建设城市的积极性，带动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大规模聚集，从而实现城市化经济领域的倾向性发展;而金融显性集权是中央政府为预防发生地方层面的金融风险采取的制度安排，两者的作用对象与范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重叠，即金融显性集权保证但不促进或抑制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正向作用。实证结果证明了研究假设。在控制变量组，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化发挥负面作用，这表明一方面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第二、三产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总量增长而质量欠缺，无法有效地发挥现代产业集聚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可以就地就业，甚至会推动城镇边缘人口离城返乡就业。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市化的作用不显著，是因为在城市化水平低的阶段，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尚不足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城市化的作用不显著，主要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前性和收益的错后性。

表6中的模型6、模型7、模型8分别对应引入财政分权指标、金融显性集权指标、金融隐性分权指标的结果。表6中的财政分权、金融显性集权、金融隱性分权两两之间皆不满足引入交互项的条件，故不存在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在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地理单元组别中，财政分权和城市化发展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处于高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已经或逐步进入城市化速度增长缓慢的区间，城市化发展目标基本实现了由注重速度向关注质量的转变，因此政府会相对减少对于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转而增加对于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财政支出。在这一组别中，金融显性集权与城市化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出于防范金融风险考量的金融集权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发挥作用;与之相对，金融隐性分权显著地推进了城市化发展，说明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金融资源有取代财政资源成为推动城市化建设强劲动力的趋势，提高金融分权程度会扩大地方政府对于金融资源利用的自主决定权，能够将其投入相应的发展领域从而提升城市化的水平。控制变量组的结果略有不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的激励、以及基础设施的成熟完善，对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发展均产生了正向的推进作用。上述结果验证了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效应各异的假说。

4.区划分析结果

进一步将30个样本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分别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区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上，财政分权在辽宁、吉林、湖北显著为正，在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显著为负;在金融显性集权方面，北京、河北、吉林、广东显著为负，山西、浙江、海南、四川显著为正;在金融隐性分权方面，天津、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的贡献显著为正，上海、山东的贡献显著为负。由此可见，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主要为负，说明政府的财权以及资金配给对于城市化发展的满足性相对较弱。金融隐性分权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且发生比例较高，说明随着财政分权作用的弱化，金融力量正成长为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与此同时也说明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给薄弱，将直接影响其城市化的深度发展。金融显性集权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为负，且不显著，说明由中央银行领导的国有银行体系对于城市化发展的推进作用正在被日益成长的多样化地方性金融机构所取代。

五、结语

综上可知，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发挥的作用各异。在城市化的中低水平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能够提升城市化水平发展，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财政分权通过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城市的积极性，来带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金融显性集权通过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发生，来保障城市化的稳定发展。在城市化的较高水平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不会对城市化产生显著的影响，金融隐性分权则会提升城市化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主要为负，说明财政分权促进城市群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金融显性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无地区性的分布规律，金融隐性分权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且发生比例较高。

通过上述结论，结合发展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在进一步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实践中，分权制度安排要践行总体一致和地方差异的施策模式，确保因地制宜地安排分权制度。也即处于城市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以及二者的组合机制来调节城市化的发展过程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迈进。在中低水平城市化的地区，要适度扩大财政分权与金融显性集权。在财政领域将财政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政府，综合考虑我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合理的事权责任划分，适度地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分享比例以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体系。在金融领域要坚持金融集权以保证不发生金融系统风险，把重点放在完善金融体系上，规范各级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在高水平城市化的地区，要适度扩大金融隐性分权。可以考虑在保持金融集权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金融权力下放，推进城市化领域的金融分权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分权创新模式，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真正地融入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在这一过程中，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金融寻租行为，建立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虽然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暂时为负，但从长期看来，在城市化水平提升后，财政分权的作用将转化为正。与此同时，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在东北和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概率相对较高。在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可以运用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来提升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城市化质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加大财政分权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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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