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肯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摘要：190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程吕底亚（LydiaA.Trimble）在福州所创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我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锋，与金陵女子大学齐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肯高等农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肯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篇1：

三所美国大学与高校社会职能的萌芽和发展

摘要:现代大学有三大职能: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英国大学素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因科研闻名遐迩,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打破了传统大学的封闭模式,使得大学为公众服务这一任务在高校的职能中占有一席之位。美国大学开创出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这是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高校社会职能;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

作者简介:王利军(1986-),男,河南平顶山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湖北 武汉 430074)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现在,美国不仅是世界一等的高等教育大国,而且并将长期地被冠以“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强国”的美名。翻开美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不管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上来说,美国都受到欧洲的强烈影响。教育也概莫能外。1636年马萨诸塞州哈佛学院的创办揭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序幕,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1775年,在美洲大陆,共有九所殖民地学院。但是,这些学院无不受到其宗主国——英国的直接影响,“美国性”并不是很明显,从其浓重的宗教情结上就可略见一斑。美国建国之后,其高等教育才逐渐地走上了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间,美国不仅仿效英德的高等教育体制,借鉴他们的宝贵经验,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它结合本国的实际特点,走出了一条独具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最终超越了欧洲各国。那么,这种即成的事实我们该作何解释?美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开创性又体现在哪里?

现代大学有三大职能: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19世纪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德国的现代大学理念“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广泛传播,对美、英、法各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与各国不同的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传统结合之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美国高等教育在继承了德国重视科研的基础之上,开创性地发展起了高校为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服务的职能,这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事业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三所美国大学的创建及其办学理念,从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的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开创性进行了探讨。

一、弗吉尼亚大学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萌芽

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控制的四年制大学,一般为地区性综合院校,为社会提供专业性的教育服务。1825年,由托马斯·杰佛逊一手操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正式开学,这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州立大学成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它实践当中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带动了其他联邦各州州立大学的创建,并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出现了创办州立大学的热潮。到今天为止,州立大学已经成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弗吉尼亚大学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崭新的高等教育理念,这是它最具开创性意义的地方,即:实施由公众支持、州政府控制管理的高等教育,其目标明确,就是为满足当地社区发展的需要。从弗吉尼亚大学开始创立之日起,它就对外公开宣布,自己是一所完全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是州政府的事业,而并非一所民间的或宗教的附属机构,致力于本州的社会发展需要,并声称要向学生提供超越现有学院水平的高层次的教育,允许学生存在职业性的倾向并有选修课程的权利。所以,也就在弗吉尼亚大学之后,世俗因素在美国高等教育当中占到越来越多的分量,高等教育的发展再也不能忽视社会实际和州经济生产的需要,再也不能不考虑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合适的人才,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布鲁贝克曾经对弗吉尼亚大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杰佛逊在弗吉尼亚夏洛茨威尔建立的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州立大学。它在早期的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和非宗教性。总之,弗吉尼亚大学成为19世纪前10年美国高等教育具有的革命性的启蒙运动精神的最彻底的体现。”

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在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形成、发展,最终确定过程当中,其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早在1819年,托马斯·杰佛逊就曾提出“为国家功用而建立的机构必须满足公共需求”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是以州政府的形式明确了高等学校要为社会服务的要求。尽管从事实上来看,弗吉尼亚大学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远非杰佛逊的期望,但是,“要为民主社会培养有用的公民”的高校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理念开始在美国高校中萌芽,并最终使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职能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同时期的英国高等教育,在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影响之下于1836年建立了伦敦大学。它的办学原则是“宗教无甄别”,明显与牛津、剑桥的国教主义相违背,提倡的是非国教主义,无宗教派别歧视。在办学目标上,它强调为中等阶层的教育服务。从课程上来看,伦敦大学抨击古典大学偏重神学和古典文学的做法,提出将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并列,从事工程学、医学、法律等专业教育。伦敦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与弗吉尼亚大学创建的意义相比而言,它在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上,还是略逊一筹的。伦敦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就开始努力地挣脱强大的古典教育传统的影响,而在美国,这种传统束缚并不像英国那样牢固,所以,美国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之后也是愈加明显,发展势头也是更加迅猛。

19世纪初的德国高等教育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柏林大学的创建和洪堡的教育理念影响了全世界,如前文所述,美国从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精华。洪堡提倡的科学研究与重视学术自由及其领导的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现代化上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洪堡同时也认为,大学根本没有什么理由为学生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花费时间,大学应当保障的是学生纯粹的自由与不被束缚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去指导学生怎样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义务。德国大学重视科研而轻视为社会生产实际服务,以至于后来束缚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这与德国教育思想界长期存在的这种观念有很大关系。

二、威斯康星大学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最终确立

威斯康星大学创建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1848年,因为规模也较小,在当时的国内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内战结束之后,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威斯康星大学慢慢地意识到了一所大学要想取得卓有成效的办学成绩,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起来,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社会。1904年,进步主义人士查理斯·范海思执掌威斯康星大学,并提出了“威斯康星观念”,由此,威斯康星大学扬名海内外,成为又一所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学。

范海思和他的同事们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立足威斯康星州的实际状况,在继续重视大学的教学、科研职能的同时,着重强调威斯康星大学为本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作用。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在威斯康星观念影响之下的这个时期正是美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也是在这一时期首先在美国确立的,威斯康星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大学须参与所在州的各项事务

范海思认为,威斯康星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州内的每一项事务,把全州都当作自己的教学场所。对此,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斯特雯斯(Lincoln Steffens)曾经有过精辟的言论“在威斯康星州,大学就像猪栏或农具存放室那样贴近勤劳农民的生活。大学实验室被视为能工巧匠生产机器的一部分。”①州立大学要为本州社会实际服务的思想在1904年范海思就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演说辞当中就有明显表现。他重点强调了威斯康星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州服务。因为在他的概念里,威斯康星大学既然接受了州政府的土地捐赠,就有义务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和满足全州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需要。所以大学必须开设以下课程:语言、文学、政治经济学、农业学、工程学、建筑学等。

2.大学应与州政府紧密合作

“威斯康星观念”的形成与另外一个人物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拉福莱特(Robert M . La Follette),此人1900年当选为州长,与范海思私交甚厚。也就是在1904年他亲自选定范海思作为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范海思是拉福莱特进步主义改革纲领的追随者,他的办学思想与拉福莱特的政治目标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威斯康星大学与其州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那么协调。他们合作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政府吸纳大学里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到州政府各部门任职,或者充任顾问的角色,有可能也要担负相应的领导工作;其二,大学要努力扩展知识,加快推进所研究的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与应用事业。

3.大学还应当致力于学术自由

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伊利(Richard T .Ely)在当时由于其文章《垄断和托拉斯》和《工业社会进化研究》中提出了反对童工、支持工会及社会控制资源等观点,该主张受到了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的指责。这些人就借机指控伊利超越学术自由限度,事实上造成了蛊惑人心、引起社会动乱的作用。威斯康星大学校董事会对“伊利学术自由案”作出了最后裁决,明确表示伊利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所持观点是无可指责的。并且,裁决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原则,“无论其他地方在学术探究活动中存在何种障碍,我们确信,在威斯康星大学,不懈的无畏的学术研究活动将备受鼓励。唯有如此,真理才会被发现。”在威斯康星大学,学术自由不仅包括教师的“教自由”,还包括学生的“学自由”。范海思认为,每一个青年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的权利,不管是工程学还是绘画和音乐。

威斯康星观念在20世纪初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广泛、持久和热烈的讨论,而且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当前,甚至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威斯康星观念已经成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大学成为政治、社会和工业立法的实验站,成为科学与高等教育民主化的示范点。在这里,公众以其对公众的反应、对财富的分配及社会福利而备受检验,从而使得大学发挥了全州实验室的作用。”用一种客观而不失偏颇的眼光来回顾美国上个世纪的历史,威斯康星大学及其教育改革思想与“知识工业”、斯坦福+硅谷模式的诞生都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威斯康星观念的出现真正地使美国高等教育突破了英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高等教育模式,高等学校不再是与社会生活相隔甚远的象牙塔,而应是社会大众的服务站。英国素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19世纪初的德国因科研闻名遐迩,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打破了传统大学的封闭模式,使得大学为公众服务这一任务在高校的职能中占有一席之位。美国大学开创出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这是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贡献。

三、霍普金斯大学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发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两个杰出的人物——实业家约翰·霍普金斯和有“最伟大的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界效仿的典范”之誉的丹吉尔·吉尔曼联系在一起的。1901年,当吉尔曼从校长职位上卸任的时候,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它被看作美国现代大学产生的标志,也是在德国大学模式影响下美国建立的第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其开创了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崭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吉尔曼认为,真正的大学至少必须设有人文、哲学、法律、医学以及神学院,必须使学生在教授指导下有从事高级研究的机会,而这些教授本身应该是自己所在领域的学者。吉尔曼在就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演说当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即“最慷慨的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③吉尔曼的这一办学思想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把科学研究放在大学的首位,视大学主要任务为促进科学的进步以及献身于科学发展的青年学者的成长;第二,在知识观方面,更强调一切对于社会和个人有用的知识的发展,这也是霍普金斯大学不完全是德国大学复制品的体现。

虽然,吉尔曼坚决主张学校的一切事物都应不受宗教和政治派别的左右,科学研究的过程不能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扰和束缚,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吉尔曼所大力提倡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可以重新封闭在传统的象牙塔里,而不闻不问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之相反,吉尔曼主张这种科学研究必须与社会的现实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正如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的目的而研究科学”,大学应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吉尔曼曾经明确地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建立大学有多种目的,但首先是为了建设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社会。”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点和里程碑。它的成功是因为在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创办学术刊物等方面引领美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同时,也由于它的深远影响——其所开创的研究型大学时代为高等学校进入社会的中心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准备和铺垫。我们考察了美国历史之后,不难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的实用性特征愈加明显,高校科研的应用性加强,二战时期联邦政府支持的“曼哈顿计划””、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无不证明了一点。

四、总结与思考

现在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仍然会是世界上的第一高等教育强国。那么,这就会让我们不断地思考,到底都是哪些方面的因素促使了这种后来者居上的超越,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最大的贡献在哪里。本文以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三所美国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为背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高校的第三大职能是怎么在美国萌芽、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能从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这一角度上,进行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由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期,如何在借鉴美国模式的同时,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应该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做的事情。

注释:

①②Clarence J/Karier,Man ,Society,and Education,Illinois.Foresman and Cnmpany,1967:87-88.

③王廷芳.美国高等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75.

④王绽蕊.大学的理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文化品性解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3).

参考文献:

[1]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张中)

作者：王利军

中肯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篇2：

抗战时期福建女子高等教育研究

摘 要：190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程吕底亚（Lydia A. Trimble）在福州所创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我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锋，与金陵女子大学齐名。八年抗战时期，华南女校虽被迫内迁南平、艰险不断，但仍凭借师生的共同努力，在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基础上探索出了更为中国化的教育体系，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的转变，为其后福建女子高等教育的迅速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抗战时期;女子高等教育

福州自古便有“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清末福州开东南风气之先，率先开展女子高等教育事业。至1922年，福建已有各级别女校180座，居全国之首[1]68，华南女校即为其中之典型。1904年5月美国美以美女布道会Des Moines支会的程吕底亚女士提出“从福州地理与文化上之观察，均认为有设立高级女校以提高女子教育之必要”[2]，发愿在福州仓山创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文后简称华南女校）。1914年学校在彭氏楼（Payne Hall）正式开学，程吕底亚任第一任校长。而后二十余年，华南女校成长迅速，荟萃了一大批精英教师，声名远播海外，代表了福建女子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福州亦成为东南地区女子高等教育的重镇。

然而自1931年始，福州不断受到日军侵扰，1938年2月24日及6月12日福州接连遭受日军两轮轰炸[3]108，教工商等行业全面停顿，市民生活难以维系。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福建省各类各级学校采取了内迁避敌的策略：“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迁邵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南平;私立福建学院迁闽清六都;私立格致中学、文山女子中学迁永泰;私立三一中学迁崇安”[4]34。而华南女校作为其中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院校，成为研究抗战时期福建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对象。

一、华南女校艰苦的办学条件

1938年华南女校迁至南平后，虽然各方人士全力配合学校的教学运作，但因时局所限，条件仍艰苦异常。学校校舍由当地美以美会出资，租用南平中学及南平医院的部分房屋为其校舍及实习场所，同时南平布道会的几处宣讲所被改造成女生宿舍。然而因学生众多、课程多样，华南师生的教学与生活依然不便。例如生物实验室、家政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均被安排在一个拥挤的门廊内，学生们不得不分批次进行操作;音乐系的教学场地是当地一个旧祠堂，环境简陋且不通电，同时因村人常需在此进行各类祭祀活动，该系的教学进度常受到影响;英语系则被安排在一个沿街的房屋里，环境十分吵闹。两年后这种拥挤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学校在社会帮助下搭建起了9间被学生戏称为“抗战式小屋”的临时校舍，确保了教学的有序进行[5]47。

华南女校作为一所基督教色彩浓厚的女子大学，规定英文、体育、音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同时拥有完善的学科设置，共设文理两大类七个学系（国文、音乐、教育、史地、生物、化学、数理），而后又于1940年开设了家政系及音乐专修科。值得一提的是家政系的设立，这是我国最早开设的高等家政教育专业，为中国职业教育建设之先行者。

学校的学分制度并未受迁校的影响。学生需至少获得30个主修课程学分及15个辅修课程学分方可毕业，同时还需参加月考和期考，“学期成绩，需以平日成绩、月考成绩、学期考试之成绩合并平均之”[6]62，要求十分严格。

学校改进了福州时期的学生管理制度，增设了时间更为灵活的选修课程，采用“主、辅、选”相结合的模式，使学生们可自由选择学科课程，大大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为满足特殊时期不断来此求学的学生的受教需要，学校取消了寒暑假，实行全年无休的三学期制度。同时，学校还创造性地开设了夜间课程，延长了实验室和教室的使用时间，整体教学效率逐步提高。

华南女校立足东南，有着近乎严苛的学生选拔标准。不仅要求“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學校之毕业生经入学实验合格”，还需提供“该生前校校长之介绍书，对该生品行进行评定”，同时学生以福建籍为主。内迁后，学校在招生方式上进行了大幅改革，放开生源地域之限定，招收了不少来自浙江、河北一带的学生[7]686。这种开明的招生制度使战时学校招生人数不降反升，影响力进一步增加。华南女校附属中学的开办也为战时的女校输送了大量的预备人才。

二、战时华南女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内迁南平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华南女校教师的工资从战前的每月333大洋大幅减少为100大洋[8]，同时战争所引起的严重通货膨胀使许多教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部分外籍教师因此选择回国，这使得当时学校教师岗位严重空缺。如当时学生众多的化学系，竟长期只有余宝笙教授一人执教，她在担任系主任的同时还兼任化学实验室负责人，独立承担全系的教学任务，压力可想而知。当然也有一些外籍教师选择留校任教，与母校共体时艰，成就了一段段佳话。

华南女校第三任校长王世静（1929～1951在任）出生于福州一个望族家庭，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913年入华南女校预科就读，先后获得晨边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她极为赞同梁启超“吾推及天下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9]14的观点，对中国女子教育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同时积极践行卢爱德（Ids B. Lewis）的教育思想，强调“本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栽培中国女青年得受文学、科学上、职业上之高等教育并养成牺牲服务之高尚人格”[10]。她不断健全学科门类，引入高素质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抗战期间她前往香港、广东、东南亚等地探访华南校友，为华南女校的发展募款，带领学校度过难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福建女子教育事业。

余宝笙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女生物化学家。在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她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回到华南女校任化学系教授。学校内迁期间，她除了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四门基础课外，还根据时况增设国防化学、工业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化学等多门选修课，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化学系，实现了自己赴美留学前所许下的“要当老师，当好老师，让更多的女孩能像自己一样受教育，有知识，有本事，能独立”[11]135的宏愿。1985年，年已仗朝的余教授创立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职业学院，是华南女校精神的延续。

外籍教师罗皮尔（Leon Roy Peel）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硕士，1927年受女子海外传教会（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委派前往华南女校担任宗教学教授。她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为学校募捐筹款。尤其是她动用各种社会力量，帮助学校在1938年度过了被迫迁校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此外，她还为华南的老师争取各种进修深造的机会。在她的争取下，1940年，华南教师获得中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的资助，规定“贵校的员工每人均可于六月前往锡尔弗贝市（Silver Bay， Minnesota）参加环太平洋研讨会（The Pacific Seminar），其他人也可分批次前往深造”[12]3208，这对于提升战时华南女校教师的集体科研水平大有裨益。

外籍教师哈特（Mrs. Earhart）和丈夫于1934年一同前往华南女校任教，负责学校音乐学科的教学。后虽学校北迁，教师待遇极差，但哈特夫妇并未放弃。1941年彭氏楼被烧毁后，哈特夫妇返美为大楼的重建进行募捐，最终如愿以偿，并委托周如丝女士（Ruth Chou）将善款带回南平，这让全体华南师生极为感动。王校长曾回忆道：

1934年哈特女士便与我共事，她对我的鼓励至今仍使我振奋……在过去几年中我校由于特殊的形势而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我知道罗皮尔、您还有我们的师生从未对华南女校失去希望，战后您帮助我们重建彭氏楼一事是多么让我们振奋……我们打算建造一座以哈特命名的音乐教学楼……哈特女士是一名具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她帮我们建设了音乐系，为我们培养了优秀的本土音乐老师……对此我们感激不尽[13]3206。

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哈特女士再无机会重返华南女校任教，但她对学校做出的贡献却被记录了下来。与她遭遇类似的还有爱丽丝（Elsie I. Reik）女士。爱丽丝于1934年来到华南女校任教，负责英语系的教学工作。1936年她的祖国波兰受到德国的入侵，她毅然回国从事反侵略运动。不过，她依然深深依恋着华南女校：

我不知道这两年是怎样活过来的，这里没有那些福州的诗歌、颂曲及照片，我只能一遍一遍读着那三本我从福州带回来的书……如果可以，明年能否给我寄一些学校的照片，我非常想念我的老朋友们……我已不去参加周末的礼拜，而是呆在家中为我华南的学生们制作一些包裹14]3207。

1941年后，华南女校针对教师短缺的情况，采取增加收入、引进本地优秀教职工的策略，逐渐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教师人手不足问题。同时，对比1931年、1947年的外籍教师人数（见表1、表2），可以明显看出抗战时期学校外籍教师数目大幅减少、本土教师成为学校教职工的主体这一趋势，说明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学校教职工结构已发生了重大改变。

三、战时华南女校经费来源及开支

战时华南女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学生的学费收入。作为一所贵族女校，华南女校的学习费用十分高昂。学生“每学期须缴纳学费20元，电灯费4元，风琴学习费6元，钢琴学习费10元、钢琴损耗费10元、租书费6元、图书费2元、医药费2元、餐费40元，共计大洋100元”[6]64。甚至毕业学年还需“另缴文凭费10元”。抗战时期，华南女校响应政府号召适当降低了入学费用。这也导致学校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

第二，政府战时拨款。1934年5月18日“教育部”颁布《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贴经费分配办法大纲》，对没有得到公私机关充分资助的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给予补助，补助费总额为全年72万元，约以70%补助扩充设备，30%补助添设特种科目之教具[16]73。1936年，华南女校向上级教育部门提交了有关内迁补助的相关文件，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福建省教育厅的肯定答复。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贷金暂行办法》，规定私立高等院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得向学校申请贷金…学生成绩甲等者，得免贷金”[17]537，同时对私立高校的学生及教员进行补助，还为部分私立高校追加了一定的办学经费[18]60。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斷加剧，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无法实施，经费的拖欠时有发生。因此政府的战时拨款对开支庞大的华南女校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第三，社会捐款。内迁前华南女校的社会捐款主要来自于毕业校友或与学校关系密切的社会人士。然而，战争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长期积累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华南女校因此无法通过社会捐助的方式获得足够的经费。1938年学校全年竟仅募得60美元，一向沉稳的罗皮尔也无奈发出了“我十分焦虑，甚至于没有时间回忆曾经（这项来源）在经费中的百分比”[19]3204的感慨。从1938年内迁直至抗战胜利，学校从福建当地获得的社会募捐从未超过100美元，收入可谓捉襟见肘。这项和平时期学校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抗战时期基本被切断。好在王世静校长不辞辛劳，前往南亚华南校友会进行募捐，校友们也竭尽所能慷慨解囊;此外华南师生亦通过捐款的方式给予学校帮助。这部分收入包括华南教师们每月捐助的部分薪水及华南学生通过社会劳动赚取的补贴，“学生们以另一种方式支持着学校，学生们将她们劳动所得的十元报酬及募捐所得均捐给学校，共计得款八百元”[20]75。这为风雨飘摇中的华南女校解了燃眉之急。

第四，教会捐助。一直以来，教会资金便是华南女校的主要经费来源，占其经费的50%～80%。内迁后华南女校其他资金来源断绝，更为依赖教会援助。但因自身内部矛盾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教会资金常难以到位。迁校初期，因美以美会对中国战场情况所持的怀疑态度，教会在是否向华南女校提供战时援助一事上态度摇摆不定。罗皮尔老师一直为填补学校2500美金的预算缺口而努力，不断质问“为何你们（教会）总喜欢将问题拖到教务委员会例会解决呢？”[21]3204最终她只身前往美国寻求教会联合会（United Board）的帮助，消除了教会的疑虑，如愿拿到了救济款。同时她还积极联络自己的母会——女子海外传教会明尼波利斯分会（Minneapolis Branch）募集资金。1938年初，她顺利收到差会捐助的2836.68美金款项，这虽无法填补当时华南女校的资金缺口，但足以令学校师生们暂度难关：“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笔善款都心存感激，尤其是目前这个紧急时刻，但是我们仍需支付多项费用”[19]3204。而后，她向差会详细列举了学校三类主要预算的使用情况，最终使其同意进一步追加华南女校行政预算（administrative budget）、建设预算（promotional budget）两方面的经费，以求做到收支平衡[22]3204。总体而言，教会提供的资金保障了学校战时的正常运行，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外教育间的微妙关系。

除支付教职工每月月薪外，华南女校将大部分经费投入到图书馆建设和实验室器材的购买中，尽力保证学校的学术水平少受战乱的影响。

虽然收入较此前大幅减少，但华南女校在事关教育质量的图书馆资源建设方面毫不吝啬。内迁过程中，因社会动乱、道路崎岖，运到临时校所的书仅占图书馆原有书籍的四分之一，很多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英文著作均散佚途中。1944年，未及搬迁的华南图书馆再遭日軍破坏，书籍破坏殆尽，即使在战后，华南女校也无力修复曾经完善的索书卡片系统，给师生们平添了许多麻烦[23]278。令人欣慰的是战时学生的读书热情分外高涨，“图书馆空间很小，大致只能容纳一位图书馆馆员和三位学生。所以在考试前在任何可以念书的地方，譬如走廊、楼梯、餐厅等，都能看见学生们认真学习的身影”[20]100。为了满足学生的读书热情，华南女校不顾战时经费紧缺，不断购入各类前沿书籍，到1943年藏书已超七万册，同时新开辟阅览室两间供学生使用。当时华南女校学生毕业论文中引用书籍的情况使今人得以一窥当时华南女校对书籍的重视力度。如1948年的毕业生陈怡馨在评价高尔兹奥西[24]3时便大量参考了英国文学评论家埃丝特（Esther Raushenbush）所著《个人文学研究》（Literature For Individual Education）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观点，同时对英国女教育家海伦（Helen Rex Keller）在《读书的品味》（The Reader’s Digest of Books）一书中提出的有关翻译功用的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理解。根据陈怡馨描述，她在南平时便读过上述两本书籍。这些书籍均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也就是说在出版后数年即被陈怡馨参阅到。在学校资金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华南女校对书籍的重视可谓相当不易。

同时，华南女校还购置了先进的理化实验仪器。战时虽实验室用地紧缺，但学生对理化的热情较之战前更为高涨。这一方面因当时各学科教师水平极高（有著名物理学家吴芝兰、著名化学家余宝笙等）;另一方面也因山河破碎、日寇猖狂，许多学生想学好理化知识报效国家。因此华南女校的理科专业在抗战时期反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48级毕业生郑美香在其毕业论文《蚬、蚶及蚌中肝糖含量及其转化为葡萄糖之研究》中，不仅使用当时先进的普福罗格实验法（pflüger method）[25]64，而且能“调配60%浓度的氢氧化钾溶液，随后第一次稀释至400毫升，第二次用95%酒精浓度的溶液析出沉淀”[24]3。这足以反映出华南女校并未因战乱而减弱对理科教学实践的重视力度。

四、战时华南女校所取得的成绩

（一）积极融入社会，服务当地军民

八年抗战期间，华南女校坚持 “受当施”[26]23（Having received， I ought to give）理念，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如生物系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访农村山野，对野外动植物进行归类整理，还邀请时任沙县科学馆馆长的唐瑞金先生来校指导鸟类标本的制作;教育系成立华南女校社会服务中心，每到周末学生们会到南平农村担任义务教员，帮助乡村发展;家政系的同学结合南平实际情况，对黄豆进行加工，制成豆乳、豆浆、豆渣饼等各式豆制品，免费发放给当地儿童增加营养。学生们开办儿童识字班、家政进修班、流动图书馆，并且定期编写《通俗周报》，进行抗日爱国主义宣传。化学系在余宝笙教授的带领下，立足于课堂，实践于社会，她们制造当时供应极为困难的肥皂、雪花膏、鞋油、麦芽糖，将其无偿供给需要的医院与单位，开福建学生自救活动之先河。此外校方还为学生设置了多种有偿岗位，如抄写材料、中文教学、衣服缝补、摇铃、抄乐谱等各类临时指派工作，鼓励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减轻自身经济负担。

华南女校师生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校体操队利用课余时间在空地上用人体排出巨大的“抗日”字样为前方的战士加油打气，同时她们通过话剧表演、开爱国音乐会等方式宣传爱国教育。仅1938年上半年，华南师生便寻访当地家庭7500个，表演话剧14次，且大多为自创，如《烽火》《谣言》等爱国话剧。1941年，华南女校师生响应重庆中央政府号召，为前线将士包装军粮，在军粮袋上附了提振士气的纸条，获得时任国民党第一纵队司令、陆军第八十师师长李良荣少将的高度肯定：“我们在前线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南女子学院的帮助。当我们每年庆祝这一天时，都无法忘记华南女子学院这支背后的军队”[5]123。

（二）宗教色彩进一步减弱，福建女子高等教育本土化基本完成

华南女校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教职工的中国化。因为华南女校所具有的基督教背景，学校在建立初期以聘请外国教员为主。然而1927年福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严格取缔教会学校并禁止其注册立案”[27]158，华南女校成为众矢之的，面临着停课解散的命运。学校被迫成立“五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均为中国人，其中陈叔圭为主席，王世静以委员兼任教务长，李美德以委员兼任庶务长，黄惠珍以委员兼任中学主任，黄惠珠以委员兼任秘书。此事件后，华南女校教师队伍开始大规模本土化。学校倾向于聘请拥有高学历的校友担任教职，先后聘请了物理学博士吴芝兰、家事学专家陈佩兰、心理学家刘永和、化学家余宝笙、音乐演奏家魏非比等优秀校友。短短数年间教职工已以中国人为主。而在内迁南平之后，一部分外籍教师因无法适应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及低微的收入选择回国，使得华南女校教师本土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待1946年华南女校回迁福州时，这所学校的教职工已经完成了由外籍教师向本土籍教师的转变。

其二是毕业生的中国化。1927年开始教育本土化进程后，虽学校按照教育部规定取消了宗教课程，但校园中的宗教氛围依旧浓厚，学生们每日不仅需做早晚礼拜两次，且常需结伴下乡传教，被讽为“教会大学鼓励学生参加农村建设运动、社会福利和慈善工作、卫生宣传和文化普及等社会服务活动……用以培养基督服务精神”[28]88。战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繁琐的宗教仪式被减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校园社团的兴起，比较有特色的有民乐队、口风琴演奏队、唱诗班等。战前许多学生毕业后被送往国外研究机构深造，西化程度较深。如1926年华南女校所培养的38位毕业生中，有24名任职于教会学校，其余均进入研究院继续学习[29]125，几乎没有致力于本土教育事业的学生。然而，战时学校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基本断绝，这一时期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大多前往福建各地担任中小学教职，与普通中式师范学校无异。

学术上，这一时期学校的主要成果均与生产生活有关，注重对当地社会文化的考察，出现了一些学术领域的前沿之作。如1942年毕业生杨丽华将冰心著名的《寄小读者》翻译成英文向西方进行介绍，虽影响力有限，但却是目前最早的《寄小读者》英译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30]75;同时，冰心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其著作对福建美景描绘颇多，将其作品译成英文对普及福建本土文化意义重大。学生还常就当地实际问题提出中肯的建议。如黄瑞琼在其毕业论文《福建省乡村妇女民教应有之设施》中使用表格罗列出福建地区当时妇教教学的学科、分配时间以及内容，不仅一目了然富有条理，且据此提出开设农村妇女教师培训班的设想：“农村妇女每天从早到晚虽勤勉工作，尚得不到一毛钱;现在做了教师，竟能得到十数元，且这是高贵的工作”[31]47，以此使得妇教工作易于普及。可见华南女校在学术上对地区问题的关切，符合其“立足当地，放眼世界”的时代要求。

在抗战时期华南女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教学水平，始终走在全国女校的学术前沿，还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一种特殊方式在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校园氛围等方面加速了福建教育的中国化进程。

结语

抗战内迁后的华南女校，克服艰苦简陋的物质条件，面对教师资源匮乏及战时日益紧张的不利局面，创造了“课堂——社会”的互动教学模式，使得自身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学校还以西方现代化教育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扬弃和加工，完成了从宗教化到世俗化再到中国化的华丽转身，促进了我国近代女子教育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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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建华）

Research on the Women Higher Education in Fuji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aking Hwa Nan College as the Center

Bian-Liang & Lian Chenxi

（1.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2， P. R. China; 2.Putian College， Fujian 351100， P. R. China）

Key words： Fujian; Hwa Nan College; the Anti-Japanese War; women higher education

作者：卞梁 连晨曦

中肯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篇3：

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的实践与改革探索

摘要：本文阐述了开展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的背景与意义，介绍了竞赛的组织方式、参赛对象、评选办法以及组织实施，重点总结了2018年组织该专业讲课竞赛所做的一些改革探索，以便使得比赛过程更加公正公平，结果更加客观合理，最后分析了讲课竞赛在全国的实施效果。本文对其他专业组织相关讲课竞赛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改革探索

一、背景与意义

我国水利高等教育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近百年来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1]，培养的大批优秀水利毕业生为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已有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办学点54个，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办学点82个，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办学点36个，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办学点34个[2]。面向新时期，一方面，我国正在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水利大国向水利强国转变，对水利人才的专业基础、创新能力、沟通合作和國际视野等提出更高和更全面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办学点增多，办学规模扩大），大批青年教师加入专业教师队伍，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非师范大学毕业，缺少教育理论基础和教育教学实践锻炼，教学基本功相对薄弱，加上当前大多数高校在教师考评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导致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参差不齐。教师作为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其教学理念、教学水平、学术能力和敬业精神，直接关乎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开展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对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引导课堂教学研究和改革等，有着重要的作用[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提高广大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青年骨干专业教师，增进相互间的学习和交流，促进水利类专业教学质量提升，2009年中国水利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了首届全国水利类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之后的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又举办了4届全国水利类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覆盖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农业水利工程4个本科专业。经过前面5届举办讲课竞赛的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2018年在组织第六届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讲课竞赛时，我们做了一些改革探索，本文着重对此做比较系统的总结，以期今后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竞赛方案的制订

（一）组织方式

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是全国水利类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的组成部分。全国水利类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设立组织委员会和竞赛分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由中国水利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下设秘书处。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竞赛分委员会由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建设指导组、中国水利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教育研究会组成。组织委员会秘书处负责竞赛的报名、审核和奖励工作，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竞赛分委员会负责现场竞赛的各项事宜。自2010年以来，这一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

（二）参赛对象

年龄在40周岁（含40岁）以下，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且承担普通本科教学任务，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有所创新，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师均可参加，鼓励参赛教师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方面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已参加往届竞赛且获奖的教师不能重复参赛。每校推荐参加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现场竞赛的教师限1人/届。

（三）评选办法

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10%、30%、40%（早期比赛设有20%优胜奖，2018年取消，这样让竞赛更加紧张激烈，获奖也更显珍贵）。竞赛分为学校推荐、组委会审核和现场竞赛三个阶段。教师参赛资格审核和参赛名单确定由组委会秘书处负责，现场竞赛由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竞赛分委员会负责。在前5届竞赛实践的基础上，第六届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竞赛分委员会通过探索，对评选办法做了以下改进。

1.评委会组成：从起初完全由来自高校的教育部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建设指导组委员组成，拓展到特邀少量来自行业部门的中国水利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研究会成员共同组成。

2.现场竞赛程序：从一次性决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改进为分小组赛、决赛两个阶段，通过小组赛决出一等奖、二等奖，每组前15%左右的参赛教师进入决赛;通过决赛评出占参赛总人数10%的特等奖获得者。前5届举办的竞赛，当某位参赛教师讲课时，允许其他青年教师观摩，这样虽然有利于借鉴学习，但实际对抽签排在前面的教师不利。为提高公平性，2018年改为小组赛不允许观摩，决赛时才允许观摩。竞赛程序的改进，有效降低参赛序号差异、小组水平差异等对评选的影响，更为公平。

3.参赛内容：参赛内容应属于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在未设现场竞赛决赛之前，每位参赛教师在比赛前准备3个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作为参赛备选内容（每个内容时长30分钟），竞赛前由评委会组长从中随机抽取一个作为参赛者的竞赛讲课内容，每位教师只讲一次。2018年，我们对此做了改进，小组赛每个内容参赛时长缩减为20分钟，方便小组赛在一个白天内完成，更加公平，否则次日参加小组赛的教师有更多时间准备。2018年，讲课竞赛小组赛实现了在一个白天内完成。决赛时，每位参加决赛的教师自主选择最拿手章节的教学内容作为讲课内容，决赛讲课时长由20分钟缩减为15分钟。

4.评选标准：设计涵盖教学内容、讲解表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师形象5个方面的评价指标，每个方面细化为多个分项指标，满分100分。每位选手讲课结束后，评委现场打分。专家评委打分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分数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按照总分高低顺序排定名次。

（四）竞赛组织实施

1.小组竞赛日前夜，由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建设指导组组长主持召开赛前预备会，通报经各高校推荐报名和组委会秘书处审核的参赛名单，根据总参赛教师和获奖比例，确定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人数，讨论评选方法，达成共识。将评委分成人数相当的A、B两组，明确小组赛、决赛评委会的组长，推荐资深评委作为竞赛点评专家。

2.小组竞赛日前夜，参赛教师通过抽签确定自己所属小组（一般分成A、B两个小组）及参赛序号。为保证公平竞争，参赛教师比赛讲课时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姓名和学校名称，评委组号与参赛教师组号的对接方式，直到比赛前半个小时通过抽签确定。如A组评委，可能对应A组参赛教师，也可能对应B组参赛教师。小组赛期间设置候场室，不允许参赛教师观摩。决赛序号同样通过抽签决定，为展现决赛者的风采，利于各校青年教师之间切磋学习，决赛时允许观摩，决赛评委包括A、B两个小组的所有评委。

3.设计专用打分表，每位选手讲课结束后，评委现场打分。竞赛现场工作人员及时收取打分表，统计分数。后一位参赛教师讲课结束后，当场公布前一位参赛教师的最终得分，依次类推，按照总分高低顺序排定名次。

4.决赛结束后，由预备会上推荐的专家点评，对讲课竞赛中青年教师的精彩表现及存在不足进行全面评述，对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出殷切希望和中肯建议。

三、竞赛实施效果

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为国内同行间的教学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每届都吸引近40所高校近80名评委和参赛教师参加。自2009年以来，六届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时间地点和获奖人数见表1。

通过竞赛讲课、专家点评、获奖者发表感言等环节，来自不同高校、讲授不同课程的教师展现和观摩教学风采，分享和交流教学经验，探索和切磋教学新技术和新理念，相互启发和鼓励。无论是每届刚参加完竞赛的青年教师，还是参加过往届讲课竞赛多年后再回首的青年教师，大家纷纷表示从讲课竞赛中获益匪浅，对个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发展大有裨益。2018年遴选出的特等奖、一等奖等比赛结果，大家普遍认为更加合理，更加反映实际。大部分（特别是前3—4届）参赛获奖的教师已经成长为各高校水文与水资源专业的教学或学术骨干甚至带头人，如首届特等奖获得者清华大学田富强教授201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南京大学王栋教授担任教务处副处长，获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领军人才和“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项荣誉称号，等等。

通过举办讲课竞赛，增进了全国水文与水资源领域老中青高校同行间的了解，大家共同探讨专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共商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策略，更有利于凝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国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教育教学更好地发展。

四、结语

讲课竞赛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评奖，更重要的是促进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真正落实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上。因此，讲课竞赛宜从长计议，发挥竞赛对常规教学的辐射作用。高校在给予获奖青年教师奖励的同时，要及时对优秀获奖青年教师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竞赛结果与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考核等挂钩，扩大全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的影响力，有效促进高校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青年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能力，更好地服务我国新时期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2018年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讲课竞赛的一些改革举措应该说是成功的，效果很好，今后要继续采纳这些改革举措。当然，还需要根据新情况新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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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芳 陈元芳 刘廷玺 吴吉春 张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