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发展银行探究论文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加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地缘重要性相当显著。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和里海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中最关键的是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本文将探究其原因，分析制约双方经济合作的因素并得出对中国的启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亚洲发展银行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亚洲发展银行探究论文 篇1：

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现状探究

摘 要：苏联解体对蒙古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社会转型期，蒙古国积极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教育改革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不断与国际接轨，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然而，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短期内不得不面对诸多现实困惑，从现行的教育体系来看，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难以摆脱“温水煮青蛙”的殖民效应。我国与蒙古国同根同源，应重视对蒙古国的教育援助，以消解蒙古国对华的敌意与防范心理。

关键词：蒙古国；教育；教师专业；研究

苏联解体对蒙古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抛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教育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期，蒙古国教育积极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教育改革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不断与国际接轨，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然而，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短期内不得不面对诸多现实困惑，无论从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从教育体系来看，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难以摆脱“温水煮青蛙”的殖民效应。

1 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1.1 制定国策，尊师重教

1989年蒙古国各层次教师有3万多名，到1993年时只剩1.94万名[1]，在社会转型初期，教师待遇偏低，大量教师弃教从商，步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教师优质资源不断流失。1991年6月，2600多名教师在乌兰巴托举行集会罢工，呼吁国家关注教师，提高教师待遇，以保证教育的持续发展。一次全国性罢工威胁后，蒙古国政府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声望。

师资水平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师资力量中处在高端的是高校师资，更广泛的是基础教育师资。1991年蒙古国政府在《蒙古国国家教育发展纲要》中确定了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教育体系。

1996年11月15日，蒙古国召开第六次教师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并通过教师的社会保障方案，大会制定出《蒙古国教育发展纲要》《蒙古国教师法》，出台保障教师的工资、明确教师职责、权利、社会评价等多项提案。

2009年，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任蒙古国总统，他先留学苏联，后又留学美国。1998年，额勒贝格道尔吉任蒙古国总理时就致力于推行政治、经济以及政府体制和许多社会议题的改革，并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积极磋商教育政策、法规。他在任的2011年出台政策，决定从2012年2月1日起中小学教师工资增加8万图格里克，5月1日再增加23%，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教师被纳入公务员系列。[2]

蒙古国出台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师范教育，增加师范院校在校学生的数量。2009-2010年，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毕业生为3.42万；商业和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占25.1%，师范、教育研究和教育学专业毕业生占14.7%，工程专业毕业生占9.5%，法律专业毕业生占6.0%。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师范、教育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比例仅次于商科学生。[2]

实行教师准入制。蒙古国法律规定，国家教师由师范大学培养，非师范类大学毕业生欲从教必须参加师范类大学的培训，并有一年的教育实习后方可取得教师资格，没有大学学历不可能参加教师资格的考试。2007-2008年，高等学校教师中博士占21%，硕士占66%。而70至80年代，蒙古国高等学校教师20%以上拥有学位。[1]由此可见，蒙古国教育不断发展，教师学历大幅度提高。

1942年，蒙古国开始了现代教师的资格证书制，社会转型期这一制度得到强化。

社会对教师专业的承认与支持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蒙古国教育有了良好的发展，正规院校的师范毕业生争相进入教育系统工作，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的氛围越来越浓，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

1.2 实践专业化的教师发展理念。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能”。教师的地位意味着他们的职能和执行教育的能力、职业声望、物质待遇应同医生、律师一样得到欣赏和尊重。有关教师地位及其专业化发展的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关于教师专业发展有许多定义，刘万海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教师专业”的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前者指教师职业与教师教育形态的历史演变，强调的是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主要涉及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方面。后者则强调教师由非专业人员转变成为专业人员的过程，它关注教师的个体的发展，强调教师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的提升，关注教师的专业特性。[3]

蒙古效法苏联教育模式时期，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政府控制型模式。今天，蒙古摆脱苏联教育模式，积极推进教育西化进程。蒙古国在援助国、基金管理机构和国际专门机构的支援助下，已经启动了现代教育研究范式的理论试点研究，1987-2000年，蒙古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副博士学位的已有200多人，蒙古国教师教育发展迅猛，教师教育领域拥有一定的高层次人才储备，为教育改革的实施予以保障。蒙古国教师教育已与国际接轨，开始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教师专业化即从教育、社会、个人基础方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为配合西方教育理论试点研究，蒙古国2003年将苏联模式的10年义务教育制改为11年制，2008年9月将11年制基础教育改为12年制。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课程评价上，课程管理上，改变了以往国家集权的局面，确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同时，蒙古国转型期社会的人才需求总量与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要确保教育质量，促使教师提高素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大、中、小学教师都要与过去的教学方式一刀两断。

现有的教育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制定具有个性化的课程计划，自已设计学習方案，选择与组织课程内容和实施多元化评价策略，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本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等综合性素质，创造性地工作，正所谓：学者未必良师，良师必为学者。这种旨在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专业素质、专业精神的一系列教学改革，必将促动蒙古国每一位教师。从理论上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学习和创造的过程，其目的是促进学习、探究知识。在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师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消费者，而是自主的专业实践者。

但事实上，在蒙古国现行国情下，许多教师根本就不能达到要求。古人云：欲速则不达，物极而必反。

1.3 改革在职教师培训体制

1998年、2001年蒙古国政府起草并颁布了关于教师教育法令，实行在职教师培训的教育券改革，教育券改革是蒙古国教师教育的根本变革。

蒙古国在职教师培训的改革，明确规定除国家唯一投资的专门培训在职教师的教育发展学校外，允许多边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或私人、地方企业、大学机构参与教师培训，并将教师教育券培训制纳入蒙古国在职教师培训中，取代苏联模式的培训制度，创建终身学习体系，实现教育制度的分权化，打破国家垄断，并立足于教师的个人需求，教育券法令的核心是赋予教师“选择权”。获得教育券的教师可以先阅读各个培训机构的公告，然后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培训机构。[4]

1969年蒙古国政府出台《提高教师专业知识水平的办法》，规定指出教育主管部门每年要组织教师进行培训，教师每5年要进行一次集中培训。该《办法》中融入了终身学习理念。而教育券改革则废除了以前由国家负担的、苏联模式的5年一次的教师培训机制，所有教师都享有的在职培训权利和义务被取消，机会均等的思想已消失。新式培训是每个教师和校长的“分权制”培训机制，即学校和地方水平上的短期培训。

蒙古国教育部于1990年后构建起一种新的教师在职培训体系，它包含三种培训方式，即国家统一培训、地方培训、校本培训。同时在首都、省会、县城建立“教育文化中心”，作为教师培训组织机构。教育券法明确提出教育部与财政部每年联合确定第二年教育券的数量，定出每种培训形式的份额，由各级“教育文化中心”直接交给教师或管理人员。1998年教育券法规定了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职培训中券的管理、分配核算的具体程序，确定了三种培训形式，即中央研讨班、省级研讨班和正规的独立学习。教育券培训的三种形式是1990年创立的培训体制的延续。而校本培训则改为在职教师的独立学习形式，学习材料由“教育文化中心”提供。

蒙古国20世纪60至80年代十分重视校本培训。各学校不定期召开研讨会，组织教师们进行教学方法的交流，制定教学大纲的、理解教学内容。教师的科研，尤其是校本教研，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在学校，以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面对的各种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提高教学实践水平为目的，注重学科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统一，有效促进了蒙古国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育券改革后形成“垂直型”的培训模式，即先由中央的著名专家培训省级的教学法专家，然后再由他们将所学到的内容传授给农村教师。以前农村教师可以到首都乌兰巴托直接参加培训，改革后，农村教师很难拿到教育券，只好选择独立学习这种培训形式。很显然，这种培训形式的特点是教师知识来源于外来专家的研究，教师专业发展以学习、接受这些知识为目的，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专家讲座或独立学习。

教师信息技术素质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教育部2008年第72条指令关于“提高学前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机构的教师、领导人员技术能力的规则”，每年从国家预算中拨出专款作为培训费用。

受蒙古教育部委托，蒙古国教育大学的信息技术计算机学院与国际组织合作承担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任务。把信息技术有效地整合于课程之中，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改进教学方法。2008年，高等和基础教育的28100名教师参加了提高信息技术知识的培训，是全国教师的67.8%，其中45%是基础教育教师，此后，参加培训的人数逐年增加。[5]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以及德国等西方国家陆续在蒙古国建立信息技术培训中心，在省会、县“教育文化中心”投放設备，蒙古信息化教育网络得以建成。

信息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在教育券分配中普通教师难以拿到培训券，参加由专家面授的教学法及教学内容的培训，网络为在职教师提供了独立学习的可能，这种在职教师的独立学习的培训形式已成为教师无奈而普遍的选择。

实际上，开辟网络在职教师独立学习的培训形式也是解决教育券财政不足另类措施。蒙古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通胀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教育投资明显不足。

2 蒙古国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困惑

2.1 文字改革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蒙古国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适应游牧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创造并得以使用起来的表音文字。这种文字因政治、外交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其文化载体作用在蒙古国的教育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目前蒙古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语言同时使用三种文字的国家。这三种文字分别是传统文字（回骼蒙古文）、西里尔蒙古文和拉丁蒙古文。

传统文字（回骼蒙古文）属阿尔泰语系，它的书写方式与其他文字不同，（至上而下，从右向左）与由左至右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46年1月1日，蒙古正式用西里尔文取代了原有的回骼蒙古文成为官方文字。

西里尔文给学校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原有的文字改为了酷似俄语的西里尔字母，西里尔文在表达意义上与俄语根本不同，发音与回骼蒙古文一样，但原有文字已彻底消失。唯有知者才能教，一个教师要教会学生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生字，只是懂得这个字的音、形、义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准确地发音，正确、流利地表达出这个字音、形、义的各方面的知识。1943年前，学校既没有西里尔教科书，又没有新西里尔文教师，教师要从头开始学，从头开始教。1942年蒙古国先期培养了318名西里尔文教师，教师边学边教，扫盲工作不仅在学校，还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教师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文字改革上。

西里尔蒙文无论形式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与蒙古国传统文化相脱节，这次文字改革对蒙古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蒙古现代课程改革的一个起点，这一个阶段的教育改革大约持续了20年左右。

苏联解体后，蒙古国不断强调要传承民族文化，恢复使用原有的回骼蒙古文。1990年6月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组织全民学习传统文字的活动》的决定。1995年又通过了（回骼）蒙古文国家計划，蒙古国总统也强调指出，必须从小学低年级开始进一步加强回骼蒙古文的教学。在小学课程改革中，老蒙文课已经得到恢复。时隔70多年又重新使用一种文字，整整三代人本民族文化教育传承的时空穿越，回首话沧桑，蒙古国精英们对此该做何感想？

早在1925至1941年，蒙古国就酝酿进行拉丁文字改革，目的是将书写形式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相统一。20世纪90年代，为了网络通信的需要蒙古国开始选择使用拉丁字母拼写蒙古语，拉丁蒙古文现已在网络普及。2003年，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决议，公布了“拉丁字母国家计划”。2003年12月23日，国家标准与计量委员会批准了“用拉丁字母转写西里尔蒙古文的标准”，并从2004年1月1日开始执行。至此，蒙古国出现了三种文字并存的局面。[6]

凯尔克特曼（Kelchtermans；G.；2004）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学习过程，是个体教师与空间情境及时间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情境是指教师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环境，教师专业发展的时间情境由教师个人生活经历和教学生涯构成。语言改革困扰教师课堂教学、制约教师的科研，20多年西里尔文教育改革严重阻碍了教师专业发展，如今蒙古国又重回西里尔文字改革的老路，几番改革，教师已经失去并正在失去专业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2.2 “温水煮青蛙”的殖民效应

在社会转型期，蒙古国在教育改革上体现对外依赖的高风险性。

现任蒙古政府的许多高官都曾在美国名校就读，政府在全国普及英语语言教育，将市场化、民主化的理念融入教师教育领域。1991年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以及美日欧等经济力量先后进入蒙古。这些国际援助机构，特别是亚洲发展银行，强调蒙古教育改革应着重进行教育行政和财政的分权，其目的是为了改革苏式的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在蒙古推行西方的管理模式。

教育的发展要依据一定共同的规律，教师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教师知识除了理论性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实践知识，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反思而获得。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体现着教师知识结构不断拓展，“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源”。蒙古国在苏联的教育模式下发展已有70多年，目前的教师知识结构能否适应现代教育改革的需要，现有的教育模式已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师专业发展如何保持续性与公平性？

纵观历史，1900年，美国教育学领域已发展到能授予“教育学博士”的水平，而时隔近一个世纪蒙古国才有教育学博士，况且两国教育学博士有着质量上的差距。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制约的，要研究本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实，虽不能盲目排外，但不能全部“进口”。历史学家爱德华·多茲尔把同化的形式分成两类：一是强制性同化，二是随意性同化。他指出，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群体把自已的宗教文化、语言习惯、思想意识以及行为规范强加在被统治者的社会群体头上几乎都会引起强烈的反抗和抵制；相反，在比较随意的状态中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交融，形成一种具备两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7]社会转型期蒙古国教育改革才二十多年，西化后蒙古国新的教育特质是什么？这一过程尚在持续，结果还不明朗，但蒙古国完善的教育系统和政策体系没有完全确立，这一点是明确的。

蒙古国早在社会转型初期，就不得不认同援助盟友的政策话语。美国当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密尔顿·费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思想，即政府的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拔给消费者，蒙古国政府运用教育券思想，将在职教师教育纳入市场化、民主化，旨在通过竞争，提高在职教师教育质量。显而易见，美国的意愿已渗入教师教育改革中，并且正在被同化于美国模式，在职教师的培训券改革已引发蒙古国教师不正当、激烈的竞争，这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教育券改革最终受益者只是高级教师，普通教师很怀念“苏蒙共产主义”时期的教师培训体制；西里尔文字改革已经割裂了蒙古国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传承，阻碍了蒙古国教师的专业发展。如今，蒙古国全民普及英语，推进拉丁文字改革进程恰恰是受制于西方政治影響，西方以经济、教育援助的形式，通过文化霸权主义瓦解蒙古国民族文化教育，达到控制蒙古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目的。遗憾的是，蒙古国人依就热切希望通过英语、拉丁蒙古文走进西方世界，透过这种极端化的英语普及与文字改革的现实，展望灿烂未及的未来，尤如雾里看花。

蒙古国政治上被美国称之为“亚洲民主新样板”，经济严重依赖西方外援，自1991年至2009年蒙古国外债已增加至26亿美元，[8]教育政策与体系全面西化，作为受援国对国际组织及其西方援助国的国际教育援助产生依附。蒙古国人性格追求独立，又习惯依赖，西化模式的教师教育改革难以摆脱“温水煮青蛙”的殖民效应。语言的同化是超过军事征服、异族通婚等更深层次的同化，文字拉丁化势必加速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涌入，使蒙古国成为西亚的土尔其，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国家。[6]蒙古国精英们已经意识到本民族性格中的依赖性对国家发展的侵蚀，呼吁将本国的独立发展作为头等大事，实现民族教育的复兴。

蒙古国的教师专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失败的教训要引以为戒。苏联曾经在蒙古国陈兵百万，美国又在染指蒙古国，加紧文化渗透，不断煽动蒙古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我国与蒙古国同根同源，应重视蒙古国教师教育，加强对蒙古国的教育援助，以消解蒙古国对华的敌意与防范心理。

[参考文献]

[1]冯福林.蒙古国教育发展史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9.

[2]图门其其格，李鹤.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与展望[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2（4）：31-39.

[3]刘万海.教师专业发展：内涵、问题与趋势[J].教育探索，2003（12）：103-105.

[4]Gita Steiner-Khamsi.Vouchers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in Mongolia：Transitonal，Postsocialist or Antisocialist Explanationa[J].Chigago Journals，2005，49（2）：148-172.

[5]Nanzaddori Erdenetsogt.蒙古国社会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6]齐心.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9）：50-54.

[7]蔡永良.语言·教育·同化——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42.

[8]文虎.蒙古经济发展现状及困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1（4）：31-35.

作者：马少美

亚洲发展银行探究论文 篇2：

美国与中亚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加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地缘重要性相当显著。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和里海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中最关键的是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本文将探究其原因，分析制约双方经济合作的因素并得出对中国的启示。

一、阻碍因素

第一，中亚经济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总体来说，中亚各国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面临着从腐败、政府效率较低、贫困、失业到毒品交易、犯罪、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及民主改革滞后等经济与安全挑战。尽管从数据上看中亚经济在持续增长，但大多数经济体的财政基础较弱。国家治理中几乎都存在对市民的普遍需求回应较差的问题。掌控大多数政府部门的精英们对国家财富的分配很不均匀。有学者认为在中亚能源部门的高程度腐败已成为提高美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最大挑战。①此外，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各国经济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参差不齐，经济政策有待改进。如在吸引投资方面，尽管对中亚的私有资本投资额不断上升，但因为投资壁垒太多，总体的投资水平不高。如果中亚国家不致力于解决腐败、建立可信的法律系统，增强契约精神并促使政府机构更负责任的话，其经济会持续脆弱。从国别角度讲，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存在民族问题和边界争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腐败问题严重，甚至危及到它们对外的能源合作，集权主义在乌兹别克斯斯坦的盛行也可能会产生动乱。②塔吉克斯坦的贫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其食品危机，跨境毒品交易、暴力犯罪及恐怖主义的威胁使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困境。③另外，中亚国家之间也在为争取更多利益、成为地区统治领导而进行竞争。大多数情况下，中亚国家间很难达成一个有效和持久的协定，在跨境分享水资源争端这一事件上便得以体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产生了负面作用。

第二，合作的外部压力大。趋于集权的俄罗斯、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稳定的伊朗和南高加索地带、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毒品生产等给美国同中亚的经济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与负面影响。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大国势力在中亚为实现自身利益展开的博弈会使美国在中亚能源合作、安全和民主的目标时而发生相互冲突。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南亚的存在也被视作为中亚的重要威胁之一。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及西方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削弱都可能会威胁到中亚的安全与稳定。

第三，美国自身的困境。首先，美国与中亚的合作受制于其地缘劣势。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美国不仅不同中亚领土接壤，且与中亚相距甚远，在该地区缺少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已签署法案于2014年关闭了玛纳斯空军基地——美国在中亚租借的唯一军事基地。④其次，美国内部对于其在中亚的政策存在着诸多争议。在美国，对于其是否应该在中亚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在中亚的利益到底为何、其他外部势力在中亚的评估、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对美国利益影响程度的大小、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介入的合适力度及美国是否应该在中亚培育民主等问题都一直处于争论中。⑤

二、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中国在中亚同美国一样面临着社会不稳定、贫困、腐败、恐怖主义威胁等高风险因素，而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中国需意识到与中亚经贸合作取得重大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不可只追求速度，而是需要一个从小项目做起的，谨慎的及渐进式的提高。

其次，在能源合作中，不仅要为中国企业与中亚能源供应商合作敞开大门，而且要考虑包括提升透明度、完善立法和应急机制在内的诸多因素。中国需致力于加大援助中亚地区通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中亚各国政府责任感、独立性与透明性。中国要继续与地区互动者如俄罗斯、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国保持对话来调节政策，促进能源合作。为达到增加私有部门投资项目及运输通道工程等以促使能源供给到全球市场的目的，中国应继续鼓励印度、巴基斯坦等他国政府建设管道、航道及铁路等新的能源运输路线，应对由俄罗斯对运输线路垄断带来的压力，支持跨国公司实现能源运输路线多样化以降低危险，因为这是中国、美国及欧洲的共同利益所在。

再次，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要以能源合作为基础，但也要扩大到利于中亚国家福祉的其他方面（如农业领域），更要平衡经济合作与安全、人权、文化等合作，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与美国类同，中国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也不是互斥的。中国要让中亚体会到中国的介入及援助有助于中亚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的发展。这需要中国加大与中亚国家领导、精英、政党及人民的接触。只有通过这些接触才能使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关系处于优先地位，平衡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通过强调投资、军事存在、安全合作的相互收益紧密中国与中亚的联系，强化反恐、军事、法治、学界和智库等关系。

最后，针对中亚地区分化、互信度不高及拥有不同政策偏好的特点，中国最好多采取双边模式，适宜地与个别国家先进行经济、政治及文化合作。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重视国际组织和相关项目的作用，如上合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的“中亚地区经济合作”项目。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国可协同国际金融组织及相关项目的改革行动，支持中亚经济与立法改革来吸引国外投资者，刺激经济发展。中国应利用好“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这些金融途径。为降低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风险，中国也应调动西部省份的能动性，把中亚整合到全亚洲的产业网当中去。⑥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注解：

①A.K.M Iftekharul Islam，The U.S.Role and Policy in Central Asia：Energy and Beyond，The Arts Faculty Journal，July 2010-June 2011，pp.46.

②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March 11，2010，pp.1.

③Evan A.Feigenbaum，Central Asia Contingencies，CPA China Security Memo 5，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pp.60-63.

④王婷，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及其阻碍因素，前沿，2013年第20期，第44页。

⑤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March 11，2010，pp.48-53.

⑥Zhang Hongzhou，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in Central Asia，RSIS，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May 2015，pp.14-15.

作者：郭曼若

亚洲发展银行探究论文 篇3：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破产法修改的启示

【摘要】次贷危机席卷全美，进而波及全球，以雷曼兄弟为首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纷纷破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波及全球，所以面对金融危机必须有防范措施，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较小，但我国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范还不健全，因此要借鉴美国此次经验，改革我国的破产法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对我国银行破产提供规范，以预防金融机构破产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破产法；改革

一、银行机构破产的实例

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美国，美国排名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款条例进入破产保护程序，从雷曼兄弟通过IPO在纽约交易所挂牌到标准普尔将其债权评级由A提升为A+再到其宣告破产，这家具有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走进了历史。

次贷危机虽然没有给我国金融机构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次贷危机以前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金融机构破产的案件，海南经济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导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银行机构破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银行不会破产，而且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其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银行机构一旦破产后波及范围广，所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行法律上的规制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银行机构破产立法缺失的现状

我国治理金融机构首先考虑监管问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于金融机构破产方面的立法，我国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在相关法律中我们能找到如下几条相关法律条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只有第134条规定了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走的是行政监管的路线，都是将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主体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而非一般企业的破产程序，除了以上法律法规，还有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八章关于金融机构终止的相关条文。我国现行的有关银行等金融破产的立法规制还存在很多缺陷，我国目前还停留在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金融机构出现破产的问题，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银行机构破产立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银行机构面临破产的危险性加剧

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期，随着市场进一步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法律规制在立法上过于强调金融市场整体的安全和秩序，但是金融市场其自身的风险性的存在，让人无法预测到危机潜藏在何处，所以预防措施并不见得面面俱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银行机构破产其实是风险防范的一道在特殊情况下的应急防线，这道防线的设置直接关系到金融行业的安全。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作为WTO成员国，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市场准入机制，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市场，“有关《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就市场的准入问题作了进一步要求，这对于我国传统上金融领域的市场进入实施严格管制的体例有着重大的冲击”[1]另外，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实现国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造这两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任务尚在不断推进之中，无论从资本收益率等指标还是风险控制能力上看，中国金融机构都无法与外资金融机构相匹敌。因此，一些经营低效的金融机构在将来出现破产成为必然。”[2]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国际金融发展的形式，还是我国银行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都使得银行机构经营风险增大，银行破产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现实中真是存在的问题。我国入世以后，不能再像处理海南发展银行那样用行政命令强制其关闭，这样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从法律上进行规范与约束，预防风险的发生，从法律上给我国的银行机构创造一个安全的发展环境，同时我们还要通过破产法的修改来为银行机构提供一些退出机制，完善我国破产法上对银行机构破产的规制，这样使得我国对银行机构管理的合法性日趋完善，从行政上的强制关闭到法律上的破产申请，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与创新，更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大进步，有助于我国金融业与世界经济相接轨。

（二）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形式单一

从1998年海南南发展银行作为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机构破产的形式是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关闭，虽然实质上破产但形式上却不采用破产的形式，这就造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旦被行政关闭，那么就不能像一般性企业那样走破产和解、破产重整以及破产清算的道路，这就导致了一些本来还有存续机会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停止营业，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走破产重整的道路实现企业的再生，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大大减少了债券人的依法求偿的权益，虽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向海南省政府递交提出重建海南发展银行的报告，海南发展银行“允许外资参股同时将债务转为股权”的重组方案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由于无法处理好对公存款等历史遗留问题，海发行一直处于“死而不灭”的状态，既不清盘也不破产。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单一化，原来的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好，直接导致了海发行现在的状态，所以我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形式单一化所造成的问题，要求我国破产法在立法时必须对这一方面进行合理规制。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制

法律法规是为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的，一国的法律必须与该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近年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政策要求可归为降低不良资产、提高利润、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三个方面。各国有商业银行均把降低不良资产率作为考核基层银行业绩的硬性指标，而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较之大企业贷款更易产生坏账。”[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也受到了影响，出口减少，南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型企业也有很多破产，所以中小企业融资就变得尤为迫切，一方面是国家鼓励给中小型企业融资，一方面有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这使得商业银行进退维谷，如果我国能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的保护机制，银行就可以放心给中小企业贷款，帮助融资难的中小企业使其走出困境，维持经营或者扩大再投资，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岗位，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却提高就业率，在危机中求的发展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破产法的修改将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美国最早颁布的破产法——1800年破产法，经过多次经济大危机的冲击，美国不断改革其破产法，使美国的破产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2008年雷曼兄弟就是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款条例进入破产保护程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泰国遭受重创，后来泰国专门根据此种情况改革国内破产法，有学者根据泰国破产法的特点形象的概括泰国破产法为“化解金融危机的泰国破产法”[4]在金融危机频发的这个年代，我国的也应该重视破产法在这些方面的修改，如果我们我国能建立起有效的银行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将有助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让国外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建立合法有效的银行机构破产机制。

四、我国银行机构破产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

（一）银行机构破产形式的选择

广义上的破产包含了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然而在我国银行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其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如果银行机构运营不善资不抵债或者不良债务急剧增多而宣布破产，这三种破产方式并不能像一般企业破产那样都能使用，我个人认为，在政府监管下可以使用破产重整的方式对破产的银行机构进行救济，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关闭，首先我们运用市场经济，允许业务经营的好，资金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银行对破产的银行实行收购，收购的方案或者注资重整的计划由双方自行协商，得出的方案上报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政府此时审查其重整或者收购方案是否可行，在可行的前提下还要对收购后是否会在银行业内产生挤兑、垄断等不良竞争的现象进行综合预测，在考虑全部因素之后再批准其方案通过，方案通过后再约定一段时间为观察期，观察期让市场自身的调节来检验新银行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此时政府只负责监管的职能，直到这个企业偿还完所有债权人的债务为止，对于重整企业的政府干预结束；若在观察期内重整方案失败，此时政府再运用国家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解决银行破产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样既能拯救了破产银行，又能偿还债权人的利益，还能实现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最后还有国家行政干预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这样做既在法律意义上规范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在银行业等金融领域的立法保护，又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防御的战略纵深的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监管方式。

现行的破产法在修改时应该考虑这些方面，如果一旦发生金融机构破产的事件，我国现行破产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需要，所以为了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安全平稳健康的发展，我国破产法修改时应该朝这方面倾斜一下，毕竟新时代下，一个国家的金融业的发展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的健全是互相适应相辅相成的。

（二）银行机构破产中的利益权衡问题的解决

破产制度需要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最主要的是这会秩序稳定，破产制度的适用必须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由于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独特性，国内没有华尔街里那么多投资银行，所以在2008年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不像美国那样严重。我国的银行机构大部分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占有较大的业务比重，所以银行机构的业务与国民经济发展日渐密切，所以一旦银行机构破产其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和波及到的产业范围将是很大的，基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企业破产就是破银行的产。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企业破产对银行的资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实，我们可以在进行银行破产重整时将债权人的债权转化为股权，采取分期转化的方式，如果债权人将来看好重整后银行，可以在后期选择将债权转化为股权，如果还是不信任重整后的银行，我们可以利用重整注入的资金分期给付所欠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重整后银行的自留资金，有利于重整后的持续经营和盈利。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家的政策预示着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必将高速发展，尤其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也将由经济强国发展成为金融大国，所以我国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是必然趋势，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特色，银行机构的破产也必将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这一切给我国破产法的修改带来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金泽.银行业法律热点难点问题探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0-19.

[2]吴晴.全球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破产立法重整问题研究——以银行业为例[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4）：21-24.

[3]鄢梦萱.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2-83.

[4]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84-93.

作者：徐国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