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剂量顺铂治疗癌症研究论文

摘要地塞米松是一种长效糖皮质激素。大剂量地塞米松即40mg/d连用4d单独或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确切，近年来已逐渐被纳入相关治疗指南或专家共识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剂量顺铂治疗癌症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剂量顺铂治疗癌症研究论文 篇1：

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肺癌患者后的临床疗效分析

【摘要】目的：观察肺癌患者采用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效果，以指导临床选择合理治疗方案。方法：选择齐齐哈尔市和平医院内一科就诊的肺癌患者108例，随机分别应用大剂量甲氨蝶呤和非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观察肺癌病灶变化情况及患者皮肤、口腔粘膜形成的副作用情况。结果：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肺癌患者效果显著，但同时对皮肤及口腔黏膜的溃烂等副作用发生率较高。结论：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肺癌效果明显，但易导致患者皮肤及口腔黏膜的溃烂发生，药物应用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皮肤粘膜变化情况，必要时应用甲酰四氢叶酸进行解救，综合治疗方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化学药物治疗 皮肤和粘膜 甲氨蝶呤 肺癌

随着全世界大气污染日益加重及吸烟人群的不断增加，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迅速的上升趋势，其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癌症死亡的最主要原因[1]。由于肺癌患者早期症状较轻，不易及时发现，甚至时常得不到患者及家属的重视而延误诊治，一旦确诊大部分病人处于晚期。化疗成为这部分患者的最主要治疗方法，但目前化疗应用药物的毒副作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研究应用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肺癌患者，比较大剂量和非大剂量用药患者治疗效果和其对皮肤及口腔黏膜的溃烂发生率，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病例资料

选择2012年7月-2014年12月就诊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和平医院内一科肺癌晚期患者108例（男73例，女35例），年龄50～65岁，平均（57.25±6.31）岁；全部病例随机采用两种治疗方式，其中应用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患者组（A组）82例，非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患者组（B组）26例，两实验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分期等常规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标准[2]

①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诊断为支气管肺癌晚期的患者；②具有可测量和评价的病灶；③无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④预计生存时间大于6个月；⑤世卫组织体力评分为：0～3分；⑥本治疗期间未用其他抗肿瘤药物联合治疗；⑦本研究试验方案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会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究对象了解本研究，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排除标准[3]

①影响药物吸收的胃肠道疾病；②同时接受其他试验研究等药物治疗；③伴有其他器官脏器严重的病变；④治疗过程中由于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异常，终止治疗者；⑤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等系统性疾病；⑥合并较重肺结核；⑦慢性湿疹等皮肤病，或影响结果判断的口腔粘膜疾病。

1.4治疗及评价方法

全部病例入院3天各检查正常后，A组大剂量甲氨蝶呤，B组非大剂量甲氨蝶呤。具体化疗方案采用：吡柔比星（THP）+长春新碱（VCR）+甲氨蝶呤（MTX）联合应用，同时大剂量甲氨蝶呤组病人应用甲酰四氢叶酸解救，病人皮肤粘膜呈现副作用时，追加或加大甲酰四氢叶酸药物治疗。化疗药物应用后5、15天观察患者皮肤及口腔粘膜变化情况；15天后观察患者肺癌病灶变化。本研究所应用药物均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和平医院药剂科提供。

皮肤出现红斑、瘙痒、荨麻疹、糜烂、痤疮等记为皮肤反映阳性；口腔黏膜出现水泡、糜烂、溃疡、结痂，甚至影响进食和语言交流者记为粘膜反映阳性。

肺癌病灶变化以化疗15天后复查CT测定肿瘤大小为依据，化疗前后肿瘤无缩小甚至增大记为：无效；化疗前后肿瘤缩小至原尺寸80%以内记为：有效；化疗前后肿瘤缩小至原尺寸50%-80%记为：强效。

1.5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实验数据，两实验组间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和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病例应用化疗药物后5天，大剂量甲氨蝶呤组：皮肤粘膜损伤较重，皮肤粘膜反映阳性率分别为70.73%和75.61%；非大剂量甲氨蝶呤组：皮肤粘膜损伤轻，反映阳性率分别为11.54%和7.69%。

应用化疗药物后15天，大剂量甲氨蝶呤组：皮肤粘膜损伤减轻，皮肤粘膜反映阳性率分别为39.02%和36.59%；非大剂量甲氨蝶呤组：未出现皮肤粘膜损伤。

两组化疗效率显示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非大剂量甲氨蝶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肺癌是目前全球首位致死原因，其发生、发展仍是较为复杂过程，现有医疗技术仍无法明确其根本原因，治疗以手术、放疗和化疗等手段方法为主[4]，但肺癌早期就诊治疗患者较少，当患者前往医院诊治时多为肺癌晚期，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阶段，大多数患者仍以化疗治疗为主[5]。本研究针对目前常用化疗方案进行深入研究，旨在探寻众多化疗方案中即对肺癌病灶作用力强，又具有较轻副作用的最理想方式。

本实验研究中大剂量甲氨蝶呤在肺癌晚期的治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剂量甲氨蝶呤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非大剂量组，强效率达73.17%，大剂量甲氨蝶呤组副反应亦明显大于非大剂量组，化疗药物后5天，皮肤粘膜损伤率为70.73%和75.61%。

为减少副作用的发生，保证良好的治疗效果，在使用药物过程中嘱患者多饮水，保证足量的液体摄入和应用碳酸氢钠碱化尿液，促进体内过多的大剂量甲氨蝶呤排出[6]。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过程中亦可以使用甲酰四氢叶酸进行解救，使用甲酰四氢叶酸解救时，正确的剂量和给药时间是保证解救有效的关键，并且根据患者个体差异视皮肤粘膜副作用变化情况。必要时追加甚至增加甲酰四氢叶酸的应用。在应用甲酰四氢叶酸解救的过程中，本文作者根据众多文献报道采用维生素C族和维生素B族等多种维生素治疗大剂量甲氨蝶呤导致的皮肤粘膜副作用，用药后治疗效果较为明显，具体疗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7]。

总之，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肺癌晚期患者过程中可以大大缩短治疗疗程、明显提高治疗效果，但随之伴发的副作用较为严重，可以采用多饮水、多静脉补液、碱化尿液、补充多种维生素、甲酰四氢叶酸解救等方法代偿，以上综合治疗方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张建.肺癌化疗相关性口腔粘膜炎治疗中rhg-Csf的应用[J].临床肺科杂志，2014， 19（3）：563-569.

[2]张杉，陈越，李世杰，等. 280例肺癌化疗患者的舌象特征观察[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15（4）： 68-71.

[3]叶兴涛.肺癌患者瘀血舌质与凝血功能变化的相关性临床研究[J].山东中医杂志，2012，32（11）：784-785.

[4]罗艺侨，朱江.肺癌患者化疗期间联合营养支持治疗的研究进展[J].中国肺癌杂志， 2014，17（12）：865-869.

[5]刘从敏，李敬华.多西他赛单药联合顺铂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J].中国实用医刊，2010，1（7）：65-68.

[6]周娟，胡君娥.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后全身皮肤及口腔粘膜严重溃烂护理[J].长江大学学报，2014，11（6）：73-74.

[7]李晓芳，牛俊丽，申巧红，等.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致口腔黏膜溃疡的护理[J].基层医学论坛，2011，15（12）：1185.

作者：王月萍

大剂量顺铂治疗癌症研究论文 篇2：

大剂量地塞米松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摘 要 地塞米松是一种长效糖皮质激素。大剂量地塞米松即40 mg/d连用4 d单独或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确切，近年来已逐渐被纳入相关治疗指南或专家共识中。

关键词 大剂量地塞米松 多发性骨髓瘤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淋巴瘤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The application of high-dose dexamethasone

in treatment of hematological system disorders

WEI Li1， HUANG Ying1， CHEN Qinfen2*

（1. Department of Nursing，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Dexamethasone is a prolonged action glucocorticoid. Because of the exact effects， high-dose dexamethasone with 40 mg/d for 4 consecutive days used alone or combined in treating multiple myeloma，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Hodgkin’s lymphoma， non-Hodgkin’s lymphoma an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has been brought into related guidelines and consensus recently.

KEY WORDS high-dose dexamethasone； multiple myeloma；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lymphoma；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具有抗炎、抗毒、抑制免疫和抗休克等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广泛，但患者长期用药后会出现停药反应、感染、代谢紊乱（电解质、血糖、血脂）、体重增加、出血倾向、血压异常、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等不良反应。2011年2月，卫生部颁布了《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1]，规范了糖皮质激素的临床应用。关于给药剂量，以泼尼松（prednisone）为例，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长期维持治疗剂量：2.5～15.0 mg/d；②小剂量：＜0.5 mg/（kg·d）；③中等剂量：0.5～1.0 mg/（kg·d）；④大剂量：＞1.0 mg/（kg·d）；⑤冲击剂量：对甲泼尼龙（methylprednisolone）为7.5～30.0 mg/（kg·d）。关于疗程，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冲击治疗（pulse therapy）：疗程多小于5 d，可迅速停药；②短程治疗：疗程＜1个月，停药时需逐渐减量至停药；③中程治疗：疗程在3个月内，生效后应减至维持治疗剂量，停药时也需逐渐减量；④长程治疗：疗程＞3个月，停药前须先过渡到隔日用药后再逐渐减量至停药；⑤终身替代治疗。

许多血液系统疾病都需要使用糖皮质激素单独或联合其他药物进行治疗，如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IHA）、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淋巴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LL）、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和慢性嗜酸粒细胞白细胞（chronic eosinophilic leukemia， CEL）等。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是一种长效糖皮质激素，半衰期达36～54 h，与中效的泼尼松和甲泼尼龙的生物等效剂量比分别为0.75∶5和0.75∶4。地塞米松40 mg/d连用4 d治疗属大剂量冲击治疗，其单独或联合其他药物治疗MM、ITP、淋巴瘤和ALL的疗效确切，近年来已逐渐被纳入相关治疗指南或专家共识中。

1 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MM

MM是一种以骨髓中单克隆浆细胞大量增生为特征的恶性疾病，以贫血、骨骼疼痛或溶骨性骨质破坏、高钙血症和肾功能不全为特征[2]，是第二常见血液系统肿瘤[3]。MM的传统化疗方案包括美法仑＋泼尼松方案（MP方案）、长春新碱＋卡氮芥＋美法仑＋环磷酰胺＋泼尼松方案（M2方案）和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VAD方案），其中对MP方案耐药的MM患者换用VAD方案后也能达到较高的缓解率，且因该方案不含烷化剂，故可用于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诱导治疗[2-3]。在VAD方案中，地塞米松起主导作用，剂量为40 mg/d，在第1～第4、第9～第12和第17～第20天经口服或静脉内注射给药[3]。

近年来，不断有新药和新的方案用于MM治疗。1999年，Singhal等[4-5]首次报道了一种老药沙利度胺（thalidomide）具有抗血管新生和免疫调节作用，并成功用于复发或难治性MM治疗。2003年，Weber等[5-6]联合使用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地塞米松的剂量和用法同上，TD方案）治疗初治MM，缓解率为72%。TD方案还可再联合脂质体多柔比星（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组成ThaDD方案，后者治疗年龄＞65岁的初治MM的总缓解率达84%[7]。沙利度胺类似物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同时具有抗新生血管形成、减少骨髓瘤细胞与骨髓基质结合和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可联合大剂量地塞米松用作复发或难治性MM的二线治疗方案[5]。硼替佐米（bortezomib）是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蛋白酶体抑制剂，2003年5月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MM，2004年4月又在欧盟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9月在中国上市。硼替佐米与大剂量地塞米松联合治疗具有协同作用，是晚期MM的一线治疗方案。目前，在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发表的《NCCN多发性骨髓瘤临床实践指南》[8]和《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11年修订）》[9]中，含有大剂量地塞米松组分的VAD方案、TD方案、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BD方案）、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BAD方案）、脂质体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地塞米松方案（DVD方案）、硼替佐米＋沙利度胺＋地塞米松方案（BTD方案）、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方案（LD方案）和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方案（BLD方案）等均为推荐的初始诱导方案和挽救方案。此外，大剂量地塞米松也可单独用作MM的诱导方案或挽救方案[1，8]。对于年龄偏大或合并感染的MM患者，可适当降低地塞米松的给药剂量如减为20或30 mg/d，也可减少用药天数以减少疗程总剂量，进而降低严重免疫抑制发生的几率[1]。

2 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ITP

原发性ITP既往也被称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e），是因抗自身血小板抗体与血小板结合、致使血小板破坏而发生的一种常见血小板减少性疾病[10]，在成人中的发病率约为（5～10）/10万，其中育龄期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11]。初治ITP的一线治疗方案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静脉内输注用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糖皮质激素一般以泼尼松为首选用药，剂量为1.0 mg/（kg·d），治疗4～6周后逐渐减量，然后以小剂量维持治疗3～6个月。该方案属中剂量、长疗程方案，副作用较大，且患者病情易在减量过程中复发。1991年，荷兰学者Dubbeld等[12-13]首次提出了大剂量地塞米松冲击治疗ITP的方案，并以地塞米松200 mg/d连用3 d治疗19例泼尼松治疗无效的ITP患者，结果显示有4例获完全缓解、其中3例获持续缓解，同时未见严重不良反应。不过，该方案因疗效不显著，未在临床上得到重视。以后受治疗MM的VAD方案的启发，Andersen[12，14]正式提出了一个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初治ITP的方案，即以每28天为一个疗程、每疗程使用地塞米松40 mg/d连续治疗4 d共6个疗程。用该方案治疗10例ITP患者，结果全部获完全缓解，血小板计数达100×109/L以上且持续至少6个月，不良反应轻微，引起血液学界的重视。但随后有多位学者报告，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复发或难治性ITP的有效率仅为50%左右且疗效也不能维持，仅能作为脾切除术前的暂时升高血小板计数或泼尼松治疗失败、或脾切除术治疗失败后的治疗选择[12，15]。不过，经过诸多学者10多年的随访研究，发现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与泼尼松治疗相比确有优势，尤其是对初治ITP患者，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的疗效显著、有效率达80%以上，可用作一线治疗方案；但对复发或难治性ITP患者，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仅对少部分患者有效。

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ITP有效的机理除了糖皮质激素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抑制血小板抗体产生、抑制巨噬细胞破坏有抗体吸附的血小板和改善巨核细胞成熟障碍等多种效应外，还包括地塞米松可直接作用于淋巴细胞，触发淋巴细胞凋亡、抑制T细胞激活和B细胞分化以及调节吞噬细胞Fc受体等。地塞米松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率也较泼尼松低，故可有更多未结合的活性药物发挥治疗作用，疗效较其他糖皮质激素好。短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能大大减少感染和血糖代谢紊乱的发生率[16]。在2009年中国《成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17]和2011年《成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修订版）》[11]中，地塞米松40 mg/d连用4 d口服方案均被推荐用于初治ITP的一线治疗，但治疗期间需注意监测患者的血压和血糖水平的变化、预防感染、保护胃黏膜[11]。

3 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淋巴瘤和ALL

3.1 治疗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 HL）

世界卫生组织将HL分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lassical Hodgkin’s lymphoma， CHL）和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的霍奇金淋巴瘤（nodular lymphocyte predominant Hodgkin’s lymphoma， NLPHL），其中CHL又可分为结节硬化型（nodular sclerosis）、混合细胞型（mixed cellularity）、淋巴细胞富集型（lymphocyte-rich）和淋巴细胞消减型（lymphocytic depletion）HL [18]。在《NCCN霍奇金淋巴瘤临床实践指南》[19]中，推荐的CHL一线治疗方案为多柔比星＋博莱霉素＋长春碱＋达卡巴嗪方案（ABVD方案）、多柔比星＋长春碱＋氮芥＋依托泊苷＋长春新碱＋博莱霉素＋泼尼松方案（Stanford V方案）和博莱霉素＋依托泊苷＋多柔比星＋环磷酰胺＋长春新碱＋丙卡巴肼＋泼尼松方案（BEACOPP方案）；推荐的NLPHL一线治疗方案为ABVD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rituximab）、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CHOP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COP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依托泊苷＋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EPOCH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单用利妥昔单抗。含有大剂量地塞米松的方案被推荐用作复发或难治性HL的二线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地塞米松＋顺铂＋阿糖胞苷方案（DHAP方案）、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米托蒽醌＋地塞米松方案（VIM-D方案）和吉西他滨＋卡波铂＋地塞米松方案（GCD方案）等，其中地塞米松的用法均为40 mg/d连续4 d经静脉内注射给药。

3.2 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NHL）

NHL的异质性强，按肿瘤细胞来源可分为B细胞、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18]，常用化疗方案包括COP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CHOP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和博莱霉素＋多柔比星＋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地塞米松＋甲氨喋呤＋四氢叶酸方案（m-BACOP方案）或再联合利妥昔单抗等。《NCCN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实践指南》推荐的含有大剂量地塞米松的方案有：①序贯使用环磷酰胺＋美斯钠＋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地塞米松和甲氨喋呤＋四氢叶酸＋阿糖胞苷方案（Hyper-CVAD方案），用于套细胞淋巴瘤（mantle cell lymphoma， MCL）、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 BL）、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ymphoblastic lymphoma， LBL）、非皮肤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PTCL）和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adult T-cell leukemia-lymphoma， ATLL）的一线高强度治疗以及复发或难治性CLL/SLL患者的治疗，地塞米松的用法为40 mg/d、在第1～第4和第11～第14天口服或经静脉内注射给药；②用于HL的DHAP方案和GCD方案也被推荐用作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和PTCL的二线治疗方案[20]。MCL、BL、LBL、非皮肤型PTCL、ATLL和DLBCL都为侵袭性淋巴瘤。

3.3 治疗ALL

ALL是由不同分化阶段的淋巴细胞恶性增殖所产生的克隆性疾病，生物学特征和临床异质性很强，常用化疗方案有诱导缓解的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VP方案）和长春新碱＋柔红霉素＋左旋门冬酰胺酶＋泼尼松方案（VDLP方案）、缓解后巩固强化治疗的大剂量阿糖胞苷和大剂量甲氨喋呤以及维持治疗的巯嘌呤＋甲氨喋呤方案等[21]。在《NCCN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实践指南》[22]中，含大剂量地塞米松的高强度方案Hyper-CVAD方案被推荐用于年龄＞40岁的成人ALL患者（无论费城染色体是否阳性）的诱导缓解治疗和费城染色体阴性的复发或难治性患者的挽救治疗。

Hyper-CVAD方案由Murphy等[23]于1986年提出，用于治疗儿童进展期BL和B细胞ALL，完全缓解率为93%（27/29例）。Koller等[24]用Hyper-CVAD方案治疗66例复发或难治性成人ALL，29例（44%）获完全缓解。Thomas等[25]用Hyper-CVAD方案治疗26例平均年龄为58岁的初治伯基特型ALL患者，21例（81%）获完全缓解，3年持续完全缓解率达61%。Kantarjian等[26]2000年统计了204例平均年龄为39.5岁的初治成人ALL患者的预后，发现完全缓解率为91%，5年生存率为39%，5年持续完全缓解率为38%；2004年统计了288例平均年龄为40岁的初治成人ALL患者的预后，发现完全缓解率为92%，中位随访63个月时的5年生存率和持续完全缓解率均为38%[27]。国内Xu等[28]报道，以Hyper-CVAD方案治疗53例初治成人ALL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6%，2年生存率为82.9%，2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7.3%。李渭阳等[29]报道，以Hyper-CVAD方案治疗14例成人高危ALL患者，10例（71.4%）获完全缓解，中位持续完全缓解时间为13个月。王华等[30]报道，以Hyper-CVAD方案治疗21例复发或难治性ALL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6.2%；随访18个月，6例仍处于持续完全缓解期中。

大剂量地塞米松除在上述指南或共识中得到推荐外，Meyer等[31]还曾用于治疗温抗体型AIHA，剂量为40 mg/d连用4 d。

4 结语

大剂量地塞米松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①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ITP、AIHA等，作用机制可能包括减少抗体产生、降低抗体与血细胞膜上抗原之间的亲和力、减少巨噬细胞膜的Fc和C3受体数量、减少抗体包被的血细胞在脾脏中的消耗等[10，32]；②单独或联合其他化疗药物治疗淋巴增殖性肿瘤如MM、淋巴瘤、ALL等，作用机制可能为溶解淋巴细胞[1]，大剂量用药时还可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可作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作用于S期和G2期并对G1/S期边界有延缓作用[33]。大剂量地塞米松以短期冲击法用药，但因需要反复治疗且此药为长效药物，故临床上仍需注意停药反应以及感染、骨质疏松、类固醇性糖尿病、消化道溃疡、高血压和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2， 28（2）： 增录2a-1-增录2a-32.

[2] 沈志祥. 浆细胞病[M]//王吉耀. 内科学.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825-832.

[3] 陈世伦. 重视多发性骨髓瘤的规范化治疗[J]. 中华内科杂志， 2005， 44（2）： 81-82.

[4] Singhal S， Mehta J， Desikan R， et al. Antitumor activity of thalidomide in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J]. N Engl J Med， 1999， 341（21）： 1565-1571.

[5] 克晓燕， 王艳芳， 杨玉花， 等. 多发性骨髓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2008， 16（2）： 231-239.

[6] Weber D， Rankin K， Gavino M， et al. Thalidomide alone or with dexamethasone for previously untreated multiple myeloma [J]. J Clin Oncol， 2003， 21（1）： 16-19.

[7] Offidani M， Corvatta L， Piersantelli MN， et al. Thalidomide， dexamethasone， and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ThaDD） for patients older than 65 year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J]. Blood， 2006， 108（7）： 2159-2164.

[8]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Multiple myeloma， version 1. 2011 [EB/OL]. [2012-08-16]. http：//guide.medlive.cn/guideline/guideline/view.php？guide_id=579.

[9]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工作组.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11年修订）[J]. 中华内科杂志， 2011， 50（10）： 892-896.

[10] 张广森.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M]//王吉耀. 内科学.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863-866.

[11]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 成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修订版）[J].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11， 32（3）： 214-216.

[12] 姚庆民， 侯明. 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0年回顾[J]. 中华内科杂志， 2006， 45（10）： 871-872.

[13] Dubbeld P， van der Heul C， Hillen HF. Effect of high-dose dexamethasone in prednisone-resistant auto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TP） [J]. Neth J Med， 1991， 39（1-2）： 6-10.

[14] Andersen JC. Response of resistant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to pulsed high-dose dexamethasone therapy [J]. N Engl J Med， 1994， 330（22）： 1560-1564.

[15] Warner M， Wasi P， Couban S， et al. Failure of pulse high-dose dexamethasone in chronic idiopathic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Am J Hematol， 1997， 54（4）： 267-270.

[16] 李志峰， 朱雄鹏. 难治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治疗进展[J]. 血栓与止血， 2011， 16（5）： 231-234.

[17] 侯明. 成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诊断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09， 30（9）： 647-648.

[18] 沈志祥. 淋巴瘤[M]//王吉耀. 内科学.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810-824.

[19]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Hodgkin lymphoma， version 2. 2011 [EB/OL]. [2012-08-16]. http：//guide.medlive.cn/guideline/guideline/view.php？guide_id=463.

[20]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Non-Hodgkin’s lymphomas， version 4. 2011 [EB/OL]. [2012-08-16]. http：//guide.medlive.cn/guideline/guideline/view.php？guide_id=1339.

[21] 吴德沛. 白血病[M]//王吉耀. 内科学.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791-809.

[22]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version 1. 2012 [EB/OL]. [2012-08-16]. http：//guide.medlive.cn/guideline/guideline/view.php？guide_id=2998.

[23] Murphy SB， Bowman WP， Abromowitch M， et al. Results of treatment of advanced-stage Burkitt’s lymphoma and B cell （SIg+）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ith high-dose fractionated cyclophosphamide and coordinated high-dose methotrexate and cytarabine [J]. J Clin Oncol， 1986， 4（12）： 1732-1739.

[24] Koller CA， Kantarjian HM， Thomas D， et al. The hyper-CVAD regimen improves outcome in relap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J]. Leukemia， 1997， 11（12）： 2039-2044.

[25] Thomas DA， Cortes J， O’Brien S， et al. Hyper-CVAD program in Burkitt’s-type adult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J]. J Clin Oncol， 1999， 17（8）： 2461-2470.

[26] Kantarjian HM， O’Brien S， Smith TL， et al. Results of treatment with hyper-CVAD， a dose-intensive regimen， in adult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J]. J Clin Oncol， 2000， 18（3）： 547-561.

[27] Kantarjian H， Thomas D， O’Brien S， et al. Long-term follow-up results of hyperfractionated cyclophosphamide， vincristine， doxorubicin， and dexamethasone （Hyper-CVAD）， a dose-intensive regimen， in adult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J]. Cancer， 2004， 101（12）： 2788-2801.

[28] Xu W， Li JY， Qian SX， et al. Outcome of treatment with Hyper-CVAD regime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J]. Leuk Res， 2008， 32（6）： 930-935.

[29] 李渭阳， 孙爱宁， 吴德沛， 等. Hyper-CVAD方案治疗成人高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观察[J].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08， 29（1）： 52-53.

[30] 王华， 吴巨峰， 姚红霞， 等. Hyper-CVAD方案治疗成人复发难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分析[J]. 广东医学， 2011， 32（6）： 793-795.

[31] Meyer O， Stahl D， Beckhove P， et al. Pulsed high-dose dexamethasone in chronic autoimmune haemolytic anaemia of warm type [J]. Br J Haematol， 1997， 98（4）： 860-862.

[32] 徐从高. 溶血性贫血[M]//王吉耀. 内科学.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759-780.

[33] 安玉姬， 盛立军. 地塞米松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09， 3（19）： 120.

作者：魏莉，黄莺，陈勤奋

大剂量顺铂治疗癌症研究论文 篇3：

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研究进展

摘要：通过对近20年来国内外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临床研究和机制研究文献进行总结，结果显示针刺是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有效方法，但仍需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针刺可通过多种机制起到防治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作用，对其机制进一步探索具有广泛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针刺疗法；化疗；恶心；呕吐；综述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11.044

Research Progress in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CUI Ying-xue， PEI Pei， SHI Guang-xia， WANG Lin-peng （Acupuncture Department， Beijing TCM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Key words：acupuncture therapy；chemotherapy；nausea；vomiting；review

由化疗所引发的恶心呕吐严重影响了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给患者造成极大精神压力，并且可加重虚弱、倦怠、恶病质等癌症相关症状。目前，临床对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的防治主要使用5-羟色胺3（5-HT3）受体拮抗剂，如多拉司琼、康拉司琼和昂丹司琼等[1]，但因效果不佳而使非药物疗法越来越受到青睐。

针灸治疗癌症患者一系列伴发症具有一定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针灸对癌症患者化疗后出现的恶心呕吐、白细胞减少、疲乏、干燥、失眠等一系列不良反应是一种十分有效和安全的治疗方法[2]，尤其化疗后恶心呕吐是针刺治疗的优势病种。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针灸的评价是：“针刺治疗对手术后和化疗后病人的恶心呕吐症状十分有效，可能对孕期的恶心反应亦十分有效。”[3]有鉴于此，笔者对近20年来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临床报道及机制研究进行整理，以明确针刺对化疗后恶心呕吐的治疗现状。

1 临床研究

1.1 治疗及评价方案

近年来，国内外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临床报道逐渐增多。根据文献，针刺治疗恶心呕吐的常用穴位有内关、足三里、中脘、三阴交等，其中内关是针刺治疗恶心呕吐最常用的穴位[4]。刺激方式包括电针、手针和穴位按压等。治疗时机包括化疗前[5]、化疗前和化疗后[6]，以及化疗前-化疗期间-化疗后[7]等。

对于疗效评价方法，有采用自拟评分量表；有研究按照《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化疗药物毒副作用记录[8]或世界卫生组织（WHO）化疗毒副作用分级[9]，对恶心呕吐严重程度进行分级，从而评估症状缓解情况；也有研究对恶心呕吐进行分型，如分为急性恶心呕吐、延迟性恶心呕吐、预期性恶心呕吐等。随着临床试验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对恶心呕吐的评价也越来越趋于严谨和规范。

1.2 对照方法

目前，国内多采用与现代止呕药物进行疗效对照。如花氏等[10]将针刺与胃复安、恩丹西酮效果进行对比；许氏等[6]将单纯胃复安或昂丹司琼、单纯针刺，与针刺结合西药进行对比。也有采用随机、交叉、自身对照方法[11]，以及将针刺与不接受任何治疗干预的单纯化疗进行对照[7]。国外研究大多采用针刺加抗呕吐药物与单独使用西药抗呕吐药物疗效进行对比[12]；并有研究通过交叉试验方法，患者随机分到针刺组和试验后针刺组[13-14]，这一分配方式能有效排除安慰效应。国外研究在对照方法上与国内研究的差异，可能与针刺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医学伦理因素有关，国外研究的设计更注重保证每位患者的常规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观察针刺的辅助效果，并注重排除安慰效应。国内研究多直接与常规治疗药物相对比，未重视排除针刺的安慰效应，而有的研究仅与空白治疗相对照。从严谨程度上而言，这些研究与国外的临床研究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

1.3 研究结果

一些研究对针刺防治化疗后恶心呕吐的疗效得出阳性结论，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①针刺结合西药治疗比单独用西药更为有效，且针刺可减少西药的用量，减轻药物不良反应。此类研究结论多由国外研究得出，如某项针对针刺治疗乳腺癌患者化疗后不良反应研究的系统评价得出结论，针刺对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具有显著疗效[4]。Reindl TK等[12]认为，针刺的介入可减少止呕药物的使用或减少呕吐次数。Shen J等[15]研究表明，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针刺后患者呕吐发生率明显降低（P<0.001）。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通过评价急性呕吐的严重程度，发现针刺可改变急性呕吐的平均严重程度，并有减少最重呕吐出现的趋势[14，16-19]。②针刺与西药治疗效果相当，且无西药的不良反应。此类结论多由国内学者研究得出，如花氏等[10]采用足三里封闭法和恩丹西酮法及胃复安法，平均有效率分别为82.3%、83.8%、53.0%，因此认为足三里穴位封闭是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止吐方法。许氏等[6]研究发现，针刺组与胃复安组及恩丹西酮组对比无明显差异。③对西药无效的患者，针刺有独特疗效。如阙氏等[20]研究认为，针刺能减轻经恩丹西酮治疗无效的化疗患者的呕吐反应，提高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也有研究对电针、手针、穴位按压等不同刺激方式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认为针刺强刺激（如电针）比弱刺激形式（如穴位按压）更有效[21]。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阴性结论。如有研究认为真针刺（入皮针刺内关）与假针刺（非入皮针刺）相比，对预防高剂量化疗所致的急性恶心呕吐没有更突出的效果，手针并不能显著减少急性恶心，对急性呕吐效果也不显著[14]。

总之，国内外的研究趋于认为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是一种有效办法，但仍有一些研究目前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针刺止呕效应仍需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加以证实和优化。

2 机制研究

除了临床疗效评价，目前一系列的机制研究也试图揭示针灸的作用机理。对针刺止呕作用的机制研究发现，针刺对中枢系统、胃肠功能和内脏神经都具有调控作用。

2.1 对中枢及中枢神经递质的影响

恶心呕吐主要受呕吐中枢的控制，呕吐中枢位于延髓背外侧网状结构，该部位整合和发起呕吐反射。其受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皮质、前庭小脑核和催吐化学感受区（CTZ）发出的传入性刺激影响。CTZ由靠近第四脑室底最后区的一系列细胞组成。这一化学受体刺激感受区对肠内脏的化学受体和压力受体传达的刺激十分敏感，并且组胺、血清素、多巴胺、乙酰胆碱和阿片受体都存在于这一化学受体激发区。针刺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而发挥止呕作用。如有研究表明针灸能影响内源性阿片肽系统[22]和5-HT的传递[23]；Samuels N[24]研究发现，针灸可增加垂体内啡肽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从而抑制CTZ和呕吐中枢，发挥止呕作用。一项关于功能核磁的研究显示，针刺可能影响前庭小脑神经基质，针刺内关可选择性激活左额上回、前扣带回、丘脑背内侧核，而假针刺则未发现相似效应[25]。

2.2 对胃肠道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针刺可保护化疗大鼠的胃肠功能，防止化疗所致胃黏膜破坏和脱落，抑制血清胃泌素的分泌及胃黏膜对化疗刺激的敏感性[26]。有研究通过胃镜观察针刺足三里对胃腔压力的影响，发现针刺足三里对幽门运动功能有双向调节作用，既可兴奋偏低的幽门功能，亦可抑制亢进的幽门功能[27]。赵氏等[28]发现，电针足三里和三阴交可抑制胃液分泌，而足三里同时抑制胃酸分泌。说明二穴联合应用具有协同抑酸作用，电针足三里、三阴交可通过调节胃肠激素变化调控脏腑功能。

国外也有关于针刺对胃肠影响的实验研究。如Samuels N[24]研究发现，针刺在抑制CTZ和呕吐中枢的同时还能直接影响胃肠道，减少胃酸分泌，抑制胃肠节律。另有研究表明，针灸可直接影响肠平滑肌，电针内关和足三里可减低胃电图中胃电主频率，单独刺激内关可减轻胃电主功率，单独刺激足三里可增加胃电主功率[29]。有研究使用血管加压素制造呕吐狗模型，发现电针内关可抑制逆行蠕动收缩，减少呕吐次数[30]。

2.3 对内脏神经系统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针刺内关刺激了躯体交感反射，可引发胃肠松弛，该反射中心位于延髓，腹外侧髓质神经元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31]。有报道，电刺激内关可抑制胃膨胀引发的短暂性下食管括约肌松弛的节律，推测与躯体内脏反射相关[32]。此外，针刺内关通过抑制感觉输入发挥作用，当胃膨胀的感觉输入受到抑制，则会导致下食管括约肌的松弛短暂性抑制[32]。有研究通过检测心率变异性，发现针刺内关可增加迷走神经调制[33-34]。高频是反映迷走神经节律的指标，研究显示针刺内关可增加高频，说明针刺可调节迷走神经节律[33]。

3 小结

针刺可通过多种机制起到防治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作用，但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所引用的国内文献基本属于早期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国内研究进展并不十分显著。因此，笔者认为，今后需要一系列高质量的实验研究对针刺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建议关注对相关脑功能核团及神经递质的研究，这可能是揭示针刺止呕作用机理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Inrhaoun H， Kullmann T， Elghissassi I， et al.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J]. J Gastrointest Cancer，2012，43（4）：541-546.

[2] Lu W. Acupuncture for side effects of chemoradiation therapy in cancer patients[J]. Semin Oncol Nurs，2005，21（3）：190-195.

[3] NIH Consensus Conference. Acupuncture[J]. JAMA，1998，280（17）：1518-1524.

[4] Chao LF， Zhang AL， Liu HE， et al. The efficacy of acupoint stimul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rapy-related adverse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2009，118（2）：255-267.

[5] 邱晓光，于琳，蒲庆田，等.针药并用控制化疗呕吐临床观察[J].肿瘤防治研究，2000，27（4）：283-284.

[6] 许玉萍，张立春，林乃龙.针刺穴位防治癌症患者化疗呕吐的临床观察[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3）：109.

[7] 陈闯，张作军，黎汉忠，等.电针足三里穴对化疗减毒作用的临床观察[J].新中医，2004，36（3）：46-47.

[8] 傅洁，孟志强，陈震，等.涌泉穴电刺激预防顺铂所致恶心呕吐临床观察[J].中国针灸，2006，26（4）：250-252.

[9] 沈国伟，肖扬，高雍康.针灸足三里对抗化疗呕吐反应临床研究[J].中国针灸，2001，21（3）：158-160.

[10] 花勤亮，苗占会，张丽娟，等.足三里穴位封闭预防化疗所致呕吐的临床观察[J].癌症，2000，4（4）：360-362.

[11] 周丽，胡慧，李泉旺.公孙、内关为主针刺防治化疗性呕吐疗效观察[J].山东中医杂志，2006，25（6）：392-393.

[12] Reindl TK， Geilen W， Hartmann R， et al. Acupuncture against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in pediatric oncology. Interim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crossover study[J]. Support Care Cancer，2006，14（2）：172-176.

[13] Shen J， Wenger N， Glaspy J，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for control of myeloablative chemotherapy-induced emesi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2000，284（21）：2755-2761.

[14] Streitberger K， Friedrich-Rust M， Bardenheuer H， et 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pared with placebo-acupuncture at P6 as additional antiemetic prophylaxis in high-dose chemotherapy and autologous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ingle-blind trial[J]. Clin Cancer Res， 2003，9（7）：2538-2544.

[15] Shen J， Wenger N， Glaspy J，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for control of myeloablative chemotherapy-induced emesi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2000，284（21）：2755-2761.

[16] Roscoe JA， Morrow GR， Bushunow P， et al. Acustimulation wristbands for the relief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J]. Altern Ther Health Med，2002，8（4）：56-57，59-63.

[17] Pearl ML， Fischer M， Mccauley DL， et al.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as an adjunct for controlling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in gynecologic oncology patients[J]. Cancer Nurs，1999，22（4）：307-311.

[18] Treish I， Shord S， Valgus J， et al.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tudy of the reliefband as an adjunct to standard antiemetics in patients receiving moderately-high to high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J]. Support Care Cancer，2003，11（8）：516-521.

[19] Dibble SL， Chapman J， Mack KA， et al. Acupressure for nausea：results of a pilot study[J]. Oncol Nurs Forum，2000，27（1）：41-47.

[20] 阙铁生，吕军影，黄耀全，等.针刺防治顺铂化疗所致呕吐的临床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03，22（4）：8-9.

[21] Ezzo J， Vickers A， Richardson MA， et al. Acupuncture-point stimulation for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J]. J Clin Oncol，2005，23（28）：7188-7198.

[22] Han JS， Terenius L. Neurochemical basis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1982，22：193-220.

[23] Mao W， Ghia JN， Scott DS， et al. High versus low intensity acupuncture analgesia 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effects on platelet serotonin[J]. Pain，1980，8（3）：331-342.

[24] Samuels N. Acupuncture for nausea：how does it work？[J]. Harefuah，2003，142（4）：297-300，316.

[25] Yoo SS， Teh EK， Blinder RA， et al. Modulation of cerebellar activities by acupuncture stimulation：evidence from fMRI study[J]. Neuroimage，2004，22（2）：932-940.

[26] 李英，冯明秀，黄喜梅.电针对化疗大鼠胃肠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国针灸，1996，3（3）：31-32.

[27] 钱立伟，韦志群，刘凌宇，等.电针足三里穴对人体幽门运动功能影响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3，13（6）：336-339.

[28] 赵保民，黄裕新，郝悦，等.电针“足三里”和“三阴交”调节大鼠胃酸分泌的作用比较[J].针刺研究，2001，26（4）：279-283.

[29] Shiotani A， Tatewaki M， Hoshino E， et al.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gastric myoelectrical activity in healthy humans[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04，16（3）：293-298.

[30] Tatewaki M， Strickland C， Fukuda H， et 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vasopressin-induced emesis in conscious dogs[J]. Am 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2005，288（2）：R401-R408.

[31] Tada H， Fujita M， Harris M， et al. Neural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induced gastric relaxations in rats[J]. Dig Dis Sci，2003，48（1）：59-68.

[32] Zou D， Chen WH， Iwakiri K， et al. Inhibition of transient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relaxations by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J]. Am J Physiol Gastrointest Liver Physiol，2005， 289（2）：G197-G201.

[33] Huang ST， Chen GY， Lo HM， et al. Increase in the vagal modulation by acupuncture at neiguan point in the healthy subjects[J]. Am J Chin Med，2005，33（1）：157-164.

[34] Li Z， Wang C， Mak AF， et 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normal subjects under fatigue and non-fatigue state[J]. Eur J Appl Physiol，2005，94（5/6）：633-640.

（收稿日期：2014-10-05）

（修回日期：2014-10-25；编辑：梅智胜）

作者：崔莹雪　裴培　石广霞　王麟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