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行零关税正式启动。本文根据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从纵向和横向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实证影响和广东采取的措施办法。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实证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论文篇1：

市场对接、产业融合与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摘要：“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经济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极为重大的战略，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研究，对它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所谓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市场充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有效协调”的自由贸易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还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加强国家间产业政策的互联互通、建立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构造多元化的分工“共荣”体系等等，以达到与东盟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双向嵌入并在总体上增加产业依赖性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产业融合；行业合作

作者简介：杨宏恩，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国际经济研究；孟庆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一、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认识

2013年9月3日，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开启双边合作的“钻石十年”的倡议。2014年8月26日，第十三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意味着自贸区升级版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践。毋庸置疑，“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经济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极为重大的战略，它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或者说它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

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研究，对于什么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甚至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等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而准确的回答。基于此，人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通过谈判实现的拥有更加优惠和便利政策的自由贸易区”。本文并不否认通过谈判获得更优惠政策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更优惠的政策没有被实际利用，那么，再多的更优惠政策也不能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了升级。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的利用率较低（仅仅在20%左右）[1]。也就是说，即使通过谈判实现了更优惠更便利的政策，在较低的利用率下也不能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升级，当然也达不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和如何打造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作者以为，所谓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市场充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有效协调”的自由贸易区。由此可以看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基本途径是市场对接、产业融合和政策协调，在这其中，产业融合是核心和关键内容。在此需要描述一下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同时通过它来强化作者前述的观点。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强化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长远来看，它是应对美国的TPP等遏制中国战略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美国通过政治利益拉拢东盟国家的时候，中国通过强化同东盟国家经济联系来应对美国[2]。在此意义上，中国要实现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依赖，最好的途径就是产业融合，或者换一个更形象的词就是“产业钳制”。中国只有对东盟国家实现“产业钳制”，才能让东盟国家自觉地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才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在此认识基础上，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还应该包括许多具体措施，例如加强国家间产业政策的互联互通、建立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构造多元化的分工“共荣”体系等等[3]，以达到与东盟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双向嵌入并在总体上增加产业依赖性的目的。对于这些具体措施，本文会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二、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取得的进展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推动贸易与投资发展，使得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快速增长[4]。经济联系的加强推动了双方以整合产业链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作，产业融合的加深增强了双方的经济依赖性。

（一）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订大幅度降低了双方的关税水平，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自贸区全面建成后，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了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关税水平大幅降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5]。200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不足600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40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20.9%。2013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4%，其中东盟向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东盟向中国进口总额占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6%。目前，中国已经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二）双向投资成绩显著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越来越活跃。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为301亿美元，2013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3倍多。2003年起，中国对东盟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56.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4%；中国共计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700多家，为当地创造就业量接近16万人。从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6]。与此同时，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自2003年以来也逐年递增，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达到70亿美元以上，较2003年增加了141% 。截至2013年底，东盟对中国投资累计已接近9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三）金融合作稳步推进

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金融合作已走过了简短而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历程。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在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财长机制、亚欧会议财长机制、“10+3”财长机制相继成立，有效推动了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其次，地区监督机制框架基本确立。《马尼拉框架》作为一个区域监督机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地区金融监控，同时《理解条约》的签署也加强了各国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再次，区域性危机救助机制效力日趋显现。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签署《清迈倡议》，同时确立了东亚区域内的危机救助机制，随后几年中又对《清迈倡议》的制度框架、运作机制、运作效率、资金数额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10年3月，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签约生效，在共同防范金融危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最后，区域债券市场合作初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IM）和亚洲债券基金（ABF）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国家的资金紧张并提高了各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已取得初步进展

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与对接是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企业的合作，还需要政府及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目前，中国与东盟为了推进双方的产业合作先后成立了一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间的行业合作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合作行业联席会议机制；另一类是行业协会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制鞋产业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咖啡业合作委员会。产业合作协调机制为双方产业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解决了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现实问题，切实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在产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方在农业、生物、食品、能源、中医药、遥感、地震、海洋等领域实施了多个合作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中国-东盟咖啡产业合作委员会根据中国-东盟咖啡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取消中国东盟进口咖啡关税的建议。事实证明，咖啡关税的取消不但没有削弱中国咖啡业的发展，反而还促进了中国咖啡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因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国咖啡产业受益。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建设以来双边贸易持续增长、投资不断增多，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格局，但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规划性和组织性，致使出口竞争、引资竞争、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入和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升级。

（一）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双方产业合作存在互补的基础，但目前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第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国别集中度较高。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老成员国，而与新成员国的合作较少。2012年，中国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5国的进口量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量的比重接近92%，向这5国的出口量占中国对东盟总出口量的比重接近95%。国际投资同样存在上述现象。第二，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产业集中度较高。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方面。2012年，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电子产品（HS85）、机械类产品（HS84）总额分别为359.2亿美元和161.9亿美元，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5.3%、11.4%；同时出口额分别为536亿美元和373亿美元，占中国向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0.2%和21%。第三，双方的产业合作没有实现优势互补。东盟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相对贫乏，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占东盟出口的资源类产品的比重不足10%，且远低于日本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这说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发挥东盟的资源优势。

（二）出口商品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出口市场高度重叠。尽管中国与东盟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但由于发展阶段同步等原因，中国与东盟每个成员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均具有相似性，因而中国与单个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性。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主要在电子、机械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主要在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因此，中国重点出口的加工农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等也正是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而且，中国与东盟不但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在出口市场方面还高度重叠。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均是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的出口市场。2012年，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0.9%，东盟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8.7%。出口结构的高度相似与出口市场的高度重叠，导致中国与东盟在第三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份额，各企业之间不得不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竞相压低产品价格，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福利下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竞争增强了东盟国家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这为外部力量干扰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机会。TPP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加入TPP的一个设想就是可以通过TPP获得更多的美国市场份额。

（三）吸引外资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均处于工业化阶段，都需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弥补资金不足和提高技术水平，因而引进外资都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重要发展战略。显而易见，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7]。事实上，早期东盟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与中国竞争外资的意味，当前与中国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样具有改善其引进外资不利局面的意图。目前中国的投资结构是制造业为主，服务领域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且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因而，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存在明显的重叠：中国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等服务业；东盟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引资领域的重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这将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增加东盟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让东盟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设置更多障碍；其次是引进外资重点领域的重叠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产业趋同，这将加剧双方贸易方面的竞争；另外，中国与东盟的外资竞争也给外部势力提供机会，美、日、韩、欧盟甚至俄罗斯均设想通过增加在东盟投资，加强与东盟合作作为其在亚洲的重要战略部署。

（四）双方最终消费品市场均主要依赖发达经济体

目前，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张速度很快，但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主要集中在中间品方面，而最终消费品的比重相对较低，最终消费品出口主要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8]。2012年，中国自东盟的进口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仅为5.61%，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67.61%。从国别来看，中国自越南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最高，已超过20%，从其他东盟国家进口商品的消费品所占比重均低于10%，从菲律宾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甚至不足1%。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为20.09%，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71.10%。从国别来看，中国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出口的消费品的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28.78%、28.75和22.56%，向新加坡、泰国和印尼出口的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15.26%、16.23%和16.78%。中国与东盟之间商品贸易结构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中间品领域，而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在深化合作的同时仍不能摆脱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与东盟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下滑，最终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发展放缓。

四、推动中国-东盟双方市场对接和产业融合的建议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规模及双向投资规模的扩张、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但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还存在产业合作不合理、出口竞争与吸引外资竞争加剧、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为了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与升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关键是双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对接[9]，而双方政府产业部门对接的核心就是协调和制定有利于双方产业合作的政策。对此，双方政府首先要在现有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或健全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目前可以把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作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中央级别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其他的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然后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之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机制可以作为参考范例。其次，在具有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双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据现实产业与政策状况对双方产业政策进行沟通、协调、修订与制定，同时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主要产业合作规划，避免产业发展趋同和竞争，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产业合作。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的作用

行业协会在贸易产生和持续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桥梁作用。首先，加强双方行业协会的沟通。中国的行业协会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和东盟国家行业协会的接触，这可以通过举办行业论坛等方式来进行。比如，针对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会冲击本国商品的顾虑，中国行业协会应当主动与东盟行业协会沟通，了解双方的异同，找出行业和产品的对接点，合理控制出口增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10]。其次，完善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委员会。比如成立中国-东盟电子产业、机械产业等产业的合作委员会，以化解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再次，充分发挥双方行业商（协）会的灵活性、桥梁性等优势，通过加强信息交流、举办展览、召开会议、组织企业家相互考察等一系列工作促进产业合作。最后，以行业协会为主要载体培植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为专业的服务对外贸易企业的企业，它可以弥补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服务缺位，在自身利益激励下，通过高效率的公司化的服务模式，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的、全面的、针对性的服务[11]。

（三）以互联互通为契机提升中国在东盟产业布局的能力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双边提供了海陆交通线，这必将成为企业未来投资的重要区域[12]。因此，中国与东盟应在充分分析不同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建设沿交通线的经济走廊，从而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融合。为此，在中国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加工工业为主；而在东盟国家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采矿业、集约化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产业、机械制造业等为主。建设经济走廊的过程，也是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大对东盟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国家的产业布局能力。由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中国应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产业对接模式[13]。具体来说，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东盟国家可以采用扩散对接模式，向这些国家转移已淘汰的产业，例如把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等东盟落后国家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国家可以采取连锁对接的模式，向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把中国的竞争优势相对较弱的产业与东盟竞争优势相对较强的产业连锁在一起，以提高中国竞争优势较弱的产业的竞争力。例如，在新加坡的投资应该主要在高新制造业、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在泰国的投资应该主要在汽车零部件等机械制造业及电子产业，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应该主要在电子和清真食品。

（四）以 “两国双区”产业园区模式培育相互衔接的产业链

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最高级形式是实现双方的产业钳制，而“两国双区”模式的产业园区是实现双方产业钳接的有效途径[14]。“两国双区”模式是中国与东盟正在探索的产业合作的新模式，其典型案例是位于中国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位于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这两个姊妹园区。这两个产业园区的建设依据中马两国的比较优势，打造优势互补产业链，并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下面以燕窝为例来说明依据两个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对接的策略。中国拥有庞大的燕窝需求市场同时拥有先进的食品生产技术，而马来西亚拥有相应的原材料。依据中国与马来西亚各自比较优势，可以考虑把燕窝采购营销中心设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燕窝采购营销中心的主要业务是毛燕采购和出口分类处理。为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还应在钦州保税港区设立燕窝保税仓，主要负责毛燕分拣及进口保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燕窝食品的生产和加工设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另外，还应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内建立燕窝和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与燕窝食品科研中心，以提高产品的质量。通过两个产业园区的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完整的燕窝食品加工产业链。

（五）通过科技合作提升中国与东盟产业自主升级的能力

在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合作的过程中，还应提高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自主升级能力[15]。很显然，如果中国与东盟之间仅是向对方转移各自的落后产业，那么中国与东盟将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并且这种低端产业的流动仍不能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竞争，并终将在某个适度水平上停止转移。因此，中国与东盟不应只谋求产业转移，而应在产业转移的同时谋求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升级。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之一是提升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科技成果转移给对方。但对于对方共同提升产业自主升级能力而言，根本的途径是双方进行针对性的以产业共同升级为目的的科技合作。1994年，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联委会正式成立，推进中国和东盟科技合作一直是该机构的重要内容。尽管该机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距离双方产业升级的要求远远不够。我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东盟各国政府的科技合作，通过政策或机制的创新为深化科技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另外，中国应该对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给予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产业自主升级能力。通过这种形式的援助，可以向东盟国家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市场，而是“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六）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

中国与东盟的最终消费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加剧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竞争和作为整体的脆弱性，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16]。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具备了作为东盟国家消费品最终市场的能力。尽管现阶段中国在东盟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中国进口东盟最终消费品所占东盟出口消费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和美国呈下降趋势。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能力，中国应该通过完善国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以提高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让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惠及东盟。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还可以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以消除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顾虑，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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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亚萍、李丽、石宪莉：《CAFTA地缘优势下的广西与云南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载《商业研究》2014年第12期.

[6] 左宝琪、梁茂林、刘雪娇：《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分析》，载《对外经贸》2015年第10期.

[7] 张彦：《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比较研究（1990—2011）——基于贸易和FDI的数据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0期.

[8] 赵江林等：《中国崛起与亚洲地区市场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 许宁宁：《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现状、趋势及建议》，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6期.

[10] 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

[11] 王鑫：《我国外贸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载《管理学刊》2015年第4期.

[12] 梁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路径与策略》，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1期.

[13] 郭宏宇、竺彩华：《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8期.

[14] 黄建英：《新的战略支点视角下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发展思路研究》，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

[15] 胡新天等：《广东—东盟优势产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载《南方经济》2010年第11期.

[16] 刘志雄、王新哲：《中国作为东盟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实证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国胜铁]

Key words： Updated Version of CAFTA， industry Integration， industry cooperation

作者：杨宏恩　孟庆强

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论文篇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行零关税正式启动。本文根据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从纵向和横向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实证影响和广东采取的措施办法。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实证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广东与东盟各国不仅有地缘上的优势，而且无论在人缘关系还是投资习惯上都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广东也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先锋，这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将会对广东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一、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近年的纵向影响及对策

（一）200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广东与东盟的贸易自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据海关统计，广东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在2005年就达到了369亿美元，占广东对外贸易总额比重的8.62%。其中，自2001年到2005年短短的五年间，占全国对东盟贸易总额的33.18%。广东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走向东盟的龙头，东盟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广东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但统计却表明，当全国都聚焦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广东却对东盟市场进行“冷处理”，在2001-2005年期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3.03%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广东的数据却仅为22.74%，比全国平均增速低了10.29%。总体而言，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双边贸易稳步发展，但后劲不足。

造成广东增速慢的原因主要是长三角地区的迅猛发展。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出口方面增速快，而且还在与其善于利用东盟的石油、天然气等有限资源发展自身经济，在这一点上广东应该多向长三角地区学习,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力度，力求出口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改变过去三来一补的加工模式，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已经创造自由品牌。

（二）2006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2006年，广东企业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及部分货物贸易降税计划的启动，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对广东进出口的刺激作用渐显，广东出口企业更多地利用此政策来获取关税优惠。2006年，广东检验检疫局共为企业签发的中国－东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份数和签证金额分别是2005 年的3.5倍和5倍。总的来说，广东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三） 2007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过去，广东在出口市场上一直严重依赖于欧美日三大市场，不少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手段实现其反倾销战略，因此广东的出口常常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困扰和威胁。据省外贸厅统计，广东被卷入贸易摩擦的企业应诉率从2001年的44%上升到2006年的90%，其中欧美地区更达到100%。广东地区的贸易摩擦在过去几年越演越烈，迫使广东开拓新市场，降低贸易风险。2007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区内的优势使广东企业有效降低对外贸易的风险，同时也实现其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四）2009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2008年底，中国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已有600项产品实现零关税，其中一半以上涉及到传统产品，例如家电、服装纺织品、鞋帽、塑料制品等.2009年广东大力发展的电子信息、机械电器和石油化工三大新兴产业将与东盟国家相对薄弱的基础工业有巨大的互补空间，这将为广东的新兴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场，同时更蕴含着巨大商机。概括而言，2009年广东经济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影响之下，其传统产业的出口仍然保持强势，同时也扩大了广东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五）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2010年广东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基于欧美日经济逐步复苏，其对进口需求的增加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对广东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的利用现有资源，进一步巩固发展自身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为此，广东应该采取以下几点对策，紧抓机遇，更好的发展自己。

1.进一步发展产业内贸易，优化广东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可分为基于生产工艺分工和基于产品差异化的产业内贸易。目前，广东地区与东盟的贸易主要是产业内贸易。据数据显示1993年—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约有80%是源自于产业内贸易。可见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前景非常乐观。同时由于东盟各国经济、文化的差异和偏好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差异，广东作为与东盟接触最早、接触最广的地区之一，可在多个层次上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际分工，从而扩大自己的出口额和市场占有率。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跑者，省内具有诸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这样便可以充分利用彼此间的资源优势和关联关系，创造更多财富。例如，可利用东盟境内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生产资料，在东盟地区设厂生产半成品，然后在广东的公司再进口装配后出口到欧美日等地。这样就可以比直接在省内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节约大量成本。

2.重点推进四大产业与东盟的合作，加快产业升级

首先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合作。服装、纺织品向来都是广东地区出口贸易中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之一，但由于不断受到欧美各国的限额壁垒限制，使得很多企业的出口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现在，广东企业可以通过东盟作为跳板，先把产品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零关税的出口到东盟，再把纺织品、服装等从东盟出口到欧美地区，从而规避欧美对我国纺织品、服装的限额限制。

其次，东盟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天然气、石油、铜、铁等等，要保证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首先要保证各项资源的有效持续供给。所以广东可以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东风，同东盟各国研讨，进口相关资源，以保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服务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广东应给予充分的重视。随着《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广东与东盟各国在金融、商业服务、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机遇也大大提高了，广东企业应牢牢抓住机遇，抢占市场，极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最后，对外承包工程也是广东的重点产业之一。我们可以利用地缘优势与人缘优势，巩固并发展对东盟地区的工程承包。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彼此间的工程贸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广东企业重点发展东盟市场，把此看成是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

3.利用地缘优势，打造广东成为物流中心

广东应充分利用自身与东盟的地缘优势，建设海上通道，发挥港口航运业的龙头作用，逐步发展成南方地区的物流中心。目前，广东已初步形成以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为首的五大枢纽港。据海关数据显示，仅2006年前11个月，泛珠三角九省区经广东口岸就对东盟出口货物135.3亿美元，广东应进一步加大对港口航运业的投入，使其继续发挥华南乃至中南、西南地区的龙头作用。此外，随着陆路运输与航空运输的不断发展，广东也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加快建设通往东盟的运输通道并做好通关、仓储业的配套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打造成物流中心，更好的为全国企业、乃至东盟企业服务。

4.借助相关政策优惠及香港的国际地位，鼓励广东企业“走出去”，投资东盟

根据2006年签订的《投资协议》，我国政府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用于支持我国企业投资的优惠贷款将逐年递增，在2009年达到80多亿美元。同时，因为国内法律的不断完善，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政府应该鼓励优质企业到东盟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率。

此外，香港作为亚洲地区的产品转口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广东企业可充分利用香港，实现自己“走出去”的投资策略。例如，广东企业可在香港开设关联企业，在港代理广东公司与东盟的出口加工企业之间的进出口业务，从而充当进出口组织者；此外香港也可以为广东企业提高国际化的融资服务。

通过分析2005年至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的各种影响，我们可以概括为积极影响为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促进广东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对此，我们总的对策应该是紧抓机遇，在保证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大力度发展新兴产业，着重加强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进一步落实“走出去”策略，充分利用东盟的各项优势资源，发展自身特色经济，保持经济强省的地位。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各方面的横向影响及对策

（一）农业方面的影响及对策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经济中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广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农产品贸易特征

目前，东盟已经成为广东农产品的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广东进口东盟的农产品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出口量却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广东与东盟各国在农产品贸易结构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但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不同，在产品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双边贸易间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首先，农产品贸易逐步由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产业间贸易。近年来，广东与东盟都开始调整农产品的产业结构，集中资源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使得广东与东盟的农产品双边贸易以资源为基础的程度逐步加强。广东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由2002年的0.68下降至2006年的0.4，进一步说明了农产品贸易正在向产业间贸易转变。

其次，不同农产品的贸易情况相异。基于不同农产品的生产条件、要素需求的不同，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同时具有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情况。例如在动物产品和植物产品上，广东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呈现产业内贸易；在食品、烟草及制品上，广东与新加坡和泰国间也呈现产业内贸易；而在动植物油脂上，广东则与所有东盟国家呈现产业间贸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与东盟在农产品贸易上的重心会不断向产业间贸易转移，仅有少数种类的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例如广东与泰国的蔬菜、水果等。因此广东应该大力发挥比较优势，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与东盟的互补性，并重点培育竞争力强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外贸市场。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进口东盟农产品的影响及对策

广东人一向喜欢吃水果，尤其是进口的热带水果，以前很多人都会因为进口水果比较贵而偏向于国内的温室水果。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彼此间货物实行全面零关税，大家可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进口热带水果。据海关数据显示，广东从东盟进口的水果主要包括榴莲、龙眼、山竹和香蕉，广东作为东盟水果的主要消费市场，其进口量占我国东盟水果进口总量的60%以上。2009年，广东仅从泰国进口的水果就已经超过了2万吨。为此，广东通过进口东盟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知道广东市场上的需求所在、鼓励企业和农民按市场需求合理规划生产；同时观察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对广东企业和农民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援，使其所生产的产品可以达到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农产品出口东盟的影响及对策

柑橘作为广东重要的出口水果之一，以柑橘的出口为例，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影响。2009年1月，广东对东盟出口柑橘已达到3万吨，东盟成了广东柑橘最大的外销市场。其中，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分别出口1.5万吨、4550吨、1989吨和610吨。广东柑橘对东盟出口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出口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受到资金、技术等限制，难以把整个柑橘产业做大做强。广东应该正视目前农产品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合理布局柑橘品种结构，构建生产基地，加大科研力量，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柑橘质量，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制造业方面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欧美经济继续笼罩于金融危机中，东盟市场对广东企业的重要性是越来越明显的。下面我们以家具业和自行车为例说明东盟市场对广东企业的重要性，广东企业应该继续发展比较优势，进一步了解东盟市场规律、运行规则和消费习惯，逐步创立自有品牌，不断加大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连接配套，为保护和发展好东盟市场铺就更加宽广和长远的发展道路。

1.广东家具业出口东盟的情况及对策

虽然美国依然是广东家具出口的最主要市场，但广东家具出口东盟的数量增长快速。据海关统计，2009年广东出口家具将近10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近20%。广东企业可以改变策略，把东盟作为出口的首要市场，进一步了解东盟各国在家具上的喜好，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生产有针对性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并巩固东盟的市场份额。

2.广东自行车出口东盟的情况及对策

2006年，东盟已经超越了欧美，成为广东自行车出口的第五大市场。目前出口的自行车基本上以价格较高的山地车为主，2009年的出口均价已经超过了每辆40美元，同比增幅达到8%。此外，附加值较高的越野自行车也越来越受到东盟消费者的青睐，全年对东盟的出口量已经超过8万辆。广东企业可以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设计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改变过去以廉价品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步提高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转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3.第三产业方面的影响及对策

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愈加重要，其中旅游业正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标志。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广东一些旅行社推出大量包机直飞东盟国家的旅游产品，抢占东南亚旅游市场。东南亚国家一直是广东游客钟情的出境游目的地，其业务份额占了各大旅行社出境游总额的30％以上。随着贸易区的启动，旅游费用下降、签证手续的进一步简化，也会使东盟国家旅游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此外，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各成员国均打开国门，欢迎区域内的别国到境内投资，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也逐渐引入竞争，促进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的第三产业融合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为此，广东政府应该进一步扩宽对东盟开放第三产业的领域，引进更为先进的理念、同时也给本地第三产业带来竞争，在竞争中学习、进步，为“走出去”打下良好基础。

4.产业升级方面的影响及对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广东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和潜力巨大。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所的，广东将把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将鼓励和组织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加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旅游、现代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广东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自身存在着一系列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劳工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生产原料能源价格高涨、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广东只能通过产业升级或者把现有产业中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外迁到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级的地区,空出广东本地的生产空间给新兴产业发展，让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

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广东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东盟国家继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产业升级。首先，广东可以加强与新加坡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新加坡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且对外投资非常活跃。与广东经济结构有很强的互补性，利于促进广东的产业升级。

其次，可以加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的能源合作。马来西亚是传统的产油国和世界上重要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输出国；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石油产国和出口国；菲律宾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广东与这些国家地缘相近，可以进行能源资源合作，优秀企业更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参与相关国家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进一步加深合作。

最后，广东可以加强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的制造业合作。这些国家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广东具有比较优势。广东可以利用上述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设厂，与当地企业合作产业内分工，积极向外投资，转移竞争力较弱的产业。

三、结论

本文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影响及对策，分别通过按时间顺序和按产业类别讨论其影响及对策。在时间顺序上，从2005年至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东经济主要起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降低贸易风险、扩大广东对外市场以及带动新兴产业等方面。总体而言，广东的对策应该是充分发挥现有优势产业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创新力度，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反客为主，积极投资东盟地区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

在产业类别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东各行各业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对农业主要是促进其转向产业间贸易；对制造业主要是促进其产业升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对第三产业主要是促进其良性循环；而对产业升级方面则是促使广东与东盟各国实行不同领域的合作。所以，广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农业上积极实现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在制造业方面积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其具有独特性；在第三产业方面则是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提高自我；在产业升级方面则是分别与东盟各国在不同领域进行不同合作，彼此实现互补，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论述，有理由相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会大大刺激我国经济，使其步入可持续发展阶段，但该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因为在贸易区启动后彼此间必然会存在磨合期，包括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将在该阶段完成，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整合之后，其积极作用才能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1] 杨国昌，刘长庚.东盟合作与APEC进程[J].世界经济，2002，(7).

[2]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商会.东盟中国：营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M].世界知识出版社.

[3] 苗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意义及展望[D].2003，(12).

[4] 郑一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东南亚研究，2005,(1).

[5] 尹宏帧.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经贸的影[D]，2004，(4).

[6] 廖成萍，林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十年回顾[N].广西日报，2010-01-01.

[7] 陈建荣，张振江.广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J].东南亚研究，2005,(3).

（编辑：何乐）

作者：莫易娴曾嘉蒨

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论文篇3：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国大西南先导区

摘要：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西南先导区构建的必要性，以及现今在西南先导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可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国西南先导区的构建和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使今后大西南先导区能够持续且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部大开发；西南；先导区

On Constructing a Pilot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for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LI Guanghui, LIN Yeyao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4, China)

Key words：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southwest China; pilot area

2010年的开年第一天，历时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这是一个涵盖了11个国家，拥有近19亿人口，约6万亿美元年GDP和4.5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1]的仅次于欧盟自由贸易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迄今为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无疑为作为与东盟国家地缘位置最接近，且自古以来就与其有着悠久的贸易交往历史的我国的大西南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时代机遇。将我国大西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深化贸易往来的前沿地区，全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中国大西南先导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值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一周年之际，有关于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讨论，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大西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与东南亚国家海域相连，陆地相接，江河同源，有着5000多公里边境线[2]，是中国加深与东盟各国合作与交流的前沿和重要通道。必须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下全力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率先发展西南与东盟之间的各项合作与交流，再通过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将西南地区与东盟在各项合作中取得的优秀经验与成果向全国其他省（市、区）广泛辐射，以联合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以点到线，以线到面，促进与带动整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向全面纵深方向发展。

（一）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自2000年至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以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地区发展最好的十年。然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虽然已经极大的发展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大幅提高了西部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全面落实了鼓励外商到西部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东盟各国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了解日益加深，东盟国家在西部地区的合作已经从小到大，朝着更广泛的领域全面发展。[3]但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来说，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困难多等原因，在生产、生活的发展水平上仍然相对十分落后，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还在持续进一步增大，且由于长期以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大量投资都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东盟与西部地区合作虽向着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可还存在相当多的不足。未来解决如何在接下去的西部大开发新十年里使西部大开发战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实施，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理清思路，构思出开拓创新的新点子，新方法。而提出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思正好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

大西南作为整个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在我国西部开发地区，乃至全国都占有较大的比重，对大西南的开发在整个西部大开发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西南地区与东盟经济圈的接合，更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立是两者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唇齿相依，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可以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提供广阔的区内贸易与投资机会，形成拉动东亚经济转型的强大内需，减少东亚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同时，将有更多的中国西部廉价资源输往东南亚港口，更多的游客涌向东南亚国家[3]，这无疑都加快了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立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立也为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便利，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突破西部大开发发展的瓶颈与禁锢，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未来十年的进一步推行与实施。

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等省区将是是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联系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是西部大开发除去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国内因素”外，首次加入了“国际因素”的思考。对边境地带进行合作开发或建立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构建相应的交通网络体系，在实现以边境地带合作为前沿依托，以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两大市场对接等基础上，促进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经济贸易活动的全面开展，必将使得西部地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4]只有建设国际大通道，才能真正发挥西南地区的区位优势，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建将打开西部与东盟地区合作的通道，通过西南地区与东盟地区经贸合作的发展，逐步辐射至整个西部地区，从而开创整个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新局面，进而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好更快地实施。

（二）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我国是一个少数民族和跨界民族众多的国家，而西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尤其是地处西南边陲与东亚交界的云南、广西两省区更是跨界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与属于东盟国家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这些地方分布着10余个跨界少数民族。[5]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跨界民族的发展与稳定必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周边是首要”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外交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西南边境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较为贫穷和落后，且因为政治、文化、甚至宗教上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极易产生民族纠纷和边界纠纷等问题，错综复杂的跨界民族关系更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纠纷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与东南亚诸邻国的外交关系和地区安全，更关系到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外交与共赢式的和谐发展。想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发展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好，发展好，落实好促进边境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又好又快提高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只有先使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带动边境民族地区的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自古就有密切的往来与合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了长约3000公里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通商甬道，更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西南边境的跨界民族地区是我国与东盟发展友好经济、政治、文化人文等往来合作的桥头堡，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构建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跨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友好融合，发展跨界民族地区经济，促进跨界地区之间的安全合作，有助于改善我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加强双边经济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兴边富民，繁荣边疆和巩固国防[5]，是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的桥梁和基础，将极大地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的经贸发展和政治合作与文化交流，进而增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巩固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合作友好关系，对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实现边境民族地区健康发展，经济快速崛起的关键一步。

二、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构建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自中国与东盟进行首次正式对话至今这十多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关系呈现快速和全面发展的势头。而中国大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的往来与合作更是自古就有，双方文化传统相近，民族关系密切，历来就有互通有无的传统，贸易往来从未间断。[6]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西南地区的进出口出现较大增幅，并直接惠及外贸港口，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最大的受益者。大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双边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在进一步加深，东盟国家已然成为西南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久的将来，大西南地区势必将成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新经济航母。然而，虽然我们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中已经十分具有优势，但是更要正视我们还存在着的导致至今在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建中所取得的许多成效与成果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期望与构想的那些不足。

(一)西南地区与东盟贸易结合度高但双方在贸易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量在不断增长，贸易往来不断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了明确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引入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公式来加以分析。贸易结合度指数Iij可以用下式来表示：Iij=（Xij/Xi）/（Mi /Xw），式中的Xij/Xi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占i国出口总额的比率，Mi/Xw表示j国的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率，如果Iij>1，就说明i国和j国在贸易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Iij<1，则说明i国和j国在贸易上较为疏远。[7]

利用此贸易结合度指数公式，我们将东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南区域和东盟的贸易结合度做一个比对（见下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对东盟的贸易结合度远远高于东南地区和中部地区，也就表明全国所有地区中，西南地区与东盟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且程度远远比其他地区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高。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这种密切关系将会长期推动大西南地区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成与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数据来源：各地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及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东盟进口额数据来源于东盟秘书处，世界进口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因东盟进口额数据只公布到2004年，因此只截止至2004年，但并不影响分析。

2000年—2004年东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区域的贸易结合度对比图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西南地区与东盟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贸易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1.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还仍然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且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产业科技水平低、产业整体竞争力差，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双方均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相似，市场竞争激烈，且出口商品多为工业原材料或半成品[6]，高质量、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优势的商品出口比重却相对较小，且西南地区的企业大都小而孱弱，企业竞争优势不足，并缺少坚实的产业基础，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极弱，无法在长期中适应和支撑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开发区发展和壮大的需求。

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与我国内陆地区也将享受到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优惠与便利，贸易关税的逐步大面积降低与减免，将使西南地区因为地缘所带来的优势逐渐消失，使得大西南地区的企业面临更大的发展难题，进而阻碍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发展。

（二）西南地区在吸引东盟直接投资上的潜力巨大但能力仍低东盟国家受地区竞争、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大量投资流向了成本较低的中国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由于地缘因素自然成为了承接东盟过的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点目的地[8]，更成为我国走向东南亚国家，加深与东盟国家对话合作的必由之路和通道地区，且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土地面积占全国总国土面积的26.8%，达257.1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种类丰富，矿产资源种类多样，且储备量大，先天就具有发展资源禀赋经济的条件，且国家为支持西部开发建设以及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颁布了诸多优惠政策和有力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极大增强了西部地区的吸引力，为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提供了诸多鼓励和支持。而因为地缘优势的影响，与西南毗邻的其他和地区也为西南地区提供了一系列的边境贸易优惠政策，这些特殊政策都为扩大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促进推动西南经济发展，深化加强西南与毗邻边境国家地区的合作，最终建成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提供了强大有力的支撑。

然而，虽然西南在吸引东盟的直接投资方面存在上述的诸多优势条件，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但我们并不能把这种因为优势和先天形成的便利条件当成西南吸引东盟直接投资和支撑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建立发展的唯一筹码，仍要重视的是西南地区吸引东盟直接投资的能力还很低。

西南地区受传统农业经济影响较大，经济主体倾向于自我封闭、注重安稳，轻视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种分工协作和竞争观念的缺乏，一方面使西南地区市场交易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又使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因缺乏灵魂而欠缺可持续性[9]，从而使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比较缓慢，且在与东盟的合作上也缺乏分工协作与优势互补，致使在吸引东盟直接投资上动力不足。且目前西南地区经济的增长仍主要依靠政府基建投资拉动，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而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这极大地减缓了西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使西南地区无法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而虽然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先天的地缘优势，但是西南地区本身的地形十分复杂，又多为丘陵与高原，崇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运输成本较高，不利于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西南各省区之间的协调与协作，这些都导致了西南地区吸引东盟直接投资的能力仍然十分低下，进而阻碍了与东盟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和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建与发展。

三、对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构建和发展的主要建议和对策中国—东盟贸易区中的中国大西南先导区是在我国与东盟合作的框架下，在中国与东盟在“10+1”合作机制下，在西南各省区经济协调下，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制定合作政策、搭建合作平台、设立合作基金等措施[10]，建设由我国大西南地区与东盟共同主导的，以促进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合作先导区。

只有通过构建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才能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才能进一步发展西南，改造西南。只有通过建立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才能推动和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保障边疆的和平与安全和中国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才能抓住和利用西南在东盟合作中存在的优势，克服各种劣势与现今还存在的不足。因此全力打造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是形势的必然所趋和进一步发展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要要求。

（一）制度的创新为大西南先导区的构建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虽然已有的诸多制度和方针政策已经为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优惠，为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开发区的建立铺垫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现存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仍然存在不足，如：在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方面，目前制定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仍存在力度不够的问题，导致西南地区不但难以从外面引进人才，连本地区的人才也出现大量外流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不但难以吸引东中部资金和外资，连本地资金也存在大量外流或者资金浪费和闲置的情况，而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设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才和资金的支持。

由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起步较晚，西南欠发达地区为了追赶东部发达地区，不免常常陷入急于求成和只是单纯“克隆”中央指导精神，简单复制东部地区发展经验的困窘中。在制度制定方面的保守和缺乏创新，使得西南地区只能重复走别人发展走过的老路，沿袭别人发展的“脚印”前进，步步落于人后，而无法开辟出属于自己特色与优势的，适合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构建和发展的创新型制度，这都严重阻碍了西南地区的自我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及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建与发展。

以此，西部地区要想赶上东部地区，必须实施创新的跨越性发展战略，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在中央大政方针制定后，西南地区在落实好这些大政方针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结合自身实际推动制度的创新[11]，借鉴别人的发展经验固然是好的，但不能是“照单全收”的借鉴，要结合自己自身发展的实际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时候，要在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中国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建设并不在于有多少大项目，不在于能建立的时间有多短，规模有多大，而最关键是在于制定出适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制度，能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吸引人才，吸引投资的环境。

（二）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拓共同市场为大西南先导区构建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完善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区域内经济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区域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障。而现今，西南先导区甚至整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普遍偏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落后严重制约着大西南先导区的发展。为了促进大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先导区的构建与持续性发展，必须加强西南地区和东盟在基础设施上的合作，加快区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推动我国与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的签订、实施并充实完善，推进西南—东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合作、开展泛北部湾海运合作，制定西东合作圈客货跨境运输便利化协定，在西南与东盟之间建立无障碍、高效率、安全、环保的国际交通运输体系和通信、电力网络。[11]必须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与媒介，持续推进西南与东盟间的经贸投资与合作，从而加快大西南先导区的建设与发展。

在健全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开拓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共同市场，加强共同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必须在西南地区与东盟国之间采取比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更积极的降税措施来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优先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区域内相互开放运输、通信、电力、旅游、金融和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并带动区域内其他领域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采取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和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建立经济合作区和跨国生产网络等方式促进投资引商的自由化。建立促进资本市场有序开放的政策协调、金融监管和信息交流机制，促进资本流动自由化，优先在国际通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跨境集资。采取更灵活的债券发行方式和有利于扩大投资者规模的预扣税政策，允许跨境集资和间接投资。为从事贸易和投资的人员提供跨境流动免签证便利，在优先合作领域相互开放劳动就业市场。[11]只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由度高的共同市场才能为大西南先导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大西南先导区未来进一步坚实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柱和保障。

（三）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为大西南先导区的构建与发展拓宽空间东盟国家与西南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基本相似，基本呈现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变化趋势。但是，虽然东盟国家与西南地区在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上相近，类型却是各异，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开放度较高，国际分工密切，而西南国家产业结构则以国内需求导向为主，自给性较强，国际分工关系较弱。[12]以此，西南地区和东盟各国应该充分利用双方在贸易上的密切关系和在产业结构类型上的互补性，加大和深化对双方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竞争力较强的产业的协调和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间的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努力促进双边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移和过渡，进一步拓宽双方之间的贸易空间，拓展双方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双方的双边贸易总量。

双方应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努力培育主导产业，不断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发展旅游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利用和把握好双方在经贸合作方面的各项优势，积极利用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上的相似性和产业结构类型上的互补性，大力发展外部规模经济，通过形成产业集聚，获得集聚效应，通过继续加强互补性贸易，寻找双方在对方市场上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扩大贸易创造效应，实现贸易共赢。[13]

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西南地区的产业投入、积极推动产业布局调整有优化升级，使西南地区能够充分利用东盟国家的优势，弥补自身的劣势，继续大力引进新型高科技技术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努力发展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使西南产业的由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高竞争力产业方向转移，最终使其为大西南先导区的构建与发展拓宽空间。

（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贸易争端是大西南先导区构建发展的必要要求大西南先导区的构建发展除了要有方针、政策和创新思想等一系列的便利条件等内部环境的支撑，更要营造和平和相互合作发展的外部环境。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交界地区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渊源上都有着广泛的相通相连之处，且因为地缘相连，极容易产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相互影响以及边界领土纠纷等许多敏感问题。而在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无可避免的还会像其他国际区域贸易一样，存在这诸多争议和贸易争端。

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西南地区应时刻牢记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友好对话，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磋商与谈判，摆明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加深与东盟国家之间在“反恐”、“禁毒”、“防分裂”等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减缓和避免敏感问题的发生与进一步发展，最后争取尽早和平解决这些敏感问题。而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在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的各项合作和双边贸易中，我方应充分尊重和重视东盟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制定完善的双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并寻求争端解决制度与双边贸易实践的良性互动，使争端既能尽早解决，又能不损坏双方的利益和友好贸易合作关系，使双边贸易的合作效应达到最大化。

只有妥善处理和解决好西南与东盟之间存在的这些敏感问题和贸易争端，才能为大西南先导区的发展营造出一个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保证大西南先导区的稳步快速且持续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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