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影响论文

摘要：ACTA与TRIPS相比，主要在执法上加大力度。ACTA要适用TRIPS中的目标和原则，但其具体条文并未体现后者的利益平衡和不妨碍贸易自由的目标和原则。ACTA通过加强其缔约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来辐射非缔约国，包括中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影响论文 篇1：

TTIP谈判进程、趋势及中国因素

【内容提要】 美欧TTIP谈判的议题日益具体、市场准入雏形初显，但双方围绕监管和规则设定仍存在较大分歧，预计最早可能在2017年达成总体协定，更全面的协定和更具体的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与充实。回顾TTIP谈判进程，其前三轮核心聚焦为市场准入，第四、五轮则集中围绕过渡性初步文本展开，第六至九轮聚焦点转向监管与规则。尽管TTIP将对中国构成围堵与挑战，但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影响。因此，中国应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做大做强自身；以新的理论与观念为指导，积极创新国际经济规则与机制，构建具有经济同盟性质的伙伴关系，为发挥国际引领作用做好准备；利用自身优势加深欧美对华依赖度，在欧美经济分歧中实现机遇最大化。

【关键词】 TTIP谈判 谈判特点 趋势 中国因素 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 钮维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学凯，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504008

在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尽管各方致力于重启谈判，但仍踯躅不前，导致多边国际经济合作长期搁浅。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国内学者对TPP与中国的关系探讨较多，但对TTIP与中国互动关系的探讨则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后者进行初步考察与分析。

一、谈判初衷及进展

（一）谈判起因及目标

TTIP谈判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虑：

第一，经济利益驱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美国与欧盟自2008年以来相继遭受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重创，经济颓势难以改变。在此背景下，双方都希望通过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来促进投资与贸易的发展，因此一拍即合。据有关研究报告称，如果TTIP谈判成功，不仅能促进欧盟内部生产总值（GDP）增长682亿—1 192亿欧元，也能使美国GDP增长495亿—949亿欧元；按最乐观情况估算，每个欧洲家庭的年收入将增长545欧元，每个美国家庭每年的一次性额外收益也将达到655欧元，进而推动欧盟和美国GDP年增长率分别上升0.5%和0.4%；在贸易方面，若降低非关税壁垒，欧盟对美国出口将提高28%，美国对欧盟出口将提高36.57%。 美国官方也认为，若TTIP谈判成功，将为美欧创造数百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第二，再塑国际经济机制，制定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国际经济新规则。“在WTO这一多边协议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欧美另立门户，以高标准为基础，进一步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 这种判断不无道理，由于美欧间平均关税率一直低于4%，所以TTIP谈判的重点绝非降低传统贸易协议中的关税壁垒，而是在包括知识产权、跨国争端解决机制、关税及贸易便利化、能源、中小企业等方面制定新规则（表1）。旨在制定新规则的TTIP谈判与TPP、服务贸易谈判（TiSA）相呼应，在全球共同重塑投资与贸易的新机制。这种新规则不仅适用于欧美自身，而且势必将扩展到双方的贸易伙伴，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渗透甚至改造WTO机制。这样，欧美大国就能够掌握修订规制与创设规则的主动权，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改造甚至彻底换血。

（二）谈判进程

从2013年7月到2015年4月，美国与欧盟之间的TTIP谈判已经进行了九轮（表1）。随着时间推移，TTIP谈判日益集中在三个较为核心的议题上，即市场准入及其涵盖范围、监管和非关税壁垒、制定规则及其内容。第七轮谈判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在监管方面的技术工作与特定领域都取得成效，很多议题已建立定期联系制度。但在诸如技术贸易壁垒（TBT）方面，谈判双方仍然存在意见分歧。

随着谈判的深入，谈判议题呈增多趋势、内容也越来越细化。第八轮与第九轮谈判都稳步推进了上述三个核心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共识与成果。但在第七轮谈判无法达成共识的技术贸易壁垒问题上，直到第九轮也无进展，仍需进一步磋商。这不仅需要调整知识产权谈判，而且需要将投资保护纳入讨论范围。

二、谈判特点、成果与趋势

（一）TTIP谈判的特点

从TTIP目前已经进行的九轮谈判来看，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

1.谈判议题日渐具体

随着谈判的日益深入，谈判议题越来越具体，其中市场准入的服务业是典型的例证。在前三轮谈判中，欧美双方仅限于如何确定谈判框架、对比列出彼此的标准并申明双方立场；但在第四至第六轮谈判中，双方经历了从服务贸易上的相互探底，到美方提出服务业标准，再到较为具体地磋商双方最高水准的服务业的过程；最近三轮谈判，主要基于前期达成的初步文本展开具体磋商，其内容相当深入并聚焦到管理机构、授权制度及稀有资源等更细致的方面。

监管方面的谈判也经历了逐步细化的过程。第二轮和第四轮谈判涉及药品、化妆品等方面的监管合作；第五、第六轮谈判也只是概要性地谈到不同领域的监管合作，提及特定行业的监管问题；而在第七、第八轮谈判中，磋商内容已具体到汽车、化工产品、纺织品、医疗设备、药品、化妆品、信息通信技术、工程及农药等方面。

与实践领域相似，规则领域的谈判也逐渐细化。最初欧美双方仅就能源与原材料的重要性及是否将其纳入谈判框架交换看法；第五轮和第六轮未谈及此议题；但在第七轮谈判中已商讨原材料、能源的第三方准入、运输及中断的技术性问题；第八、第九轮谈判则进一步推进到新能源及能源利用率方面，同时也聚焦监管与合作议题，且涉及诸如设备的质量管理系统审计。

总体来看，市场准入谈判初具雏形，但监管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规则设定有待完善。从第八轮谈判后公布的报告看，关于市场准入议题，欧美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大，初步形成共识，只需讨论如何修订前期的文本。然而在监管议题上，直到第七轮才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双方还需要进一步讨价还价。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5年第九轮谈判，个人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还未被列入谈判议程，这说明关于规则问题的谈判还不完善，争议较大。

2.谈判议题难度逐步增加

从三大议题谈判的难易程度来看，由于欧美市场准入标准较为接近，谈判相对比较容易，与此类似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及中小企业等问题逐渐被列入详细讨论的议程；监管议题则有所不同，需要进行多次讨论；规则议题是欧美谈判的较新领域，且对谈判极为重要，因而双方在该领域的谈判更为谨慎，博弈过程也更复杂和艰难。

在第一至第三轮谈判中，三大核心议题都处于准备阶段，但相对而言更集中于市场准入领域，因为市场准入涉及更多具体工作，而在监管与规则议题上，欧美则未进行实质性谈判；第四轮和第五轮谈判是过渡性的初步文本形成阶段， 前者就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准备形成书面建议，后者在市场准入方面形成文本材料；第六至第九轮谈判的核心议题是监管与规则，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多是对前期形成的文本协议进行修订，甚至第九轮谈判没有明确提到市场准入的具体事宜，而监管议题则始终是全面铺开的，每轮谈判都会涉及，内容包括监管一致性、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具体的行业监管等问题。

（二）TTIP谈判的成果

经过前期九轮谈判，TTIP在市场准入、监管、规则等议题方面均取得了一些成果（表2）。

第一，已经就协议形成初步文本。无论在服务业、制造业，还是金融投资业上，几乎都初步形成文本协定，但有的方面规定较为模糊。例如，在规则议题上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双方聚焦合作潜力，已经完成对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论述，但由于欧盟强调商标保护，美国尚不明朗，致使文本只能大而化之。当然，有的方面已经较为明确。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双方协议以国民待遇为基础提高各级政府采购的准入机会；在监管上，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欧盟已提交详细文本与草案，美国作了补充与修订，最后形成较为详细的文本。不同文本的形成，尽管有的不完善，都为最后总框架协议的签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在重要领域的谈判有所突破。在规则制定方面的谈判，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通关程序以确保贸易便利化以及能源与原材料，美欧双方都达成较为一致的初步协议；尤其明显的突破是在监管方面的谈判，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双方在各自制度讨论标准化、透明化、一致性与合作等问题上，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样的文本形成，不仅完成了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排除了其中的一个重大障碍，也为后续谈判中如何设计对外竞争准备了重要前提。

（三）TTIP谈判的趋势

从上述TTIP谈判的进程大致可以看出，TTIP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实现欧美的预期谈判目标仍然面临很多困难，而且整个谈判进程也充满不确定性。

最初美欧双方乐观地认为到2014年底就可以完成谈判，但截至2015年6月，一些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而另一些议题由于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其尚未进入谈判程序。由此可见，TTIP谈判仍处在克服困难与迎接挑战的进程中。

第一，谈判障碍繁杂。首先，不仅欧美彼此利益分歧众多，欧盟成员国内部在某些领域也存在争议，而且双方内部的社会利益阶层的要求不同，这些因素都影响谈判进程。 其次，欧美双方实力不对称、谈判内容庞杂、新旧矛盾交织，这些都影响TTIP谈判进程。 仅就具体谈判内容而言，在监管议题上，虽然监管不是保护主义，但也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 在关税问题上，原本就很低的关税如果降为零，必然会影响一些产业的发展；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欧盟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还设立了高标准的贸易壁垒，欧盟能否改变农业保护政策也是不确定的；在文化产品方面，美、英要将文化产品纳入谈判进程，而法国等欧盟其他成员国认为应区别对待文化产品。 另外，在扩大TTIP透明度上，欧美除了应从各自内部广泛听取意见外，还应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第三方进行必要的沟通。

第二，综合性制约因素显著。首先，在机制方面，英、法、德拥有谈判否决权，而美国国会还未授予总统快速贸易通道特权（TPA），所以即使谈判达成协议，最终能否得到美国国会的认可并通过尚存变数。其次，在政治方面，怀疑欧盟或欧洲一体化的政党（疑欧政党或疑欧主义政党）在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崛起。法国国民阵线公开反对谈判，英国独立党敦促欧盟将贸易谈判权交还各成员国政府。再次，在互信方面，美国棱镜计划的曝光极大地损害了美欧间互信。德国智库的研究认为，英国可能是TTIP的最大获益者，而德国只处于平均获益水平，法国获益更少，这势必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最后，在经济模式方面，尽管美欧同为资本主义经济，但“新美国模式”与“莱茵模式”存在差别，这将影响美欧合作的稳定，也会引发不确定性。

此外，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将在2017年初结束。如果届时TTIP谈判未能签署最终框架协议，新任总统的个人意愿、美国政党因素及选民舆论，加上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将会使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总之，尽管TTIP部分谈判议题的初步文本已经形成，良好的预期开始实现，但其在未来谈判中仍会出现波折，预计欧美双方有可能最早在2017年签订一个不完全的、初步的、且有粗制滥造之痕的框架协议（部分议题未达到预期的高标准、部分议题也无法达成共识，如ISDS问题很可能搁浅，待后续补充谈判）。

（四）TTIP谈判的影响

从谈判进程可以看出，TTIP的设计首先是出于欧美双方的利益，并试图改造当今国际经济机制与体系，使美欧继续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弱化新崛起国家的经济影响。此外，TTIP也存在一些良性溢出效应。例如，非TTIP成员国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可以在TTIP关于市场自由化的措施下，获得减免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利益，也可以利用美欧简化统一生产标准来降低成本和进入门槛， 这主要表现为TTIP将开削减非关税壁垒的先河，设定国有企业的全球标准，并创设其他新规则以引领全球经济自由化。通过这些措施，TTIP将为美欧双方的贸易伙伴带来高收益。

三、TTIP与中国的互动

（一）TTIP谈判对新兴大国的规制倾向

为了存续与巩固美欧发达行为体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TTIP不仅要优化跨大西洋经济交流结构、促进双方经济发展，以增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及优势，也要应对欧美意向下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的威胁，更要巩固美欧在国际贸易规则及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虽然美欧都宣称TTIP不歧视第三方，但实际上可能导致WTO多边规则的影响力减弱甚至丧失，而且会冲击WTO在解决贸易争端中的中立性、公平性及有效性。 另一方面，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修订权。TTIP既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及政府补贴等方面重定新规则，又在电子商务、新能源及环境等方面抢先定规则， 以迫使其他国际经济行为体追随其改变自身规则，实质是要以掌控定制权最终达到掌握国际经济收益分配的主导权。

（二）TTIP将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除了规制新兴经济体之外，TTIP将对中国经济崛起构成合围态势，并且影响中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与欧盟及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中美合作的可行性，虽然在投资、贸易及反腐败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始终未签署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FTA）。2013年中国与欧盟公布《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简称《中欧规划》），成为新时期中欧合作的良好开端，但其范围过于宽泛，缺少实质性内容。事实上，欧美的TTIP谈判客观上对中欧、中美的双边合作形成挤压之势。相应的，由于传统经贸关系稳定，加上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欧美着力打造TTIP，这使其难以投入更多精力来拓宽和深化欧中、美中双边合作。

从经济影响力看，由于欧美本来就是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而TTIP一旦构建成功会削弱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那些与美国保持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国家，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极有可能在美国借助TTIP对世界经济操控能力激增的情况下疏离中国。而那些长期扮演“游移”角色的国际行为体，诸如印度、菲律宾、越南及其他东盟成员也可能站到美国或欧盟一边，从而使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双边FTA空心化。

从相关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看，在现实利益驱动与安全关切的影响下，它们必须面对TTIP下的经济权威与利益分享问题，也不得不考虑如何站队才能有助于自身发展。因此，在对外经济关系的方向定位及选择合作伙伴时，中国将不得不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并客观评估TTIP对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关系。

此外，据相关资料显示，TTIP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拉低GDP的0.32%至0.41%，降低年出口额的0.2%至0.24%，降低年进口额的0.32%至0.4%，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总体来看，TTIP将对中国发展形成遏制与孤立之势，同时存在侵蚀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可能。

（三）TTIP难以避开中国因素

从地缘政治上看，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因素对美国主导的TPP的影响比对TTIP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TTIP是美欧谈判的双边协定，空间上距中国更远，中国对其影响更显微弱。但实际上，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美、中欧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密，加之现代通信技术的迅捷，这使得TTIP谈判事实上根本无法摆脱中国因素。

除了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权重及影响之外，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金砖国家（BRICS）峰会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及全球数量可观的双边FTA中，与美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因此即使TTIP谈判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议题，也不能忽视中国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又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这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2015年3月12日，中国公布了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 紧随其后，法、德、意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宣布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 西方七国集团（G7）中4国已加入亚投行组建进程，此后卢森堡与瑞士也确认加入亚投行， 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势头仍在持续，荷兰、丹麦与芬兰也先后申请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组建进程。这一现象被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解读为：“欧洲一定程度上是看重中国在中亚等地区的影响力，这可以为欧洲公司在相关地区的投资安全提供‘中国担保’，增强投资保护”。 一位布鲁塞尔智库的专家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Frederick Eriksson）认为：“英、法、德、意四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是对中国政府投出的一张信任票。” 亚投行对欧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焦点之一，甚至被国际舆论认为是中国应对TTIP的重大举措。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方面，TTIP谈判既对中国有潜在消极影响，为中国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TTIP也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崛起，这又为中国带来重要的新机遇。为有效应对挑战、最大化机遇，中国需要在国家战略、政策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坚持“打铁还须自身硬”的硬道理，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应对TTIP挑战的能力

中国需要认准国际经济发展潮流，继续深入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将整合资源与加强体制创新相结合，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实力。依据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客观评估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以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机制方面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同时要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加强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与交流，尤其是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

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要培养具体实践型的经济人才，更要加大力度培养和组建具有国际视野与高度经济敏感性的高素质经济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紧紧围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个核心，既要提升他们的国际谈判能力，又要锻造他们对国际问题与现象的穿透性分析能力和准确预判能力。

（二）主动参与修订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与积极谋划国际机制创新

应对第一经济大国主导的TPP与TTIP企图围堵中国经济发展，要结合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崛起，未来世界发展也必将在客观上需要中国的引领。从长远的战略着眼，这要求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在超越的过程中逐步做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准备。显然，世界经济发展的引导角色，不是被动地适应现存不完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要主动对其加以改造与创新，修订或废弃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障碍的国际经济规则，研判并结合自身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发展特点和趋势。中国须提出一套由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新理论、新规范、新规则构成的新机制，既反制TTIP的负面影响，又构建中国未来国际角色的新舞台。

要建立具有联盟倾向的国际伙伴关系，不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更要在经济领域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主动出击，整合全球经济战略资源，积极参与制定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机制，打破经济围堵与封锁局面。在稳步推进与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强化“10+3”机制。同时，持续强化中拉合作、中非合作，将其与“一带一路”、金砖峰会、金砖银行及亚投行等机制相对接，为提升中国经济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领导力奠定基础。

（二）欧美并非铁板一块，在欧美分歧中见缝插针。欧美在TTIP谈判的很多议题上都存在分歧，即使在谈判较为顺利的市场准入议题上也存在利益纷争，更不必说在规则议题、监管议题上的重重谈判障碍。鉴于此，中国应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TTIP的谈判分歧，通过双边沟通的方式，在投资、进出口贸易及技术合作等领域影响欧美谈判。尤其在规则议题的谈判上，中国应该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致使TTIP谈判不要远离中国关切。

通过强化中欧合作，打破TTIP可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遏制与孤立局面。法国与德国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欧盟成员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使中欧深化全面经济合作关系成为可能。因此，中国应积极优化并进一步细化《中欧规划》的具体内容，并借此强化双边经济合作。在落实《中欧规划》的实践中，要尽量加强中欧经济的融合度，避免其因TTIP谈判而与中国渐行渐远。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和特点，将欧盟经济利益与中国经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来削弱与抵冲美国通过构建TTIP经济同盟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上述三方面的应对之策，既有所不同，又彼此联系，相互策应；既需要做强本国，又要关注他国；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未雨绸缪，应对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收稿日期：2015-04-01]

[修回日期：2015-06-15]

[责任编辑：樊文光]

作者：钮维敢 王学凯

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影响论文 篇2：

ACTA与TRIPS关系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评析

摘 要：ACTA与TRIPS相比，主要在执法上加大力度。ACTA要适用TRIPS中的目标和原则，但其具体条文并未体现后者的利益平衡和不妨碍贸易自由的目标和原则。ACTA通过加强其缔约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来辐射非缔约国，包括中国。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平衡；对中国影响

文献标识码：F74

2006年，美国和日本最早提出创建一个反假冒行为的多边协议。自2008年启动《反假冒贸易协议》（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简称ACTA）日内瓦回合谈判到东京谈判，ACTA历经两年共十一轮谈判，参与国多是知识产权主要生产国和输出国的发达国家。谈判一直秘密进行，直到2010.4.21才第一次官方公开协议草案文本。其目的无非是降低作为知识产权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减少谈判障碍，加速其产生进程。但是，“他们在此进行磋商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协议”，美国大学的信息公正和知识产权项目副主任Sean Flynn说，“未采纳利益共享者的意见而达成协议，这将极大损害该协议的合法性。”

1 ACTA与TRIPS对比概述

1.1 扩大适用范围

禁令方面，ACTA增加禁令的适用对象从而扩大适用，进而增加当局采用这一民事执法方式的可能性。按照TRIPS第44条，遇有侵权第三方，如侵权商品的使用者，司法机关无权向其签发禁令，而ACTA第2.X.1条则赋予司法机关这一权力，将知识产权民事执法的适用从“当事方”扩张至“第三人”。ACTA对临时措施进行了同样的扩张。

边境措施方面，ACTA也增加其适用对象。TRIPS第51条仅针对成员方的进出口，而ACTA第2.X.2条则规定中止放行适用于“海关控制下的所有货物”—不仅包括进出口，还有过境中的货物，借此扩大边境措施适用。例如，中国出口至欧洲的货物，需在新加坡过境，依TRIPS，即使该批货物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新加坡海关当局也无权对该批货物中止放行，但ACTA却授予其该权力。

刑事执法方面，ACTA不仅适用于TRIPS中规定的假冒商标和盗版，还增加了对侵犯著作权邻接权行为的刑事执法（第2.14.1条）；增加“展播的影像作品”为犯罪对象（第2.14.3条）；在TRIPS的基础上纳入预备犯罪（第2.14.2条）、帮助犯和教唆犯（第2.14.4）以扩大犯罪主体—不仅对已实施的假冒、盗版进行刑事处罚，还适用于意图从事该行为的预备犯，此外，该主体也不仅限定于自然人，还包括法人（第2.14.5条）。

1.2 细化部分概念

损害赔偿方面，ACTA规定的赔偿标准比TRIPS更高。TRIPS仅规定“支付适当的补偿”，ACTA第2.2条则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赔偿以权利持有人的利润损失计而非侵权方的实际获利。由于侵权商品的价格往往远低于被侵权商品，这样大幅提高了侵权赔偿标准。

刑事执法方面，与TRIPS第61条的一笔带过不同，ACTA将商业规模定义为“至少包括直接或者间接为经济或者商业利益的商业行为”，但仅以商业利益为衡量标准，而不做量的要求，也即只要有分毫营利，就可对假冒、盗版实施刑事执法，大大降低刑事执法的门槛。而扣押、没收和销毁的实施对象也从TRIPS的“材料和工具”扩大到“材料和工具”、“书面证据”、“获得的财产”。

1.3 增加对权利人保护的新条款

告知权方面，ACTA增加提供信息的主体又扩展应告知的内容。相对于TRIPS第47条，ACTA第2.4条以“与侵权有关的信息”扩展告知权的内容；将主体从“侵权人”扩大至“侵权人，或者在另一种情形下的被控侵权人，”即使在侵权与否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所谓的“被控侵权人”也有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将信息内容从“第三方身份及其销售渠道”扩大到宽泛的“相关信息”，且将对第三方的限定从“生产、销售有牵连”扩大至“涉及侵权行为任一方面的一人或多人”，与使用、许可相关的第三方信息也被纳入应提供信息的范围内。

其他救济措施方面，ACTA增加实施销毁的可能性，比TRIPS更严厉。按TRIPS第46条，司法当局对侵权产品只可排除商业渠道或销毁，对其生产材料和工具则只可排除商业渠道，且要求“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与被决定的补救两者相称的必要性以及第三者的利益。”而ACTA规定，当局在权利持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若无例外只能销毁，给当局留下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变窄了；对生产材料工具还可销毁，相对于排除商业渠道而言，销毁更为严厉而不留余地，可见ACTA救济方式更严厉。

信息披露方面，ACTA增加了可披露的信息。TRIPS第57条规定当局可以通知权利人的信息是“有关发货人、进口商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有关货物的数量”，ACTA则增加了列举项—货物的规格，出口商的名称/姓名和地址，发货人、进口商或收货人的名称，且该列举为非穷尽式，当局应提供所有有助做出积极裁决的信息。

刑事执法方面，ACTA增加排除商业渠道的执法方式。

ACTA还新增了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执法，对网络侵权设置比较严厉的规定。

1.4 删除限制权利人的条款

临时措施方面，TRIPS第50.4条和第50.6条分别设定临时措施的限制，ACTA却删除这些可保障被告利益的规定。TRIPS第50.4条规定采取临时措施后应通知“受影响的成员方”以使被告有机会请求重新审查临时措施以及进行陈述，以保证被告的利益，仅在“适当的情况下”（如为保护证据）才“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但ACTA完全取消了通知被告，听取被告陈述的条款，一旦采取临时措施，被告将无任何反击的余地。TRIPS第50.6条规定了采取临时措施的时间限制以保证临时措施之临时性，但同样被ACTA取消。

边境措施方面，ACTA对中止放行的限制性条款几乎只字未提，包括TRIPS第54条中止放行后对进口商的通知，第55条对中止持续期限的明确规定，第56条对商品进口商和货主的补偿条款。删除这些限制使边境措施的启动变得简单随意，当局甚至可无限期地不予放行。

信息披露方面，ACTA删除信息披露的限制，使其因无约束而变得简单。TRIPS第57条要求，只有对“案情实质已作出了积极裁决”的情况下才可以向权利人披露货物的相关信息。ACTA第2.13.a条和2.13.b则规定只要相关信息有助于发现侵权货物或者有助于作出积极裁决即可予以披露。故对比二者所得结论是，ACTA扩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权利人更易滥用权利—ACTA反映目前掌握知识产权之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其核心价值向权利人一方倾斜。

2 ACTA与TRIPS在协议上的关系

2.1 TRIPS目标和原则及其实现

TRIPS第7条表明，TRIPS所追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状态是各方利益都得到合理维护和平衡，而非单一倾向知识产权持有者的超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而第8.2条的原则强调垄断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即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限制。由于知识产权的本质是对智慧成果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与自由贸易有者必然的冲突，为了不妨碍贸易自由，必须将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故TRIPS旨在实现社会利益平衡的前提下保护知识产权。

TRIPS的这一目标和原则在其具体条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实施。如第40.2条规定了允许各成员国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对限制的方式和种类进行了列举。最大程度地体现利益平衡，促进贸易自由。

2.2 ACTA与TRIPS原则的关系

TRIPS“只规定各成员最基本的义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但并不排除成员间签订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协定”，而ACTA初始条款的规定，ACTA项下缔约方所承担的义务只能比TRIPS协议给成员方设定的义务多，而不能有所减损，这符合TRIPS所谓的“更高水平”。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ACTA要求缔约方承担的义务的确重于TRIPS。另外，ACTA第1．2．3条规定：TRIPS协议第一部分中确立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第七条和第八条（即上文所称利益平衡和贸易自由原则），准用，适用于本协定。

关于利益平衡原则和平衡点的选择，各国因本国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会做出不同的安排。ACTA的主要缔约国都是技术文化相对发达的国家，其利益平衡点的选择也必是倾向于权利方的，这也与ACTA、TRIPS条文对比所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如此说来，纵然ACTA对知识产权权利方的保护程度很高，实施力度也远强于TRIPS，却与TRIPS所确立的目标和原则相违背，由于弱化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就造成对贸易自由的阻碍，此种保护可否被称为“高水平”？有待商榷。

3 ACTA对中国的影响

3.1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尽管中国未参加ACTA缔约谈判，也非缔约国，其生效仍对中国有重要影响，因为ACTA最大特点是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尤其是边境措施方面，放宽中止放行条件，增加实施对象，减少限制，都表明海关执法的严厉。只要ACTA各缔约国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并予适用，中国向其出口货物，一旦存在违反ACTA的情形，接受海关检查时便成为执法措施的实施对象。

据商务部2010年进出口统计数据，仅ACTA的部分缔约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金额就占中国该季度总出口额的54.9%。故即使中国不加入ACTA，只要该条约生效，也同样影响中国一半以上的货物出口、。而入世以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不断提高，甚至高于TRIPS的要求，但执法力度远落其后，故若以高执法标准的ACTA缔约国作为出口目标国，即使中国出口货物符合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也极有可能遭到缔约国海关的中止放行。故即使中国不加入ACTA，该条约仍对中国出口产生广泛深刻的负面影响。

3.2 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修法的压力

目前，排除中国直接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后，ACTA作用于中国立法的唯一途径可能就是ACTA缔约国将其纳入WTO框架。关于WTO框架下的条约修改问题规定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0.3和10.4条，按ACTA对WTO条约进行修正会对成员方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只要中国不接受该修正，这种修正始终对中国不生效。

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根据2010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1998年到2007年间，通过将研究开发作为一项投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研究开发投资继续与商业周期轨道保持一致。ACTA完全由掌握着大部分知识产权的发达国家起草，为占据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这一优势地位，缔约国将对知识产权人及其权利的保护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打破TRIPS努力保持的权利人与相对人利益天平的平衡。分析草案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中国仍是技术进口国，与ACTA代表的核心价值相对立，ACTA的生效必然将对我国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仍不得而知，故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仍然有限，只能静观其变。

参考文献

［1］Eliza Krigman，Next Week: The Super Secret ACTA Negotiations.

［2］Eliza Krigman，IP Enforcement Policies Stir Censorship Debate.

［3］张汉林，黄玮.智慧财产的卫士——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60.

［4］古祖雪.国际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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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U. S.of Commer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 Account.

作者：王娉娉

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影响论文 篇3：

中国影响世界:路径及美国因素

【内容提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美国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表现于影响的领域与路径上都有所不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会更多地释放其国际经济影响的能量，使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具有更多的中国元素。由于世界面临的挑战不同于以往，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协调将成为中国释放其影响能量之必然。

【关键词】中国影响 世界秩序 美国因素

【作者简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中美两国的国家特性使双方致力于建立一种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努力具有实际意义与政策价值。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与秩序构建方面，中美两国既互有期望也被寄予期望。事实上，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内，中美两国政府就为凝聚应对策略达成共识展开了良好的合作。不久前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正在探索一种大国互动的新模式，对话双方避免过多纠结于分歧与摩擦，基于共同利益展开了新的合作，即使涉及双边关系之外的议题如伊朗问题，把握双边关系的大方向也依然是优先议题。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甚至呼吁不让伊朗等问题绑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在诸如伊朗、朝核和韩国“天安舰”问题上的对话“不应以影响中美建立长期关系的优先方向为代价”。 中美对话的影响当然会外溢于中美两国。一个崛起的中国对建立一种更完善的经济秩序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抱有期望，中国将以积极与建设性的心态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责任。本文将从较长远的视角阐述中国影响世界秩序的路径及其中可能涉及的美国因素。

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与日俱增，但与美国相比，这种影响与作用有所不同。中国与美国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美国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双方在产业水平与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规模以及金融力等方面都有差异。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仅是全球性的，还具有制度与政策性的影响；而中国则代表一种具有活力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其快速增长导致的需求与供给能力的扩大产生的，在影响全球既定经济制度与机制方面，中国只是一个有分量的参与者，还不完全是设计者。尽管中国在构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在加重，但仍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足以改变甚至影响美欧的主导地位。如果考虑到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官员的数量以及在WTO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等方面的情况，甚至不如印度。美国不乏影响世界经济的负面手段，如经济制裁、经济金融施压等，这与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不认同经济制裁与单方面施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中美经济的重要性、差异性和互补性的特点及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使得中美成为对世界经济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两个国家，这已被世界普遍承认。而双方在互动态势上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在第一轮中美战略对话中，中国似乎不再如以往表现那样被动地应承美国；在第二轮战略对话中，中美不再完全纠结于矛盾与摩擦各唱各调，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在广泛领域展开合作。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并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究其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态势使然。

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时代。但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确立的新经济的效应递减，次生风险增大，使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挑战有些是巨型的，如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新议题受到空前关注，数十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需要合力应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增长可以推动但不足以实现全球所期望的普遍增长，要引导规模不断膨胀的世界经济的增长，就需要有更多的引擎。而一国的金融风险却可迅速传导到所在地区乃至全球；在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及其制度构建方面，冷战时期常见诸如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控制与反控制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异，由于面临的挑战的巨大，一国试图控制或主导某一议题或区域发展，可能意味着根本无法单独承受所需要的付出；等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倡导的“对话比对抗好”、“加强合作”、“同舟共济”、“殊途同归”等理念，正是世界发展现实的需要。正如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所言：“全球性问题无法仅靠美国或者中国得到解决”，当然，“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有关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二、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通过改变自己或主动调适来影响世界，而非施压或被动接受来面对世界。一个崛起的中国其影响世界的方式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都有相互调适的需要，而不只是中国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外部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更为强烈，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将因此而体现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美国学者就认为，过去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中国引领着全球经济。 本人部分同意其观点。但中国在经济方面影响世界的方式是独特的，虽然在长时间内中国国力很强大，但主要还是区域性的，还无力影响到亚洲以外的地区。即使在地区层面，由于缺乏相对均衡的力量，中国也没有意愿建立一套影响区域且有效互动的经济制度与机制。而这正是中国长期农业文明的局限。到近代中国开始衰落时，闭关锁国的中国更无力影响世界，相反只能是以一种屈辱与不平等的方式被迫接受近代国际机制与规范，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主权与利益遭到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践踏，而中国在近代产业技术革命中的落伍也使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与敌视政策，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平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发生经济联系。冷战后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中国与美国开始接触，但是，一直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认可并接受现代国际经济制度，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融入国际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条件，接近而不是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一个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但中国这种影响世界经济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改变自己而实现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10年则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会不断调适自己以更好地面对新的世界。尽管“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有其特色，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与“美国模式”，但中国的市场化取向不会变，在通过参与全球化提升自己发展道路的价值方面，中国并不会发生与过去30年相比根本不同的变化。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国家利益会更广泛地遍及全球。中国不会永远仅仅是一个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国家，在自身需要与外部期望的共同推动下，会有更多的中国元素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完善或新规则的创建过程中，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即使是奉行相对多边主义理念的美国，作为现存超级大国也需要观察及至认可中国元素的成色，基于两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重大关切与尊重，在国际经济制度、机制和规则建设方面，加强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这或能产生更为积极的效应，更深刻地影响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

三、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韧性使双方形成事实上深度的经济利益捆绑，成为双方展开合作的基础。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中美经贸关系，其外溢效应更为突出。因此，一种良好的中美关系能让中国更好地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稳定锚作用。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动荡不安，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以及美国对台售武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行为等，使这种关系时起时伏，但中美经济关系却一直呈现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持续性。中美贸易规模相比两国建交初期增长100多倍，美国是最大的对华投资国之一，中国则是美国最重要且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从1980年的25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3000多亿美元。全美500强企业几乎都在中国开展了业务，对1万多家中国企业进行了总额达500多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将沃尔马看成一个国家而非公司，它自身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到2010年3月底中国拥有8900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如果考虑其他债券会更多，如中国还通过第三国购买了美国债务票据，总额可能会接近万亿美元。两国有60多个对话机制，富有专业性和合作性。中美经济形成高度的相互依赖，对两国经济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全球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面临一些转折，但美国企业界对中国经济仍具有战略性的眼光。1993年摩托罗拉率先在天津投资1.2亿美元，其手机用户很快占有中国当时20%的市场，10年内其投资额追加至34亿美元。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设立与发展，美国大企业纷纷入驻，掀起一股对华巨额投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延续中国最惠国贸易(MFN)或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关系(PNTR)地位，以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进行谈判方面，美国企业界成为游说美国国会的一支积极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水平日益提高，市场竞争比过去更为突出，部分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不同以往，但总体上乐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商会2009年3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400家美国公司2008年在华总体经营状况良好，有74%盈利，91%选择继续扩大在华业务，只有2%取消在华项目。

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两国政府考虑两国整体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美关系困难时期，出于对重大利害攸关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两国政府也不能放任双边关系继续动荡不安从而伤害到自身利益。应该看到，中国越发展，其市场竞争会越突出，尽管与美国有技术上的差距，但中国将会以比过去更高的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市场，这就可能替代美国的部分优势，中美经贸摩擦也正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牵动全球相关跨国公司利益，如果美国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负面的，也不利于美国，因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不全是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有55.2%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55.9%的出口由外资企业实现，其中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90%由外资企业主导。 保护主义可以抑制中国的出口，但实际上也抑制了中国境内企业对外部世界包括资源、技术与劳动的需求，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负面因素。一种紧密的经贸关系可能也是一种摩擦更多的关系，因此更需要以积极与发展的态度加以解决。

四、世界经济进入新的转型时期，低碳时代的中国经济不会过于追求量的扩张或出口驱动，相反，可持续的增长及扩大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政策目标。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为迫切，中美两个大国的减排合作势将对全球经济转型发挥最大影响。适应低碳时代的需要，中美两国可能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引领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即开始关注增长的极限，认为增长会受到资源的制约，这种关注现在已成为全球共识。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普遍开始质疑这种不计后果的增长模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拉开了全球经济转型的序幕，尽管存在分歧，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行减排行动，成为全球共识。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如何在新能源开发、节能等方面加强合作，达成共识，将对全球气候大会形成共同认定的框架具有重大的引导性作用，也会推动各国经济转型，使节能、清洁能源、新能源开发、环保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同意设立一项为期五年共出资1.5亿美元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推进双方建筑节能、运输节能及清洁能源开发。奥巴马政府当然意识到，新能源技术对保持21纪有竞争力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如美国仅新能源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将数以十万计。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八大协议中就包括能源合作，而且双方就投融资便利的安排亦将极大激发私人资金的参与，从而实质推动两国的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的开发利用。希拉里2009年2月23日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即称，在洁净能源和提高效能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加深中美两国全面关系的真正机会。因此，美国将与中国努力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提倡使用比较洁净的能源，提高能效，促进可使两国受益的技术转让，采取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战略。事实上，美国媒体已经看到：奥巴马政府把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当成美国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优先话题，“过去一年中，中美两国清洁能源合作取得显著进展”。 中美加强节能、清洁能源、新能源开发等技术合作，就可能引领世界打造一种全新的产业结构，从而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的契机。

五、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面临重大风险，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中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将成为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使表面企稳的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性之中，甚至有分析称“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表面稳定实则是更脆弱的新阶段”。 这也考验着各国“退出”政策的韧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评估，扩展了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应对国际经济动荡的外延，中国对美国与欧盟债务持有立场的承诺也一度稳定了美欧在相关问题上的担忧。

在一个相互依赖变得越来越密切的时代，美国需要充分考虑与理解中国的利益关切。中美在贸易、金融与投资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任何贸易战、货币战、汇率战都将损害两国和地区经济。虽然建立一种多元货币格局可能更符合未来的世界经济现实，但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世界主导货币。美国需要进一步减少预算赤字、平衡消费与储蓄，否则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将更快地受到削弱，也会威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以来，欧元对美元、日元有不小幅度的贬值，从而使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对欧元出现相同幅度的升值。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人民币变得相对昂贵有着可以想象的空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没有屈服于近来严重炒作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了这种对话陷入内耗，也避免了影响中美在其他方面展开的合作。

六、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美难以单独行动，两国只有合作才能真正引领全球经济，而中国与美国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更多地表现于国际经济制度与秩序的构建和完善，即为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交通图作出具有合力性与引导的探索。冷战后，尽管东西方对立不再，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制定出符合全球新现实的安全规则，单边安全仍成为最优先的考虑，大国之间仍存在不信任。在经济方面也是这样，美国没有主导更新或制定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有着最为丰富的建立现代世界各种机制与规范的历史经验，中国也愿意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范尽到应尽的义务。一个富有的中国不仅仅以扩大出口影响世界，也会以扩大进口以及扩大对外消费来影响世界。如旅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技术合作以及进一步提升吸纳外部世界产品的能力等。扩大吸纳进口能力与扩大境外消费将可能成为中国影响世界的新路径。在其他方面，中国也可通过分享经济管理经验、制度模式和更多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来影响世界。

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可以有所作为。但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面对新兴力量的崛起，在全球化方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而言，自由贸易是好事，但“现在我们不再确信如此了”。 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扩大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美国需要做得更多。中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互为关联的。在全球化时代，双方合作可以形成一种水涨船高的利益关系而非一种我进你退或相互挤压的游戏。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已经启动，数十个国家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亦承诺将迅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鉴于2016年中国入世届满15年即应自动获得这一地位，美方如何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显示其政策诚意。

全球经济制度层面的建设已进入一个多元时代，指望一种机制支配国际经济协调已经不适合现实需要，但全球与地区经济秩序的构建远未适应新的现实。从多边到地区再到次地区层面，从全球性议题到区域性议题方面，都需要不同的地区或专业机制的存在。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功能性的和专业性的机制等可能会不断涌现，都有其必要。以类似七国集团（G7）的机制来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早已引起诟病。金砖四国（BRICs）、G7、八国集团加五国（G8＋5）、二十国集团（G20）以及联合国专业机构等，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发挥作用的特殊性。即使是两国集团（G2），美欧中日（G4）等尚未得到认可的建议性机制也已引发人们的兴趣。G20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有过很好的协调与合作。但危机终将过去，后危机时代其如何存在与发展，需要有新议题导向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产生全球性经济影响，可以成为G20机制外的一个有益的国家间对话平台。中美两国与其他成员通过密切的协调与相对一致的行动，可以实现对全球经济更为有效的治理、发挥更为有益的影响力。

作者：傅梦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