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创新的农业保险论文

摘要：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目前农村获得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实现金融功能上尚存在诸多不足,基于金融“机构观”的改革道路已走到尽头，而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功能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于金融创新的农业保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基于金融创新的农业保险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结构变化、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服务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将对我国农业产业链提出新的发展要求。基于此，文章从典型国家农业产业链重构经验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业产业链重构框架，对我国未来农业产业链的重构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结论表明：我国农业产业链未来新的价值增长点处于“微笑曲线”两端；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应与不同产业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农业业态，丰富农业职能，进而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链；农业现代化；分工专业化；产业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深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将面临新的发展要求。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锁定了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等八大任务体系。该任务的提出涉及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面向的是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将倒逼农业产业链进行重构。基于此，我国农业产业链如何在新型城镇化的不同阶段进行重构，突出农业产业链增值点，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国际上对农业产业链的研究趋于成熟，形成了以信息管理、价值链分析、产品质量管理等三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产业链研究体系。信息管理方面，Paul（2000）[1]、Hofman（2001）[2]等学者通过对信息和交流技术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协调性分析，发现信息与交流技术能够提高农业关联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增加其市场份额，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价值链分析方面，Schiebel（2007）以供需关系为视角研究了估计ECR（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作用的普适方法[3]；产品质量控制方面，Schwarz-Bovee等（2000）从维护产业链声誉和消费者信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农产品质量预警系统的必要性。[4]

我国农业较之发达国家，组织化程度不高，各组织机构松散，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这使目前农业产业链的建立和运作面临诸多问题。[5]对此，唐步龙（2009）[6]、张彦（2011）[7]等从农业产业链不同影响因素分析了产业链的有效组织形式。杨加猛（2011）[8]、谷永芬（2011）等[9]则对产业链质量和绩效水平进行了有关讨论。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对我国农业产业链进行重构以更好地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的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有汤进华（2012）基于上海市郊农业发展阶段，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阶段，上海市郊农业由农区农业到郊区农业最后发展至都市农业的历程。[10]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结合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构建不同城镇化阶段我国农业产业链重构演变的框架，对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增值点进行思考，以期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对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调整

实践经验国际比较

1.发达国家农业产业链调整实践经验

作为最大的农业国，农业产业链最早在美国兴起。自美国建国以来，农业产业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重要节点。首先，是19世纪开展的机械化革命。随着西进垦荒的推进，到20世纪初，农地面积较之1860年增加近一倍，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此时，美国农场还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农场经营着与农业相关的多种项目。其次，便是二战后的农业科技革命。美国在科技水平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二战之后，美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形成了良性的“以工促农”机制，农工一体化的产业结构逐渐占据主导。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农场开始转变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生产经营方式。随着美国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食品与纤维系统”中生产部门比重逐渐下降，农业投入部门，农业加工与销售部门的比重逐渐增加，最终形成了市场导向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见图1），并且集体服务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在社会化服务系统中并不占主体。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美国农业产业链是一个在企业链上不断专业化、规模化，在供需链上不断市场化，在价值链上不断一体化的过程[11]。

农业产业链重构中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以日本较为明显。日本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日本城市化率达到33%；第二阶段，战后黄金十年，即至195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第三阶段，至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超过70%，基本完成城市化。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一系列的调整。自进入20世纪以来，农业就业率急剧下降，由1900年的70%降至1980年的13.6%。分析日本就业率下降的原因，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横向转移至其他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农业就业率下降的同时，农户数量并没有显著减少，这反映了就业率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农户兼业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兼业农户比重不断上升，专业农户比重不断下降，并且兼业农户中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第二类兼业农户数量不断上升。在农业产业组织方面，农业协同组织是日本农业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在小规模生产的基础上难以更好地吸收工商业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成立了农协，为农业产业链运作提供服务。产前阶段，农协的金融服务可以保证农户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产中阶段，农协的营农指导系统，可以提供专门技术和管理指导。产后阶段，农协则承担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运输、仓储、销售等服务。

2.国际比较中我国农业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1）农业产业链直接生产活动比重过高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总收入构成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9年间，第一产业即直接生产活动所占比重虽然逐年下降，不过较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仍占有很高比重。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链的重心仍为直接生产环节，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农民收入低下的部分原因所在。另外，另据两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1996年全国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6%，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24%。2006年分别为71%和29%。同样的，农村非农业从业人口即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口比重逐年降低，但仍占有很高比重（见图3）。

（2）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

目前，从总量上看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经突破传统的短缺循环陷阱，农产品供给量与市场需求基本平衡，改变了以往长期供不应求的状况。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产品消费趋势已悄然由满足“温饱”为目的向追求品质转变，居民的农产品需求结构更加多元化，高级化。相应的，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仍处于“低档化，单一化”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产品品质不高，市场高品质农产品及深加工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国内农产品品质不仅不能够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更加不能适应国际化竞争要求。第二，农产品供给时序与需求存在矛盾，基于现有农业生产方式，产期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旺季供大于求，淡季供不应求，销售波动幅度大，与稳定的消费者需求不相匹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导致许多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降，农民增产不能增收。

（3）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农村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技术服务层面上看，劳动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仅占30%左右，较之发达国家低约4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靠劳动积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要素并未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从金融服务层面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缺乏农业风险补偿机制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业产业链重构。另外，农业生产信息服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等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长期的发展和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现代农业

产业链演变框架分析

1.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产业链重构影响因素分析

（1）劳动力结构变化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12]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要逐步扩大农业产业经营规模，大力发展集约化经营，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劳动力的产生。[13]面对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必须加快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才能为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创造初步的发展条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相应带动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因而吸引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集聚。在整个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就业人口比重中农业人口比重逐年下降，相反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农业产业链劳动力结构重心将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初级生产活动向产业链的两端迁移。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高的劳动部门迁移，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重构。

（2）技术与资金支持等服务行业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从而推动了乡镇企业有序快速发展。多元化乡镇企业体系的建立可以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技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服务支持，加快农业的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

（3）居民消费结构高级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自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居民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量。由恩格尔定律可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总支出中对食物的支出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居民的消费结构将会向高级化和多元化发展。城镇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满足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促使经济资源在农业产业链中不同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加速了农业产业链的重构。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重构框架构建

（1）分工专业化推动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微观经济个体或组织只能是消费者或者生产者，这与现实个体或组织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相违背，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对产业内部分工结构进行解释，无法有效说明农业产业链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运用超边际方法有效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专业化的思想形式化，提出了在有连续统的消费者-生产者集合里，一定存在分工均衡，而当分工均衡和交易费用存在时，个人最优决策不会是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买卖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和高级阶段，个体或组织在某一生产活动中将不断自发深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专业化分工。

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可以将其划分为初级生产和服务性生产两部分。由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超边际模型分析可以得知，农业生产的一般均衡由农村系统和城镇系统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所决定。其他参数给定时，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一般均衡就会从自给自足转变至局部分工，最终转变至完全分工状态。这种分工经济被称为全社会的递增报酬，而且这种递增报酬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出现的。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作为社会整体的均衡的综合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生产中初级生产活动与服务型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分工，并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存在着比较优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初级生产活动更多的由农村系统参与，服务型经营活动更多的由城镇系统参与。由此，便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具有产前投入研发部门、产中生产部门、产后加工销售服务部门等分工专业化部门的农业产业链，该产业链纵向延伸至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产业融合引导农业产业链横向拓展

在纵向延伸的农业产业链基础上，新的生产分工已经从线性的分工发展为立体的或平面的网络状模块分工，这是从效率分工到功能分工的演化。在模块化分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产业中的厂商自然分化为两类典型组织：一类是若干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核心厂商，主要负责基础研发、概念设计、功能设计、成品组装、系统集成以及营销等产业核心价值环节，另一块是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厂商，主要负责生产、制造、装配、检测、包装等非核心价值环节。[14]目前，农业产业化能够实现的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仍属于单一、线性的农业发展，并未形成新的农业业态。农业业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农业价值模块，价值模块的形成是先分工后融合的过程，因此需要农业与其他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融合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农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信息化农业，农业与高新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生态农业，农业与旅游业相融合所形成的观光农业，不同产业交叉组合所形成的综合多功能农业。[15]在纵向产供销一体化分工的基础上，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横向拓宽了农业产业链，形成了新型农业业态，其产生会带来农业生产职能的相应转变。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农业生产职能的多元化必将带来农业新的附加价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3）搭建“四位一体”支撑平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的重构过程离不开“四位一体”基础平台的支撑。所谓“四位一体”即政府、金融机构、服务型企业和农民之间各司其职，相互作用。农民作为重要劳动生产要素，其数量结构的变化、质量的好坏对农业产业链重构发挥着主要作用。在整个农业产业链重构的初期，需要政府进行引导服务型企业进行投资生产，并着力建设基础服务型设施，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基于政府的政策引导，服务型企业进行投资生产，提供相应的技术、信息等要素。金融机构则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行为主体，产业链的运行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资金流的通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服务和资金流向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本文基于分工理论、产业融合理论、产业集聚理论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业产业链重构的分析框架，是对现有研究的深化。从实际意义上看，基于分析框架并结合农业产业链国际比较经验直观地揭示了我国农业产业链未来的价值增长点，可得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重构的一般规律。基于以上分析，对我国农业产业链重构趋势进行思考，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

1.凸显农业产业链新增值点，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基于分析框架可知农业微笑曲线两端的生产模块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的价值点已由直接生产的中间部门转移至产业链两端的产前研发投资部门和产后的营销贸易部门。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效益提升的来源将会是这些新的价值增长点，其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具体来讲：

第一，加大前期研发力度，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随着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高级化和多元化发展，农产品应该相应地走高端化和多元化市场路线。竖立高端农产品理念，培育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需要加大前期生产部门的研发投入，加强对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的研究，将其扩散和渗透到传统农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去，从而构造新的生产力系统。

第二，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农业产业链重构需要农村金融创新的推动，构建以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政策性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农村金融新体系，为农业产业链提供源源不竭的资金动力。

第三，搭建城乡双向流通的物流平台。所谓城乡双向物流体系，是指农产品销售物流、农村生产资料物流和消费品供应流等相关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6]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使农产品能够顺利流通，是从“田间”到饭桌的农业产业链正常运行的前提。农产品的易腐性、廉价性、品质差异性、运输实物损耗性等特性对农村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乡双向流通的物流平台在未来农业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价值不容忽视。

2.培育农业新业态，促进农业多功能化

基于产业融合的分析，未来农业产业链重构是一个与不同行业相互融合的过程。未来的农业必定是多种业态同时存在的多功能农业。信息化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综合多功能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农业多功能化。生态农业提升了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观光农业拓展了农业的文化功能，信息化农业等延伸了农业的经济生态等综合功能，多种业态同时存在，推动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合理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农业产业链重构进程

农业产业链重构初期，市场机制不完善，配置资源能力不强，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充分发挥宏观引导和政策服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有效规划。从自然因素看，我国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受盆地、平原、牧区等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各地应有效利用地理优势，种植具备特色的主要农产品，并辅佐以其他的产品结构。从市场因素看，受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居民的农产品需求结构随之不同，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则应当与不同的需求结构相适应，降低市场风险。第二，引导服务体系建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农业标准化、农业质量检验监测、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农业执法、各类农产品市场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三，强化农业支持政策。一方面，切实采取农产品优质优价政策，鼓励生产优质农产品。另一方面，扩大销售渠道，保证资金安全回收，例如订单农业模式。第四，规范市场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环境的监控，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保障农业产业链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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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兴武. 低碳视角下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农业物流模式构建[J]. 商业经济，2012，（3）.

（责任编辑 吴晓妹）

作者：王振坡 梅林 王丽艳

基于金融创新的农业保险论文 篇2：

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目前农村获得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实现金融功能上尚存在诸多不足, 基于金融“机构观”的改革道路已走到尽头，而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功能观”, 就成为

一种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 金融功能观 功能定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据推算，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大概需要国家和全社会投入20000亿元人民币。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渠道支农的新体制，其中，金融支持是核心。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功能性缺陷，“三农”贷款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一、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缺失的现状

1、商业银行“不为”，直接减少了农村金融供给。从1993年起的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基于这一改革取向，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不约而同地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同时逐步向城市收缩并上收贷款权限，使其基层机构沦为“吸储机器”。作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最重要金融机构的农业银行，在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非但没能填补网点与业务上的空白，相反也紧随其后，只是因为受限于各种因素而步伐较缓且左右为难。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利润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有效性原则的约束下，都不愿将资金投入期限长、见效慢、风险高的农业项目。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撤离与“不为”，引发了农村金融资源的“漏出”，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投入的逐年减弱。

2、政策性银行“不能”，没有发挥对农业投入的资金聚集效应。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是实施“三农”资金支持，逆市场配置资金，增加农业农村资金投入的重要手段，是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效结合的支农方式。

但由于种种原因，农业发展银行从成立至今一直没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与作用。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初衷是接管农业银行原有的政策性业务，为农副产品收购、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提供信贷支持，以此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从成立至今，农业发展银行仅仅承担了收购信贷支持的责任，对后两者却无力顾及。

3、合作金融“无力”，难以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虽然农村信用社被定义为当前主要的农村金融机构，是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以及联系农民的纽带。但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因素，使得农村信用社始终面临两难困境，在商业性金融收缩、政策性金融缺位、民间金融尚不成熟和规范的情况下，难以独力支撑“三农”经济发展。第一，为“三农”服务和追求盈利的目标冲突。为“三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的法定目标和历史使命，但由于我国农村信用社先天“合作性”的缺失，以及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各级农村信用社作为独立法人对盈利的追求，农村信用社往往将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投向城镇甚至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使原本就短缺的农村资金不断外流。第二，历史包袱与轻装上阵之间的矛盾。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承担了支农重任和乡镇企业改革的成本，特别“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遗留的呆坏账、合作基金会清理时并入的损失以及高额保值储蓄补贴形成的债务，加之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历史包袱重、风险资产多的问题，某些严重的甚至发生支付风险。第三，民主管理与内部人控制之间的矛盾。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本应是建立在合作制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我国的农村信用社行政色彩重于合作色彩，因此民主管理缺乏制度基础。虽然名义上农村信用社是社员入股、为社员所有，但实质上从产权到经营管理权均掌握在其干部和职工手里，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三会”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第四，规模效益与地域限制的矛盾。农村信用社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机构组织模式，虽然使其具有小范围内信息成本低、经营灵活的特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业务单一、网络缺乏、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功能不全、金融创新滞后等问题。

4、邮政储蓄“分流”，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近年来农村邮政储蓄迅猛发展，直接分流了农村的储蓄存款资源。邮政储蓄过快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政策因素，由于农村不能办理贷款业务，而转存人民银行的利润又很高，丰厚且零风险的利差收益成为邮政揽储的动力。第二，网络优势，农村点多面广，触角可以伸向农村各个角落；同时，加之与电信的历史渊源，其储汇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高，这是其它任何农村金融机构都不具备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第三，人力优势，邮政的每个员工既是业务员又是协储员，在开展邮政业务的同时，宣传邮政储蓄优势，开拓市场直接而方便。第四，汇兑优势，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加之其对邮政储蓄的“依赖”，相当部分汇兑资金转化为邮政储蓄。第五，市场优势，由于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营业网点，为邮政储蓄在农村市场“让”出了空间；同时，农村信用社在上述政策、网络、人力、汇兑等诸多方面均无法与之抗衡，最终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邮政储蓄的稳定迅速增长。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转存人民银行进而从农村流向了城市，直接导致农村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5、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对于基本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来说，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的封闭型农业向现代化的开发型农业转化、升级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源于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共同构成威胁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三农”问题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而农业保险不仅可以有效地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益保障程度；也有利于为潜在的农业投资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固有的风险预期，便于其获得信贷资金支持；还可以在制度上，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流入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降低资金融通成本，充当农村信用链条的润滑剂。正因如此，我国从1982年就恢复了农业保险，并一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承办，农业保险业务一度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

但由于农业保险所固有的赔付率高、回报率低等问题，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在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近年来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企业的风险评估，成为“惜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仅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使举步维艰的农村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困扰，而且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进程。

6、民间金融活跃，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正式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不足。这里的民间金融即通常所说的非正式金融，是相对于上述各种正式金融形式而言的，其特点主要是：首先，从交易主体来看，交易的对象基本上从正式金融部门得不到融资安排；其次，交易工具是不被正式金融所认可的非标准合同性的金融工具，其具体形式是非标准化的，而且随交易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再者，正式的金融中介具有规范的机构和固定的经营场所，而非正式金融则不具备这些特征；最后，非正式金融一般处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农业发展到新的阶段之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会对资金需求提出多样化和数量增加的要求，由于从正式金融机构那里无法得到所需的资金支持，就必然转向内生性的民间金融。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也似乎更加“合理”，各种合会、私人钱庄、集资甚至高利贷等民间信用发展迅速。固然，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供给紧张的状况，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农村正式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不足的状况。

二、金融“功能观”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多次变革。笔者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运行和变革，由于走的是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的只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所以这些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界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金融机构的所谓“机构观”，也称“机构范式”（institutionalparadigm）；二是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所谓“功能观”，也称“功能范式”（functional paradigm）。“机构范式”认为，只有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金融才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它遵循的是“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兹维·博迪（Zvi Bodie）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C.Merton）等提出的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来分析和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功能观”，“功能观”则认为，竞争使金融机构及其组织形式具有多变性，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则是相对稳定的。它从分析系统的目标和外部环境出发，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然后探究通过何种载体来承担和实现其功能。它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金融“功能观”致力于根据不同的金融功能，来设计金融组织形态和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这种组织形态和竞争机制，将使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金融效率。在金融“功能观”看来，执行金融功能的载体可以是各种经济组织，一项金融业务可以是几种功能的组合体，同一金融功能也可以由不同的金融产品来实现。[1]

三、基于功能观视角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

用金融“功能观”的思路来指导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并不是不考虑金融机构，也并不是不要调整金融机构，说到底，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中仍然是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功能。[2]

1、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主导性功能。从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看，农村信用社仍应坚持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金融组织，其服务方向自然应当是农业、农民和农村。农村信用社要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为了能够给农村信用社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还要考虑在税收、利率等方面给予它们政策扶持。在税收上，可将信用社界定为“公益法人”，从而给予其免交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待遇。在利率上，可在浮动利率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已积累相当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推进试点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3]

2、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功能。从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到现在，人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在农村金融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产品应该由政策性贷款来扶持，而什么产品只能通过商业化来融资。笔者认为，应将现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组织合并，成立“农村区域发展银行”，它将比现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行机制更具效率。

3、发挥邮政储蓄机构的辅助性功能。目前，“让农村的资金回到农村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确，在现行体制下，每年有大量的资金经由邮政储蓄系统从农村流出，为了农村金融的发展确实需要把这一资金流出的通道堵住。问题是怎么堵，这就牵涉到各方利益调整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规定邮政储蓄机构只能把从农村吸收的储蓄资金转存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再通过定向贷款把某一县（市）邮政储蓄网点的转存款全额返还给该县（市）的信用联社，由后者统一调度，在本地区使用。这种方案既符合各方的利益，又基本上是在现有框架内的调整，改革的成本较小。

新组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将来的功能定位是面向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

4、发挥民间金融的补充性功能。要推动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发展，使之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的有益补充，因此，在法制的框架下，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使其“阳光化”，采取登记备案的形式、自律管理的方式将民间金融规范起来，已成为解决弱势群体和农村民间融资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是正名，即公开化、合法化。通过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等法规体系，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合法化，特别是对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应有所界定，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是规范，目的是弹性化、安全化。这主要是指建立弹性的灵活监管体制和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农村金融不同于城市金融，需要有配套的监管制度与其相适应。从国外经验看，除了银监当局的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尽快转变为“农村金融监管部”外，更可行的还是自我监管和司法监管，即着重于法院以更务实的态度对民间金融纠纷进行理性的案例监管。[5]强化民间金融市场退出制度的关键，是如何保护和补偿中小贷款人的利益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外围保障”。

5、发挥农业保险机构的保障性功能。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按照纯商业化模式运作,农业保险服务的这一准公共品属性,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基本理论依据。我国应把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主导形式,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作者单位：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编辑 雨露）

参考文献:

[1]兹维·博迪(Zvi Bodie),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 .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滕春强.功能观视角下四位一体的农村金融制度的重构[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 2006,8:47.

[3]李喜梅.功能观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中的应用[J].农业经济2006,9:65.

[4]曲迎波.强化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支持的六大对策[J].中州学刊,2006,5:67.

[5]张素瑜.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5:42.

作者：朱玉广

基于金融创新的农业保险论文 篇3：

金融扶贫、存款外流与农村金融困境

摘 要：农村金融发展依赖于存款资金的运用，而存款是农村金融的主要资源，金融扶贫要求不断提高贷存比和涉农贷款比例，本文基于中国县域数据，利用贷存比描述中国农村存款外流的状况，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村存款外流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存款外流现象，中部农村的存款外流较东部和西部更为严重，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县域地区存款外流情况较为严重。同时，两类涉农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功能不强，一定程度反而加剧农村存款的外流。

关键词：存款外流；贷存比；农村；影响因素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04.012

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问题。2015年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我国早已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一直要求金融介入和发挥作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这轮金融扶贫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与财政等其他扶贫开发方式相比，金融扶贫侧重开发式扶贫，遵照可持续性原则，以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贫困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承载力，形成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机制。扶贫脱贫中的金融支持工作，重点在于解决“扶持谁”、“谁扶持”、“如何扶”的问题。而金融机构作为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主体，理应充当“输血机”，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注入活力，但目前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匮乏，存款流失问题突出，存款外流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并没有实现“输血”功能，反而出现“抽血”的情况。对此，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断提高贷存比和涉农贷款比例，将涉农信贷投放情况纳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和综合考评体系”。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运用中国县域数据探讨中国农村的存款外流状况及其原因，以探究金融扶贫工作中的资金问题，探讨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根源。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农村资金外流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等方面。对于农村金融排斥的研究，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衡量金融排斥的六个维度分别是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Douglas（1988）探讨美国的银行分支机构设立限制放宽后，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对大城市和乡村地区的银行服务可及性的影响，他除了考虑监管力度和分支机构设立限制这两个主要因素之外，还考虑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均收入这些因素。Mathendra（2006）在分析印度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挑战时，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导致金融排斥的原因，认为人力短缺、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地区提供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落后等供给方面的因素，以及农村生产率低下、贫穷、农村居民缺乏金融意识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金融排斥的出现。Max和James （2008）运用心理模型研究墨西哥市低收入地区金融排斥因素时，认为除了监管因素、一些社会经济因素（性别、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住房水平等）对其有影响外，人们的认知水平（包括金融知识、态度、价值）和社会化经验学习对金融排斥或金融融合也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学者许圣道和田霖（2008）研究了2006年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祝英丽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中国中部地区县级单位的银行业综合指数，并认为宏观政策的放宽、银行业制度变迁和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造成中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直接原因。高沛星和王修华（2011）利用省际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定量地分析了中国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并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得出影响金融排斥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收入、金融效率、就业、农业化水平等。

有关低收入地区信贷配给的研究，国外大多是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案》、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起源及其对低收入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展开讨论。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是旨在帮助弱势群体有效获得融资服务的法律之一，社区发展的小型商业银行致力于将某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该地区，服务于该地区的小企业及个人小客户。Raphael和Breck（2004）建立实证模型分析1990—1997年《社区再投资法案》对小型银行机构按揭贷款行为的影响。James（2014）利用历史档案和数据分析1970—1995年再投资法如何利用政治结构机会在华盛顿地区成功实现。同时，学者也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存款外流问题进行研究，Jacob（1992）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专业信贷机构以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困境和存款外流问题，田力、胡改导和王东方（2004）运用Goldsmith理论测算中国农村金融的理论容量和实际容量，发现农村金融缺口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从经济和体制两个角度分析存在金融缺口的根源。刘玉平（2006）基于“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所表现的“收缩效应”、“吸管效应”和“补缺效应”。周立和周向阳（2009）论述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逻辑，认为行政抽取机制的存在、农村经济的固有特征导致 “资金离农”。尹婵娟和张洋（2010）利用农村各金融机构存贷款指标对农村资金流失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加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陆强（2014）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业政策性信贷的支农职能有待改善。王士君等（2017）解析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地域性特征，并对区域内部典型农村贫困区贫困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与解构。骆伽利和蔡洋萍（2017）探讨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扶贫有效性，从而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措施。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国总体情况或单个、几个省份的局部分析，尚未有从县域层面的总体研究，也缺乏利用县域数据对存款外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000个县（市）的数据，分析2012—2016年我国农村地区存款外流情况，并探讨造成各县域存款外流差异的原因，深入、全面剖析中國农村地区存款外流及其影响因素。

二、我国农村的存款外流规模与特征

农村存款与贷款的差额能够反映金融机构资金是否“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如果差额为正，说明从该地吸收的存款并没有全部返还该地，存在存款外流的情况；如果差额为负，反映本地除所吸收的存款之外，还有额外的资金流入。

现有文献除通过贷存差的正负判断农村地区存款是否发生外流，也运用相对指标进行判断。贷存比能够标准化影响存贷差的规模、水平等经济因素，有助于进行农村地区的横向比较。本文借鉴现有研究的方法，利用“贷存比”分析中国农村的存款外流，“贷存比”的定义是：贷存比=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如果贷存比小于1，说明农村存款外流；如果贷存比值大于1，说明金融机构支持农村的资金力度较大，不仅该地存款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还有外部的资金流入。

由于农村乡镇统计数据的局限，本文关于农村金融困境的研究主要采用县域数据，数据来源于2012—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本文通过对2012—2016年的2000个县（市）样本的统计，发现贷存比小于1的县（市）占比在55%—68%之间，贷存比大于等于1的县（市）占比介于32%—45%之间，说明中国农村地区存款外流较为普遍，金融支农的力度较弱。

从区域特征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贷存比小于1的县（市）占比在2013年均有所上升，但总体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最为明显，说明农村的存款外流虽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而且改善主要集中于东部农村地区。此外，贷存比小于1的县（市）占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占比最小，其次是西部、中部，说明农村存款外流的东西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的农村存款外流情况较东部和西部更为普遍，具体见图1。

通过分析计算各县（市）的贷存比，可以看到东部、中部地区县（市）贷存比的方差比较接近，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比西部地区小，西部地区县（市）贷存比的方差是东部、中部地区的3倍，反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存款外流的内部差异较大源于西藏、青海和贵州的内部差异巨大，如在西藏的60个县（市）中，2012年贷存比最小的只有0.14，而贷存比最大的则达到20.79；2016年贷存比最小的只有0.09，而贷存比最大的达到6.42。虽然西部地区贷存比的内部差异较大，但其方差逐年变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农村存款外流的内部地区差异正在缩小。

由于我国广大县域地区的贷存比差异巨大，存在极端值，用算术平均数刻画的各省贷存比无法反映真实情况。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平均数产生影响进而掩盖真实情况，本文使用各地区贷存比的中位数进行分析，即采用各省的县（市）贷存比的中位数代表该省的贷存比；把东部县（市）、中部县（市）、西部县（市）和全国县（市）的贷存比中位数分别作为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地区的贷存比。

计算可得2012—2016年东部地区贷存比介于0.63—0.80之间，中部地区贷存比介于0.54—0.65之间，而西部地区贷存比则介于0.66—0.80之间，中部地区各年度的贷存比最小且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贷存比较为接近，反映中部农村地区存款外流的情况比东部和西部地区严重。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农村存款外流的初步判断，第一，农村地区的存款外流现象较为普遍；第二，农村地区存款外流的地区差异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第三，虽然西部农村存款外流的差异较大，但中部农村的存款外流表现得更为严重。

三、影响县域存款外流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中国农村地区存款外流总体状况的判断，本文采用2012—2016年全国2000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探究导致农村存款外流的原因，并以贷存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农村存款外流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3—2017》、《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2017》，其中各县（市）的金融机构总数、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数量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机构数量，由作者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颁发情况，利用Excel的筛选功能和Count If 函数，对省市金融营业网点的地址进行筛选并整理、计算获得。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本文尝试验证可能影响农村存款外流的因素包括：

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收入（INCOME）衡量。出于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的考虑，如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收入水平较高，金融机构更有意愿向其发放贷款。因此预期人均收入对贷存比有正的影响。

2. 金融服务的支持和可及性。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功能不健全，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较差。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并没有开展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农性业务，这反映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不健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限，撤销或者合并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导致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降低。本文用变量X1代表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和可及性，由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载体，因此用各县（市）金融机构数量作为农村地区获取金融服务支持和衡量服务可及性的代理变量。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越多，则其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及程度越高。为进一步考察涉农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和可及性对农村存款外流的影响，本文考虑两类涉农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数量对贷存比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用变量INSTITUTION表示所有金融机构数量，用变量AGRIBANK表示上述两类涉农金融机构的总数，预期金融机构数量对贷存比有正向影响，两类涉农金融机构的数量对贷存比的影响则不确定。

3. 产业结构及产业特征。由于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慢，设备的专用性较强，单位成本较高，因此一般认为农业的生产风险比较高。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很低，当遭遇自然灾害后，农民通常只能自行承担亏损，除国家补贴之外没有其他收入，这导致出现市场风险时，农民难以获得第二还款来源，向农民发放信用贷款的金融机构则无法收回贷款。因此，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向农村地区发放贷款。相反，如果农村地区的乡镇工业比较发达，那么金融机构“畏贷”的心理会有所减轻，从而缓解农村地区的存款外流。本文用变量X2代表农村产业结构，分别探究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变量AGRI_GDP）、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变量INDU_GDP）对贷存比的影响，预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与贷存比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產业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的影响不确定。

4. 金融意识及信用意识。由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总体较低以及接收新信息、新事物不如城市地区通畅，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和企业金融意识较为薄弱。由于农村缺少个人信用档案，征信系统尚未开发，部分农户、涉农企业缺乏诚信意识，可能加剧农村地区的存款外流。

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与该地区的金融意识、信用程度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用县（市）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与该地区总人口的比值（EDUCATION）衡量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受教育是一个持续、连贯的过程，该比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比值越大反映教育水平越高，预期该比值越大，则贷存比越高。

5. 政策倾斜。我国政府历来关注“三农”问题，政策有意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加快农村、落后地区的金融改革，部分被政策辐射到的农村地区可能出现存款净流入的现象。因此，政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越大，则越有利于缓和农村存款外流的程度。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SCALGDP）代表政策的支持程度，由于政府政策支持“三农”发展，资金有意向农村地区倾斜，预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具有正向作用。

另外，模型中还引入以下两个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上述变量的选择分析，本文设定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农村存款外流的影响因素：

[lnLOAN_DEPOSITit=β0+β1X1，it+β2lnX2，it+β3lnINCOMEit+β4lnEDUCATIONit+β5lnFISCALGDPit+β6D1，it+β7D2，it+μit]

（二）结果分析

利用Stata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2。

汇总的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贷存比的影响方向不同，具体为：

1. 经济发展水平对贷存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存款流出越少，甚至会吸引资金流入该地区，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 以农村金融机构总体进行分析时，金融机构的数量越多，贷存比的变动也越大，这可能是随着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可及性程度的提高，农村存款外流会减轻，总体上，农村金融机构具有“输血”作用。但是，如果进一步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分类，研究涉农金融机构对贷存比的影响时，两类涉农金融机构数量增大，农村地区的贷存比反而下降，即两类涉农金融机构的可及性越高，反而加剧农村存款外流的程度，可能的原因是，两类涉农金融机构主要以存款服务为主，没有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没有成为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输血机”。

3.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缓解农村存款的外流，这是因为工业生产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发放贷款。结果也表明，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农业发展水平对农村存款外流没有显著的影响。

4.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贷存比的变化方向一致。可见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居民金融意识、诚信意识则越强，存款外流会得到改善。金融意识更强的企业或农户，更倾向于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擅于利用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来增加生产资金投入。诚信意识强则有助于改善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减少存款外流。

5.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贷存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体现政策支持的力度，反映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对低收入地区、偏远地区的支持，有利于缓解农村的存款外流，甚至会引导资金流入该农村地区，助力当地经济的发展。

6. 对于地区虚拟变量D1和D2，当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做回归时，D1不显著而D2显著为负；当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进行回归时，则D1和D2都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农村存款外流较为严重，而西部地区因为有政策倾斜，存款外流程度相对较轻。

四、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存款外流状况，为缓和农村存款外流问题，增强金融支农力度，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需明晰金融扶贫的核心问题，即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

“扶持谁”就是定位金融扶贫的对象，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扶贫部门开展的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针对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确定支持方向和切入点。

“谁来扶”就是明确金融扶贫的主体，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增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等多种金融机构都可以充当扶持主体，特别是机构网点较多、业务贴近农村、熟悉农村业务的金融机构更要发挥积极作用。

“如何扶”就是确定发展普惠金融，精准贫困地区金融供给的着力点，建立有效的、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为贫困人群提供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与权利。金融扶貧是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金融扶贫是实现机构覆盖，建立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存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促进市场竞争，增加金融供给；金融扶贫是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创新基于贫困地区各类产权的金融产品，扩大抵押物的品种和范围，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创新符合贫困地区实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扶贫是逐步完善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布放自助设备，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积极发展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深化银行卡助农取款和农民工银行卡服务，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金融扶贫是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小额保险、涉农信贷保证保险等保险产品，创新面向贫困地区农业的保险产品，以提升贫困地区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金融扶贫还包括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高贫困地区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维护贫困地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金融扶贫作为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的参与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也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通力合作，加强金融扶贫与财政扶贫的协调配合，有效整合各类财政扶贫资金，落实农户贷款税收优惠、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等政策，降低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发挥财政政策对金融业务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建立农村金融资源本地化运用的机制。农村存款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资金逐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不愿将资金投放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撤离农村地区属于市场行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将加剧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利地位。因此，国家须引导农村存款的流向，强化涉农金融机构的功能，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

第二，农村金融机构要从“口号支农”转变为“行动支农”。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力图为支援“三农”建设而服务，但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导致其倾向于口号“支农”而不是行动支持“三农”发展。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三农”，可以把吸收的资金批发给农村地区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把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转变为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切实发挥其“支农”作用。

第三，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建立农业风险降低、风险转移、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的机制，例如开展农业政策性的保险业务、担保业务，进行农村金融创新，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从而有效促进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第四，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在农村居民接受基础教育之外，有意识地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强化农村地区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合理利用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服务扩大生产，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参考文献：

[1]Kempson E.，Whyley. 1999. Kept out or Opted out？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J].Th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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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