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机制的农业科技论文

摘要：本文构建了基于协同创新的高职院校农类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综合模型，同时提出了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模式、激励约束机制和协同创新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实施方案。文章认为，对于农类高职院校而言，“互联网+”时代的营销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是重要的历史机遇，能够为高职院校培养更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和农业企业乃至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操作性、实践性和基础性人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于创新机制的农业科技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基于创新机制的农业科技论文 篇1：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得到了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关注。笔者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点，分析了金融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促进作用，并通过国内外自主创新政策的比较分析，提出了重塑政府角色、建立切实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体系以及强化金融市场各要素三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自主创新 金融政策 金融市场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企业自主创新

自1912年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以来，创新理论已经逐渐发生一系列潜在、内质的变化。随着理论的发展，在如今技术竞争环境变化多端的趋势下，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仍是这一时代的要求。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由于金融泡沫的破裂，造成了市场需求萎缩，全球贸易大幅度下滑，经济总量减少，使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瞄准了新能源、低碳等新技术的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而技术创新带来的投资需求，将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虽然受到的冲击相对发达国家较小，且经济恢复的相对较快，但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从长远来看，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就要大力发展技术创新，要在产业发展中追赶国际的步伐就更应该加大对自主创新的重视和投入，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我国专有技术的水平，才能实现在国际市场中的长久立足。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其过程是将各种创新资源有机整合利用的过程，从创新想法的产生、到實践、到扩大、再到实现社会价值，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产生新产品或新技术，更是市场化价值利益体现，后金融时代下，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创新的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控制自主创新的风险，以低成本、高质量、快速地提供各种创新性产品、技术和服务，以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创造出大批量被市场所接受的商品，是企业面临关键问题之一。

1.2 金融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

在众多关于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因素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政府决策与支持这一因素对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政策的激励、引导和协调等方面政策为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虽然内因是主要矛盾，但是在自主创新这一复杂过程中，若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在中小企业将技术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因为新技术、新商品和新市场不成熟，创业者的经验不足，三分之二的技术创业企业，在其产品未大规模进入市场前就已消亡，从25万美元到600万美元是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的空白点，被称为是中小企业的“死亡谷”。[1]可见，很多中小企业由于资金而非技术的问题，导致新技术或新产品夭折。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主体应该是政府[2]，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政府给予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激励性措施是进行自主创新的大前提，否则一切创新冲动都是空谈。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竞争力，已经成为地方性的战略部署，政府也应进一步为当地企业量体裁衣，适时适地的制定税收、金融等政策，加大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尤其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

2 国内外金融政策比较及启示

2.1 国内外金融政策比较分析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水平与其创新投入密切相关，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将创新作为推动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重点，虽然亚洲部分创新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起步较晚，但在创新投入力度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见表1）：

科技创新的投入受国家资本和生产力等多方面因素决定，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努力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从科技政策上给予科技型企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就金融政策而言，一般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三个方面，而国家金融政策扶持企业科技创新，通常采用低息贷款或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等形式。[3]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政策效用比较显著。美国对企业的创新种子期带来的风险代偿实施补贴投融资，鼓励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向种子期的科技型企业投资；日本政府出资建立企业信用担保和再担保体系，由中小企业综合事务团对当地信用担保协会进行再担保，而政府来承担信用保证的风险，这样不仅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此外，英国和德国也分别实施政府风险担保计划和低息贷款等政策来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我国政府颁布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该《政策》指出，为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将实施十个方面的配套政策。其中出台了七条金融政策支持科技自主创新，包括“加强政策性金融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引导商业金融支持自主创新”和“政府引导和激励社会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可见，我国已将金融政策定为下一阶段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

2.2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

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除了教训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今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启发。在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企业一方面会更加注重自出创新，另一方面也会更加谨慎地进行自主创新，因为制约自主创新的方方面面中，最根本的压力或者动力来自于金融等方面因素，而政府从投入和政策两方面能给予企业最大的支持。就这一因素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2.1 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投入和金融性政策待加强

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大部分是依靠企业家或科学家的创新科研冲动。在产学研的结合中，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这一过程缺乏成熟的流通渠道和政策支持。其偶然性指没有第三方来引导合适的双方进行合作而导致冲动的流失，而不稳定性指因资金等因素带来的风险造成创新“流产”的可能。因此，在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伊始，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其的关注和投入，包括人才、合作对象及资金的引导和支持，在创新过程中则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风险承担，从而分解企业和科学家的创新顾虑，大大提升创新的成功率。

2.2.2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待创新

在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中，中小企业是资源较弱的一方，亦是有可能会强大的一方。资源弱体现在不如大型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富足，而有可能强大，指的是中小企业可以凭借其对创新的专一投入和专一产出成为竞争优势，因为如果中小企业不进行创新将很快被社会淘汰，但大企业相对来讲可凭借其固有的优势，延迟被淘汰。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资金来源及风险是制约其进行自主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从政府、中介、商业银行等多方面进行服务创新和完善，给予中小企业最大的支持和创新保障。

2.2.3 促进自主创新的金融市场待整合

“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发展的源动力，是自主创新的基础和保障，是推动创业投资的根本所在。”（蒋少华，2006）在后金融时代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金融市场不仅仅指资本市场，还包括了政府。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应该是通过政府同市场各方面资源的有机结合，发挥其引导、促进等多项功能，促进科技与资金的有效融合，实现自主创新同金融协同发展的市场。而现有的金融市场并未形成统一多功能的市场，仍需不断探索、改革和完善。

3 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针对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瓶颈问题，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3.1 重塑政府角色，加大金融有关投入力度

直接的政府创新支出和补贴是重要的创新激励手段。[4]政府虽然不直接参与自主创新，但在创新的过程中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谓是企业坚实的后盾。在现有的众多研究中，政府被广泛且主要看作是自主创新投入的主体，从人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最多的投入，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角色应当重新被定义。无论是投入还是保障，政府应该是最大程度降低创新风险的主体。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政府应在分析创新风险因素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因为企业家和科学家首先考虑的是创新风险，他们最不可控的也是创新风险，因此，只有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创新风险的政府作保障，企业和科研机构才能在短时间内尽全力进行创新，否则，再多的资源都是空谈。

就金融这一风险因素来讲，政府应注重政策性金融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对金融性政策的建立和改革，实现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帮扶，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以及重点项目和重点创新资源的金融支持。《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也指出了“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务院批准的软贷款规模内，向高新技术企业发放软贷款，用于项目的参股投资。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特别融资账户，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施倾斜支持政策。”

3.2 建立切实服务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体系

科技型中小企業是创新大海中最需要扶持的角色，也是我国自主创新实现的主要力量，创新方面一般具有本土化、专一性、周期短的特点，在融资方面具有需求持续性强、时效性强和单笔资金相对较小的特点。政府应当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量体裁衣，建立切实能够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起到鼓励和推进作用的金融体系。该体系应包含风险机制、鼓励机制和市场机制。

风险机制指政府同金融机构协调建立分散企业创新风险的机构和政策，我国在中长期规划中也指出“政府引导和激励社会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建立担保机构的资本金补充和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这种担保机构可以参考日本的成功经验，旨在通过政府对企业的信用担保，给予企业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对当地创新活力强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鼓励机制指特定为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制定的鼓励政策，例如建立融资绿色通道。这种创新能力包括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冲动、匹配的创新团队等，以最优创新资源优先为原则，为这些中小企业的融资降低门槛、简化程序、减少费用，使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有利的金融支持，从而实现创新收益。市场机制指为创新能力强、创新成果优异的中小企业搭建快速的市场流通桥梁，使创新成果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收获最多利益的机制。

3.3 强化金融市场中各要素，使其发挥最大功能

金融市场是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首要环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金融市场是一个由政府及金融机构组成的二元市场，它的健全和完善直接影响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现有的金融市场中，由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结合度相对较低，导致了部分企业未能在金融市场得到有利支持，这就需要加强金融市场中各要素的结合，使其合力发挥到最大。首先，政府应当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同相应的企业类别组合，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倾斜支持政策，商业银行为当地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实施融资优惠政策等。其次，政府应建立相关的金融性政策，对金融机构同企业的结合进行实时监督、反馈和调控，及时地了解市场需求和变化，以不断完善。

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历程中，创新能力的提升一直是企业界、学术界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创新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也受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经历金融危机时代之后，金融政策等相关因素成为今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发展中应当关注的重点，笔者认为应当重塑政府的角色，加大金融投入和政策制定的力度，建立切实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寻求发展的平衡点和提升路径，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吴建环，赵君丽.对我国支持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的反思，2007，4.

[2]蒋少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研究[J].特区经济，2006，4.

[3]姜黎.科技政策引导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2009.

[4]朱园圆.政府支出、税收和自主创新[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8.

作者简介：

蔡铎（1988-），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技术创新。

项目资助：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本市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模拟研究》（11ZLZLZT05500）。

作者：蔡铎

基于创新机制的农业科技论文 篇2：

协同创新视角下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本文构建了基于协同创新的高职院校农类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综合模型，同时提出了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模式、激励约束机制和协同创 新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实施方案。文章认为，对于农类高职院校而言，“互联网+”时代的营销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是重要的历史机遇，能够为高职院校培养更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和农业企业乃至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操作性、实践性和基础性人才。

关键词：协同创新；高职院校；农类营销；人才培养模式

一、研究背景

“协同创新”的思想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他指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2012年3月，国家教育部强调，要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高校要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的思想作为落实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强化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放、集合、高效的高等教育新模式。这就意味着，“协同创新”已经超越了“产学研合作”的校企联合模式，为今后高校产学研合作办学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指出了新的方向。

根据教育部“2011计划”重大需求的划分，协同创新中心分为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和面向区域发展等四种协同创新类型。就面向行业与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而言，农业产业与广大农村的发展可能最需要协同创新提供的强大动力了。中国社会稳定与长远发展都需要来自农村基层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支撑，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而“三农”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归根结底需要大量的优秀的农业人才扎根农村、扎根农业才能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农业类人才的茁壮成长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另一方面，和其它行业的人才储备与人才培养来说，农业类人才在培养机制、培养模式和培养效果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农业营销人才在培养机制建设和培养模式方面更是处于探索性阶段，有关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彭克明，张金鑫等，2001；杨英姿，章喜为，2004；邱训荣，2007；梁洁，2009；陈方丽，王阳，2011；邵林衡，2013；丁四祎，2014）。“协同创新”学科建设战略的实施给协同创新农类营销人才的培养机制、培养模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农业企业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微观载体，农业企业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而对于农业企业的发展而言，营销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决定了技术创新在市场上的价值体现，甚至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企业需要的营销人才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必须具有农业类专业知识，二是必须具有实战性强的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农业类高职院校可能要比农业类本科院校更具有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条件，因为这两个特点正好是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与要求。“协同创新”强调了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多区域的合作与创新，保证人才培养与人才实践在同一过程中实现有机统一，最大程度地发挥协同创新的效果。但是，现有有关高职农业类营销人才的协同创新培养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探讨，不仅具有批量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助力提升农业企业竞争力，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意义，还具有提供创新研究素材、完善创新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方面的理论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2000年到2015年，在中国期刊网上（CNKI）核心期刊中，有关协同创新的主题论文共有200多篇，有关高校协同创新的主题研究论文只有20多篇，有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主题论文有80多篇，而有关高职农业类人才培养模式和有关高职院校协同创新培养农业营销类人才的论文一篇也没有。这说明，本课题讨论的话题得到的关注很少，对此话题展开深入讨论的文章还不多见。但相关话题的研究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为了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以便于深入研究，本课题再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EBSCO、Ei Village、IEL和SpringerLink等数据库为检索源，以“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Cooperative innovation”等为主题词，进行中英文文献检索。结果发现，现有的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协同创新实现途径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内部协同创新与外部协同创新开展研究。内部协调创新研究主要围绕与企业内部创新相关的核心要素（如技术和市场），以及若干支撑要素（组织战略、组织文化、内部管理等）的协同创新模式、机制及过程模型、影响因素及效应等方面展开研究；而外部协同创新研究则主要围绕横向协同创新（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模式、绩效等）与纵向协同创新展开研究。但这些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与研究主体构建的相关模型，相对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征与目标而言比较复杂，虽然可以借鉴，但却不太适合直接套用。

（一）有关协同创新方面的研究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概念与另外两个经常使用的创新名词紧密相关，一个是产学研合作创新，另一个是系统创新。有关协同创新，有人认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的研究員彼得·葛洛（Peter Gloor）提出，Gloor指出，所谓协同创新是指“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由于协同创新的概念很容易发生争论，因此对于协同创新的理解至今仍有很大分歧，甚至有人认为，协同创新与产学研创新、系统创新或集成创新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严雄，2007；张力，2011；薛传会，2012；唐书影，2013）。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协同创新的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泛的外延（Lee Y S.，1996；Ireland， R.D.， Hitt， M.，1999；Ketchen， D.， Ireland， R.， Snow，C.，2007；饶燕婷，2012；何郁冰，2012；舒童丽，2014）。协同创新打破了以往的各种创新形式、创新内容与创新活动的边界，由单一主体进行的创新扩展到多部门、多环节、多形式的创新组合，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实现了最大化价值的整合与融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统一体”（饶燕婷，2012）。按照这种理解，研究者们给出了以下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

第一，从协同类型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氛围主体协同、目标协同、组织协同、体制机制协同和环境协同等类型。其中，主体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目标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组织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保障；环境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坚强后盾（饶燕婷，2012）。这一协同创新模型综合考虑了协同创新的主体差异性以及各自的功能，在操作性方面比较强，本论文认为，可以借鉴运用到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协同创新培养的模式构建上。

第二，从协同创新可能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要素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可以分为战略协同、组织协同、知识协同等。此外，由于创新主体的异质性，必须考虑不同创新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也就是各创新主体对创新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权衡问题（何郁冰，2012；申明明，2014）。尤其是战略协同方面，与以往的产学研合作会有很大不同，各创新主体必须事先制定一整套的协同创新方案，明确创新目标以及各创新主体承担的权责，甚至需要考虑创新活动的顺序和节点（何郁冰，2012）。这一协同创新模式与理念也很有启发意义。对于高职院校的农类营销人才培养而言，除了在学校学习书本知识以外，政策知识、法律知识、实践知识都有很大的差异性，需要学生在协同创新培养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学习，因此设计好协同创新方案就尤为必要。而对于不同的协同主体而言，必须能够在协同创新中找到他们需要的“痛点”才能激发协同的积极性。因此，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利益分配机制等设计为本课题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

第三，从协同创新的内容和对象来看，主要包括集群的协同创新研究、技术的协同创新研究、供应链的协同创新研究、客户的协同创新研究、知识的协同创新研究、全面协同创新研究、协同论应用研究等（杨睿，2012）。显然，这一协同创新的视角主要针对的是企业层面的协同创新，而且将协同创新进行了模块化，例如把技术协同创新与供应链的协同创新区分开。这种协同创新分析框架不太适合应用于人才培养方面。

第四，从不同层面的协同创新来看， 主要包括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大类。按照熊励等人（2011）的看法，所谓内部协同创新，指的是组织内部各要素协同创新模式、各要素协同创新机制与过程模型、各要素协同创新要素及效应等；而外部协同创新则包括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等（熊励等，2011）。横向协同创新更多地存在与业务模式相同或相近的组织之间合作创新，面对的问题具有异质性；而纵向协同创新则多发生在产业链或上下游的关联业务之间，面对的问题具有同质性。从知识结构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协同创新培养应该是复合型的协同培养，既需要内部协同与外部协同的结合（如学校内部与学校外部），还需要横向协同与纵向协同的结合（如不同农业院校之间与不同的企业、政府、事业单位之间）。

（二）有关高校协同创新问题的研究

目前，有关高校协同创新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本课题能够检索到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只有张力（2011）、朱凌等（2012）、薛传会（2012）、张永康与莫纪平（2012）、王丽荣与朱奎（2013）等十几篇文章讨论了高校之间协同创新的问题。有关农业院校之间协同创新的研究只有一两篇。其中，欧金荣和张俊飚（2012）直接以农业院校为例讨论了农业知识源头协同创新的理论构建及对策研究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农业知识源头协同创新互动关系框架，主要包括农业院校、涉农企业、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等四个主体，四个主体都围绕居中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展开互动：政府给农业院校提供政策支持，实现制度的协同，农业院校完成政府交付的知识传播的使命；政府、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农民通过政策支持、技术采纳、知识运用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农业院校和企业最主要的协同是资源的整合、技术创新。但是，对于具体到某一专业领域的人才协同创新培养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机制与模式，目前还没有搜寻到类似的讨论出现。

（三）有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创新的研究

从总量上看，有关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尤其是协同创新培养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00年以来核心期刊论文年均不到5篇，有关高职院校农业人才培养的论文甚至不见一篇；非核心期刊上，有关农业院校和农业高职院校的营销人才培养也只有杨英姿和章喜为（2004）、彭克明和张金鑫等（2001）、邱训荣（2007）、梁洁（2009）、陈方丽和王阳（2011）、吴初程（2014）等几篇论文而已。而这些研究中，除了传统的“校企合作（任俊峰，2012）”、“半工半读、（王慧，2012）”、“工学结合”、“工学交替（朱彦熙，宋士福，2012）”等培养模式外，基本上没有特别新的提法。相对而言，在高职院校中系统提出按照“产学研”结合的思路培养学生的研究目前仅见黄鹏和张宁（2012），他们指出，在高职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堅持产学研结合实现“双赢”，共同发展、拓展国际化办学，挖掘优势，办出特色、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实施“双导师”，“双证书”制度、构建创业平台和孵化基地，为高职学生初试身手，展示能力提供机会、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就业平台，为高职学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等措施。但虞希铅和李小娟（2012）也指出，多元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困境，包括政府政策制定落后、财政投入不足、行业专业管理滞后、职业培养乏力、企业实训缺乏深度、技能培养不够、教育资源缺乏有效共享平台、沟通渠道不畅等。

总之，协同创新已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充分显示其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有关协同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构成本项研究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国内对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尤其在战略层面，协同创新培养首先需要建立一套理论模式，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多组织协同的机制问题。

三、高职院校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综合模型

（一）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总体框架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强调操作性和实践性，因此，特别复杂、费解的协同创新模型都不适合在高职院校中应用。尤其是有关农业类人才的培养更应该立足实践需求，强调对理论的转化与践行，才能与农业企业管理水平较低、领导与员工素质不高、现代化企业制度不健全的总体状况相适应。因此，和以上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各种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型相比，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提出的观点更值得借鉴。王迎军校长（2012）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培养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除了高校外，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也都拥有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优势和条件，创新人才培养的资源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创新主体手中，任何一个创新主体都不能够有效掌握创新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必须依靠其他的主体提供支持，形成协同效应，共同达成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突破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外部机制障碍，建立多机构、多部门、多单位协同创新机制。

不过，协同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如何协同的问题，而协同问题的首要问题就是战略的协同，即各单位在联动创新机制中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这一规则首先需要制订得到一致认可的战略目标。在战略目标的约束下，各协同单位各司其职，有序而动，才可能保证步调一致。其次，高职院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偏重于实践，对于理论的要求和训练通常不高，因此在进行实战训练前，需要对知识结构进行提升和充实，这就需要在“校校合作”中寻求解决办法，通常有三种院校可以提供合作支持：国内综合性院校、国内农业高校和国内农业高职院校。再次，农业企业的行销与工业品相比，可能对国家政策的敏感度要求更高，更需要掌握国家在质量监控、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可以为农业营销人才培养提供宏观政策层面的训练。最后，所有营销知识和技能都必须落地到企业实战经营方面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因此，农业龙头企业的实践基地必不可少。此外，专业性的营销咨询管理公司和农业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

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可以得到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框架：

图1 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框架

（二）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的分析框架，在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模式选择上可以确定为以下几种：

第一，单一协同模式，即高职院校仅仅选择以上多单位中的一家签订合作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模式，可以仅选择与综合性院校联合培养，也可以选择与农业主管部门或市级及以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农合联）联合培养农业营销人才，也可以选择与综合性农业龙头企业联合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

第二，多家单位协同模式，即高职院校可以同时选择两家以上的合作单位联合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

第三，全通道式協同模式，即高职院校同时与政府、企业、中介、院校签订联动协议，协同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

以上三种模式中，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大多采用类似“单一协同模式”的校企合作的产学模式进行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但学校与企业方面的合作大多属于浅层合作、点对点的合作，常停留在校企签订学生实习就业协议、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聘请企业人士来校兼课等，企业大多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属于“企业参与型”。

本文认为，针对传统的“企业参与型”产学模式的不足，在协同创新农类营销该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应重点研究高职院校如何与政府、与农业企业、与其他院校、与中介机构等彼此渗透、相互融合，使协同创新活动在更加广阔的组织空间内进行，使协同创新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创新，而是由多个组织或部门参与的非线性创新，以促进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实现协同创新价值的最大化。

必须指出的是，到底选择哪一种协同创新的模式选择取决于高职院校自身的实力、资源和战略定位。在选择协同创新模式之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切实全面地考虑方案的可行性。

图2 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模式

（三）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

每一种协同创新的模式都需要创建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有可能落地和保证方案得到执行。不同的组织单位对于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的期望是不同的，因此，在正式进行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之前，必须与各协同单位充分沟通与交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考虑各方面的特点，这样才能使得协同创新顺利进行。

图3 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实施方案

在战略目标明确、协同创新单位签约、激励约束机制明确的情况下，协同创新培养农业营销专业人才的战略可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人才培养机制固化为实施方案，作为各方协同创新合作的行动指南；二是将指南转化为各方的实际联动，通过对人才的联合培养实现协同创新的战略目标。考虑到全通到协同创新的困难，战略转化为行动需要分步骤执行。首先，签订一家或两家协同创新的合作单位，选择一批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摸索经验，总结教训，等到一年或两年以后再大规模地按年级整编制地对高职学生进行联合培养。

图4 协同创新培养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实施方案

四、结论和建议

“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抓手。在人才培养创新方面，普通高校的协同创新培养已经开始启动，如2015年教育部实施的“国家治理研究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但是，农业高职院校的人才协同培养还相对比较落后，至今仍停留在“校企合作”、“产学研研究”层面，对于多单位、多环节、多形式的协同创新培养人才模式还很少有尝试。而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定位是培养操作性、实践性和基础性人才，书本知识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书本知识的检验以及操作性经验的学习都需要通过协同培养才能够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讲，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更需要引入协同创新培养机制。

农业人才的缺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瓶颈之一。其中，专业的农业市场营销人才更是农业企业实现企业价值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农业企业要想摆脱“丰产不丰收”、“好吃卖不掉”等传统的季节性和空间性瓶颈，必须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做足、做好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整合传播营销，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持久的生命力。而互联网营销系统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与普通農业高校、综合性普通高校的合作培养以进一步突破高职院校教育大纲的限制，还需要涉农的国家和事业单位提供相应的指导和训练，还需要在农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专业咨询机构中直接践行。换句话说，高职院校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更需要考虑全通道式的协同创新培养机制，“互联网+”的时代为高职院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世俗观念里，高职院校尤其是农业高职院校总是比普通院校差，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出来找工作也总是感觉要低人一等。其实，国民教育体系设置的依据并非知识本身存在高低的标准，而是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差异性而已。农类高职院校具有自己的社会定位和教育特点，如果能比其它高校更科学、更有效地利用好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将会更能凸显农类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特色。而在设计全通道式的协同创新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时，最重要是做好顶层设计，在实现战略协同的前提下制订各创新协同单位的激励约束机制，更有效地将战略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样才能使得高职院校的农类营销高技能人才更具有就业竞争力，才能在操作性层面为农业企业乃至农业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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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大立）

作者：李海琼

基于创新机制的农业科技论文 篇3：

创新驱动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摘要 在脱贫攻坚阶段，探索建立创新驱动的长效机制，是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有效途径。以福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清流县为例，梳理了其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总结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创新驱动的角度就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希望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和经验。

关键词 创新驱动 精准扶贫 对策与建议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强化科技创新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支撑引领作用，动员全社会科技资源投身脱贫攻坚，提升县域发展的内生动力”[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就要求，围绕贫困地区的科技需求，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精准扶贫与创新驱动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依靠科技创新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

位于闽西北山区的清流县是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村31个（占全县总村数的28%），贫困空壳村23个，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3个。2017年动态调整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020户、320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为2.1%。

近年来，清流县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扶贫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社会扶贫等措施，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止到2017年年底，已完成12个贫困村、12个空壳村“摘帽”退出;1840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003 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预计达14 403元，增长9%;小学巩固率100%，初中3年巩固率达99.2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8%以上;2017年农村低保执行省定低保标准3 550元/（人·a）。

1 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

清流县根据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和福建省关于精准扶贫的新部署新要求，把精准扶贫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在工作中精准识别扶贫目标，明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使各项帮扶措施及落实情况置于阳光下，确保扶贫工作有的放矢。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主要通过采取切实可行的扶贫方法、总结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等方式开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认真制定并开展“一二三四五”扶贫工作法 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两项增收、落实三个到户、推行四种机制、强化五个保障”，稳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开展。一是摸清全县底子，明确脱贫目标任务，理清工作思路;二是围绕村财和贫困户增收2个重点，通过落实政策有效“输血”，扶持并培育产业实现“造血”[3];三是落实责任、资金、项目3个到户，强化责任意识;四是建立领导干部包户、县直部门包村、强镇帮扶弱镇、百企帮百村等4种机制，实现扶贫创新;五是强化扶贫队伍、财政投入、工作督查、社会扶贫、工作考评5个保障，彰显脱贫成效。

1.2 结合被列入《福建省三明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试点县的契机 认真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列出资源开发、股份合作、项目带动等3类贫困（空壳）村增收模式，建立光伏扶贫模式、搬迁扶贫模式、带创孵化基地模式、电商扶贫模式、“三加三带”模式、兜底保障模式、金融扶贫模式、家门口就业模式、资金折股量化模式等9种贫困户帮扶“菜单”，实现全县利用3类增收模式的贫困（空壳）村全覆盖。

1.3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将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通过下派党建指导员、村第一书记或驻村蹲点干部，推行“支部+合作社”“党员+能人”“公司+农户”“大户带小户”“党员带贫困户”“产业示范村带贫困村”的“三加三带”党建扶贫模式引领和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真正实现清流县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的“同频共振”。目前，清流县向各乡镇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98名，合作社中党员的工作覆盖率达到100%。同时，采取“政府投入、党费补助、社会支持”的方式多方筹措资金，以“真金白银”资助的方式真正扶持贫困户脱贫。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清流县的精准扶贫工作很有成效，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到户增收上，各级干部想了不少办法，财政投入力度也比较大，不少群众见到了实惠。但结合清流县实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还存在部分贫困户依赖思想比较严重、扶贫缺乏长效机制等诸多困难和问题[4]，亟需引起重视。

2.1 脱贫内生动力不强 近年来，虽然通过扶贫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大部分贫困村、空壳村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5]。村集体经济薄弱、贫困户自身脱贫能力弱，导致部分贫困村和贫困户存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相当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主观意愿上不想脱贫。另外，贫困户的退出机制可操作性不强，有些已经达到标准，但仍不肯退出贫困户的行列。

2.2 责任落实和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贫责任还没有完全到位，帮扶措施不够精准，而且，基层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对扶贫项目和资金使用过于谨慎因而不敢尝试。另外，身处一线的扶贫干部在理论与相关政策方面的学习还不够，对政策把握不准、业务开展不精、政策的宣传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比如对医疗叠加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住院补助、教育扶持政策等贯彻力度还不够，一些扶贫措施难以落实到位，很容易造成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等二次返贫现象的发生。

2.3 产业扶贫成效不明显 一方面，有的贫困村产业发展缓慢，缺少能够支撑长效增收的特色产业，有的贫困村虽然已发展一批产业，但仅处于起步阶段，经济效益尚未凸显，带动致富的持续能力不强;在精准扶贫到户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户的情况和产业发展需求不同，有的贫困村在一户一策、因户制宜、因地制宜的引导上不到位，造成个别贫困户对扶持项目不感兴趣，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产业项目推进落实困难[5]。而且，在家门口就业人员，存在不好管理的情况，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缺少有效衔接。

2.4 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 从全省情况来看，扶贫办均设在农业管理管理部门，是其下属机构。这造成，一方面扶贫办的级别不高、能力有限，不利于统筹协调;另一方面，扶贫工作好像只是农业主管部门的事，不利于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县直相关部门的扶贫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机制，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合力尚未真正形成。另外，大多乡镇扶贫办的干部都属于兼职，疲于应付扶贫督查、档案建设、动态管理等工作，进村入户的时间减少，不能及时掌握各村贫困户的真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2.5 扶贫措施不够得力 一是精准扶贫小额贷款任务太重，乡镇难以完成;而且，信贷的期限短、金额少，贫困户向银行借贷的主动性不强。二是有些扶贫政策变动较频繁，如造福工程的补助标准和补助对象认定方面，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三是在扶贫资金的管理方面，各乡镇均存在扶贫资金拨付缓慢、部分乡镇在产业帮扶资金分配中，将项目事前事中扶持资金变成事后奖励性补助，没有真正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另外，贫困户产业资金补助标准较为随意，没有按产业规模来补助。

3 对策与建议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摆在首位的[6];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创新驱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强、地位并不突出。因此，在脱贫攻坚阶段，应将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发挥的创新的引领作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3.1 突出企业带动、项目带动，支持产业扶贫 以往对贫困户的帮扶，主要是以提供保障或者纳入低保为主，对扶贫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可持续扶贫必须有产业作为支撑，有没有产业支撑是决定脱贫是否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因此，在实现贫困村脱贫方面，一定要注意产业的带动，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田园综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一方面，帮助贫困户脱贫的同时，还可以增加村财收入;另一方面，可以打消贫困户由于向银行借贷而产生的疑虑，将贫困户的个人风险降到最低。另外，村企合作是带动整个贫困村脱贫致富、增加村财收入的好形式。而在村企合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大项目带动和产学研结合，打通产业上下游、尽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加大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力度，从而实现更多人在家门口就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以及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

3.2 坚持精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促进智力扶贫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现阶段，贫困户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因此，扶贫先扶志。首先通过“科技活动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圩日”等场合，加强科普知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切实加强挂钩帮扶人员对贫苦户的思想引导，尽量使贫困户自己主观意愿上有脱贫的想法，铲除贫困户“安于现状”的思想痼疾，激发贫困戶的内生动力，真正使贫困户从思想意识上“摆脱贫困”。其次，推进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采取“企业订单、培训机构列单、培训对象选单、政府买单”的方式，对贫困劳动力分期分批全覆盖实施到户、到人、到业的“订单式”精准培训，并开展劳务精准对接，从依赖别人向就近就地提高就业吸纳力转变，从简单地劳务打工向转移就业转变。

3.3 坚持精准扶贫与创新驱动相结合，加强科技扶贫 科技创新本来可以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看来，科技扶贫的效果不显著，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的带动能力也不强。这其中，科技主管部门的介入不够是一个问题。因此，基层科技管理部门应以更积极的作为，为精准扶贫工作添砖加瓦。第一，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通过高科技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及补偿力度，使贫困户不因生态条件致贫。第二，注意设施农业的技术研发和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比如发展智慧农业，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精准扶贫过程中等，保障数据的真实、透明、可追溯，也便于数据的共享和管理。第三，围绕新产业、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等“五新”任务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星创天地、农业科技园区、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加强创新要素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应用。

3.4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帮扶作用，强化人才驱动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最终还是人在起关键作用。因此，一要充分发挥省科技服务团及科技特派员的支撑作用[7]。省科技服务团成员和科技特派员本身就立足基层生产一线，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带动一部分人就业，从而帮助贫困户脱贫。二要发挥第一书记的主力军作用。第一书记的工作区域在乡村，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有直接经验。因此，可以围绕第一书记的脱贫思路，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承担更多的任务、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要发挥乡土人才、本土科技服务人才的作用，和返乡创业青年、大学生村官、新型职业农民一起，加强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科技人才和带头人的带动与示范作用[8]。

3.5 创新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推进协同扶贫 要树立“大扶贫”的观念，整合农业、林业、教育、住建、交通和水利等部门优势和各类项目资金，集中解决贫困村种养殖、教育、医疗、就业、交通、饮水等问题，体现系统化扶贫的理念。当前，涉农资金多头下达、平均用力、“撒胡椒面”的现象仍然存在，尽管各级政府部门在整合统筹涉农资金上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但成效有限。因此，应进一步加大科学规划和统筹、归并涉农资金力度，做大扶贫资金总量，采取PPP等模式策划包装项目，集中财力办大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 结语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我国目前正在深入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服务于这一大局。在县域范围内，囿于区位、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原因，自主创新的东西不是很多，却是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主战场。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一定要将创新要素运用到实践当中，践行“发展是第一要义，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通过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大精准扶贫力度，使贫困户稳定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逐步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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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晓华 王顺才 包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