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类型越来越丰富，作用更加凸显，职业地位更高，但在意识、培育与发展方面存在瓶颈。名师工作室教育模式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成效明显，实践证明可以从教育优势、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以及创新探索方面构建基于名师工作室的对策体系。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基于发展战略的农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基于发展战略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1：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和城镇化路径研究
摘要：摘要基于全国大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对象聚焦为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心理特征三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进行了研究。从目的地来看，超过半数的研究对象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而不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从迁移意愿看，当前的乡城迁移意愿较低，经济条件仍然是制约迁移的主导性因素。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有外出务工劳动力、非农工作经历、10年后所处阶层预期等因素对乡城迁移意愿有正向作用，年龄、当前所处阶层的自我评价等因素对迁移意愿有负向作用。结合研究结论和当前小城镇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形势下，应大力发展中等城市，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关键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城镇化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14年3月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随后，国务院又出台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新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然而，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村人口是否愿意迁移到城镇定居？他们希望迁移到何种类型的城镇居住？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户籍政策改革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数据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人口迁移与出生、死亡并列为人口学的三大研究内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历来又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人口迁移，西方主要理论流派当属博格（Bogue）为代表的推拉理论、以刘易斯（Lewis）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雷文斯坦（Ravenstien），他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就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完善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博格系统地提出了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因素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致。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则认为一国经济包括两个部门：一是传统的、乡村的、仅足以维持生存的部门，其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很低，甚至是零；二是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二者发展不平衡，而且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二元的经济结构，其主要途径就是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来解释人口迁移的动因，该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关系，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迁移的动机不仅与城乡两地收入差距大有关，也与个人或家庭因素有关。迁移的动机除了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降低由于市场不完善而造成的风险。斯塔克（Stark）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经营风险高、成本大，净收益下降，而且还难以防范，而家庭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则是规避经营风险的一种替代办法。因此，劳动力迁移可以被视作一种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家庭策略，而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周期性往返则是为了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的资源。
受西方理论流派的影响，国内学者围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因侧重点不同而各有特色。一是以蔡昉、李强等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因素对农民迁移的影响，认为经济因素是农民向城镇迁移的首要因素，对迁入地和流出地都能带来较高的经济价值。二是以文军、吴兴陆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社会文化因素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问题。对农民工来说，在做出外出务工这一迁移决策时，其影响因素远非他最初决定是否外出时那样单纯，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多地掺杂着非经济成分。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三是以赵耀辉、周皓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更为关注农民向城市迁移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住房等。
就乡城迁移意愿和迁移城市的类型而言，侯红娅等讨论了个人特征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区别。对于前者来说，个人特征很明显地影响了其城市化的意愿；而对于后者来说，个人特征的影响则很不明显。吴秀敏等在成都市3个区县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农户的迁移决策受到户主的学龄、职业类型、是否有学龄儿童、人均耕地面积、交通状况、外出劳动力比例、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黄乾通过对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迁移意愿有显著的影响。黄宁阳等研究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家庭因素，职业、打工收入、家庭收入和承包地面积等因素对农民进行跨省迁移还是省内迁移有重要影响。张翼对农民工的进城落户意愿和落户城市的类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子女的教育与升学是农民工落户城镇的主要原因，少数愿意迁移的农民工更希望在大中城市落户。戚晶晶、许琪利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费喜敏等对农民工的迁移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收入越高和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在打工城市定居；子女入学受歧视和农村土地承包面积大，更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在地级市或县城打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比大城市要高；在中部地区城市打工的，其定居意愿最大。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民向城市迁移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对农民工的乡城迁移意愿研究较多，而对身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意愿研究较少；②多数文章仅是对某个省甚至某个县的研究，调查对象范围狭窄，数据质量难以保障，样本代表性不足，对全国的总体推断意义有限；③农民乡城迁移的目的地是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省会级大城市，还是地级市及以下的中小城市（城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出发，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后文简称为CGSS 2010）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心理等三个维度探讨影响乡城迁移的主要因素，分析迁移目的地的城市类型及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影响。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①研究对象集中于身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突破局限于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②采用全国大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迁移的城市类型做出准确的判断，希望能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③文章从乡城迁移的角度出发，通过科学定量分析，明确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迁移目的地的影响因素，探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选择特大城市、省会城市或中小城市（城镇）。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建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笔者从CGSS 2010数据库中筛选出农民乡城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因变量是：“未来5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在自变量的设计上，本文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等。二是家庭特征，如劳动力人数、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数、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个人迁移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城乡两地收入差距，也来自个人或家庭因素。三是社会心理特征，包括有无非农工作经历、幸福感、家庭经济水平的自我评价、所处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及对未来的预期，这些社会心理特征都会影响到农村人口的迁移意愿。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水平较高、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值越高，就越有可能向城市（镇）迁移。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农民迁移到城市定居，不仅受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心理特征的影响，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年轻、未婚、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较高、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越倾向于到城镇定居。
假设二：在农村生活水平较高、幸福感较强、在农村所处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较高的人群更愿意留在农村生活，而不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
假设三：由于中小城市（镇）的定居成本较低，农民更倾向于到中小城市（镇）定居，而不是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省会级大城市定居。
2.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本研究通过分析CGSS 2010年数据
CGSS 2010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负责收集，详细的资料可参考该中心官方网站：http：//chinagss.org/，验证上一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CGSS 2010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现地址居住的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抽取了一个11783人组成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该数据收集了被调查者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除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外，还包括被调查者的户口、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职业、对社会所属阶层的认同、幸福感等数据。另外，数据还收集了本研究所需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到城市定居的意愿以及迁移城市的类型等方面的信息。本研究将样本局限于户口为农业户口、60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筛选之后参与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3330个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1有个别省份如广东省实行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将公民户口登记为“居民户口”。为避免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本文没有将选择居民户口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2由于CGSS 2010的调查对象为在现地址居住的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根据研究目的及分类比较的需要，笔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20至59岁，去除了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样本。3在因变量中，笔者仅保留了计划迁移到城镇和没有计划这两个变量值，去除了已经迁移到城镇及其他无效变量。。
由于CGSS 2010题目的选项比较多，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对部分题目的变量值进行了合并，主要设置成分类变量，如对年龄这一变量按照10岁组划分并赋值，具体变量赋值参见表1。
四、实证分析结果
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否愿意进城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所以，选择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理想。Logistic回归分析是对因变量为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它是一种非线性模型，其基本特点是：因变量必须是二分类变量，若令因变量为y，则常用y=1表示“yes”，y=0表示“no”。自变量可以为虚拟变量也可以为连续变量。从模型的角度出发，通常把事件发生的情况定义为1，事件未发生的情况定义为0。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计划到城镇定居”界定为“有”迁移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并用“1”表示；如“无”，则用“0”表示。
笔者依次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心理特征这三个维度的自变量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去判断它们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产生的影响，分别得到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见表2）。为便于解释，笔者还计算出模型3的优势比（Odds Ratio）。
表2为Logistic回归模型中15个自变量的参数估计、显著性检验和优势比。结果显示，在三个模型中，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人数、子女数、幸福感、家庭经济的自我评价水平6个自变量对农民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即P值大于005。而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庭有无长期外出劳动力、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外出务工经历、所处的社会阶层、对10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等因素都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文中没有解释部分不显著的自变量，如婚姻状况的P值并不显著，可能是有配偶的比例高达9084%导致缺乏比较性造成的。。
1.个体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性别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张翼认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希望迁移到城市定居。这也符合世界移民史的基本发展趋势。然而本研究的三个模型结果都显
示，不论仅从个人特征来考虑还是增加了家庭或者社会心理特征，性别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许与近半数的调查对象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有关。
（2）年龄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迁移到城市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既有研究表明，年轻人更容易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迁移的意愿较高。模型结果显示，以20-29岁为参照，30-39岁组的P值并不显著，但是40-49岁组和50-59组均显著，且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说明年龄对农民的迁移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与年轻人相比，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不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
（3）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受教育程度都是促进乡城迁移意愿最重要的正相关因素。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参照，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组与迁移意愿的优势比分别为1609、2705和2510。即，初中组、高中组和大专以上组的乡城迁移意愿分别是小学及以下组的1609倍、2705倍和2510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希望迁移到城市定居，尤其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群体，迁移到城市的意愿更强烈。
（4）个人年收入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模型3的结果显示，个人年收入对乡城迁移的影响系数为0173，优势比为1189。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迁移意愿将增加1189倍，说明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越具备在城市的生存能力，迁移到城市定居的意愿就越强。反之，个人的收入水平越低，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就越大，返回或留在农村的意愿就越强。
2.家庭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家庭劳动力人数对迁移意愿并不显著。由于CGSS 2010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有些地区而言，一个家庭具备劳动力的数量也许并不能够直接决定家庭的财富，可能还会降低该家庭的人均收入，所以结果显著性未通过检验。
（2）家庭有无外出务工劳动力对乡城迁移意愿具有正面影响，且非常显著。正如前面所述，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家庭的财富，影响到迁移意愿。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拥有长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不仅有助于提高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支付迁移的经济成本，还可以利用在城市务工期间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家庭迁移提供社会支持。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的迁移意愿是没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的1641倍。从统计结果的角度印证了如果一个家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就更有可能迁移到城市定居。
（3）子女数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说明，子女数量本身就不是决定一个家庭乡城迁移的自变量。也有可能是本文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较大，从20岁到59岁，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的子女情况差异较大，导致子女数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4）家庭年收入与乡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72，优势比为1188。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越具备迁移到城市定居的生存能力，该家庭成员迁移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就越强，反之，如果该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在城市的生存压力较大，返回或留在农村的意愿就越强。
（5）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农民的迁移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从模型2来看，仅考虑个体和家庭特征，农业收入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过低（均值为0468），农业收入已经不是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导致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3中，在控制了个体和社会心理特征等变量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又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优势比1993。即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迁移意愿将增加1993倍，说明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越高，对迁移意愿越有促进作用。结合后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家庭的收入来源有限，经济状况可能越差，所处的社会阶层就越低，因此，就越有可能希望通过乡城迁移改善经济状况，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3.社会心理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非农工作经历与乡城迁移意愿有一定的关系。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与从来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人口相比，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正在从事非农工作对乡城迁移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相关系数达到0754，优势比为2126。这表明，目前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迁移意愿是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2126倍。据此，我们认为目前正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而已经返乡的农民工则更有可能仍旧留在农村。
（2）对当前所处阶层的评价与迁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19。这说明，越是认为自己当前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农民，越希望迁移到城镇。可能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较低，更希望迁移到城市，寻找新的机会，以改变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认为自己当前在农村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群体，则越不希望迁移到城镇定居。这一群体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迁移成本高，迁移动力不足。
（3）对10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模型3显示，相关系数为0604，优势比为1830，说明对未来的预期越高，越希望迁移到城市。在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中，农民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而社会中上层群体主要都生活在城市。由于在农村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希望提升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乡城迁移来实现，乡城迁移意愿必然更高。这与前面对当前所处阶层的评价与迁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并不矛盾，且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对目前所处阶层的评价越低，对未来抱有的期望越高，就越希望通过乡城迁移的方式改变当前的处境，到城市寻求新机会新希望，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五、如何选择城镇化路径：农民乡城迁移的城市类型探讨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已经明确要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出台了与此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然而，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会不会朝着设计者既定的目标前行？在前面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1.乡城迁移的目的地分析
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外出务工经历以及对未来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民的乡城迁移意愿。那么，他们希望在哪些类型的城市定居呢？希望涌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省会级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城镇化战略的行动主体，他们迁移的目的地关系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乡城迁移的目的地来看，5237%的受访者希望能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希望迁移到中等城市（地级市）和省会级大城市的为2045%，明确表示希望迁移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仅占总体的763%，另有1955%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这与陈倩倩在浙江省慈溪市进行的研究有部分相似之处，即农民迁移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意愿都比较低。所不同的是，从CGSS 2010年全国大范围的综合数据来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更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说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三是成立的。那么，引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农民会将县城或小城镇作为迁移目的地，而不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
2.影响农民迁移目的地的因素分析
CGSS 2010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至59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1170%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五年中计划迁移到城镇定居，另有123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在城镇定居，两项合计不过占总体的24%左右。另有759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未来五年没有到城镇定居的计划。未来五年内农民计划迁移到城镇的比例如此之低，不得不令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CGSS 2010对未来五年内是否会到城镇购房的调查很好地解释了农民乡城迁移意愿较低以及希望迁移到小城市（镇）的原因，也与前面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只有1051 %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到城镇建房或购房，791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没有该计划。在明确表示五年内没有计划到城镇购房的群体中，有825%的受访者认为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仅有1507%的受访者表示是“不愿意到城镇定居”。这也与前面提到的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遥相呼应。
超过八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都愿意迁移到城镇定居，这似乎与未来五年内较低的乡城迁移意愿相矛盾，但却是当前农民迁移意愿的真实显现。一方面，当前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教育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险福利等优势对农村人口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也希望能迁移到城市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农村还存在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和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农村人口尽管有着较强的乡城迁移意愿，也只能选择希望迁移到可以企及的小城镇或县城/县级市。笔者认为，由于经济水平的制约，很多农民还不具备向城镇迁移的实力，只能将乡城迁移意愿埋藏于内心深处，其体现形式为五年内不会到城镇定居。此外，他们也能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选择合适的迁移目的地，即希望到迁移成本较低、生活压力较小的小城市（镇）居住，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3.迁移目的地与城镇化路径探讨
如前所述，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受经济水平的局限，乡城迁移意愿较低，理想的迁移目的地是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现实却是大量农村人口纷纷涌进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这与他们的乡城迁移目的地明显不符。究其原因，李富田、李戈通过对四川省31个镇、村调查表明，多数小城镇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人口聚集功能有限，更多的农民选择了流向大中城市，而非小城镇。相对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工资收入水平高、公共服务好，具备吸引外来人口的显著优势。
在这种迁移目的地和流动目的地形成巨大反差的形势下，该如何实现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呢？笔者认为，在小城镇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的情况下，应积极发展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其理由如下：一是中等城市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在政策的激励下，能更快更容易的发展起来；二是中等城市本身拥有较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三是中等城市房价相对较低，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集中在小城镇主要是受经济水平的局限，如果能将中等城市发展起来，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保持相对合理的房价，外来人口不仅能够进得来，还能留得住；四是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是世界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处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免因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导致小城镇的快速衰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 2010年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迁移的影响因素看，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有外出务工劳动力、非农工作经历、10年后所处阶层预期等因素对乡城迁移意愿有正向作用，年龄、当前所处阶层的自我评价等因素对迁移意愿有负向作用。
第二，从迁移意愿看，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较低，主要是由于经济条件仍然是制约其迁移的主导性因素。
第三，从迁移的目的地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对迁移的目的地有着明确的目标，超过半数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而不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根据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向城市（镇）的迁移实现了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社会制度的进步，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应该遵循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切合农民的迁移意愿，不仅要为他们向中小城市迁移扫除制度障碍，还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尤其是中等城市的实体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农民不仅能进得去，还能留下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完成市民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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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武玉，方志]
作者：陶树果等
基于发展战略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2：
基于名师工作室模式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创新研究
摘要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类型越来越丰富，作用更加凸显，职业地位更高，但在意识、培育与发展方面存在瓶颈。名师工作室教育模式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成效明显，实践证明可以从教育优势、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以及创新探索方面构建基于名师工作室的对策体系。
关键词 名师工作室;新型职业农民;瓶颈;教育探索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4.078
Key words Teaching studio;New professional farmers;Bottleneck;Educational exploration
当前，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进到深水区，农民正在实现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型，面临着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新六产”农业持续发力，美丽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应运而生并逐渐壮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和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识还需进一步优化和重构，培育模式还要进一步探索。鉴于此，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学习需求和特点，笔者探讨了名师工作室模式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独特作用。
1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回顾
发达国家普遍使用Peasant称呼传统农民，而使用Farmer指代职业农民;美国人类学家Wolf认为“传统农民”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其主要追求是维持自身的生计，而“职业农民”则是将农业作为产业，充分自由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经济报酬最大化[1]。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外研究围绕培育职业农民的法律制度、教育培训体系以及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取得了不少成果。
国内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和意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3]。二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內涵与特征。新型职业农民概念最早源自于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意见》。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是农业市场化乃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4]。此后，多数学者进一步总结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是传统农业工作者，可以是返乡的农民工，也可以是军队的退伍人员等[5]，因此要把握时代内涵。三是国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验及启示。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日本、韩国等国在依法保障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农民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明确农民职业教育公益性定位、构建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四大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6]。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模式和生成环境。早在1947年，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中国传统人力资源开发的“双重循环回路”，旨在解决乡村与城市人才互动问题[7]。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需要特定环境，包括确立土地流转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充分的社会尊重、良好的学习氛围、城乡一体化要素流动的环境，家庭农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首要培育载体[8-9]。五是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培训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管理系统包括组织管理、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持续管理等内容[10]。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应解决好培训什么和如何培训的问题[11]。
综上，国外关于职业农民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制度立法、职业资格准入等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国内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的分析视角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关键性问题，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多数成果停留在理论阐释、政策解读以及现象描述等浅层阶段，且囿于定性研究的范畴;二是倾向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对其组成成分的新变化、群体现状以及后续发展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涉及。
2 新型职业农民认知重构
新型职业农民是在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链条上从事各种不同岗位工作的多类型劳动力，其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发展类型也日益丰富;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推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新农村意义重大。
2.1 类型更加丰富
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顺应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内生动力更强，培育路径进一步拓宽，外部环境和政策持续优化。总体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几十种具体岗位，并且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推进还将进一步丰富，具体情况见表1。
2.2 作用更加凸显
新型职业农民是基于“三农”环境而生成的，从源头就具有天然的创新性，而这正是这一群体彰显独特作用的原动力，因而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振兴的中坚力量，建设美丽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要依靠和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其次，新型职业农民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会运用先进的生产理念、生产模式、生产技术直接造就了一大批就业岗位，带动了区域相关人群就业创业，是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先锋;再次，新型职业农民中年轻人、精英人才逐步增多，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等当代青年群体投入农业农村建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极大地转变人们对于农民这一阶层的落后看法，提升年轻人务农的积极性和幸福感，真正解放2 000多年来的农业生产力。
2.3 职业地位更高
随着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人们逐渐转变原先对农民这一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调查显示，新型职业农民的收入正在逐步赶超城镇人口水平，在以经济水平作为主要标准衡量社会阶层的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无疑是一颗新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在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社会贡献、先进性等方面重新评价和认识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农民将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阶层幸福感。
3 新型职业农民面临的瓶颈分析
当前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群体发展壮大的关键期，核心问题是如何顺利完成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这一过程面临着三大基本问题：
3.1 意识形态瓶颈
几千年以来，农民的阶层地位、社会认可度等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甚至认为农民是愚昧落后、知识匮乏、经济艰难的象征。只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尤其是新时代的今天，农民这一群体的权益和地位才真正得到了保障，并且随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兴起、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对农民的认知、观念正在逐步改观，但一些区域或部分人群尚未完全摆脱不科学的认知。选取东部较发达的县域作为调研目标，73.3%的受访家长表示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从事涉农工作，部分受访者甚至直言供孩子上学是为了摆脱“三农”;只有43.0%的家长表示要看从事农业产业哪个环节的工作而定;37.5%的受访对象表示如果收入可观，基本同意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农业生产行业;同时还采访了部分农村种植大户、农业工厂工人、蔬菜大棚技术员等已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人群，76.8%的从业者表示职业自豪感很高。这些数据进一步反映出农民的生产方式、综合收益、生活状态尚未完全摆脱艰难的困境，发展权益也不同程度的缺少保障。
3.2 培育瓶颈
虽然各地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推出了一系列利好措施，但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一当前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上仍然存在培育困难：①培育主体自身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群体的职业门槛低、整体素质不高、农村劳动力匮乏，加之观念意识落后成为巨大的培育障碍;②职业教育不完善，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最大的区别就是善于学习、懂技术、能经营，而这些离不开教育，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培育模式单一、经费不足、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1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锦上添花;③培育规划不科学或执行不力，导致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进程缓慢。
3.3 发展瓶颈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农民的收入普遍不低于城市白领、中产阶层，但目前我国的情况显然不乐观，即使新型职业农民生成以后的职业发展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职业路径发展模式的自发性职业认同感不高、从业群体还属于小众阶层、技能认证机制不健全以及人口结构不合理等。事实上，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背后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发展模式创新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新型职业农民这一人才支撑，将影响到乡村振兴、劳动力结构优化等农业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4 名师工作室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探索
名师工作室通常是指业内专家、学者、名师甚至大咖领衔，以专业知识人员为基本团队，以成就更多名师为基本目标，资源共享，能解决行业专业难题，最终实现团队战略发展的创新型非公司组织。名师工作室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智力高地，是先进生产力的孵化器。调查显示，新型职业农民最欢迎的教育方式是田间地头式的现场教学，尤其是构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方式多样的教育效果最好，而这其中最优质的实现方式即是名师工作室模式。特别是随着名师资源的普及、网络技术手段的进步、学徒制理念的运用，名师工作室正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首选路径，同时对于解决上述3个基本瓶颈有独特的作用。
4.1 教育优势
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专家专业水准高且贴近行业实际;名师工作室模式以问题为导向，不拘泥于学校课程、课时、学分以及学时的限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可以提供保姆式的咨询服务、上门服务、集中授课以及朋友式（超值）的教育服务。事实上，名师工作室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成长提供了一个咨询服务机构，能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场所和农民接受成人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4.2 教育思路
发挥名师工作室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智力输出功能，打造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中心和智力高地，进而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但要注意名师农民的不可机械复制性。一方面，构建名师工作室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命运共同體的理念。名师工作室可以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智力支持，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及其相关组织可以为名师工作室提供科研转化的平台，弥补名师在在实践方面的不足，通过不断地科研、教育、探索，促进名师工作室及其成员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结合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构成来因材施教，特别是将教育教学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集中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大力发扬网络视频教学，注重实践教育教学，最大限度地提升名师工作室的育人效能。
4.3 教育内容
首先，要发挥名师工作室强大的知识平台作用，针对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的现实，着重针对国家的农业发展战略、农业“新六产”致富理念以及农业生产的新技术开展学习，有效促使现阶段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型的实现，鼓励和吸引更多年青人群投身农业产业。其次，针对三农具体问题开展技能型教育，帮助新农民掌握一项或几项行业技能，特别是能更好地适应“互联网+”、区块链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因为新型职业农民必将是能够驾驭新技术的一代新农民。再次，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土专家，这也是名师工作室模式的最大优势与初衷。这些土专家未必具有很高的学历和教育背景，但一定是某一生产、经营领域事实上的行家里手，这就要求基于名师工作模式开展学徒制教育，在一定的时间内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农家名师。最后，还应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环境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创新创业机遇，或者说这一群体的培育本身就是创新创业的表现方式之一，因此，依托名師工作室开展创新思维教育、创业实践、案例评析、名师讲坛等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教育将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的一大亮点。
4.4 创新与探索
名师工作室培育模式在空间上决不能仅仅囿于学校之内，要将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社会培训有机结合，特别是要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鼓励和引导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年青农民投身三农，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应该以社会责任为重要战略目标导向;名师工作室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好帮手，但不应该迷信权威，导致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失去自我发展的思想和空间。在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问题上，应凸显名师工作室的社会效应、责任与功能。最后，还应积极构建并完善保障机制，例如试行农业岗位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升育人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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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新霞 隋立国 王洋
基于发展战略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3：
乡镇合并动力机制研究
摘要基于对乡镇发展的研究，构建了乡镇合并动力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乡镇合并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乡镇合并、动力机制的概念，并对相关概念进一步阐述。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分别为资源整合、产业升级、政策导向和公共服务设施普及。
关键词乡镇合并；动力机制；动力机制构建
A
Key words Township merge； Dynamic mechanism； Power mechanism construction
乡镇合并最早发生于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而作为一个普遍现象的乡镇合并则是随着90 年代末期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而出现的。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原有乡镇的职能设置及规模对经济发展都显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于是一些省份开始进行乡镇合并的局部试点。尤其是从 2000 年开始逐步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使得乡镇发展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凸显出来，为了改善乡镇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乡镇合并已经成为农村改革中的热点问题。
1概念解析
1.1乡镇合并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对农村进行规划重整也提上日程，于是各地纷纷出现各具特色的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村级管理机构改革等，在全国许多省份都出现了乡镇合并现象。
乡镇合并的实质为合并一些地理位置差、经济发展弱、产业结构低下的乡镇，将其在空间或产业方面合并到一个各方面资源都发展较好的乡镇。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乡镇互补，使乡镇的经济文化产业等多方面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2动力机制内涵
动力机制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的系统动力原理，后被移用至社会科学中进行主体行为动力分析，是对系统协调运转的构造及构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隐喻。动力机制的含义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动力机制具有整体性。动力机制是一个合力系统，它是由许多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不断进行物质流、信息流的动力因子组成的一个整体。第二，动力机制具有“权变”性。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适应环境的方式即环境变化的随机性，这是系统理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理[1]。第三，动力机制具有动态性。各动力子系统构的动力机制具有动态性，在一定条件下，较低层次、中间层次、较高层次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化。
2“乡镇合并”动力机制构建
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其分析过程必然会涉及制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动力机制研究是对促使乡镇合并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分析，而且每一方面发挥作用的机理各不相同。从乡镇合并的研究机理来看，本文主要从资源整合、产业升级、政府导向、公共服务设施普及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总结。
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确定乡镇合并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源环境的整合、产业升级与转型、政府的宏观调控、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第一，资源条件是乡镇合并的基础因素，资源条件中的区位与交通首先影响了乡镇合并的用地条件，继而影响了乡镇合并的可行性。第二，产业升级与转型是乡镇合并的动力因素，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决定了乡镇合并的内源动力。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实现乡镇合并的根本保障，政策导向和相关规定的出台为乡镇合并稳步发展提供了依据。第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普及与维护进一步促使了乡镇合并的实现。
3资源整合促使乡镇合并
3.1自然环境的影响效应
自然环境条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依赖的自然部分。因此，城市的发展和乡镇空间的整合都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自然环境为空间构成要素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背景条件，从总体上影响区域空间的结构和外在形态。自然环境条件是区域空间形成与演化的基础影响因素。
地形地貌是影响乡镇布局的首要因素。地形地貌条件直接决定了用地面积、用地完整性和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还决定了乡镇布局的安全性。平原地区用地较完整，适合农业发展，且不存在安全隐患，耕地生产力较高，因此，乡镇布局较密集，多呈聚集型或沿主要交通路线呈带状分布；山地区地形变化较大，不适宜农业生产，且存在滑坡危险，耕地生产力相对较低，因此，乡镇规模小、密度小，大多结合地形条件不规则分散分布或沿河流、主要道路分布。
3.2区位条件发展变化的促动
区位是指乡镇存在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指其所处环境可为周边带来的优势与劣势。乡镇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外部空间交往联系的便利程度[2]。区位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寻求最佳场所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来促进产业发展，即产业的“合理布局”。乡镇合并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并乡镇与被合并乡镇固有的区位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居住的密集程度、平均人口规模和主要分布形态[3]。
主要分布形态包括聚集型乡镇、松散团聚型乡镇和散居型乡镇。聚集型乡镇用地布局较为紧凑，服务设施也比较集中，不适合作为撤并乡镇；散居型则往往布局松散且规模不大，不利于基础设施的集中配建；松散团聚型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陕西不同地形乡村分布的分析结果见表1。
3.3乡镇合并的交通条件因素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势必会被现代社会开放交流的生活方式取代，交通条件逐渐成为影响乡镇布局的重要因素。在农业经济社会，交通对乡镇的布局影响较小。农业经济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费孝通将其称为“熟人社会”，当时乡镇经济发展落后，农民需求相对单一，人口流动少，且频率低，农民的主要活动范围为耕作半径范围内部，其次是与集镇的联系，但除“逢集”时间，其余时间联系较少，很多集镇的“逢集”时间每月仅几次，同时，交通工具较为落后，以马车和步行为主，因此，对交通的依赖性不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交通的便利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交通条件特别是与城镇联系的主要交通线路布局便成为影响乡镇布局的重要条件。在调研中发现，乡镇位置的选择与交通条件的优劣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4产业升级促使乡镇合并
4.1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翻了好几倍的同时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农村居民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也得到了大力改善[4]。然而在经济总体增长的同时，区域、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日益拉大，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显著[5]。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6]。
在现实中，小规模的乡镇财力过弱，组织服务能力都很有限。据调查，随着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农民的分化，农民的主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现象，而目前的村委会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却很小。所以出于扩大乡镇经济实力的动因，乡镇合并的制度变迁便顺应了新形势下的发展农村经济的需求。
4.2产业升级与乡镇合并
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发展以及农副产品商品供应量的提高是乡镇发展的基本动力。农业的发展既增加了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率，也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增加。为解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进行产业空间调整。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区的地价逐渐升高，空间发展也受到限制，产业空间被迫向城市以外迁移。位于城市边缘的乡镇空间得以利用，部分区位、交通条件好的乡镇会被选为产业转移的最佳场所。
在当前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新农村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探索新的农业发展道路，形成新的农业产业空间迫在敏捷。开发建设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示范基地；还有各种主题的工业园区。产业组织向模块化、集群化发展。乡镇产业组织方式也由原来的传统方式向集群化产业组织方式转变。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已经成为企业之间竞争的必要手段，这种手段主要通过集中发展的模式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产业在空间上形成的一种组织模式。
5政府的宏观调控促使乡镇合并
5.1政府调控与政策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发展的主要任务，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7]。乡镇合并是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农村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内在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则是乡镇合并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外推力，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规划，进行制度的创新或者推行某些重大发展战略，都可以对乡镇合并提供引导，加速乡镇合并的过程。
政府的规划调控是干预城市建设的主要方法，城市规划的目的就是有效的引导空间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使区域结构优化。因此城市规划须制定相应的法规、对策以抵消乡镇合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从而引导乡镇空间向有序、优化方向发展。乡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更多农民进城务工，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相互流通，户籍制度改革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8]。
5.2乡镇合并的行政管理成本因素
乡镇各级政府管理机构庞杂，虚设了很多并不十分需要的行政管理岗位，为缩减政府开支，进行乡镇合并可减少政府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而减少运行成本。政府部门运行成本主要由基础成本、公务成本、运行成本与装备成本等构成。为解决农村在政府开支管理与运营的成本，合并一些面积较小、资源较少、发展潜力较差、经济实力不强的乡镇是有必要的。通过对乡镇数量的调整达到人员与资源的合理配比，既减轻了乡镇居民的纳税压力，也提高了政府人员的管理效率。建立起高效、协调的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能节约财政开支，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减轻财政压力和农民负担。
6基础设施优化促使乡镇合并
6.1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不仅和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关，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人口规模的支持[9]。当前，中国乡镇分布的比较分散，并且单个乡镇的人口规模较小，如果国家关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被平均分配到各个乡，基本上各个乡得到的建设资金所剩无几，这些资金不足以支持成本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乡镇合并后，乡由原来分散分布变为集中分布，集中的人口规模随之增加，诸如对人口规模有严格要求的供水、排水、供电、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更容易得到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会大幅度提高。以幼儿园建设为例，乡镇合并前，在任何一个乡建设幼儿园，其辐射范围都不大，辐射范围内的适龄儿童数量都很有限，其人数不足以支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而乡镇合并后，一家幼儿园的辐射范围不变，但人口密度增加了很多，适龄儿童的数量足够支持一家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可见，乡镇合并可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6.2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
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即人口愿意前往此中心地使用设施的最远距离，决定乡镇的等级数和各等级中心地个数。按照中心地理论，中心商品的服务范围由分散的人口距离提供中心商品的中心地的经济距离决定，即时间成本距离[10]。经济距离与客、货运费，交通联系的速度和频率和中心商品的类型有关。当人口居住地超过中心商品的服务范围，则会选择另一中心地代替或无法得到中心商品。事实上，对于刚性需求的设施，如医疗卫生设施，当人口居住地超出该设施的服务范围时，居民会选择在其他中心地使用该设施，或为了使用该设施不得不承担较大的经济距离。而对于不是刚性需求的设施，如文体设施，当人口居住地超过该设施的服务范围时，居民会选择在其他中心地使用该设施或放弃使用该设施。为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目标，当人口居住地超出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时，需增加设置可以提供所需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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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亮 孙明 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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