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经济分析论文

摘要：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企业生产技术落后、高素质人才缺乏、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限制、企业并购困难、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对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较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跨国公司经济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跨国公司经济分析论文 篇1：

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政治经济分析

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控制着全世界70% 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上快速稳定发展，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资金要素流动，同时还与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比一般企业单纯的经济行为更为复杂，影响也更为深远。所以利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十分重要。在全球众多跨国公司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因为其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独占鳌头。因此，本文试图以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为对象，分析其行为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一、国家主义理论与对外投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解释力下降，于是继承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在这里，我们将以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在吉尔平的研究中，他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国内和国际政策）与对外投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对其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散

吉尔平认为当代国际体系存在等级结构的划分，即存在核心与边缘区的划分，核心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1]，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核心国家。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这也是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原因。

2、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

吉尔平探讨了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对一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这种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尤其明显。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都处于上升及统治时期，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较为自由；而在英国的19世纪最后10年和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突出体现在它们的经济战略中，如二战后美国采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并对付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者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说的，“当围绕着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经济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出现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就会重新引导经济力量进入一个新的渠道。因而，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和经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2]

3、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

当核心区经济衰退、边缘区经济起飞时，新旧核心区之间将在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方面发生冲突，只有当一个国家崛起完全成为新的核心国家时，国际冲突才会停止，这也就是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

吉尔平指出，正是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3]。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4]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

美国的跨国公司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与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积极地奉行海外生产战略分不开。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配置倾斜更是清晰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其的影响，充分说明了“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5]

1、美国跨国公司对亚非拉原材料丰富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初）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经济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美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额的一半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军火买卖大发战争横财，迅速积累大笔财富。一战结束后，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空前扩大了其对外投资规模。这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呈现出这样两个特点：①拉丁美洲比重大，达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②相对于贸易业占总投资额的4.9%，石油业的比重较大，达到14.8%（以1929年为例）[6]。究其原因，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美国对国内石油短缺和英国垄断世界石油的担心，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原油开采投资的鼓励。于是才出现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该地广泛投资石油的现象。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料供应再次陷入短缺状态。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又对中东石油投资采取了保护措施，美国公司通过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投资占有其中1/4的股份，从而拥有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卡塔尔、阿曼等地开发石油的權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投资的支持与鼓励，在该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中东等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充裕地区的投资在其对外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

2、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世纪50年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进入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因生产过剩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解决国内就业。在西欧，经济状况因为战争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衰退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工人运动在法、意、英等国蓬勃发展。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威信也得到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为此，除了官方的援助外，美国政府在信贷、税收、科研、投资保险方面予以跨国公司巨大优惠，大力支持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其中，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扩大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同时， 美国政府还在1948年开始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中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计投资额节节攀升，从最初接受的投资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到1950年的与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额基本持平，再到之后的远远超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额，这些发达国家在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洲和日本依靠搭美国便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日本，在许多商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大大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挑战了“美国治下的和平”。1981年美国开始出现贸易赤字，美日开始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摩擦。于是，为了维持本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日本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将其全球经济利益和国际政策的重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各种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直接同日本进行经济竞争和对抗。在投资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加紧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凭借技术优势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二是增加对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和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建立生产基地，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日本争夺市场份额，开拓东道国市场。据统计，1979—1984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65%，而对全球投资增长率仅为39%；投资份额则由10.84%上升至14.22%；1981年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利润率更是达到22%，大大超过了西欧的12% [7]。

三、实例：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遏共”行为

前文中提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加大对西欧的直接投资，以帮助西欧经济复兴，共同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其实，美国跨国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在投资区域和数量上有所体现外，更直接的是积极配合和参与政府海外的“遏共”活动。在西欧，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利用私人投资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客观上稳定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甚至还和美国政府一起直接介入了西欧国家的选举。二战后，意大利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意大利局势的恶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强大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忧虑。因此，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反共，阻止意大利共产党主导政府，将意大利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意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NSC1和NSC67号文件系列，并以此为指导，大力发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及宣传攻势，以使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大选。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政府一起“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客和政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8]。在美国的支持下，意大利的大选结果发生了逆转，意大利共产党落败。同时，美国跨国公司还服从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需要，执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和投资，甚至参与中央情报局搞垮苏联的情报活动：里根政府时期，与苏联有经济往来的美国跨国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苏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报。例如，美国大通曼哈顿公司负责向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贷款的一位副总裁罗杰·鲁滨逊，将苏联用天然气换取西欧精密设备以建设管道的计划及时通报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致使美国政府向西欧施压阻止该计划进行[9]。透过以上实例，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投资的区域选择上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更利用其投资行为参与了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遏共”活动。

四、结论

通过分析美国国家政策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变化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的“遏共”活动，充分验证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政治化”特征明显，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从最初美国政府对原材料重视、颁布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在石油丰富地区的投资，到为推行其复兴西欧、遏制苏联的战略而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再到霸权衰落时为了与日本竞争通过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三个阶段不同投资地域倾向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英国對石油的争夺及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霸权竞争中，跨国公司更是明显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更是为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吉尔平关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结论显而易见：虽然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非是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但国家政策在鼓励和保护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即使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政府也将努力寻求将这些公司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p59.转引自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Ibid.，p60.

[3]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113. 转引自 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4]Ibid.， p161.

[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0页。

[6]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纽约出版公司1976年版；参见 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7]资料来源 孙海顺：《八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战略》，外国经济与管理，1987年11期。

[8]Rep. Michael J. Harrington，The US in Italian Democracy，The Nation， July3， 1976， p16. 转引自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9]参见 [美] 彼得·施魏策尔著：《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到53页。

作者简介

张彬倩（1990.09--）；性别：女，籍贯：福建省龙岩人，学历：硕士，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有职称：无；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作者：张彬倩

跨国公司经济分析论文 篇2：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摘要：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企业生产技术落后、高素质人才缺乏、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限制、企业并购困难、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对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较小。

关键词：美国：直接投资；制约因素

美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达2018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的20.74％。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为大型 跨国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资金、技术、

品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其投资企业在技术外

溢、促进东道国经济转型、带动东道国企业融入全球

产业链等方面较一般外商来说往往能够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对象。本文主要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供我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参考。

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统计，2005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68.77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0.82％；占美国在亚太地区直接投资存量的4.48％，落后于美国在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投资(图1)。从美国年度对华投资规模来看，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36.7亿美元，但也仅占当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65％、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额的12.41％。由此可见，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仍然较少。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在华投资企业的股权控制

股权参与策略，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核心。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采取拥有多数股权的策略，因为这样有利于企业保证绝对的自主权和经营决策权，根据全球战略的需要调整海外公司的经营活动，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对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技术实施严格的保密和垄断，减少由于扩散而带来的损失；有利于免除共同投资者由于企业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而引起的摩擦和冲突。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底美商在华投资企业总资产为527.19亿美元，其中拥有多数股权企业资产为449.97亿美元，占85.35％：在华投资企业总销售收入为568.31亿美元，其中拥有多数股权企业销售收入为488.23亿美元，占85.91％：在华投资企业总雇员38.73万人，其中拥有多数股权企业雇员34.36万人，占88.72％。

(三)美国跨国公司对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

美国跨国公司对某国技术转移可以近似地用跨国公司从该国收取的版税和特许费(Royalties and License)来衡量。1996-2005年10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收取的版税和特许费为58.55亿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外收取版税和特许费的1.37％，反映美国对华技术转移的力度还很小。1996-2005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从在华附属机构收取的版税和特许费为41.06亿元，占在华收取版税和特许费的69.76％。200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收取的版税和特许费达到创纪录的11.18亿美元，其中从附属机构收取的版税和特许费为8.01亿美元，比例达到71.65％。除通过转让技术收取相关费用外，在一些中美合资企业中美方的技术已被折算成股权。由此可见，在华直接投资已成为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偏小实际上也限制了美国对华技术转移。

(四)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调查局收集的数据计算，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早期是亏本的，时间处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主要因为当时投资的软、硬环境均较差。此后，美国在华投资总体是盈利的，但某些年度在华投资回报率回落较大，可能因为当年有较多的新项目开建，这些新项目尚没有产出，由于当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不大，这些新建项目对在华总投资回报率的影响被放大了。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投资过分集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美商对外(包括亚太地区)直接投资收益率呈现回落的迹象，但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状况不断得到改善，近年来明显高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平均收益水平，2003-2005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更是达到了20％左右。

(五)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贡献

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呈增长趋势，但由于起点低，目前贡献仍然较小。以拥有多数股权企业的生产总值近似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GDP的贡献，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数据推算，2003年美国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贡献率为0.53％，对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经济体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3.4％、5.26％、4.70％、1.42％、1.05％、0.92％。1999－2003年期间，美商在华拥有多数股权企业生产总值为317.96亿美元，占同期我国GDP总额0.48％。

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美国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开展直接投资较早的国家之一，1980年4月沈伊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项目拉开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序幕，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改善，近年来投资收益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对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较小。

(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偏低，制约了美国跨国公司市场寻求型投资

中、美两国距离遥远，决定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周边国家地区相比更多地面向我国国内市场。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为1352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因而消费谨慎。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财富分布高度集中，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财富报告》发布数据，我国0.4％的家庭(大约150万户)占有了70％的财富。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大大低于美国，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必须根据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偏好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结构。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垄断优势(如技术)难以发挥出来，影响投资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垄断利润。

(二)我国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研发能力偏低，对美国跨国公司投资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制造业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与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由于与我国相距较远，出于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投入的中间产品更多地取自中国内地，其产出的中间产品也更多地在中国内地销售，CIERl996年所作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10年，关键技术的差距更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成果。我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普遍较少，大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多数仅占销售收入1％左右；同时，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少；此外，在研发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国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中、美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具有制约作用。在美国国内已经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其中不少在我国仍然属于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仍难以与之形成产业配套，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售中间产品成本又太高。

(三)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人才缺乏，仍不能满足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需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成本相对较低，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更高，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往往更高，相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目前我国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软公司为例，2003年底在中国成立亚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出核心产品。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2003年7月份应该招聘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最终从1万余名应聘者中只招聘到50多人。另一方面则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根据美中商会的抽样调查，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资中国的主要障碍，在投资沿海的美商中，有1/3以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沿海地区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区，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国长期忽视职业教育的结果，目前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2005年9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但目前不少人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将职业教育看成是低层次的教育，十分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四)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制约了美国跨国公司在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数据，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行业依次为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0.25％、21.91％和19.11％。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直接中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7.55％、52.38％和0.08％。控股公司比重显著偏低，反映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还不大，一些跨国公司尚未在华设立控股公司统一协调附属机构的行动。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高度聚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吸纳生产型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价格(租金)优惠等方面。美商在华直接投资在金融保险业分布极少，主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予以限制，目前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仍不得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控制在49％以内，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对我国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直接投资为0.09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0.56％。

(五)企业并购难度大，制约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直接投资

相对于新建投资来说，跨境并购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其重要性超过新建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统计，1987-2002年期间，美国跨境并购收购额达991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潜在对象主要是我国各个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并购难度比一般的私营企业难度更大。一方面，因为这些企业的并购把握不好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威胁到国家相关产业的安全，因而审批条件更加严格、审批的过程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往往会因触犯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实际上对企业享有的控制权收益而受到阻扰；并购发生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操纵的现象普遍存在，外商难以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1994-2003年期间，外商在我国并购额18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2004年外商并购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7.68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表明外资在我国实施并购的难度仍然较大。

(六)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制约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相关高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

长期以来，美国根据《出口管理法》对中国的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美国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30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以此决定对华出口”，美国防部战略管理司司长约翰·康法拉在上世纪80年代末加紧对中国高技术出口限制时说的这番话，一直被美国视作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的原则。我国科技部发布数据进行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进口产品中美国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年仅占8.1％，落后于东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欧盟。跨国公司是美国技术出口的主体，其技术出口与对外投资相互关联：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把先进的技术、新工艺转移给海外子公司；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直接以技术作为投资，实现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控制。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必然制约美国跨国公司在相关高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

作者：柳德荣

跨国公司经济分析论文 篇3：

向４５０毫米（１８英寸）硅晶圆进军

经过7年合作开发，第一条300毫米（12英寸）生产线终于在2001年投产。随后的几年间，陆续又有数条300毫米生产线投入生产。至今300毫米生产线已经经历了三个技术节点，即130 纳米，90纳米和65纳米的考验。在技术上随着其它后续生产线的投产，以及不断的改进，完善，业已日渐成熟。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与200毫米硅晶圆生产线相比已经显示出优势，可以降低百分之三十。

当初为开发300毫米生产线所拟订的目标共有5项，现简单扼要列举如下：（1）与300毫米硅晶圆相比每片晶圆所产出的芯片增加为原来的2.25倍；（2）与300毫米硅晶圆相比芯片成本降低大约30%；（3）在全线范围内，全部直接材料，间接材料，以及在制品实现100%的自动化传送，即建立自动化的在线材料传送系统（AMHS）；（4）对每批产品中（或传送盒内）的每一块晶圆可以分别采用不同加工工艺参数进行加工处理，并对其中的每一片进行追踪，实现信息获取与记录；（5）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生产设施费用以及其它动力消耗，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截止到目前为止，除了第3和第4仍在完善之中，其它各项都已基本上实现。但是各项改进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

1.向450毫米（18英寸）晶圆过渡的研究开发工作业已正式列入ITRS规划

从历史数据分析，晶圆尺寸的转换周期大约为11年左右。第一条200毫米（8英寸）生产线投入生产的时间是1990年，第一条300（12英寸）毫米晶圆生产线投入规模生产的时间为2001年，转换周期大约为11年。但是直到2003年年底，在ITRS路线图的2003年版本定稿时，虽然作为原始材料的450毫米硅晶圆的预先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结果，但是在半导体制造商方面对于是否需要动手开发450毫米生产线，仍然犹疑不决。

主要原因是鉴于半导体产业正处于一个变动时期，从器件角度分析即将进入后CMOS时代，主要依靠按比例缩小来提高器件性能困难重重，而不少新型器件的研究开发又已开始出现可喜的苗头，预示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器件性能；其次，在生产方面，推动生产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不仅是依靠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的厂商，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器件在产业中的比重正在增长。因此，对于下一步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还拿不定主意向哪个方向投放资源。一致的意见是再看一看，如何才能保证器件生产中，单位功能线路的成本可以有把握地保持大约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年平均降低率。

到了2005年，一些主要的半导体制造商从统计数字中发现，器件中单位功能线路的成本，在2000~2005年间的年均降低率仅为~26 %（2000~2013年的预测值也是~26%）；而1993~2000年的年均降低率则为~29%。为此，制造商承受着沉重的降低成本的压力。于是在拟订2005年版本的ITRS路线图时，认为增大晶圆直径，仍然是一条比较可靠的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措施。遂正式将450毫米生产线的研究开发工作列入规划中。计划在2012年准备就绪，投入生产。当时制订的时间进度，大体上如下表1所示。

表1 450毫米生产线开发进度表

微电子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技术先进，产量规模巨大，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它的生产工序复杂，前后工序关联紧凑，所需原材料品种众多要求严格，对生产环境的清洁程度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并且在生产中人是最大的污染源，人的操作差异或失误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不合格产品的损失，因此不但要求有非常高的洁净生产环境，也要求具有高度的自动化生产水平。

生产线或者生产厂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以适当的规模，按照所需要的进度，以接近100%的合格率，生产出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产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达到一定的成本指标，并保持成本的不断降低。目前工厂的日常具体工作，除了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销售，以及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以外，可以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即工厂的运营与调度指挥；专用设备，仪器和工具的保障及维护；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和在制品在各个工序之间，甚至车间之间的自动化传送系统（AMHS）的建设与保障；厂内信息与控制系统的建设与保障；和工厂设施的保障（包括动力系统，超净环境系统，各种生产用气体与液体材料的供给系统等）。

虽然专用设备及仪器仪表对于工厂的建设十分重要，但是开发工厂的专用设备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和其它的设备，以及其它各方面的生产保障条件互相密切协调地进行，否则将遗患无穷。它们之间的协调工作，需要在开发的起始阶段就开始，并贯彻到底。因此，为增大晶圆尺寸开发生产线的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开始时就需要注意确定共同的目标，尽快逐步形成共同的认识，然后在开发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调整各个方面的意见，要求，照顾好各方面的利益。

2.主要目标与困难

2005年确定的开发450毫米晶圆生产线的目标是：1）在2012年完成全线的整合调试，试运行与可靠性评估；2）与300毫米生产线相比芯片成本降低30%；3）硅晶圆在线加工周期缩短50%。

初步估计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两方面：

1）开发费用极其巨大。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一条硅晶圆生产线需要资金大约为5000万美元，到了2005年生产线的建设费用上升到了30亿美元。开发新生产线的资金，费用比生产线的建设费用毫无疑问要高出许多。可以预料，开发450毫米晶圆生产线和开发300毫米晶圆生产线一样，开发费用将是所遇到的最大难题。

对于开发建设450毫米晶圆生产线所需要的费用，在2005年8月有人估计大约需要1000亿美元，但是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偏大了一些，一般估计大约需要数百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费用不是任何一家IDM公司，或者代工企业所能承担得了的。因此必须合作进行，共同承担。由于需要专用设备，和仪器等支撑产业界的企业参与，为了满足它们对于投资回报率的要求，集成电路制造企业更需要多承担一些义务，以豁免部分支撑企业的费用；即使能够进行企业间的广泛合作，甚至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合作，一般认为仍然需要争取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

2）此外450毫米晶圆线还面临更多的技术上的困难。

在原始材料供应方面，除了需要继续供应抛光片，外延片，退火片以外，为了满足MPU/逻辑电路，以及射频电路提高器件性能的需要，还需要大量供应SOI，SiGe晶圆片。一方面晶圆直径增加，需要增加厚度，而从先进封装技术方面考虑又往往需要减薄芯片厚度。这就需要提高硅材料的机械强度。总的来说，确定原始材料的技术规格要求，还远远没有完结。在原始材料产业方面，可以说已经先走了一步，这一点与我国有些类似。他们不但首先进行过400毫米硅晶圆的试验开发，随后又进行过450毫米硅晶圆的试验。还打算进行675毫米（即27英寸）硅晶圆的试验开发。但是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技术规范。而在这方面，制造厂由于缺乏试验根据，还不能全面提出。

其次，在开发450毫米生产线的7年左右的期间内，以及在生产线投产后的生存期内，在器件的生产技术方面，将会经历许许多多技术进步。新的器件结构，新的设计方法，新型材料和新的加工工艺，将会层出不穷。有许多进步是改进型的，也有许多进步将可能是革命性的，即与传统的技术彻底改变。新的生产线如何才能适应这样的进步与变革将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毫无疑问，这也将给生产线开发的组织管理工作（包括技术方案的保密，思想的统一）带来许多困难。

3.开发战略与工作路线

与ITRS机构关系密切的国际半导体制造技术促进会ISMI（International SEMATECH Manufacturong Initiative）是由国际著名半导体厂商如英特尔，TSMC，东芝等等组成的国际性技术合作组织。为了促进晶圆尺寸的增大，促进450毫米晶圆生产线的开发工作，ISMI积极响应ITRS的号召，于2005年年底前，在其原有的四个工作组（即工厂生产效率，设备生产效率，生产环境，和生产安全防护等四个工作组）的基础上新成立了ISMI 450mm工作组。组成人员中包括原始材料，工厂组织，工厂活动仿真模拟，以及工厂经济活动模型等方面，来自各成员公司的专家。并且立即积极地开展工作。

经过工作组研究分析对于450毫米生产线的开发战略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应该立足于300毫米生产线的最新成果，以300毫米生产线最佳改进型（300mm Prime设计，对于300mm Prime尚没有合适的译名，可能翻译为300mm精华线，或王牌300毫米生产线等）为蓝本，开发450毫米生产线。在对现有300毫米生产线进行最佳优化时，需要注意要求其能够在使用的工厂环境内，放大扩展到450毫米。采用这样的分阶段，逐步改进的开发战略，可以分别考验各种方案，统一各方面的意见，避免出现严重的挫折与失误，明显地减少开发工作的风险。

ISMI工作组充分研究了从200毫米晶圆向300毫米晶圆过度成功经验与失误的教训，积极探索了有关向下一代晶圆过渡的各种可能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对下一代工厂的设想（Vision），工厂活动的仿真模拟，工厂经济活动的经济分析模型，以及原始材料的规格要求的确定等。同时对新型300毫米生产线（即所谓的300mm Prime）和450毫米生产线一起进行创造性的思考，统一设想，将有助于下一代的300毫米生产线向450毫米生产线过渡。这将可能减少研究与开发费用，降低开发的风险，加速对新生产线的掌握。

图1 开发工作的顺序

从开发工作的总体安排上，也贯彻了这样的方针，即先制定开发战略；再形成对生产线的设想方案和开发的时间进度；然后再制订各项开发工作的指导方针（ Guidelines）；然后再制订各个有关的技术标准（Standards）。接着再进行样机的制造与测试，调整，修改。其工作顺序大体上如图1所示。

4.强调对开发成果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预测与评估

除了对各项设备进行评估，随着开发工作的进展对于生产线的经济效益也需要进行认真地评估，并反复进行仿真模拟。ISMI机构原来就开发了ISMI的半导体产业经济模型IEM（ISMI Industry Economic Model）。它是一种全面分析半导体产业经济效益的工具，它综合考虑了在一定产业水平下半导体工艺技术，采用的晶圆直径尺寸，工厂的结构，专用设备的组成，以及工厂的经营管理水平。它可以根据各项工艺技术创新，开发的投入，采用的比例，采用的时间快慢，全面追踪分析整个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它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提供给制造厂和供应厂商进行对话，共同分析各种创新技术对产业的影响。此模型中所依据的逻辑、所采用的算法，以及设定的参数，经过试用评估，证明是相当可靠的。不但可以审查过去驱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的影响，预测各种创新技术对提高现在和将来产业生产力的影响。还可以用来推断经济发展起伏，和经济发展周期对产业的冲击。图2是ISMI的半导体产业模型的示意图。

图2 ISMI半导体产业经济分析模型示意图

由ISMI和SEMI组成的关于提高生产力的联合工作小组，在工作组内半导体制造专家和专用设备，仪器等供应商共同研究分析，为了保持历史上形成的半导体生产效率提升速度，需要在那些方面，在何时投入开发研究资源。在此小组的基础上，随后又成立了联合经济分析小组JEAT（Joint Economic Analysis team）负责找出2000年以来生产力提升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并建立一种可靠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对建议采取的促进生产力提升方案进行评估。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以信赖程度，需要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专家来应用此模型。虽然此模型已经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的验证，并进行了校准；但是对于未来预测定量的分析，如何度量仍然需要器件制造商，和供应商共同合作，通过共享数据来不断改进，以适应新的发展状况。ISMI已经在ISMI半导体产业经济分析模型（IEM）中，为450毫米晶圆生产线的开发输入一些设定的参数，以及预想的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希望制造商和供应商继续合作，根据开发进展情况利用此模型经常进行分析，并不断完善此一分析工作，争取能对450毫米晶圆生产线的开发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除了对整个产业进行经济分析以外，ISMI决定由其下属的工厂生产效率工作组负责对300mm Prime生产线的运行活动反复进行工厂规模的仿真模拟。目前正进行晶圆加工中每批数量，晶圆传送节奏变化对工厂活动的影响。还准备对工厂的生产规模，多品种生产等因素对专用设备的生产性能产生的影响与要求，进行仿真和模拟。

5.认识统一与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

考虑到生产线的开发工作牵涉面十分广泛，投资非常巨大，因此必须采取合作开发，集思广益的群众工作路线。首先全世界半导体厂家十分众多，工作模式也不相同，合作时意见可能比较分歧；专用设备，测试检验仪器的供应厂商也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意见也是各有千秋，还需要和使用方取得共识。可以想象这项工作的艰巨。

为此，在ITRS机构内确定了以ISMI为基础，首先在制造商方面共同反复分析，商讨开发中的困难，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对450毫米生产线研究开发工作的要求等。在此阶段也往往和专用设备，仪器等供应商进行联合讨论，逐步形成指导方针，标准，然后进行各项具体开发。另外据了解，在SEMI机构方面也建立了设备供应集团ESG（Euipment Suppliers Group）的组织，在设备供应商方面也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以便形成供应方的集中意见。

在ISMI和ESG之间，除了分别的接触以外，将根据进展情况组织若干次制造技术论坛MTF（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rum）集中商讨一些重要问题，以便能在双方取得共识，促进行业标准的制订。

参考资料

[1]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2005 Edition.

[2]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2006 Update.

[3] Developing a consensus-based plan for the next wafer size transition, Jan. 2007, Solid-state Technology.

[4] M. LaPedus, “Soaring Tool Costs to Delay 450 mm Fabs,” EEtimes, August 19, 2005.

[5]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国家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力促进中心翻译：《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2003年新编版。

[6]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国家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力促进中心翻译：《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2004年更新版。

作者：王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