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论文

2022-04-21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是对法治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高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论文篇1：

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军、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进行理性定位，从军事法治教育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构建其内容体系，是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军事法治文化;军事法律制度;法治思维

收稿日期：2020-08-05

作者简介：杨明伟（1966—），男，河南邓州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工作系教授，军事学博士，大校，研究方向为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军队宣传工作。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1]“全面从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2]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军事法治文化是法治军队的灵魂和基石。实现治军方式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转变，[3]需要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培育法治文化，让法治理念深入官兵内心，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军方略深耕思想沃土。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理性定位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内涵解析

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涉及文化、法治、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先进军事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六个概念。关于文化和法治的概念，学界探讨的比较多，这里不再赘述。而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者在某一方面的具体展开。因此，这里只对法治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作简要概述。

法治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法治”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说，文化是法治之源，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相应的法治状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4]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认为，“所谓‘法治’，其实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而且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5]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法治文化理解为人类在法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凝结与体现法治要求的语言、文字、图像、符号、器具等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思想、意识、感情、信仰等精神方面的内容，还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等制度方面的内容以及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行为方式等行为方面的内容。有学者从文化学角度分析法治文化，把其分为显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和隐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并对其内涵外延进行界定，认为任何一种法治文化不论从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应当是显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和隐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的协调统一。因此，所谓法治文化，是人类在法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法治观念、法律规范、组织机构、行为模式、制度、设施等。从法治文化的概念可以引申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概念，即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军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相适应，以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念为核心，以提升官兵法治素养、建设法治军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体官兵在军队法治实践中所持有并遵循的法治意识与行为方式。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是先进军事文化的一种形式，具备先进军事文化的所有特质，是一支军队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代表着一支军队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刚性约束与柔性规范的统一。法律是刚，文化是水，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是刚柔结合。可通过制定严明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等法律法规对官兵的言行举止作出规定，也可通过长期持之以恒的积累和辛勤耕耘，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具有“滴水穿石”的作用。二是鲜明政治性与军事战斗性的统一。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政治上的优势一直是军队的独特优势。这充分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军队的特殊历史使命、军人的特殊社会身份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军事性和战斗性，突出强军打赢的鲜明指向，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用作风优良来保证听党指挥这个灵魂和能打胜仗的这个核心。三是内容警示性与形式感召性的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官兵日常生活中的法治内容上升为官兵的法治意识和行为规范，将部队条令条例等规章制度的强制性变为官兵日常生活行为的警示性，使广大官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通过开展警示性法制教育、群众纪律教育，组织送法下基层、法律咨询服务和知识竞赛等灵活多样的活动，强化官兵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实现由认知到认同，由相信到信仰。四是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传承了中华武德文化的精髓，已经内化为广大官兵的法治文化心理和品格，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基本功能

一是教育熏陶功能。通过多种途径的教育，能够形成以军事法治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氛围和行为取向，以军事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最终形成官兵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二是价值引导功能。军事法治文化是以军事法治观念为指导的先进军事文化，是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公平等法治价值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培育军事法治文化，为全体官兵提供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凝聚并塑造其应有的品格，从精神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行为习惯等方面，對官兵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引领，使其形成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要求的法律素质，树立军事法治理念，加深对以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念为基础的军事法治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三是行为规范功能。通过深入培育军事法治文化，可以使官兵加深理解显型结构层面上的军事法治文化，如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文化一旦在官兵的内心形成，其在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中自然会受到军事法治文化的影响，能够确立起对法律威严的信奉，树立强烈的规则意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健全军事执法监督机制，推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落到实处。四是实践推动功能。通过推进军事法治文化建设，官兵可在实践中逐渐树立起对军事法治的信仰，实现军事法治文化、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官兵尊法信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良好环境。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紧扣军队政治工作时代主题，结合军队法治实践，积极“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6]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体现着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力量和价值导向，决定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别表征和更高要求，也是检验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尺。因此，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全军形成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根本要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努力营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精神、情感和意识氛围，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是增强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的迫切需要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育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律制度是否完备，法律规范能否得到实施，也取决于人们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中國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等刚性法律规范，也需要广大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更需要培育与法治军队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因为军事法规与任何制度性的东西一样，只有经过与之相适应的、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解读，才能为广大官兵所理解、所认同，掌握军事法规的精神实质，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军事法规的基本要求，内化为官兵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人人信仰法治，进而外化为官兵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人人践行法治。

（三）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是培养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7]做到信念坚定、听党指挥，素质过硬、能打胜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情趣高尚、品行端正。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内在统一，深刻回答了强军兴军进程中官兵应当具备的政治信仰、专业能力、精神特质和道德情操。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必须着眼强军目标对铸魂育人的新要求，把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依靠军事法治文化哺育滋养。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贯到实处、落到末端，直通基层、直达官兵，通过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提升官兵的综合素质，实现官兵全面发展，提高部队战斗力。平时，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8]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时，用军事法规规范官兵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强化战场纪律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树立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确保部队战之必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

（一）以弘扬法治精神为灵魂的军事法治教育文化

军事法治教育文化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军事法治教育文化结构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三个层次有机组合而成。法律心理是官兵对接触到的法和法律现象最直接的心理反映，具有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表现为心理感受、情绪体验、主观直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官兵的行为。法律观念是官兵在反映法现象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用来认识、判断和体验法律现象的一种心理结构，表现为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平等观念、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等。法律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沉淀下来的心理定势，对官兵的行为产生稳定、深沉而又持久的制约作用。法律思想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法律意识，包括法律的系统思想观点、知识体系和理论学说，官兵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抽象反映、概括和总结，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处于精神层面法治文化的最高层次。

（二）以保障备战打仗为核心的军事法治制度文化

军事法治制度文化包括军事法律规范、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体系等，是军事法治文化的骨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起着约束、激励作用，能够使军事法治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有序运行。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核心是能打胜仗，必须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用战斗力这个“指挥棒”牵引带动军事法治制度文化建设，提高军事法治文化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其中，最根本的是培养有本事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有本事，是军人军事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具体反映，是能否肩负起能打仗、打胜仗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对实现强军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应健全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用配套完善的制度把靠得住、过得硬、信得过，能够勇挑重担的干部选好用好，多选打仗需要的人、关键时刻能冲上去的人、富有血性和敢于负责担当的人，培养并用好谋打赢、钻打赢的模范及带头参加军事训练的官兵，努力发现一批在训练场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争做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尖兵”。

（三）以锤炼优良作风为保证的军事法治行为文化

军事法治行为文化包括官兵学法尊法信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行为方式以及军事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行为方式，是军事法治文化中的动态组成部分，是连接物质层面法治文化和精神层面法治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一是坚持带头守法。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带头守法，带头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以自己榜样示范的力量影响和带动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法律。二是坚持依法办事。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把依法办事作为基本工作模式和领导方式，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组织日常执勤、战备训练、管理教育和综合保障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治军方式的“三个根本性转变”。[9]三是坚持有错必纠。要充分尊重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引导官兵自觉把自己摆在组织视野之内、法规约束之中和群众监督之下，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清洗，时刻用法律法规约束和警示自己的言行举止。

（四）以营造浓厚氛围为依托的军事法治环境文化

军事法治环境文化包括凝结与体现军事法治要求的组织机构、相关设施以及语言、文字、图像、符号、器具、媒体、作品等，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物化载体层面。作为军事法治环境文化物质条件构成、能够被官兵感觉到的客观存在的实体文化，构成了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有形环境，发挥着净化心灵、塑造灵魂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军事法治环境文化建设主要包括营院法治文化环境设施和法律服务装备等。营院法治文化环境设施是指在营院内布置一些如法制宣传教育橱窗、英雄塑像、文化广场、文化墙以及灯箱等景观性建筑，景观的设计蕴涵着一种精神和文化，高品位的营院法治文化环境能够为官兵营造一种具有神圣感和责任感的文化体验和生活氛围，让官兵在“无声的课堂”里净化心灵、升华情感、完善人格，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熏陶、认知、激励和行为培育功能。法律服务装备主要是列入部队编制序列、有规定的编配用途和技术性能的物质技术器材的统称，是实施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等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军政工网的开通，各部队加强了局域网的建设，网络连接到班排，形成独特的军事法治教育网络文化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军事法治环境文化建设的内容。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深入开展军事法治宣传教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10]开展军事法治宣传教育，必须发挥军事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完善军事法治文化传播体系，增强宣传效果。在宣传观念上，注重遵循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规律。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法维护广大官兵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内部关系、维护部队安全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在宣传内容上，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军事法治宣传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播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官兵树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文化。要把培育军事法治精神放在重要的位置，致力于培养官兵崇尚法治信仰、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把尊崇和信仰法治的基因融入部队建设的实践和官兵的血脉之中，使广大官兵形成学法用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宣传形式上，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增强军事法治文化的渗透力。“一次良好的法治实践本身就是最好的法制宣传教育，且效果远远胜过百次空洞的说教。”[11]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使官兵形成对法治理念的认知到认同，使法治成为官兵的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由相信到信仰。要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权威性强，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形式活泼、覆盖面广的不同优势，不断丰富法治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模式。积极鼓励、引导、支持广大文艺创作者投身强军实践，贴近部队生活和官兵思想实际，积极开展法治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的创作，打造一批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法治文化作品，通过丰富生动的形式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

（二）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军事法治的真正生命就是要将其精神植根于官兵心中，形成官兵的内心价值取向。从现实来看，当官兵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办事时，就会自然依法办事、自觉按规行事。一是强化官兵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法治的尊严所系、力量所在。法治信仰的培养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官兵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受到熏陶，服从法律，才能唤醒官兵的法律信仰，从而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引導广大官兵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敬畏法纪、崇尚法治，谋事遵法、遇事找法、办事依法、事事守法的行为准则和行动自觉。二是强化高中级干部法治思维。高中级干部在军队法治化建设中担负着领导决策的职责，处于关键地位，起着核心作用。可以说，军队法治化水平的高低，体现在高中级干部的法治化水平上。必须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12]要严格按照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3]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把依法办事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条件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鲜明导向，使之在明辨是非中强化思想引领，在遵章守纪中确立行为取向。三是树牢法律底线意识。道德是法律的最底线，一个人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法治素养的好坏，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对其守法、遵从规则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必须把培养官兵思想品德修养作为法治教育的基点，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完善道德人格，常怀敬畏之心，守住法律红线，不碰法律底线，带头遵纪守法，带头依法办事。

（三）加强军事法治文化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对军事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一是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进行深刻阐释，科学界定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含义，弄清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功能作用和现实价值，准确辨析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相关概念术语的关系，梳理中国传统军事法治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对当代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启示，归纳提炼其对我国当代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二是聚焦现实问题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新观点新举措。[14]所以，聚焦现实问题的研究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决策部署，围绕强军目标，聚焦部队法治文化建设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应对之策。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军事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建立军事法治文化理论研究队伍、军事法治文化创作队伍和军事法治文艺演出队伍，大力加强普法教育专兼职工作人员的能力培养。

（四）积极推动军事法治文化建设创新发展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15]“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16]“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17]可以说，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时代化，着眼于提高对军事法治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积极推进法治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一是法治理念创新。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公平、正义、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和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在国家治理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法规制度在军队建设中的刚性约束。二是体制机制创新。建立一种推动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和司法监督的联动机制，联合军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媒体，将普法职能、宣传职能与监督职能进行有机地结合，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三是方法手段创新。继承和充分运用传统的摆（摆摊法律咨询）、讲（讲法制课）、赛（法律知识竞赛）、考（法律知识考试）等方式的基础上，根据官兵的需要和心理特点，适应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新情况新要求，通过诗歌、快板剧、文学作品、微视频等形式，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抖音等载体，积极推进方法手段创新，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8][9]革弊鼎新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元旦献词[N].解放军报，2015-01-01.

[4][古希腊]亚里士多著.政治学[M].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龚瑞祥.比较宪法和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6][10][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解放军报，2014-10-29.

[7]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N].解放军报，2014-11-02.

[11]南京市司法局.“五五”普法教育创新之思考[J].中国司法，2007，（10）.

[13]习主席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解放军报，2014-10-09.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解放军报，2014-10-29.

[1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國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苗政军）

Key words：military legal culture;military legal system;legal thinking

作者：杨明伟

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论文篇2：

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是对法治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高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必然措施。要想建设好高校法治文化，除了深入学习法治文化的内涵等相关内容，同时，研读与当代的高校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发展现状等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并用自己的研究思路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和总结，用新的研究视角来解决新的问题。主要着眼于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明确高校法治文化的科学含义；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高校法治文化建没存在的问题；解决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新路径。所以，试图以全球化和法治中国建设为背景，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文化的透视和解析。

【关键词】高校；依法治国；法治文化建设

一、高校法治文化的科学含义

（一）法治文化

近几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策提出的影响下法治文化成为学者们积极探讨和研究的词汇。法治文化区别于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区别主要是：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正面的法律文化。[1]法治文化归属于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状态、一个阶段，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正面法律文化。目前高校法治文化作为一个新研究课题在科学内涵方面还缺乏明确的定义。

（二）高校法治文化

通过学习和总结相关文献，我认为高校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主要是：从广义上讲，高校法治文化是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之相应的制度模式下并根据自身的恃点，确立的保障高校师生和职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和权利等目标，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高校文化形态和培育模式。[2]从狭义上讲，高校法治文化是在建设法治高校的过程中揭示高校法治文化内涵的外化活动。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高校法治文化的物质文化建设

高校要迎来高校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需要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高校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物质方面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高校要最大程度的发挥法律相关人才的作用。第二是实际上的物质资源方面的建设。每个高校都有自身的文化恃质并把法治的因素融入到文化特质中去，需要我们从实际的事物入手。通过具有法治文化内涵的建筑，让高校师生的法治素养在无形之中得到提高。[3]最后是高校在经济上的支持。高校对于法治文化建设经济上的支持主要可以体现为：一方面是投入充足的资金加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是加大对法治相关主题活动的经费投入。最后是投入相当的资金加大法治文化的宣传，成功的宣传才能保证活动的参与主体面的最大化，进而保证活动取得最大实效。

（二）高校法治文化的组织制度文化建设

高校法治文化的组织制度是指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中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在这些规章制度运行过程中包含的法治精神和文化内涵。坚持并完善校内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會等制度有利于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高校教职工使用自己的权利、履行自身义务的基本制度。来自高校各部口的各个层面的代表组成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充分的民主性。高校学生代表大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高校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全校学生民主氛围的形成，帮助学生们解决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从而推动高校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高校法治文化的理念文化建设

人们的内也对法治所抱有的情感、态度、意识以及信念是本文所涉及的法治理念文化，也是高校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高校中法治理念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师方面，法律相关专业的教师要不断充实自己的法律知识，不断増强自身的法治素养；其次是非法律专业的教师，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断更新自己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保证教职工的法治素养高于其他领域职工；最后学生法治理念的树立，通过相关的法律基础课程学习、法律主题活动的参与，使高校法治文化深入学生心中，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法治理念。

（四）高校法治文化的行为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包含有一定法律目的的行为以及在其他行为中所呈现出来的法治文化特征和法治价值。法治行为文化如同高校法治理念的培育一样也包含这三个方面展开：高校应该首先加强教师队伍的法治行为文化建设；其次，非法学专业教师法治理念和法治行为素养不高是高校法治行为文化建设的“短板”。对非法学相关的教师开展必要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培训、法治论坛等活动，使教师更加了解法治文化；最后是从学生的层面来说，提高学生的整体法治文化素养需要发挥老师们的带头作用；学生自身也要组织多样的活动形式进行自我反思，倡积极提倡全体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和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文化和寝室文化。

三、高校法治文化建没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设定不科学

目前高校在法治文化建设上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过于重视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和考核，忽略对学生加强法律意识和信仰的培育。培育大学生的法治文化，法律基础知识应该更着重于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正确的法治信仰的树立。我国目前高校的法治文化教育着重于学生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学习显而易见的条文没有达到对法治的真正了解和信仰。[4]我们更需要的是用法治理念来评判所学习的法律条文是否符合民主政治的法权要求，是否符合现代正义观的要求。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不健全

我国的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形成的法治的体制存在一些问题与缺陷。由于国家在立法上的“空白性授权”造成高校的决断很大部分上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从而导致高校的自主权相对过大。这种不健全还体现在，高校在享有治校的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高校的校规校纪具有比较浓厚的管理色彩，很容易把焦点放在管住学生和教师上，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忽视了师生的感受，容易引起师生的反感，导致高校管理工作的波折和权威性受到质疑。

（三）高校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法治信仰

由于我国法治教育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整个社会和许多大学生的法治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虽然近些年高校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但是由于法治课程教授老师不够专业、教授方式过于单一，高校学生的法治意识和信仰并没有明显的増强。由于缺乏法治意识和信仰，人们往往会寻求暴力的手段来使自身的利益迅速得到实现。通过调查发现部分地区高校的校规校纪有着浓重的功利色彩，法治理念很少得到体现。同时，高校学生法治意识淡薄和法治信仰缺失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的法治教育的演讲和宣传活动很多流于形式单一枯燥，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失去对此类活动的兴趣。

（四）高校法治建设的文化底蕴不足

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正如火如茶的进行着，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我们的法治建设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封建专制使人治思想长期的影响着世代的人，人们虽然不断改观这种对法律的态度，但一直有部分残存到现在，导致我国缺乏法治文化成长的止壤，这也是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缺乏相关的土壌的现实原因。就高校本身的文化环境来说，由于传统权力观的影响，校园里存在一些不良风气。此外，高校中部分领导和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不够，利用职权便利谋取私利，无视学校的校规校纪的行为，也给学生树立了反面的典范，难使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种不良行为成为高校履行服务社会、传播文化的职责的阻碍，使本来就贫瘠的法治生存土壌更加贫瘠。

四、解决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新路径

（―）明确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

帮助师生树立法治精神和信仰是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的中心，为学生塑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的校园环境和为学生提供高水平、优质的教育是基本点。[5]高校需要帮助学生营造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纯粹的法治精神和信仰；对于高校学生的教育应该充分考虑他们的个性和心理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侵扰需要学生自己排除。高校面对鱼龙混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最应该采取的做法是让学生学会甄别信息，树立科学的价值评判标准。高校应该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和学生的特点以及学生的专业和兴趣爱好设置不同的法治教育相关课程。

（二）完善高校的法治体制，健全校规校纪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离不开健全和完善的法治体制。为确保校规校纪的民主性，需要对全校范围内的教师学生进行民意调查；邀请法学相关的专家整合高校收集的数据，并让师生以民主听证的方式共同参与校规校纪的草拟和审查；以网络形式宣传草拟的校规校纪，并积极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专家的修改后正式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并对校规校纪的实行情况进行考核。[6]一方面高校要制定保证法治制度顺利实施的相关措施；另一方面不仅校规校纪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及学校的管理者要积极接受来自各方的建议和监督，而且全校师生和职工也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校园的法治文化建设。

（三）加强高校的法治意识培育和法治信仰的树立

高校和教师应该真正承担起培育学生法治意识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丰富教师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主举行与法治主题相关的活动。此外，高校应该加强对法治理论的研究，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构建，做好科学的理论导向。虽然经过多年的法治文化建设，但高校的一些做法导致法治精神受到怀疑。[7]就高校而言，明确自身的责任，加强监管，对践踏法律尊严，违规违法的操作的行为予以惩处。

（四）改善法治文化的宣传渠道

我们要打破传统的法治宣传的方式，通过开展各种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身边的法治文化，意识到法律与我们生活的紧密关系。创新法治文化宣传的方式。从宏观上创新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文化宣傳方式：从实际出发，面向未来的宣传方式。创新是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对我们提出来的基本要求。法治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在实践中让全体师生看到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最深入人心的宣传方式。

（五）形成学生、高校、家庭和社会联动

学生法治文化的培养优劣，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水平，对于学生的法治文化的培育要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地位。高校要做好法治专业知识的普及和法治相关的主题活动的开展的同时；家庭要发挥好家长作为学生的行为示范的重要作用；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法治人文环境，这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一位成员的努力。为给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拓宽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需要发挥高校的学生这个纽带，联合家庭、高校和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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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浩（1981-），男，湖南长沙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为西南石油大学人文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RW008）研究成果。

作者：张浩

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论文篇3：

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论纲

摘要：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的一大利器，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针对网络反腐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以法治文化为理论机理，通过建设网络反腐法律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基础设施和组织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逐步培育网络反腐主体正确和自觉的网络反腐法治文化观念，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实现网路反腐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消除网络反腐善治过程中的“人治”文化阻碍。

关键词：法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网络反腐；法治化

收稿日期：2013-10-23

作者简介：戴仁荣（1975—），男，江苏徐州人，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经济法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各地反腐热情空前高涨。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个“人人都是麦克风、个个都是‘公民记者’”的自媒体时代，网络反腐正以传播速度快、公众参与度高和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打破传统反腐模式，成为我国反腐的又一大利器，诸如杨达才、雷政富、孙德江、单增德等官员就因网络曝光而纷纷落马。但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在目前整体公民素养不高、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同样存在隐患。[1]因此，如何认识网络反腐、如何评价网络反腐的作用、如何建立网络反腐机制以及如何规范网络反腐，已成为摆在学界和实务部门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从构建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角度来探寻网络反腐法治化的路径。

一、法治文化解读：内涵、结构及功能

法治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法治”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理解法治文化的内涵不仅要把握“法治”的要义，而且要理解“文化”的意涵。然而，由于学界对法治①和文化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作为整个文化构成部分的法治文化的概念也难以界定。鉴于此，本文以部分学者的观点来明确对法治文化内涵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来看，法治文化可界定为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2]从结构层次来看，法治文化是指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既包括制定性文化建设，又包括观念性文化建设。[3]按照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文化观的划分法，此种界定实则是从中义文化观③的角度对法治文化的阐释。

文化具有理解力、规范力以及推动力等“给力”品质。所以，将法治理念融入文化当中所形成的法治文化将会在推进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力”量。

（一）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体形成“良法之治”的法律制度文化观

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并且要求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是法律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良法之治。而良法的出台必然是建立在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基础之上的，反映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意志，保障每一个成员的人权，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理解力和规范力，将会帮助人们深刻领悟所制定的法律制度的内涵和法律规范背后蕴含的法治精神，逐渐形成一种良法善治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并内化为他们的个体思想，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使得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遵从。

（二）法治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体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文化观念

在我国，“法律至上”的提法早已有之，但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存在差异，曾受到不少误解，经过理论探讨，法学界对“法律至上”作为法治的要义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尤其是1982年宪法经过几次修订后，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体现法治精义的条款载入其中，即正式确立了“法治”在我国的宪法地位。“法律至上”的法权观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合法性依据。换言之，“法律至上”之所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性，把保障人权作为其最高价值准则，这正好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纪念中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则是对“法律至上”法治理念深刻内涵的诠释。法治文化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以及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从而催生人人信奉法律、服从法律和遵守法律的法治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法律至上”的实质性内涵。法治文化一旦形成，其所具有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一定能使“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内心。

（三）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体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开展法治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法律文化的影响，“人治”思维在不少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比如：在遇到问题时，很多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律方式，而是到处“找关系”，依靠“有权势的人”运用自己或他人的“权威”来寻求解决办法，似乎这种方式更能保护其利益。殊不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会使这种羁绊中国法治进程的“人治”思想完全失去“生存空间”，因为法治的进步使权力的运行更加公开、透明，任何违法行为都会受到严格执法的“棒杀”，司法公正将使正义诉求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全民法治精神之文化养成最终会使“人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国30多年的法治实践证明，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权力思维模式，全面塑造着社会主体的法治文化品格。法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会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社会大众一种新的思维定势，并深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监督等法治实践活动中。

二、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笔者认为，在众多对网络反腐的研究方法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反腐问题的进路。同时，任何法律现象又是社会学的问题，还应在文化的脉络中来理解法律是什么。[4]（p24）由此看来，我国有必要从构建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的高度来寻找消解网络反腐现实困境的出路。

（一）网络反腐法治文化为深化网络反腐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近几年来，学界对网络反腐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专业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聚焦这一热点话题，站在不同的视角对网络反腐的理论、特征、功能、优劣势、研究的方式方法、发展前景等各抒己见。客观地讲，很多学者对网络反腐的理论认识和治理措施、建议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当前有关网络反腐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足之处表现在：对网络反腐的理论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以及实践探索研究视角单一、缺乏体系性。

针对当前网络反腐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学界应采用何种理论及方法研究网络反腐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鉴于我国网络反腐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所以，网络反腐中的难题似乎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寻求破解之法。事实证明，网络反腐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上升到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德治文化、法律文化等不同文化观的对立与碰撞的层面。“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5]（p3）正是对上述论题最为经典的概括。由此可以肯定，网路反腐研究最终的落脚点确实应该归结为“文化”。事实上，只有从文化的高度和广度来研究法治现象和法律问题，才能走出法学研究所遇到的困境，而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法治，代表着法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进方向。[6]可以说，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研究必将成为诸多网络反腐研究方法论中的新视角。

（二）网络反腐法治文化是构建网络反腐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

不可否认，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法治已成为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网络反腐需要走法治化道路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但实施“什么样”的网络法治和“怎样”实施网络法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由于法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的观点亦是见仁见智。不过，笔者认为，站在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高度来研究网络反腐法治化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才能形成网络反腐治理的法治体系。之所以能得出如此判断，是因为根据中义观法治文化的分类，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应包括网络反腐制度性文化与网络反腐观念性文化两大方面，这样，网络反腐法治化研究就必须从制度与观念两大路径着手，最终才有可能形成网络反腐法治化的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所以，网络反腐法治文化是网络反腐法治体系性研究的逻辑依归和理论依据。

（三）网络反腐法治文化是治理网络反腐和实现网络反腐善治的最优选择

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于广大网民。由于网络的局限性和网民素质的差异，很多时候一些网民不能理性地表达观点和实施行为，从众心理比较普遍，遇到腐败问题时理性思维不足，网络言行肆意挥洒，极易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网络狂欢” 式或“网络暴力” 式闹剧，乃至跨越法律边界的网络侵权或犯罪。所以，网络反腐在客观上必然要求进行合理引导和合法治理，方能实现网络反腐善治。所谓“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可见，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一般认为，善治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7]（p8-11）而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要义正是民主法治，其可以为网络反腐善治的运行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和实施条件所需的稳定、和谐的社会法律秩序，并以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断丰富网络反腐善治的内涵。

三、网络反腐法治文化体系构建的路径探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确立，我国反腐也进入了制度反腐的新时期。就网络反腐而言，如何规范网络反腐平台，建立资料收集、舆论应对、案件查证、结论反馈的机制，[8]实现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是我国当下网络反腐治理的路径依赖。笔者认为，一个根本的路径就是我国网络反腐可以围绕法治文化的研究范畴即理念、制度、组织、设施、语言与行为等方面进行总体设计，形成以制度性文化与观念性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反腐法治文化体系。

（一）网络反腐法律制度文化：反思与构建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国有关网络反腐立法还不健全，虽有一些实施办法或决定涉及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但因其规范位阶低、过于宽泛且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网络反腐中的“乱象”、“闹剧”乃至违法行为和犯罪频发。因此，网络反腐急需立法规范和完善。但是，如何进行网络反腐立法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从网络立法的特点看，一方面，网络立法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刑法、行政法乃至国际法等公私法领域；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又有其主客体、调整对象和范围等方面的特殊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网络立法既需要相关法律的配套完善，又需要通过专项立法进行专门规制。此外，公共治理需要依靠硬法与软法的有机结合，因为宪法之下的软硬法混合模式才是公共治理的恰当模式。[9]网络反腐属于社会公共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也需重视软法建设。

在网络反腐硬法立法方面，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出台含有“网络反腐”专项规定在内的《反腐败法》或者直接制定《网络反腐法》，以实现对网络反腐的全面规制。就立法内容而言，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⑴设立专门的网络反腐机构，明确其职责范围、工作程序、对举报线索的迅速处理机制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等，同时建立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有效联系机制，以保证网民举报渠道的畅通；⑵进一步明确网络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奖惩机制，既保护网民的合法举报权利，同时也打击诬告诽谤陷害他人的非法行为；⑶实施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使网民了解政府机关和部门的工作机制和流程，以确保社会大众能获知真实信息，使不法网民的造谣和诽谤止于公开；⑷实行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目前，在全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有一定的难度，可先授权省一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由试点到推广，由推广再到全国推行。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在广东、新疆、浙江和湖南等省、自治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的经验可资借鉴。

软法是由共同体成员协商一致同意制定的，是“协商民主”在软法制定过程中运用的结果。在网络反腐软法立法方面，我国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还比较匮乏，但软法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方面较之于硬法具有较大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使得其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从而能更加快速地回应社会现实需要。[10]（p193）网络反腐之软法规范正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各级各类网络行业协会和网民进行充分民主协商为网络治理所制定的一些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规范。

（二）网络反腐观念文化：网络主体法治信仰的培育

法治文化是人类在法治思想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而法治信仰是法治文化的人格积淀。我国法治建设正处在从政府推进型向全民自觉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只有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法治才会从应然变成实然，宏观法治才会变成具体法治，口号法治才会变成实质法治。[11]由此看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与核心应是法治信仰的确立。所以，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培育不能一味强调网络反腐法治的规则之治，更需要深入到“精神”层面培植网络主体对网络反腐法治的信仰，确立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实现网络反腐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这样，我国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图景才会由憧憬变成现实。

但法治信仰的培育绝非易事，单靠法治教育难以形成，说到底最终取决于一国法治的实际运行状况。而要改变法治运行的状况，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做顶层设计，也要在微观层面上逐一解决，一步一步地推进。[12]由此看来，网络反腐法治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既需要国家机关从整体上对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架构，更要在法治实践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案使网络主体感受法治精神。具体而言，对网民来说，一方面，应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法治教育，使其形成对法律规则、权利意识、法律义务、法律情感等的认同感和依归感；另一方面，通过大量丰富的法治实践活动让其深刻感悟法治的威严，使得“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逐渐内化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尊法、信法、守法和护法的法治文化自觉。对公职人员来讲，对其要重点进行权力观和严格依法办事教育，着力培养其对法治价值理想的追求，形成一支具有坚定法治信念的人民公仆队伍。这样，我国的网络反腐法治运行状况才能得到逐渐改善，政府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才能得以建立，网络主体对法治的信仰才能形成。

（三）网络反腐基础文化：网络组织、网络设施和结构的优化

网络组织和网络设施是网络反腐运行的基础和平台，通过长期运行和建设所形成的文化是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来看，我国网络组织和网络设施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仍需进一步规范和优化。

⒈网络组织建设方面。网络组织建设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网民）和被举报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ISP和网民之间服务与管理的关系、网民与被举报者之间以权利与权力运行为内容的张力关系以及ISP与被举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需要立法上的积极回应和司法实践的推进，而现实中网络组织的立法和司法基本上都没有及时跟进，要么是有关网络硬法方面的立法位阶低、不健全，要么是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①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⑴尽快制定网络反腐方面的法律，明确法律的适用条件和责任承担，以消解当前司法适用中的困惑；⑵ISP采取积极措施，结合当前的硬法规定，制定一些充分反映网民民意的软法规范，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可有助于提高ISP和网民的权利意识、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实现网络反腐善治。

⒉网络设施和结构建设方面。据2013年1月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2.1%。但由于地区、年龄、学历等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我国网民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仍很不均衡。比如：我国中西北一些省份网络普及率低于40%，农村地区目前只有23.7%。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我国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在2012年增长迅速，网民中40岁以上各年龄段人群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种结构和网民规模的可喜变化为“理性”反腐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外，随着网络结构的不断优化、网络竞争的白炽化和网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也促使网络服务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法律意识，在客观上促进了网络反腐环境的不断净化和优化。

（四）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实践：网络主体言行的法治之维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在网络反腐法治文化的几个组成部分中，最能从根本上反映一个社会法治状态的应该是法治行为文化，因为网络反腐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都需借助网络主体的行为来体现和实施。所以，我国网络反腐法治建设的着眼点应该是如何形成网络主体行为文化。可见，我国网络反腐法治文化能否构建成功最终还依赖于法治实践。而这种实践表现在网络反腐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教育与监督的各个环节。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就是对我国法治实践最为经典和准确的阐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实践活动有助于网络主体建立对法治的信任和信仰，并逐渐把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内化为网络主体的行为习惯，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一种行为文化。这样，网络主体在网络反腐中就会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控制在法治的维度内，增强识辨和抵制“网络暴力”、网络侵权行为的能力。

总之，网络反腐法治文化是由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组织文化和设施文化等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如果把网络反腐法治文化比作一所大学的话，网络反腐设施文化即是这所大学的办公和教学大楼，网络反腐组织文化是这所大学的内部管理机构，网络反腐制度文化是这所大学的管理制度和校纪校规，网络反腐观念文化是这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师生价值观，而网络反腐行为文化则是这所大学师生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不同方面的文化汇聚成大学的整体文化风貌。网络反腐亦如此，如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有损于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的整体实施效果。

四、结语：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之路

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13]如前所述，中义法治文化观包括制度性文化和观念性文化两大方面。2011年，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成了“有法可依”的法律制度文化的整体构建，但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我国有必要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中将重点从以外在视角为主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实现转向注重内在视角的法治文化的建设。[14]换言之，我国正在蓬勃发展而又缺乏有效规制的网络反腐需要上升到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的高度进行系统治理。构建网络反腐法治文化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索，更需要社会主体经过长期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之法治实践，逐渐确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并最终形成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前我国网络反腐中的难题。此外，由于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在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会遭遇到“人治”文化的阻挠和冲击。因此，我国网络反腐法治文化建设注定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甚至充满荆棘的“法治文化之旅”，[15]它需要学界、实务部门和社会大众保持清醒的认知和足够的耐心。这一思想认识对坚定我国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方向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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