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法治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文章从历史视角透视中国法治建设，通过回顾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将中国法制整体上划分为礼治、封建法制等五个时期，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法制发展事件，提出法治的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法治建设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法治建设因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不可急于求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礼治与法治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礼治与法治分析论文篇1：

中国法治化实现的社会基础分析

摘要：十八大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3日在北京闭幕，此次会议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及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等任务，依法治国再次被提到重要议程。鉴于此，笔者首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治进程，然后叙述中国传统的“礼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区别，最后从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分析当今中国法治化所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礼治；法治；法治基本要素；法治生成条件

作者简介：钟良耿（1994-），男，广西南宁人，华东政法大学本科生，社会学专业。

一、引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五年，中国经历了由成立之初的个人感召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型社会的转型进程，即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进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从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到《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使得改革开放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方面，从1978年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上将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可见中国早已经脱离了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期，选择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如果以1997年为我国真正法治进程的开端，至今已20年。即使经历了近20年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实行，我们仍旧不能肯定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笔者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阐述个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社会传统的“礼治”理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中国社会在研究之时是带有“礼治”的色彩的。即使“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近20年，但“依法治国”仍旧与“以德治国”紧密地联系着，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礼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自封建君主专制以来，礼治的理念就伴随着君主专制而产生。这里所指的“礼”是一种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不同于需要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法律，它不依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人服膺，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的、下意识的行为，比如道德。

综上所叙述的中国古代所传承下来的“以德代法”、“以礼治世”的理念，仍旧潜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中，以“礼”为信仰的传统依旧没有被“法”的观念所破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20年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施行后依旧难以真正进入法治阶段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旧坚持以“礼”作为主导，以“法”作为辅助，普遍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对法律的认同感。“合于礼”仍旧是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法律则是隐藏在礼背后的最后屏障。

三、法治的基本要素的实现

反观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礼治”思想无疑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具有法治的信仰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的法治化需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

（一）法律至上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在这里所指的领导人所代表的是权力）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得出，第一，法律本身不会因权力的胁迫而发生改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法律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需求；第三，法律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制度上的约束力；第四，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然而，当代的中国仍存在有违法律至上的情况，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人民大众进京上访期望上层的领导人能听取他们的苦衷，从而让上层领导对下层机关发出指示，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上访”制度中最终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上层领导的权力。

（二）良法之治

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至少是体现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良法之治意谓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均应是以人权为核心和前提原则构建的良善之法，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时要满足法律内在价值的善和形式的善，即在法律的内在价值上要体现保障人权、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法律形式上要具有公开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确定性、稳定性、不矛盾性。

（三）体制保障

体制保障即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一系列能促进法治化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我国在国家体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权力制衡。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司法审查。西方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三者之间更是一种制约的关系，“三权分立”制度较好的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处于核心地位，而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人民法院）对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就体现出司法是从属于立法和行政的，这也就造成了司法权被立法权和行政权过度干预，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不仅如此，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不仅拥有违宪审查权同时还拥有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之一其自身却可以脱离司法审查体系。即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审查也很难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基于现阶段中国体制方面所出现的缺陷，笔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能够部分借鉴，让司法机关进一步地剥离出行政机关的管辖，虽然由于中国并不是多党制的国家，司法机关难免会受到一定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独立，但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四、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要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除了需要满足法治的基本要素，还需有以下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平等的主体。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市场交易才能得到维系。而平等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第二、自由。没有了交易自由，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替代，而人的自由需要由法律确认和保障，否则自由这一要素极其容易受到侵犯，无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三、财产。公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而公民的财产权也需要由法律来进行保护。第四、健全的交易规则。没有健全的交易规则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而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法律来提供，交易规则更需要法律来确定。综上，市场经济绝不可能离开法治，法律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市场经济与法律相辅相成。然而，在中国由于消费者和垄断企业的地位不平等，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平等，集权制的国家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以及诸如股市方面的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这无疑不利于法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行，由此观之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力，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市民社会”需要法治来维护，同时法治的推行也需要“市民社会”来推行，“市民社会”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一要打破“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并积极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要鼓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社会组织来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力，实现社会自治。

（三）多元、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多元政体的并存，缺少了不同政体之间优劣的比较，“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更为根本的是，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同时，一个多元化的政体有着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并不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下，文化难以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串联起来，此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来规制和整合整个社会，法治的理念就在社会的构成之初就深入人心。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政治上的专制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也“大一统”。这一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中国，使得其余的亚文化则被主流的文化更加边缘化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反文化，而主流文化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性。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而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礼”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因此受制于单一制的政体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大一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萌生出真正意义法治的思想。那么中国是否要为了满足法治生成所需要的多元政体体制就要改变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的格局呢？笔者认为，权衡利弊后“一党执政”更适合“多元政体”。虽然说“一党执政”会对法治化的进程产生阻碍，但并不是说完全的法治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虽然多元政体能够尽早显现出法治的优势，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党权大于法律的问题促进法治的进程，并最终使得“以法处事”成为普世的理念，但要构建起法治的价值理念，并让法治的优势得以凸显实行多元政体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法律能够保持自身的公正，能够比“礼”更能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那么法治的理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法律就会逐渐地成为大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选择，成为大众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五、总结

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后所形成的“礼治思想”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萌发出“法治”的治国理念，但在真正的实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上的冲突，同时也是中西方“法治”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冲突。当代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社会体制上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制度模式，构建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同时也要逐渐破除传统“礼治”的思想，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如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才能更加通畅。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徐永康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钟良耿

礼治与法治分析论文篇2：

以历史的视角透视中国法治

摘要：文章从历史视角透视中国法治建设，通过回顾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将中国法制整体上划分为礼治、封建法制等五个时期，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法制发展事件，提出法治的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法治建设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法治建设因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不可急于求成。中国法治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树立国民的自信心与意志力，培养守法习惯，形成自己的法哲学体系。

关键词：历史视角；法制发展；法治精神

中华文明以五千多年的历史延续不绝而闻名于世，悠久的历史为我们当代人积累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黄仁宇先生的“中國大历史”观念，提出“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去检讨历史，使得过去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后连贯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历史学家通过伸张眼光深度和放宽视界后，能发现历史的何种变化是短时的，何种是永久性的。如果用此历史的视角透视中国的法制发展之路，就能从整体上比较清晰地把握从先秦至今中国法制发展的分期、法制的困境及其历史规律，为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历史视角下中国法制发展的分期

按照各个历史阶段个性的不同，中国法制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礼治时期、封建法制时期、近现代法制时期、社会主义法制时期与社会主义法治时期。

(一)由“礼”到“法”阶段

公元前5世纪以前为中国法制历史的第一时期，即礼治思想时期，其法制思想的特征表现为道德与法律的混合。以《诗经》、《论语》等为其代表。礼治思想的信条是：治国要以礼为主要准绳，而不是法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礼来规范和调节。君主只要以身作则，百姓也自然会跟着做。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通过在上者以身作则来感化下民，自然不太需要法律。这种通过效法与模仿固然能起到很重要的示范作用，但却不可能持久，所以司马谈批评儒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正是因为礼治思想有如此的缺陷，随着社会迈入封建时代，其治理社会的手段转向了封建法制。

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为中国封建的法制时期。尽管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在儒家的眼中以刻薄寡恩著称，但正是他们开启了中国法治主义的历史征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摒弃了秦朝的纯粹法统治而实现了儒法合流，但外儒内法是汉初统治者综合儒法两家之长的精彩概括。这种法制的特征为典型的人治，一部二十五史关于政治的记载，即为人治史或命令高于一切的写真。从秦汉到明清，律例规定虽详，其本质只是一种命令大全，有治人而无治法的理念贯穿封建统治的始终：明律根据唐律而修成，后者以汉代的九章律法为准则，九章律又以秦律为样本；清律又遵循着明律规范。除了后朝对前代的增减出入及积聚的各项律例之外，中国的封建法律几乎一成不变。

这种法律观念认为皇权的行使，等于将宇宙的气质表现于人间，强行执行儒家道德的节制，则带有自然法规的力量。法律的作用，无非以刑法加诸于违反这一观念的冒犯者，最理想的境界则是法律毋需施用，也就是除了社会的管理者，士绅与家族族长也具有半官方功能，他们驾驭位卑者及齿幼者人人遵守礼仪，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从传统法制到近现代法制的转变

从清末修律到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宣布完成“六法全书”，跨时一个世纪的近代中国，既是传统法制消解也是各类新思潮竞相展示时期，其活跃程度堪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变法”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意义。此时期中国法制与前代相比，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其一，横面的外界冲击；其二，多半跟随重大史事爆发而有立即的思潮反映。”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睿见，这一观念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前道，直到今日，仍为国人努力坚持的重心。郭嵩焘为第一位出使英国大臣，他倡言：“诸事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薛福成亦言：“今日立国，不能不讲西法。”但在甲午战争前，这些变法主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静态的言说，而没有化作具体的法制行动。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最大冲击力的历史事件，极大地搅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激起各种繁博深广思潮的创生，总的思想动力在于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推动变法改革，唤醒民众种种思想观念。维新派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的论述为清末法制变革作了舆论上的准备；1902年，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其主要的修律成果《钦定宪法大纲》使中国传统的旧法制初步走上了现代法制的轨道；清末修律时所发生的理教派与法理派的斗争中，沈家本作为法理派的首领为推动中国的法律开始现代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旨在“俾全国永处于法治之域”。自19世纪70年代引进国际法，继之讨论议院制度，辛亥革命开启大量移植西方宪法与法律之端。这个时期的变法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及至到如今。中华民国法律体系建设理论上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此构建五权宪法理论及权能分治学说，形成了“六法全书”体系。可以说，到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府已经形成了按照现代法制原则构建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以变法为主要特征的法治思想，尤其其中关于价值法则与政治法则的探讨，为后来走向法治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但反观这个时期中国法制的成就，主要把变法作为实行法治的手段，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把重点放在“法”的问题而非放在“治”的问题上。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有变法而无法治，有变道而无治道。“只知毁道变法，不知守道变法，有道可变，无道可守。这是变法的法治，漂忽的法治”。

(三)社会主义法制的艰难探索与发展

1949年2月，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仿效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雏形。客观地说，在解放后的前几年，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作为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奉行着“人治加群治”观念，虽然在建国初期有过一些建设革命法制的举措，但总体而言，是忽视、轻视法制，后来自毁法制。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这个幼嫩的法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79年是中国由否定、破坏法制过渡到恢复与振兴法制的转折点，但总体而言还属于人治的范畴。1979年64号文件在党内最早提出法治国家，198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提出“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否定与破坏法制，到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标志开始恢复法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了20年的弯路。

邓小平为中国法制重回正轨、实现治国理念的转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法的价值观上，他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法律观和单纯以意识形态和道德教条来判定国家决策与人们行为得失的标准，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最终评价标准的现实主义的法功利观，邓小平对法制作用的定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进步。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这一党的治国方略与目标转化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从1979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再现生机到1999年建设法治国家入宪整整经历了20年，20年改一字，即由“制”到“治”，标志着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实现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历史性转变，使法的性质发生了质的改变，即由毛泽东时代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到邓小平时代作为经济工具的法，再到现代法治要求的作为制约权力的法，使中国的法治建设严格遵循法治的应然内涵运行。2006年中共中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使中国法治内涵不仅具有世界法治内涵的普适性，同时具有适宜中国国情的民族性，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现代中国治道的标志。

二、历史视角下中国法治分析

(一)法治在中国复兴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以“礼”之治到封建法制，从封建法制到被动的法制近现代化，从社会主义法制的诞生、曲折发展，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中国法治发展沿着由“礼”到“制”，由“制”到“治”的历史轨迹演进。从历史视角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治理之道，就其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在今后的历史发展和超越过程中保持某些顺应历史潮流的合理成份。“礼”治之道，体现了先秦时期的历史个性。从秦汉到明清，虽然随着朝代更替，律例格式每有增删，但民刑合一、儒法合流、外儒内法等基本特征仍然得以保持。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礼治与法制的运作，一方面使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朝代得以绵延发展数百年，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民族的历史避免中断的命运，几千年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历史与文明。近代中国在和世界交往与比较中、在受压迫与去屈辱中，被迫对传统的法制进行变革，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与形式标准变革自身已延续两千年的法制传统，把西方的法治理念与法律形式嫁接到中国自己的传统上。虽然法治理念和法律形式发生了变化，可是以民族特性的历史惯性，决定了中国的法制近现代化难免出现反复与曲折，这既包括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政府的法制建设，也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探索。

整个中国历史的本身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及法制的连续性，而且法制的发展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呈同步的状态，封建法制是对先秦礼治的超越，近代法制是对封建法制的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代替社会主义法制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认识论上的突破，表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开启了全新的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可见，中国有着本土的法治资源，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发展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具有极大的历史适应性和极强的超越能力，中国法制的历史走到今天，已经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彰显出自身的民族特性，向着法治文明的更高层阶迈进。中国今天对法治主义的选择，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

(二)法治的进步需要付出代价

以历史视角来审视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类社会之所以在不断发展进步，乃是因为人有理性，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够从所遭遇灾难和不幸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某种意义上，人类从灾难和不幸中所获得的发展智慧与动力，比在太平盛世和快乐幸福中多。中外法制发展史表明，法治的发展进步，往往需要人类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国际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和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与实践，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灾难的反省而获得的进步。近代中国，内有戊戌喋血，外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才促成近代法制变革的启动。“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场灾难，“文革”后中国法制的回复、重建与中兴，也是建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反省。20世纪70年代末期领导层痛定思痛，决心重建社会主义法制，1982年宪法肯定了现代法制的若干基本原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等得到确认，写入宪法，到2010年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法系体系，中国法治进步和法治现代化处在新的历史起点。就具体事件而言，孙志刚事件促使中国将原来的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其实质就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胜利；因强制拆迁而引发的群体事件特别是公民自焚事件，促使政府加速了拆迁政策的调整。从中国法制发展形式特征上看，法制进步大都以破坏法制的重大事件为动因，政府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立法或修法，中国法制就是在这样一乱一治、再乱再治的循环中艰难地前进。因此，从历史角度看，灾难是法治进步付出的代价，我们一方面应深刻反省曾经的失误与过错，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学习借鉴其他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三)中国的法治任重道远

回顾历史，从周公制礼，到商鞅变法强秦，再到法治之秦统一六国，历时八百年。从秦汉封建法制的建立，到清末民初近代法制的萌生与发展，更是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从鸦片战争前后近代法制观念的传播，到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形成，历史又走过了百年。从新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甲子。尽管从历史视野来考察，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中国的法治正追求着更高的文明，外界的法治文明参照和内在的法治文明动力，仿佛预示着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目标很快就能够实现，其实不然。中国法治社会目标的实现，并非短时期内能够完成，仍然任重道远。其一，中国长期的人治习惯的历史惯性，与当代法治精神和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实现人治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契合，是个长期的甚至痛苦的历史过程。其二，当代中国只是实现了法治建设的最基本目标，即法律体系的形成使社会治理做到有法可依。当我们欢欣于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候，其实法治建设还刚走在路上，后面的路程更为漫长，因为法治的核心在于公民、政府、政黨守法精神的形成。而从目前情形看，国人的守法精神非常贫乏。其三，中国法治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也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公民普遍地不信任司法；守法精神不能在公民中树立；官员的贪腐层出不穷；社会的不正义处处可见……”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避免裹足不前、碌碌无为，也要避免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法治建设任务的幻想。法治建设与法治社会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法治的目标应该是在不断

解决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不懈地追求进步与文明。

三、历史视角下中国法治建设之路

历史地观察中国法制发展，尽管中国的法治经历过无数的曲折坎坷，但其总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即一直朝向人类更高阶段的文明努力前进。在中国今后的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牢固树立法治建设的自信心与意志力。中国的法治要想有建树，首要的因素是培养国人法治建设的自信心与意志力。从自信心方面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以纯粹法治理论为标准，中国法治真正起步只有短短十多年时间，比起成熟的西方法治国家，中国的法治只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的幼儿，面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不少公民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仿佛看不见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事实上，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次法制灾难后已经觉醒，在与世界交往时已经能够主动地有选择地把他国有益的经验借鉴为我所用。因此，虽然我们的现代法治起步较晚，时间不长，但只要我们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必然会有收获与进步。从意志力方面看，一个民族的意志力是一个民族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因素，德国俾斯麦时代，由于当时德国人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意志，所以完成了统一立国的大业。马志尼时代的意大利人因为有顽强的复国意志力，所以能实现国家的复兴。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因为中华民族有着超人的意志力，所以最终战胜了日本，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从南湖游船上几个人，凭着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力，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建国大业，成为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因此，只要我们有着无比的意志力，秉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体人心既向于一，自能牺牲小我以成其大我，最终能完成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

第二，切实培养公民守法习惯。法治精神是多方面的，从掌握政权者的观点看，法治精神是决不违法行动、不发布违法的命令、不承认违法行动或接受违法命令的意志和自持。从公民的观点看，一面不接受任何违法的命令，同时自己的行动也恪守法令。就法治精神的具体表现看，自个人主观而言，法治精神为一种崇法抑己，虚中无我的精神。个人保有法治精神之胜境，应属法律与我合而为一：“我的言语及其行动，均为法律的表现；我的心灵及精神，一面为法律之源泉，同时为法律之结果；我为法律化的我，法律为我化之法律；法律为抽象的我，我为具体的法律”。就个人修养言，法治精神乃一种循规蹈矩的精神。简单的说，法治精神就是尊崇法律、拥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以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今日中国虽然开始走在法治的道路上，但社会离法治的标准相差甚远：社会在各种各样新花样中继承着旧的社会意识；今日中国的政治主要还是命令政治，行政与司法多半是造法，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执法与守法。司法程序运用法律时，往往默认官尊民卑为前提；法律运用本身常常还是一种恣意的专制；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看，地位、势力、喜怒、好恶、人情、面子、金钱贿赂等经常冲击法律的尊严，法律至上，把法律当作规范一切事物标准的法治观念远远没有树立，这些都是非法治精神的表象。因此，培养包括掌握公权者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守法习惯，成为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的重心。

第三，形成中国自己独特的法哲学品格。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表明，学术与政治互为表里：有了希腊七贤，然后有希腊之繁荣；有了康德哲學，然后有俾斯麦之德国统一事业。尽管现代法治国形成原因是多元的，但透视西方法治成长的历史，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哲学家的思想引领着法治的运动，以法治国是哲学家思想具体实践的反映。从古希腊到当代，灿若繁星的西方哲学家们以其深邃的理智和高尚的宽容精神演奏了一曲曲人本主义的赞歌，他们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深深信仰成为其永恒不变的哲学精神——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世界和平的渴望。透视西方国家法治生成的历史，哲学家们的思想与精神贡献构筑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精神。古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学术渊源前后相继，法国的卢梭提出“天赋人权”以后，数个世纪以来，法哲学的主题亦呈现出“家族相似”的特征，从卢梭到康德，从费希特到罗尔斯、哈耶克，他们胸怀对法治精神的关切，前后相继，不断超越，使法治的内涵日臻完善，演绎着法治国家的法治文明史。

就中国古代来说，先有先秦百家学说，然后有秦皇汉武之功，有了魏晋以降儒释玄学之并争，促进民族思想发展，方有隋唐之盛世，学术对中国政治同样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中国法治之道没有像西方法治国家那样深深打上哲学精神的烙印，如果说有，也主要是本土儒家的仁义与宗法之教义，其与现代意义或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没有法律哲学的法律科学，显然欠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属性——哲学性。欠缺了属性的法律科学，是变态的法律科学。变态的法律科学，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从而不是法律科学，有的只是冒牌或伪造品，从而当作法治标的法，根本不存在”。骤然看来，目前中国法学只是一个量的发达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质的有无问题。只有中国的法哲学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能够发挥引领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才能谈得上中国法治取得了成功。因此，立足本土资源，结合实践的需要，充分借鉴消化外界的法治资源，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法哲学体系，从而引领中国法治的实践，成为中国法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四、结语

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当新中国再造时，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毛泽东翻转了农村的基层组织；以后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则在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以便构成永久体制。”作为历史学家，他放宽了中国法治的视界，更使中国人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希望，也明确了新世纪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从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型关系”变革为公民平等的“法制性的联系”，这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更是中国法治的目标。我们坚信，经过国人的齐心努力，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陆多祥孙曙生

礼治与法治分析论文篇3：

高职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路径研究

[摘要] 课程体系建设是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灵魂和核心，精品资源共享课对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促进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以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为例分析研究高职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路径，积极推进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教学中的科学应用。

[关键词] 高职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路径

一、课程建设基础概况

法律事务专业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专业、省级特色专业，建设了省级教学团队和以法律事务专业为龙头的省品牌专业群。制定了国家《法律事务专业顶岗实习标准》、省《法律事务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与19所院校联建国家级专业资源库、建8门省部级精品课，现有在校生2200余名。“凸显‘法’字特色、实现专业行业无缝对接”的专业建设经验曾被上报教育部、财政部。目前本专业探索深化“校局院所合作”与行业无缝衔接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良好的专业建设为本课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将中国法律思想史課程定位于专业基础课，已有10年之久。课程旨在发挥专业基础性作用，在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该课程也是自考本科的专业核心课，尤其受益于学历提升的学生。

课程组全体教师不断学习，接受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通过撰写教学研究论文、申报课题以及说课、课件制作、教学设计、微课比赛等形式，深入研究、总结教学规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建立的资源项目有基本资源：课程简介、学习指南、课程标准、整体设计、实训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课件、习题、微课视频、视频素材、图片资源、考试方式和评价标准等内容。拓展资源：教学案例、延伸资源、名家论坛等。

二、课程建设具体路径

（一）明确课程建设目标

教学团队整合、序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探究“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力争将本课程打造成满足实际教学需要、特色鲜明、在全省乃至全国司法系统高职高专层次具有示范性精品资源共享的课程，发挥该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职业需求和个人发展需求以及社会实际需求，重点整合、序化教学内容，使其具有职业性、开放性、针对性。探究“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确保教学模式实施的有效性、操作性。开发和完善课程资源，实现课程资源的实用性、丰富性、趣味性、科学性。

（二）明晰课程建设思路

以“颗粒化资源、系统性设计、结构化体系”的课程建设理念为先导，以满足“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出发点，以碎片化的素材资源为基础，以整合、序化的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满足教师灵活搭建平台和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为根本，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互动的教学方法。

课程负责人制定中国法律思想史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方案，并组织论证。组建结构合理的课程资源建设教学团队，组织教师学习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相关文件，并参加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培训班。对团队成员合理分工，明确每位成员应承担的课程资源建设任务。根据高职教改精神，组织教学团队到法院、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深入调研，发放问卷调查，充分论证课程性质及课程内容，重新整合、序化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时数，选取教学模式，制订教学计划。优化课程结构，划分课程模块，确定每一模块包含的教学单元，明确每个教学单元的知识点和技能点。确定课程模块、教学单元、知识点（技能点）各层级应建设的资源内容、技术要求，统一形式与格式。教学团队根据分工建设各项课程资源，课程资源汇总、审核、上传，课程资源补充、更新、丰富、完善。

（三）准确把握课程定位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法律紧密结合的课程，是课程体系中的专业基础课，是必修课。本课程以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礼治—法治—礼法合治”的沿革顺序为线索确定课程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与实训中掌握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学派、法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观点与思维方法，具备从事基层法律实务和中小企业法务工作所必须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提升法律人文精神和法律职业素养，为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奠定扎实基础。与本课同步课程有政治理论、法律基础与宪法、刑法原理与实务等，后续课程有民法原理与实务、婚姻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等专业核心课，内容上为后续课程学习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将立德树人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重点强调，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主张，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坚定文化自信，这些讲话精神均为本课程重点讲授内容。课程中蕴含的“民贵君轻”“令顺民心”的民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大明法度”“革故鼎新”的工作作风以及法律至上、秉公执法的职业素养都使学生终身受益。

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学派、法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观点与思维方法，学会分析“礼治”“法治”“礼法合治”思想下的重要法律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及学生未来职业素养的现实借鉴意义，在知识学习和实训操练中使学生具备完成法律咨询、调解纠纷、代理诉讼与仲裁、合同管理等工作任务必备的良好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分析和判明法律关系的能力，夯实专业基础。

（四）合理选取课程内容

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能力培养为目标、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为特色、典型任务分析为前提，科学合理地整合、序化教学内容。通过行业调研、回访毕业生以及走访行业专家等活动，提炼基层法律事务工作人员职业岗位群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以确定本课程的学习内容。

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的初次就业岗位是基层法律事务（服务）或中小企业的助理工作，二次晋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中小企业法务人员，未来的发展是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或企业法务部门主管等，这些岗位都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法律文化积淀作支撑。

教学内容旨在让学生批判地继承“礼治”“法治”“礼法合治”思想，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依法治国、“法与时转”的法治理念，秉公执法、趋势更新的职业责任感，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紧扣专业培养目标和岗位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将教学内容整合为“礼治”思想—“法治”思想—“礼法合治”思想—“西学东渐”思想四大模块。每个模块下设若干单元。

（五）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程组设计教学模式。课前，学生线上浏览“学習任务书”、教案、课件等课程资源，提前预习，完成课前作业，自测预习效果，并填写“自学反思”一项，将预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反馈给教师，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疑难问题。课内，教师首先复习提问，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总结学生的疑难问题，借助于课件、视频等资源讲授教学内容，重点针对学生反馈的疑难问题解惑释疑，教师总结评价、拓展提升，最后归纳小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作业，提出课前准备要求。课后，一方面，学生线上通过作业自测，检查学习效果，并根据“学习任务书”预习新课程;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互动交流，同时组织学生课外教学实践活动，“课前（线上）、课内（线下）、课后（线上）”三个学习环节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三、课程建设中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更新突出能力教学理念

课程团队深入实践调研，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理顺中国法律思想史与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准确定位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知识传授为基础，能力培养为目标，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渗透为特色”的教学理念。

（二）探索“一主三辅”教学模式

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设计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以导学、助学和促学为辅的“一主三辅”教学模式。

（三）构建“6+1”课程体系

“6”指的是职业岗位导向、能力突出目标、项目任务载体、能力强化实训、学生主体本位、理论实践一体化，“1”指的是课程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四）整合能力兼素养教学内容

紧扣专业培养目标和岗位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将教学内容整合为“礼治”思想—“法治”思想—“礼法合治”思想—“西学东渐”思想四大模块。

（五）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

一是打破传统的单一讲授法，以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教学法为主组织课内教学;二是以单项实训和综合实训组织实践教学;三是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春华秋实历史群”等多种媒体手段开展互动式教学。

（六）实施“五维”考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