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社会状态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文化意味着一种权利配置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文化”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精神旨趣在于改变以往偏重效率、弱化公平的法律价值论思想，坚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同时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并以此为契机重组我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实现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法律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更新与演进。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社会状态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发展观社会状态研究论文 篇1：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发展

［摘 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的就是一种人们所渴望追求的社会状态和形态，也是一种社会 协 调机制，是处于转型期中国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政治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和谐与政治发展的变动关系。此外，和 谐的公民社会为新时期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治发展；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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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 断促进社会和谐”〔1〕。社会和谐是社会各阶层及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中 的协调有序状态。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核心和中枢，以强大的国家权力运作发挥至关重 要的导向驱动作用，其和谐运转才能带动经济、文化各系统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构建作 为一项系统工程，其稳步推进离不开和谐政治的有力保障和支撑。那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不断推进政治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新的重大课题。

一、和谐社会内蕴政治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随着我 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理论界对和谐社会理论内涵的研究不断深化。从理论和现 实上讲，和谐社会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立 足于全人类的进步，绝大多数人所追求和希望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和形态。广义的和谐社会 是社会经过多次量变、质变以及质量互变之后可能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和形态。狭义的和谐 社会是从现实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或形态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存各种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社 会问题，从而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后所处的更加完善、稳定的一种社会状态；应该说， 狭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广义上的“和谐社会”则 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无论是狭义的“和谐社会”，还是广义的“和谐 社会”，都包含着政治和谐的内涵，也蕴涵着政治发展之义。

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显然，和谐社会这些特征的实现，与政治发展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和政治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二者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影 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中。社会是政治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政治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制度 支持和治理手段。没有政治提供的制度支持和管理手段，所谓的发展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 义、倡行诚信友爱、提升创造活力、维护安定有序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是纸上 谈兵。民主法治居于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首要位置，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 当是一个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也是 现代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制约和影响着和谐社会其 他特征的实现，足以看出，政治发展不仅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 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社会和谐与政治发展的变动关系

1．社会不稳定影响政治发展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法制还不是很健全，依法行政也需 要改进，政府在利益分配与协调方面的机制还不是很合理，社会公平程度不高，社会犯罪和 矛盾也很多，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秩序不是很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国进一步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治发展，加快政治制度化建设。显然，社会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 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和谐是政治发展的追求和目标。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谐社会思想摈弃 了以往的革命范式，并提供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全新思路，即协调与发展的方式。“和谐 社会”思想正视并承认社会中存在的紧张现象，同时强调社会信任，积极协调阶层和社会群 体的利益。一方面想办法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尽好、尽快、尽 量公平地缩小收人差距，保障公民应享有的社会政治权益;另一方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与动力，力图以舒缓的方式、以发展的办法缓解社会矛盾，并最终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

2．社会和谐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现代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环境作为基础和条件。通过各种 制度和政府权威的树立，通过各种宣传与控制，尽量减少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加快 政治发展的进程和目标的实现，加快政治民主和法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政治发展和改革， 政治体制的向前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支撑，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将阻碍政治发展 的进程。所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和稳定、发展的关系。改革和 发展不能给社会带来太大的震动，要渐进完成；社会稳定环境的维持，将促进改革和发展的 推进。

在和谐社会中，利益矛盾与冲突的解决是基于制度化的途径。就现代社会而言，法治则 是最好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生活中，“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2〕 洛克认 为，法治是防止政府侵犯社会自由与和平的最好手段。“谁握有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 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该 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并且只是对内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对外为了防 止或索偿外国所造成的损害，以及为了保障社会不受入侵和侵略，才得使用社会的力量” 〔 3〕。因此，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 只有 稳定，才能有发展；没有稳定的前提，政治发展也就失去了依托，其正常进程就很难继续进 行，既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程序就会因为动荡而搁置，或因动荡而偏离，使政治发展失去原 有的意义和目的。

3．政治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

现代政治的发展，既要求民主化，也要求法制化，要求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有机结合。 〔4〕 民主解决的是谁当家做主、谁管理国家的问题，而法治解决的是如何做主、如何管理的问题 。政治只有民主内涵而没有法治保障，最终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政治既有民主的内涵又有法 治的保障，才是健全的、和谐的，因为法治是社会由传统彻底走向现代的根本标志。一个不 实行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现代社会，更不可能是和谐社会。政治发展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实现 政治现代化，推动民主法治的更加健全，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利益表达的渠道， 发展先进的政治文化，实现和谐的政治秩序，进而达到社会的全面和谐。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发展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提升创造活力、维护安定 有序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国家政治上的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初是出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提出来的，那一时期的政治发 展主要是围绕经济工作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今，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国民经济 生活的方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同质化”社会结构有了深层次 的变动。这些都为促成我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人们独立性更 强、自由度更大、发展方向更加多元化，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更加透明、更加民主、 更加科学和更有效率。因此，政治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三、和谐社会中政治发展的新选择

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社会和谐首先表现为公民社会内部的和谐。理论上 ，在 公民社会内部，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确切保障，并且彼此尊重和宽容。个人可以自 由地创造财富，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得到应有的 社会回报。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开放、自由流动、平等进人。社会流动为较低社会阶层的成 员改善境遇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有效途径。在和谐公民社会中以 契约规范公民行为、协调利益关系，并通过法律确保社会成员对其义务的履行和承诺的兑现 ，从而保证经济活动理性化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现实中，公民社会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 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国家的建设，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特别是它能 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边缘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 程中资金与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门，以及遭遇困难的弱势群体，如失业与半失业工人、老年人 、残疾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儿童、妇女等。公民社会还对发展滞后的地区与弱势企业的 发展尤为关注，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缩小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悬殊，推动社会改革的顺 利进行。

由此可见，和谐公民社会作为社会领域的一个极其重要领域，它对推动当代中国转型 时期的政治发展将发挥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功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选择。首先，公民社会 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化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当诸多分化的利益在公民社 会内部难以实现时，便会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利益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暴动、游行 、信访、游说等等，成熟和健康的公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 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这有助于减少政治动荡和政治分裂，增进政治和社 会整合，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其次，发展公民社会，有利于实现公民有序的 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公民对政治生 活的积极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确立的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既定目标。第三，和谐的公民社会有利于实 现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现代化所引起的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 制度化程度之间的比例失调，以及现代化进程的速度等。和谐公民社会的构建恰好可以调节 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张力，起到缓冲社会动荡的中介作用，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政 治稳定。

［参 考 文 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N〕.人民日报 ，2007 -10-15.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朱光磊.政治学概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振华〕

作者：沈　闯

科学发展观社会状态研究论文 篇2：

和谐文化建设与法律价值体系的重构

[摘 要]和谐文化意味着一种权利配置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文化”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精神旨趣在于改变以往偏重效率、弱化公平的法律价值论思想，坚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同时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并以此为契机重组我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实现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法律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更新与演进。

[关键词]和谐文化；法律价值；以人为本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宏大蓝图。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内的社会发展的总纲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和观念形态，和谐文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构建和理念变革特别是法律价值观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坚持以人为本，捍卫人的主体地位、调动人的积极性、保护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个环节所必须坚守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指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需求将取代固化的制度和器具而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在中国迈向现代性社会的进程中势必带来中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更新与重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一、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论解读

法律价值是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一般指涉的是法律存在的伦理正当性与真正的根据，是支撑和确证法律具有一般而普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终极性原因，也是法律之有“意义”的充分根据^[1]230。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法律必须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所以庞德指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科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2]

对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论解读，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内含了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理论在法哲学视角内的证成。

何谓和谐文化?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中国哲学自远古至宋明理学，一直强调阴阳之道、天人之道，追求一种中正、均衡、和合、中庸精神，和谐文化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意味着 “天人调谐”、“和睦相处”、“合群济众”、“善解能容”，其最高境界为“天人合一”、“大同世界”。此种意义上的和谐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法律价值有着内在的关联，也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儒家道德主治的社会特征具有一种隐蔽的契合。但是古人所强调的“和谐”多与“秩序”相关，侧重社会关系的“无争”，反映在法律场域，“无讼”、“息讼”遂成为熟人社会的一个特质。“法律的作用不是为人们满足私利提供合法的渠道，恰恰相反，它是要尽其所能抑制人们的私欲，最终达到使民不争的目的。”^[3]因此在传统社会，对秩序和谐的强调远远超过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诉求。

和谐文化也是西方历代思想家努力追寻的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格林的政治和谐以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始终贯穿着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构想与设计。从法律价值的角度来看，许多思想家指出，法律制度不应单纯地关注某一个方面的价值，如公平、效率，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作用于社会的整体和谐效果，例如当代美国法学家朗·富勒就强调“社会设计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便是如何把握支持型结构与适应性流变之间的平衡”，“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个人自由或安全抑或是否感到自由或安全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的各种(通常是默默展开的)过程之间如何达致和谐与平衡的问题”^[4]。不过，与中国社会相比，在西方世界，法律的“和谐”价值更侧重于建立在“自由”价值的基础之上，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看做是社会或群体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此种“和谐”观乃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双方在互相制衡之中达致的“动态和谐”，此即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律和谐观。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和谐文化的含义经常折射出多样化的色彩，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赋予了其别样的内涵。基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将和谐文化看做一种配合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种功能多样、涵盖周延的价值标准，其精神指向包括了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自然的和谐^[5]。人与人的和谐，核心是调节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权利与义务，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得其利；社会的和谐包括政治制度运转的顺畅、经济关系的效率性、文化关系的多元化与活力；自然界的和谐即人、社会、自然的良性互动和持续发展。恰如正义，虽然难以捉摸，但人们可以感觉到正义的存在一样，从法律价值体系内部解读和谐文化会遇到语言分析上的困窘，这里借鉴有关法律价值标准的惯常用法，从目的价值和评价标准两个方面来作一简要分析。

法的目的价值是法律在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进的价值。和谐文化在作为法的目的价值使用时表现为两个层次：(1)法理念的和谐。和谐的法理念价值体现为和谐成为法律分配权利义务，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监督行为，贯穿法律运行全过程的理念与精神导向。(2)法律运行的和谐。和谐文化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要素，体现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每一个法律部门，体现在从立法到执法、司法的每一个环节。例如，在民法等私法领域，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表现为通过平等、诚实信用等具体原则指导个体行为，使各个交易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不损害对方利益，达到互惠的法律效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在行政法等公法领域，和谐的法运行价值表现为通过对公权力的有效控制，达到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和谐，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寻求公权与私权平衡^[6]。

法律价值体系的另一个构成要素是评价标准，此种意义上的法律价值是指对法律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它解决的是价值确认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样的要求、期待、行为或者利益是正当的，同时寻求价值平衡，按一定的标准来求得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在法律价值评价标准体系中，除了原有的生产力标准、人道主义标准、现实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原则之外，法律评判的和谐标准是对其重要的完善^[6]。和谐文化的法律评价标准首先体现在要按照和谐文化的标准来确定何种行为和利益是正当的、值得肯定和保护的。其次，和谐文化在法律的诸多价值中起到了重要的平衡和引领作用，当法律的其他价值，譬如秩序、自由、效率等发生冲突时，以和谐文化的精神确定它们各自的位阶，并且在这些价值不可兼得时决定如何取舍。

二、当下法律价值体系的不和谐音符与和谐文化的引导与重构

作为社会文化观念体系的构成性要素，法律价值是一个体系化的存在。人类生活中许多美好需要借助法律来实现的事物，都可以纳入法律的价值体系，如正义、人权、自由、秩序、效率。同时，法律价值体系也是发展的，它根植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于人的生活场景之中。当人的生活时空发生转化、社会的法律需求发生变化时，法律价值体系的组成要素会相应地消逝、凸显或重组。譬如当一个社会的群体矛盾比较突出时，法律的秩序价值会更加受到重视，此时“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我保护而消耗殆尽。”^[7]；而当社会基本结构、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时，法律的公平价值会凸显出来，因为“社会结构领域的正义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的正义问题^[8]，是首要和基本的法律价值。

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文化”之所以会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人们的视野，主要根源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改变以下3个层面“不和谐”音符的吁求：

(1)改变过分凸显效率指向、弱化法律的公平价值的思想，坚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把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作为法的终极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优先发展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政策导向，我国法律体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有意识地服务于效率优先的经济思维，整个法律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状态。简言之，涉及经济领域的民商事法律发展迅速、规则完备，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关乎民生、民权的法律体系或发展缓慢，或在实践中难以推行，例如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完整的社会保障法，也没有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以及危机预警体系，再如我国很早就制定了《工会法》和《劳动法》，但在社会生活中，下岗工人、农民工和企业基层工人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却日益凸显。

同时，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纠缠于各种艰难复杂的矛盾之中，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也面临着政治民主化和思想解放、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国内重大利益分化重组和变革冲突所带来的内在压力，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担负起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价值使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和认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工具理性精神，固然有推进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助长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渗透，使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权力运行的保障和后盾，成为推行“公共政策”和政治目标的直接手段。正是在这种工具理性精神扩张的影响下，在法律价值观念领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重秩序轻自由、重制裁轻保障、重权力轻权利的倾向，对法律为经济保驾护航、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强调(尽管这是必要的)，大大重于对法律保护人的正当利益、自由和权利的强调。而这种思想观念渗透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就表现为法律过分关注效率和秩序价值，缺少对人的价值、权利和自由的足够尊重与深层关怀，从而流失了其本应具有的“人本精神”^[9]。

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标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是超越以效率和经济发展为单一核心的发展观，重新确立“人”作为社会进步终极核心的地位。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的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应对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作出的理性选择。《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其要义在于“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制度和行为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

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全过程，呼应了权利时代人的发展要求。在法律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把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作为制定、实施法律的首要目标。譬如当今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问题^[10]。我国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弱势群体，例如国企下岗职工、城镇农民工、失业或待业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状态的人群或阶层。他们或者处于贫困状态，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或者力量弱小，无法在社会政策和法律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基本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如何对待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但是导致大量弱势群体存在的社会因素也是法律制度所要考量的，例如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与《劳动合同法》的缺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规模庞大的信访群体又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法律失范有关，这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矛盾无不与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执法体系的完善、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一一相连。再譬如，为了公正合理地调整利益、纠正和防止利益格局失衡，应该建立正确、及时反映各方利益的法律机制，让不同社会利益阶层、群体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和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消解求助于非正式途径的可能性，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进而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10]。而弱势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通，不得不采取施压型群体行动(例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政府机关)来表达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诉求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所以，法律制度应当为各个利益阶层群体提供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使多元社会的各种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公正、规范、有效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供决策者整合和选择，从而制定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例如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对话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表决制度等)。

(2)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发展观，以和谐理念拓展历时性的、生态主义的法律价值观，引入维护代际正义、生态和谐的法律机制。

传统的正义观是一种共时性、非历时的价值观^[11]，它仅仅从一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思考法律价值问题，仅仅考虑同一代人之间存在的利益与价值冲突，而未考虑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仅注重当代人在机会上的平等分享，忽视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各种关系准则的研究。这种即时性的法律价值观已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不相适应。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改变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规模提高，人的行为的时空穿透力大幅度增强，人们今天的行为有可能直接影响以后若干代人的生活。最典型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领域。今天的环境污染行为不仅直接影响今天生存于受污染地区的人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还会持续性地影响未来在该地区生活的若干代人的建康与生活质量。不同时代人之间的和谐即代际公平和正义问题，其实质是一种有关利益或负担在现在和未来世代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历时性的法律价值观要求人们在事物运动变化的时间之链中思考法律价值问题，将时间因素纳入法律价值的整体分析框架之中。这其中环境权即是代际正义观的体现^[12]。1970年世界环境大会的《东京宣言》明确宣布：“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也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3] 1992年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正式将环境权确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成为法律制度维护代际和谐与正义的主要价值目标。

传统的法律价值观还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仅仅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思考法律价值问题，而未顾及到人以外的其他物种的需要和利益^[12]。现有的法律价值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了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这种价值观在法学界以往关于法的价值的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法的价值是指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对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根据这一定义，人是法律价值的唯一主体，法律只考虑人的需要和利益。同法律一样，人以外的其他生命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客体。这种法律价值观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相适应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然而，随着全球性的物种、能源、环境等生态问题的产生和不断恶化，人类已逐步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的危害性，开始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应运而生。这种自然观强调，人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宇宙万物与人一样具有尊严，人类必须像尊重同类一样尊重宇宙万物；所有物种同人一样都是价值主体，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与自然观的转变相适应，法律必须确立生态主义的价值观^[12]，明确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的价值主体地位，肯定和保护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其他生命物种不能自己主张和行使权利的问题，可采用与民法中的代理类似的制度来解决，即由代表其他生命物种利益的个人或组织主张和行使其权利。只有确立生态主义的法律价值观，法律才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平衡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才能在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污染、保护后代人的生态权利与合法利益等诸多领域保持一种长期、适度的平衡。

(3)和谐文化与法律价值体系其他要素的关联与互动。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由于社会需求的不同侧重点，法律价值体系的各个要素会有不同的排列，即存在一个位阶的问题。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传统等有时会更突出某个要素。这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种原则来协调法律价值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确定法律价值中核心价值的位阶，一不能过分强调法律形式方面的直接的功利目的，二不能过分关注法律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应当更多地从法律作为一门独特的社会管理技术和艺术，从法律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出发，来确定法律价值中核心价值的位阶。”^[1]235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法律价值体系的内部协调，首先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法律的和谐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出发点和前提，必须防止为了强制达到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不正当地压制和剥夺公民的法律权利和自由。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权利的时代，在个人权利不断得到彰显，公民权利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整合、法律和谐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导向和复归点。在某些社会领域，法律的和谐价值与个人权利是一致的，相互促进。譬如针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通过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立法，保障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这既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再譬如正在审议中的《劳动合同法》，就是为了解决当前日益突出的劳资纠纷、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通过法律对这一矛盾的适当调整，既维护了社会稳定，有效化解了不断扩大的群体矛盾，又保障了公民的劳动自由权。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法律的和谐价值可能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存在冲突。这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注意到权利时代公民自由相对于公共权力的先在性，对于缺乏尊重公民权利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譬如刚刚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该条例出台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治理和整顿娱乐市场，维护社会和谐秩序。长期以来娱乐场所在很多地方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发点。但是善意的愿望并不能构成限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正当理由，与娱乐场所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相比，由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显然更为重要。特定条件下，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必须经过充分的证成。基于特定的理由，法律的自由价值是可以退而居其次的。如SRAS危机中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后来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条例》对此也作了规定。这时法律在处理权利冲突时必须在和谐价值和自由、秩序、公平等价值之间作出审慎的区分。

最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处理法律的和谐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时，应注意把握一定的治理技巧。“冲突本身并不会彻底根除。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14]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譬如对于社会稳定与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某些言论都是应该控制的，如色情、诽谤、反抗政府等，社会舆论的走向有时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所以古人才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才有大兴文字狱、钳制民众之口的统治术。这种做法确实会维持社会表面的稳定与和谐，但对大众传播的过度控制也会窒息社会的活力。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更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如果转变观念，看到开放、自由的言论的正面效应，既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也可以加强政治参与，为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这种热热闹闹的表面上的不和谐实际上才是最稳定的一种深层次和谐，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理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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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海濒)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ultur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Jurisprudential Value System

LI Bing-shuo

(School of Law，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Key words：harmonious culture；jurisprudential value system；man-centered

作者：李炳烁

科学发展观社会状态研究论文 篇3：

社会工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2009年11月7—8日,由《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工程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工程高层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全国近30所高等院校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工程研究双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教育部社科司徐维凡副司长及陕西省教工委、西安交通大学等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徐维凡副司长专门就社会工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和课程建设的关系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围绕着社会工程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关系和社会工程哲学、社会工程学的学科特征等社会工程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及其应用,多维度地展开学术研讨。

一、社会工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社会工程的研究活动。社会工程是研究和探索如何将理论命题转化成操作性命题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工程借鉴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汲取工程思维方法的特点,是规划社会蓝图,设计社会发展模式,制定政策和制度的社会建构性活动。社会工程所要建构的就是具体的社会模式或社会关系形式,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原理、原则和命题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探索、规划和设计社会发展模式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应用于社会实践,应当通过社会工程这一中介,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功能,所以,社会工程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教育部社科司徐维凡副司长就社会工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课程建设的关系,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就必须不断地接触社会现实、增强与社会实践各方面的联系,社会工程研究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历史方法论、认识论,因此社会工程研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化学科认识。第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本质问题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如何辩证地观察、思考社会现象,教师如何步入社会实践,科学合理地阐释、解读社会事实,这都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断地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社会工程学研究深入到社会建设包括文化、文明、政治、经济、生态建设等各个社会实践层面,它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开辟了新渠道,也是充实、反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好形式。第三,随着高等教育教学形式的变化和本科生阶段“05方案”的实施,给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教学提出了新问题,即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要倡导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在有限的学时内,将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世界观与方法论、意识形态教育与方法论教育相统一。社会工程学研究能够在社会科学认识论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供一些基础性工作和启发作用。

黄顺基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从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中国革命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巨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是领导决策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方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地理建设等方面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改革在体制和机制、政策和法制、规划和计划、发展战略、资源开发、人口控制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结构上,研究和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做出科学决策。社会工程“对广大干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社会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和模式,采取综合、集成的科学方法,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

梁树发教授从学科化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工程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需要学科化,这是科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社会工程学科的建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工程学学科化的双重意义。而现在正在建构中的社会工程学,特别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第一,它比较关注直接的和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第二,它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发展;第三,它比较关注学科建设与发展;第四,它比较关注哲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因此,社会工程研究具有知识提升、思维方式变革、马克思主义观变革、学科发展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张雷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离不开社会工程研究。她指出,社会工程的建构性特征及其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整体性研究方法,二者在理论研究的内容上探讨的都是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规律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都注重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因而,从社会工程研究角度来普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在具体结合上,要将工程思维与社会思维结合起来;把实践思维与理论思维结合起来;把真理发现与实践模式结合起来。

顾钰民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社会发展趋势要求在思维方式上,抽象思维需要与工程思维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研究需要与工程研究结合;在研究内容上,规律研究需要与操作研究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一方面,需要运用社会工程的原理和方法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来设计和规划、组织和实施。从社会工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社会工程的内容来研究其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创新和拓宽社会工程的运用领域和范围。

陈占安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系统中的子学科、子系统;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自身是一个学科系统;最后,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形成一个工作系统。

李永胜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基本精神,即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整体辩证的思维精神和面向现实的实践精神孕育着社会工程思维与范式,社会工程范式是大科学时代马克思主义把握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它吸取并反映了现代科学众多知识成果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社会工程的探索与创新。社会工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和发展的新领域,它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社会工程学的一般理论问题

此次论坛是在社会工程研究以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工程研究的深化,反映了社会工程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李伯聪教授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发了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问题。他指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具有强价值负载、强价值蕴含和强价值导向,这就使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工程哲学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社会科学哲学是社会工程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社会工程哲学研究要从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着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社会哲学和宏观社会科学哲学,在研究社会科学哲学时必须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同时,社会知识论是研究社会工程哲学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社会知识论不能等同于社会认识论,社会知识也不同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在性质特征、获取途径、表现形式、结构功能、方法论等诸多方面与自然知识有很大的区分。此外,他进一步对“社会事实”和“客观事实”进行了反思,提出应该把“社会实在”和“制度实在”作为核心问题研究,区分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差别,分析论证了原因、目的和理由,论证、说服和修辞等范畴在社会活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工程哲学中的特点和作用。

王宏波教授系统地论证了社会工程学的意义、内容与学科特征。他认为,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并将其制度化或者形式化的社会活动就是社会工程活动。社会工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活动,是变革社会和建设社会的实践活动,反映了社会实践和认识第二次飞跃过程的重要特征。社会实践不能只有“科学”,没有“工程”。社会工程学是关于社会实践思维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具体模式研究的科学。社会工程学具有综合交叉、工程思维、综合集成的特点,具有理论建构、规则建构与实证模型建构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具有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哲学原则等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现实总结出的科学的理论认识,要将这些理论成果应用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就要通过社会工程这一中间环节,将理论和实践沟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找到发挥作用的途径。他着重强调,社会工程学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多向度规律的约束、互动与综合优化,多种价值的分歧与整合,多种时空状态和条件要素存在状况的判断与调动问题。

徐长福教授探讨了社会工程的主体间维度的问题。他认为,与自然工程不同,社会工程既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建构的客体,又以关系中的人为建构的主体,其主客体维度和主体间维度是平行并存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总体性社会工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重视主客体维度,主体间维度长期缺失,这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概念与直观相等同,同质性思维达到极端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主客体维度上由同质性思维向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思维转变,主体间效应正在扩大。社会工程不仅提供了日益增加的个人主体权利和自由空间,其主体间维度彰显出改革开放的新主题。

田鹏颖教授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阐释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方法论转向。他认为,当代实践形态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各个层面交互联系作用的复杂性。然而,这些复杂元素集中表现了工程的计划性、设计性、创新性、未来性等特点,进而充实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内涵。社会工程已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的一种典型形态,是人类把握现代社会世界的基本方式,社会工程的特点和规律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社会工程范畴就是现代社会运行的特点和规律的“精神再现”或“思想具体”。社会工程哲学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实践观的方法论转向。

李黎明副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日本社会工程学的发展状况。他指出,社会工程学在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培养了大量社会工程专业人才,在解决诸如环境危害、社会失范等问题上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社会工程综合集成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要调整战略思维,以更全面、积极的态度设计未来。

三、关于社会设计和社会工程的一些具体应用

社会工程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社会设计和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因此,社会设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成为社会工程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秦德君教授以“政治设计与社会发展”为题讨论了两者的关系。他梳理了人类历史上关于制度设计的相关思想资源和文献,认为政治设计是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的社会设计,是人类生命自觉和社会关怀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历程和学术积累都证明社会设计不仅可能而且必需,社会设计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他提出政治设计可以通过战略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工程设计、理论设计等活动得以应用。

杨建科博士认为,开展社会行动,建构新的社会事物,必先进行社会设计。社会工程设计是从社会工程目标出发根据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做的有序构想,其结构和功能为人们社会行动和交往关系提供了可参照和可预期的稳定化模式,这些社会模式通过制度、政策法规等社会规则体系的设计来实现。他从学理上反驳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对社会设计的观点,认为人类通过习得能不断学习和掌握知识谱系、总结经验,可以突破个体有限理性的束缚和局限。哈耶克宣称的自由主义的自发演化论和完全市场化只可能是一种梦想,不可能在现实中真正存在。陈建兵博士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它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活动。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体现了社会工程学的“制度设计”特点,也是社会工程学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梁军博士认为,人类历史上政治体制、机制的设计无一不是理性介入的结果,尽管科学理性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但是科学维度、科学精神仍然是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社会工程天然地秉承了从科学、技术、工程三者关系沿袭的科学精神。后发国家自觉地运用社会工程的视角、方法进行政策设计,加强政府干预,减少决策失误,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周永红博士认为,社会工程的政策设计就是要再造、形成和设计合乎人的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其目的在于探求符合人们真实意愿的社会关系形式。

此外,社会工程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也是社会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邸敏学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层次论证。他具体分析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在劳资关系方面所采取的阶级合作的政策措施,勾勒出我国劳资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要求,进而提出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问题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它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劳资关系主体、工会企业组织、政策法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工程的方法思考和研究。赵华朋教授认为,社会工程既可以引导社会走向美好未来,同时也可能引起社会灾害。因此,要避免和降低这种可能性。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时代,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灾害频繁、后果严重,这些社会灾害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的特点。我国步入21世纪以来,各种社会灾害不断出现,需要建立及时应对和处置灾害损失的科学的决策系统、人财物的统筹系统和合理有效的应急机制,这些都说明社会工程活动系统、集成、综合的方法和原理在具体应用上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广阔的前景。

综上所述,此次学术论坛体现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创新和探索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社会工程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责任编辑 孔 伟]

作者：屈 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