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精选6篇）

篇1：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浅谈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知识观论文

论文关健词:双顿 科学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 知识观

论文摘要:双顿科学社会学在对知识社会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对科学的新的研究路径，其研究基.氛是对科学知识的实证一功能主义分析，在这种知识观的基础上，形成双顿传统。

一、知识杜会学的知识观

“知识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的前身或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社会学一般是指考察观念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关系，或知识与社会实在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学科。“知识社会学是与这样一种假说一起出现的，这个假说认为:即使是真理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加以说明，因为它们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历史上的社会有着联系。默顿说，“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马克思的认识论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中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知识作为一种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工具，它依赖于人的存在，反映了人的利益。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这些变革时，必须时时刻刻地将下面的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民借以意识到的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对知识做了两种区分: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

曼海姆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知识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一曼海姆传统。曼海姆认为:“实际思想的出现和结晶在许多方面受各种各样纯理论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与纯理论因素相反，可以被称作存在的因素。这种存在决定思想，也不得不被看作是事实。曼海姆拓展了马克思存在的概念，由此涵盖世代教派、职业群体等因素;取消经济因素在决定人类思想结构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之后，曼海姆又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扩大至一般知识。认为:“人类思想结构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不过是一种自欺。

曼海姆主张在自然科学和文化间区分，自然世界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对这类客观现象的正确知识只能凭借超然观察对感性事实的信赖，以及精确的测量获得。文化知识则依赖于一个时期的群体对文化现象的理解。这样曼海姆的知识观实际上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两种知识状态。把自然科学看作是知识社会学的特例，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只是对文化知识做社会性的考察，去说明像美学、道德、哲学体系等这类专门知识。

二、默顿科学杜会学的认识论

默顿在批判知识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开创了科学社会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

1.默顿继承了知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知识社会学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派都坚持实证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目标是拓展准确无误的知识，默顿在科学的规范中列举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作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是指关于真相的断言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要与观察和以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就是说(科学)知识的合法性要么符合其内在逻辑，要么与实在相符。有条理的怀疑更要求在科学家接受或承认已有科学成果的过程中，防止人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干扰。后来默顿学派又列举出了情感中立、理性精神客观性、无偏见性等，把这些列人科学的精神特质，这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点实际上与曼海姆对科学的定位相同。

默顿开始对科学做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清教与科学的关系假说;经济、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默顿运用引证分析、内容分析、集体传记研究等计量分析对英国的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的特殊时期进行了经验性的考察。默顿后期对科学奖励系统、科学评价的分析更是经验性研究的典范。 2。对知识社会学问题的悬置和重构研究重心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困境是无法对社会基础与知识的关系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同时对知识社会学本身的合法性的辩护也不完全。再加上其对文化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二元划分，这些使默顿认识到需要开创一个新范式。

默顿把研究完全限制为科学之内，划分科学内史和外史。默顿认为:“显然，每个文化(包括科学)领域的内部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解释，但有一点至少也是合乎情理的，即其他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默顿对科学内史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学建制借助结构一功能方法进行分析。默顿认为科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建制，科学体制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知识。为实现这个目标，科学体制有一系列的规范，分为“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的陈述是技术规范，忠实于实验证据是技术规范，而逻辑一致的技术规范则是有系统地和正确地做出预测的前提。这些惯例之所以有效，不仅是源于其方法论和理论的理由，更是由于科学共同体道德的规范，科学共同体成员自觉的遵循。这里默顿似乎是对科学共同体规范的理想建构。

3.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忽视

默顿对科学的研究引人社会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只是科学的“外围”，无法深人科学的知识“内核”，科学的内容始终是个“黑箱”。默顿继承了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认为科学是相对的、有自己的“场域”，知识的合法性不是取决于其内在的逻辑，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并不是因为它与实在相符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的、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益性标签，科学知识只不过是科学家对实在的集体的看法，因为正是知识生产者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实在本身，选择了关于实在的‘真理说明和充分描述’。

默顿学派把科学社会学的自身发展，作为一个自身例证来说明:科学社会学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它对科学共同体的经验性描述。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是这样，林奇认为:“科学社会学70年代在美国的持续繁荣，更多的是由于默顿本人的学术声望，及与拉扎斯费尔德、帕森斯等人对美国社会学体制的有效统治，及和著名同事和学生通过研究工作与普赖斯、本一戴维、库恩组成的联盟。”

在科学的研究中，就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来加以怀疑，默顿引人社会学因素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的合理性，而且用它来研究科学体制、科学知识的“外围”。这源于默顿学派的实证主义知识观，这种知识观决定了对科学的研究不能涉及知识的本身内容。随着科学文化研究的展开，历史主义对社会因素的引人，实证主义不再流行。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之路毕竟为文化研究作了前提性的工作，对科学体制的研究仍具有不可泯灭的价值。

篇2：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权威问题述评

科学中权威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权威的科学成了一个默认的预设。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构成了科学权威问题研究的不同层面。本文拟通过对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权威问题研究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分析，揭示科学权威的完整内涵。

作 者：金俊岐 胡杨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2刊 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0“”(4)分类号：N031关键词：科学权威 科学中的权威 权威的科学 知识权威

篇3：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则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在科学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100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是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总结过去制定和贯彻基本路线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策。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单一公有制的结构已经为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替代。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政策: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370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从改革开放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得到新的论述和完善,其中间经历了以下过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1987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提出;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分税制改革,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1994年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1996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999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2年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保护私有财产入宪;2005年农业税条例废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2006年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2007年《物权法》出台,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等等。

二、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1.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含义。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2.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总结我国发展的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政策的丰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策着眼于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发展生产力给予了有力的补充和丰富,使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更加完善。

1.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一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强调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经济发展同社会、人、环境的关系。

2.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互补的,可以称之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

3.科学发展观凸显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

经济建设主要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忽视了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的其他方面这一问题。但是作为单纯的经济制度与政策,过去未提及社会、环境这一层面可以理解。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释了在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注意的多方面关系,做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发展。

4.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视对整个社会与世界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兼顾。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科学发展观不仅从我国发展的角度,而且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角度,强调全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做到“和谐发展”、“和谐建设”,发展和建设一个“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与政策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必将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引航指路,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篇4：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和进步。这突出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进入宽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进入了小康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日益凸显。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方面的结构及其关系形态都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宏观地说，对整个社会影响较大的结构性变化，突出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11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些结构性社会发展变化，既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的表现，也蕴涵着对我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二、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与就业和养老的双重压力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在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发生的。一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了相对较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05年，全国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44%，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产生了人口机遇期或“人口红利”期，据估计，所谓“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5%。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较大。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已从年轻型跨过中年型而进入老年型阶段。四是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家庭结构本身日益核心化，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代际结构即每代人口规模出现递减趋势，在城镇基本形成“四二一”型代际结构，在农村基本形成以“四二二”模式为主的格局。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上述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劳动就业问题与社会养老问题。在劳动就业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近中期结构性矛盾和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所谓近中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规模巨大给就业带来了较大压力。目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了一半左右，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仍然较大，同时城市还有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未来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特点仍然是总量供给过剩，但从结构上看，过剩劳动力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技工、技师等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则处于短缺状况。在养老问题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对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养老社会化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这就要求我国养老社会政策的相应创新。

三、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与城乡和区域差距的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自身发展迅速，其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与此相伴随的是城镇人口的扩张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7.9%。到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上升到42.99%；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27.42%。城镇空间的扩张必然意味着经济资源和财富向城镇大规模集中，从而形成城乡资源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差距化变动。2006年，我国城市完成的GDP占全国GDP的2/3以上，县及以下所占比重不到1/3。区域结构方面，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社会区域，由此形成了差别性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社会发展意义更加突出的其他方面，如人均收入、文教卫生以及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等领域，这种区域性结构变化也比较明显。

城乡结构与区域结构的变化蕴涵着一些结构性社会张力，城乡结构变迁方面尤其如此。资源和财富向人口比重较小的城镇集中，意味着较多乡村人口分享较少国民收入和财富，其结果就是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随着城镇改革的启动和加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到2006年，这一差距达到3.28∶1的历史峰值。另外，不同统计口径的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别，本质上反映的不仅仅是口径问题，更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问题。更严格地说，只有当全国城乡人口没有制度化的身份—权利差别时，城镇常住人口比重才能成为一个测量城镇化率的真实有效标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表示我国制度性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则是一种名义城镇化率。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分析，1983—2005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与制度城镇化率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即从2.7个百分点扩大到15.57个百分点（约2.04亿人），这既反映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也显示出农村居民突破城乡二元制度藩篱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

四、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劳动关系结构的重大调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所有制结构变革。在不考虑土地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产权属性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已大体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占一半的所有制结构。这种变化具有深远的社会结构意义，其突出表现是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劳动关系结构。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在工业企业就业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份额合计达到56%；考虑到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有相当部分在产权性质上不属于公有制，保守地估计，在我国工业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份额不低于60%。在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份额更高。这种结构性变化首先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企业用工制度改革也逐步使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计划性劳动关系向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劳动关系转型，并且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一直在向其他劳动就业领域扩展。据估计，目前，不考虑农村家庭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我国非农领域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

劳动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关系结构变化中影响最深刻的，它意味着蕴涵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权力、权利以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转型，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地位结构的重大转变。由于这种变化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利害攸关，因此，它内在地蕴涵着结构性社会矛盾即劳资矛盾的可能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和快速增长。

五、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进步和偏差并存

就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非农产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不断改变我国就业结构。1978—2006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从70.5∶17.3∶12.2改变为42.6∶25.2∶32.2。这种变动可被视为我国就业结构现代化的表征，它意味着更多人口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但是，由于就业结构变动步伐未能跟上产值结构的变动，我国社会在农业与非农业两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偏差。1978年，70.5%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28.1%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之比是2.51∶1；到2006年，两者之比变动为3.38∶1，可以看到，这两个比例关系与两个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当一致。因此，城乡差距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本身发展滞后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

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我国社会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的非农化和市场化不断增加对各种非农职业的需求，各种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不断扩张，许多新的职业类型不断产生，所有这些因素推动着我国职业结构不断升级，即整个职业结构中处于较高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处于较低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例如，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体力半体力类职业比重下降了24.4个百分点，非体力类职业比重则上升了18.8个百分点。职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我国社会成员向上流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既增加了人们的个人综合收益，推进了社会发展，又使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时期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结构性的社会紧张

在上述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各种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即“两阶级一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阶级一阶层”都在发生分化。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中的新成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的经营管理人员，也不断从原来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分化出来；原来的知识分子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办事人员，则在新的劳动关系下获得相对独立的新社会角色和社会经济地位。

用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我国整个阶级阶层结构中，按全部经济活动人口计算，这十个阶层所占比重分别为0.5%、0.6%、0.6%、5.6%、6.5%、8.9%、8.4%、13.0%、50.3%与5.8%。如果考虑到农业劳动者中在此次调查中未被识别出来的第二类兼业人员的存在，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进行校正，则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五个阶层的实际比例可能分别约为1%、10%、11%、15%与44%。

从这样的比例关系中，可以获得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和雏形，这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成果；二是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形状还是一种金字塔形，结构底层比重过大，中间层规模过小，不利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关系自我调节，不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其中存在不少结构性紧张。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这是加快社会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

七、组织结构变化与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的滞后

组织包括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众多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是单一化的，国家组织掌握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源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源，并通过各种企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几乎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而各种经济组织（如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如社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国家计划和任务的执行者，并且依赖于国家计划配置的各种资源而存在和运行，因而本质上也是国家组织功能的承担者，是国家组织的不同表现形式。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三个方向突破了这种组织结构格局。

第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增长迅速。据统计，1994—2006年，个体工商户数从2187万户增至2756万户，私营企业从43万户增至495万户，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从20.6万户增至28万户。从数量上看，主要服从市场机制调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构成我国经济组织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组织数量迅速减少。据统计，1994—2004年，国有企业总数从217万户减至92万户，集体企业从546万户减至139万户。二是经营机制有了重大变化，计划机制基本上已经为市场机制所取代。虽然国有企业需要继续体现国家意志，并在相关产业领域占有垄断地位，但经过多年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其市场主体属性已基本确立。集体企业更是要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且其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减少。

第二，近30年来，国家组织本身在不断进行改革，减少机构和人员，转变职能。以国务院为例，经过多次改革，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已经减少为28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不到10个，而且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地方各级政府基本上也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模式进行机构和职能转变。这种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国家组织向公共部门回归。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渐从微观经济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并向市场部门让渡经济组织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步从微观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的角色退出，并向民间社会让渡社会组织空间。

第三，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国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断将一些原有经济管理部门改造重组为社会组织（主要是行业协会），明确原有各种社会团体的社会组织属性，推动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在经济市场化和国家从微观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以后，社会自身产生了愈益强烈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需要，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登记注册的社团组织仅有2000多个，而到2007年9月底，我国已有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1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4万个，基金会1245个，总计36万多个。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显著地改变了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原来几乎只有国家组织的格局逐渐裂变形成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个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这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而且组织结构的分化同时也意味着其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化，这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管理、协调和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在我国组织结构的三大部门中，社会组织力量最为薄弱，还难以有效发挥组织民众、服务民众和表达利益的作用。

八、利益关系结构变化与利益矛盾的加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涉及全局深远影响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影响深远之一，是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路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除了劳动之外，其他主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以及部分情况下的土地，都可参与分配。其中，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影响最为重大深远。二是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即整个分配制度从计划调节转变为市场调节。而在市场的调节下，利益分配的主要决定机制，不仅仅是参与分配的主体的努力程度，更有不同要素在市场配置中的稀缺程度，市场上的机会结构，以及制衡不同要素的力量对比关系和调节机会结构的制度安排。近30年来，关于利益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个重心来确定的，其基本理论表述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劳动供给近乎无限的情况下，资本和技术成为最有力或最有利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这种利益分配决定机制，无疑大大激发了我国经济活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其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三是利益差别化格局的形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不同，起点条件和机会际遇各异，而市场机制在决定利益分配时往往倾向于通过强化差异来获得效率。同时，由于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非市场因素，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安排、行业垄断、腐败以及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等，对利益分配格局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衡量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基尼系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下降之后，从1985年起便不断攀升，从1984年的0.25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0.47左右。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已经相当不平等，贫富分化较为严重。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源，除了国家再分配制度尚待完善之外，初次分配过于不公是重要原因。例如，在1994—2005年我国GDP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从51.2%下降到41.2%，营业盈余比重则从23.4%上升为29.6%。而在发达国家，如在美国，目前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3%和12.4%。

九、价值观念结构变化与价值整合的难题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或论证，也是对人们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关系状况的期盼。因而，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及其多样化，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的结构性变化和多样化，表现为新的价值观念不断出现。目前，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变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个人发展机会和路径多样化。在现代化亦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的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也日益多样化，这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空间空前扩大，可供选择的路径显著增加，人们不再共同瞄着某一个方向谋求自身发展。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机会，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念，亦即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二是社会评价机制多样化。社会评价机制的多样化，意味着个人成功标准的分化和多样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劳动模范、技术标兵、先进典型或者参军、入团入党、提干是成功的标志，那么，在当今社会，个人发家致富，做青春偶像、影视文体明星，加入甚至引导时尚消费潮流，成为知识和技术精英等，也都成为个人成功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从过去注重组织评价转向现在重视自我评价、“粉丝”评价、媒体评价的趋势，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从以往注重精神内涵转向更加注重物质效果。三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在同一时空中并存。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并且由于不断向世界开放而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社会价值、现代社会价值乃至后现代社会价值，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四是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层化特征。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之间的差异愈益显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取向分歧。价值观念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向我们提出了社会价值整合的难题。所谓价值整合，并不是要消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是要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条件下，重塑全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既要注意吸收全人类价值观念发展的合理因素，更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阶段性特征中，最突出的就是各种社会结构变化。正因为这些变化是结构性的，所以它们是深刻而影响深远的，触及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因此，对于其中所蕴涵的结构性矛盾、张力，要进一步调整社会结构，采取更加合理更有弹性（可协调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措施，才能从结构上予以调节和消解。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一步调整各种社会结构的根本保证。

篇5：默顿社会失范论及其对策

“失范”一词, 最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在谈到社会参与的某些情况时使用的。在社会失范情况下, 人们不具备为实现自我和获得幸福所必需的条件。迪尔克姆认为这些条件是:行为必须由社会规范控制;这些规范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没有冲突的体系;个人应该在道德上与他人发生关系, 以便一个自我完满的人的形象变成与我的形象不能分离的形象, 并且给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快乐规定明确的界限。凡是存在着不明确的、彼此冲突的、分散的地方, 个人与他人就不存在有道德意义的关系, 或者没有规定获得快乐的界限, 这就是社会失范状态[1]。自迪尔克姆以后, 社会失范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已经被社会学家广泛地接受, 不过赋予它的含义及表述方式各有不同[2], 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默顿就是对其理论加以诠释改造者之一。

莫顿在194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 从价值上把社会结构分为目标与手段两部分。目标即文化目标, 是社会上的人们所共同的, 也就是说, 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会确立起一些它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 鼓励其社会成员为之奋斗。如美国社会中的希望富贵的目标。手段是为了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 即制度性手段。一个社会在把某种文明预定的文化目标逐渐灌输给其成员的同时, 也用控制性规范来武装其成员, 这种规范就是规定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可以合法利用的制度性手段。也就是说, 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以制度、规范等形式规定了人们为达到目标而应该和可以利用的手段。这些手段以文化中的价值观为基础, 一般不包括达到目标的许多最有效的技术性手段。例如, 希冀富贵可以用艰苦劳动、诚实、接受教育、克制欲望等手段来实现, 应禁止使用武力和欺骗等更有效的非制度性手段去实现。如果社会成员利用这些手段能够达到其目标, 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为, 因而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巩固。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出现不和谐的状态, 就会促使社会结构的瓦解, 即价值崩溃 (失范) 。如果不和谐的状态严重或者持久, 就会削弱控制性规范, 产生社会异化状态, 导致处于紧张状态的那些人可能通过违法犯罪来缓解紧张感。对个人而言, 价值崩溃就是道德的堕落。例如, 现代社会中, 经济上的成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这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达成这种目标的合法手段却因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 社会并没有给所有的人提供如何致富并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 只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大多数人而言, 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因此, 用合法手段不能达到目标的人, 就会产生挫折感、愤怒感等紧张情绪, 陷入无法达到目标的价值崩溃 (失范) 的紧张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紧张状态, 就会有人即使使用犯罪的手段也希望达到目标[3]。

在莫顿看来, 遵法意识衰退的社会结果是产生犯罪的根源, 犯罪 (包括少年犯罪) 则是用非法手段去实现合法目标的结果。

二、默顿社会失范论的特色

不过应该指出, 尽管默顿跟迪尔凯姆一样都强调用社会结构变量解释犯罪, 但两人所欲解释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迪尔凯姆希望从不同社会群体在犯罪率上表现出来的差异着眼, 探索犯罪现象的原因;而默顿首先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同一环境下为什么人们会在犯罪与守法间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说明犯罪与守法行为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情况。二者间的这一差别具有非同小可的含义。首先, 它直接塑造了默顿阐释失范理论时所用的理论形式, 使他的理论在概念形式上有别于迪尔凯姆原来的理论。我们已经知道, 对于迪尔凯姆理论来说, “道德规范”和“社会交流”是两个最为基本的概念, 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一体化”过程;而对于默顿来说, 最基本的概念是“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 它们被用来界定“个人适应方式”。所谓“文化目标”是指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 它塑造着个人行为的目的;“制度化手段”, 是指该社会的结构中预先存在的适应其特定文化目标的途径或方式, 它为个人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合法机会或方法。默顿认为, 任何社会在其结构中都具有这两项基本要素, 而迪尔凯姆所谓失范就出现在这两项要素的相互关系中[4]。在默顿看来, 越轨行为就是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 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矛盾产物, 默顿进而提出了五种行为模式[5]: (1) 协调 (遵从) 模式。即采用制度性手段达成文化目标, 是在物质上和职业上能够真正有效地实现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欲望的社会集团成员中, 较普遍的行为适应模式。 (2) 礼仪 (形式) 注意模式。即放弃文化目标, 谨守合法的手段, 将欲望减低到没有受过任何挫折 (紧张状态) 的程度, 换言之, 这种适应模式虽拒绝了传统的文化目标, 但却接受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他们所使用的制度性手段, 仅仅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成功, 却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属于这种适应模式的多是普通雇员、下层官僚等群体。 (3) 革 (创) 新模式。即不采用合法的手段去达成文化目标。这种适应模式虽然实现了为社会所接受的目标, 但其实现的手段是非法的。这种适应模式, 是在较少有机会达到较高地位的社会集团成员中较普遍的行为适应模式, 许多犯罪就是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结果, 特别是因贫穷而产生的犯罪, 如抢劫、盗窃、卖淫、赌博等。 (4) 逃避 (退却) 模式。即放弃文化目标, 也不遵从合法的手段, 是两者的同时放弃, 或者说是双重的失败。这些人以疏远社会, 退出社会的正常生活的适应模式来逃避目标的存在与手段的无效这两者在内心中的冲突。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人, 只有逃避完成之后, 冲突才能消失, 个人因而得以解脱。如慢性酒精中毒者、吸毒成瘾者、流浪者、孤独症患者等均属此类。 (5) 反抗 (造反) 模式。即既放弃文化目标, 也放弃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 但已经是用新的目标代替旧的目标, 并用新的方法去达到新的目标, 换言之, 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人, 已经用新的价值观取代现行的价值观。

三、启迪意义———对策分析

默顿的理论是美国当代犯罪社会学理论分支之一的结构论 (structural theories) 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他的理论中的一些要素, 在犯罪亚文化群论、不同机会论等当代美国犯罪学理论中仍然得以存活和继承, 并且在阿格纽 (Robert Ag new) 那里获得了新的发展, 后者进一步扩展了紧张 (strain) 的概念 (老师讲义) 。但是默顿的失范理论影响远不止于此, 对于现代的我们更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为我们控制社会越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对策。

首先, 控制社会越轨行为价值观的更新与确立。一般说来, 失范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且上述五种失范行为类型在任何社会都不会消失, 这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消除社会越轨行为达致社会绝对安宁的理想目标, 转而寻求其他对策, 而在这里关键在于用价值确定文化目标, 以规范制度化手段, 并使两者协调起来, 并容忍某些轻微程度的越轨, 以防止失范的扩大化。

另外, 控制社会越轨行为应该实现由微观—宏观到宏观—微观的转变、由治表到治里的转变。社会越轨行为的客观性、社会性决定了社会越轨行为不单单是社会的或者个人的原因, 而是两者之间互动的原因, 而社会占据了主要的原因。原因决定对策, 决定了控制社会越轨行为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默顿社会失范理论的主要视角, 在于犯罪现象的社会结构的解析。但是, 默顿的理论并非丝毫没有微观的探索[6]。在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中, 文化目标、合法方法既是其整个理论的基底, 也是贯穿其理论全部的两条基本的分析轴。这启示我们必须站立在构建宏观的文化目标、方法基础上设计具体的微观制度, 而不是相反。

其次, 机会平等。为了减少越轨和犯罪, 应当尽可能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生存技能和工作机会。根据默顿的解释, 除第一种行为方式之外, 其他四种都是以越轨的方式去适应失范的, 或是拒绝接受社会所认可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中的一种, 或是拒绝接受两者。在美国尽管居支配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人主义、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劳动致富的价值观念, 并声称成功的道路就在每个人脚下, 但在美国社会中, 居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地位的人获得成功的机会却极不均等, 所以拒绝使用合法的制度化手段而代之以非法的越轨手段去获取成功的现象却俯拾即是。在建设现代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吸取上述有益经验教训, 建设能够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这需要从社会结构的根本调整上来实现。

随着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全面改革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结构必然出现从“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变。功能结构方面:走向高度分化。党、政、企、社功能分开, 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社会各功能系统进一步专门化、独立化、社会组织科层化;利益结构方面[7]: (1) 改变等级性、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封闭结构, 形成权利平等的契约性社会关系和开放性结构。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择业、自由居住等权利。 (2) 社会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 社会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显化”。利益分化的过程也是原有社会利益群体“重组”和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人们通过社会流动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将成为各功能领域中的精英, 处于利益结构的“高层”。 (3) 实现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转轨和多元化。政府由对社会利益的直接调节转变为间接调节。在经济领域中确立市场机制, 使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各得其所, 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社会安全”。在政治领域中确立民主与“法治”机制, 使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团体和派别, 通过权利平等的公开化、大众化政治活动方式表达各自的意志, 经过相互碰撞和妥协, 形成全社会的综合意志。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确立“自由”机制, 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切实保障言论、新闻、出版、学术、创作等自由, 让各种不同思想、倾向、流派、风格在自由竞争中发展真、善、美, 扬弃假、, 恶、丑。

最后, 有效对策的提出以犯罪类型不同为根据。从默顿的上述五种失范行为类型分析中我们看到, 不同的失范行为发生在不同的犯罪群体中, 这给与我们防范越轨行为提供了有利的对策支撑。自默顿的失范理论问世之后, 国外许多社会福利机构都把改善下层社会阶级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状况列人自己的计划之中, 特别是补偿教育计划 (compensatory education Program) 的实施, 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下层社会阶级的教育和文化水平[8], 为他们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定的机会。针对缺乏知识的下层社会发生的“革新”行为, 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教育措施, 提高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 以防范其失范行为。中国目前对此的有效手段是必须在真正贯彻义务教育的同时提升义务教育本身的价值, 另外可增加福利措施或者其他的社会保障手段。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似乎“反抗模式”更是代表了一种失范行为的发展趋势。而这又以腐败犯罪为其代表。

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延续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意义上看是这样一种伦理型的政治体制:它强调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乃至某种依附性, 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传统的在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蜕变[9]。在这种文化目标下, 做官无疑成了最令人羡慕的成功者, 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 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那种人才可以成为官员, 守成得越好, 级别就越高。尽管这样的准则多少存在着虚伪, 但政府官员的成功仍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功利价值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纵向的上下关系, 建立起以市场为机制, 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关系, 使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伦所属关系演变为平等竞争关系, 从纵向结构趋为横向结构, 从而导致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新的功利价值观必然引发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的转移。个人财富成为获得社会成功的新的目标, 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收敛和丧失的过程, 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10]。鉴于此, 对于此种“反抗模式”的腐败犯罪必须从发生原因中寻求相应对策。第一, 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公职人员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等我党传统的干部价值观当然应该很好地传播发扬,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下公务员阶层应有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不需要对一般社会所追求的成功标准在权力阶层避而不谈, 关键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达到。新的价值观应该在传统价值观作为较高层次的要求的同时给官员们一个达到普遍社会成功目标的道德通行证。第二, 长远来看, 合法途径的建设是关键。既然我们已经判社会文化目标“无罪”那问题就在于如何增大通过合法途径达到目标的几率。这直接牵扯到了政府机构的改革。因为按照一般政治体制, 公务人员的收入只能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 在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 要增大合法途径的命中率, 就必须裁减冗员。如果我们能合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那么政府工作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粥多了, 僧少了, 公务员的收入自然提高了。第三, 非法途径的控制。根据中国的国情, 高薪养廉要想实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所以当务之急要加强对非法途径的控制, 以减少非法途径达到社会目标的方式使合法途径的机会相对增加。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 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 对重大腐败问题要层层追击, 严厉惩罚。建立有关机构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财产进行监督和审核, 一出现问题及时查验, 减少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但是, 由于默顿所处的资产阶级地位, 他的理论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和服务的成分。其失范理论貌似公允, 实质上抹煞了阶级、阶层和地位的界限, 这是我们在借鉴其理论时必须注意的[8]。另外社会失范理论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在西方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例如, 它不能解释相同社会阶层的犯罪情况, 也不能解释人们在选择行为即适应模式时为什么存在差别, 例如, 不能说明价值崩溃对整个社会下层产生巨大压力时, 为什么有的社会下层成员会采取顺应社会的行为, 而有的社会成员却变成抢劫犯或强奸犯。此外, 也有学者指出莫顿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缺乏经验性基础, 并忽视了妇女、少数民族等具有独特社会特征的群体。

摘要：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以文化目标与手段为其基轴, 包含五种行为模式, 在启示我们以宏观为基础进行微观改造、控制社会越轨行为价值观的更新与确立、机会平等、有效对策的提出以犯罪类型不同为根据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该理论也有其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默顿,社会失范理论,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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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9.9%。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发展的成就为世界瞩目。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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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深层次原因集中于体制与机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各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执笔：任泽平 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