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法学论文

摘要：社会保障是社会法重要的价值和目标，由于社会保障具有社会法的民生性等属性，为社会法的调控提供了可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虽然因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但共性经验是构建社会权，突出社会保障权本位，强化给付法律义务，建立民生法律保护机制，这是民生法治构建的理性选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法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法学论文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逐渐建立，它是响应时代要求而建立的，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是一种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在法律相结合的法学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比较重视的，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无论是在体系的实践意义上还是在体系的结构方面都充分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风格。本文就来论述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这个体系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一）社会法学理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律性质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我国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这个法律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导，坚持依法治国，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部法律包含我们所有的法律，因此，我们在确立其他法律的时候都必须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因为这部法律规定了各项法律的确立依据，这些法律必须得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的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法律的制定，内容的选择，都要从我们国家的性质出发，以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去制定，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益^[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来的实际成果，这一伟大创举为法律的创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法律体系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法律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来越有成效，不自觉的就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建设，人民迫切需要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诞生，去健全和完善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它提供了一个法治环境，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全，规范的去生产创造，促进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改革开放留足了发展的空间。

（三）该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我们所制定的法律也要满足当下的这种不平衡状态，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统一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简单的概括为，宪法是统帅，法律是主干，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是对其说明和补充，他们虽然具有不同的效力，但是他们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理论体系的内容。

（四）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我们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类法律文明的成果，借鉴法律优秀成果，但是我们并不照抄，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采纳有用的东西。实践研究证明，只有既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借鉴吸收人类法律文明成果，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2]。

二、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党所制定的方针，制度都凝聚着智慧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科学的制定立法规划，充分保证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部署和落实。

（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围绕正确的指导思想开展立法工作。

（三）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开展立法工作，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与实践变动性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

（四）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维护好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论是在立法的过程中，还是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汲取灵感，从而获得动力。

（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建立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家又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严格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立法工作，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开展对现行法律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并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衔接协调、不相互矛盾，保障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3]。

三、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全面系统的思想总结概括，它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发展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紧跟时代步伐，进一步深层次加强对它得研究，使我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曹文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智识创制[J].2018，12（2）：10-12.

[2] 李军.从社会学角度探究我国社会法学对法社会学的影响[J].2018，13（2）：99-103.

[3] 李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命题解析[J].2019，20（4）：20-24.

作者：万迁

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法学论文 篇2：

社会法视角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选择

摘 要：社会保障是社会法重要的价值和目标，由于社会保障具有社会法的民生性等属性，为社会法的调控提供了可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虽然因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但共性经验是构建社会权，突出社会保障权本位，强化给付法律义务，建立民生法律保护机制，这是民生法治构建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法；给付义务

社会法是20世纪出现的新兴部门法，在福利国家推动下变成国家治理的重要法律工具。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法“缺席”，社会保障被纳入行政法和劳动法的保障范围。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将社会保障纳入社会法调整范畴，改变了法律调整模式。但是，社会保障法学理论支撑尚有不足，构建法律制度仍受到一定的制约。因而，考察和探讨社会保障的价值、性质和构建等问题尤为重要。

一、社会保障之社会法价值

（1）社会保障实现社会法的社会公正。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在追求正义与公平的目标中，社会保障就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旨在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增进公共福利水平。社会保障同时也是对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即负担转移理论的践行。因此，社会保障在保障基本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保障共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使人类迈向文明与进步。

（2）社会保障维护社会法的整体利益。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地位而提出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而这种公共利益代表了大众普遍的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价值取向。“社会法要发挥其对经济与社会断裂的修复作用，关键在于处理好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关系，其社会功能即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等社会政策的目标的功能。其经济功能即追求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以谋求社会利益为目的，以社会大众为获利对象，充分体现其社会利益的共性。

（3）社会保障承载社会法的权利本位。社会是个人和国家的构建背景，没有任何个人是与国家是脱离社会的。社会法是以帮扶与被帮扶主体为目标，以实现脱困权利和解困义务实现最佳分配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法的价值在于维护公民的社会性权利”，“以权利义务范畴作为主要调整机制的法治是必然的。”社会法既考虑公私法法律调整的漏洞，也超越两者的思维。由于社会保障是满足生存需求的构建，社会保障法的目的在于弥补行政法对自然人个性化的保护，从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超越行政控制的权利本位理念。突出社会法权利本位的法律价值。

二、社会保障之社会法属性

（1）民生性。社会保障立足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具有社会法的民生性属性。民生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一个典型的权利问题，民生问题的凸显，恰好是权利配置、权利实现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的不足使然。维护弱者的权利和民生幸福是社会法的核心内容，由于社会法提供了一种保护弱者的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正义立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民生之法”。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会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去解决，首当其冲的便是人们的生活问题，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平衡社会和个体利益，弥补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漏洞，增强法律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和实现路径，与社会法的民生利益的构建和保护具有内在一致性。

（2）社会性。社会保障具有社会性，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社会性主要是从社会持续发展出发。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而人类早期的社会保障是通过社会政策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缓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国家、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的法治理念逐渐为社会法取代。社会法将民生和社会保障确定为民众的法定权利，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和层面进行保护，对弱者实行倾斜保护。形成互助的权利义务机制，突出国家与社会的社会性法律义务，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和和谐。

（3）互助性。最初产生社会保障行为是人们基于伦理而实施的帮扶行为。西方国家则是宗教为主要给付者，如德国17世纪初的行业兄弟会，互助会等组织。在东方，互助组织包括族田、义庄等，形成同业互助，同乡互助。近代的合作社等也属于互助组织。“社会保障在本質上是集体主义的，只有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社会保障才能得到实现和发展”。因此，通过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义务，实际上就是构建社会法的互助义务。

（4）强制性。“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和教会国家负责社会扶贫极弱，提供食物、治疗帮助、教育扶助等，其济世救人教义具有较强约束力。”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完全建立在立法强制性的基础之上，不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权利义务。也就是说社会法在创造权利的同时，积极设置义务保障社会权利的实现。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性行为。是必须作为或不作为，其强制性尤为明显。“法律义务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非损他性利益，有由社会普遍公认为“应当时”，并因此为国家所要求的、法律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所必须作为或不座位的某种行为”，也说明其强制性。

三、社会保障之社会法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的生活问题有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担负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平等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又有其政治基础。正是这些原因，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有一定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存在密切联系，兹分述如下：

（1）经济基础阐释社会保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时代背景下，意思自治在经济社会中得以充分应用。意思自治是由杜摩兰提出，主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不稳定因素起因于在于努力加强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远离了平衡机制，导致了社会排斥和两极分化，这实际上摧毁了成功的有规则的市场机制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当出现资产过剩、垄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时候，大量弱势群体，可能面失业和疾病等危机和困难。因此，当经济增长引发膨胀，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差距和隔膜加深，而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却没有到来，社会保障也就应运而生了。

（2）政治基础解读社会保障。人们意识到对劳动者的无限制的压榨非但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破坏整个生产力，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化解矛盾，社会契约开始普遍被国家接纳并实施。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是在一个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制度体系为条件，因此，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时序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配套设施的缺乏而没能达到预期结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不仅有强烈的生存和发展的意志愿望，而且有天赋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权利，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有你无我，而只能是你我共同生存和发展。当然这种共同生存和发展不是平均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相得益彰，相互保障。”因此说，实现社会保障的基础，是社会法调整下社会财富程度相当，有了物质基础，社会保障才能实现。

四、结论

社会法是公私法兼容的新型法律部门，也是回应民生诉求的法律。在当前社会转型中，针对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福利失衡等社会问题，我国应借鉴他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经验，加强社会立法，确认公民的社会权，强化权利本位的理念，立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时代主题，从民生立法的价值取向，考量社会保障需求的适度满足，通过社会法确立社会保障权，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可以说，构建维护和实现好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机制应是社会法的重点，也是破解社会制约经济发展难题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谢圣远.社会保障发展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美国）约翰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10.

[3]刘雄主编《社会保险通论》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4]汤黎虹.社会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14.

作者简介：

刘宝宝，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法。

作者：刘宝宝

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法学论文 篇3：

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刍议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进展。法学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逐步从“精英式”向大众化法学教育体制转变；法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不断调整，逐步从以法律通识教育为主转向以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为主；法学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进，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学学位与人才培养体系；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日益完善，各类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固定化、体系化；法学教育投入快速增长，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和师资力量显著增强；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人才供给成倍增加，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巨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我国法学教育又面临着内在和外在双重挑战。

关键词：中国；法学教育；现状；挑战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日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崭新格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社会进步，民主法制事业也取得显著成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载入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法学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并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政法院校数量迅速增加，法学学科逐渐完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大国，法学学位教育和人才培养成为国家法治发展和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众社会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对未来十年的高等教育明确要求：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在此背景下，深入进行法学学位体系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明确新时期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和战略方向，形成体现管理和机制创新的科学决策，全面提高法科教育质量，加快国际化、专业化、优质化发展步伐，实现法学教育的科学发展，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行法学教育为中国法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看，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在法学教育的基本理念、法学学位培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定位、学制与学位的综合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的优化完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内在衔接、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借鉴互通，法律人才特别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及其质量评价体系的建构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为此，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法学教育质量，深化法学学位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法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势在必行。

二、我国法学学位体系和培养模式的现状

1. 法学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逐步从“精英式”向大众化法学教育体制转变

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划分标准在于高等教育入学率：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下者称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上至45%以下者称为大众化教育。当然，精英教育也意味着选拔方式的严格和对受教育者的智力基础的强调。在后发型国家，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向大众教育体制过渡必然伴随着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即使在发达国家，大众教育体制下仍然存在有很大的精英教育的生存空间和需求。“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政法人才奇缺。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对办法律学校注意不够……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发展法律院校。”（彭真，1992）于是，在“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办学方针和“加速发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思想指导下，国家“大力培训在职干部，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办法律专业”。法学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教学点增加很快，教育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办学形式从单一形式向多样化形式发展。特别是伴随着1998年以来“高校扩招”的重大政策转向，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数量激增，各类学生的招收规模成倍增长，法律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完全可以说，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迅速地进入了“大众化教育”发展阶段。

2. 法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不断调整，逐步从以法律通识教育为主转向以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为主

专业学位（profession degree，也称职业学位）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它和学术学位（academic degree）一起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不可缺少的两大组成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设立学术学位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的普遍需要和社会基础研究人才的需要。传统的大学教育，推行和学术学位有关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被称之为“普通教育”），侧重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非职业性、非功利性，不直接为职业做准备的知识和能力的教育。而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学位或职业教育，则具有专业性、功利性、直接性的特征，注重受教育者职业技能的培养，直接为以后从事特定职业工作服务。相较于学术学位，专业学位：（1）具有较强的行业或职业背景，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2）所面对的职业有较为严格的从业标准；（3）具有明确的职业岗位导向，需要受过较高层次教育、具有复合型知识、综合素养和技术能力的专门人才；（4）有广泛、持久、大量的社会需求；（5）一般以硕士学位层次为主，在少数专业领域设有学士和博士学位层次。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急切需要大量的专业性人才的紧迫形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学位教育总体设计研究”课题组研究指出：“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发展知识经济的重大举措；我国应当积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完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调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和完善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009年5月4日，教育部党组围绕《关于主动适应国家需要，加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进行讨论。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必须重新定位、培养结构必须调整和优化、培养模式必须转变，要从以学术型为主转变为以应用型为主，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增强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刘延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要调整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的比例，积极发展符合我国产业结构特点的专业学位，改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攻读学术型学位为主的局面，为各行各业培养一线专业人才。”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弥补从事法律实务人才的不足，就建立了法学本科双学位教育，意在增加学生不同的学科背景。后来，在借鉴美国法律博士（JD）的基础之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简称JM）教育于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全票通过批准设置后，1996年正式实施、试办招生。这是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法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经过15年的发展，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经从1996年试点的八所法律院校，历经1997年、1998年、1999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八次新增单位评审，增设到2010年的116所。随着培养单位的不断增加，人才培养规模也相应扩大，从1996年全国首期招生425人，累计招生已超过10万人，为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政法队伍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新型法律职业人才，法律硕士也越来越成为我国培养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主渠道。

与此同时，为加强政法系统以及其他法律职业人员业务素质，开展了在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工作，对于提高政法队伍学历层次和专业化建设水平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政法部门将这项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作为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知识水平的重要工作渠道。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统一的招生工作部署，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每年都与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协调，联合发出招生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本系统“十一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积极做好推荐和报考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招生29024人（缺2004、2005年实际招生数），在改善政法队伍知识层次结构方面（特别是西部地区）起到了显著作用。

从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面向法学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招生，一改法律硕士只招收非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做法。2009年，在部分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由于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并未规定此专业，故当年所录取学生都是从报考法学硕士的考生中调剂的。同时启动面向西部基层单位培养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硕士项目，全国有近20个培养单位承担了这一任务，进一步拓展了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模式。

3. 法学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进，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学学位与人才培养体系

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法学教育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学学位体系，即以法学专科、法学学士（法学本科）、法学第二学士、法学硕士、法律专业硕士（又分为法学、非法学、在职培养）、法学博士等不同梯次的学位教育为主干，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与政法部门的法律职业教育以及岗位培训相结合、兼有全日制学历教育（定向、非定向）与非学历法学教育（包括在函授、自考、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等不同类型的多层次、立体化、项目众多、多头并进的法学教育体系。（如下图所示）

我国现有630多所法学院按其大学性质、培养重点以及成立的时间先后等因素，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教育的类型，通常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或政法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及财经、农林、理工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除原有具有通识教育性质的法学专科、法学本科培养体系外，目前主要培养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政法工作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硕士）和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类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主要包括法律函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第三类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司法警官学校和司法学校，培养的是中级法律人才。

在法学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法学院校（如政法类、综合类、理工类、医学类等）根据各自不同的层次、不同需要、不同区域和不同优势，有侧重地培养了不同类型的法学人才，形成了富有特色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4. 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日益完善，各类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固定化、体系化

从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以及课程设置角度，硕士学位分为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学位，在教育部、司法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这两类硕士学位均制定了详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要求。法学硕士属于学术性教育，其学科划分较细，包括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行政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劳动与社会法学等法学二级学科。自1999年以来，法学硕士招生数量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尤以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和刑法学为最多，这显然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法学的人才的需求结构有关。而法学理论、宪法学和法律史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学科的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少。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主要面向非法学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者），不再划分具体专业，其知识结构是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主要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的通用人才，同时也招收少量法学本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发文成立“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自1996年正式实施以来，逐渐成为培养较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教学方法上，同本科学位教育一样，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诊所式教学和法律谈判、模拟法庭等多种教学方式得到逐步推广。

我国法学博士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从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看，实行导师制，课程学习大约为一年半至两年时间，从论文开题到实际写作完成的时间为一年左右。历年法学博士进入学术机构的比例远高于同年硕士进入学术机构的比例，表明法学博士教育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5. 法学教育投入快速增长，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和师资力量显著增强

近年来，高等法律院校普遍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教学条件和办公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高等法科教育组织完成了从教学型大学向科研教学并重型大学的转变；硬件上，综合性大学内的法律系、政法系，绝大多数都改为单科型法学院，政法学院则改成政法大学；软件上，内部的专业分工日益细致、师资力量更为雄厚。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全国法律院校近年来的实际利用经费（包括预算拨款，学杂费收入，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收入，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收入，其他教育经费收入等等）都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从总体情况看，教育经费来源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在各校的收入中，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和其他收入基本上三分天下；各校的学杂费用收入在教育经费来源中占较大比重，也因此各高校具有扩大招生规模、收取更多学杂费以改善自身条件的内在动机；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对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较低，经济落后地区的政法学校对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以少数重点法学院系为代表，来自社会的集资款项和捐赠款项日益增多；教育部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对法学教育的支持力度大大加强。

各类法律院校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学专任教师数量增长较快，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不断趋向合理，各个法律院校基本上组建起了胜任教学科研任务、专兼职结合的法学教师队伍。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法学教育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也有显著改善，基本上填补了“文革”留下的学术空白，并形成了有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学术梯队。当然，这个改善必须考虑到文革后法律人才“断档”，亟需补充的客观历史背景，不能单纯做数字上的乐观估计。

6. 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人才供给成倍增加，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巨大

从指标数量上来看，高等法科教育的飞速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在自身数量、师资、规模、投入都大幅增长进入可持续发展良性轨道的同时，高等法科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为社会培养了更多、更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基本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法律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大量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学毕业生进入司法机关，为我国的法官、检察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我国法科教育结构失衡、层次欠缺、形式单一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完善，专业设置日益规范，并形成各个法学院校的办学特色，法科教育的内容不断更新；通过积极参与、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法科教育走向了世界（曾宪义，2009）。

随着高等法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法律职业的后备人才不断得到充实，到2004年年底，全国法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1万人增至9万余人，占法官总数比例从6.9%提高到51.6%，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也有近万人；2008年，全国已有检察人员22.5万人，本科以上学历者从1998年的15.14%增至2008年的72.1%；2009年全国执业律师达156710人，分别是1981年8571名律师的18倍，本科以上执业律师比例从2000年的47.1%增至2005年的70%以上，而其中硕士、博士比例占到10%左右。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也为法律市场的正规化和国家对法律市场的控制加强奠定了基础。1996年12月司法部颁布的《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办法》规定须取得法学大专、非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专业水平。2001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学历要求由大专提高到本科。而2002年首次举行的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的资格条件，要求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者方可报考。2007年规定在部分地市、省区放宽报名条件，允许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学生报考，但这一政策的适用期限截至2011年12月31日。

三、社会变革与发展对法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我国的法学教育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恢复与发展起来的，每次重大改革及其进展都与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特点紧密相关。有学者把30年法学教育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法学教育恢复阶段（1977—1985年）、法学教育发展阶段（1986—1991年）、法学教育全面发展阶段（1992—1996年）、法学教育超常扩充阶段（1997年—2000年）、法学教育供需尖锐阶段（2000年以来）。这一划分大体上反映了我国法学教育阶段性发展的基本特点。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学教育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在评价30年发展或者分析当前法学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不仅看法学教育自身的体系，而要观察其背后的社会经济需要、文化生态、改革目标以及大学制度本身的深层演变，寻找推动法学教育变革的内外动力。这种改革的特殊背景构成了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特定背景与特点。

1. 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内在因素

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改革和国家事务日益法律化、民主化的发展要求全社会厉行法治，进而对各级各类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数量、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使法学教育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国际间资金、技术以及服务的流动，为了确保本国的竞争力，各国争相以建立“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手段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戴龙，2009）。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内有市场经济呼唤法治的内在需求动力，外有经济全球化的法治要求推动，实现了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变。在“法的支配”的理念下扩大法律在一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适应范围，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更要有数量众多的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高等法科教育在中国现代法治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如何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质量的法律人才是一个重大而且紧迫的任务。高质量法律人才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表率、政法栋梁”。也就是说，我国的法学教育不仅在于培养法律职业者，还担负着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的使命，不仅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和青年领袖，还要为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起到引领方向和先锋的作用。这一重大使命无疑对实践中的法学学位体系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不仅表现为法律法规数量的几何级数增加，亦非来自于外在法律体系的建构，最重要的需求来自于维护法律秩序、实践法治价值的法律人才。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治观念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与过程，法学教育不仅培养法律职业者，而且更重要的是，肩负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以及培育全体公民法律信仰的使命，这对法学教育的目标、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各种改革要求。同时，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和方式的变化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作为以培养优秀法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院，需要在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获得制度的支持，迅速地回应社会的复杂变化。

2. 法学教育改革的外在因素

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对法学教育改革提出重大挑战。在国际化、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国家法学教育所承载的功能不能仅限于为主权国家的利益服务，它必须考虑全球化背景下超越单个国家利益的“世界公民”的诉求，使法学院培养的人才拥有成熟的“全球化意识”，要能够不断地适应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一流的法学院之所以优秀，绝不仅仅在于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在于还能充分地实现大学神圣的使命和每个人的价值。拥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就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而且培养的人才状况，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也影响着人类未来的法治发展。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取决于法治力量的竞争，而法治力量的竞争又取决于法律人才的竞争，而法律人才的竞争又取决于法律人才国际化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乃至于文化、法律、社会治理的全球化）趋势要求我国在法学教育方面必须树立全球意识和国际意识，改变过去较为单一和封闭的内向型教学模式，积极转型，借助于学位和课程体系的创新主动应对全球化、国际化的挑战，加大培养外向型高级法律人才的力度，确保占据未来的人才高地和战略高地。信息革命和生态气候变化也给全人类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给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在法学教育中克服原有的地域空间差异和时间障碍，实现优质法学教育资源的全覆盖和无缝接入。另一方面，全球生态气候变化在给人类社会的下一步发展敲响警钟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人才教育和培养的方向指引，对此需要加强未来人才需要的战略研究，以应其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更加深刻，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的问题更加突出。要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之外，也具备广泛的其他知识背景。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和法律案件在发生时，都不会自我定性只是一个宪法问题或者民法问题、刑法问题，不会涉及其他法律部门。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知识分类和学科边界都是人为制造的（事物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自我划分），其各种区别和差异，都只有相对合理性，也只反映了有限真理。实践中的一个法律问题，可能跨越好几个法律部门、涉及不同领域的多种知识。而要圆满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求各有所擅、富于经验的“专科法律人”，又需要了解所有法律部门知识的“全科法律人”。为此，亟需采取积极措施，改革法学院校的教育体制，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法学院校除了教给学生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要高度重视培养学生具有与人合作能力、工作协调能力、协同工作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法学教学体制必须转变为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并重的体制，同时积极开设双科本科与硕士教学项目。例如，法学与金融、法学与工商管理、法学与经济学、法学与新闻等等。

参考文献：

[1] 彭真. 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86-387.

[2] 曾宪义. 法学教育60年[J]. 法学家，2009（5）：1-3.

[3] 戴龙. 中国法学教育方式及其路径选择[J]. 高等法学教育，2009（2）：84-88.

[责任编辑：李文玲]

作者：冯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