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引起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质量对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质的变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1：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摘 要：为了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文章运用统计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贵州省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投资；贵州省

高等教育是我国三级教育中最高一级，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各种专业教育以及少量高等教育机构设置的一般教育课程计划所提供的教育。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投入一定量的资源，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般采用的是预算内教育财政投资。本文主要应用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数据分析来探索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1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状况

1.1教育投资占国家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较小

就全国教育投资量来看，教育支出占全国一般支出的比例还是比较小，2015年，教育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4.9%，2014年和2013年分别为15.2%和15.7%（表1），整体保持不变但略有下降趋势。

1.2高等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较小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分布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与各地区经济的互动越来越受到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出来，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晶，也就是高等教育下的高等人才，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部门，形成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财政投入对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表2）。

1.3贵州省教育经费占省GDP的比重高于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由表3可以发现，贵州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结果虽出人意料，也可以解释：贵州省经济落后，GDP过小，就算投入的资金少，也会使计算结果稍微偏大。这个比例也足以说明贵州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已竭尽全力支持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经济落后，其教育经费投资的缺口仍然较大，制约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2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2.1投资规模过小

自1999年高校扩张之后，政府虽然竭力提高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但由于受支出结构和预算等现实问题的制约，高等教育财政融资的缺口依旧难以填补。财政资金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规模太小导致受教育个人投资比重太大，对于落后地区或是贫困家庭，会造成一部分人无法完成高等教育的现象，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

2.2其他非财政融资匮乏

在发达国家，国家会承担大学的必要经费，也会通过一些教育机构对高校提供补助金，并且接受民间对于学校的捐助。而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尽管高校通过改革收费制度，“公办民助”等方式扩大高等教育非财政融资来源，但由于融资体制的发展不成熟，仍存在投资额偏低和种类偏少的情况。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的高校拥有成熟的校办企业，大多数的高校缺乏校办企业，同时也缺乏社会的捐赠和投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地区，这样的现象显得尤为明显。

2.3财政对各地区拨款不一，影响教育公平性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是按各个地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进行拨款的，在这种效益优先的政策下，财政资金必然会偏重于经济效益好的地区，这也使得落后地区的高校得不到一个好的发展，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对经济落后地区来说，高校所得的财政投资少，便意味着教育硬件、软件设施必然得不到好的配置，无法吸引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完善贵州省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对策建议

3.1进一步加大国家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

高等教育属于国民经济中的人力资源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和社会要提高财政支出中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加大对特色学科和服务性学科的資金支持力度，培养针对各行各业的专业型人才，提高高校毕业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3.2在财政拨款方面应加入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指标

投入—产出效益是指在经济学中投入与回报的一个比值，把这个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中来，就是财政前期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教育回报的比值。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学生和毕业生即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产出，应逐渐放宽社会对高校的捐赠，例如校友捐赠和企业捐赠等形式，提高社会对高校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

3.3保证高校拥有自主办学权和管理权

在高校的招生和专业设立方面，应该坚持去行政化，支持高校用最科学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各高校也应探索最适合自身的高效管理机制，不要让过于冗余的管理方式拖慢了高校的发展进程。在融资方面，高校也要合理运用自身的资源，采取适当经营获得资金，特别是对于企业捐赠和校友捐赠应大力欢迎，营造出社会回馈高校的良好氛围。

4结语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政府、社会和学校都不可推卸的重任，在我国现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条件下，完善和改革我国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方式，引导高校发展更多的融资渠道，既能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也能帮助高校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教学环境，从而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人才。

作者：韩佳莉 张宏娜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2：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引起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量 对策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质的变化。它不仅是毛入学率的提高,而且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教学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探讨如何在大众化阶段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对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标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等教育质量的概念

本文是在对质量研究的基础上来谈高等教育质量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讲。从内涵来看,它是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满足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从外延来看,即可从纵向上分为教育投入质量,教育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也可从横向上分为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还可从教育活动上分为教学质量,管理质量和为教学提供服务的质量。另外在教育学理论视野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概念可表述为: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在实现自身功能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体现程度。

从其定义中可知高等教育质量的内容是多元化的,它不仅仅指教育成果的质量,还包括教学条件的质量,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师资队伍的质量,学校领导管理的质量,科学研究的质量,社会服务的质量,政府财政投入的质量,生源的质量等等。我们不能仅仅把高等教育质量等同与教学质量,即培养高质量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就是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完成以上教育活动的质量标准。

2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教育质量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的普及出现的质量下滑问题已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生源质量和学习风气下降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1999年的扩招政策,是在中国的基础教育尚未做好准备,教育教学质量都没达到素质教育要求的情况下进行的,致使生源质量下降。根据高考成绩对比,1999年扩招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是1998年的落榜生。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其本身的录取线及试题难度就比东部地区低,加之基础教育薄弱,学生学习质量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中西部地区高校生源的质量问题是困扰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重要因素。学生进校后学习困难,学习风气下降,泛化学术,追求功利,热衷兼职赚钱,考试作弊,剽窃学术,加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淘汰制,毕业生无法满足社会和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一方面是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工作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协调。

第二,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根据教育部统计,1998年高校学生数为623.09万多人,2005年突破2000万人,高等教育超前的大规模扩招与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失衡,国家在1993年提出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要在2000年达到4%,但在财政拨款的最高年2002年仅占3.32%,2003―2005年分别为3.28%和2.79%,完全呈下降趋势。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质量,高校的教学设备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第三高校师资问题。由于大规模扩招导致高校教师总量不足,为扩招而加速补进的新教师整体素质不高。据统计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为40.72万人,到2005年扩招达96.58万人,考虑到退休等因素,近百万高校教师中,70%以上是新进人员,且进入门槛低,考核不严格,普遍存在经验不足;加之我国没有建立有效的高校教师培养机制,都是教师自己在教学实践中锻炼成为合格的教师,我国高校对不合格教师也没有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即淘汰机制失灵;一些不合格教师因资历高也能顺理成章地评上讲师,副教授,甚至教授,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第四,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跟不上扩招的步伐。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要求高校的课程内容,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要做相应的调整,而我国目前高校的课程内容变化不大,课程设置僵化,课程改革滞后,课堂教学照本宣科,无法与当前的学术前沿相结合,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阻碍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质量。

第五,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与社会需求多样化脱节阻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大众化后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该多样化及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而数量上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只有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高校才能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和不同的发展方向,才能适应大众化的客观要求。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发展与之相悖,本来是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向精英模式靠拢,对学校的定位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层次、类型缺乏自身的独特界定,从而导致了高校的升格情节膨胀,培养目标和模式趋与单一。

3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出现的质量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第一,从根本上改革我国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指标的应试教育制度,真正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尤其是(下转第37页)(上接第29页)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素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和发展,提高本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从源头上解决高等教育生源质量差的问题,为高校能招到优质生源提供保障。在高校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可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实施全程淘汰制度,对于学习能力低下,营私舞弊者,学业无法达标者,可劝其退学或转学,不能准予毕业,从而保证毕业生的教育质量,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保证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

第二,政府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尽量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实现4%的目标,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支持社会力量办学,鼓励企业财团和个人捐资办学,实行教育投资体制的多元化渠道,来拓展教育经费的来源,注意高校本身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来改善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质量。

第三,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办学条件只是质量保障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能自然转化为质量,重要的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正如梅贻崎所说大学不仅要有大楼,而且要有大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高质教师是大学的立校之本。为了保证高校师资的质量,必须严把教师入口关,建立高校教师培训机构,实行不合格教师淘汰制度,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稳定师资队伍,引进优质教师,破除教师用人制度上的近亲繁殖,以保证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术质量。

第四,高等学校自身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来保证质量。深化教材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化整合教学环节和学科专业建设,积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把握当代学科发展特点,将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与成果反映到教学内容中来,深化教学制度改革,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学生的探索,研究性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照本宣科,实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从内涵方面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第五,转变观念,树立合符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们要树立发展的质量观,发展高等教育是国家实施科教新国战略的关键所在,发展是硬道理,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即规模发展和质量发展。其次是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不能用一种人才培养的标准取代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质量标准。再是要树立适应性的质量观,高等教育要适应人们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的需要。之后是树立整体的质量观,要从多方面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而不仅用一种单项指标,因此政府要规范教育督导职能,培育专业性的社会评估机制,在评估中既注重结果性评估,又注重过程性评估,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最后要树立特色化的质量观,任何高校只有办出了特色,才能办出质量。

总之,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引起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已成事实,我们要认真分析理智对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进,确保高等教育不但在培养人才、传播知识方面影响社会,而且要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引导社会,在追求理想、探索真理方面成为社会的中坚,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吴若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问题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研究,2007.11.

[2]段丽,肖晓春.谈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问题[J].岳阳职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3]马万华.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5.5.

[4]孔钢城,雷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教育质量问题浅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4.

[5]教育部: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Z]1999.

作者：杨贵春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3：

识读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新目标，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各种观点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概念，分析其特征，解读其意义，期冀帮助人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使之有利于加快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目标

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0.6%，跨越了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转变的预警线[1]，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调整政策目标，提出建立“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任务，并首次使用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十四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三章中专门阐述了“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相关问题。这一切表明：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来临，高等教育必然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将发生深刻性变化。这既是一种新机遇，也是一种新挑战。从机遇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从挑战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其体系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思想方面，人们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述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果可能会导致实践中概念混搭、迷茫困惑。因此，本文旨在从分析“高质量发展”概念入手，阐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意义，进而加深人们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增强自觉践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获得良好效果。

“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内涵解析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从哲学意义上看，“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变化趋势总体是向前、向上和进步的。“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发展不仅包含了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孕育着质量的提升。“质量”一词本身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术语。只有当它被某些形容词或副词限定时，含义才能更加清晰，才会被赋予意义和价值。例如：“高质量的/地”或“低质量的/地”……那么，如何区分一个事物或产品质量的“高”或“低”呢？换言之，怎样的“发展”才称得上“高质量（的/地）发展”呢？

尽管这是一个难以测量和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本质是规模数量基础上的品质提升，是追求事物差异性和一致性相统一的变化过程，必须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能满足个体差异性的审美需求;二是要能符合社会客观标准，为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一方面，就差异性而言，不仅由于不同个体所处历史阶段、地域环境、民族文化以及教育背景不同，他们对高质量的理解和诉求必将出现较大区别，而且这种差别也会伴随这些内外条件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例如：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纯正的“中餐美食”传到国外都不得不改造为迎合外国人口味的“中华料理”。因此，“高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个人内在主观感受和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高质量标准的感受性和认可度往往与其受教育程度、审美能力以及个人偏好有很大的关系。宛如有人追求“物美价廉”，有人则“只求最好，不怕最贵”。另一方面，从一致性上看，虽然个体对高质量标准的认知和判断上的表现千差万别，但这不排除高质量存在着标准的客观性。一般而言，“高质量的”几乎是“优秀的”“卓越的”和“精致的”等形容詞的同义语。高质量的东西一定是高品质的，物有所值，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感和满意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尔文（Garvin）研究发现：高质量产品至少具有八个显著特征：高性能;显特征;可靠性;符标准;耐久性;可用性;美感性;高认可度[2]。换言之，高质量是有一定社会客观标准的。好的事物或者产品一定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或者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

在讨论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就本文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即如何识读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其水平高低、质量优劣与高校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产出多少人才以及怎样培养人才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正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首要问题。”从其运行规律上看，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符合两大逻辑要求：一是适应、引领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从而满足其自身发展的“外在逻辑”的需求;二是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满足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从实现方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开展“五育并举”的高等教育活动，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这些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本”（本质属性）、“道”（内外部规律）和“器”（实现方式）的理解，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具有五个方面基本特征。

1.鲜明时代性

从社会功能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应答式”（Responsiveness）发展，是对当下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机遇和挑战的积极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进入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3]。知识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人力素质和技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培养出具有前沿知识和掌握先进技术，能够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环境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将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其次，伴随着以人工智能、互联网+、5G、虚拟现实、生物医学等技术作为支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开始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和充足财富，并被赋予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未来劳动力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正如美国学者奥托·夏莫（Scharmer，Otto）指出，未来社会需要的将是“大脑、心智、实践”三种知识有机结合的创造性人才[4]。最后，便利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仿佛成为一个地球村。例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描述：“世界是平的”，平得宛如召开全球供应链会议的那块大屏幕一样[5]。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教育服务国际贸易的兴起，知识和人员流动速度加快，促进了教育国际化发展。“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6]，成为经济全球化对学校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和目标。

2.守成创新性

从制度变迁上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创新性（Innovativeness）”发展，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中外先进科技和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起来的。我国是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高等教育传统。夏商时期就建立了早期的高等学府，如“辟雍”，之后又相继出现了“稽下学宫”“太学”“国子监”和“书院”等。清末民初，我国开始学习西方，建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京师大学堂、北洋学堂、南洋学堂和求实学堂等。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既包含受欧美大学影响的国立大学，也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红色大学，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大学的模式和理念，之后又经过了1958年和“十年动乱”（1966年-1976年）时期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式”的自我改造[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新开始学习西方大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扎根中国大地、创建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双一流”大学：即植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肩负国家使命担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一流”大学。回顾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道路，其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历史。当下的中国大学，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大学基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大学的制度模式和观念，堪称“守正创新”的典范。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发挥这些优秀的品质，不断求新和改进，强化“双创”人才教育培养，创造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美好明天。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创新，也必将成就于创新。守成创新性发展将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最具挑战性、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3.持续改进性

从发展方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内涵式”（Connotation）发展，是水平不断提高，品质不断改进，从一个“卓越”成就向另一个“卓越”成就的累积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术语就已出现在政府文件之中，这说明一些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意识到重视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还是粗放型扩张式的。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政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启动“211工程”“985工程”和“质量工程”等，但基于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等任务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仍然更多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在现实改进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内涵式发展”这一话语重新出现在高等教育文件中。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期，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30年前预计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既对高等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出战略性要求，更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巨大的政策、经济和资源支撑。从数量规模上看，我國高等教育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从粗放型扩张式发展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这是摆在党和政府，乃至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曾强调指出：“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8]从某种意义上讲，重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预示着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标志着高等教育质量发展2.0时代的来临，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升级版。在内涵式发展的2.0时代，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加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建立和完善形式多样、分层分类管理的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系。通过培养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和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满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和受教育群体的需要。

4.全面发展性

从任务目标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一种“整体性”（Integraty）发展，是从局部或单项发展向全部整体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九大”和“全教会”报告都着重强调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和发展不均衡”。进入普及化阶段后，虽然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不合理，如布局结构上东部多西部少;学科分布上传统多交叉少;层次结构上“中间大两头小”等。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全日制大学和学院2，500多所，东西部之间、院校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双一流”建设大学有42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大学95所。“双一流”建设大学大部分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西部“双一流”建设大学寥寥无几。再从高等教育经费预算上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21年，清华大学预算经费高达317.28亿元，名列全国榜首;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为228.16亿元和221.34亿元;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等研究型大学预算总经费也均超过100亿元。[9]在我国，普通地方院校年经费预算不过5亿元～10亿元左右，两者之间相差数十倍。少数研究型大学经费投入增加，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创办“双一流”大学和提高办学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费保障。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少数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代表我国高校整体实力水平。相反，巨大的差异性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且也限制了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引领者的可能性。我国地方院校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作用不可替代。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高校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估成为一种国际惯例和有效管理经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分类标准体系，如《美国的卡内基分类标准》。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走多样化、多元性和多层次发展道路，实现分类分级管理，以此适应和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体对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和需要。

5.公平均衡性

从评价结果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发展。高等教育不是为少数人发展提供服务的，而是为大多数人发展而设计的“准公共产品”。换言之，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追求 “全纳式”和“公平性”的发展。根据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平等性”（Equality）和“包容性”是高等教育公平发展两个最基本的含义[10]，这种包容性发展深深植根于公正和平等机会的民主原则，并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各个环节之中。高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民主和透明，能否对待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的学生一视同仁，是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是衡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机会获得到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传統意义上的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缓解。仅仅实现入学机会均等是不够的，因为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更高期待和诉求。他们希望进入大学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和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11]。目前，我国仍然属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国家，地区之间、院校之间办学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富裕家庭子弟主动放弃国内高考和大学，选择到国外高校留学和深造。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距离“高质量”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无法实现“包容性”发展。高等教育高质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开始放弃过去几十年一直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注重品质提升和包容性发展，把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和诉求。

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是一个关乎高等教育任务目标、运行模式和实施效果等问题的概念，是我国党和政府对普及化高等教育做出的积极应对，是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资源大国迈向资源强国目标而采取的关键性举措。这一概念提出对丰富和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共识”（Consensus），顺应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直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门话题。1982年，美国卡内基教学质量委员会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公布，揭开了新一轮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帷幕，并将改革重点聚焦于改进高等教育和教学质量，追求大学和学院的卓越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大量国际组织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相关主题报告的问世，国际高等教育迎来了“质量保障的十年”。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巴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将建立“非大一统的国际质量标准”列为大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12]。质量意识、质量保障、质量评价等术语很快成为最热门的流行语和讨论话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化社会的高等教育》报告中写道：“教科文组织的承诺是在日益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领域保障其全球供给的质量”[13]。随后，一些有关质量保障的国际、地区和国家质量评价和专业认证机构也相继成立，如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ENQA）、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CHEA）、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印度认证和评估理事会（NAAC）等。这些机构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4]

第二，追求质量发展是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行动策略。我国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十二字方针[15]，基本上确立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先数量，后质量”的发展与改革工作思路。1999年，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这一年，高校新生人数从108.4万人增加至159.7万人，增加幅度达47.3%[16]，并于2002年提前完成“十五计划”提出的高等教育规模毛入学率达到15%的发展目标，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7]。然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也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付出某种代价，尤其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质量滑坡问题严重，表现为生均投入不足、生师比较高、就业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9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教学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指出：“教育质量的问题要引起高等教育战线的高度重视，要大声疾呼：质量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质量意识要升温。”[18]同时，教育部开始采取多种举措，旨在制止我国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一时间，“提升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质量升温、升温、再升温”等思想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发展观。200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成立，开始举行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2012年，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本科评估中心”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本科评估指标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并行发展。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党和国家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教育部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将质量发展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加快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这个时期，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质量意识、质量革命、质量中国”三步走改革路线图，积极倡导以新工科改革为领头的“新学科改革”，深化本科教育改革，强化“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的发展理念，实施“六卓越一拔尖2.0计划”和“高校双创计划”，推进“信息化2.0建设项目”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围绕提升质量、服务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使命展开[19]，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三，追求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必然选择。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超额完成预期的任务目标，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新阶段。虽然从规模数量上看，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世界第一[20]，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从水平质量上看，我国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根据QS《全球高等教育系统排名》（2016年），我国大陆综合实力落后于美、英、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荷兰等国，名列第八位[21]。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2]根据这一精神，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必将是：深入学习“十九大”和“全教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发展方面的“九个坚持”，通过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的差距，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現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智力支撑。

总而言之，追求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高校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角色转变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做出的一种政策目标选择，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也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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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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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