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摘要：改革和对外开放是老挝人民政府在1986年做出的决议，改革前，老挝经历了农村合作社改革的失败，面临着人才大量流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过度依赖外国援助的困境。在平定苗族叛乱，稳定国内政局后，政府着手开展经济建设。对于当时十分依赖外国援助的老挝来说，相关援助国也会对政府做出的决策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1：

新时期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关系，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然而新时期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解决党群关系出现的问题，需要开拓新思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我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努力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扩大党组织在基层的覆盖面，是和谐当前党群关系的新思路。

关键词：党群关系 新时期 科学发展观

一.新时期党群关系的现状

（一）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内涵

党群关系，分为宏观党群关系和微观党群关系。就前者而言，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后者则指的是政党与社会团体、公民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由于政党的特性，世界上所有政党都高度关注党群关系。良好的党群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时期党群关系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经济上，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文化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渐形成，全民族文化程度显著提高。

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前部分党员的个人原因以及在一些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党群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改革缓慢，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应该不断上升，但是从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上看，后者呈不升反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必然会对人民生活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必须引起重视。

第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党的形象。一些党员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把权力当做为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当前我党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长此以往，对于党开展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党员特权意识浓重。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掌握着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可是当前有太多的党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为丰厚的社会资源，形成一种特权意识，严重玷污了党员形象。

（三）新时期党群关系出现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了许多变化，因此党群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党对群众的地位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人民自主意识得到加强，党不再决定市场行为，利益的选择成了民众自己的事，这种自主性的增强必然会催生人民的参与诉求，所以党群之间的依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群众的利益诉求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经济活动是以政治目标为核心，“一大二公”的利益关系冲淡了人们的利益诉求，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乃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民的利益愿望得到了释放的空间，利益开始成为人们的原动力，利益关系也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

第三，党群矛盾越发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改善党群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党群矛盾较之前显得更为突出。党的作风问题导致党群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绊脚石。

二.新时期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

（一）利益问题是核心因素

第一，党与群众争利。党员的特权意识已经成为当前困扰党群关系的一个大问题，身为党员，往往能得到群众所不能得到的好处，如此一来，党与群众的利益分配上必然会出现不公，也就会导致群众对党产生不满情绪。

第二，忽视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看病难，买房难，读书难等问题关系到民生，是人民群众所最关心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并预防社会矛盾。另外，环境破坏、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等城市化进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给党群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二）党的建设问题是主要因素

第一，民主机制不健全，民主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我们国家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关键阶段，同时因为我国缺乏民主传统，外来因素对我国产生的冲击较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民主制度和机制的缺失遭到威胁。

第二，公共权力违规运作，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一些国家的公职人员并没有理清权力授予关系，把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视为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特权，出现了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权力利益化、职能利益化现象层出不穷，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极大损害。

第三，党员作风问题突显。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党员干部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没能守住底线，浮夸风、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在党员中蔓延开来。虽然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少数派足够给党的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社会阶层结构是重要因素

第一，工人阶层的变化冲击党的阶层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工人阶层的构成出现复杂化与不稳定化的态势，市场经济体制使企业的主人由工人变成实际出资者，工人被剥夺了行政权力，处于相对容易受损的地位。这样一种落差必然会使工人阶层对社会的态度产生变化，甚至迁怒于执政党，如此一来，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阶层分化冲击党的阶层基础。20世纪7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广大农民摆脱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投入到城市化的建设大潮中，农民比例不断下降，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因为这种阶级分化面临新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其职业和身份的不稳定性使得党的群众基础在其所在的非公有制部门相当薄弱。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阶层变化对于党的群众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三，阶层固化冲击党的阶层基础。在我国，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底层群众向上流动的信心消失殆尽，从而被固化在社会底层。相反，富二代、官二代却对社会财富形成了世袭。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社会无法在平等的环境中发展，那么这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三.和谐党群关系的对策

（一）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1.一切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强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并举，使人民真正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2.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必须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是发展物质生活。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二是发展政治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形成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局面。三是发展文化生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调发展，齐头并进，建设学习型社会。四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一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群关系和谐建设的主动性

1.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关乎一个政党的前途和命运，长久以来，政治纪律工作一直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也十分重视党纪问题，曾在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多次强调党规党纪，呼吁全党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自觉遵守并维护党的纪律。

2.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斗争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腐败是与这种宗旨完全背离的。腐败就是党身体里的蛀虫，使党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必须出重拳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反腐斗争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来的，必须在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建立健全整体机制，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及建立健全反腐制度。

（三）完善社会阶层结构，夯实党群关系和谐的社会基础

1.培育“中间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

第一，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巩固党的阶层基础。当前我国社会还是呈现出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怎么样过渡到“橄榄型”社会结构关乎到能否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分化严重，中间阶层由于介于两者之间，是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地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的平稳发展。

第二，正确看待合理的贫富差距现象。贫富差距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贫富差距随之产生。这是阶级分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我们既不必把这种正常的贫富差距看做洪水猛兽整日惴惴不安，当然也要防止正常的贫富差距无休止地扩大。

2.吸收社会各阶层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组织在群众中的覆盖面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并不代表我党要排斥其他阶级，相反，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必须放弃阶级歧视，广泛地吸收其他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从而扩大党在社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对社会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党可以向社会传达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任何认同党的基本纲领且愿意为实现党的目标去奋斗的人，都可以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于昆.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群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李君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9]戴立兴.政党与群众—中国共产党执政考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68页.

[10]王炳林，阚和庆，王春玺.全球化视野下党的社会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02页.

[11]胡国平.试析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收入差距问题[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作者介绍：汪晗，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汪晗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2：

浅析老挝推行“革新开发发展”的历史原因

摘要：改革和对外开放是老挝人民政府在1986年做出的决议，改革前，老挝经历了农村合作社改革的失败，面临着人才大量流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过度依赖外国援助的困境。在平定苗族叛乱，稳定国内政局后，政府着手开展经济建设。对于当时十分依赖外国援助的老挝来说，相关援助国也会对政府做出的决策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本文将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展开，浅析政府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老挝;革新发展;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前，老挝处于较封闭、保守、落后的状态。政府于1986年11月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后，这一状况大有改观。本文将尝试分析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原因[1]。

1国内原因

1.1权力逐步集中

1975年12月，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老挝进入一党执政时期。初期政府急于重建国家政治秩序，将前政府的官员、军官送进了劳改营。在此期间建设的所有基础设施虽不算完备，但为对外开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设施保障。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逐渐集中，是新政策得以推行的保障。

1.2 苗族抵抗逐步平息

建国后苗族反抗势力常年活动在山区。1977年起义被镇压，首领王宝逃往美国。80年代，国内反对力量受到很大打击，政府和社会的神经逐渐放松，小规模商业活动复苏。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全方位严格管控逐渐放松，日常消费品重回市场。民众渐渐有了财富积累，民心日趋稳定。同时，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逐渐形成，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了保障。这是吸引外资的基本条件，也是革新开放政策推行前，需要做的基础工作之一[2]。

1.3 贫穷落后的现状

老挝的农村在建国前以自然经济为主，高地少数民族依靠简单的鸦片贸易。新政权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虑，于1978年年中开始农业集体化改革，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推行不久，南方又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因为不少农民被强迫拉入合作社，被迫上缴生产工具却几乎没有得到补偿。加上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农村地区的生产气氛也紧张起来。很多农民由于不满政府政策，也开始离开居住地以寻求更多发展机会[3]。

这不仅削弱了生产，还严重损害公有制经济基础及计划的福利保障。于是政府对建立合作社的速度进行了调整。凯山在1979年年末宣布取消一些对小型私人企业的限制，人们可以更多地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商品交换。同时政府也开始组织贸易合作社，与国家展开贸易会有相应优惠。

然而合作社经济并没能按政府预期推进。80年代早期，集体主义经济开始瓦解。私人、市场贸易则慢慢发展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面对新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及时做出政策调整，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是政府决心改革的根本动力[4]。

同时，邻居的发展也令人羡慕。1975年前，泰国东北部相对于万象，十分贫穷落后。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迅速发展成现代化城市。此时老挝居民的电视机、收音机拥有量大幅提升，看到泰国人民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也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现状却是1975年末，越来越多的公民因高压控制和贫困的生活现状逃亡。对想稳固统治的政权来说，贫困的人民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长期稳固的统治需要确保就业且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身心理需求。这使政府意识到了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逐渐开放政策以吸引流亡者回国投资、工作。同时大力发展教育、技术培训，为改革和开放提供人才。

1.4高压控制逐渐放松

1978年，劳改营里的工程师、老师、医生、司机开始派往岗位。1980年后，他们被陆续释放。1986年，所有人被释放。80年代前，老挝人与外国人接触受到严密的监视。80年代起，与外国的接触限制逐渐放宽，这成为86年末对外开放的一个过渡过程，为开放国门做好心理准备。

2国际原因

老挝自从摆脱法国殖民地这个身份开始，国际援助就是其各时期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补贴来源，尤其是鸦片贸易成为税收支柱的时期，鸦片贸易的税收最多占到总税收的二分之一。当鸦片税收不足时，甚至可以说，国际援助的多少与政权的稳定性息息相关。“20世纪50、60年代，老挝主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援助，美（1955年开始）、法（1955年开始）、日（1958年开始）、英（1960年开始）四国每年的援助金额分别大概是5100万、150万、93万、20万美元， 中国50年代末期开始援助老挝。70年代开始，中国成为老挝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年援助金大约1000多万美元。民主德国1986年开始捐助老挝，年平均230多万美元，还有匈牙利、蒙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为老挝提供了慷慨的援助[5]。”

越南自老挝建国初期就对老挝施以援手，虽然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老挝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老挝建国初期的越南，仍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仍以农业为基础。这对当时一心求发展、求进步的老挝政府领导人而言，越南并不如苏联有吸引力。苏联对老挝的帮助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投入资金。早在皇家老挝政府及其后的第三联合政府期间，苏联就已经为贡勒的军队提供军需，给巴特寮的军队带去大量武器装备，甚至帮助巴特寮军队成为正规军。1984年苏联开始大量援助老挝，年平均5000多万卢布。当时的苏联还承担起了工业老大哥的角色。苏联的意见对老挝领导人的决策影响重大。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国际合作也是苏联的期望[6]。

另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也对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决定产生了影响。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中苏关系惡化，1978-1985年，越南入侵民主柬埔寨， 1979年中越开战。越南和老挝长期的同盟关系和历史上越南对老挝建国的帮助、领导人之间的友谊，都使老挝毫无悬念地站在越南一边。中国暂缓了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对老挝的大量援助。这使得老挝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协同合作。但同期，泰老关系则得到改善，两国1979年签署联合公报，泰国解除了对老挝的一些贸易限制。老泰间的国际贸易额也随之逐年增长。虽然之后由于柬埔寨问题，泰老关系上下波动，但两国的国家贸易一直没有彻底终止[7]。

东欧剧变前后，来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逐年减少，老挝需要寻求新的国际支援来源。中老关系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修复。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建设成绩不可小觑，世界局势也更加复杂多变，老挝出于自身发展需要，非常需要和中国这个邻居搞好关系以争取支援。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8]。

总的来说，促使老挝政府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本国贫困的经济状况，要实现国家富强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要发展不得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当时国家权力集中在中央，苗族起义也被平息，国家政权逐渐稳定，使改革成为可能。随着高压统治的逐渐放松，敢提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促成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在多国的长期援助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老挝坚持不对外开放已经不现实，积极开展与多国的国际合作才能争取更多资源为本国发展助力。为摆脱对国际援助的过度依赖、保障政权稳固，老挝必须通过发展经济获得更多税收，以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提高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老挝政府推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成为必然[9]。

参考文献

[1]姆·耳·马尼奇·琼赛.老挝史[M].厦门大学外文系翻译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

[2]申旭.老挝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3]何政.老挝2015-2016国情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4]邹怀强，黄慕霞，陶文娟，等.老挝文化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中心，2015.

[5]ANOUSONE THEPPHAVONG.中国对老挝的援助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8.

[6]格兰特·埃文斯.老挝史[M].郭继光，刘刚，王莹，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7]胡德坤，彭班.试析中国对老挝的经济援助[J].现代国际关系，2019（7）：6.

[8]KANMANY PIENGKHAMSONE.革新开发以来老挝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大學，2018.

[9]张成霞，洛瓦希亚姆.老挝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9（18）：7.

（责编：李慧娟）

作者：敖旋倩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3：

现阶段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刍议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由社会志愿者自主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中，政治组织与非政治组织并存，传统组织与现代组织各异。受制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参与、政治倾向、组织规模与影响力、规范化程度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欠发展性。

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把非政府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其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分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是特殊性，首先必须界定非政府组织的内涵，因为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外并非有很统一的标准。

1.非政府组织释义

非政府组织本意指是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虽然在英文词义上包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NGO通常是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并非某一个特定组织，而是一个介于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又称为第三体系或第三部门”①。

从联合国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和实践来看，他们是将非政府的从事国际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和人权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1996年以前，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非政府组织界定的范围比较狭小，只承认国际性非政府组织。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1996/31号决议，对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关系作了新的规定，承认了在各国和各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世界银行则比较直接地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

美国约翰-霍金普大学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rmon）和安海尔（Anheier）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被作为国际流行的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标准。我国政治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但这没有必要，非营利性本身包含了公益性特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马庆钰教授则概括出非政府组织的六个特征，即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独立性、自愿性、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其中，只有非宗教性具有创新意义。

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具有六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非宗教性。只要符合这六个特征的组织，都可以称为非政府组织。

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我们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由社会志愿者自主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组织；既包括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新生的非政府组织。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限定在非政治领域，也不能看成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更不能说成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鲜事物。

或许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称为社会组织更加恰当，以示区别于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又能够适合我国的用语习惯。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范围非常广泛，根据民政部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的分类，可以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分为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至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根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2007年的估计，大约有200～270万社会组织，另外还有学者估计有800万之多。

2.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

社会团体类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的非充分自主性。我国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我国社会团体类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资金门槛最低，分为学术性团体、行业性团体、专业性团体和联合性团体四类。

我国的社会团体主要是传统的社会团体，只有行业性团体的产生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相关度高。但不论各具体社会团体何时产生的，也不论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团体，他们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具有比较浓厚的政府背景，实质上他们在许多时候成为准政府组织，承担着政府的部分职能和任务。因此，这类非政府组织具有最为典型的中国特色，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政治意愿一元化的现象；或者说是呈现出形式多样化，内容单一化的现象。

以中国目前的八大人民团体为例，工会、工商联、华联、台联、妇联、共青团、科协和文联这些组织，虽然都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他们都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和人事自主权，没有充分的成员意见聚集和意见表达权，也不能自主选择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从这些组织的观点和态度不难看出，他们基本成为政府的代言人，因而是党政体系之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组织。虽然这些组织越来越注重反映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和愿望，互益性色彩有所增强，但自主性政治参与仍然显著不足。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质疑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性非政府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非政治化倾向。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民间主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机构，类似于欧陆学术界所说的“社会企业”。其活动领域涵盖了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多类。基金会是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所谓政治参与的非政治化，就是指这些组织在进行政治参与活动的时候，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成员和社会公众的经济、社会或文化生活方面的利益，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

在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一般严格遵守不参与政治性活动的原则，尽量避免宏大政治议题、避免争议，也不动员公众向政府施压，它们力求不给现存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秩序制造麻烦，而将自己定位在“政府的辅助和补充力量”的位置上，与政府达成合作。总之，不直接干涉政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政治是在特定经济基础上，人们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围绕社会公共权力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由于政治关乎着社会资源与价值的分配问题，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非政治化倾向，必然导致这些组织的功能弱化，难以有效发挥所在领域的作用，因而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类组织的社会作用相提并论。

社会、自然类的非政府组织方兴未艾。在我国，社会、自然类的非政府组织主要产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也主要活跃在环境保护领域和扶贫开发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涌现出了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色家园志愿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大学生绿色营和绿色大学生论坛、清华大学绿色协会、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上海市青少年环境爱好者协会、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等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也涌现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爱德基金会、香港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四川农村发展组织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些组织成立的时间比较晚，规模不大，社会影响力非常有限，少有参与国际活动。

我们已经看到，非政府组织现已成为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新兴角色，在联合国体系各机构的活动中，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了正式的法定地位，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和影响一些重大的国际决策。在其他许多国际活动中，非政府组织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除了政府与企业之外，非政府组织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代表。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健全，实力雄厚，规模大，活动能力强。非政府组织全球体系中的决策过程、权力安排、资金和信息的流向、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等，目前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控制的。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国家，势必应考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参与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规范性程度低。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非政府组织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虽然总的来说，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是法制化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这首先表现在立法工作滞后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规还不完善。比如实体法、单行法、立法内容存在缺失。还表现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立法的层次和质量不高，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的内容侧重于登记程序，不仅与其它法规衔接性差，而且在具体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完整的非政府组织监管的法律文本，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条例都称不上是完整的非政府组织法。这些情况说明，我国非政府组织监督管理的法制化程度还相当低，跟发达国家严密的非政府组织法律体系相比，差距还相当远。

另一方面，存在着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商业化经营情况。目前，我国很多本来以公益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资金的短缺或者营利动机的驱使，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方式赚取大量利润，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营利活动上，从而与商业化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忽视或者损害了公共福利和社会效益，潜移默化的改变了这些组织的性质。因此，在我国出现了汶川地震救灾资金被某些人吞噬的现象，更出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郭美美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总体特征是欠发展性。这种欠发展性主要归因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较低发展水平。它既有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也有政治体制落后于社会现实需要的原因，还有法制建设不足的原因。因此，要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经济建设之外，必须加快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陈婉琳系武汉大学在职研究生）

[1]孙 静.试析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中国特色与成因，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张雪源，詹 炎.浅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其法治功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3]贾佑兰，石亚娟.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大众商务，2009.24

作者：陈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