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论文

2022-04-23

摘要：为比较准确地了解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采用知识图谱研究方法对872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绘制了出信息素养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结果表明，国内信息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信息素养发展历程、现状、影响因素、提升策略及信息素养评价研究及MOOC时代图书馆信息素养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论文篇1：

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摘要〕[目的]利用知识图谱工具对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内容、层次和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刊载的2000-2016年信息素养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国内信息素养当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呈现出4个主题聚类和5个热点研究方向；已有研究处于“小部分集中，整体分散”的状态；不仅各级学校要注重信息素养教育，针对社会弱势群体也要展开信息意识、信息能力的引导和培育。[局限]由于技术局限问题，未能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共被引情况进行解析，在演进路径研究方面存在不足。[结论]研究过程和结论为信息素养研究提供整体性的描述，为后续研究定位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信息素养；可视化；知识图谱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11.030

〔

〔Key words〕information literacy；visualization；knowledge mapping

在當今信息社会，无论是简单的日常生活还是复杂的艺术设计，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越来越离不开信息化活动。信息获取、信息理解和信息综合应用的能力成为人们在生活中获得进步的关键能力，信息素养成为民众在信息时代走向成功的关键[1]。

信息素养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1]于1974年提出，40多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保罗·泽考斯基把信息素养定义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而后也有许多学者对信息素养定义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出现几个广为流传的信息素养模型。如James Herring[2]的旨在培训学生思维技能和自我评价能力的“PLUS模型”；Eisenberg[3]提出的解决信息问题的六阶段（Big6）模型；SCONUL[4]提出的信息技能“七柱模型”以及Christine Bruce[5]提出的信息素养教育的“六框架模型”。后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2000）[5]在《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中对信息素养做出的定义得到较广泛的引用和认可，即“个体能够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检索、评估和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综合能力”。2015年，ACRL发布了最新版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指出要“站在信息生态环境的角度，用新眼光审视信息素养”，并对信息素养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发展，即“包括对信息的反思性发掘，对信息如何产生与评价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社区的一系列综合能力”，框架内容得到全球学术的广泛学习和解读。

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相对较晚一些。通过“主题检索”的方式，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检索发现，与信息素养研究相关性较高的文献出现于1986年，研究主题为“领导者的情报素养”（张应吾，1986）[6]，从时间分布上看，2000年之后信息素养相关研究才明显增多。陈文勇（2000）[7]设计了包含40个评价指标的高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马费成（2008）[8]对武汉高校学术信息素养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张东？（2014）[9]以深圳大学为对象进行了信息素养教育的评价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信息素养研究处于何种状态？经历了哪些阶段，有何特点？有什么样的热点主题和研究前沿？本文期待利用CiteSpace等知识图谱工具对信息素养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回答以上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启迪。

1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2016年6月1日，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首次以“主题=信息素养”为条件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检索记录19 406条。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出现于1980年（1篇），但相关性不大，并且由于总数据总量庞大，且存在许多质量不高的论文。因此，笔者选择以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为对象进行二次主题检索，得到检索记录2 149条，将通知和启示等无意义数据进行剔除，得到有效文献数据2 130条，最早文献出现于1992年（1篇），由于2000年以前文献累计只有11篇，文献数量少且时间分布不连续，处于的探索研究阶段。因此，本文选择对2000年开始至今的2 119个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可视化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两个知识图谱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是指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科学计量和图形绘制等手段可视化地展现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的方法，具有知识导航的作用，是科学计量的范畴[2]。Citespace软件是由美国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开发并引入中国，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有一定的应用[3]。VOSviewer[4]是雷登大学CWTS研究结构开发的用于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的有效工具。

2研究内容

21信息素养文献的时间分布

根据文献数据可以绘制出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整体趋势（图1），文献数量的变化能够反映出该领域总体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研究的基本成熟度状况。从图1中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出，从2000年至今，国内信息素养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以全部期刊的载文数据为例，2007年以前增长速度较快，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5%，为快速增长阶段。这段快速发展阶段与国外和国内教育部门出台的信息素养教育指导政策息息相关，比如美国（1998）、英国（1999）、澳大利亚（2000）、丹麦（2003）、挪威（2004）等西方国家在2000年附近相继出台“国家信息素养标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等类似的政策对国内信息素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教育部在2000年頒布《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对小学信息素养教育确定了明确目标，进一步推动了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活动。期刊文献的增长趋势与利用CiteSpace软件得到的“信息素养”关键词的词频分布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即由2007年之前的快速增长逐渐过渡到平稳发展的阶段，而“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研究仍处于整体上升阶段。

之后在2007-2012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5%，为缓慢增长阶段；2012年至今，增长速度约为5%，为平稳发展阶段，信息素养研究进入成熟期，学术期刊载文量相比之前有所下降，并保持稳定。

3结论

本文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知识图谱软件对中国知网2000-2016年信息素养领域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经历了探索研究、快速增长、缓慢增长阶段，当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速度基本稳定了下来。借助软件工具，提出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4个主题聚类：高校图书馆服务与教育信息化、信息素养教育及模式创新、大学生信息素养、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

（2）综合突现词、词频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包括Mooc、翻转课堂以及在线课堂在内的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研究，数字素养与媒介素养研究，弱势群体信息素养研究，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素养研究、以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信息素养研究等5个方面是当前国内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热点方向，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创新与实践仍然属于热点话题。

（3）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机构多分布于图书情报专业领域，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黄如花、张晓娟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在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力量，且学术合作比较广泛。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相关学者也多有建树。温州大学王佑镁研究团队在信息素养教育、教育信息化领域具有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整体而言，国内信息素养研究学术合作少，未形成核心研究学者群体，处于“小部分集中，整体分散”的状态。

（4）随着信息社会的更深入发展，信息素养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各类学校要注重信息素养教育，在社会中，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也要展开信息意识、信息能力的引导和培育，培养信息行为的自由性、准则性和道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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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马卓）

作者：朱莉　霍明奎　康美娟

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论文篇2：

近十年我国信息素养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信息素养;知识图谱;研究热点

一、引言

2018年4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要“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1]，信息素养被写入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规划。2016年，由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的《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研究报告指出，信息素养是21世纪全球公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素养是我们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每个人都应当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

“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1974年在北美地区提出，并指出它是学生需具备的基本能力[2]。信息素养一直是教育领域受关注的话题，那么当下它的研究热点是什么？研究主题又有哪些？在全球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信息素养备受关注的今天，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朱莉等（2018）[3]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国内2000-2016年信息素养研究的内容、层次和热点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陈永清等（2017）[4]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探讨了国内大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方面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轨迹。但从总体来说，国内信息素养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研究方法单一、文章数量少等不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研究也需更新。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聚类分析等可视化方法，梳理了近十年我国信息素养的研究主题和热点。以进一步把握国内信息素养的发展轨迹和未来的研究取向，为后续信息素养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于国内最大的中文学术期刊库——中国知网（CNKI）。以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以篇名=“信息素养”为检索式，统计时间为2008～2018年（检索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或者“CSSCI”，共检索出875条记录，剔除会议通知、重复发表文章、征稿细则等之后，共得到有效文献872篇。主要抽取关键词字段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研究方法。以往，人们对某一个学科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时，大多数是基于主观理解和判断对资料进行分析，很少有人采用科学计量的方法来对文献进行综合处理，仅凭个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难免会产生错误或者不恰当的归类和总结[5]。当前，学术界正兴起的知识图谱技术为研究者分析文献资料提供了技术支持。知识图谱能够用直观图像展现出最前沿领域和学科知识的信息会聚点，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来揭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发展概貌，使人们便于全面审视一个学科的结构和研究热点、重点等信息，知识图谱目前主要应用于科学文献中的知识发现，用以揭示领域知识结构和领域的研究重点[6]。

3.研究工具与思路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有：Bicomb2.0共词分析软件、UCINET6.0社会网络分析软件、SPSS20.0。Bicomb书目共现分析软件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宏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7]。UCIN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最初由社会网络研究的开创者、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林顿·弗里曼（Linton Freeman）教授编写，后来主要由新一代学者、目前分别供职于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斯蒂芬·博加提（Steve Borgatti）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马丁·埃弗里特（Martin Everett）维护更新，它是一种拥有强大功能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8]。

第一，确定研究主题，并在中国知网导出所有相关的题录信息，保存成Bicomb 2.0支持的NoteFirst格式;第二，采用Bicomb 2.0书目共词分析软件提取关键词和共词矩阵;第三，将共词矩阵导入UCINET6.0，绘制二维社会网络关系图谱，从而分析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为了进一步描绘信息素养研究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将由Bicomb软件生成的共词矩阵转化成相异矩阵，然后导入SPSS20.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第五，结合第四步的分析结果，绘制出信息素养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并进行分析和解释。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应文献重要概念等方面的核心术语，是研究者经过深思熟虑提炼得到的[9]。对于高频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研究领域的集中热点和趋势[10]。采用Bicomb軟件对872篇有效文献进行关键词统计，共得到关键词1400个。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11]。本研究高频关键词的选取依据普赖斯计算公式确定。计算公式为M=0.749 ，其中M为高频阈值，Nmax为区间学术论文被引频次最高值[12]。为了确定高频关键词的阈值，在中国知网（CNKI）以“信息素养”为篇名进行检索发现，在2008-2018年间被引频率最高的文章是潘燕桃和廖昀赟发表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慕课’化趋势”[13]，该文至今的被引次数为133次，带入到普赖斯公式计算得出高频阈值为9，将频次大于或等于9的34个关键词确定为高频关键词，占关键词出现总频次的40.3979%，如表1所示。

这34个关键词基本上反映了2008-2018年间信息素养的研究热点。其中，排在前十位的关键词为：信息素养（581）、信息素养教育（195）、大学生（62）、高校图书馆（58）、图书馆（47）、MOOC（27）、高校（26）、高等教育（20）、教育（20）、教师（18）。仅对高频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不足以准确描述信息素养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进一步分析十年来信息素养的研究热点及其内部的联系，需要做进一步的社会网络分析。

（二）社会网络分析

在对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网络分析。采用Bicomb2.0软件提取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如表2所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绘制出基于节点中心度（Degree）的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关系图谱，如图1所示。

图1中正方形点表示高频关键词节点，节点越大，代表该节点在整个关键词网络中的作用越大，同时它控制其他节点共词的能力也越强;节点之间的关系用实线连接，实线越粗，表明其相互关系也越强[14]。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信息素养研究热点的内部关系：（1）从节点大小来看，除去检索词“信息素养”外，“信息素养教育”、“大学生”、“图书馆”、“高校”、“高校图书馆”、“MOOC”、“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生”、“信息意识”等构成了我国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共词关系较强，能反映出近十年我国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热点。（2）从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程度可看出，以信息素养为核心，與大学生的联系最为紧密且距离最近，说明近十年信息素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群体。（3）从整体网络分析可以看出，“中小学教师”、“影响因素”、“培养模式”、“媒介素养”、“信息能力”、“大学图书馆”等关键词处于网络的边缘处，与其他节点的联系较为松散。

（三）高频关键词的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Ochiia系数相异矩阵是在Bicomb2.0生成共词矩阵的基础上，将共词矩阵导入SPSS20.0，选取Ochiia系数并将其转化成34*34的共词相似矩阵，在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时，将该相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1-相似矩阵）。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各关键词分别与信息素养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信息素养教育（0.745）、高校图书馆（0.678）、MOOC（0.676）、高校（0.563）、图书馆（0.478）、高等教育（0.421）、大学生（0.348）。这个结果说明，人们在谈及信息素养时，将“信息素养”和“大学生”、“高等教育”、“图书馆”、“高校”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多。采用上述原理，可判断表3中其他关键词间的距离远近。

（四）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聚类结果可以反映关键词间的亲疏，能够进一步反映信息素养的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原理是以它们成对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共词）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把关联密切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关键词聚类分析时，先以最有影响的关键词（种子关键词）生成聚类;再次，由聚类中的种子关键词及相邻的关键词再组成一个新的聚类。关键词越相似它们的距离越近，反之，则较远[15]。

采用SPSS20.0对关键词的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五）多维尺度分析

利用SPSS的ALSCAL多维尺度分析，对相异矩阵进行分析，绘制出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

四、结果分析

根据信息素养关键词聚类图和信息素养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将国内信息素养的研究热点分为以下三大类：

种类1为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由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检索、研究生、教育模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图书馆、高职院校、高校等关键词构成。张洁等（2014）通过建立图书馆翻转课堂的应用体系和实施流程，并研究了该教学模式在图书馆读者入馆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运行情况得出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非常适合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罗国锋（2016）从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式、教学评价4个维度构建高校研究生SPOC混合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各种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提出，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种类2为信息素养发展历程、现状、影响因素、提升策略及信息素养评价研究。由影响因素、大学生、现状、评价标准、培养、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关键词构成。主要的研究对象有：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生。也有学者对高校教师、高校教学管理者、中学生信息素养现提升进行了研究[16][17][18]。吴香然等（2009）、马艳霞（2010）、周美芳等（2013）研究了信息素养的评价标准。通过对比国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以期推动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种类3为MOOC时代图书馆信息素养研究，包括信息素养教育、高校图书馆、MOOC、信息素养标准、公共图书馆等7个关键词。近年来，随着MOOC的兴起，研究者从信息素养、高校图书馆与 MOOC 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开始对在高校图书馆中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类慕课进行探索和研究。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对图书馆的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以前，图书馆可能只是作为大众进行阅读的一个场所。现代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不应该再局限于仅仅作为为大众提供阅读的场所，而应更加注重培养大众的健康信息素养，健康信息素养属于信息素养的一种[19]。公共图书馆的重心应当逐步实现从阅读向包括阅读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素养转移，更加突出技术素养、信息素养、环境素养等多元素养对现代人的重要性[20]。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综上，知识图谱研究比较直观地反映出近十年我国信息素养研究的三大领域。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对信息素养的内涵、评价标准、培养和提升路径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实践层面，通过调查法对信息素养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从而发现信息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MOOC、翻转课堂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学者们积极探索新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将新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和信息素养教育中，以促进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目前，对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生群体，针对于中小学生、高校教师的研究较少;不少研究意图通过图书馆教育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应该渗透到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应该仅仅限于图书馆;教师信息素养薄弱，不能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和评价，课堂教学模式更多地沉溺于传统的教师主导地位;另外，实证研究的数量略显不足，多数成果仍集中在经验总结的层面。

在当下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素养教育未来仍是研究的重点，以下问题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第一，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出台全国性质的评价标准，而不仅限于某一地区;第二，信息素养应该从小培养，如何更有效地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开展创客教育值得我们去探讨;第三，MOOC，微课，翻转课堂的发展给教育带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教师如何将此有效与课堂教学进行融合，提升教学效果，通过促进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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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西安财经学院2018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综合类）：“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18JGZ06;西安财经学院2018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共词分析的知识图谱研究，课题编号：JG18Y15。

作者：吕春祥

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论文篇3：

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要国内数据素养教育存在着数据操作能力与需求的不对称、教育资源管理部门与实施机构交流不足等问题，图书馆的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还相对缓慢。因此，图书馆可以从开展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泛在教育、学科专题教育方面积极推进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数据素养数据管理数据服务高校图书馆

分类号 G254.97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8.006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f University Library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Deng Lijun

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加剧，数据对于个体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小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娱乐，大到个体的学习、生活，无不充斥着数据，由此，也拉开了学界对于大数据和数据素养教育的讨论与实践。对数据素养而言，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界定，但从大体上看，学界將“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或（“数据信息素养”（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描述为数据意识、数据操作能力、数据转换与利用能力、数据伦理、数据批判能力、数据重用能力等主要表征[1]。上述表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描述对于研究人员的数据素养要求，但却相对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数据素养对于个体的较高要求。

1 国内外数据素养教育研究现状概述

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是数据素养教育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基础。数据素养教育并不是凭空出现，有学者指出，数据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是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统计素养、数字素养、科学素养等多种概念的融合，是大数据环境下对于个体素养的全新要求。数据素养教育最早出现于科学研究领域，主要目的在于规范研究人员的数据操作、提升其个体素养，卡尔森等结合当时信息素养的培养方式，将数据素养的相关教育纳入了信息素养课程教育中[2]。数据素养作为大数据环境下一种新型的素养，已经得到美国中小学老师的普遍重视[3]。当前，国内外有关数据素养教育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国内的相关研究稍显滞后，以下详述。

1.1 国外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国外数据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短短数年间，从政府到高校及科研机构都纷纷展现了对于数据素养的浓厚兴趣，并积极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支持和推动工作。美国NSF率先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过程提出了数据素养的相关要求，具体表现为要求每个提交给基金会的项目申报书都必须包含有完整的“数据管理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数据素养的相关理念与教育培训在科研环境下的发展；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联合资助了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和伍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的联合测试研究生、本科生在科学领域数据管理方面的研究项目，通过项目支持，已建立了关于数据保存、管理和共享等方面的在线教学模块；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勒冈大学联合开展了“数据信息素养培训”项目，该项目旨在发展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学[4]。

此外，很多美国大学图书馆也针对数据素养教育开展了系列的培训、讲座，或是通过参与项目研究计划，使馆员以数据管理员或“数据专家”的身份对项目研究者进行指导或提供数据管理、操作、转化方面的帮助，发挥了图书馆在数据素养教育层面的作用，同时也为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积累了数据实例和培训人员；美国加州大学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借助Libguides建立基于科学数据管理的数据管理服务与资源导航，为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服务提供了借鉴实例[5]；也有部分高校为了将高校的数据素养教育资源数字化，纷纷通过网络授课或是MOOC课程的形式对社会个体开展数据素养教育。

1.2 国内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相对于国外数据素养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国内的数据素养教育更多的还是处于理论研究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在于介绍、援引国外数据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一方面使国内的数据素养教育能够减少探索过程中的消耗，少走弯路；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国内数据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缺乏本土特性，针对国内的用户相关研究与地域研究还相对不足。在理论研究方面，早期有李晓辉通过调研对数据素养的相关表征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但却未明确提出数据素养的概念[6]。而孟祥保等通过详细调研，向国内业界明确提出了数据素养的概念与表征，同时详述了国外开展的数据素养教育模式[7]。此后，数据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得以快速开展。在具体的数据素养教育实践上，部分重点高校如上海交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也尝试着利用Libguides来进行数据管理教育与学科服务，同时部分社会实体也开始关注中文网内的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以近年来兴起的MOOC课程为例，当前也有部分社会组织在推广和开展数据素养教育，并且提供以MOOC为主的在线免费教育，具体有微软亚洲研究院大数据系列讲座、IBM大数据大学（涵盖了从数据基础理论到大数据分析研究的各个环节课程）。但是，目前真正运用网络渠道进行数据素养教育的高校仍然不多，低于网络资源的运用也相对不足[8]。另外，国家和研究机构层面也开始积极关注数据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具体如“数据素养对科学数据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14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体系构建研究”（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学研究项目），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于数据素养教育的积极态度。

2 国内数据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大数据环境所带来的不仅是对部分传统行业的冲击，也给传统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数据带给图书馆的影响与挑战主要有：在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方面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未来图书馆的核心资产将是对大数据的综合掌握；大数据为图书馆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带来了机会和挑战[9]。据此，也可以理解为大数据环境对于图书馆数据服务与数据素养教育的促进。从上文的国内外数据素养教育概述可以看出，虽然国内数据素养教育在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关注下已经逐渐被业界所接受并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但由于国内的数据素养教育理论研究时间尚短，且对应的实践活动也不多，对国内数据素养教育的长期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数据操作能力与需求的不对称

当前，科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数据化、规范化的趋势，从研究规划、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转化与应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大数据环境对于科研环境下个体的数据操作能力的高要求。然而，虽然科研环境对于数据操作提出了高要求，个体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种要求并开展相应的学习，但系统性的数据素养教育仍然相对缺乏。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大多数的个体更注重的是技能或软件的学习，表现出立足于直接需求的应对式解决方案。（1）学习数据处理软件。个体往往注重于数据操作软件的学习，如学习Excel、TDA、Citespace、ACCESS、SPSS等软件的使用方法，但由于与实际的数据处理需求存在差异，往往导致了这种学习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且效果因人而异[10]。（2）参与短期培训。部分个体在具备一定数据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也偏向于参与一些短期培训来提升数据操作技能，但这种短期培训由于带有一定的专指性，导致可以选择参加学习的个体并不多。（3）参与研究过程。部分个体可以通过参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从而累积数据处理经验，但能接触到最终的数据转化与应用过程的个体仍然不多，也存在着操作能力与需求的不对称性。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个体的数据操作能力与需求的不对称性，但是在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和环境的建设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图书馆本身也存在着缺乏数据素养教育专家的局面，这都需要在以后的建设中予以完善。

2.2 数据素养教育资源管理部门与实施机构交流不足

数据素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数据资源持有方通过教育部门的渠道对有数据素养教育需求的个体所采取的教育活动和潜在影响，这是对于整个数据素养教育资源的扩展性认识。但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由于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又可以分解为数据素养教学资源、数据素养教育者、数据素养教育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也导致了这些资源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机构，而最终的教育活动也只能依靠各个部门的沟通和相互磨合来实现。在高校范围内，数据素养的课程教育主要表现为数据处理、数据操作、数据存储与转换、数据伦理等相关领域的教育，而教育资源的组织则主要依靠教育主管部门或机构，教育效果的优劣最终会受到教育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辅助机构的交流程度的影响。对于图书馆而言，面向院系的数据素养教育的支撑则依赖于院系教师的资源需求反馈、教参与教育资源系统、数据素养专题讲座等形式，但图书馆的这种被动参与的形式始终难以对院系的实际教育教学活动形成主导性的影响，加上数据素养教育仅是高校教育的组成部分，由数据素养教育资源与实施部门交流不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影响个体数据素养教育的效果。

2.3 影响数据素养教育的社会环境因素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工作、生活、学习能力。高校的数据素养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仅仅是社会对于数据素养研究的一个缩影，同时高校的数据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1）政府的重视程度。教育活动开展的基础不仅需要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的不懈参与，更需要政府的积极投入与一贯重视。当前，国内对于数据素养的重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对于中小学的数据素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亟待形成数据素养教育的一贯式教育体系。（2）社会机构的积极参与。从资源和资金上来讲，社会机构所拥有的量远远超过高校，吸引社会机构积极参与数据素养教育将有利于数据素养教育研究实践活动的开展。以MOOC课程为例，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和社会实体在各个MOOC平台上开始开展数据素养的相关课程与实例教育，但总体的资源量还不是很充足，急需社会机构进一步的积极参與和投入[11]。（3）图书馆的纽带作用。作为社会信息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在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中也可以成为学习相关各方的纽带，为有需要的各部门（如教务处、信息中心、教学院系、科研团队、科研处等）建立联系方式，推动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目前，图书馆一般只与同质机构建立联系，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相对较少，并未完全发挥自身的纽带作用。

3 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对策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数据素养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对于教育机构提出的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也是个体对于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实际需求，图书馆的数据素养教育正是基于社会化大环境的需求所作出的积极应对。然而，由于国内数据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基础尚属于起步阶段，可供借鉴的国外数据素养教育模式与经验总结也因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人文与研究个体方面的差异而无法直接运用到国内的数据素养教育上，由此，需要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数据素养教育策略。

3.1 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

图书馆参与数据素养教育的形式较为多样，其中较为普遍的就是利用图书馆现有资源与服务渠道，提供数据素养的相关教育和服务，诸如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就是其中较好的例子。以数据管理为例，当前国外部分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基于科学数据管理的Libguides服务，主要用于提供与研究人员相关的科学数据管理资源导航与目录服务，通过层层引导和由浅入深式的探索式教育，为个体建立基础的数据素养概念与学习导向。此外，除数据管理导航外，数据服务也是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形式的基础在于当前部分高校老师缺乏数据管理和数据操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图书馆藉此可安排专业馆员参与到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去，对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转化过程提供相应的数据服务，通过实际操作或直接指导为相应对象提升数据素养，部分国外文献中将这部分专业馆员称作“数据专家”[12]。

3.2 数据素养泛在教育

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讲，全面提升社会的整体数据素养并不能简单依靠提升某部分或某几个人来实现，需要社会构建积极的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并运用于社会的数据素养泛在教育中去，部分高校图书馆已经在积极开展相关的泛在教育。总体来讲，数据素养的泛在教育可以有如下几种形式。（1）讲座、培训。讲座和培训是目前高校范围内开展得较多的教育形式之一，在形式上较为灵活，目前常见的数据素养讲座和培训主要表现为数据素养基本概念、相关数据处理软件（excel、spss、access等）的操作培训等。（2）讨论会。除了基础的一些讲座培训外，数据素养教育通常也会以一些讨论会、经验交流会的形式来开展。（3）通识教育。数据素养的通识教育通常表现为一些数据素养的系列课程或基础理论课程，主要课程内容涵盖科学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与数理统计、为什么要管理数据和如何管理数据等，课程内容偏向于基础教育，主要面向于零基础或初学者[13]。

3.3 学科专题数据素养教育

学科专题教育是数据素养教育中比较专深的层次，不仅要求授课或指导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数据素养，也要求其具备相应程度的数据管理和服务经验。所以，该模式对于图书馆的要求也比较高，目前国内的相关教育还不多见。总体上看，学科专题教育是针对具体学科领域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相对于泛在教育模式，此种模式在学科属性上更为专深，且针对性更强，主要针对在一定学科领域内具备数据素养基础的个体来开展。如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针对社会科学和天体物理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与数据管理服务需求，开设了基于Dataverse数据平台的社会科学和天文学的相关使用培训，对个体的实际利用具有较强的实践和指导意义[14]。对于大多数的研究者而言，其所需要的正是学科专题数据素养教育，但由于该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图书馆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人才，使得相关的教育活动仅在少数一流大学中得以开展。

3.4 合理发挥各相关环节的作用

数据素养教育的形式并不仅限于课程教育，图书馆的有效参与可以促进社会数据素养教育环境形成，辅助更多个体提升数据素养。从现有的数据素养教育发展来看，开展多样化的数据素养教育将有利于相关实践研究的开展，促进数据素养教育的不断成熟[15]。所以，合理发挥各相关环节的作用是数据素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有效途径。（1）政府和行业协会。政府和行业协会需要积极倡导并推进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并对相关的数据素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2）数据资源拥有者。包括社会实体、高校图书馆、各资源商在内的数据资源拥有者，需要对现有的数据素养教育资源（人力、数据集、数据处理平台等）进行整合，满足社会数据素养教育的需求。（3）研究机构。作为数据操作能力较强、数据处理与转换经验丰富的研究机构，需要将自身对于数据管理的经验和方法向有需要的个体进行传授或提供服务，并积极提升社会对于数据素养的重视[16]。值得注意的是，以IT机构为代表的数据管理先行者已经通过MOOC等形式为社会大众提供数据素养教育，这也是其推动社会数据素养教育环境建设的有效途径。

4 结语

在长期的信息素养教育实施过程中，图书馆已然形成了对于数据素养教育的部分可参照的经验与教学资源，但对于真正实施数据素养教育的图书馆而言，数据素养教育又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其实，图书馆的数据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提升个体在学习、生活甚至娱乐过程中对所接触数据的掌控和利用能力，并最终推动社会数据素养教育环境的形成。所以，图书馆要充分认识到现有数据素养相关教育所存在的不足，积极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从数据素养的基础教育出发，着力为培养具备高数据素养的个体而贡献力量，以展示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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