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摘要：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受到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的严重约束，需要寻求突破约束的实现路径。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可作如此设定：在遵守WTO有关规定基础上，遵循在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下的政经暂时分离原则，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突破开始，以渐进方式进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1：

“一带一路”倡议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新机遇

[摘要]“一带一路”的两端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连接着中国和东盟、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北非、欧洲多个经济板块，途经53个国家、94个城市。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的中间地带，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是繁荣经济与提高民生。就图们江区域而言，“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同时对深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图们江；合作；机遇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李国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领域。（北京100102）

在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并不知晓他们创造的辉煌历史，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享誉世界的名称在当时都不复存在。而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必将开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一、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内涵一脉相承（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战略内涵

古代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是中国沟通沿线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大动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沿线国家广泛参与。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效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深化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利关系，进一步打通亚欧经济动脉，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联结起来，构建起连通亚、非、欧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形成覆盖数十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特别是亚太地区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资源丰富的高地、市场潜力巨大的平地、工资成本的洼地以及旅游的胜地。”[1]作为一个有潜力，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地区，沿线各国的发展愿望都十分强烈。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一带一路”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战略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因此各省市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潮中。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对相关省份做出战略性布局，明确了各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这一战略性布局，力图通过重点领域建设，“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2]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与加深。可以说，中国与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能够有力地促进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深化亚洲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战略合作經济带，这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发展目标。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此后，习总书记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等不同场合多次论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一带一路”的倡议恰恰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支撑、桥梁和纽带。因此，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

“一带一路”正是基于沿线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而提出的，符合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为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可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挖掘各方潜力，实现各方的互补，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汇起来，把不同文明的优秀基因融合起来，从而推动建立地区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最终形成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显而易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安全角度考量，丝路沿线各国之间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丝路沿线国家只有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意义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

肇始于1992年的图们江区域合作，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可谓相辅相成。

首先，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宗旨在于合作、发展、共赢，致力于打造中、俄、朝、蒙、韩5国合作开发的东北亚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一宗旨的基本出发点契合图们江区域各国的发展诉求和各自利益关切，充分体现各国在推进和深化区域合作、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认知高度一致，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相吻合，通过合作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力求共赢，从而实现打造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

其次，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支点和引擎，逐步辐射和延伸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以中、俄、朝、韩、蒙为主要合作国，并吸引其他国家和多种资本参与其中。通过循序渐进的合作和开放，有助于不断取得发展成效，有助于不断累积合作深度、扩大市场半径。这一合作态势和发展模式不仅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渐进性、开放式的显著特征，也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思路浑然一体。

第三，图们江区域合作以经济发展为主干，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保障，在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推动下，逐步建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目标设定上高度一致的共识和认同，不仅彰显了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多元性和巨大潜力，而且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战略要素一脉相承。

第四，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东出日本海，西连蒙古国”的倡议，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中之重，其中着力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是首要选择。这条通道向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形成直通欧洲的陆路国际运输大通道；向东则利用俄朝港口，形成联结日韩和欧美的海上大通道。

“大图们江国际通道”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中优先开展的领域，旨在以互联互通为优先前提，致力于构建区域内各国之间更加便捷、安全、通畅的国际经济走廊，从而利用道路设施的连通性、流动性和广布性，在不断深化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保障区域内国家互利共赢合作、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图们江区域合作把互联互通建设置于重要地位，与“一带一路”在战略意义、目标指向、路径选择上高度一致，既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推进的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此外，无论是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计划”、俄罗斯力图建设的北极航线，还是中国东北方向对俄陆海联运通道合作等等，都将聚合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图们江区域合作发展的新亮点。

由此可见，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在战略理念上一脉相承，在实施路径上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在合作领域上与“一带一路”相因相生。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吉林省为主体的“东北亚丝路”，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辐射线，它与若干丝绸之路通道共同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交通体系，并使丝绸之路在地域上得以延伸和拓宽，在内涵上得以丰富和多元。

“东北亚丝路”兼具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特性，作为中国及东北亚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从陆地上通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在海上通达虾夷国（今北海道）。它由陆及海，不仅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相互连接的重要商贸通道，而且将沿线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促进沿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社会和谐，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图们江区域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体系中，就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两个维度而言，图们江区域合作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它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陆地到海洋，以“东北亚丝路”为联结的纽带，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良性互动的平台，把我国与东亚、东北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推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一带一路”的先期实践，经过20余年发展，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合作机制、政策保障、制度对接、项目落实等诸多方面，已经有大量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业已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合作发展的重要窗口，而且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3年8月《长吉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使长吉图成为我国政府批准实施的重要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标志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而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则成为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三大国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一。2014年4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建立，对于构建我国扩大沿边开发开放的新格局，提高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先后出臺，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图们江区域互利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获得了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对进一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三部委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2]同时，明确提出打造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这是基于对包括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内的诸多先期实践和区域经济的客观现实，并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定位和布局。

《愿景与行动》、《长吉图规划纲要》及示范区建设政策，有机衔接、互为支撑，紧紧抓住了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关键所在，将“长吉图”先导区建设作为新的合作发展引擎，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努力发挥由点及面、由面成片的叠加效应。可以说，“一带一路”不仅给图们江区域合作带来更加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政策保障，而且给图们江区域合作提供了更加宽广和多元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定，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清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周边国家是重要的发展区域，因此实现与周边相邻国家的政策与战略对接、道路的互联互通成为首要和关键。图们江区域本身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陆海相连的交汇之地，是两条丝路兼具的地区，既是中国内陆连接日本海战略通道的重要节点，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北方向的重要支点，因此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图们江区域合作在致力于中国面向东北亚的互联互通中，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多条国际通道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使经贸与人文的深度合作与交流的半径大大增强，使经济市场的半径大大拓宽，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以“东北亚丝路”为纽带，进一步促进陆地与海洋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密切中国东北地区与沿线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整合式推进下，有望通过东北亚各国陆地与海洋的有效连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联动、错位发展，在打造升级版的大图们合作新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图们江区域合作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转型提供良好前提。

至今，“东北亚丝路”仍然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因此，充分发挥“东北亚丝路”在经贸交流、人文积淀、历史遗产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五通”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为保障“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政府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思路，它是建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的具体化，其内涵丰富而多样，指向鲜明而务实，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了思路、确定了方向。“五通”思路同样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破解发展困境和难题，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和合作渠道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

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国携手努力，相向而行，因此，按照“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图们江区域合作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取得各国政府、企业、智库等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进一步从拓展具体合作项目入手，予以稳步推进。

（一） 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强调的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协调，这是“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必不可少的前提。沿线各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保障；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政策层面的协调，是“一带一路”建设首要内容。基于政府间多层次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才有望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政策沟通同样至关重要。只有积极发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政府以及毗邻区域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断减少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建立起有效的、常态化的互访机制、沟通机制、信息交流机制，努力消除国家间法律和体制上的障碍，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现行政策法规相互贯通、合理衔接，在减少或降低资本、商品、人员往来中的政策壁垒的同时，使各国形成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才能使图们江区域合作更加健康、有序地予以推进。

在大图们江倡议升级酝酿过程中，各国对相互政府间的沟通给予高度重视，并强化了地方委员会在促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这一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力。但是，在以往的合作中，由于政治互信问题、政策衔接问题、制度对接问题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成效和进度。因此，加强政策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急迫的。

随着中国政府制定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俄罗斯、朝鲜也相继制订了相应规划，但三方的规划尚未实现衔接。因此，亟待三方政府尽快建立联合工作组或双边工作组，寻求共同建设目标和利益共同点，确定优先顺序，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实现合作开发利益最大化。

“与俄罗斯合作进一步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愿景和行动》中也有积极的回应和安排。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指出，与中国东北振兴对接，吸引中方投资，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双方都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中俄双方尽快就此展开政府间沟通，为战略的务实落地铺平道路。

2014年蒙古国提出旨在通过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的“草原之路”倡议，拟实施连接中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化铁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5个项目。这一倡议在致力于发展蒙古国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的同时，还将为中俄两国提供过境运输。“草原之路”倡议是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也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有益延伸。

作为图们江国际合作重要成员国朝鲜，于2009年退出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损失。如果没有朝鲜的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不完整的，对未来发展也是无益的。值得欣慰的是，近期朝鲜表达了回归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好意愿，这一问题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努力，不断谋求共识，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保持稳定、良性的互动与合作。

此外，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机制，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基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不断创新成员之间在新形势下的合作机制，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议题。

在注重发挥图们江区域各国先期合作成果，进一步延续、完善、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的同时，强化各国政府间的相互沟通，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图们江合作水平，有助于加速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为此，区域内各国应在三个环节加以努力，一是着力于实现相互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制度安排的有效、合理对接；二是着力于共同制定并遵守推进合作的规划、规则和相应的措施；三是着力于共同为合作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二） 互联互通

习总书记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3]“要想富、先修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把道路连通起来，把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构想，致力于区域内互联互通，把区域内各国铁路、公路、高速铁路、海上通道建设作为合作的主攻方向，全力畅通陆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形成由各国主要节点道路、节点港口为纽带，辐射至毗邻陆地与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从而构筑图们江区域金融贸易网络和经济带。

所以，图们江区域合作应继续致力于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首先，重点贯通赤塔—乔巴山—阿尔山—白城—长春—图们—罗津、清津的铁路交通线，在实现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各国相互连接的同时，使之逐步成为延伸至欧洲的又一国际通道大动脉。其次，重点打造环日本海国际海上航线，不断提升珲春—罗津—釜山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波谢特—秋田不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新潟散货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新潟等四国航线的功能和效力，努力打造图们江区域国际海上运输通道体系。第三，注重陆海国际通道的未来拓展，尤其是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港口為基点，及早谋划连通和开辟北极航线，从而构建起图们江区域与欧洲、北美三位一体的新型国际通道网络集群，为图们江区域合作未来发展创造更为通畅、便利的交通条件。

就现实情况而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然是制约图们江区域深度合作和未来发展的短板和瓶颈，特别是陆海联运航线的建设，海上通道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图们江国际大通道断点多、通道建设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蒙古乔巴山至中国阿尔山铁路尚未修通的问题，珲春至俄罗斯卡梅绍娃亚铁路运输能力低下的问题，图们至朝鲜罗先、清津铁路老化陈旧的问题等等。而且陆海联运航线也急需完善，尤其是要解决通而不畅的问题，一方面尽快启动停运航线，另一方面要为正在运行航线的畅通提供保障。

因此，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具体实践，紧紧围绕大图们江国际通道建设，把陆海联运航线作为重点，加快图们江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间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相互衔接、沟通内外立体交通网络，畅通长吉图腹地与国际的联系，在保障物流、人流通畅，有效促进贸易、旅游、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无疑将使图们江区域在更高层次发挥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战略支点作用。

（三） 贸易畅通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3]，是贸易畅通的核心目标。就图们江区域合作而言，通过贸易带动投资，通过投资拉动贸易，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是重要的发展路径。因此，贸易畅通决定着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实效。为此，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贸易便利化问题。通过区域内各国之间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强化中、俄、朝等国家对应口岸的衔接与配合，通过改善口岸设施条件，确保通关畅通，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通过跨境监管程序的协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简化的、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

其二，投资便利化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相互投资领域问题。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多个区域合作机制，开展了一批合作项目。特别是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设立后，国际产业合作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中朝以及中俄珲春经济合作区四大板块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将大大拓宽相互之间的投资领域。

（四）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指的是金融合作和开放，同样也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向。在图们江区域内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有的国家因为缺乏资金，导致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国家虽然具备高额资本存量优势，但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有效渠道，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无法通过一定形式的金融合作机制把资金引导到本地区来。当然这不是图们江区域独有的现象。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推动亚洲经济增长，对于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显然，亚投行也将助力于图们江区域合作，从而使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资金融通渠道和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五）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要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所凝聚的友好合作精神，就必须在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上下功夫。区域内各国应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培育坚实的人文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五通”思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核心内涵应定位于重点开展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的自贸区合作、以多渠道宽领域为重心的产业投资合作、以货币流通为重点的金融建设、以建立和强化双边及多边机制为保障的经贸合作。

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们江区域合作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而言，现在已经不再是讨论如何融入、如何定位问题的阶段了，而是要探索如何务实落地、如何生根开花、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韩自贸区谈判已顺利完成；中朝罗先经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中朝边境贸易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双边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中蒙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快速推进。这一系列政策性保障和制度性安排，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深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内外环境。但从现有条件和基础来看，图们江区域合作两大根本性缺陷问题还有待解决，一是基础设施滞后；二是产业发展落后。“一带一路”为图们江区域合作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新的突破？笔者认为，既要注重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层面的均衡发展，又要照顾各方合理利益关切，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逐步拓宽渠道和领域，为此，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着力：

一是依托国际大通道。国际大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先导作用的重要载体。大力拓展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即以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重点，着力引导产业升级并吸引外部优势产业向区域内梯度转移；以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中国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以次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进一步完善多边、双边合作体系，寻求和扩大利益契合点，积极探索建立图们江区域自由贸易区，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形成区域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二是依托经济走廊。经济走廊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获得更多收获的重要载体。以“经济走廊”为轴心，着力深化大图们江政府间协商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大图们江东北亚地方合作委员会省长级会议、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延吉·图们江地区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图洽会）、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现代物流高层论坛、图们江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现有平台的功能，形成区域内各国产业协调机制以及人文交流机制，带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扩大经贸合作与交流的领域，从而建立起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通过物流通道、信息通道等多方面的建设，构建起图们江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三是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不断夯实民意根基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东北亚国家民族相近、文化相通、人文交流基础好的诸多优势，进一步密切区域内各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环保、旅游、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青年、媒体、智库等多层面人员交流。努力构建“东北亚丝路”文化圈，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友好合作精神，夯实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为促进图们江区域各国政治经济的高度融合提供强大的人文精神支撑。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尽管图们江区域合作仍然可能面临多种挑战和风险，但是始终遵循“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实推进和深化各项合作，就能给图们江区域内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参考文献：

[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1/02/c_1113080415.htm.

[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www.mnw.cn/news/china/878066.html.

[3]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8/221031115918.shtml.

[责任编辑豁然]

作者：李国强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2：

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探讨

摘要：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受到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的严重约束，需要寻求突破约束的实现路径。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可作如此设定：在遵守WTO有关规定基础上，遵循在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下的政经暂时分离原则，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突破开始，以渐进方式进行。即两岸可在有条件的局部临近区域，率先进行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安排，以开放性的次区域自由经贸区，导向全面性的两岸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开放性次区域自由经贸区；WTO体制

引 言

(一)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必要性

近2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不断突破两岸政治关系的约束，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强。当前，两岸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分工方面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在发展上形成了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两岸经济体功能性一体化正在自发形成和深化之中，为制度性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内在需要及基础条件。与此同时，2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是在有限制的经贸政策环境空间的约束下由市场机制主导进行的，呈现出单向、间接、民间的状态，不仅本身未能实现其可能的发展规模。而且远未充分发挥其对两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两岸经济体在基于互补性的交流交往中呈现了竞争性态势，在相互依存性的发展中呈现了不对称性特征，需要制度性的协调与合作。

而另一方面，同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两岸经济体又都面临着如何在WTO约束下进一步增强交流与合作，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中进一步谋求各自最大化利益，增强国际竞争力，防止边缘化，并有效应对不确定性与风险的问题。

因此，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方式，进一步破除交流与合作的障碍与壁垒，增强交流与合作。成为当前两岸经济体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实现再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两岸经济体之间实行某种程度及形式的制度性一体化安排。事实上，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多边层面上的一种组织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的WTO，已为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法律依据、空间与平台，两岸经济体可以在遵守WTO有关规定基础上援引“WTO一体化例外”规定实行某种程度与形式的一体化安排，以便超越WTO非歧视待遇原则和关于经贸活动自由化和市场准人的最低水平要求，彼此实行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经贸活动措施，相互提供更大范围或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而且，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显然也对密切两岸联系、稳定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和平与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在2005年连战、宋楚渝大陆行时，两岸正式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及“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性一体化议题。萧万长2006年4月在厦门大学主办的“海峡两岸论坛”上也发表了“从海峡两岸经济区别两岸共同市场”的演讲，认为“海峡两岸经济区”可作为两岸共同市场的先行试验区。

(二)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困境与约束

尽管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WTO体系在多边层面上也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与平台，但是，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依然受制于两岸政治关系。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一中原则”，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更使得这一约束极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的进程。

当前两岸经济交流因两岸政治关系僵局而扭曲，还处在高度受限阶段，远未达到制度性一体化所要求的起码状态——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从而构成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的一个约束。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一体化方式有赖于一定的经济交流方式，某种程度与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安排需要成员方彼此开放相应的市场，实现双方商品与要素的相应流动，以及彼此经贸往来活动的自由化与便利化。

在两岸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与互信、经济关系问题被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WTO为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所提供的良好平台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应用，未能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台湾当局一方面担心两岸过于紧密的交流交往与经贸关系可能危及其所谓的“政治安全”，且不利于其“台独”目标的实现，因而尽量阻止或拖延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不顾在WTO内的两岸关系，仅是大陆作为国家主体与台湾地区作为单独关税区主体因同为WTO成员方而形成的平等经贸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事实，极力企图借助WTO这一经济平台来显示所谓的两岸“主权对等”，以图将两岸在WTO下的平等经贸主体关系上升到国际社会的平等政治主体关系，将两岸关系纳入实质的“两个中国”或“一边一国”框架内。而祖国大陆对任何违反“两岸一中”的做法显然都是不可能同意的。

总之，虽然当前两岸经济体都有着实现制度性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WTO也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与平台，但当前两岸政治关系僵局构成了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的一个瓶颈。当前亟需探索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笔者曾经撰文阐明了WTO框架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创新的空间与原则，并指出次区域经济合作应是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约束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创新的现实路径。笔者这里进一步提出，在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僵局与WTO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约束下，在“小三通”与“试点直航”等现实基础条件上，以开放性次区域自由经贸区导向全面性的两岸经济一体化，应是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现实路径。

一、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原则、思路与构想

(一)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寻找有效突破口与切入点并提出当前可行的一体化实现路径，我们首先必须明了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选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WTO下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一方面应遵守WTO的有关规范，而另一方面还得基于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现状及其互动特性，着眼于探索既符合WTO规范又能超越两岸政治关系约束的、能为两岸同时接受的制度性合作交流新形式与新途径，促进两岸“三通”与制度性一体化进程。具体而言，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选择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循序渐进原则。在和平、发展与合作已成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突破甚至消除政治关系障碍与约束的根本力量在于双方经济、社会层面谋求发展的动力。然而，任何制度性经济交流与合作方式的创新与采纳，都首先依赖于双方当局观念与认识的变化。两岸当局在当前缺乏起码的政治互信基础，难以就“两岸一中”问题达成共识，两岸经济关系及交流方式都尚未正常化，两岸经济体间的全面性的制度性一体化因而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鉴于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客观趋势所致，笔者认为，当前的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即应基于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形势、需要与可能，采取灵活简便的方式，自解决紧迫问题着手，从易到难，从简到繁，由民间到官

方，由非正式到正式，从松散到紧密，从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地进行。两岸经济体在渐进的交流与合作中获益的增进与功能性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与共识的建立与累积，为两岸全面性的“三通”和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构筑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与动力。事实上，理论与实践表明，制度性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在政府控制下的循序渐进的外溢过程，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

二是一个中国主权架构下的政经暂时分离原则。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同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安排，是中国大陆经济体与台湾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一体化安排，而不是通常意义中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机制与模式安排必须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下进行，避免陷入“两个中国”或“一边一国”的政治陷阱。实践中，只有在“两岸一中”成为两岸共识的前提下，才能通过恢复两岸平等谈判，启动全面性的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但这不应排除在当前推进两岸经济交流正常化与探索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过程中，可以采取有弹性的灵活变通措施。虽然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具有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但经济活动有着自身内在规律，并会对政治关系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当前两岸政治僵局，在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前提下，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安排可以采用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暂时分离的原则。随着两岸之间经济交流与联系的不断加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为两岸之间政治分歧的消除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动力。

三是符合WTO规则原则。两岸经济体都已是WTO成员，WTO下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与无歧视一体化方式自然应遵守WTO的法律原则和有关规定，特别是应严格遵守无歧视原则。多年来，台湾当局禁止或限制两岸进行直接的贸易、投资与航运，并对与大陆交往设立种种限制，拒绝给予大陆无歧视待遇，从而造成两岸经贸交流长期处于局部、间接、单向状态，严重阻碍了两岸经济互补性优势的充分发挥。WTO下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与发展过程中，台湾当局更有义务遵守WTO规则，调整其大陆经贸政策，按照对WTO的承诺开放市场，给予大陆无歧视待遇。当然，两岸应以渐进的方式开放其市场，以适应和满足特定阶段、形式与程度的两岸制度性交流、合作与一体化的需要。

(二)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的思路与构想

基于上述认识，考虑到现实可行性，当前的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实现路径安排，可以在遵守WTO的法律原则和有关规定基础上，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下的政经暂时分离原则，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突破开始，以渐进方式进行。两岸可以借鉴近年来国际上以“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s)为代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局部临近区域率先进行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安排，以开放性的次区域自由经贸区导向全面性的两岸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当在各经济体之间由于存在较大差异，在整个区域层面建立一体化组织较为困难时，次区域合作方式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且，两岸经济体在渐进的交往与合作中获益的增进与功能性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与共识的建立与累积，为两岸全面性的制度性一体化构筑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与动力。

考虑到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路径依赖，鉴于厦门、金门、高雄在两岸之间的独特区位、政策优势和既有条件，笔者认为可将其作为突破口与切入点。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就是深入挖掘和发挥两岸现有的“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的潜力。在具有“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现实基础条件的两岸次区域层面上先行一步，在遵守WTO有关特殊经济区的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可对接的单边自由经贸区，进而共建开放性的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两岸共同在这些局部区域中率先以WTO非歧视原则消除经贸活动壁垒，实行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并率先以开放性方式实现这些小范围的、低协调水平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从而超越WTO谈判内容框架和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约束，以局部、渐进的方式启动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将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制度性一体化探索经验和奠定基础。

首先，当前祖国大陆的厦门经济特区可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转型为一个遵循WTO无歧视原则的、境内关外的，集国际投资、研发制造、国际贸易、物流分拨、仓储展示、过境转运、国际金融、休闲旅游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综合型世界自由经贸区。台湾方面可把金门地区规划建设成为一个自由经贸区，并与目前实施中的高雄等自由贸易港区一起也遵循WTO无歧视原则，在特区内给予作为WTO成员的大陆方面应有的待遇。如此，两岸各自的经济特区可在WTO无歧视原则基础上实现对接，实质性地启动两岸直接、双向“三通”。

进而，两岸可以在“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现实基础上，共建开放性的多功能综合型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跨关境自由贸易区，整合并充分发挥厦门、金门、高雄等地的海港、空港优势以及其他经济发展资源与条件，使之成为海峡两岸的国际贸易中心、物流分拨中心和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导的加工制造中心，成为海峡两岸与国际物流链的重要环节，并在两岸特区之间率先实质性地启动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开放性的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济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成为国际化的区域性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汇集区，最终发展成为国际化区域经济中心。

二、建立开放性次区域自由经贸区的意义与作用

显然，上述次区域自由经贸区中所谓的开放性。意指两岸在厦-金、厦-高等自由经贸区中实行的经贸活动自由化与便利化措施，不仅适用于厦、金、高等当地的经济主体，也适用于在这些区域中开展经贸活动的两岸其他地区的经济主体，更以WTO无歧视原则适用于在这些区域中开展经贸活动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主体。之所以强调这种开放性，不仅是为了符合WTO的有关规范和要求，而且从进一步参与全球化、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与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以及这些区域自身再发展角度看，当前建立开放性的、无歧视性的、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其一，可作为两岸经贸关系再发展的突破口与切入点，以及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的一个先行区与试验区。WTO下的两岸经济体都有着走向全面性的“三通”与制度性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但严重受制于当前的政治关系僵局而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探索能够突破两岸政治关系的约束从而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再发展特别是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新形式与新途径。当前，两岸若能借鉴国际上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典型形式——“增长三角”，在具有“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现实基础条件的局部地区之间求同存异，先行一步，共同在这些局部区域中率先以WTO非歧视原则消除经贸活动壁垒，实行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并率先以自由经贸区对接方式实现这些小范

围的、低协调水平的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这既可顺应两岸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趋势与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竞争与边缘化压力，又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与共识的建立与累积，为两岸全面性的“三通”、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探索经验，并构筑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与动力。

其二，可形成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平台，进一步发挥经贸自由化与便利化试验田与先行区作用。在“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现实基础条件上，两岸建立一个遵循WTO无歧视原则的、境内关外的、多功能综合型的开放性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这可以整合并充分利用厦、金、高等地乃至两岸四地的区位优势与条件，在特区率先实现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形成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与新平台，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等方面进一步率先发展，从而可以顺应全球化深化发展趋势与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发挥经贸自由化与便利化试验田与先行区作用。此外，厦-金、厦-高自由经贸区还可以作为两岸经济体对WTO承诺的对外开放义务(包括加入WTO时承诺的和今后参与WTO多边谈判承诺的义务)的率先试验区，从而可在多边的开放过程中优先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更好地实现与保障两岸经济利益。

其三，可形成两岸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乃至全面整合的一个先行试验区，更好地发挥厦、金、高等地在两岸交流、合作与整合中的优势和作用。众所周知，厦、金、高等地在两岸经贸、文化及其他各项交流与合作中具有毗邻的地缘优势、相通的人文优势、经济共荣的区位优势、两岸“三通”的先行政策优势。事实上，近20余年来，厦、金、高等地正是凭借发挥这些独特优势，在促进两岸经贸、文化及其他各项交流与合作中起到了独特作用。显然，当前如能共建开放性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促进厦、金、高等地经济、社会一体化，厦、金、高等地的上述独特优势与作用必将得以进一步整合与发挥。而这些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不仅将是两岸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与接口，有利于两岸的各种交流与合作，而且可能发展成为两岸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全面整合的先行试验区。

其四，可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内部、大陆各经济区之间乃至海峡经济区与中华经济区内部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与辐射源作用。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化，大陆区域经济竞争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协调它们与港澳台等地区之间的发展关系。显然，协调定位好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中心与龙头的厦门、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与龙头的上海、作为珠三角区域中心与龙头的深圳、作为世界自由港的香港与澳门以及正在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台湾在发展上的承接与合作关系是关键之一。而开放性厦-金、厦-高等次区域自由经贸区的建立，不仅可以整合厦、金、高等地的港口区位优势以及其他经济发展资源与条件，而且有助于整合两岸四地彼此的经济互补性优势特别是港口区位优势与运输能力，还可以吸引国际经济资源与要素的流入。从而，不仅可以克服厦、金、高等地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瓶颈的约束，并促使厦、金、高等地成为两岸人员往来、货物中转、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而且有助于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内部、大陆各经济区之间乃至海峡经济区与中华经济区内部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与辐射源作用。

三、建立开放性次区域自由经贸区的可行性

上述先行在两岸次区域层面建立可对接单边自由经贸区进而迈向开放性跨关境自由经贸区的思路与构想，不仅现实意义突出。而且从自由经贸区一般经济条件、WTO有关规范、两岸关系发展态势等层面看还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自由经贸区一般经济条件上的可行性

从自由经贸区理论与国际实践看，建立自由经贸区，一般除了要在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等方面营造适宜开展国际或地区间经济活动的良好的软环境条件之外，还在地理区位与基础条件等硬环境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有利于开展国际或地区间经济活动与发挥集散功能的优越的地理区位，特别是良好的位置接触性与广阔的服务区域、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优良的海港口岸与便捷的国际国内交通条件、良好的发展基础与环境等。在具体的实践中，有关部门需要运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法并综合考虑与权衡各种因素，来判定特定地点建立自由经贸区的可行性。

厦门、金门、高雄地处东南亚国家与祖国大陆、台湾联系的中心位置，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国际主航线的海上交通要冲，显然具有建立厦-金、厦-高自由经贸区所需的区位与服务区域条件、港口与物流条件。从成本一效益角度看，以建立开放性厦-金自由经贸区为例来分析。在成本方面，金门与厦门特区不仅远离两岸各自的政治中心，而且又都是海岛地形，因而隔离成本较低；特殊的海岛地形使金门与厦门特区内的现有企业和人口规模相对比较确定，加之经济以外向型为主且国际竞争力较强，因而关税减免损失与经贸转向效应也不会过大。在效益方面，基于其区位优势与港口条件，在两岸当前的关税水平条件下，自由经贸区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必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经贸活动的进入，产生较大的经贸创造与扩大效应。特别是鉴于两岸目前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相互关系方面存在较大的对立与分歧，通过自由经贸区对接或共建开放性次区域自由经贸区的形式，不仅在两岸次区域层面上实现了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推进两岸“三通”与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较大程度地便利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可以在两岸经贸方面产生较大的创造与扩大效应。

(二)WTO有关特殊经济区规范上的可行性

WTO下两岸经济体的行为措施应遵循WTO的有关规范。从WTO对世界特殊经济区的有关规范看，WTO以“原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精神容许其成员方在其特殊经济区实施特殊制度、优惠政策，但条件是不得有违透明度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这些特殊制度、优惠政策引致的特区的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准入水平不得低于其对WTO承诺的约束义务水平(即不得低于在其他地区实施的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准入水平)，并且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同时对所有的WTO成员提供。显然，一个开放性的、无歧视性的、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可对接单边自由经贸区或次区域性跨关境自由经贸区符合WTO有关要求。

事实上，特殊经济区的存在与发展已有很长的历史了，鉴于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建立和发展特殊经济区已是当今国际性的潮流，而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殊经济区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世界特殊经济区出现了由单边的一国内部型向双边或多边的跨国(跨关境)型发展的新趋势，即几个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把各自的彼此相邻的部分区域结成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区域。世界上的各种“增长三角”就是这种次区域性的跨国(跨关境)特殊经济区

的典型形式。由于存在较大差异，在整个区域层面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较为困难时，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三)两岸关系发展态势下的现实可能性

当前制约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的关键性因素是两岸政治关系的僵持局面，无法进行较高层次的协商合作。局部地区的可对接的单边自由经贸区和次区域性的跨关境自由经贸区在经济运作机制上主要是市场调节性的，一般只需要参与方之间的低水平、低层次的松散性、随机性协调。为顺应两岸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趋势与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的压力以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竞争与边缘化压力，台湾相关部门将可能以局部渐进方式推进两岸直接双向“三通”以及制度性经济合作，在其自由贸易港区和离岛地区中率先遵循WTO非歧视原则，消除两岸经贸活动壁垒，实行两岸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得两岸有可能在相邻局部地区间以自由经贸区对接方式率先实现直接双向“三通”以及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这也符合从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以渐进方式推进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

目前，台湾正在推动以自由贸易港区为代表的经贸特区计划。这为两岸单边自由经贸区的对接和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高雄自由贸易港区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已于2005年初正式营运，目前急需拓展发展空间，台湾当局有可能在对大陆开放方面让其先行一步。而金门作为一个离岛，加之金门本身有着良好的港口和区位条件，在金门地区的强烈要求下，台湾当局也有可能将其作为向世界特别是大陆开放的一个前沿与窗口。事实上，200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就提出将金门打造成“一网三区”的“新金门”构想：“两岸客货航线网”、“两岸台商信息交流区”、“金门和平观光特区”、“金厦共荣经济特区”。金门县长李炷峰也曾多次倡议建立“金厦生活圈”、“金厦一国两制试验区”。

从大陆方面看，鉴于两岸政治关系的僵持使得两岸无法进行较高层次的协商合作，贾庆林在首届国共两岸经贸论坛开幕式上谈及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时就指出，“应本着‘双向互惠、共同繁荣。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当前，可以考虑在互相尊重和保障对方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区域对区域、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企业对企业的方式，灵活处理有关事宜，不断深入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厦门特区，进一步发挥其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带动与示范作用，特别是进一步发挥其对台独特优势和作用，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整合与发展，是既定的发展方略。在当前形势下，建立可对接的单边自由经贸区或共建厦-金、厦-高跨关境自由经贸区。可以进一步发挥厦门特区的独特对台优势与试验探索作用，可以在实现厦门特区自身再发展的同时实现两岸经贸关系的再发展。因此，这将获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再从两岸经济交流方式看，现阶段厦门与高雄有“试点直航”，与金门有“小三通”，这为厦门与金门、高雄等地的交流与交往提供了通道。虽然目前这一通道尚不够及时、便捷、顺畅，并由于台湾方面仅限于开放金马民众、大陆台商及其货物的直接往来而无法完全满足两岸交流交往的需要，但客观上为建立可对接的单边自由经贸区或共建厦-金、厦-高跨关境自由经贸区提供了的初步的直航条件。而且，在客观形势的压力下，未来台湾有关部门有可能进一步放松对“试点直航”与“小三通”等相关政策的限制，使厦、金、高等地成为两岸货物运输与人员往来的中转地之一，从而有助于上述自由经贸区及两岸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结论

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受到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的严重约束，需要寻求突破约束的实现路径。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可以在遵守WTO有关规定基础上，遵循在一个中国的国家主权架构下的政经暂时分离原则，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突破开始，以渐进方式进行。两岸可以在具有“试点直航”和“小三通”现实基础的有条件的局部临近地区，共建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开放性次区域跨关境自由经贸区，在次区域层面率先进行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安排，以开放性的次区域自由经贸区导向全面性的两岸经济一体化。这既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深化发展的趋势与要求，更是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现实路径。它可以超越当前两岸政治僵局的约束，整合厦、金、高等地乃至两岸四地的区位优势与条件，成为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平台、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切入点、两岸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乃至全面整合的一个先行试验区。这不仅有助于厦、金、高等地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经贸自由化的试验田与先行区作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与辐射源作用以及在两岸交流、合作与整合中的优势和作用，而且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与共识的建立与累积，为两岸全面性的“三通”和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构筑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与动力。这不仅具有自由经贸区一般经济条件上的可行性，符合WIO对世界特殊经济区的有关规范与要求，而且也具有两岸关系发展态势下的现实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责任编辑：叶颖玫]

作者：唐永红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3：

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亚太区域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1.002

在过去的百年里，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地区发生剧烈冲突与动荡。战争结束后，历经数百年逐步形成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世界秩序也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全球化和地区化深入发展，亚太地区内各主要力量此消彼长，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亚太地区經济发展迅速，军事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各主要力量在此深度交汇并且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主张各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更好地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防范制度性分裂，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挑战。
百年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

当前，亚太区域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格局，区域实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影响深远，1960年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接近40%，如今这一份额已跌至25%以下。[1]相比之下，随着加入WTO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大幅缩小。中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区域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商品出口国，不仅是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经济影响力甚至已经延伸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实力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秩序格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重要经济体也在进行战略调整，并对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美国亚太战略从“重返亚太”转向“印太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其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此。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保持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防止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被他国削弱或取代。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实力差距大幅缩小，美国感到自身在亚太区域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为维护亚太地区利益和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主张。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太”主张的基础上高调宣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以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60%的海军力量由大西洋部署到太平洋区域，并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2]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外战略，并于2019年6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这一报告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台，对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谋划与实施有着强烈的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通过联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美国视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为重要威胁而处处设防，对亚太地区秩序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然而，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对其盟友也不友善。美国不但利用实力优势通过贸易制裁等保护主义措施迫使其盟国日本、韩国等在贸易谈判中进一步向其“割让”利益，而且还向这些国家提出分摊防卫费用的要求，以求在减少军费支出的同时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秩序中的主导权。

第二，日本有意重组亚太区域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升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这既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多合作机遇，也导致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密切注视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企图主导重组亚太经济秩序。一方面，日本坚守美日同盟优先的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紧跟美国的步伐，不仅积极加入“印太战略”，还大幅扩张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日本资深政治家小泽一郎曾指出，日本应整顿限制安全保障的国内体制，参与更多国际合作，以便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进而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真正的“正常国家”。[3]而日本历任自民党政府经常援引国际规范为其安全政策辩护，并将这些规范贯穿日本的整个话语体系，且在使日本安全政策扩张合法化过程中使用得最为频繁。[4]安倍晋三在两次担任首相期间，也始终把修宪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重大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也不甘于处处受制于美国，积极寻求在亚太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5]尤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2017年初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积极联络其余10个TPP成员国，与它们共同商讨并最终推出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希望不断吸收亚太地区其他成员，以CPTPP为模板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区域新秩序的构建，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
中国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图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一角。

第三，东盟地缘战略地位大幅提升，继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东盟一贯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协商一致、照顾彼此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浪潮，东盟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抱团将东盟建设成紧密团结的共同体。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亚太地区多极格局出现，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更加显著。目前，东盟10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亚太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已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总额方面，东盟已经超过日本，位居第三位，仅次于中美两国。尽管从综合实力上看，东盟仍然与中美日有一定差距，但其在亚太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觑：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大国平衡战略使东盟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对象，而东盟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的思路框架也对整个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区域合作为重要载体的亚太区域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东盟在平衡地区力量和区域制度安排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东盟部分国家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供了“协商一致”的重要思路，考虑到各成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盟不赞成美国希望推进的APEC机制化，坚持保持其运行灵活的特性;当美国以TPP“重返亚太”威胁到东盟的团结时，东盟立即联合日本、中国合作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应对，为亚太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东盟主导创立的“10+1”“10+3”“10+6”“10+8”等合作框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奠定了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美国“印太战略”已正式出台，日本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重组地区架构，东盟则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一体化继续发挥地区平衡作用，它们的战略行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亚太区域秩序重构过程的复杂程度。
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角色

当前，以少数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模式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引发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加上传统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和兼容，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以推动构建新秩序与新关系为己任，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独立自主、自愿的渐进方式，以新方式和新理念推动区域秩序构建。

第一，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区域务实合作。不同于传统区域合作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特征，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摸索出的特色经验。二战以后的亚太区域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主要体现了西方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和秩序导向，特别是在西方“法治”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导向。数十年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都深受这种规则导向的影响，然而仅仅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不能解决全部发展问题，全球治理领域还存在重大的“发展赤字”。“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需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与原则都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传统亚太区域秩序下的国际合作模式。[6]

事实上，以往的亚太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和限定性，从双边到区域或诸边范围的国际合作机制都限定成员范围，并且需要满足特定条件，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无法享受到成员国应享有的待遇，甚至还会遭受贸易与投资转移等负面影响。如CPTPP要求成员国遵守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而无法履行这些义务的国家或地区将无法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这种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假定了成员国具有高度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实际上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谐包容、求同存异的原则，尊重各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不限定具体地理范围，不对参与方设置高门槛和准入条件，只要有发展合作需求的国家都可以根据具体状况采取适合的方式参与，这种务实的合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亚太区域秩序的构建模式。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排斥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不仅接受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双边投资条约（BIT），还可以采取跨境次区域合作、境外经贸合作或产业园区合作等多种灵活的方式。这些开放的合作模式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是亚太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是中国参与亚太区域治理体系改革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第二，整合“碎片化”区域合作，探索亚太区域制度架构新模式。随着亚太区域合作的加深，包括APEC、“10+1”、“10+3”和东亚峰会，以及众多的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等在内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亚太区域合作出现了大量的“碎片化”和机制重叠现象，这对于亚太地区各国可谓一种挑战。一方面，各国因为“碎片化”的合作机制，面临着地区被分割的风险;另一方面，大量的微观行为体，例如亚太各经济体的企业在参与利用这些区域合作机制中，面临着“碎片化”导致的困惑，这种“意大利面碗”效应直接导致区域合作机制利用率不足，对各国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为了应对区域合作碎片化的风险，中国在亚太区域架构上进行多种模式的探索。面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新形势，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基于对世界大势准确把握的“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进RCEP谈判进程，通过推进高水平区域经贸制度安排，整合地区内多重“10+1”制度框架，进一步构建便利、自由的区域价值链网络，推动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包括美国在内的包容性地区制度安排。在中国的倡议下，APEC北京峰会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启动并已完成亚太自由贸易区集体战略研究。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APEC新的发展方向，有助于防止地区制度性分裂，为实现包容性地区增长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新一轮的自主开放，为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是以地区消费市场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历史上，无论是日本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的起飞都有赖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离不开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输入和开放的美国国内市场。因此，近期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之所以威胁巨大，就在于其贸易伙伴都难以彻底摆脱美国市场。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对其他经济体而言极为重要，因而在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构建过程中，美国仅靠控制本国国内市场就能够获得经济谈判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利用其国内消费市场为权力工具，通过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商品出口市场和最终消费市场，改变市场开拓目标国家的国内偏好结构，获得这些经济体国内集团的支持，规避来自这些经济体内部的反对，为美国提供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为美国开拓全球市场奠定基础。[8]

由此可见，在构建亚太区域秩序过程中，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为广大亚太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地区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撬动并开拓全球市场，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体系重构。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扩大开放。随后中国自主降低了关税水平，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9.8%降到7.5%，[9]并通过实施大量贸易便利化举措大幅提高通关效率。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10]中国过去5年两次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削减了65%的外资限制性措施。中国还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总之，中国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地区内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了新动力。

亚太区域秩序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最优策略是采取渐进性做法，厘清亚太区域战略议题的轻重缓急与优先顺序。当前，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能力不断增强，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亚太区域秩序深受美国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本能地抗拒中国重塑亚太区域秩序，试图平衡或淡化中国的影响力。从秩序的内涵来看，它不仅是力量的分布，而且也包含观念的融合与规则的适用。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中国有必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区域新秩序。

第一，管控大国分歧，避免激化矛盾。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双方分歧扩大、出现严重冲突无疑是地缘政治灾难。即使中美两国不发生直接对抗，这种紧张局势也会极大地消耗彼此的战略资源，给各自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中美两国完全有能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从安全角度讲，中美应正确看待彼此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存在。中国不排斥美国，美国也要适应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作用与影响力的提升。[11]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地区是其施展霸权的重要根据地，是其确保全球秩序领导权的战略性区域。对中国而言，亚太区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舞台，而且不少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核心利益。基于此，正如中国一直强调并努力的那样，中美双方须尽可能弥合分歧、实现和平共处，并从单个具体事务（如功能性合作领域）出发，逐步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携手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

当前，“贸易立国”的日本也遭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日本与中国共同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却“人为”阻断正常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亚太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大幅下滑，亚太区域一体化受到了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保障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众多治理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中日两国完全可以通过WTO、APEC等多边机制和平台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此外，中日两国还可以通过第三方合作、新领域合作等，为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奠定经济基础。

第二，与东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东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功能，对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东盟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陆海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东盟的发展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更为合理的地区架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推进与东盟合作过程中，中国可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重要关切，加强政治引领和战略对接，实现协同发展。东盟2015年陆续出台了《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2025年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这些蓝图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指明东盟未来几年的重要战略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共同体蓝图都把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与文化包容作为重要原则，这为两者战略对接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具体合作领域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2016年9月东盟公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包括了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无缝物流、卓越监管和人员流动等5大优先战略领域15个目标。[12]其中，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基础，东盟国家每年需投资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项目多数都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相契合。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与这些规划精准对接，相互促进和补充，以取得更好政策效果。另外，中国和东盟国家相继制定“工业4.0”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给双方合作带来更多空间。例如印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路线图、“泰国4.0战略”等都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互补和合作共赢带来机遇。2018年，中国与东盟公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规划了双方关系未来方向，以构建利益共同体为桥梁。中国与东盟在不同层面加强务实合作，进而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维护多边平台，努力建设包容的亚太新秩序。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但其仍然是重要的合作机制，对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亚太地区，APEC机制是推进亚太区域事务的重要多边平台之一，尽管当前面临着“后茂物”时代的新挑战以及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但该机制仍被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寄予厚望。这些经济体希望能够通过APEC再次弥合亚太地区的制度裂痕，推动包容性区域合作，防止太平洋两岸“脱钩”。中国可继续发挥在APEC机制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合作层次与水平。具体而言，中国可通过推动APEC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协调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破解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瓶颈，加强与亚太区域各主要经济体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携手推进并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
结   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国家对推进区域一体化、建立更加完善的区域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国通过自身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给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商机，并且主动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提供國际公共产品。中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沿线各国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为实现全面连接、无缝融合的亚太地区远景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顺应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的行动与方案是对亚太区域治理的一种新尝试。伴随着中国参与亚太区域事务的经验与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构建亚太区域秩序将大有可为。

【本文是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风险形成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BGJ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62-83页。

[2] 吴清丽、李玉贵、祁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企图》，载《光明日报》，2012年8月12日。

[3]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7页。

[4] [美]理查德·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5] Tomohiko Satake，“Should Japa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0/02/should-japan-continue-to-support-the-us-led-international-order/.

[6]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4-46页。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5-196页。

[8] 黄琪轩、李晨阳：《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20-121页。

[9] 《我国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5/c_1124194176.htm。

[10] 《世行：中国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济体排名前十》，https：//3w.huanqiu.com/a/72d6dc/9CaKrnKnqAr？agt=11。

[11] 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89-107页。

[12] ASEAN Secretariat，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September 13th， 2016， p.76.

作者：沈铭辉 李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