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资源保护路径选择论文

2022-04-23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国内外旅游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而国内邮轮产业发展迅猛,邮轮旅游已经成为了沿海城市最热门的旅游休闲项目之一。邮轮港腹一体化、旅游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客源双向互送、市场互动,促使邮轮旅游圈的形成,使得邮轮旅游全域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旅游资源保护路径选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旅游资源保护路径选择论文 篇1:

现代化下的江苏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改革

摘要:在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旅游活动呈现出常态化和休闲化等特点,也要求更加广泛、全面和大规模的旅游公共服务,而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笔者结合江苏的实际,从引入竞争机制、界定市场与政府界限和探索多元化具体形式等方面提出了现代化下江苏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路径选择。

关键词:现代化;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

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苏南等有条件的地区力争到2015年率先实现现代化。正如江苏省发布的《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2013年修订,试行)》中对现代化的指标设定一样,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应该是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民生活就应该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一样,人们普遍将休闲(包括旅游)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不仅是为了积累财富,也是为亲近自然等提供条件,他们非常重视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追求体验的质量。进入现代化后,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休闲活动,将呈现出与之前旅游休闲活动的巨大不同,当然也会对旅游公共服务提出一些崭新的要求。

一、现代化对旅游公共服务的新要求

现代化的实现,不仅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必然也会导致人们对旅游休闲的态度及旅游出行方式的改变。如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居民就将旅游休闲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心现代化条件下,人们将会重新定义工作与旅游休闲的关系,重新认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结合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旅游新常态,将会对旅游公共服务提出以下新要求。

(一)普及化出游要求更大规模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旅游早已不是少数贵族和统治阶级的特权了,已成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参与的大众性活动。相信现代化实现之后,旅游必将成为人人可参与的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全社会得以人人普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十几年来,我国的旅游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仅以我国居民的旅游来看,到2015年我国国内游突破40亿人次、出境游也达1.2亿人次,双双位居世界第一。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如此大的国内游和出境游规模,也仍然远没有达到人人参与的程度。可以想见,现代化实现后,旅游将在全社会得以普及,届时的旅游又将会达到多么庞大的规模,

既然是人人得以普及参与的旅游活动,现代化的旅游总体规模一定远比现在的规模更大,甚至要比现在的规模高出几个量级。旅游业原本就是需求决定供给的行业,如此庞大的出游规模,必然会要求旅游业及全社会提供更多的诸如旅游公共交通服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救助服务、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和旅游志愿服务等旅游公共服务。

(二)休闲化的旅游要求常态化的旅游公共服务

现代化条件下,不仅人人可以参与旅游活动,旅游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旅游还将向休闲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现代化社会的人们将从更多的工作领域被解放出来,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用于放松休闲:另一方面,社会更加进步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完善了,带薪休假等制度也得以落实,人们将会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不仅是用于旅游观光,更多地是用于度假、深度体验等休闲活动。

休闲与现在的观光等形式的旅游活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旅游是一种暂时性的活动,是旅游者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常住地才能开展的活动:而休闲则是一种常态化的活动,也不一定非得要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就可以开展,所以休闲的内涵范围更加广泛,更符合现代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化下人们的旅游活动更多地以休闲化的方式得以实现,势必要求旅游公共服务的常态化供给,而不能再像为了迎接某些大型旅游节事活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存在了。

(三)个性化的散客出游要求更加广泛全面的旅游公共服务

与传统的跟团游相比,散客游这种形式具有灵活、自由、更符合个人需求等特点,所以越来越受旅游者的欢迎。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出游机会更多,而且会更加个性化,必然会有更多的人们选择散客这种个性化的形式出游。虽然散客游更能满足旅游者个性化的需要,而且自由灵活,但正是由于其自由灵活的特点,一方面导致了散客会比团队游客更多地与目的地居民及经营人员直接接触,产生冲突或者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几率也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旅游从业人员的带领及引导,散客更多地独立活动,遭遇意外及突发情况的几率也相应增加,所以要应对现代化条件下更加个性化的散客出游,还必须建立更加广泛全面的旅游公共服务,如旅游应急救援服务、旅游咨询服务及旅游消费者权益保障服务等,以备随时能够响应散客旅游者的任何相关需求。

二、傳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与现代化要求的差距

公共服务的概念来源于公共物品,而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由政府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直以来都是由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来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作为一种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问的准公共物品,本应该不必由政府包揽,而实行市场方式提供,既能减轻政府负担,又能大幅提高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之前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旅游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独家垄断提供的,甚至没有专门的旅游公共服务,而是将旅游交通、旅游信息等作为政府的政治接待任务存在的。在旅游业刚起步、旅游规模比较小的特殊阶段,政府独家提供旅游公共服务是完全能够满足旅游事业接待需求的,而且也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我国旅游业的日益发展,传统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了。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由于是政府独家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导致供应总体数量偏少、种类不齐全和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市场上日益增加的需求,与现代化对旅游公共服务提出的大规模、常态化和广泛全面的需求相比,差距更是明显。

(一)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偏少,无法满足现代化的大规模需求

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独家提供,且是在旅游发展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开展的,受当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必然供给总量偏少,仅仅能够满足当时那种小规模的旅游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旅游也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现代化后旅游活动将进一步普及到每一位公民,届时人人普及化的旅游活动对旅游公共服务将会提出更大规模的需求,而在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改革趋势下,政府独家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二)传统模式下非常态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无法满足现代化的常态化需求

传统模式下由政府独家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具有行政主导的色彩,往往是根据某地的旅游发展需要在特定时间段集中提供,而在平时则没有相关服务的提供;这种提供方式,符合旅游发展初级阶段淡旺季差异明显的特点。而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旅游活动由“观光时代”进入“休闲时代”,休闲最大的特点就是常态化,淡旺季差异日趨缩小,直至没有淡旺季之分,仍按传统模式进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必然与现代化下的常态化需求不相符。

(三)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种类不全,无法满足现代化的个性化需求

在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少数人的旅游需求简单一致、几无差异,由政府独家集中提供少数几种旅游公共服务,能很好地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而在旅游发展到大众化的当下,及现代化后的普及阶段,人们的旅游需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越来越关注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要求有种类齐全的旅游公共服务供旅游者挑选,而传统模式下种类不全的旅游公共服务将无法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四)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

根据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下,社会资源才能够实现优化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而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确是由政府独家垄断,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政府无需考虑投入产出比,也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和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等因素,必然会导致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诸如资源浪费、技术工艺陈旧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江苏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改革路径选择

根据新公共管理学的观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而私营部门的管理水平要比公共部门先进、优越得多,可以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原则等来“重塑政府”,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在公共服务方面,应该将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区分开来,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公私部门的充分竞争,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及水平。原来政府独家供给旅游公共服务的体制已无法满足现在及未来现代化旅游发展的需要,必须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将市场竞争引入到旅游公共服务领域,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及私营部门的职责范围,各司其职、互相协作、共同配合,形成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格局。

江苏率先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政府重塑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方面也理应走在全国前列。根据现代化对旅游公共服务的具体要求,结合传统模式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与现代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数量偏少、效率低下、种类不全及难以满足常态化需求等不足,江苏应率先在旅游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改革方面进行多种路径的探索与创新,以期为其他省市提供经验借鉴。

(一)引入竞争机制,吸引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实行旅游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改革,就是在能够实行市场化的领域如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在微观运营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高旅游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在不能够进行市场化的领域如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系统方面,则要继续维护政府的权威。

在能够进行市场化的领域,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弥补政府独家提供而存在的数量偏少、质量有待提高和效率低下等不足。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企业、政府、民间团体等社会机构共同参与、有序竞争的局面。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必然导致各市场主体为竞得旅游公共服务生产者资格,而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成本:通过各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也直接促进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广泛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除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并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的力度,制定社会力量进入旅游公共服务生产的政策优惠和制度保障,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力量的进入,实现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二)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实现优势互补

作为调节社会发展的两只手,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有其失灵的领域:政府主要在制定政策、规划全局等宏观方面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则在市场主体之间自动配置资源及市场主体的微观运营等方面具有优势。

进行旅游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改革,需要政府和市场各自在优势领域发挥作用,互相协作配合共同促进多元化改革的进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政府既管宏观管理又管微观运营,最终却落得“管了不该管的、该管的又没管好”的尴尬局面,造成了政府和市场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存在着错位、缺位及越位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人们对政府的职责和角色定位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应该专职做好“裁判员”工作,为各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竞争制定好规则制度,让市场主体这些“运动员”充分竞争:而且近几届政府也一直在大力推进政府改革,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的进程。

进行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而是政府管理重心的转移:政府适当放权,从繁琐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专门负责对旅游行业的发展进行方向指引、规则制定和质量监管等方面,以保证旅游公共服务的公益性。用新公共管理的话来说,就是政府主要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现在进行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制定、服务监管、组织协调和竞争管理的“掌舵”作用,将一部分政府无力做、也做不好的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交给市场去解决。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改革形势下,企业、个人、组织机构等市场主体有了参与旅游公共服务生产的机会,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竞争取得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资格,在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遵循价格机制和等价交换等市场规则,通过竞争的引入,发挥了市场机制在微观运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失灵。进行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改革,不是搞一刀切,而应该区别对待,像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交通等基础性旅游公共服务和市场性旅游公共服务,需要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涉及到旅游经营的公平和旅游市场秩序的维护等管理性旅游公共服务,如旅游行政公益服务等则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这样才能实现市场“划桨”和政府“掌舵”的完美结合。

(三)积极探索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具体形式

政府独家供给旅游公共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需求,社会第三部门有旅游公共服务生产的意愿和能力,但当前我国的第三部门数量较少导致其服务能力有限:企业等私人机构的逐利性决定了他们不会无偿提供旅游公共服务。进行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改革,需要结合旅游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探索多种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具体形式:在旅游行政公益服务等完全公益性的领域,应坚持以政府为主,通过增加财政等不断完善:在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交通服务等可以成为市场性产品、能形成价格的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探索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具体路径,如公私合作、契约承租、民营化和使用者付费等一系列国外及我国其他行业实践过的具体做法,可以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加以借鉴运用。

1.公私合作:激活民营企业、转换政府角色

公私合作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投入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通过公私合作,从民间筹集资金以减轻政府部门存在的资金压力,同时又将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成为公共服务的监管者而不再是生产者,实现了决策与执行的分离M:而民间资金等私营机构的逐利性迫使他们必须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来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也间接保证了公共服务的质量。

旅游公共服务中,如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旅游公共交通设施等投入大、公益性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江苏省智慧旅游平台等)建设,尤其适用公私合作的形式,如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中曾采用过的BOT(Build-Opemte-1hnsfer)模式,就完全可以借鉴到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以保证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旅游公共交通设施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2.适度民营化: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

西方国家将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称作“第三部门”,这些部门或组织的活动领域集中在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宗教和公益等方面。“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享有税收优惠、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运营资金非来自于顾客和商业化运营等特点,所以发展迅速并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民营化是指政府以出让股份的方式将原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给私营部门,或是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或第三部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借鉴国外“第三部门”的经验,鼓励其参与到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改革中来,如在旅游应急救助服务中就可以引入民间救援机构,但在以往的多次旅游救援中我们却很少听到我国民间机构的声音。目前在我国从事商业救援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国内企业极少,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与政府的配合机制。像旅游应急救助等公共服务,应鼓励“第三部门”或民间机构的进入,发挥社会救援机构的作用,一方面降低政府的救援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政府救援与民间救援的相互配合,增强全社会旅游应急救援服务能力,为所有可能遭遇突发事件的游客提供安全保障。

3.使用者付费:避免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浪费

使用者付费是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从而避免免费提供公共服务导致的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现象,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发挥,政府财政危机也得以缓和。使用者付费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实现:一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或私营部门向消费者收费:二是政府雇佣或付费给其他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三是政府付费给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部门。使用者付费的关键是适量付费,付多少费取决于消费多少公共服务,即多消费多付费、不消费不付费。

使用者付费制度适用于旅游公共服务中的旅游交通、食宿等服务,通过使用者付费补偿服务成本,缓解政府压力,并且也可以通过付费,为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优化和资源保护积累所需资金。如南京、扬州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就是通过使用者付费方式建立运营的,当然也有的地方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4.凭单制:激发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活力

凭单制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与使用者付费不同的是,凭单制是对特定消费群体进行补贴,让享受补贴的消费者持特定优惠券或卡等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物品及服务,如江苏很多地方针对特定群体发行的一卡通或旅游优惠券等都是对特定消费者的补贴。

凭单制通过给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巧妙地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中,旅游者持凭单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者中进行选择,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者则拿“凭单”到政府相关部门兑换现金,这样就在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之间形成了竞争,从而能够保证旅游公共服務较高的质量及水平。

作者:颜廷利 张越剑

旅游资源保护路径选择论文 篇2:

“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邮轮旅游合作路径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国内外旅游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而国内邮轮产业发展迅猛,邮轮旅游已经成为了沿海城市最热门的旅游休闲项目之一。邮轮港腹一体化、旅游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客源双向互送、市场互动,促使邮轮旅游圈的形成,使得邮轮旅游全域化。广西和东盟国家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广西又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面向东盟便捷的国际出海主通道,在与东盟旅游发展合作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带一路”的倡议,给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本文利用SWOT模型对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进行综合的、深入的分析,提出广西—东盟跨境邮轮旅游合作的路径选择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合作;SWOT分析

邮轮旅游作为新兴的国际旅游方式,是促进边境、跨境地区旅游合作的重要途径。广西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也是唯一被国家定位为同时服务一带、一路的省区,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明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效的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把广西推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最前沿地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国际邮轮旅游合作研究,对于推动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跨境旅游合作和邮轮旅游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尤其是在跨境邮轮旅游合作方面的研究较少。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合作资源,笔者尝试从跨境邮轮旅游合作的视角,对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运用SWOT分析进行综合的、深入的分析,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和跨境邮轮旅游发展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建议。


一、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一)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优势

1.游资源丰富。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形成邮轮母港的必要条件,为形成岸上旅游目的地奠定良好的基础,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内外邮轮游客。广西旅游资源丰富多彩且底蕴深厚,多民族文化特色、山水景观、滨海风光、边境风貌、民族风情和红色旅游构成了广西的旅游特色。钦州三娘湾与古城遗址、北海银滩与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崇左花山崖壁画及喀斯特地貌、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等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在邮轮旅游航线的规划中能对国内外游客产生极大吸引力,为打造邮轮旅游品牌提供良好的资源基础。

东盟十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如热带海洋旅游资源、新加坡SEA海洋馆,马来西亚东姑阿都拉曼公园、菲律宾的白沙海岸等成为各国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此外,东盟成员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可以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到本地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各国游客也是重要的吸引点。推动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将会更好地发挥丰富的旅游资源特色优势,形成独具文化特色的邮轮旅游目的地,并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好地推动旅游外交,加强人文交流。

2.邮轮港口建设不断完善。邮轮港口是邮轮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重要的地标建筑,逐渐成为沿海邮轮旅游城市的重要名片,是展现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邮轮港建设成为广西推进邮轮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更好地提升邮轮旅游服务能级,广西北海市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国家的区域性國际邮轮母港,当前已经建成5万吨邮轮码头1个,2万吨级邮轮码头2个,并且未来将建成5万吨级和10万吨级邮轮码头,邮轮母港的建设将改变北海与东盟城市之间航行的邮轮只能停靠散货作业区码头的问题。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的建成将有效地提升城市对外旅游形象,推动广西北部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发展。

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在规划建设和实际运营中都与城市旅游、娱乐、服务业发展密切联系,充分发挥邮轮母港品牌价值和客流量优势,以促进新加坡旅游、商业及服务集群发展。2017年新加坡邮轮产业总收入8.6亿美元,其中邮轮配套产业(邮轮维护、维修、燃油、食品补给、管理等)收入4.23亿美元,游客拉动消费(住宿、购物、餐饮等)额达2.88亿美元,国际船员的消费贡献达1.49亿美元。马来西亚的旅游特区卡兰威岛的深水港将成为国际邮轮旅游最重要的中途停靠港。而与广西毗邻的越南,有下龙湾、顺化古建筑群景区等大小60余个港口,嘉年华邮轮、皇家加勒比游轮、云顶邮轮等都开辟了航线。东盟各国也借势与广西开展海上旅游合作,计划联合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邮轮旅游精品线路,东盟与广西跨国旅游一体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3.广西-东盟旅游市场前景好。中国和东盟国家跨境旅游发展趋势良好。东盟国家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客源国。同时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互补、市场互补,促使中国和东盟国家相互间成为重要的旅游市场和主要旅游目的地。近几年,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以及各种形式旅游展会的宣传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企业开始布局东盟各国。中国和东盟国家出入境旅游市场的有效增长为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带来了契机。

广西依托和东盟各国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开展了全方位的边境旅游交流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广西先后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打造了“北海、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海上跨国邮轮之旅”、“北海至越南、马来西亚海上跨国邮轮之旅”等旅游产品,广西与东盟已经相互成为彼此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根据广西旅游发展规划,2016年至2020年,广西将逐步构建与国内主要邮轮旅游城市和东盟的邮轮旅游航线,2020年预计接待到港邮轮100艘次、游客超过24万人次。2021年至2030年,建成北海邮轮母港,防城港将发展成为邮轮始发港。邮轮旅游目前正在成为国际旅游的重要方式,也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开展海上旅游合作,实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二)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劣势

1.广西邮轮产业链条不够完善且管理不到位。广西邮轮旅游起步较早,早在1998年4月30日,在中越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广西防城港-越南下龙湾海上旅游航线始航,成为中国和东盟间的第一条跨国海上旅游航线,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运营反复停航与复航,于2013 年6 月复航。2015年2月,象征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启的“北部湾之星”的邮轮首航,航线从钦州港始发,抵达北海,一路南下,途径越南岘港、芽庄、马来西亚关丹、云顶、热浪岛等东南亚古镇和著名旅游胜地。2017年8月29日,“中华泰山号”豪华邮轮从广西防城港港口首航,运营防城港—岘港—下龙湾—防城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精品线路,标志着广西防城港成为全国第六个邮轮始发港,但由于各种原因,中途经历停航,又复航。经过将近20 年的运营,广西邮轮旅游存在航线短、线路单一、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并且面临着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接待服务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营理念落后、邮轮产业链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2.市场营销力不足。广西邮轮旅游产业的市场营销和宣传,主要依靠政府的筹划和政策的推动。虽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推广,大多数广西居民对邮轮旅游只是略有耳闻,缺乏深入的了解,概念仍模糊不清,认知度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的游客依然认为邮轮不过是交通工具,对其高端休闲度假旅游的认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此外,由于广西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使得邮轮旅游未能成为广西居民首选的旅游方式,这也是制约广西邮轮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邮轮旅游人才相对匮乏。良好的邮轮旅游人才队伍是发展邮轮旅游产业重要的支撑。邮轮运营当前对邮轮管理、邮轮销售和邮轮服务这三类人才需求量较大。邮轮产业需要餐饮服务、客房服务、经营管理、维修保养、医疗、邮轮驾驶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国际邮轮公司近年来也不断招收中国籍服务人员,以满足邮轮旅游对中国客户群的需求。但由于中国邮轮业起步较晚,国内邮轮旅游专业人才还十分缺乏,邮轮人才培养较滞后,中国学校专门为邮轮开设的专业非常少,目前在国际邮轮上的中国中、高端管理层缺乏现象比较显著。高校邮轮专业教学模式大多通过传统的餐饮管理、酒店管理或是英语专业转型而来,没有深入系统研究邮轮从业人员所需的综合素养,多数只是重视技能上的培训。就国内的邮轮一线邮轮乘务员而言,旅游从业人员经验不足,语言能力、服务意识、综合素质都还有待提高,难以满足邮轮公司对高素质从业人员的需要。广西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广西的邮轮人才还十分欠缺,在广西开设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的高等学校屈指可数,其师资力量、实训条件、人才培养的数量、人才培养的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邮轮产业和对人才需求。
二、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机遇和威胁分析

(一)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机会

1.国家政策的推动。国家战略部署给邮轮旅游带來新的契机。2014年交通部出台《关于促进我国邮轮运输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未来要加快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邮轮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进一步拓展东北亚、东南亚等邮轮目的地,打造精品航线。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邮轮旅游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邮轮港口布局,形成由邮轮母港、始发港、访问港组成的布局合理的邮轮港口体系,有序推进邮轮码头建设。2016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制定邮轮旅游发展规划,有序推进邮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提升港口、船舶及配套设施的技术水平。推动国际邮轮访问港建设,扩大国际邮轮入境外国旅游团15天免签政策适用区域,有序扩大试点港口城市范围。国家对邮轮产业发展日趋重视,还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外国籍邮轮在华特许开展多点挂靠业务的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我国邮轮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际邮轮口岸旅游服务规范》等文件,为广西邮轮母港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2.地方法律法规的保障。当地政府为更好地发挥邮轮旅游促进广西经济发展的作用,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的邮轮产业总体规划和政策法规。2013年3月,广西获批《广西北部湾港总体规划》,对广西邮轮母港以及停运港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和设计。2015年8月21日,《广西邮轮旅游发展规划》项目顺利通过专家论证组论证,此规划由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对广西邮轮旅游发展具重要的指导意义,详细阐述了邮轮旅游空间布局、邮轮旅游产品体系、邮轮旅游设施和邮轮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除此之外,广西也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全区旅游投资和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广西邮轮旅游发展专项规划(2014-2025)》,批复了《广西北部湾港总体规划修编》。相关的邮轮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为广西邮轮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广西-东盟邮轮旅游发展的威胁

1.相邻城市邮轮港口的竞争。广西具有面向东南亚的优越地理区位优势,但是综合交通区位优势不明显,广西的国际邮轮母港建设起步较晚,港口接待能力有限,邮轮旅游在广西的宣传力度不足,市场营销力不强。除港口城市居民外,广西其他城市的居民对邮轮缺乏认知,对邮轮旅游概念模糊,而且由于广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不高,这也严重制约着广西邮轮旅游的发展。因此,广西邮轮旅游面临着深圳、厦门、海口等相邻的沿海城市的激烈竞争。

2.邮轮旅游与自然环境的博弈。邮轮旅游的发展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比如引起大气污染、水体环境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垃圾污染等问题,旅游资源会受到一定的破坏,威胁局部生态环境。汽车尾气等交通工具会产生噪音污染和大气环境造成污染;邮轮船只所排放的垃圾、油污还会污染水体,甚至会散布化学物质威胁水体生物的健康。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协调好旅游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关系。
三、广西与东盟跨境邮轮旅游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邮轮产业区域协调和政策支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1.加快构筑环东南亚邮轮旅游圈。目前,广西在不断开发、拓展到东盟国家的邮轮航线,继续推进邮轮母港和邮轮旅游经济试验区建设,探索邮轮旅游发展的新路径,加快构筑环东南亚邮轮旅游圈。广西不仅有古代海上丝路底蕴,更具有新世纪海上丝路的区域优势,因此,广西应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枢纽为目标,全方位协调邮轮旅游合作,吸引国际邮轮市场客源,跨区域联动,扩大邮轮旅游的市场规模。借助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将有力促进广西海上丝绸之路邮轮航线的跨国家和跨省份经济、文化统筹发展,推动旅游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2.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协商以及资源互补。广西作为国内邮轮旅游发展的重要省份,首先自身要找准定位,挖掘自身发展优势,同时合理借鉴他国的先进邮轮产业发展经验、市场管理经验。东盟国家在邮轮旅游业有许多管理经验,其邮轮形成的产业结构比较完善,比广西有显著的优势,特别是在发展规模和路径上有许多地方值得广西借鉴。加强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实现信息共享,拓展多领域间合作,尤其需做好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机制设计、广西的邮轮产业规划设计以及相关港口的开发与管理机制等,进一步围绕邮轮产业扩增旅游产业规模,加快推进核心景区和旅游港口的建设。其次,整合邮轮旅游品牌与形象,与东盟各国共同开拓邮轮旅游市场。在分析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选择最具特色,能够代表广西与东盟区域特点的邮轮旅游项目作为邮轮旅游的品牌,实施品牌共享战略,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能够起到品牌效应的旅游项目品牌,在开拓邮轮旅游市场和区域游客客源等方面实现互利共赢。通过与东盟国家合作进行跨境旅游路线的联合推介、旅游客源的开发、中国-东盟旅游品牌的塑造、旅游管理的交流与改进等,提升广西北部湾邮轮母港在国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挖掘出来,利用好这些人文旅游元素,积极经营并形成品牌。

3.加强政府间的对话与合作。通过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盟国家间政策对话,旅游主管部门和邮轮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邀请东盟国家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邮轮企业参加年度东盟旅游论坛、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畅通政府与企业沟通渠道,推进跨境邮轮旅游合作。另外,尽可能消除游客在过境通关、免税退税和货币结算等方面的障碍。在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建立更为便利的邮轮入境口岸签证政策、游客通关政策和优惠政策,吸引国际邮轮访问我国,创造良好的邮轮旅游发展环境。

(二)開发具有广西和东盟各国民族特色的国际海上邮轮旅游产品和航线

推出具有广西和东盟国家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体验活动。在消费娱乐方面,中国人喜欢购物,可以增加购物区域范围,增加国际奢侈品品牌。中国人爱打牌、打麻将,可以设置棋牌室供休闲娱乐。广西和东盟地区拥有众多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与民族文化,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明,如中国广西壮族“三月三”、瑶族的盘王节、缅甸缅族的结夏节和解夏节、老挝老族的“塔銮节”等。在邮轮上,推出一些民族文化体验活动,如壮族、瑶族歌舞表演,“刘三姐”经典山歌对唱、抛绣球招亲等,提升游客参与度,给游客带来独特和难忘的情感体验。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喜欢聚餐,可以在餐厅设置一些大圆桌,摆放中式的碗、筷子,辣椒酱等调味酱料。同时,在邮轮上可以开设广西和东盟菜品区域,比如推出广西的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恭城油茶,泰国的冬阴功汤、咖喱炒蟹,越南的鸡肉粉和马来西亚的娘惹菜等,让游客品尝到广西和东盟各国的不同特色和风味的美食,更愉悦的渡过邮轮旅行。另外,打造特色鲜明的广西-东盟邮轮旅游航线。广西拥有丰富的自然与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分布广,且底蕴深厚,特色突出,具有发展邮轮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东盟国家岛屿多、名胜古迹多、动植物资源丰富、地方特色浓厚、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因此,广西和东盟国家具有打造国际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天然条件,能够开辟独具特色的广西-东盟邮轮线路,如邮轮+文化体验,邮轮+养生,邮轮+美食购物等。

(三)打造广西-东盟“邮轮+低空”等复合型旅游新业态产品

推动“邮轮+”旅游产品创新。邮轮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旅游新业态。目前广西北海、桂林等地区都已有低空旅游的多种项目在开展;而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的沙巴、柬埔寨的吴哥窟、越南的下龙湾、泰国、印尼等多国、地区都有非常优越的发展低空旅游基础。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的邮轮旅游发展可通过“邮轮+”形式促进旅游新业态的发展。如“邮轮+低空旅游”能把两种高端的旅游形式进行融合,通过直升飞机、水上飞机为中高端邮轮游客开展海岸、海岛、海洋旅游时,提供“最后一公里”温馨贴心服务。热气球、动力三角翼、滑翔机、摇曳伞、直升机、水上飞机等航空体育项目则可以丰富邮轮游客岸上观光活动。“邮轮+”,还可以融合游艇帆船、海钓、康养、房车露营等多种旅游新业态,打造多种邮轮复合型旅游形式。其次,推动邮轮旅游产品精细化、个性化的创新发展。广西的邮轮运营可与东盟各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游艇公司,水上运动运营公司、房车露营公司等合作,共同开发高端的旅游新产品,如重访“海丝路”文化游、海天婚礼游、海岛休闲游、休闲海岸游、海洋牧场游、原始森林和火山口探秘游、水上运动赛事游、极限运动游等,推动邮轮旅游产品精细化、个性化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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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琳 叶欣梁

旅游资源保护路径选择论文 篇3: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内生困境及治理路径

摘 要: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在导致社区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也使社区结构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因素,严重威胁民族社区旅游的持续发展。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困境和寻求解决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基于对资源系统特殊性的深层次考察,解析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内生困境及深层次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治理路径选择。

关键词:民族村寨资源系统;内生困境;治理路径;桃坪羌寨

近年来,少数民族村寨作为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成为倍受旅游者青睐的目的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居民收入来源由原来的以农业为主转化为以旅游业为主。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当地社区结构的变化,社区内部原有的均衡逐步被打破,社区本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部分居民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社区旅游的发展失去信心,甚至对社区旅游的发展产生抵触情绪,在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这种情况将严重威胁社区旅游的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困境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使用CNKI数据库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文化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村寨概念、历史背景、文化形态及文化传承保护等问题[1-3],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动力、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等方面[4-7],旅游学研究主要关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所造成的影响[8-10]。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等问题,较少关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困境的深层次根源;方法上多采用单一学科研究,较少综合文化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等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人力资本产权和公共池塘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深层次考察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的特殊性,并由此探究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不同于一般景区开发的内生困境及其深层次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治理路径选择。

一、 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特殊性研究

1. 民族村寨资源系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明显的感知弱化特征

按照马凌诺斯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少数民族村寨是一个文化实体,包含器物和风俗两个基本方面,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是一个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的组织严密的资源系统。一般意义上,民族村寨独特的建筑确实更易于被旅游者感知因而更具吸引力,但是,如果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对应物,建筑将是死的,其旅游价值将大打折扣。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言,“单有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对应物,是死的,是没有用的”[11]。

特别是,民族村寨建筑形态作为一种器物文化,其破坏是最先被注意和最容易被感知的,也易于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张谷英村居民拆“自己”的屋墙也违法就是明证[12];而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则不易被居民感知。而且,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破坏,更难恢复甚至无法再生。一些民族村寨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其中的一位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一再强调,“如果等到‘有能力治理’的时候,已经晚了,以后再想回归到原来纯朴的民风,可能也只是‘表面上的和平’了。”

2. 内在于居民“活态”载体上的文化资源成为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

Murphy早期的研究表明,社区旅游既是一种产品体系,又是一系列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资源的集合,社区本身构成吸引物,从而成为旅游体验的客体[13]。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村寨内的居民既是旅游资源的利用主体,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居民本身也是民族社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村寨居民具有资源利用主体和资源本体双重身份特征。

民族村寨一旦从事旅游开发,就由一般的资源变成了具有旅游价值的资产,当地人身上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容貌、健康、生产生活技能及知识、价值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当地社区居民的民风民俗活动等,也由一般的文化资源变得具有了经济价值,能够提高当地居民的财富创造能力。特别是,这些因素内在于居民 “活态”载体上,植根于居民的思想态度和言行举止中,其产权天然属于当地居民个人,自然也就转化为当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注:周其仁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定义的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健康、容貌、体力、干劲、技能、知识、才能和其他经济含义的精神能量,天然属于自然的个人,人力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个人。……人力资本的资源特性使之没有办法不是私产,至少,没有办法不是事实上的私产”。详见: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7.)。

巴泽尔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个人——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简言之,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14]。也就是说,民族村寨居民天然拥有对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和主动性。如果社区居民作为资源利用主体的权益没有按照预期得以实现,也就意味着其人力资本产权被部分地限制或删除了,这时他们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导致当地社区价值观念、道德体系、民风风俗、生产方式等发生改变,民族村寨旅游氛围难以营造和维持。比如,部分居民因未享受门票收入分红等利益而拒绝穿戴民族服饰和跳传统民族舞蹈,有些居民对游客不理睬或有其它不友好举动等,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很多民族村寨景区旅游开发中的诟病。

3. 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

民族村寨一旦从事旅游开发,就由一般的资源变成了具有旅游价值的资产,严格的不可分性、完整性和系统性是其作为旅游资源的内在条件。因为:其一,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的物质部分和非物质部分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具有严格的不可分性;其二,非物质部分往往不能界定为属于某一个具体所有者,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为所在区域的群体共同享有,完整性是其价值体系的根本保障;其三,虽然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资源的物质遗产(如民居建筑等),部分地可以准确界定其所属主体(而单体文化遗产也许在村寨价值评估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但在一个社区内,物质遗产系统作为旅游吸引物,必然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风貌的统一性是其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如果某一个人擅自改变建筑风格,必将产生晕轮效应,从而损害社区的整体形象[15]。

基于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虽然民族村寨最基本的资源单位(民房接待)不是公共使用的,具有可分性,但整个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却是公共使用的,属于典型的公共产权[16];而且,在整个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内,某一居民户想要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其他居民户的成本很高,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村寨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注: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想要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收益者的成本很高。详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52.),村寨中的每个居民都有权提取资源单位,如利用自己的民居从事旅游接待,然而整个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是所有居民共有的。

二、 基于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特殊性的内生困境分析: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

桃坪羌寨位于四川省理县桃坪乡。羌寨碉楼历史悠久,保存完好,是羌族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被誉为“世界羌文化遗址”、“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羌族民俗风情浓郁,羌族服饰、羌餐、锅庄舞、转山会、传统羌乐等保留较为完好;村寨地处杂谷河河谷,别具羌族农业产业景观和优美田园风光。该地旅游开发已经20多年,见证了中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历程。当下村寨中“抢客”现象愈演愈烈,民风民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困境的经典案例。

1. 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弱化,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更大的冲击

前面提及,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最先被注意和最容易被感知的,易于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则不易被居民感知。以桃坪羌寨的一位50多岁的居民为例:一方面,该户房屋的羌族建筑结构保留最完整;对门居户的房子破坏了羌寨的整体风貌,他前去劝阻,要求其将楼顶的小房子进行泥土土墙装饰;他还经常花钱去周边村落收购承载着厚重的羌民族文化记忆的石头,甚至下跪恳求邻村的人将石头转手给他,以保护羌族的历史文化。然而另一方面,在访谈中他坦诚地告诉笔者,自己经常为了接待游客和销售纪念品而不去参加宗教活动。

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往往器物文化的变化相对较小,且容易引起重视,而风俗文化变化正在或已经经受了更大的冲击。以笔者调查的桃坪羌寨为例:91%的居民意识到并自觉维持和保护羌族雕楼的整体风貌;然而只有38.2%的村民过民族传统节日是自发的,只有31.8%的村民唱歌跳舞主要是为了抒发感情的需要;36.30%的村民只有在节庆的时候穿民族服装,年轻人从事讲解员工作或歌舞表演时才穿,平时一般不穿。

2. 居民主体地位弱势化,严重影响到居民“活态”载体资源本体功能的发挥

目前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开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区参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人的收入、就业机会和社区教育条件等,有少数地方居民还表象地参与了旅游业相关重大决策和事宜。然而,由于制度上、文化上、具体操作上的一些制约因素(Timothy,1999;Tosun,2000),民族村寨社区旅游仍“只能使少数人获益,利益分配不公平,当地人承担了很高的社会成本”(Din,1993;Hitchcock,king & Parnwell,1993)。大多数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准备好社区决策参与层面(Timothy,1999),当地居民社区决策权被剥夺(Britton,1991;Drake,1991;Evans & Ibery,1983;Prentce,1993)。整体上讲,社区虽然是“主体”,一直以来却是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17]。

在居民的预期经济利益和参与决策权利没有实现,村寨主体人群的地位弱势化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会自觉运用自身的资源利用主体和资源本体双重身份角色资源,根据自己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行使其人力资本的产权主动性,他们可以“关闭”甚至有意破坏“活态文化”,以表达对于自己作为资源利用主体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的不满或对抗。这将直接影响到民族村寨旅游的游客体验,动摇民族村寨核心吸引力。以桃坪羌寨为例,随着政府和开发商介入社区旅游开发程度的加深,几家规模较大的民居接待户垄断了大部分客源,95%左右的农户几乎没有游客可接待,造成居民的收入差距悬殊,大部分居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有67.74%的居民反映没有参与旅游决策,12.90%的居民认为参与决策完全是走形式。访谈中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强烈表示,在涉及重大事项决定时,管理者没有也不敢让居民表达意见和看法,居民决策权基本丧失。由于居民“主体”地位不断弱势化,他们自觉充当“活态”文化资源载体的意愿日益下降。例如居民参加羌族锅庄舞蹈的目的愈来愈商业化:以抒发感情为主的占31.8%,以迎合游客需要为主的占68.2%;参加人数、频次和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从最早的由居民自发组织的一呼即应的“土风舞蹈队”,转变为目前接待户为了游客需要临时组织的舞蹈队;即使支付劳务费用,当地居民参加的意愿和跳舞场面也大不如以前。

3. 居民个人理性下的集体非理性,引发民族村寨开发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公地悲剧”是在人们使用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的公共资源时,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个体行为给公共资源的使用带来外部性的现象。整个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这时,来自成本的外部性和来自策略的外部效应这两种强大的压力将鼓励居民采用拉客竞赛等低效率策略提取资源单位,而忽视对整个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的维护。一是,每家居民户作为理性的个人只考虑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之间的比较,忽视了利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居民使用属于整个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系统、品牌等公共资源几乎不用承担成本,理性的个体在做决策时便不会主动考虑自身行为所包含的社会成本,即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导致了整个集体的非理性。二是,每家居民户占有原则使他们对利用自家民居接待游客产生旅游收入有了排他性权利,一家接待户某天未接待的游客会被其他居民户所获取,且由于旅游接待的不可储存性,今天的收益不能在明天获取;由此而产生的担心,削弱了接待户为了明天的收益而减少在今天利用资源的动机。这两种情形相互强化,加剧了居民之间争夺客人的竞赛[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作制度改革,各行其是的居民户对村寨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将会极为严重。如在旅游论坛中,目前游客对桃坪羌寨投诉和抱怨最多的就是拉客现象。据笔者查阅相关网站,约有60%的游客反映拉客给自己带来的心理不适感,影响了其满意度。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高的个人收益,部分居民私自改建、搭建民居,甚至出现居民之间为了争夺游客吵架打架的现象,影响了民居接待的核心竞争力,损坏了民族文化资源。

三、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治理路径选择

1. 确保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正因为少数民族居民具有资源利用主体和资源本体双重身份特征,破解目前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开发与保护难题必须围绕少数民族居民这个最重要的主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确保居民参与,提供居民自主选择的权利,充分让居民感受到内在激励,激发居民自觉开启其“人力资本”,维持并提高整个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的旅游价值。

社区参与是强调社区增权的参与(注: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它最终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发展中,明确提出,旅游增权的受体是目的地社区,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纬度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详见:左冰,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 (4):58-63.)[18]。应该在提供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机会和参与决策机会的基础上,让当地居民感受到社区整合度不断提高,从而从感情和心智上感受激励,也就是通过经济增权、政治增权,促进社会增权,最终激发当地居民的心理增权,构建居民参与的内在激励框架。

2. 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是促进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合理开发和保护的根本前提

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特质与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觉醒,本质上就是对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部分的精神觉醒。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振兴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像吉登斯说的:“人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所抱持的理解和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与改变历史的力量”[19]。它是对自我感知框架和惯常行为方式的自觉的行为调适。

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少数民族村寨居民的民族自尊、民族感情等民族意识和人与人团结互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传统价值观体系得以觉醒和强化,并将其充分整合成一股有效的社会动力。同时,只有通过“制度增权”,即建立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的权益[20],才能够将这股社会动力正确地引导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活动中。

3. 构建社区自主治理制度是促进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可持续利用的基本路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16]。经济史学家发现,长期存续的制度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有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占用者自己做出的[17]。

村寨民居接待权利保留在当地居民手中,是富有效率的一种通行的制度安排,它必然涉及民居接待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治理问题。由于民族村寨资源系统的特殊性,在民族村寨公共事务治理中,必须充分强调当地居民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作用。首先,必须确立一个能让社区居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组织,既可以充分发挥村委会或旅游协会的作用,也可以重新设立一个地方性论坛;其次,根据当地地方规则和文化习俗,由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共同使用村寨资源的规则,明确规定使用的限制条件;最后,建立一套确保规则执行的激励监督制度体系,强化居民的内在激励和相互监督,促使居民将共享规范内在化,降低监督成本和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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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in Minority Areas: An In depth Inspection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View of Resources System

WANG Ruhui1, LIU Wang2

(1.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2.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Key words:resources system of ethnic village;internal predicament;solution;Taoping Qiang Village

(责任编辑: 朱绿梅)

作者:王汝辉 刘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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