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与地区经济金融论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LJ114）作者简介：刘莉君（1977—），女，湖南茶陵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产业转移、区域经济发展、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区域经济与地区经济金融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区域经济与地区经济金融论文 篇1：

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 要：地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中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分析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文就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开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进行简要阐述，并对绿色金融发展以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绿色金融;区域经济;高质量

本文索引：杜赫，赵爽.<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6）：-149.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绿色金融机制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国首先要颠覆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传统金融模式朝绿色金融模式的转变，让绿色金融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发挥出更重要的

作用。

1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开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1.1 绿色金融奠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其中，环保节能、清洁能源以及绿色交通等都将成为未来绿色金融的重点发展对象[1]。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绿色发展道路的基本诉求，虽然在短期时间内需要较高的投资成本，但后续将会为社会经济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绿色产能的结构优势，并且需要通过绿色化发展道路来寻求新的市场回报，从而实现与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对接。由此可见，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作为融合了社会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区域经济可协调发展的全新发展理论，有效实现了环境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兼顾，并且在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企业金融风险，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生产生活方式各方面促进区域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

1.3 绿色金融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在一些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中，存在着一定的区域产业结构，要实现去产能发展，必须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兼顾环境效益。绿色金融能实现传统产业朝着绿色产能行业的转变，有效缓解传统行业对于煤炭以及钢铁资源的依赖性，为传统行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推动供给侧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2 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中绿色金融存在的问题

2.1 金融机构的支持薄弱

2007年起，我国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引导绿色金融发展的文件，并且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按照我国政策标准对企业进行分类放贷[3]。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主导，而银行贯彻着利益至上的理念，外加绿色金融项目存在着前期投入较大且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与银行的理念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此我国大多数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为金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我国金融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经济标准为重要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而在此体系中，并未结合环保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在金钱至上的观念下大部分金融机构并不会考虑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否与环保理念相符合，倾向于为了完成经济目标而牺牲环境的发展。商业银行在经营信贷业务时，主要考虑银行资产的期限配置，通常情况下很难发放大量的中长期贷款。综上，就金融总量而言，由于金融资源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因此绿色金融项目难以实现与足量信贷产品的有效对接，无法满足绿色金融项目的资金需求。而就信贷结构而言，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以清洁能源以及节能减排项目为主，而融资产品的覆盖范围较小，因此，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绿色金融服务[4]。

2.2 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经济都进行了过多的宏观调控，使市场无法发挥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分配，使更多的资源流向高污染的行业。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博弈。虽然在绿色发展观念的大背景下，企业出于政府的压力，不仅迫切需要改善绿色金融发展环境，而且要迎合中央政府发出的政绩考核要求，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能直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此外，大部分污染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导致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会更加倾向于高污染产业，因此有些地方政府会在积极发展绿色产业的同时默许高污染企业的存在。

2.3 绿色金融体系不完善

我國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对于绿色金融的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各金融机构默契不足，使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到制约，虽然国家已经将建设绿色金融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但相关的落实方案尚未制定出来，以至于无法立马落实绿色发展的战略。若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发挥市场资源的作用，绿色金融产业便无法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主体主要依赖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因此具有单一性，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程度较为薄弱，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较为缓慢，进一步抑制了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

2.4 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能够提高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意识，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依旧并存着自愿原则，极少数企业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对小微企业而言则更难获取其环境信息，且信息披露存在着一定的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的问题，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披露正面信息，回避负面信息，以至于难以确保其信息的有效性与及时性。由于环境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财务风险更大，导致大多数银行并不愿意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缺乏沟通，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及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对绿色金融的安全性产生威胁。

3 深入开展绿色金融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3.1 加大金融机构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绿色信贷机制。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绿色金融的宣传力，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并关注绿色金融，树立起绿色发展概念从而激励市场建立起相应的环境体系。同时，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以及健康安全的市场环境。信贷市场的建立能够规范绿色金融产品的交易流程，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并且做出了保障。随着该平台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环境污染指标制度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朝着绿色产业的发展方向靠拢，更多小微企业参与到绿色金融发展的潮流中，实现推动整个市场朝着绿色环保的双向发展的目标。

投融资平台发展的不完善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改善绿色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对金融投资平台进行改革，让社会资金准确的流入绿色环保企业中，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绿色产业升级转型，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激励中小型绿色金融产业的发展，适当降低融资成本，为绿色金融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发展信心，共同为促进区经济生态化发展作出贡献。

3.2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在我国绿色金融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传统企业朝着绿色环保企业的升级转型，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实现对三高企业的有效升级改造，因此，需要加快建设绿色金融产业的步伐，而实现传统行业朝着绿色金融产业的转变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此外，政府可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绿色金融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且为绿色金融产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人才支持等，帮助绿色金融产业实现技术创新，降低经营成本，减少经营压力。如此一来，绿色金融企业就能将重心放在提升技术水平以及更好更快的发展绿色产业上，从而推动整个绿色金融行业的发展。

高层次人才体系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在绿色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较强创新意识、熟悉国家政策以及对市场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的高端技术人才队伍，不断深入对绿色金融项目的开发与探索。因此，需要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增加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识与了解，提高办理绿色金融产品的业务能力。此外，当地政府应当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引进先进技术，并且为绿色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人才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提高当地绿色金融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

绿色金融资源较为稀有，因此当被用于信贷业务时，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合理引导，确保绿色金融資源真正流入到节能环保产业中去。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为资源消耗低且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供支持，带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应当协调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让市场的资源调控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为新型能源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具体可以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动绿色金融朝着更加经济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3.3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推动绿色金融产业的升级转型，让更多的社会产业朝着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并且激发出更多的需求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就绿色金融机构方面而言，将绿色金融业务加入到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经营中去，通过PPP模式将民间资本引入绿色金融产业，利用公共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资金流向。此外，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应当加大对绿色产业的保护力度。（2）就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方面而言，该部分包括实体机构的建设以及绿色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完善等。（3）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应该尽快健全绿色金融法律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与权限，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提高对污染企业的排污处理标准，严格执行并落实相关法律。

3.4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要想实现资金真正流入到对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有利的行业中，就必须在银行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针对企业的环保信息建立起专业的金融信息数据库，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将企业的融资能力与环保责任连接起来，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积极性。加快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与国际接轨的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认证机制的速度，通过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对绿色金融经营主体进行环保审查以及风险评估，帮助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对绿色金融企业形成准确的判断。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能实现绿色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企业贷款金额的有效发放。各个金融机构以及绿色金融企业应当及时的了解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并且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做法。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并且建立起绿色信贷相关的信息共享机制。只有对绿色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对绿色产业的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做出准确的分析，从而决定是否要为该企业发放贷款，而且可为促进当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不仅能有效防范绿色信贷风险的产生，还能引导资金流向真正有用之处，推动绿色资源更多得投向环境友好型企业，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结语

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挑战，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进行升级转型，经济发展速度同样逐渐放缓。绿色金融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有着指导意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绿色金融观念的宣传与科普，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要建立起绿色金融相关的投资体系，助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还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绿色金融的深入发展提供双重保障。只有将上述措施一一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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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书剑.发挥金融优势 支持首都高质量发展[J].前线，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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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惠敏.绿色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 2018（4）： 08-09.

Research on Green Fina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uxi Instituteof Technology  DU He  ZHAO Shuang

作者：杜赫 赵爽

区域经济与地区经济金融论文 篇2：

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实证检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LJ114）

作者简介：刘莉君（1977—），女，湖南茶陵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产业转移、区域经济发展、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

摘 要：在剖析金融发展规模、深度、效率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之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水平下的促进效应不同，具有非线性特征，当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高于4.6281时，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而且较好的城镇化水平、完善的东道国制度、丰富的自然资源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具有吸引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应拓宽金融合作途径、完善金融设施建设、防范境外投融资风险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共生发展。

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转移;“一带一路”;面板门槛模型

一、引 言

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已与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实现较快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同期总额的16.2%，较上年提升2.6个百分点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为主要流向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行业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主。除了直接投资，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也合作密切。2020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5.4%和58.4%②，涵盖了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多个产业领域。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從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深化到产业转移与合作，资金融通已日趋常态化，但是与其他“四通”相比，“资金融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金融支持，而且，不仅仅需要母国金融支持，更需要东道国金融发展，东道国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与合作的重要因素。扩大金融发展规模、优化金融发展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效率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早期国外学者主要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资本积累、劳动者技能和技术溢出等不同角度展开，形成了雁行发展理论[1]、边际产业转移理论[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4]等产业转移经典理论，主要观点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丧失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程度、关税、运输成本等要素禀赋差异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并偏好向规模经济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产业转移问题研究，产业转移对产业整合升级的促进作用能够同时改善转移国和承接国的产业结构[5]，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6]。部分学者从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产业空间通过价值链的分拆可实现知识及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离，利用外包、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可将品牌经营和加工制造进行分离[7]。在生产达到标准化的基础上催生了产品内分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由此形成并通过价值链在不同国家的重组来实现[8]。中国在承接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发展情况，要充分重视国内市场发展，推动中国技术实现当地化，同时，要推动中国东部地区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促进国内产业链发展[9]。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于沿线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工资、市场规模方面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建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中国也能够更有效地承接全球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学者们从产业共生视角[10，11]、区位选择视角[12]、全球价值链视角等[13，14]多个角度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转移，对于产业转移转出国而言，东道国政治环境是否稳定、地理距离是否合适等也是在选择承接国或地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5]。

关于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oldsmith指出金融机构通过提供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吸收社会闲置资金，从而为市场上有融资需求的主体提供资金支持[16]。他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广泛地被学者们所应用。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深化理论，指出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太多、太过强制性的管制，应当让市场供求去决定利率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17，18]。金融可以通过其货币供给功能和金融体系相关配套功能来对市场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对经济发展发挥引导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投资活动中，若政府实行金融抑制政策，会导致储蓄扩张和结构优化的减慢，金融体系无法正常发挥其资金配置功能，间接抑制了投资和经济增长 [19]。国内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多数情况下，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作用是正向的 [20];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部分国家或地区由于存在金融结构调整不及时、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经济欠发达、金融环境滞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适当等问题，导致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弱或者直接转变为抑制作用 [21，22]。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境外发展离不开东道国的金融支持，同时，沿线各国也表现出强烈的金融需求，如融资、保险服务、风险防控等需求，金融体系要对沿线各国的金融需求给予全面支持[23]。另外，有研究还考虑了影响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其他因素，例如制度因素 [24]、技术溢出 [25]、通信设施[26]、投资便利化[27]等等。

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关系，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有学者从理论层面阐释金融发展对于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较为发达的金融体系更加能够吸引资本流入，为东道国引入具有创新活力的跨国企业，一方面，能够推动东道国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为产业转移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东道国实现经济增长 [28]。金融可以通过优化区域生态环境、健全融资体系、健全信贷管理机制等措施更好地支持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金融借助于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来调节金融资源的产业流向，通过资金形成机制、信用催化机制等进行资金配置[29]。一个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确保对市场中的金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同时，一国良好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更能挑选出优质、具有创新活力的跨国企业，使本国企业受益 [30]。东道国金融发展是影响其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对于在承接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要通过构建有效的金融体系和制定相对应的金融政策来解决。母国和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和产能合作方式均会对国际产能合作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此，在国际产能合作中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比较优势为依据确定合作方式和需求，同时加强金融合作，实现产能合作的共赢[31]。

很显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中针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针对金融发展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针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而展开，关于金融发展影响产业转移的研究尚不丰富，尤其是对金融发展影响产业转移的机理阐述较为零散和简单，不够系统和深入，并且现有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金融发展情况及其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间产业转移的文献相对较少。为此，本文将深入探讨金融发展规模、深度、效率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非线性影响，试图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参考性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發展影响产业转移的机理分析

（一）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规模主要通过资金形成机制和信息反映机制影响产业转移（见图1）。其一，资金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各种金融工具更为丰富，针对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金融机构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进行资金增量调节，提供资金支持。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通常需要建设厂房、购买设备和引进技术等，项目投资期限往往较长，而且原有技术与新引进技术的差异也使得承接国或承接地需进行研发投入，因此，从最初的资金投入到后续的收益获取过程中，产业转移的实际资金需求是比较大的，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规模的扩大可以为转移企业提供更多便利的融资渠道。其二，信息反映机制主要是针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银行体系的信息优势和证券体系的披露机制，为转移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从而降低产业转移风险。尤其是，跨国投资企业对东道国产业发展前景、市场发展环境、各类政策法规等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国际产业转移的境外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金融市场的公开信息与及时披露可以向转移企业提供经营、财务、行业动态等全面的信息服务，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产业转移风险。

（二）金融发展深度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深度主要通过资金导向机制和宏观调节机制影响产业转移（见图2）。其一，资金导向机制主要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导向功能，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引导产业转移方向。理想的产业转移方向应当是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通过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引导资本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而且提高金融发展深度能够有效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金融资源配置实质上体现了金融资本在各转移产业之间进行流动、分配和重新组合。金融市场通过调节各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源，着力保障转移企业落地并健康运行。其二，宏观调节机制主要是各国政府从政策层面对产业转移中的金融支持进行宏观调节，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金融政策来支持产业发展，如通过政策倾斜、信贷配给等政策对银行信贷投向进行适当干预。

（三）金融发展效率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效率主要通过成本降低机制和效率促进机制影响产业转移（见图3）。其一，成本降低机制主要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信用催化作用，通过形成金融机构间互相竞争、功能互补的格局，推动各类金融产品创新，从而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寻找到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加速金融体系发挥信用创造的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和信贷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加速产业资本的形成。其二，效率促进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来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另一方面，通过利用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传统金融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金融发展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带动转移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从而获取更高的经营利润，进而提升产业转移的效率。

三、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门槛效应检验

（一）模型构建

借鉴Hansen（1999）建立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承接国带来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研究中国向外产业转移时，多数学者选取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来衡量。同时，为了避免流量数据受到国际形势、投资协议等变化而产生波动进而带来分析结果的不稳定，参考通常做法，选取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量来作为衡量产业转移的被解释变量指标。

2.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指数（fd），同时也为门槛变量，共由四个方面构成，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稳定性。其中，金融发展规模选取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总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深度选取国内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选取银行净息差来衡量，金融稳定性选取银行系统的Z指数来衡量。

3.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g），选取GDP增长率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具有较高水平表明其经济实力较强，市场规模较大，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较小。（2）制度质量（ins），选取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包含的六项指标的加权平均数来衡量，反映一国制度环境。（3）城镇化水平（url），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有助于产业和资源的集聚。（4）资源禀赋（na），选取矿石金属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吸引产业转移。（5）吸引外资能力（inv），选取沿线各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额与各国GDP之比来衡量，一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越强，承接的转移产业越多。

（三）数据来源

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深度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稳定性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GFDD数据库，控制变量中制度质量（ins）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GI数据库，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针对指标中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充。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取沿线47个国家2005-2018年的统计数据，包括：东南亚区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南亚区域的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等6个国家;中亚区域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3个国家;西亚北非区域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等11个国家;中东欧区域的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9个国家;独联体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7个国家以及东亚的蒙古。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ln ofdi）最小值为 2.8332，最大值为15.4268，说明中国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指数（ln fd）最小值为-0.8210，最大值为5.2648，也可以看出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2.相关性检验。为避免各指标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先进行相关性检验，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从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可知，制度质量（ins）与金融发展指数（ln fd）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845，与城镇化水平（url）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870，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0.50;且经过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10以下，表明模型选取的变量几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3.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对于产业转移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促进或抑制。因此，选择东道国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也作为门槛变量，首先检验是否存在门槛，结果如表3所示。

单一门槛检验的F值为39.73，通过采用Bootstrap法反复抽样300次模拟得到P值为0.0433，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余门槛值并不显著，因此存在一个门槛值，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结果如表4所示。

门槛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存在门槛值为4.6281的门槛效应，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借助似然比（LR）图能更加清晰地看出门槛值和置信区间的估计过程，如图4所示。

4.回归结果分析。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从模型（5）可知，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与其之间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产业转移表现为促进作用，但在不同水平下促进效果有所不同，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4.6281时，对产业转移的作用系数为0.7359，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当金融发展水平高于4.6281时，对产业转移的作用系数为1.0380，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有所强化，即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产业转移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上的可用資金增加，可以填补产业转移中面临的资金缺口;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能够推动金融市场更好地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转移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转移企业的融资成本;金融稳定性的增加可以为产业转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1）城镇化水平指标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东道国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能够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发展基础和产业升级空间;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满足居民更高需求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更高的比重，能够推动相关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东道国制度质量指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产业转移时更加偏好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或地区。制度质量高代表着政府效率高、治理能力强、政治经济稳定、法治程度完善、贪污腐败较少，有利于减少跨国产业转移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为企业的承接和运营提供稳定的外部条件。（3）GDP增长率指标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向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虽然存在向发展程度较中国低的国家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转移两个转移方向，但主要还是以第一个方向为主，即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部分产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还不完善，有利于中国与其产业合作。以中亚地区为例，中亚五国的轻工业、制造业较为落后，中国可将金属制品产业、材料加工业、棉纺织业等产业向中亚五国进行转移，同时提供技术帮助，推动产业合作，优化产业结构。（4）资源禀赋指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吸引中国企业向外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例如石油、天燃气储量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的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石油储备资源丰富，且全球近70%的天燃气资源分布在沿线区域，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吸引中国向沿线区域产业转移。

5.稳健性检验。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建立包含虚拟变量的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dum为虚拟变量，取值为0或1，当一国的金融发展指数大于门槛值4.6281时，dum取1;小于门槛值4.6281时，dum取0。交互项ln fd×dum的系数符号可以反映门槛效应的方向。根据上述回归结果，若交互项ln fd×dum的系数显著为正，则上述面板门槛模型的结论成立，即当金融发展指数大于门槛值4.6281时，能够促进产业转移的进行。若交互项ln fd×dum的系数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则上述面板门槛模型的结论不成立。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交互项ln fd×dum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和中国与沿线国家间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且，逐步控制变量时，交互项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转移的非线性效应比较稳定，所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不同水平下促进效果不同，具有非线性特征;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转移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东道国较好的城镇化水平、完善的制度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具有吸引和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为致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转移，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拓宽金融合作途径，助推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合作平台，拓宽沿线各国金融合作途径，推动沿线国家金融市场深度发展。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加大与各个国家及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率先国际化，推动金融资源在沿线国家间形成闭合回路，助力沿线国家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聚焦并推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沿线国家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第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赋能产业转移与合作。加快与沿线国家间交易平台、支付体系、结算系统等金融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有效发挥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从而提升整体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积极推动中国自身以及东道国完善金融法律法规、社会信用环境、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原则等制度安排，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第三，持续深化政策沟通，防范境外投融资风险。科学评估中国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境外投融资风险，建立并完善风险评价预警体系;加强与沿线国家在金融投资、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中国与沿线各伙伴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和务实合作，促进产业转移进程走深走实;加强与沿线国家建立税务合作机制，依托自贸区建设，降低关税和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转移进程中中间品进出口贸易所造成的影响，提高产业转移的效率;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作用和影响，形成覆盖面更广的商事调节服务，防范與化解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境外投融资风险。

注释：

① 数据信息来源于《经济日报》报道《陈文玲：深化中柬“一带一路”合作》，详细出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246094299061108&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信息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2020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详细出自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62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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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晓青）

作者：刘莉君 刘雪婧 刘友金

区域经济与地区经济金融论文 篇3：

构建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摘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状。在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背景下，构建多层次、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体系，充分发挥金融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中心；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等三个层次。

关键词：协调发展；金融中心；区域经济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目前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的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方面占据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中西部难以获得的附加利益。同时，国家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投资效益，增加了东部地区的投资比例，而且在体制和政策上给予优惠，使本来基础较好、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固定资产规模较大、投资收益较高的东部地区加速发展，东部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在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方面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6年，东部10省市、中部6省区、西部12省区和东北3省四大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2.8万亿元、4.3万亿元、3.9万亿元和1.9万亿元，占全国GDP的份额分别为56％、19％、17％、9％。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影响，而且也取决于对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的吸纳。随着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增强，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形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动。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为由农村进入城市，从西部流向东部。据统计，目前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人，跨省流动劳动力90％来自中西部，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约有2／3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市场主导的资本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投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和大都市圈集中的趋势增强，不仅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还促进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份额近40％，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增长极，发展潜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出来。生产要素流动改善了空间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

地区差距扩大虽然是伴随着国民财富高速增长而出现的必然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地区间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历史过程。但是。如果任由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持续下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了改变全国区域经济严重不平衡的状况，2000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各区域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形成各有侧重的开发重点。中央政府加大了向这三个区域重点领域的投资倾斜，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了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现状要彻底解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尤其是由于投资的地区配置刚性和投资的滞后效应，各地区的经济差距在短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扩大。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行调节，逐步缩小区域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差距，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区域经济差异的金融决定

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而解决资本约束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虽然在理论上说经济发达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金融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从资本的形成能力看，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大致有四个途径。首先，提高储蓄率。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本将会增加，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关键的资本要素。这一结论得到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支持。其次，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金融的发展减少了储蓄转化投资的障碍，增加了储蓄转向投资的渠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转向投资的提高，将增加用于生产的资金。再次，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缺乏竞争力即收益率低于市场资金使用成本的那些投资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减少资本浪费并提高资本使用率。在资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率的提高促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以致有更强的资金形成能力。最后，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自身运营效率，可以减少金融体系的占用资金和人力资源，从而增加可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可见，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核心是资金形成能力的提高。

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区域资本形成中金融有其特殊的聚合功效，从而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还表现在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作用，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构动力。当区域内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时，资本的流向决策将会建立在经济理性分析基础之上，即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以及资本使用成本将是资本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具有充裕的资本时，由于区域内不同地域资源禀赋或良好投资项目的差异，其各自生产内容也不尽相同，最终整个区域形成一个具有互补性强的区域经济体。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就是区域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资本不断流向效率高的投资项目，并且逐步摈弃了低水平、低层次的产业，因此，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由此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有必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调整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此外，金融业是高附加值的服务性产业，能吸引高级人才，形成大量知识性人才的汇集，从而对其他产业的发展造就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源优势；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金融是开放统一的系统，区域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功能的进一步深化，为经济中心提供服务。区域金融中心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略资源，将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区域投资的繁荣、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中，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断强化经济中心的区位和功能。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起来以后，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就成为其功能的主要表现，其经济效应将主要通过其辐射能力发挥出来。金融中心作为区域金融增长极，随着金融中心的发展，不仅会产生极化效应从而使大量金融资本和由此驱动的各类生产要素集中于该地区，而且还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把资金、技术和意识诸方面的改进和创新辐射到区域经济的其他部分去，带动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由点的发展带动面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为把本国本地区某一中心城市培育成为国际或国内区域金融中心而不遗余力。

目前，全球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种金融中心城市已有40多个。而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同时拥有若

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美国就有非常明显的国内金融中心体系，七大城市组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华盛顿特区是联邦金融决策与管理中心；纽约是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芝加哥是东部金融中心与期货交易中心；波士顿是基金管理中心之一；休斯顿是中部金融中心；洛杉矶是国内金融中心与太平洋盆地金融中心；旧金山是西部金融中心与高新科技投资中心。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欧洲金融市场，其明显特征是金融中心呈现多层分工、合作竞争的网络状态。既拥有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又拥有多个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由于欧洲金融市场的形成有一个不同于单一主权国家的历史过程，各个主权国都会基于本国利益进行协调，最终走向欧洲共同金融市场。欧洲经验表明，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不同金融中心能够依赖其各自不同的竞争优势共同生存和发展，在不同区域的金融中心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竞争与合作，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加速金融中心乃至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

日本虽然国土面积较小，金融中心为数不多，但也存在一个金融中心网络，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运行体系。东京属于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大阪是日本西部地区金融中心，横滨则是东部地区金融中心。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金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资金分布，更需要国家、地区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呈现出“两类六大”经济区域：一类是核心经济区，由三大经济区组成，即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另一类是新兴经济区，包括东北经济区、西部经济区、中部经济区等。新兴经济区的经济总量虽然较低，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背景下，构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充分发挥金融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我国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的布局

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些经济中心城市逐渐形成了金融中心，如以华东经济区域为重点，辐射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上海金融中心(目前正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环渤海经济圈已初步形成了对我国北部区域经济起重大影响作用的北京——天津区域金融中心；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形成了对整个华南经济起影响作用的深圳——广州区域金融中心。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建设金融中心的热潮，许多城市提出了建设国内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如中原地区的郑州、西北地区的西安、华中地区的武汉和重庆、华南地区的广州、东北地区的沈阳和大连等；继上海之后，北京和深圳也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虽然一个金融中心网络体系包括多个金融中心城市，但数量的多少则由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区域经济特征所决定。如美国经济总量大、经济结构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因而实际成长起来的金融中心也多些；日本经济总量较大，但因其国土面积有限，区域差异不显著，金融中心城市数量就少些。我国各地区争建金融中心反映了当前各地方政府日益重视金融对经济的巨大作用，希望通过金融中心的建立带动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盲目的建设金融中心，不仅不能很好的带动经济的发展，反而由于各城市之间金融资源的恶性争夺，造成金融资源的巨大浪费，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在研究和布局未来金融中心时，应根据国情来确定金融中心的数量和定位，要防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整体上对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比较优势，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

目前，我国的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应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中心；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三个层次。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的布局提出如下设想：

1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我国内地还没有国际金融中心，这与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不相适应。为此，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相比之下，上海具有明显的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是一国的国内金融中心。我国具有国内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只有上海，北京虽然是总部机构的聚集地，是金融管理中心，但在融资方面，其辐射的范围主要是北部经济区；深圳则是华南经济区的金融中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的研究表明，在全国200城市中，上海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其中资本、基础设施、区位、政府管理等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件有关的几个方面均排名第一位)；而深圳和北京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上海具有广阔的腹地——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覆盖主要的16个城市，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已被公认为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甚至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16城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4.5万亿元，达到46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平均增幅达到15.2％。上海继续扮演龙头角色，成为全国唯一一个GDP突破万亿元大关的城市，实现生产总值12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已连续第十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经济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

2　全国性金融中心——北京、深圳

北京、深圳两个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各具优势。

北京位于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的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并与京津唐和京津保一起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首都经济圈(即大北京地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北京还是全国资金清算中心、金融研发中心、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信息发布中心，云集了中央银行和全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银行总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和四大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全国80％以上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都将其业务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北京。此外，2008年的奥运会也为北京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为北京金融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商机。北京具备建设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客观条件。

深圳毗邻香港，在地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广泛地开展深港金融合作，将能充分发挥香港的资金和人才优势来加强和提升深圳的金融业水平与规模，最终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深圳是全国证券资本市场中心之一，全国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交所于1991年成立。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业和基金管理业非常发达，可以此为基础，重点巩固和提高作为全国证券交易中心、基金管理中心和风险投资中心的地位。另外，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20多年来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发展，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3　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沈阳、天津、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广州

在全国七大经济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华南选择副省级城市沈阳、天津、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构建区域金融中心。这些城市的共性是区位优势明显，综合经济实力在区域内保持着领先地位，并具有突出的金融实力，同时也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大区分行或直属营业部，是该区域的金融管理中心。

责任编辑　郑洪昌

作者：张亚欣　陈　茜